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午后的酒吧，在听着王姗的倾诉时，一张清瘦苍白的脸从记忆的深处，清晰地浮现出来。
那是1997年初，报社派我采写一组有关贫困大学生的报道。当我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时，我发现，这些贫困生有80%来自农村。我还发现，他们所选择的专业大都是学费较低的、不太好的专业。
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山区、名叫林永强的年轻人。我是在学校学生处提供的采访名单上看到“林永强”这个名字的。据他们介绍，林永强是个孤儿，属特困生，学费和生活费的来源主要靠他自己做家教、打零工，可是他学业成绩优秀，连续两个学期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估计林永强外出做家教该回学校了，便去学校找他。面前的林永强，中等个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脸色有点苍白，可谈吐中却透露出一种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成熟和沉稳。
林永强出身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本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姐姐12岁那年患病死了，听说得的是肺炎。林永强上高一那年，一辆装载重物的货车，将一辆装满了人的手扶拖拉机撞进了山崖，那辆手扶拖拉机上有林永强的父亲、母亲和弟弟。
得知噩耗，他狂奔了50多里山路，一路哭着嚎着从学校赶回了家。家里躺着3具血肉模糊、已经冰凉的尸体，双目失明的爷爷气若游丝地躺在床上。林永强抱着爹哭，抱着娘哭，抱着弟弟哭，哭得昏天黑地。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林永强安葬了亲人。成了孤儿的他，与双目失明的爷爷相依为命。失去了父母，林永强已无力再继续学业，他准备辍学外出打工，等挣到了钱再回来读书。可是村委会的干部对他说：“你是咱们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而且成绩那么好，如果退学太可惜了。”他们劝他回学校，说村里的乡亲们会帮助他。
从那以后，村里的乡亲，东家送一把米，西家送一棵菜地帮着他们，村委会的干部还亲自到学校为他说情，请求为他减免学费。
1995年高考，林永强终于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成了地区的理科状元。老师告诉他，他的成绩足够填报最好的学校。
村里的乡亲得知消息，跟他一样高兴和激动，在他家门口燃放了一挂千响的鞭炮。
当最初的兴奋和激动过去之后，林永强开始为学费发愁。很久很久以来，他一直就有一个梦想，梦想自己能走进清华园，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曾研究过清华大学近年来的招生资料，他知道，凭他的考分完全可以大胆地填报这所学校，他最想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
但是清华大学每年的学费就需要几千元，几年的学费在他的眼里是个天文数字。巨额学费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横在他的面前。填报志愿前的几个日夜，他一直在痛苦地思考着，在反复地抉择着。
爷爷知道他在为上学的钱发愁，一天，趁他去地里干活，爷爷一路点着那根帮他认路的竹棍，敲开了乡亲们的门。每进一家，他都双膝跪下磕着头说：“帮帮我的孙子吧，将来他有出息了，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他家乡的这个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他所在的这个乡，又是全县最穷的乡，村里，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因为穷，这个乡的中小学生辍学率在全县是最高的。虽然如此，乡亲们仍倾其所有，他们将一张张带着体温，沾着汗水的钱放在爷爷的手里。
见爷爷手里拿着一摞皱巴巴的钱摸索着回来，林永强抱着爷爷哭了。
爷爷笑着安慰他说：“别哭，别哭，这下好了，你有钱上学了。”
他一张张地点数着爷爷借来的钱，一共是一千四百零八元两分。也就在这一刻，林永强作出了决定，放弃理想，放弃清华，填报一所学费低的学校。作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是他别无选择。他不能再让爷爷为他操心了，他不能再让爷爷四处为他借钱了。况且，他已经无处可借。
他将招生报摊在床上，一所一所学校地寻找，寻找学费在1400元左右的专业。他终于找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学，这所学校的教育学专业，每年的学费只需1400元。于是，他决定填报这所学校的教育学专业。当林永强在第一志愿里填上这所学校时，他的手在哆嗦，他的心在哭泣，因为贫穷，他不得不放弃他本可以去的清华，他不得不向命运妥协。
进大学后，林永强一边学习，一边做家教、打零工。周末，他上午去做家教，下午去帮人挨家挨户送广告，送一份5分钱，有时还会去建筑工地做搬砖、和灰泥的小工。暑假和寒假他都没回家，一边打工，一边看书学习。他不但要凭自己的能力完成学业、养活自己，他还要让受了一辈子苦的爷爷过上几天好日子，他每个月都要给爷爷寄去100元钱。
天渐渐黑下来。告别时，林永强悄悄告诉我，他正在自学建筑学专业的教材，他想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我听了很震惊，我没想到，他仍在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自学之路。
那次见面后不久，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也失去了与林永强的联系，我不知道他是否圆了他的清华梦。但是我知道，那个梦就像一盏灯会永远地亮在他的心里。
第十一章 理想教育和创造性教育的缺失，使他们在人生的重大选择面前，缺少选择的能力
“服从调剂”让王姗不得不交出自己的理想，交出自己选择的权利。贫穷让林永强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理想。可是，在众多所学非所爱、咀嚼着痛苦的大学生中，有许多人却是因为在填报志愿时，并不知道自己热爱的是什么，自己的理想是什么，自己需要的什么。
在过去的岁月里，一心埋头学习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成了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以为，只要进了大学，理想就实现了。没有人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建立在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上的理想，这种爱好和兴趣才是创造的源泉。没有人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会少一些失败，少一些坎坷。学校没有告诉他们，家长没有告诉他们，那些充斥街头报摊的各种报纸和杂志似乎也没有告诉他们。学校只关心他们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不能考上名牌大学。考上大学，可以为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增加分子而不是分母，如果能考上名牌大学，不但能为学校带来荣誉，带来更好的生源，还能带来财富。家长也只关心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他们十几年的辛劳，十几年的焦虑，为的就是这个目标。对于这些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学生来说，真正的理想教育其实一直是一个空白。
然而更可悲的是，由于社会、学校、家庭的关注点全聚焦般地投射在能不能考上大学上，创造性教育也几乎成了空白，有许多人的兴趣和爱好在幼年时就被粗暴地掐断了，成了书本奴隶的学生，又遑论兴趣和爱好！
正是缺少了理想教育和创造性教育这一课，学生才会在人生的选择面前，或茫然无知或不知所措，而缺少选择的能力。
在采访中，我不只一次地听他们给我描述填报志愿时的情景。
一位在北京某大学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女大学生说，她的志愿是老师帮定的。那天，要填志愿了，老师身边围满了咨询的同学。她很想报上海复旦大学，可又拿不定主意。她挤到老师身边，问老师是报上海的学校还是报北京的学校，老师想了想说：“你就报北京吧，听说上海人很排斥外地人，再说，北京离咱东北也近些。”于是她就在志愿表上填上了北京的一所学校，她又去问老师应该报什么专业，老师又想了想说：“女孩子嘛，学管理吧，学管理的，一般都是坐办公室。”于是她便在专业那一栏里填上了行政管理。
一位学园林专业的大学生说他的志愿是父亲定的。那天，县招生办给他家来电话，说有两所大学都愿录取他，一所是林业大学的园林专业，一所是化工大学的自动化专业。那天，他刚好不在家，接电话的是他父亲。父亲是老林业工人，对林业情有独钟，当即就告诉对方，上林业大学。
这位大学生说，如果是他选择，他肯定会选择去化工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可是父亲已经代替他选择了，他想改变也不可能了。
上大学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当事人却没有选择的能力，或者轻易放弃选择的权利，这不能不是一种悲哀。
一天，我去一所工业大学采访，中午在学生食堂吃饭时，见邻桌一位戴着黑框眼镜、气质儒雅的大学生，正一边吃饭，一边漫不经心地翻看一本《财经》杂志。见我在注意他，他抬头朝我微微笑了一下。
我说：“你喜欢看《财经》？”
他笑着点点头。
“你是那个系的？”我端着碗坐到他对面。
“材料科学。”
“你喜欢这门专业吗？”
“不喜欢。”他回答得很干脆。
“既然不喜欢，当初为什么要报这个专业呢？”
“当时很幼稚，稀里糊涂就报了，那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进来后才发现我对它一点兴趣都没有。”
后来我知道他叫陈忠，是99级学生，来自湖南湘西。陈忠的家在湖南湘西一个傍依沅江的小镇上，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那是一个充满了灵气的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不过，当年沈先生看到的石板路如今已铺上了沥青路面，当年卖麦芽糖、竹背篓的店铺早就没有了，已建起了钢筋水泥的楼房。可是在陈忠的眼里，那里仍很封闭和落后。还在上小学时，他就有一个“理想”，这就是考上大学远走高飞。其实，这个“理想”是父母告诉他的。从小学时起，当工人的父母就不断在他耳边灌输着上大学的“理想”，他们告诉他，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过好日子。“大学”像一个诱人的馅饼，高高地悬挂在他的面前。
考上大学一直是他最高的理想，他从没有认真思考过考上大学以后学什么，从没思考过自己喜欢什么。因为，在父母对他进行的“理想”教育里就从没谈到过这一点。他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他家住的那条街上来了一位捏泥人的中年人，那中年人能用各种颜色的橡皮泥，像变戏法一样捏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也有面如桃花、身似蛇身的白骨精，美丽可爱的“美人鱼”，还有弱不禁风的林黛玉，雍容华贵的杨贵妃。他着了迷一样地被深深吸引住了。那段日子，几乎每天放学后他都要去泥人摊前看一会儿，看那双灵巧的大手如何变出一个个人物来。他用悄悄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下了几个他最喜欢的人物，还买了一堆橡皮泥，有空就照着样子偷偷捏起来。他将自己捏的泥人带到学校去，同学都说他捏得好。那时他甚至忘记了考大学的理想，捏泥人成了他最大的快乐，他甚至想像那个街头捏泥人的艺人那样快乐地捏一辈子泥人。
这种念头，很快就被父母的呵斥吓得无影无踪。他们没收了他的橡皮泥，将他买的几个泥人捣得稀巴烂后丢进了垃圾桶，他们气急败坏地责骂他，骂他没出息，说如果他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去做苦力。从此，他成了一个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的、循规蹈矩的学生。从此，他再也没有过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他每门功课的成绩都说得过去，但却没有一门是特别冒尖的，他机械地看书，机械地做题，谈不上有什么热情，似乎只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的终点是考上大学。
高考那年，他的总分达到了第一批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得知成绩的那一刻，他如释重负，好像一场马拉松长跑终于跑到了终点，拿到了金牌。老师通知填志愿，他拿到志愿表不知所措，不知该填什么。他去问父母，父母说：“就拣你的分够上的大学填吧。”分数够上的大学不少，该填哪一所呢？学校的招生资料大同小异，很难看出高下，他仍举棋不定。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在离家最近的半径里找。当然，前提必须是大城市。他将一根直尺放在地图上，寻找离湘西最近的地方。在直尺下他看到，往南，最近的是广州。往北，最近的是武汉。考虑到广东人的粤语难懂，恐有语言障碍，他决定填报武汉的高校。报什么专业呢？他又犯难了。那些专业似乎都很陌生，他不知道那些专业开什么课，毕业后是干什么的。后来他看到有一个“材料科学”专业，他觉得这个专业与科学联系在一起一定不错，于是便将它填写进了自己的第一志愿。
他苦笑着说：“当时，我之所以会填报材料专业，可能潜意识里仍有少年时的那个‘橡皮泥情结’，可是我大错而特错了，此材料非彼材料，这个金属的、陶瓷的材料在我眼里是僵死的，是冷冰冰的，毫无乐趣可言。”
进了大学后，陈忠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专业所学的课程，他毫无兴趣，每次进实验室都是一种痛苦。同时他还发现，他根本就不是搞科学研究的料，因为他几乎无法忍受每天关在实验室里的那种枯燥、单调的生活。他渐渐地看清了自己，渐渐地明白了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渐渐地知道了自己最适合做什么。
陈忠发现，在过去的日子里，由于背负着高考的压力，由于父母的管制，他的天性有意无意地被压抑了，他成了一个听话的、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可是那个好动的、喜欢追求新鲜刺激生活的天性，其实仍一直在他的身体里蛰伏着，当高考的压力释放了，当远离了父母的管制和束缚，那种一直蛰伏的天性便苏醒了。天性苏醒后的陈忠发现，他最喜欢、最愿意学的专业是市场营销，他最适合做的工作是市场策划。可是，当他发现了这个真正的自我时，当他真正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时，已经是大二下学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他为自己当初轻率的选择痛悔不已，为自己要白白浪费4年时光痛悔不已。因为他已决定，一出校门就改行。那么，这4年的学习就几乎是无意义的了。已经上大三的陈忠说他不会中途退学，他说他无论如何也要坚持混到毕业，因为出校门后改行，大学文凭仍是一块敲门砖。没有大学文凭，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从湘西一个小镇来的打工仔。
在学非所爱的大学生中，类似陈忠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的人还真不少。一些大学生是走进了大学以后，才真正明白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因为在大学，他们不再像在中学时那样背负着高考的压力、无暇或无心去观看教室外的风景，他们看到了一个精彩的、热闹的，充满了各种各样机会的世界，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路，重新开始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可是这时他们发现，白纸黑字填写的志愿，已经使他们几乎失去了重新选择的可能性。
糊里糊涂进错了门的学生，还有的是缺少信息，缺少指导。招生学校提供的信息和介绍大都简短而空泛，要么是笼而统之、充满溢美之词的介绍资料，要么是简单的、没有专业介绍、只有招生人数的招生计划。不了解详情的学生，就只能将自己的命运像掷骰子一样抛出去。撞对了，是运气。撞错了，也许就错了一生。
某大学一位在读的研究生，当初考大学时填报的专业令他自己也啼笑皆非。
因为家庭贫困，他填报了一所师范院校，这所学校设有几十个专业，填报哪个专业呢，他拿不定主意。他很想了解各个专业的情况，填报一个适合自己的专业，可是招生资料上没有这方面的介绍。后来，他看到招生计划中有一个“特殊教育”专业，这“特殊教育”是干什么的，他一无所知。于是他就想当然地认为，“特殊教育”会比一般的教育更有学问，会比一般的教育更有发展前途。于是，便在志愿表上填写了“特殊教育”专业。进了大学他才知道，这个“特殊教育”专业并不是“特别”有学问、特别有发展前途的专业，由于它针对的是一群非正常智力儿童的教育，所以才冠以“特殊”二字。得知真相，他彷佛掉进了冰窖。他无法想像自己一辈子要去跟一群痴呆的、自闭的孩子打交道，不是他缺少爱心，而是他的性格根本就不可能干好这一行。
调换专业的可能性为零。他要么退学，要么硬着头皮念下去。好不容易才考出来，好不容易才摆脱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回去了，即使能让他第二年重新参加高考，谁又能保证一定能考得上呢？他只能选择后者，虽然这种选择太痛苦、太无奈。
学“特殊教育”专业的大都是女孩子，五大三粗的他坐在她们中间，连他自己也觉得别扭。最令他难堪和无奈的是去这种“特殊”学校实习，面对那些无法正常交流的孩子，他觉得自己很笨拙很无能，他无法进入角色，更无法走进那些孩子的心灵。
4年的学习是痛苦的。更让他痛苦的是，毕业后他果然去了一所这样的“特殊”学校，做了一群弱智儿童的老师。他本不想去，但是他所学的专业限制了他的选择，他的就业方向在学这个专业时似乎就已经确定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错误的“志愿”会影响自己的一生。他在那所学校痛苦地呆了一年后，决定报考研究生。这也许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和唯一途径。经过一年的准备后，他如愿以偿，改学了一门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走了一段对于他来说是错误的航程后，虽然他终于抓住机会改正了错误，驶进了一条自己重新选择的新航线。但是，他为那个错误付出的代价毕竟太大了，那是整整6年啊，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本应该快乐地学习和工作的一段人生。而且，那次错误的选择给他带来的痛苦和身心折磨，又怎会说忘就忘了呢！
学非所爱，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它还给本就短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带来一种浪费，造成了一种隐性的低效率、低回报。因为，如果有40%的大学生在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那么，用于这40%大学生身上的教育资源，所得到的回报率实际上是较低的。
据一位教育专家估计，大学毕业后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只有50%左右。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不喜欢本专业而改行的。对于这部分用非所学的人来说，国家投入在他们身上的培养经费是低回报的，而他们为了改行重新学习，又造成了国家在教育经费上对同一个人的重复投入。
另外，尽管一些不喜欢所学专业的人走出校门后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但他们中，真正学了这行渐渐爱上这行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也许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能改行。这些想改行而没有能改行的人，如果仅仅将工作视作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而缺少工作热情，缺少创造冲动，那么对于社会来讲，这实际上仍是一种低回报。
志愿上什么大学，志愿学什么专业，本应是一种自觉的、快乐的选择，它不应该是一种苦涩、一种无奈，更不应该是一种痛苦。要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真正合理，并能充分激发每个人创造性的教育体制，只有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生才会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选择和选择的能力。要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真正合理，并充满人文关怀的高等教育招生体制，只有在这样的招生体制下，“志愿”才能回归真实，才能真正体现本人意愿。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目前有的学校开始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选修课程；有的学校开始实行双学位制，允许学生在学习一个专业的同时学习一个新的专业。有的学校开始打破壁垒，允许少数学生转系、换专业。这些措施在专业的壁垒上凿开了一条缝，在专业的鸿沟上搭起了一座座可以通行的便桥，给一些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更自由的学习环境，给那些有意或无意报错了“志愿”的学生，提供了改正“志愿”的机会。
但是，面对近40%学非所爱，希望调换专业的大学生群体，这种改革目前仍是有限的，这种改革的步子仍是迟缓的。在许多大学，专业之间的流动，院校之间的流动仍步履维艰；转系、改换专业仍困难重重。即使是在一些已有松动的学校，受名额限制，因经济原因，大部分有此愿望的学生仍望门兴叹，难以如愿。
因为学非所爱，学习便成了一种负累，因而变得索然无味。然而，这并不是一些大学生逃出或想逃出大学的唯一原因。记得那天小路骑自行车到报社来找我时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之所以愿意见我，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关注到他们这个群体的记者。当他说出“我们这个群体”时，我心里曾暗暗吃惊，我一直以为逃出大学的小路只是一个个别案例。
可是当我走进大学校园，走近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群体，我发现，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许多人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茫。
第十二章 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赋予灵魂导游者的意义
无意间，我读到了一位大学生的自述。自述者是2000年从某著名高等院校计算机系毕业的许知远——
我对于1995年的9月印象深刻。那是个不太炎热的秋天，19岁的我背着一个破烂军挎书包在第三教学楼里乱窜。这时候，我刚刚成为不可一世的大一新生。因为第一个月没有安排正式课程，于是，我开始在三教里寻找消遣。
我无比怀念那时候自己拥有的勇气和热忱。我常常是上课时间在楼道里逡巡，一双拖鞋和我左摇右晃的身体完美地搭配着。我会一个教室挨一个教室地观察授课教师的样子，让人满意，我就会摇摇晃晃地推门进去，直挺挺地坐下来开始听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涉及了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当然，大多数课我都没有听完，我常常是在把凳子坐热之前就离开。这些课程，让我生硬地知道了一些名词，听到了一些朦胧的概念……
我怀疑，这一个月耗尽了我对上课的所有热忱。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上课只给我带来了无休止的厌倦与疲惫。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积极去抢占教室的最后一排位置，然后通过睡眠与交流色情笑话熬过漫长的50分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干脆逃避上课，我总觉得，讲台上那个正说话的人，与我缺乏关联，他讲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获得某项资格证书。
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实感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为核心的社交场所……
快结束大学生活的时候，我阅读到阿兰·布鲁姆的一段话，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认为作为老师，他得到的最大奉承，是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在游历意大利时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你不但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而且还是导游。”阿兰感慨道：“作为一个教育者，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表达我的动机。他认为我已经给他的所见所闻作好了准备，然后他可以独立地思考了……在我们的时代，教育应该去发现学生们渴望完美的任何东西，重建一种知识体系，能让他们自发地去追求完美。”
这段略嫌啰嗦的话精确地说明了我厌倦的原因——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回忆起入学的第一个月，如果说得夸张与抽象一点，那应该是颗充满稚气的灵魂在三教里游荡，它本能地在寻找着一些东西，它渴望与某些目标发生亲近。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执着地在三教里游荡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对大学的幻觉。
对于样子懵懂的19岁少年来讲，前方的道路光明却无序。他希望在这充满分岔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一切书籍都向我暗示，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向你传达他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帮助你辨明方向。他们可以激发出你的热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怀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乱窜，正是处于这一本能性的渴望。
可是，我渴望寻找方向的灵魂遭受了粗暴的冷遇。我的老师似乎更习惯于让我的大脑塞入各种公式数据或者理论，他们没有热情或者没有能力，赋予这些公式数据理论以意义，更糟糕的是，他们似乎压根看不出台下那群头发乱蓬蓬、满脸一触即发的热情的家伙们，是一颗颗灵魂，而这些灵魂是如此渴望被引入某种奇特的旅行之中……
我不知道阿兰·布鲁姆是如何去充当这个灵魂的导游者的。但是后来，我读到一本有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德勒的书。这位教授的授课方式是这样的，他每周布置一本经典著作让学生阅读，在下周的课堂上，将就这本书展开讨论。每个学生都必须阐述其独特的观点，而艾德勒像一位窥视者一样，深入每一个发言者的内心世界，逼迫它进行更深入地思考，诱导他进入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于是，每一次讨论都演化成了一次心智上的格斗。
这是一种怎样的高峰体验。我甚至可以猜想出，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家伙，如何在课堂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气急败坏，时而不知所云的模样。但正是在这过程中，他们最大限度地探索了这种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在不断撞击中成熟起来。这也正是阿兰·布鲁姆所说的让他们获得思考的能力。
当然，我并非奢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具有艾德勒的这种能力。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赋予灵魂导游者的意义，他们更多地从事的是知识的灌输者。于是，一届届的学生茫然走进大学校园，然后更加茫然地走出大学校园；在进入大学时，他们怀着某种渴望，走出校园时，却带着深深的失望。
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进入大学时的奇特，南门那两排黑压压的树给我扑面而来的压抑感。那是一个有着小雨的天气，在通往南门的那条主干道上，我看到一片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各个系的名字。我看到一群和我一样茫然多于兴奋的孩子，他们来自全国各个角落，正在有点慌乱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队伍。我置身在喧闹的人群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恍惚感，这种恍惚感甚至在整整一周之后还没有消除，它让我睡在6个人一间的拥挤的宿舍里有点不适应，然后，我就被人流带到了教室，令人厌恶的课程不由分说地拥挤到我面前，看着我周围的同学每天定时去上自习，钻研四级的考试，显然他们已经把中学生活带到了这里。我们的课程表里除了数学就是物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否现在的生活就已经是我向往已久的大学了。这里似乎并没有孕育着某种伟大的情感，也没给我带来特别的兴奋。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怀特海说：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
可是走进大学的我们，仍然在伏案学习，因为没有人扶我们站起来，我们既没有站起来的能力，更没有瞭望的能力。
我们过早地就经历了专业的折磨。从高中起，大多数学校已经实行文理分科，在思想成熟之前，我们的视野就被局限在狭窄的一块小天地上。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许多人在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下，选择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专业。进入大学以后，我们的课程仍按照文理科被严密地切分开了，在大学里，文科生与理科生被显而易见地区分着，即使在纯文科或纯理科之内，也很容易察觉到那条深深的鸿沟。除了英语，本科生之间几乎缺乏任何共同的科目。
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小小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
可是，我们从来就缺少这种意识，也从来没有人引导过我们。从小学到中学，我忙于如何成为一个大学生。而进了大学，我又在忙于应付各种课程，或者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材。我的课程里缺乏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我们的人生意义先是被强行地与空洞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当这种大而空的话变成一种谁都明了的滑稽之后，我们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玩世不恭。
在大学教育中，我们的灵魂是被忽视的，大学缺少基本的人文精神。它已经沦为一种技术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针对就业开展的训练。
许知远的自述，强烈地震撼了我。因为他就读的那所大学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它曾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曾是中国百年“民主与良心”，曾是思想最活跃、最能畅所欲言的地方。他的自述是一个学子对“大学是什么”的一种质疑，一种追问。“大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蔡元培先生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
可是在许知远的笔下，今天的大学校园，却缺少灵魂的导游者。这位学子也许是失望之极，又写了一篇“乏味的大学”：
我走在世纪末的校园里，呼吸着北京日渐污浊的空气，痛楚地看着我身旁那些和当年的孔庆东们一样年轻的生命已经不再“好玩”。一位师姐曾经感慨道：现在的校园不比从前，放眼一望，学子们个个山清水秀，走在一起分不出赵钱孙李，很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花色品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
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分数、出国、赚钱，现在的学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狭窄。他们日益繁忙，却不知道为何繁忙，我们过多地把大学看成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死亡的知识拥挤着我们充满活力的心灵。大学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学习机构，我们在这里寻找到生存的技巧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越来越被要求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保持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让自己有趣味。趣味需要的是自由，而这种自由和趣味又可以增加个人本身的抵御力……
大学本来应该成为这样发挥个人独特性的场所，在这里，年轻但是充满激情活力的生命不会遭受太多的损害。读牛津剑桥大学的校园文章常令人心驰神往……剑桥大学的莘莘学子以对待科学研究同等认真的精神来玩耍，甚至是胡闹、放肆的程度。科研圣殿三一学院的门楼上，站着创建者亨利八世的雕像，左手托球，右手握节杖。50年代在一次学院的晚会上，闹疯了的学生大概为抒发对亨利八世曾砍掉剑桥大学校长费雪脑袋一事的愤慨，想出了一个荒唐无比的恶作剧：竟然爬上了“伟大之门”把皇帝老子的节杖扔掉，换上一截破椅子的木腿。从此，满脸庄严的万岁爷便拿着破椅子的木腿站着，一站就是几十年。这种自由甚至疯狂的氛围其实是每一所推崇“独立健全人格”的大学的共识。
但是这种气氛在目前的中国大学极度欠缺。“现在的校园气氛一点也不好玩，学生都挺傻的。”一位外校的大学生在闲聊中说道。在他的记忆中，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越来越像中学生，除了脸上稚气未脱，在思维上也呈现出幼稚的倾向。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校园日益变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种压力冲淡了学生本来应该“务虚”的青春。没有理想，不会胡闹，不会浪漫，在这个最应该放肆的年纪，我们的心灵却自觉地禁锢起来，生命力的活跃是大于任何实用知识的掌握的，因为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许我真的就该纵情声色之中，就如拜伦勋爵多年前在剑桥的荒唐一样。
刚刚走出大学的许知远，回望身后，有许多感慨，有许多惆怅。在这种感慨和惆怅中，他追问和思考着：那个19岁时背着书包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见教室就钻，见课就听的年轻人，为什么会丧失上课的热情？那个希望在充满分岔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的年轻人，对大学的幻想是怎样破灭的？他的追问和思考不仅仅是对某一所大学的，更多的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追问和思考。
一份来自校园的调查也许能说明这种追问和思考的重要性。
据这份调查指出，在大学校园里，已出现了一群“逃课族”，大学生逃课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经调查统计，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公共课的逃课率在50%以上。
大学生费尽心机逃课，到底都去了哪里？据调查者在部分高校调查的结果：47%的同学在图书馆自习，16%的同学在上网，11%的同学在忙着找工作，20%的同学在外兼职。而真正因为贪玩贪睡逃课的同学只占6%。
好不容易走进大学校园，本应该珍惜时光好好学习的大学生为什么要逃课？
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同学都抱怨老师上课的内容和形式太死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就像抄笔记的机器。
有的说：“老师上课内容太老套，很多课只要考前背背笔记就搞定了，所以，不如多花点时间看自己喜欢的书。”
有的说：“本以为到了大学，上课会有趣一些，结果很让人失望，还不如自学。”
在调查中还发现，教材陈旧也是大学生逃课的原因。大学课本大多是80年代的产物。如现行的《古代汉语》是1981年4月第2版、1998年4月第27次印刷；《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是1984年3月第1版，1998年5月第17次印刷。而大学里选用的计算机教程更是跟不上计算机日新月异的发展。虽然有部分高校已开始引进国外最新原版教材，但能学习这种教材的大学生毕竟仍是少数。
在逃课的大学生中，还有一类人是“缺乏灵魂的导游者”。
一位大学教授指出：“在现行教育体制中，应试教育仍占据主导地位，升学是学习的唯一动力。部分学生进大学后，没有了原来的支撑点，新的目标又没有确定。在这个空档里，他们学习松懈，没有寄托，不知何去何从。”
因为没有“灵魂的导游”，他们找不到方向，没有学习目标，没有学习激情，便成为了逃课一族。
每天都跟大学生打交道的杨东平，说他在与一些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不少学生走进大学后都有类似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在重点大学的学生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越是优秀的学生，这种失落感越强烈。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过去传统的延续，死记硬背、以考试为中心、读死书、理论脱离实际、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普遍。而我们长期提倡的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以及国外那种以解决问题为主、鼓励不同见解、极具挑战性的研究型学习基本还没有确立。这种工厂化的、大规模培养标准件的人才培养方式，对那些具有创造潜质的优秀学生是一种伤害。在目前高校教学尚未大面积改善的情况下，他认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能做到的，这就是：为学生留下更多的时间，给他们自我发展的空间。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更强调基础性、通用性和综合性。大学之大，原本意味着广博、综合、自由开放，在大学的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习领域，而不应将学生的知识和视野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之内。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名言之一，是告诫新生不要说自己是某某学院的学生。每一个进入哈佛的学生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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