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创作的颓势在一两年前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但是，前两年，还总会有一些在读者中叫得响的优秀作品出现。这样，主打作品的存在就影响和确定了人们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整体评价，误以为创作十分繁荣。其实，这种繁荣是比较单一的和有限的，它比起报告文学真正繁荣的八十年代中后期的那种全面的繁荣来，实在是显得微薄一些了。不能否认报告文学在九十年代以来发展和革新的许多成果。九十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家作品，我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这个名单中的作家和作品，有些是完全可能在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历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可是，尽管这样，也不能不看到报告文学创作在九十年代以来因为参与现实生活的不力，因为在许多现实社会生活矛盾面前表现得无所作为，从而大大地减弱了它在社会生活和读者中的影响作用的事实。报告文学是一种现实性很强的文学创作。现实社会生活既是它赖以生长的基础，也是它可以充分展示自己性格和作用的舞台。
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品，一定是对于社会的现实生活有着非常直接的感受和理解，有着代表前沿智慧的关照。这样的作家、作品，不光是为人们认识和了解现实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可能，而且会为人们理智地观察和把握现实社会生活提供有益的帮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这样的作品是愈来愈少了。在小说创作中，还有“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现象，可是，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我们却只能谈论“史志性报告文学”的收获。“史志性报告文学”的突出表现，虽然说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变化和成果，它对于现实社会生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但是，缺乏对现实社会生活矛盾作直接的应对，毕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严重缺陷。
也许，有人会对以上的看法不认同，认为报告文学创作的情况不完全是这个状况。不是出现过许多描写先进人物和重大工程事件的报告文学作品吗？难道这不是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积极反映！我不否认这样的事实。近些年确实出现过一大批描写不同战线上先进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有过一些以某一项重大建设工程为题材对象的报告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中许多人的先进事迹和自觉的牺牲精神确实是十分感人的。报告文学表现他们本身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热情的回应。但是，我认为，这些作品大多是在新闻媒体对某一个对象进行了充分而又全面广泛的报道之后，才由报告文学作家去进行文学报告的。所以，它在一开始时就已经表现滞后。更何况在现代化的新闻媒体的追踪覆盖下，报道的对象是否还有值得报告文学作家再度开发的内容，即报道的对象还有新闻没有关注到的地方，报告文学作家是否就能够关注到并报告给读者呢？不能比新闻报道为读者提供更新更多的内容，就难以因为改变了报道方式而赢得读者的欢迎。许多这种以先进模范人物和某一项工程事件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显得一般化，未能在读者中造成大影响的原因就在这里。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是有某些内在联系的。但是，报告文学创作不是新闻报道。它是作家在社会生活中自主选择和独立表现的一种文学创造活动。报告文学作家应当非常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动态发展，可是，他不能丧失自己的独立感受和自主表现。报告文学作家如果把自己的创作活动完全地等同于新闻报道，或是机械地追逐新闻的脚步，那就是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从而使自己变成新闻的附庸了。新闻正在有力地约束影响着报告文学创作的能动性表现。这也是报告文学创作走向平实，缺乏个性，少有创造的因素之一。
报告文学创作缺乏生机的原因还在于作家思维和行动存在着一定的单一性和局限性。近几年来，报告文学的题材并不单一，甚至可以说是丰富多样的。可是，因为作家们都在用力地在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活动，思维和写作较少与社会生活的热点话题相沟通，作品的内容也与现实的生活矛盾有间距，在某些老的题材上又缺乏更新的开掘，所以，创作既缺少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冲击，也显示不出某种集团的优势来。例如，张建伟和李鸣生是近些年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最为出色的两位作家。张建伟在历史题材的现实报告中很有特性和成绩，已经发表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和《温故戊戌年》，受到人们很好的评价；李鸣生创作的“航天四部曲”《走出地球村》、《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和《远征三万六》，也是获得人们好评的作品。张建伟、李鸣生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题材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然而，他们二人的作品在题材上都与现实社会生活有一定的间隔，尽管在较深的层面上对于现实有着用心的关照，但在一般的读者看来，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似乎属于历史和已经过去好久时间的事情了。他们二人在创作上似乎也没有多少相互的联系和呼应，而是自成格局，各自为战。还有，像徐刚。徐刚是比较早地参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题材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伐木者，醒来！》当初发表出来时，曾经使许多人感到震动。这几年，徐刚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写作，先后又发表了《最后的疆界》和《水啊，水》等相近题材的作品。作家为写这些作品所花费的工夫，作家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和生态问题的严重性，使每一个读过他作品的人都会感到震惊。可是，这些作品，似乎已经没有了《伐木者，醒来！》发表时那样的震动了。也许是因为人们对这样的问题已经熟视无睹，或许是作者的这些作品除在呼吁的内容上有所区别外，表现出了认识和手法的单一。这样的现象还存在于黄传会、何建明、卢跃刚、邢军纪等人的创作活动之中。总之，报告文学作家们的创作单一，缺少对某一个共同目标的追求，缺乏相互有力的创作竞争局面，也是报告文学创作成绩得不到整体显示、造成强烈影响的一个原因。
回顾1997年的报告文学创作，首先要提到陈祖芬的《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这是作家在偶然情况下选择的创作题材。然而因为题材和人物对象的生动性和诱惑力，作家的写作就显得十分地投入。陈祖芬在作品中把自己对大连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和薄熙来作为大连市市长所具有的人格魅力的发现，在一种似乎不经意的描写中进行了真实生动的报告，使人们对于大连的认识，对于薄熙来的认识一下子从传说转变为现实的感受，从感觉上升为理性的理解。报告一座城市的巨大变化和描写一个市长的政绩与性格，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陈祖芬因为有了许多年写作的经验，有了她锐敏的感觉和观察，所以，她的作品虽然描写的是薄熙来在大连市工作的一些片段，几个镜头，但却把大连的变化，把大连的面貌和状态，把薄熙来思维新奇，行动果敢，富于想象，勇于开拓，极具现实和浪漫的性格和做派表现得非常真实与充分。薄熙来说，多为老百姓做好事最开心。我们在陈祖芬的作品中看到了薄熙来不断做好事和不断地开心。尽管，他的每一次开心也许都伴随着艰难或苦涩，可现实就是这样多矛盾的世界，谁又能够躲避得了呢。类似的作品，还有文乐然报告大庆新“铁人”王启民以科学的杠杆启动大庆航船继续前进事迹的《宁静地带——走近王启民》，秋叶报告长沙市市长袁汉坤事迹的《市民与公仆》，何建明报告常熟市蒋巷村党支部书记常德胜带领群众艰苦致富的《共产党人》，罗盘报告河南卫辉市唐庄乡乡党委书记多年为农民干实事、解决实际困难事迹的《太行公仆吴金印》，余炳年、陈淑敏报告河北井陉县人民为摆脱贫困所进行的艰苦努力和市县两级不少有关扶贫干部无私牺牲事迹的《让历史原谅我们》等作品，都各有动人之处和自己的特色。
咏慷的《执着人生》对部队各级众多审计干部的不平凡经历的描写；王琰在《绿部落》里对活动和奉献于川藏高原上的油料战线官兵行为与精神的描绘；徐剑在《鸟瞰地球》中对多年来一直在偏僻山区为构筑导弹阵地而艰苦鏖战、奉、献出许多血汗、甚至作出牺牲的军队建设者的报告，任真在《边关》中对驻守在风雪边疆的解放军官兵生活和工作状况的报告等，织成了现实军队生活的一幅严峻的图画，使人们对于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官兵产生了更多的理解和崇敬。
何建明的《商市在常熟——中国农民第一集市启示录》、任斌武的《中国有个雅戈尔》及其续篇，是描写一个农民集市的兴起发展和一个农民企业事业发展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人们可以具体地看到，市场经济是怎样像一个有力的杠杆推动和改变着现实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形象。常熟的商市，从一个小小的服装市场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由二十余座商业大厦构成的巨大商业市场，日流量十几万人，年成交额过百亿元人民币，利润过亿元；雅戈尔服装集团在集团总裁李如成的领导下，由一个街道办的小缝纫厂发展成今天这样在全国已有自己的名牌衬衣、有亚洲最大的西服生产线、拥有数亿资产、年利润超亿的现代化服装企业集团的事实，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及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人的巨大潜力和能量。这篇作品是人们了解现实中国经济状况的很好的参照。
关注现实社会生活问题的作品很少，所以，郭传火的《中国保姆的婚恋梦》是引人注意的。随着生活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有许多年轻的农村女青年来到城市当保姆。这些人出生在农村，进了城市之后，因为对农村和城市感受理解的差别，使得她们对城市生活有非常强烈的依恋。在她们无法通过别的渠道真正进入城市时，不少人就有了通过和城市人联姻走进城市的念头。然而，因为有些城市人的善意的或无耻卑鄙的、虚伪的心理和行为，使不少保姆在追求城市生活的婚恋梦中感受到了复杂的人生况味。许多人在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和屈辱之后，才理解了自己和城市的距离，感受到了现实生活因为复杂的原因而给人们带来的不公平。作者在描述了不少保姆的婚恋状况之后，深入地表现了她们的无奈和失落心情，是会让人产生许多感触的。刘庆邦的《生命悲悯》，对因煤矿瓦斯爆炸而死亡的矿工家属悲痛情形的描述，表现了人在生命突然非正常死亡之后所有的悲痛状况，在一种极其哀伤的环境气氛中对失去的生命表示出了充分的悲悯。作品以死亡给人带来的痛苦表现珍惜生命的必要，以活人对亡者的悲悼表现了生命对于自己和亲人的重要性。用仔细的观察和准确的白描表现痛苦，审视生命，在平常人们认识和总结突发事故时忽略人的生命价值仅从经济损失方面看问题的作法之外，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以尊重和爱惜人的生命为其目的的。所以，它应当更加得到人们的重视。
在对人和人的生命的关切方面，胡平的《美丽与悲怆——浦熙修与她的年代》是一篇十分重要的作品。浦熙修在四五十年代，曾经是我国新闻战线许多人所钦佩，并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所看重的着名记者。可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因为许多复杂的原因，她被那个时代的浪潮湮没了。她曾经是那样的美丽，然而，或许因为她的这种美丽，她后来的悲怆也就显得更加的深刻。这是一篇关于一个杰出女性的美丽与悲怆的深情叙说，这是一曲令人伤感和痛心的历史哀诗，这也是历史留下的一个丑陋的疤痕。在一个历史时代中看取和追踪人物的命运，在人物的经历命运中认识和表现历史，是这篇作品的显着特点。作者在对事实的文学报告和理性的关照两方面都有着成功的表现。这是1997年中最为值得注意的作品，它富有内容，更富有表现和理性的才华。丰收的《西上天山的女人》，是对一批女性人物历史命运的描写报告，其内容和表现也是值得称道的。在建国之初的五十年代，一支英雄的部队开进了新疆的广大地区。他们的任务，就是屯垦戍边。可是，因为部队人员中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影响着干部战士的思想稳定和情绪稳定，也很不利于他们长期戍边决心的树立。为了解决这个紧迫而又棘手的问题，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先后从湖南、上海、山东和江苏等地招收了一大批未婚女青年补充到部队中来。这些女青年来到这里的任务，就是嫁人为妻，扎根边疆。从此，这些女青年就开始了她们多少年滑稽曲折的、幸与不幸的婚姻命运，开始了她们作为女性在戈壁荒野艰苦劳动、不断奉献、有所作为的新奇悲壮的人生。作者通过对自己母亲和一些熟悉的叔叔、阿姨真实经历的纪实描写，为这些曾经在新疆的稳定和建设中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女性们树起了一块动人的丰碑。作品感情真挚，描写细腻，不易多得。
在对重要事件的报告方面，邓琮琮、张建伟的《中国院士诞生记》和张波的《驻军香港》是引人注意的作品。《中国院士诞生记》为读者报告了中国院士制的由来和发展状况，很富有历史信息和知识性。作品结合院士制的沿革，对许多院士人物的科学成果和科学人生状态进行了真实生动的描绘，这就使得一个可能被写得枯燥的对象有了人的情感精神及事业内容，使之成为了一篇史迹翔实、人物形象鲜活生动的报告文学作品。《驻军香港》较为充分地报告了香港驻军所承担的重要历史任务及组建过程中的有关内容，为我国收回香港主权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留下了一篇文学的记录。
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是一部奇特而又十分重要的作品。作者是一个“八路”的后代。他利用在日本留学的空间，利用送外卖的机会，接触了一些当年的侵华日军，记录了他们对当时生活的经历和回忆，描述了这些人今天对那种历史行为的思想认识与心态，并有许多新的资料和图片。
这些活动的资料和历史实物见证，真实地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透露出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并未绝迹的信息。作品在一个极具个性化的创作方式下，为读者、为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迹记录，确实难能可贵，值得珍视。
回顾过去，有时候是愉快的，有时候是惆怅的。在回顾1997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时候，我的惆怅心情似乎更多一些。
这是一种不满足的表现，是一种遗憾的表现。但是，它不是失望，不是遗弃，而是包含了更多的期待。现实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一次真正历史性的变革，这个过程可能会经历如同分娩一般的巨大痛苦。可是，正如同经历分娩的痛苦是为了新生命的诞生一样，这痛苦中是有着深情的期望的。这种从痛苦到新生的嬗变过程，是报告文学作家大有作为的极好机会。现在看来，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和社会现实生活所提供的可能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我希望报告文学作家朋友们能够看到这些距离，很快地调整思维和行为方式，使自己真正参与到生活前进的变革洪流中去，在作品中用自己的观察和理性促进生活的前进，表现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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