香港一百年的殖民地状态即将结束。
历史留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即将得到洗刷。在这个历史的时刻就要到来的时候，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为之庆贺。可是，香港的百年沧桑，长期的屈辱历史，无疑已经作为一种存在保留在我们民族历史的册页之中了。今天，在我们收回香港主权的时候，我们无疑是要为香港的未来设计一个较为合理的发展前景的。但是，香港的过去，香港过去的屈辱我们是绝不应该轻易就忘记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种不忘过去和努力开创未来是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历史，在什么时候都是现实的老师。正是因为现实的需要，历史才变得有特殊的价值，有着一种人们无法忽略的重要意义。
沉钟（邢军纪）的长篇历史报告文学《百年沧桑——一九九七香港回归纪实》（刊载于《时代文学》1996年5、6期，1997年1、2、3期），是在香港回归之前对香港百年历史所作的一种真实的文学复归。在邢军纪的作品中，香港的百年历史生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一种依据充分的历史资料复原了的生活场景、生活人物和所有的那些历史的矛盾的存在事实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历史是无法复原的。复原的历史只是历史的一种重塑，是很难同原来的历史重合的。可是，人们走近历史，认识和把握历史却是可能的。我以为，邢军纪在《百年沧桑》里，对历史的靠近是几乎重合了历史的原状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从在香港中英双方发生冲突以及此后中英围绕香港问题所展开的矛盾和斗争的大量内容，把香港问题的由来发展脉络记述得十分清楚。
作为一种有着历史品格的报告文学作品，《百年沧桑》的历史真实性价值是十分明显的。这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基础所在，也是它实现自己本身价值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我的阅读感受中，《百年沧桑》的价值，更多的也许在作者站在历史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对历史所给予的理性的关照方面。在香港的历史问题上，英国人曾经表现出的野蛮和无理是事实的存在。我们中国人民在此间所遭受的打击和痛苦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对此，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是无法掩饰和抹煞得了的。在涉及香港的百年历史的时候，这是个最为根本的存在事实和是非判断。离开了这种存在事实和是非判断，香港的百年历史就无法说得清楚。但是，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总是比较复杂的，过程和结果毕竟是有所区别的。邢军纪在他的作品中给了我们有关香港问题的结果，同时也给了我们这结果之所以产生的过程。在这种过程和结果之间是有着可变性的，不同的过程会有不同的结果。事情是不会只有一种结果，而不能有另外的结果的。所以，若是为了现实和未来的话，我们研究一下这个过程也许比简单地接受一个结论更有意味吧！我想在香港的屈辱历史就要结束的时候，邢军纪旧事重提，向人们再述伤痛的过去情状，绝不是依恋痛苦，恰恰是要在这痛苦的过去生活中找到当时可能避免悲剧或减轻悲剧的因素和可能。从而，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使人在感受历史痛苦的过程中走近历史和摆脱历史。使我们的认识在历史的基础上有一个理性的提升，而不光是情感的转变。
有关香港的历史，过去，人们更多的是从其政治角度来认识的。应该说，这种政治的认识角度是把握香港历史的一个主要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政治视觉的关照下，历史真实地表明了大英帝国的骄横和大清帝国的软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结论。可是，在认识香港的历史时还有没有其它的角度呢？比如，文化的角度。我以为这是可行的。记得几年前，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就在这方面有过较为成功的努力。现在，我所要推荐和评判的邢军纪的这部《百年沧桑——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纪实》，也是在做着这种相近的努力。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历史，应该说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思维更加深入了。政治一般的表现为一种直接的表面的内容。而文化却是一种较为深层的内容，它有着人们不易觉察和左右的力量。在香港的历史问题中，既有政治的利益的冲突，也有东西方两种区别很大的文化的冲突。过去，人们关注政治的冲突多一些，这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再加进文化的审视，也许就会在认识和总结历史的时候更超脱，更加能接近历史的本来状态一些。
那么，邢军纪的作品在哪些地方既正确地把握了历史的走向和重大的事实存在，又较好地表现了自己的理性关照，表现了文化的审视和思考呢？我以为作者在以下两个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有一定的新意和价值的。
注重事实的把握，不简单地依赖感情和一时的情绪审视历史的作法。
在面对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时候，能不能充分地占有史料，弄清事实的真相，这是能否有发言权的首要问题。在《百年沧桑》的写作过程之中，作者对于史料的收集和掌握是非常重视的。除去《序篇》作为开场道白存在以外，作品几乎是密切地沿着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一步步地逐一写来。既写出了每一次矛盾发生、激化、结束的起承转合过程，也写了这些小的事件在香港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在英国商人及海盗大量的贩卖鸦片之前，他们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他们的出口贸易销售，他们也曾经用力做过别的贸易尝试。但是，都失败了。据邢军纪报告，英国的商人曾经多次在广州等地试销棉纺织品，可是当地的人不识棉布为何物，看到这样细软单薄的东西，和自家的土布相比，只是颜色上娇艳一些，别的无甚优长，就很鄙夷它。结果，英国人大老远运来的印花布、天鹅绒等大都成了占库的废物一般。英国的西菲尔特一家公司，以为中国人和他们都一样，吃饭也是要用刀叉的。就不远万里运来了大批的西餐用具。
结果，这些也许是他们国内着名的品牌餐具，自运到之日起就一直束之高阁，一放就是好多年。伦敦的一家公司，以为中国的人多，像他们国内一样，弹钢琴的人一定不少。于是，就运来一批钢琴到中国销售，结果是，一直到钢琴受潮变质，也无人问津。这一次次的失败，亏本，当然使这些英国人着急，恼火，在看到贩卖鸦片可以有暴利的时候，他们自然就疯狂地投身到这种罪恶的经营中去了。因为相互的陌生而产生的这种后果是遗憾的。但是，英国的商人们在经营失败之后就丧失良知，危害他人，是极为卑鄙的。问题是，当这种丑陋的行为出现以后，中方应当如何妥当的处理，就是一个很有讲究的问题了。我想，这些事实的提出，对于人们了解和认识英国人为什么那么看重和贩运鸦片到中国来是有帮助的。它为人们从源头考察事变十分有用。那位名叫义律的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起初，在鸦片走私渐盛的时候，也是力主禁止的。在中方的禁烟令下达时，他适逢新任，竞也发布了一项文告，命令那些专事鸦片生意的船只及早驶走，并宣布对被抓获的走私船只撤消保护，嘱其遵守中国的法律。不管他的这种行为是真心还是假意，但是，最少表明他还是有一种合作的愿望的吧！可是，中方的官员，或者是缺乏办理涉外事件的经验，或者是出于中华帝国的自负习惯，反正是没有向对方表现出一种应有的热情及合作的态度。这不仅刺伤了义律的自尊心，也使中英双方的误解和对立越来越严重了。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多起，不必一一地叙述了。从这些也许是非常接近事件发展原状的事实中，人们是不难对复杂的历史事件有所分析和判断的。作为一个已经走上工业化了的帝国，它是需要有大的市场的。作为出门做生意的商人，他是要挣钱的。在这种国家的和个人的利益都已丧失的时候，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和他们的商人是不会罢休的。这是一种国家的威严和欲望的追求，这是商人们的利益的失落。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下，英方的这种情绪和心态是不能不考虑的。可是，中方的有关方面和有关人物，恰恰对此有所忽略。这种忽略的结果，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起来。这种站在事实基础上的报告和反思，是有利于人们认识和总结历史的教训的。单纯地从感情出发，一味地指责对方的野蛮和非理，而看不到自己的缺陷和失措的地方，那就很难避免陷入到片面性中去。以上所列的这些较为切实细小的历史生活现象，在过去那种从大的政治的角度看待和分析香港的问题时也许是忽略的。可是，当作者换成文化的，生活的角度再来面对这些现象时，它就有了某种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了。不重视这些在当时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和人的心理，是不易感受和把握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脉络的。
因为有了新的视角，历史的，细小的生活现象就衍生出一种新的，理性的价值和意义了。
在真实充分地揭露大英帝国仗势欺人，以强凌弱的无耻暴行的同时，也能比较理性地反省大清国上下人等的缺陷和封闭愚昧状态，这是作者在关注香港百年历史时的重要认识视角。
为什么大清国在香港的问题上处处被动挨打，委屈求全，割地赔款，受尽欺侮呢？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自身的贫穷和软弱。但是，这种现象的发生，又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例如，盲目自大，自我封闭，就是一个十分突出而又重要的原因。其时，作为大清皇帝的道光，是“至今仍旧不知西边”。而清朝的各级官员，也是多不知中国之外的事情。他们受“天朝中心”论的影响，只知中国是九州贡赋的地方，哪里晓得还有比自己更强盛的美利坚、英吉利和法兰西之类国家。就是像林则徐这样的人，对外也是知之甚少的。例如，他第一次到了夷人居住区之后，就有这样的印象：“惜夷服太觉不类，男人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更有一种鬼奴，谓之黑鬼，乃谟鲁国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有高髻。衣则上而露胸，下而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更有一些官员，盲目自大，认为中国自立于世，万事不求人。离开了夷人，可能会活得更好。
而夷人却不同，中国的茶叶等物，在西方已如食物般重要，一日不用，便难以为继，那是须臾离不开的东西。不是我离不开你，而是你离不开我，是你洋人有求于我。如此的封闭，可笑的自负，使得一些人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一旦与外人发生纠纷，动不动就拿出天皇大国的架子来，企图以威治人。再不行，就以割断联系相威胁。而一旦遇上了强硬的对手了，就又一下子变得软弱驯服起来了。例如，林则徐到广东实施禁烟行动之后，英人见他态度坚决，英人自己内部就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想用强硬的态度相对抗，也有一部分人愿意停止鸦片贩运，继续进行其它的贸易。这时，本应采取分化的政策，视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对待才是。可是，道光皇帝却是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下了一个似乎是很有魄力的决断。他下谕林则徐：“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然而，也许就是这道缺乏区别的圣旨的下达，一下子把事情搞复杂了，把矛盾激化了。在所有的英国商人都无法在中国从事贸易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致行动来和中国人对抗了。而且这样的措施，恰恰为一些不法商人所利用，他们上书英国政府，结果，英国政府就成了他们的后盾。至此，中英之间的一次严重冲突不可避免了。1840年6月22日，伯麦在英舰上发出公告：“现奉英女王陛下政府命令，本司令特此公告：从本月二十八日起，对广州人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进行封锁——”闻名于世的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了。今天，邢军纪如实地把这些真实的历史现象报告给读者，是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思考的。我们决不是要为当年的英帝国作什么辩护，掩饰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恶。我们只是想表明，如果当年的清政府的皇帝和大臣们不是那样的自负封闭，与世隔膜，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富有灵活性一些，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可惜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清政府还不断地有一些失策的行为，使问题更加的复杂和严重起来了。也可以说，英国人在一定的时候，是利用了清政府的失误作为借口来不断地实现自己的欲望和目的的。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人们是应该有所摆脱和自由的。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看历史，或许能把历史认识得更加清楚准确一些。所以，作者为人们提供了历史的本真的同时，也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对历史的思考。在这些思考的过程中，作者没有忽略政治的评价。但是，他明显地在注意传统的习惯，固有的文化以及保守的行为所具有的局限和破坏性的。
在林则徐这样有识有断，堪称其时英才的人物身上，且有这些明显的缺限，就更不必说其它大多数的人了。但是，也有比较明白的人。可是在那样的年月里，明白的人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作品中提到在1875年上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就是一个在切实地接触了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之后，变得较为明白的人。郭嵩焘在认识和总结“夷祸之源和夷祸之因”时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攫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郭嵩焘的这些看法，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可是，就是这个郭嵩焘，其时是遭到了清朝的满朝责骂和围攻的。在这些围攻的人中，随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刘锡鸿最为激烈。他给郭嵩焘列了三罪：一是郭在英参观炮台时，因为天冷披了夷人的大衣，这是失节；二是参见英王时，见到英王时竟擅自起立，这是有失大国气魄，忘了天朝的尊严；三是在英王官听洋人音乐，向洋人要乐单，对洋乐有所推崇，这是有失身份，属汉奸行为。在上下的一片指责声中，郭嵩焘在1879年辞职了。郭嵩焘的命运，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侧面，有助于人们认识那个时代，认识有关香港的历史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指出历史社会生活中的人物的缺陷和失措的地方，并不是要用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历史的研究报告中，作者如果放弃了现实的眼光和认识高度，把自己混同于历史的人物一样的生活，那么，即使最真实地接近了历史的事实，它对于历史和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人们之所以需要历史和研究历史，其目的就在于以史为镜，鉴古论今，认识和发现对现实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历史，作为一种事实的存在，它具有见证的作用。可是，若是要发现和发挥历史的作用，就需要有激活历史的动力。什么是激活历史的动力？这就是一种从新的角度和新的认识出发研究历史的方法。
作为历史的报告，《百年沧桑》有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追踪，也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思考。因此，它明显地不同于那些纯粹的历史研究着作，自然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着作。我把这种用现实的眼光追踪报告历史社会生活事件的作品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史志性报告文学”，就是一种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研究和表现历史社会生活的新方法。“史志性报告文学”，因为题材对象是历史的，所以，它必须尊重历史的事实。努力地接近或完全地实现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是这种文学作品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地方。作为一种文学品种，“史志性报告文学”也理应突出和加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表现。这种表现，既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又要有尽可能高的典型性和形象生动性。“史志性报告文学”是一种早已出现，但直到本世纪九十年代初才被人们认识和命名的新的报告文学品种。这种报告文学品种的出现，开阔了报告文学的题材领域，为报告文学的思辨性的加强，为报告文学从更多的角度参与现实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途径。
《百年沧桑》在报告历史事实方面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是要给予充分肯定的。在文学的报告历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过程中，也是有特点和成绩的。作者把时间作为一条纵穿历史的线，把和香港问题描写有关的事件人物作为重点报告对象。这样的结构方式就使得矛盾纠葛复杂，延续时间较长的香港问题变得眉目清楚重点突出了。这有利于人们对香港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在述史的方面也显得十分的重要。作品报告林则徐大器清高，镇静孤傲，多谋善虑，为官廉政和义律内心丑陋，行为奸诈的形象很不一般。其它人的心理性格表现也不俗。描写虎门销烟和中英双方的冲突场面也是出色的。报告文学因为受真实性的局限，作者在表现事件和人物的时候是很不自由的。要较好地表现出事件和人物的生动形象性，就必须充分地掌握事实，并对事实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认识。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作家才可能找到相对的自由，才可能进入比较从容的写作状态。我从《百年沧桑》表现出的行云流水般的叙述和描写，感到了邢军纪报告的从容。他把那么多的材料组织得井井有条，用得适当，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人物，如叶名琛这个人物，虽然笔墨不多，但却把他相信虚无玄想，胸无韬略，手无利器，可能做到临危不惧，冷静孤傲，忠君不移的性格表现得十分突出。所以，在阅读《百年沧桑》时，我们不光有丰富的历史信息的收获，还时时会有一种文学的感染。作者在历史和文学的衔接与转换中的用心及收获是显见的。我以为，《百年沧桑》的不足是，作者没有把自己的文化关照和理性认识表现得更加自觉明了一些。作品时常把很有见识的内容湮没到对事实人物的叙述中去了，而没有将其整理得较为理性和明朗一点。
在香港的主权就要收回的时候，读到邢军纪的新作，再次从一个新的角度和形式中感受一下香港的百年历史，记住民族屈辱的历史和那个时代人物的缺陷，在反思中有一种理性的提升，是很必要的事情。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屈辱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去创造美好辉煌的未来吧！
1997年5月9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