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像我有些同学的父母那样将考大学挂在嘴边上，但是他们每一点细致入微的关怀，每一句殷殷叮嘱的话语，都能使我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还有一位姐姐，她在国内读了大学后，又留学日本，每逢谈起她，爸爸妈妈总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那时，姐姐就是我的榜样，姐姐走的路似乎也是我应该走的路。后来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龄人愿不愿意，上大学，这似乎是一条规定好了的路，在我们前面，已有无数师哥师姐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们后面，还将有无数的师弟师妹从这条路上走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你们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考大学。
为了考上大学，虽然我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学习也算是刻苦的。我不喜欢英语课，可是为了高考不拉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背单词，记句型，那些日子背单词我背得昏天黑地。虽然下了这样的苦功夫，后来进了大学，我对英语也没热爱起来。上课时，我不得不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走，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考上大学。
记得上高中时，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给一篇课文分段，并写出段落大意和课文的中心思想。我向来就对这种划分段落，总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业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个人阅读，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况且，划分段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划分。那次，我的作业得了低分。老师在课堂上严肃地说，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试时，必须按标准答案答题。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心所欲地答题了。因为我知道，如果随心所欲下去，我也许就考不上大学。
记得有一次，化学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堂练习。我做错了一道题，是因为粗心大意，而不是不会做。老师将我狠狠训了一顿，罚我回家后做100道化学题。那天晚上，我做题一直做到凌晨。心里虽然百般委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如果当时不是一心想上大学，我一定受不了这份委屈。
上小学3年级时，我爱上了摄影。开始，也就是拍拍风景照、人物照。后来，我进行了一种尝试，就是将正活动着的人或动物拍成一组，有点像动画片。我将这种反映连续动作的照片给同学看，同学说，你这拍得有点像电影。我一下子很振奋，觉得拍电影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兴趣和爱好其实早在小学时就开始潜伏在身上，只是为了考大学我闭目不见而已。因为上大学与玩摄影比起来，前者似乎实惠得多。
但是，上高一时，我又一次产生了搞摄影的冲动。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由于城市建设，北京的胡同正在逐渐消失。我产生了一个冲动，我想去拍胡同，去将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胡同拍下来，留下一份史照。那年的寒暑假，做完作业，我就背着相机、骑着自行车出去，见胡同就钻，拍完了，还找那些爷爷奶奶或大伯大妈们打听胡同的起源和历史，记下了不少资料。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时，我还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那时候，我陆陆续续已经拍下了几十条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学习压力终于使我不得不中断了拍摄计划。
为了考上大学，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那是我对自己内心欲望的一次妥协。后来我才明白，那种欲望并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强加给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以后呢？以后的路怎么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6年，其实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我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因为在那时，上大学似乎已成为我的终极目标。
这种随波逐流，在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又可略见一斑。1997年，我参加了高考，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填报学校和专业时，虽然我很想上电影学院，可是听说电影学院不是重点大学便犹豫了，觉得亏了。父母建议我报考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母亲是上海人，对上海怀有一份特殊感情，我也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于是，学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将那所大学所有的专业都看了一遍，似乎没什么感兴趣的，后来觉得自己化学还可以，就胡乱填报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终于跑到了终点，我只知道自己是胜利者，其他我就不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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