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峰体验中，我们作为世界万物的代理人，察觉整个世界或它的遗产。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察觉世界万物的价值，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这些价值我称之为存在价值。
——马斯洛存在认知使活动成为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使活动犹豫不决，这是它的主要危险。存在认知没有判断、比较、宣判或评价，它也没有决定，因为决定是行动的准备，而存在认知是消极凝视、鉴赏、不干预事物，是“任其自然”。
避免存在认知危险的策略
存在认知使活动成为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使活动犹豫不决，这是它的主要危险。存在认知没有判断、比较、宣判或评价。它也没有决定，因为决定是行动的准备，而存在认知是消极凝视、鉴赏、不干预事物，是“任其自然”。如果一个人仅是凝视肿瘤或细菌，或者肃然敬畏，赞美、惊异、陶醉于丰富理解的快乐，那么，他就什么也不会去做。所有一切全都被暂时搁置在一边了，无论是愤怒、畏惧、改善境遇、破坏或屠杀的欲望、谴责，或是以人为中心的结论（“这对我是有害的”或者“这是我的敌人，会伤害我”），错误和正确、善和恶、过去和将来，全都与存在认知没有关系，同时也是对它不起作用的。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或者至少这不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存在认知是超然的、有同情心的、非主动的、非干预的、非行动的。它与以人为中心的意义上的朋友和敌人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当认知转移到缺失性认知时，即转到决定、判决、惩罚、谴责、规划未来的时候，活动才成为可能。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自然会产生危险：存在认知与当时的活动是不相容的。但是，由于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中，所以活动是必需的（防御的或进攻的活动，或利己主义的活动，从观看者的角度而不是从被观看者的角度说）。老虎，从它自己“存在”的观点看，有活的权利（苍蝇、蚊子、细菌也一样）；而人也有同样的生活权利。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自我实现可能迫使人杀死老虎，尽管对老虎的存在认知是反对杀死老虎的。
虽然从存在主义的观点看，自我实现概念的固有的和必需的东西，也是一定的利己和自我保护，是对必要的暴力甚至残忍的某种允许。因此，自我实现不仅需要存在认知，而且也需要缺失认知作为自身不可或缺的方面。这就意味着，冲突和实践的果断、抉择，必然包含在自我实现的概念中。这就意味着搏斗、斗争、努力、不确定、内疚、悔恨也必定是自我实现的副现象。这就是说，自我实现必须包括两个方面：沉思（注视）和活动。
在有某种分工的社会里，这是有可能的。如果另一个人可以干这种活动，那么沉思者完全可以免除活动。我们并不需要为我们自己吃牛排而去宰牛。哥尔德斯坦已经以广泛概括的形式指出了这一点，正像他的脑损伤的病人那样，由于别人保护他们，并为他们做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从而使他们能够无分离、无灾难、无焦虑地生活。一般来说，自我实现者在各个领域得到别人的容许和帮助，至少在特定范围内是如此，因此自我实现变得有可能了。
我的同事托曼在谈话中曾强调说，在专门化的社会里，全面丰满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小。爱因斯坦，一个在他的晚年高度专门化的人，由于他的妻子普林斯顿、朋友们的帮助和容许，才有可能自我实现。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放弃多面性并且自我实现，是因为其他人为他做了事。在荒岛上，单独地，他可能有哥尔德斯坦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即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尽他的所能。但是，无论如何，他已经具有的这种专门化的自我实现，在那里是不可能的。而且，自我实现大概是全然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死去了，或者由于他明显的无能为力而变得焦虑和自卑，或者可能悄悄地回到缺失性需要水平的生活。
存在认知和沉思理解的另一危险，是它可能使我们成为不太负责的，特别是在帮助别人方面。极端的事例是对幼儿的态度，“任其自然”意味着阻碍他的发展，甚至意味着扼杀他。我们对于非幼儿、成人、动物、土地、树木、花草等也都负有责任。对美丽的肿瘤感到极端惊异而不理会病人的医生，可能伤害了他的病人。如果我们鉴赏洪水，我们就不会建筑堤坝。这不仅对于遭受不活动后果的其他人，而且对于沉思者自己，都是确确实实的。由于他的旁观和不活动在别人身上造成的恶劣后果，肯定会感到是有罪的。他必然感到问心有愧，因为在某个方面他“爱”他们；他与他们的兄弟情谊使他们融成一体，这就意味着关心别人的自我实现，而他们的死亡或遭难则中止了他们的自我实现。
这种二难推理的最好例子，在教师对学生，父母对子女，治疗者对病人的态度上完全可以找到了。在这里，很容易看到，这种关系变成了自身同类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必须处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教师（父母、治疗者）在促进成长上的责任，也就是树立界限、纪律、惩罚、不使满足、蓄意成为阻挠者、做出能唤醒而又能承受的敌意等等。
活动的抑制和责任心的丧失导致宿命论。也就是说，未来将成为怎样就成为怎样，世界是怎样就是怎样，这是确定了的。对此，我没有事情好做。这是意志论的丧失，自由意志的丧失，是决定论的一种坏理论，而且对于所有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肯定是有害的。
不活动的沉思肯定会受到这种沉思危害的其他人的误解。他们会认为这是缺乏爱，是缺乏关心和同情。这不仅会阻碍他们向着自我实现成长，而且可能使他们在成长的斜坡上往下滑，因为这会“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坏的，而且人也是坏的。结果，他们对人的爱、尊重和信任将会倒退。这也就意味着使世界变得更坏，特别是对儿童、青少年和意志薄弱的成人来说是如此。他们把“任其自然”理解为忽视和缺乏爱，甚至理解成蔑视。
纯沉思就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特例，包含不书写、不帮助、不教育的意思。佛教区分为佛陀和菩萨。佛陀只是为自己获得启蒙，而不管其他人；而已经达到了启蒙的菩萨，则仍然觉得只要其他人还没有得到启蒙，他自己的皈依就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可以说，为了自我实现，他必须离开存在认知的极乐世界，以便能帮助其他人并且教育他人。佛陀的启蒙是纯粹个人的、私人的占有物吗？还是它也必定属于其他人、属于世界呢？的确，书写和教育他人经常是从极乐世界隐退，它意味着自己放弃天堂，而去帮助其他人达到天堂，当然，也并非永远是这样。禅宗和道教是正确的吗？他们说：“你一谈了它，它就不存在了，它就不再是真实的了。”这就是说，检验它的唯一方法是体验它，而且用什么话都永远不能描述它，因为它是不可言喻的。
当然，双方都有正确的一面，这也是存在主义永远不能解决的二难推理的原因。如果我发现了一个其他人可以分享的绿洲，我将独自享受它呢？还是把别人也领到那里以便挽救他们的生命？如果我发现了约斯米特幽谷，而它的美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寂静、无人、幽僻，那么，我是保持它的原状好呢？还是使它成为千百万人观赏的国家公园好？因为人们是众多的，这会使它失去它的本来面目，甚至会使它遭到破坏。我要不要和其他人分享我的私人海滩，从而使它成为非私人的？尊重性命、憎恨主动杀生的印度人，让牛吃得很肥却任婴儿大量死亡，这究竟算不算正确呢？在贫困的国家中，面对挨饿的儿童，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考虑才可以让自己享用食物？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一个好的、彻底的、理论上的先验答案。自我实现必然是利己的，然而它也必须是不利己的。因此，这里必定有抉择、冲突，以及遗憾产生的可能性。
也许分工的原理（与个人体质性差异的原理相联系）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较好的答案（尽管永远不可能找到尽善尽美的答案）。在各种宗教团体中，一些人受到“利己的自我实现”的感召，另一些人受到“成为善的自我实现”的感召。这可能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因为社会赞成一些人变成“利己的自我实现者”，变成纯沉思者。社会可能设想支持这种利己的自我实现者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可以给其他人树立良好的榜样，为别人提供纯粹的、世界之外的沉思（旁观）能够存在的启示和范例。我们为少数几个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做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免除他们进行教学、写作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不仅是由于“纯粹的”理性，而且是在进行一场冒险，认为这样可以抵偿我们的支出。
这个二难推理也使“真实的内疚”问题复杂化了（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的内疚”），我这样称呼它是为了把它同神经病的内疚区分开。真实的内疚来自没有达到对你自己的、对你自己一生命运的、对你自己固有本性的忠诚。
在这里，我们就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什么样的内疚出自对你自己的忠诚，而不是来自对他人的忠诚呢？”因为我们看到，对你自己的忠诚有时可能与对他人的忠诚存在着固有的、必然的冲突，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择才能同时满足二者。如果为了对你自己是忠诚的，你就必须对别人是不忠诚的，而社会兴趣又是心理健康的本质方面或规定方面，那么，这个世界必然是可悲的，因为自我实现的人为了挽救另一个人就要牺牲他自己的某些份额。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首先对自己是忠诚的，那么这个世界也必然是可悲的，因为纯粹的（而且是利己的）沉思者并没有帮助我们的想法。
存在认知可能导致无区别的认可、损害日常的价值、丧失鉴别能力，以及过分容忍。的确如此，当每一个人只是从自己存在的观点来看自己时，就会把自己看成是完美的。这时，对于这种观点来说，一切评价、评定、判断、非难、批评、比较全都不适用而被抛在一边了。然而，请允许我说，无条件的认可对于治疗者、相爱者、教师和朋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显然，对于法官、警察和行政官员来说，无条件认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考察了包含其中的两种人际态度的不相容性。大多数心理治疗家都会拒绝对他的病人采取惩戒或惩罚活动。许多行政官员、管理人员或将军，则拒绝对他们指挥的人承担任何治疗的责任，对于他们指挥的人，他们的态度只有解雇和惩罚。
几乎对于所有的人，这种困难都由在不同场合既应该成为“治疗者”又成为“警察”的必要性造成。而且，我们可以推测，人性越完美的人担当这两种角色也就越认真。同通常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困境的普通人相比，这种完美人性越多的人，很可能被这种困境搞得更加烦恼。
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我们所研究过的自我实现的人，一般都能依靠同情和理解把两种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他们也比普通人更有正当义愤的能力。有些资料证明，自我实现的人和比较健康的大学生在表露正当义愤和非难的程度时，与普通人相比，前者显得更真诚和更少犹豫。
除非理解和同情有愤怒、非难和义愤作为补充，否则就有可能拉平一切感情，对人反应平淡，无义愤能力，丧失对真正能力的识别力，扼杀优越性和美德。对于专业的存在认知者来说，这就有可能导致职业上的危险。例如，如果我们可以从表面上评价这种普遍印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许多心理治疗家在他们的社会交往中，看来就过分中立和无反应，太温和，太平稳，太没有火气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另一个人的存在认知就是把他看成“十全十美的”，这很可能使他产生误解。不仅受到无条件的认可、接受绝对的爱、得到完全的赞许，有奇妙的增强和促进成长的作用，还有高度治疗的作用，而且能促进心灵发展。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态度也可能被曲解为一种不能容忍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以不实际的至善论的期望作为生活实践的目标。他觉得越不完善和越无价值，他对“完善”、“认可”这些词曲解得就越多，他也会越发觉到这种态度是一种包袱。
当然，“完善”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存在范畴内的，一是缺失、力求、形成范畴内的。在存在认知中，“完善”意味着完全现实主义地理解和承认这个人的一切实际情况，在这层意义上，说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完善的。在缺失性认知中，“完善”包含不可避免的错误感知和幻觉的意思在内。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意义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完善的；在第二种意义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善的，而且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存在性完善的，因而自然就可能弄得不自在、自卑和深感内疚，仿佛他在欺骗我们。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出，一个人越是能够存在地认知，他也就越能认可和享受存在认知。我们也可以预期，这种曲解的可能性通常可以在存在认知者、完全理解并认可另一个人的人身上，造成棘手的策略问题。
值得在这里分开来谈的最后一个棘手问题：可能有的过分唯美主义是存在认知保留下的。对生活的美感反应，在本质上往往同对生活的实践和道德反应相抵触（古老的形式和内容的冲突）。一种可能性是完美地描绘丑陋的东西，另一种可能性是不适当地、非审美地描绘真的、善的、甚至美的东西。我们真、善、美地描绘真、善、美，即没有问题的描绘，暂时撇开不谈。由于这个二难问题在历史上已经争论得太多了，所以，在这里我只是指出，它也包括更成熟的人对不太成熟的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即对可能混淆存在认知和缺失性赞成的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对于生活在令人恐怖的和使人误入歧途的世界上的存在认知的人，这是一个要承担的附加责任。从理论上看，自我实现被误解为静态的、不真实的、“完美的”状态，似乎在这种状态中，一切人的问题全都超越了，人们“永远快乐生活”在宁静或狂喜的超人状态中。但从经验上看，情况并非如此，这也是我急于纠正的主要原因。
永远快乐生活的秘密
从理论上看，自我实现被误解为静态的、不真实的、“完美的”状态，似乎在这种状态中，一切人的问题全都超越了，人们“永远快乐地生活”在宁静或狂喜的超人状态中。但从经验上看，情况并非如此，这也是我急于纠正的主要原因。
为了使实际情况更清楚些，我可以把自我实现描述为这样的人格发展，这种人格发展使人摆脱了青年的缺失问题，也摆脱了人生的神经病态（幼稚的、幻想的、不必要的、“不真实的”）问题。因此，他能够对付、忍受和抓住人生的“真正”问题，因为人内在的和终极的问题，避免不了“存在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完善的答案。也就是说，这并不是问题不存在了，而是一个从过渡性问题或不真实的问题运动到真实的问题。为了使人惊醒，我甚至可以把自我实现的人称之为自我认可和顿悟的神经症患者，因为这个概念能够解释“理解和承认人的固有状态”的同义语，也可以说，勇敢地面对和承认人性的“缺点”，甚至是对这些缺点“欣赏”并感到有趣，而不是力求否定它们。
正是这些真实的问题，甚至是（或者尤其是）最成熟的人都要碰到的问题，才是我希望在将来讨论的。例如，真实的内疚，真实的悲痛，真实的孤独，健康的利己，英勇，责任心，对别人负责等等。
随着普遍级人格的形成一起到来的，除了看到真理时的内在满足而不是欺骗自己之外，当然还有量上的（以及质上的）增进。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的内疚是神经病性质的，而不是真实的内疚。成了无神经病性质的内疚的人，确实意味着内疚的数量更少了，尽管真实的内疚可能继续存在。
不仅如此，高度发展的人同时也有更多的高峰体验，并且这些体验是更加深刻的（即使这一点可能不大符合“着迷的”或阿波罗型的自我实现的实情）。这就是说，虽然成了更完善的人仍然有问题和痛苦（尽管是“更高级的”类型），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些问题和痛苦在数量上是较少的，而愉快在数量上则是更多的，而且在质量上是更高的。总之，由于达到了个人发展的更高水平，所以个体在主观上更入佳境。
自我实现者比一般公众在特殊类型的认知，即我称之为存在认知上是更有能力的。我把这种认知描述为本质的、存在性的、内在结构和动力的、人和物或任何事物现存潜力等的认知。存在认知与缺失认知、或以人为中心的认知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因为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所以存在认知作为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包含着一定的危险。这些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在存在认知、沉思和理解能力方面比一般的公众要大得多。这一点看来是个程度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似乎都有偶然的存在认知、纯粹沉思、高峰体验的能力。
联系沉思与活动的途径
在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身上，存在性认知和缺失性认知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是怎样把沉思和活动联系起来的呢？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以这种形式想到这些问题，但是，我可以用回想的方式报告如下印象。
首先，这些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在存在认知、沉思和理解能力方面比一般的公众要大得多。这一点看来是个程度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似乎都有偶然的存在认知、纯粹沉思、高峰体验的能力。
第二，他们同样也有更多的有效活动和缺失性认知的能力。必须承认，这可能是在美国选择研究对象的副现象，甚至这也许是研究对象的选择者是美国人这个事实的副产品。总之，在我研究过的自我实现的人中，我没有碰到像佛教僧侣那样的人。
第三，我回忆的印象是，在大多数时刻，大多数完美人性的人都过着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生活——购物，吃饭，成为有教养的人，去看牙科医生，考虑金钱，反复思考是选择黑色皮鞋还是棕色皮鞋，去看无聊的电影，阅读流行的文学作品等等。可以一般地预测，他们对惹人厌烦的事情是生气的，对罪行是震惊的等等。尽管这些反应可能是不太强烈的，或具有同情色彩的。高峰体验、存在认知、纯粹沉思，无论自我实现的人看来是如何频繁，但是从绝对数量上看，即使是对他们来说，这些也是罕见的体验。这一点是实际情况，尽管还有另一种实际情况：即更成熟的人在一些别的方面会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更高水平上，例如，更清楚地区分手段和目的、深层和表面。一般的是更表现的、更自发的，同他们所爱的东西是深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等等。
因此，这里提出的问题更多的是终极问题而不是中间问题，是理论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然而，与理论上努力说明人性的可能性和限度相比，这些二难推理问题是更重要的。因为它们是真实内疚、真实冲突的起因。它们是我们可以叫做“真实存在心理病理学”的起因。我们必须继续同这些二难推理问题作斗争，因为它们也是个人的问题。在科学理论的创立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情况是：在任何科学解决成为可能以前，便有一种对当时缺陷的不安感。换个方式来说，在创立科学理论之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通常是采取一种深感不满的形式。
探索高峰体验的形式
我通过同80名个人进行个别谈话以及190名大学生对下述引导语的书面回答做出的原始近似概括——一种印象主义的、典型的、“混成的模拟”或组织。
我希望你想一想你生活中最奇妙的一个体验或几个体验——最快乐的时刻，着迷的时刻，销魂的时刻，这种体验可能是由于恋爱，或者由于听音乐，或者由于突然被一本书或一张画“击中了”，或者由于某种巨大的创造契机。首先列出这些体验，然后请你尽力告诉我，在这种激动的瞬间，你的感觉是怎样的，你这时的感觉同其他时候的感觉有何不同，在这种时刻，在某些方面你是怎样一个不同的人。在其他研究对象那里，问题也可以这样提出：这时世界看来有什么不同。
事实显示，没有一名测试者做出完全的症候报告。我把所有不完全的回答加在一起，得出了一个“完全的”混合症候群。另外，大约有50人阅读了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后，主动给我写了信，向我提供了有关高峰体验的个人报告。最后，我还发掘了大量有关神秘主义、宗教、艺术、创造、爱等许多方面的文献。
自我实现的人，那些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人、健康的人、自我完成的人，给我们很多有益的经验，以致有时觉得他们是不同种的人。但是，由于这些如此的新颖，所以它最终的可能性和抱负就是探索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是艰巨而曲折的任务。对我来说，这个任务包括不断破除珍爱的公理，不断处理似乎矛盾的、相互抵触的和模糊不清的现象。每当那些长期建立起来的、深信不疑的、似乎无懈可击的心理定律在我头脑中纠缠时，我也会很伤感。不过，这些东西往往被证明根本不是什么定律，而只是在轻微的、慢性的心理病理和畏惧状态下，在发育不全、残缺和不成熟状态下的生活常规。这些缺陷我们并不注意，因为他人大都也具有这一类和我们相同的疾病。
在科学理论的创立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情况是：在任何科学解决成为可能以前，便有一种对当时缺陷的不安感。换个方式来说，在创立科学理论之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通常是采取一种深感不满的形式。例如，在我们研究自我实现者时，首先向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他们的动机生活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我过去学习和知道的那些动机。开始时，我把他们的动机描述为表述的而不是应付的。但是作为全面的表述，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然后我又指出，这是非激发的或超激发的、超越努力的，而不是被激发的。
但是，这个表述是如此严重地依赖你所认可的那种动机理论，以致这种表述造成的困惑和它给予的帮助一样多。我已经对比过成长性动机和缺失性动机，在这里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仍然不是定义性的，因为它并没有充分区别开形成和存在，必须提出一个新的行动方针转入存在心理学，它包含和概括了已经做出的三种尝试，以某种书面方式说明，在动机生活和认知生活方面，充分发展的人和其他大多数人有哪些差异。
存在状态是暂时的、超激发的、非努力的、非自我中心的、无目的的、自我批准的状态，是尽善尽美和目标达到时的体验和状态。这种分析的形式，首先来自研究自我实现者的爱的关系，其次来自研究其他人，最后来自浏览神学、美学、哲学文献。但最为重要的事却是区别两种类型的爱：缺失爱和存在爱。
我在存在爱（为了其他人或物的存在）的状态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认知，那是心理学知识未曾武装过的。但是，后来我看到，一些艺术的、宗教的和哲学的作者对这种认知却曾有很好的描述。我将这种特殊的认知称之为存在性认知。它同那种由个体缺失性需要构成的认知——我称之为缺失性认知的那种认知——形成鲜明的对比。存在爱有更敏锐、更透彻的感知力，即他能在亲爱的人身上觉察到他人视而不见的现实。
在这里我以一种独特的描述方式概括存在爱体验中的一些基本认知事件的尝试。存在爱的体验，也就是父母的体验，神秘的或海洋般的或自然的体验，审美的知觉，创造性的时刻，矫治的和智力的顿悟，情欲高潮的体验，运动完成的某种状态等等。这些以及其他最高快乐实现的时刻，我将称之为高峰体验。
在“实证心理学”或“行为心理学”中，这个问题是未来的一个议题。因为我们论述的是充分发挥作用和健康的人，而不仅仅论述常规的病人，因此，它同“一般人的心理病理”心理学并不是矛盾的；它超越了那种心理学，而且能以一种更广泛的更综合的结构体现那种心理学的所有发现。这个更广泛的理论结构既包括疾病的，也包括健康的；既包括缺失性的，也包括形成的和存在的。我把它称之为存在心理学？因为他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目的体验、目的价值、目的认知，以信作为目的的人。大多数心理学是研究不具备的而不是研究具备了的东西，是研究努力而不是研究完成，是研究挫折而不是研究满足，是研究寻求快乐而不是研究达到了快乐，是研究力图达到那里而不是研究已存在在那里。一切行为都是被激发的，这虽然是错误的和先验的公理，然而被普遍地接受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高峰体验中，我们作为世界万物的代理人，察觉整个世界或它的遗产。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察觉世界万物的价值，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这些价值我称之为存在价值。
人性能达的最高高度
在存在认知的过程中，体验或对象普遍存在着被看成是超越各种关系、可能的利益、方便和目的的倾向。从某种角度来考虑，它似乎就是宇宙中所有的一切，似乎它就是和宇宙同义的全部存在。
这一点同缺失性认知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多数的人类认知经验都是缺失性认知。这些经验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我想起了19世纪的绝对唯心主义，在这种看法中，全部宇宙被设想成是一个单位。由于这个统一体永远不可能被有限的人容纳、理解或认知，所以一切对现实的认知，必然被看成是存在的部分，而它的整体永远是不能想像的。
在具有存在认知的时候，知觉对象是被充分而完全地注意到的。这个特性可以叫做“总体注意”。在这里，我试图描述的特性与迷恋补充完全吸收。在这种注意中，图形成为全部的图形，背景实际上消失了，或者至少是没有被显著地觉察到。这时，图形似乎从所有其他东西中抽出来了，世界仿佛被忘掉了，似乎这时这个知觉对象已变为整个存在。
由于整个存在正在被察觉，如果整个宇宙又可以同时被容纳，那么它所包含的一切规律都会被掌握。
这种知觉与常规知觉有明显不同。在这里，注意对象和注意有关的所有其他东西是同时进行的。对象是在它与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的关系中，而且是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被察看的。正常的图形背景关系是有效的，即背景和图形两者都被注意到了，尽管是以不同方式被注意到的。另外，在普通的认知中，对象不是按其本来面目，而是作为类的一个成员，作为更大范畴中的一个范例来看的。我已经把这种知觉描述为“类化的”，而且还要指出，这种常规知觉并不是包括人和物各个方面的完美知觉，而是一种分类、归类，是为放进这个或那个文件柜而贴上标签的。
假如想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日常的认知，就要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进行，这里包括自动地比较、判断和评价，如更强、更少、更好、更高等等。
而存在认知可以叫做不比较的认知，或者不判断的认知，不评价的认知。我的意思是那种与我们不同的原始人知觉方式。
一个人可以作为他本身来自察，即由他自己来看他自己。他可以被特异地和独特地察看，仿佛他是他那一类的唯一成员。这就是我们通过独特的个体知觉所表示的意思，当然，这也是一切诊疗学家所力求做到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它比我们平常打算承受的困难要大得多。然而，这样的知觉是能够短暂地发生的，而且在高峰体验中，它已经作为这种体验的特征发生了。健康的母亲爱恋地感知她的婴儿，就近似这种个体的独特知觉。她的婴儿完全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人，他是妙极的、完美的、令人销魂的（至少她能够把自己的婴儿从格塞尔常规中分离出来，并能够与邻居的孩子进行比较）。
一个对象整体的具体知觉也包含这种带着“关怀”看的意思。反过来也是一样，即“关怀”对象可以引起对它的持续注意。反复地审视知觉对象的一切方面是非常必要的。母亲一再地凝视她的婴儿，爱人一再地凝视他所爱的人，鉴赏家一再地凝视他的画，这种精细的关怀肯定会比那种不合逻辑的、一闪即过的、漫不经心的形式化知觉能够产生更完全的知觉。从这种全神贯注的、入迷的、完全注意的知觉中，我们可以期望获得细节丰富的、对客体多侧面的知觉。这种知觉成果同漫不经心的观察成果形成鲜明对照，后一种知觉只能提供经验、对象的裸露骨架，只是有选择地看到它的某些方面，而且是从“重要”和“不重要”的观点出发的（一幅画，一个婴儿或所爱的人有什么“不重要”的部分呢？）。
存在认知的实际情况是，人的一切知觉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人的产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创造。但我们也可以整理出外部对象——作为与人的利害无关的东西，和作为与人的利害有关的东西——在知觉上的一些差异。一般地说，自我实现者通常这样感知世界万物：仿佛某个对象不仅在外部事物之中是独立的，而且它也是独立于人的。普通人在他最高大的时刻，即在他的高峰体验的时刻，也是如此。这时，他能比较容易地这样看待自然，仿佛是从它自身并且是为了它自身来看，它本来就在那里，而不是作为人的活动场所、为了人的目的而放置在那儿的。他能比较容易地防止把人的目的投射到它上面去。总之，他能按照对象自身的存在（“终极性”）来看待它，而不是作为某种有用的东西，或者作为某种可怕的东西来看待它，也不是按照某个别人的方式对它做出反应。
让我以显微镜观察切片作例子。这架显微镜透过组织切片可以发现事物本身的美，或事物的威胁、危险和病态。透过显微镜观察肿瘤的切片，如果我们能够忘掉它是癌，那么它就可以被看成是美丽的、复杂的和令人惊异的组织。如果从蚊子本身的目的看，那么它就是一只奇妙的东西。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也是迷人的东西（或至少它们是可以迷人的东西，只要我们能够忘掉它们与人的关系的话）。
由于存在认知更有可能成为与人毫无关联，所以，它就能使我们更真实地去查看事物本身的性质。
重复的存在认知看来能使知觉更丰富，这是我在研究存在认知和普通认知中浮现出来的一个差异，但至今我尚未证实。重复审视我们所爱的面孔和我们赞赏的绘画，会使我们更喜欢它，而且能使我们在各个方面越来越多地感知它，这个我们称之为客体内部的丰富性。
但是，重复存在认知的效应与普通的重复体验的效应（厌烦、熟悉、丧失注意等）相比，则构成更鲜明的对照。我发现了使我称心如意的事，尽管我并未企图证实它。即重复陈列我认为是好的画，会使这些画看起来更美；然而重复陈列我认为不好的画，则会使它们看起来更不美。对于好人和坏人（如残忍卑鄙的人）来说，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即重复地审视好人，似乎使他们看起来更完美；而重复地查看坏人，则内心倾向于使他们看起来更坏。
在那种普通的知觉中，通常最初的知觉只是分成有用的和无用的、危险的和没有危险的类别，重复地观察会使它变得越来越空虚。基于焦虑或由缺失性动机决定的普通知觉的任务，通常在第一次查看时就完成了。接着，察看需要就消失了，此后，已经分成了类别的人和物，简直就不再被觉察了。在重复体验时，贫乏就显露出来。这样一来，贫乏也就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此外，重复地观察不仅会造成这种知觉的贫乏，而且会造成持有这种知觉者的贫乏。
同不爱相比，爱能导致对于所爱对象内在本质更深刻的知觉，这里主要的机制之一就是爱包含迷恋这个所爱的对象，因而“关怀”地重复审视、研究、查看、观察。相爱的人能相互看出潜在性，这一点旁观者是无能为力的。习惯上我们说“爱是使人盲目的”，然而，现在我们必须承认爱在一定情境中比不了更有知觉能力这种可能性。当然，这里也包含着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察觉尚未实现的潜在性的意思在内。这并不像是难以研究的问题。专家手中的罗夏测验也是探察那些并没有现实化的潜在性的。在原则上这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假设。
美国心理学，或者更广泛地说，西方心理学以那种我认为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方式假定，人的需要、畏惧和兴趣必然永远是知觉的决定因素。知觉的“新观点”是以认知必定永远被激发的这种假设为基础的。这也是古典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进一步的假设包括，认知是应付现实的工具性机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认知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设想事物之所以被看到只是由于观察者的兴趣的优势地位，而且设想经验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或定点而组织起来的。另外一点，这是美国心理学中的一个古老观点，即所谓的“机能心理学”，它在广泛流行的达尔文主义的强烈影响下，也倾向于从能力的有效性和“实用价值”的观点来考虑一切能力。
而且，我把这种观点看作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原因，其中之一显然是由于它作为西方观点的自然流露而出现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受到东方特别是中国、日本、印度的哲学家、神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著作的长期忽视，而不提及哥尔德斯坦、墨菲、C·比勒、赫克斯利、索罗金、瓦茨、诺尔斯罗普、安吉尔，以及许多其他的作者。
在自我实现者的正常知觉中，以及在普通人比较偶然的高峰体验中，知觉可能是相对超越自我的、忘我的、无我的。它可能是无目的的、非个人的、无欲求的、无自我的、无需要的、超然的。它可能是以客体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就是说，知觉经验可以围绕作为中心点的客体组织起来，而不是以自我为基础组织起来，仿佛他们觉察的是某种独立的现实，这些现实并不依赖观察者。在审美体验和恋爱体验中，有可能成为如此全神贯注，并且“倾注”到客体之中去，所以自我自然消失了。
一些讨论美学、神秘主义、母性和爱的作者，如索罗金，甚至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认为在高峰体验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同一、两个事物融合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整体、一个超级的单位。这使我们想起某些有关神人和自居作用的定义。当然，这也展现了在这方向上进行研究的可能性。
高峰体验被认为是自我批准的、自我证实的时刻，这种自我证实把自己的内在价值带给了自己。这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同一的，是我们可以称做目的体验的而不是手段体验的东西。它被认为是如此宝贵的一种体验，是如此巨大的一种启示，甚至试图证实它也会脱离它的尊严和价值。通过我的研究对象关于他们的爱情体验、神秘体验、突然顿悟的报告，表明它是普遍性的证明，尤其是在治疗情境中的顿悟时刻，这一点变得更明显了。由于人会采取防御手段保护自己避免洞察真情，所以顿悟的根本含意就是痛苦的认可。它的突入意识，有时对人是沉重的打击。然而，尽管如此，它仍然被普遍报告为是值得的、称心如意的和长期需要的。看见比看不见更好，即使是在看见伤痛时，也是如此。
事实是这样的，体验的自我批准，自我证实的内在价值，使得痛苦成为值得的了。众多的讨论美学、宗教、创造性和爱的作者，同样也把这种体验不仅描绘成是有内在价值的，而且把它描绘成在另一方面也是有价值的，即由于它们的偶然出现使得生活成为值得的了。神秘主义者总是断言，那种在一生中只能偶然两三次的、崇高的神秘体验有巨大的价值。
这种高峰体验与正常生活体验相对比，差异非常显著，行为被认为是同达到目的的手段一致的。在许多作者那里，“行为”这个词和“工具性的行为”这个词被看成是同义的，每件事情都是为某个未来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获得某物而做的。在杜威的价值理论中，这种态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认为，根本就没有目的，只有达到目的的手段。甚至这样的表述也不是完全确切的，因为这里还包含着有目的的意思。更确切地说，手段是达到其他手段的手段，而这个其他手段反过来也是手段，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纯真快乐的高峰体验，即是我的研究对象的终极生活目标和生活的终极证明和证实。心理学家居然无视高峰体验，甚至官气十足地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更糟的是客观主义的心理学甚至先验地否定它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可能性，这是难以理解的。
在我研究过的所有普通高峰体验中，都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定向能力的丧失。确切地说，在这种时候，这个人在主观上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例如，诗人和艺术家在创作的狂热时候，他周围的事物和时间的流逝对他丝毫没有影响。当他“醒”过来要判断过去了多长时间时，几乎不能做到，通常他只好摇摇他的头，仿佛刚刚从茫茫然中苏醒，弄不清自己身处何方。
但是，更经常的是，完全忽略了时间的流逝，热恋中的人尤其如此。在他们的迷恋中，不仅感到时间过得惊人地快，一天可能像一分钟似的过去，而且形成强烈印象的每一分钟生活也可能像一天甚至一年那样长。在一定程度上说，仿佛他们是在另一种世界上生活，在那里，时间既是静止不动的，又是以光的速度运动的。对于我们的日常范畴来说，这当然是矛盾的和荒谬的。然而，研究对象的报告确实是这样的。因此，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事实。我看没有理由说，这种时间的体验可能经不起实验研究的检验。在高峰体验中对于时间流逝的判断，必然是非常不准确的。同样，对于周围事物的觉知，与在常规生活中相比，也必然是极不准确的。
从价值心理学的涵义的角度考虑，我的发现是极其令人困惑的，然而又是如此始终一致的，因此，不仅有必要报告这些发现，而且需要有所理解。让我们首先从末尾开始，高峰体验仅仅是善的、合乎需要的，而且从来没有被体验为恶的和不合乎需要的。这种体验本质上就是正当的；这种体验是完美的、全面的，而且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作为补充，它本身就是充分的。从本质上看，它被认为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它正像它应该成为的那样，对它的反应是敬畏、惊奇、诧异、谦卑，甚至崇敬、得意和虔诚。神圣这个词偶尔也被用来描绘人对高峰体验的反应。在存在的意义上而言，它是快乐和欢欣的。
在这里，哲学的蕴涵是惊人的。如果为了辩论，我们承认在高峰体验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现实本身的性质，更深刻地看透现实的本质，那么，这就和很多哲学家和神学家所说的几乎没什么两样。他们断言，当从其最佳状态和崇高的观点来看时，整个存在仅仅是中性的或善的，而邪恶、痛苦、威胁等只是一种局部现象，一种不看宇宙的完整和统一，只从自我中心的或过于卑劣的观点来看它的产物。当然，与其说是否认邪恶、痛苦和死亡，倒不如说是与它们的一种和解，是对它们的必然性的一种理解。
另一种观点是把高峰体验与包含在许多宗教之中的“上帝”概念作比较。由于“上帝”能注视和包容整个存在，从而也就理解了它，因此“上帝”必定把存在看成善的、恰当的、必然的，必定会把“邪恶”看成是局限的和自私的看法和理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我们能像神那样，那么，出于对普遍性的理解，我们也就不会一味地申斥或谴责、失望和震惊了。如果这一假设成为可能的话，对于别人的短处我们只会有怜悯、宽容、仁慈的情绪，或者也许还会有悲哀或存在性幽默的情绪了。毫无疑问，这恰恰是自我实现者时常对外界的反应形式，这恰恰是所有心理治疗家在对他们的患者做出反应时所力求做到的方式。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达到这种像上帝般的、普遍宽恕的、存在性幽默的和认可存在的态度是极端困难的；甚至从纯粹形态上看是不可达到的。可是，我们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个相对性的问题，而且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接近它。但如果因为它来的很少、很短暂、很不纯粹，就简单地否认这个现象，那将是愚蠢的。尽管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纯粹意义上的“上帝”，可是，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经常地像“上帝”那样。
总之，这种存在认知与我们的日常认知和反应有很明显的区别。我们的日常认知是在手段价值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我们的目的是否有益、是否合乎需要、是好是坏的考虑下进行评价、控制、判断、谴责或者赞许。例如，我们是为什么而笑，或是跟着一起笑。我们从个人角度和经验作判断，我们是在与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目的的关联中来察觉世界万物的，因此，我们仅仅把世界万物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来看待。这与超然于世界是对立的。反过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真实地察觉世界，而只是在察觉世界中的我们自己或我们自己中的世界。这时，我们是以缺失性动机的方式感知的，因此，我们能察觉的只是世界万物满足缺失的价值。从这一点来讲，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在高峰体验中，我们作为世界万物的代理人，察觉整个世界或它的遗产。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察觉世界万物的价值，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这些价值我称之为存在价值。这些存在价值类似于哈特曼的“内在价值”。
我可以列举出来的这种存在价值有：
完整（统一；综合；同一性倾向；互相联系；简单；组织性；结构性；超二歧式；秩序）。
完善（必然性；恰当性；合理性；不可避免；适宜；公正；完全；“应当如此”）。
完成（结尾；终局；证实；某事做完了；实现；到达末端；命运；天数）。
正当（公平；条理；有规律；“应当如此”）。
有活力（进行中；不死性；自发性；自我调节；充满活力）。
丰富性（分化；复合；错综）。
单纯（诚实；坦率；实质；抽象；必要；骨骼结构）。
美（正直；仪表；有生气；单纯；丰富；整体；完善；完成；独特性；纯正）。
善（正直；合乎需要；应当；公正；仁慈；忠诚）。
独特性（特质；个体性；不可比性；新颖）。
不费力（自如；没有紧张；没有努力或困难；文雅；完美；优美的活动）。
乐趣（高兴；快乐；兴致；生气勃勃；幽默；兴奋；不费力）。
真实；纯正；现实（赤裸裸；单纯；丰富；应当；美；无瑕；清洁和地道；完全；实质性）。
自足（自主；独立；为了成为自我不需要自身之外的他物；自我决定；超越环境；单独；按着自发的规律生活）。
显然，这些存在价值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不是彼此分离或性质截然不同的，而是混在一起或相互覆盖的。最终，它们是存在的各个侧面，而不是它的各个部分。这些各式各样的侧面，暴露了它们的作用，都会进入认知的前景。例如，感知优美的人或美的绘画，体验完美无瑕的性感和爱情，顿悟，创造性，生产（分娩）等等。
这种存在价值的完美程度还不仅如此。古老的真、善、美三位一体，表现了融合和统一，但是，存在价值要比这个多得多。在我们制度下的一个普通人身上，真、善、美仅仅是达到了还算好的相互关联；而在神经病患者身上，甚至这样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存在价值的统一只存在于发展了的和成熟了的人身上，也就是说，只在自我实现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人身上存在这种高度融合。因为种种实践的目的已经高度联系起来了，也可以说它们融合成了一个整体。现在，我要进一步说，其他人在他们的高峰体验的时刻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发现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它们就会同一个指引一切科学的基本公理发生直接的矛盾，换句话说，知觉越是客观和不受个人影响，它也就越超然于价值。事实和价值几乎总是被看作反义词和相互排斥的。但或许相反的情况才是正确的，因为当我们审查最背离自我、最客观、最无动机、最被动的认知时，我们却发现这种认知要求直接觉察价值，价值不可能和现实割裂，对“事实”最深刻的觉知将导致“是”和“应当”的融合。在这种时候，现实染上了惊奇、赞美、敬畏和满意的色彩，即染上了价值色彩。
常规的体验嵌在历史和文化中，也嵌在人的转变着的、相对的需要中。它是按照时间和空间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它是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些更大整体和参照系来说，它是相对的。因为不论实际情况如何，这种常规体验都被认为是依存于人的，如果人消失了，它也就会消失，所以，组织的参照系就从人的兴趣转移到环境的要求方面；就从现在转移到过去和将来，从这里转移到那里。在这个意义上说，体验和行为是相对的。
从这个角度考虑，高峰体验就有较多的绝对性和较少的相对性。从我前面指出过的意义上看，它们不仅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不仅是脱离背景而更多的以它们自身被感知的；不仅是相对非激发的、超越人的私利的。而且，我们对它们的感知和反应，它们仿佛是在自身之中，是在我们“之外的某处”，仿佛它们是我们对于一种不依赖于人的现实的觉知，而这种觉知是超越人的生命长久存在的。在科学上谈论相对和绝对肯定是困难的和危险的。而且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语义学上的泥潭。然而，我的研究对象谈到这种区别的许多内省报告降服了我，正如我们的心理学家最终会同意我们的看法那样。研究对象在描述那些本质上不可言喻的体验时，他们使用了“绝对的”、“相对的”这些词。
我们自己也一再对这些词发生兴趣。例如，在艺术领域中，中国花瓶本身可能是完美的，同时可能是2000多年前的老古董，然而在这个时候是新的，是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中国的，从这些感觉考虑，至少是绝对的。但是，对于时间、它原初的文化以及持有者的美学标准来说，同时又是相对的。各种宗教、各个时代、各种文化的人们几乎用同样的词进行描绘神秘的体验，这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毫无怪异之处，赫克斯利把它称作“持续不绝的哲学”。伟大的创造者，如由吉塞林编入选集的那些人，尽管他们是各式各样的诗人、化学家、雕塑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等，几乎都用同样的术语描绘他们的创造时刻。
绝对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理解的困难是由于它几乎总是被静态的污点渗透。从我的研究对象的体验来看，这一点现在已经清楚了，静态并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感知一个美的东西、可爱的面孔或美好的理论，是一个波动的、转移的过程，但是，注意的起伏严格地限制在这个知觉之内。它丰富的内容可以是无限的，注视的角度可以从一个方面转到另一个方面，此刻集中注意它的这个方面，随后集中注意它的那个方面。一幅美的绘画有许多结构，而不仅是一个结构，因此，由于观看不同的方面就能够不断地有波动的快乐。我们没有必要在它究竟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问题上进行搏斗，它可能是二者兼有。
平常的认知是非常积极的过程，其特点是，它是认知者的一种塑造和选择。他选择他要感知的东西和不要感知的东西，他把它们同他的需要、畏惧和兴趣联系起来，他给它们以结构，整理它们，进一步整理它们。总之，他在它们上面做工作。认知是消耗精力的过程，它包含警觉、戒备和紧张，因此，它是使人疲劳的。
存在认知与平常认知相比要被动得多，接受性更多，自然，它永远不可能完全被动、完全接受。我发现，东方的哲学家对于这种“被动认知”的描述是最好的，特别是来自老子和道教哲学家。克里士纳默特对我的资料有一个极好的描述，他把它称之为“没有选择的觉知”。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没有欲求的觉知”。道教“听其自然”的概念也说的是我力图去说的东西，即知觉可能是无所求的，而不是有所求的；是沉思的，而不是强求的。它在体验面前可能是恭顺的、不干预的、接受的，而不是强取的，它能让知觉成为其自身。在这里，我想起了弗洛伊德对“自由飘浮的注意”的描绘。而且，这种知觉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是无自我的而不是自我为中心的，是轻松的而不是警惕的，是容忍的而不是不容忍的。它对体验是注视而不是打量它，或向它投降和屈从。
我也发现，区分被动的听和主动的听之间的差异是有意义的。优秀的治疗家以便能够听到实际说的是什么，而不是听到他期望听到的或他要求听到的东西，必须能在接受的意义上而不是获取的意义上。他必须不对自己施加影响，而是让话自然地流到他的耳朵中来。只有如此，他的定形和模式才能是吸收性的，不然，他就只能听到他自己的理论和预期。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划分任何学派优秀的和蹩脚的治疗家的标准，就是能否成为接受的和被动的。好的治疗家能够根据每一个人自己鲜明的实际情况感知他们，而并不强求类化、成规化和分等级。蹩脚的治疗家只能在一生的医疗经验中发现从他的事业开始所学到的那些理论的重复确证。这个情况表明，一个治疗家可能在40年间重复同样的错误，随后又说这“丰富了医疗经验”。
传送这种独特的存在认知感，可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虽然也是同样古老的方式，就是把它称为非意志的而不是有意志作用的，像劳伦斯和其他浪漫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普通认知是高度注意的，所以是有所求的、预定的、先入为主的。在高峰体验的认知中，意志没有干预，它被暂时抑制了，所以是接受而不是要求。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能指挥高峰体验，它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高峰体验时的情绪反应具有特殊的惊异、敬畏、崇敬、谦卑、降服的色彩，在这种体验面前就好像在某种伟大事物面前一样。有时，这种体验有点害怕会被压倒，虽然是愉快的畏惧。我的研究对象用这样一些短语表明这一点，“这对我来说太多了”，“它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这太惊人了”等等。高峰体验可能具有某种辛辣和尖刻的品质，这种性质可以引起流泪和大笑，或者二者都出现。反之，高峰体验也可能近似于痛苦，尽管这是一种称心如意的、通常被描述成“甜的”痛苦。这种高峰体验可以走到如此遥远的程度，能以一种罕见的方式包含了死亡观念。
不仅是我的研究对象，而且许多讨论各种高峰体验的作者，都把这种体验和死的体验，即一种渴望的死亡进行比较。典型的措词可能是：“这简直太奇妙了，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承受得了。我可以现在就死，那也很值得。”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想紧紧抓住这种高峰体验，不愿从这个顶峰返回到普通生活的深谷的缘故；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在高峰体验的伟大面前极度谦卑和深感自身渺小和无价值的一种表现。
在这上面我还必须处理另一种矛盾现象，虽然这很困难。在观察世界方面相互抵触的报告中，这个矛盾被发现了。在一些报告中，特别是关于神秘体验、宗教体验、哲理体验的报告中，整个世界被看作是统一体，像一个有生命的丰富多彩的实体那样。在其他高峰体验中，尤其是在恋爱体验和美感体验中，世界中一个很小的部分这时却被感知为似乎它就是整个世界。在这两种情况下，知觉都是统一的。对一幅画、一个人或一个理论的存在认知，拥有属于整个存在的一切属性，即拥有存在价值，这个事实很可能是由另一个事实派生出来的，即在高峰体验中，仿佛这个体验就是那时存在着的一切。
抽象的、类化的认知与具体的、朴素的、特殊东西的鲜明认知，有着实质性的差异。这就是我使用抽象的和具体的这些术语的意思。从哥尔德斯坦的术语来看，它们是极为不同的。我们的大多数认知（注意的、感知的、记忆的、思维的和学习的）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这就是说，在我们的认知生活中，我们主要的是进行类化、图式化、分类和抽象。我们并没有按着世界万物实际存在的样子来认知世界万物的本性，我们的大多数体验都经过了我们的范畴、结构和成规体系的过滤。
我把这个差异用于研究自我实现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既有不抛弃具体性的抽象能力，又有不抛弃抽象性的具体化能力。这样，就在哥尔德斯坦的描述上增添了一点新东西，因为我不仅发现向具体东西的缩减，而且我也发现向抽象东西的缩减，即降低了认知具体东西的东西。从那时以来，我已在优秀的艺术家和诊疗家身上发现察觉具体东西的这种特殊能力，尽管他们并不是自我实现者。我在普通人的高峰体验时刻发现了同样的特殊能力。这时在具体的、特异的性质上讲，他们都能把握知觉对象。
因为这种独特的具体觉知通常被描绘成是审美感知的核心，所以它们几乎已经成了同义语。对于大多数哲学家和艺术家来说，按着这个人内在的独特性具体地感知他，就是审美地感知他。我更喜欢这个更广泛的习惯用法，而且我认为我已经证实，这种关于对象独特本性的知觉是一切高峰体验的特征，而不只是美的高峰体验的特征。
把发生在存在认知时的具体感知理解为一种同时或连续地对有关对象的一切方面和一切属性的感知，这是有益的。从实质上来讲，抽象就是只选择出对象的某些方面，即那些对我们有益的方面，那些对我们有威胁的方面，那些我们熟悉的方面，那些符合我们语言范畴的方面。抽象，即使它们是有益的，但它们仍然是不真实的。
总之，抽象地察觉一个对象并不意味着察觉到了它的一切方面。抽象显然包含挑选某些特性，而拒绝其他特性，并创造或者歪曲其余的特性，我们把它制造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个样子。我们创造它，我们制造它。而且，在抽象中把对象的各个方面与我们的语言体系联系起来的强烈倾向是极端重要的。这个倾向造成了特殊的麻烦，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语言是二级过程而不是原初过程，因为它论述的是外部现实而不是精神的现实，是有意识的而不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在诗人的语言和狂人的语言上，这个不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矫正了。但是，在许多体验的最终分析上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而且可能被投入根本没有语言的状态。
让我举感知一幅画或一个人为例。为了完善地认知它们，我们必须同我们的分类、比较、评价、需要和使用的倾向作斗争。当我们说这个人是一名外国人时，我们就已经给他归了类，完成了一个抽象动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他看成是独特的人和完整的人的可能性就已被排除了，他已不再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别人的人了。在我们看墙上的一幅画并读出画家名字的时候，按照这幅画的独特性以完全新颖的眼光看它的可能性就被轻易地排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称之为认识的事情，即把一个经验放在概念、词或联系系统中去时，就排除了完全认知的可能性。里德指出，儿童有“天真的眼睛”，有看某种东西仿佛他是第一次看它的能力（他的确经常是第一次看它）；他能以惊异的目光凝视它，考察它的各个方面，接受它的全部属性，因为对于在这种情境中的儿童来说，陌生对象的一种属性并不比任何其他属性更重要。他并不组织它，他只是凝视它，体会这个经验的特性。在类似的情况下，对于成人来说，只要我们能够阻止抽象、命名、分类、比较和联系，我们就能越来越多地看到人和绘画的更多的方面。我们特别应当强调察觉不可言喻的、不能翻译成词的东西的那种能力。努力把这种东西翻译成词就改变了它，使它成了某种非它的其他东西，成了某种像它的其他东西，成了某种类似它然而与它本身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越出局部而感知整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各种高峰体验时认知的特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人这个词的最完全的意义上了解人。自我实现者在他们感知人时，在他们洞察一个人的核心和本质时是如此高度敏锐，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也是我确信这一点的原因，即理想的治疗家，大概是由于专业的需要，他应该能在没有预先假定的情况下，从另一个人的独特性和整体性上，至少是从这个人是一个还算健康的人的角度来理解他。我坚持这一点，尽管我愿意承认在这种知觉状态中有未加说明的个体差异。愿意承认治疗经验自身也能成为一种存在认知训练，即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的训练。这也说明，为什么我认为一种审美认知和创造能够成为诊疗训练的非常合乎需要的一个方面。
在人更高的成熟水平上，二歧式被融合了，两极被超越了，冲突被消除了。自我实现者既是自私的又是无私的，既是狂欢的又是具有古典美的，既是与别人融合在一起的又是与别人分离的，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等等。我曾设想过的那个线性的、它的两极彼此相反和尽可能分离的连续统一体，已证明更像是圆圈和螺旋，在这里，两个极端汇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融合的统一体。在完美地认知客体时，我也同样发现了这种强烈的倾向。我们对于存在的整体理解得越多，我们也就越能容忍和知觉不一致、对立、直接抵触的同时存在。这些对立看来是不完全认知的产物，随着对整体的认知，它们就消失了。从完美的优势地位察看神经病患者时，就能把他看成是一个奇妙的、复合的、甚至是美丽的过程的统一体。我们平常看成是冲突、矛盾和没有联系的东西，这时就会被理解为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任何东西能够被充分地理解，那么，它就会进入其必然的位置，而它就能被审美地感知和鉴赏，甚至疾病和健康的概念也可以融合起来而变得界线不清。如果我们把症状看作是朝向健康的压力，或把神经病看作是此时对个人问题最有利于健康的解决，就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处在高峰体验时刻上的人，不仅在上面我提到的那些意义上是像坚贤那样的人，而且在某些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特别是在完全地、热爱地、同情地，以及自娱地认可世界万物和人的方面更是如此。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他可能显得不尽如人意。神学家在不可能完成的课题上曾进行过长期的奋斗。也就是说，神学家把世界上的罪孽、邪恶、痛苦和全能、全爱、全知等概念结合起来，花费的时间绝不是几个小时或几天。一个附带的困难是试图把奖善惩恶的必要性和这种爱一切人、宽恕一切行为的概念协调起来作为一项任务造成的。他必须以某种方式，既惩罚而又不惩罚，既宽恕而又谴责。
我认为从研究自我实现者对这个二难推理的自然主义解决中，从所讨论的两个广泛不同的认知类型——存在认知和缺失认知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学到某种东西。存在知觉通常是暂时性的东西，它是一个顶峰、一个制高点、一个间或达到的成就。看来，人在大多数场合是以缺失方式感知的，也就是说，他们比较，他们判断，他们批准，他们使用，他们联系。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在两种不同的方式，两者挑一地感知另一个人；有时以他存在的方式，仿佛他眼下是宇宙的整体；然而更为经常的，则是我们把他感知为宇宙的一部分，而且用许多复杂方法把他同宇宙的其余部分联系起来。当我们存在地感知他时，这时我们可以是博爱的、完全宽恕的、完全认可的、完全羡慕的、完全理解的、以存在自娱的、爱好自娱的。但这些恰恰是指定给上帝概念的属性（娱乐除外——在大多数上帝概念中，不可思议地缺少这个品质）。在这样的时刻，在这些品质上，我们就像伟人似的。
例如，在治疗的情境中，我们可以用这种热爱的、理解的、认可的、宽恕的方式，把我们自己同各种这样的人联系起来，而这些人我们平常是畏惧的、谴责的、甚至是憎恨的，如谋杀犯、鸡奸犯、强奸犯、剥削者、懦夫等等。所有的人都不时地表现出似乎他们都希望成为存在认知的人，他们对于成为被分类的、类化的、成规化的人是不满意的。把人标上侍者、警察或“夫人”的标记而不是把他看作一个个体，通常是触怒人的。我们全都希望我们的成熟性、复杂性、丰富性受到赏识和认可。如果这样的认可者在人世间不可能找到，那么就会出现非常强烈的投射倾向，并且会创造一个上帝的形象，有时是一个人的形象，有时则是超自然的形象。
对“邪恶”问题的另一种答案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了，即我们的被试依据现实本身的存在，按照现实本身的权力“承认现实”。现实本身是非人格的，它既不是为了人，也不是反对人。毁灭性大地震仅仅对于某种人才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问题，这种人需要一个人格高尚的榜样，他既是博爱的，同时又是一本正经的、全能的，并且是创造世界的。对于能够自然的、非人格的和作为永存的东西感知和承认地震的人来说，地震是没有伦理或公理问题的，因为它并不是为了打扰他而爆发的。如果罪恶以人为中心下定义的话，那么他也只是像他承认季节和风暴那样来承认地震。从原则上说，在洪水猛兽杀伤人之前，赞赏它们的美，甚至认为它们是有趣的，这是可能的。当然，如果在有损于人的人类活动方面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就不是很容易了。但是，这有时也是可能的，而且人越成熟，这种可能性也就越大。
在高峰体验时刻，知觉强烈地倾向于独特的和非类化的。无论是对一个人的，还是对世界的，无论是对一棵树的，还是对一件艺术品的，所有的知觉都倾向于被看作是独特的事例，看作是它的类别中的独特成员。这与我们日常根据法规掌握世界的方法是对立的。实质上，日常的方法是停留在一般化上，停留在亚里士多德式的——把世界万物分成各种类别上。对于类来说，对象只是实例和样品。整个类概念依靠一般的分类，如果没有类别，相似、相等、类似和差异的概念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和作用。我们不能比较两个完全没有共同性的对象，而且对于具有某种共同性的两个东西来说，例如具有红、圆、重等这样的共同性质，必然意味着抽象。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抽象地感知一个人，如果我们坚决要求一起察觉他的一切属性，并且认为这些属性彼此之间是相互需要的，那么我们就不再有可能分类。从这种观点来看，每一个人，每一幅画，每一只鸟，每一朵花，都会变成类的独特成员，因此必须独特地感知。这种心甘情愿地察看对象的一切方面，意味着知觉的更大效力。
高峰体验的一个方面是完全没有畏惧、焦虑、压抑、防御和控制，抛弃了克制、阻止和管束，尽管这是暂时的。崩溃和消亡的畏惧，被“本能”压倒的畏惧，死亡和精神错乱的畏惧，以及害怕产生放纵性愉快情绪等等，暂时都倾向于消失或中止了。这就更大地解放了被畏惧弄得不正常的知觉了。
这一点可能被看作是纯粹的满足，纯粹的表现，纯粹的得意洋洋和快乐。但是，因为它“到底”了，所以它体现了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融合。因此，这仍然是在心理机能的高级水平上解决普通二歧式概念的又一实例。
因此，在共同具备这种体验的人那里，可以预期某种“渗透性”，一种对无意识的靠拢和开放，一种对无意识的相对的无畏惧。
在这些各式各样的高峰体验中，我们已经看到，人倾向于成为更一体化、更个体化、更自发、更表现、更安详、更勇敢、更强有力等等。
但是，这些全都是类似的，或者几乎是一样的。在这里似乎是一种内部和外部的、动态的平行性或同型性。换个方式说，这个人感知到了世界的本质存在，这样，他也就同时更接近了他自己的存在（他自己的完善，更完善地成为他自己）。这个相互作用的后果看来在两个方向上。不过由于某些原因，却使他更接近了他自己的存在或完成，因此，也使他更容易看到世界的存在价值。由于他变得更统一了，他也更有可能看到世界更多的统一性。由于他懂得存在性欢乐，因此使他更能看到世界的存在性欢乐。由于他变得更强大了，因此，他更能看到世界的强大力量。这个造成了那个的更大可能性，正如压抑使世界显得更不好一样，反之则亦然。他和世界变得更相像了，因为二者都在向着至善尽美运动，或者说，二者都在向着失去至善尽美的方向运动。
也许，这就是爱者融合所表示的部分意思。在宇宙的体验中，与宇宙相称的一个人，感到成了这个统一体要素的一个人，以巨大的哲学洞察力进行感知。也有一些（不充分）有关的资料指出，一些形容“优秀绘画”结构的性质也能用来描绘优秀的人，如存在价值的整体性、独特性、生气勃勃等等。显然，这是可以检验的。
如果现在我试图把这一切放到另一种许多人都熟悉的心理分析参照系统中去，那对一些读者是有帮助的。处理无意识和潜意识之外的现实世界是二级过程的任务。逻辑、科学、常识、良好顺应、文化适应、责任心、规则、理性主义等，全都是二级过程的方法。原初过程最初是在神经病和精神病患者身上，随后是在儿童身上，只有在健康的人身上才发现。在梦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意识活动的规律。欲望和畏惧是弗洛伊德机制的原动力。顺应良好的、负责的、有常识的人，在现实世界上生活很好的人，他们做到这些，通常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返回他们反对、否定和压抑他们的无意识和潜意识上去。
我曾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必须面对我选出的自我实现被测试者的实际情况。因为他们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很孩子气的。我称它为“健康的儿童性”或“第二次天真”。自我心理学家的“复归到自我的帮助”，不仅在健康人身上发现了，而且最后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必需品。爱也已经被认为是复归（即不能倒退的人就不可能爱）。最后，分析学家赞成灵感和重大的（基本的）创造部分地出自无意识，即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人一种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的向后转）。
在这里我所描述的东西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超自我和自我理想的融合，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融合，原初过程和二级过程的融合，一种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综合，一种在最高成熟性帮助下无畏惧的健康的倒退，一种在所有水平上个人的真正整合。在任何高峰体验时，任何人都暂时具有了我在自我实现个体中发现的许多特征。换句话说，这时他们变成了自我实现的人。
自我实现者的性格特征
在任何高峰体验时，任何人都暂时具有了我在自我实现个体中发现的许多特征。换句话说，这时他们变成了自我实现的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时的性格上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情绪与认知的表现状态。在这时，不仅是他最快乐和最激动的时刻，而且也是他最成熟、最个体化、最完美的时刻——简而言之，是他各个方面最健康的时刻。
这样，为了使它较少具有那种只有极少数人直到60岁才能进入的、有点全或无的神殿意味，我们就可能消除自我实现的静力学和类型学的缺点，来给它重新下定义。我们可以把自我实现定义为一种插曲或一种迸发，在这种迸发中，这人的能力以特别有效的和剧烈快乐的方式一起到来了，这时，便是更多整合而较少割裂的，对体验是更坦率的，更有特异性的，更完全表现或自发的，或充分运行的，更有创造性的，更幽默的，更超越自我的，更独立于他的低级需要的等等。在这些插曲中，他更真正地成了他自己，更完善地实现了他的潜能，更接近他的存在核心，成了更完善的人。
从理论上说，在任何人一生的任何时刻，这样的状态和插曲都可以到来。因此，区分出我称之为自我实现的人的东西，是在他们身上这些插曲比普通人来得要频繁得多，而且强烈得多，完善得多。这样，就使得自我实现成了程度的问题、频率的问题，而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因而使它能够经受通用的研究程序的检验。我们不必再局限于研究那些在大多数场合实现了他们的自我的那些极端研究对象了。至少在理论上说，我们也可以研究任何人的生活史了，特别是那些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其他有特殊创造力的人的，虔诚信教的人的，以及在心理治疗或其他重要成长经历中体验过巨大顿悟的人的生活史了，以便更清楚地研究自我实现。个人的成长要求勇气、自信，甚至大胆；从双亲和伙伴那里没有得到爱，就会引起相反的后果，自我怀疑、焦虑、无价值感和怕受嘲笑等，所有这些都是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抑制因素。
客观生存的有效性问题
我描述主观的体验几乎都是运用经验主义的方式。它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仅凭觉察者自己相信他更真实地、更完整地觉知了，并不是他确实达到这一步的证明。判断这个信念的效度的标准，存在于被察觉的对象或人身上，或者存在于所创造的产物上。因此，从原则上看，它们只是相关研究的简单问题。
可是，把艺术说成知识是在什么角度考虑的呢？审美知觉肯定有其内在的自我证实，它被认为是一种宝贵的和奇妙的体验。但是，一些幻想和幻觉也具有同样的情形。此外，你可以被我不予理会的一幅画激发起美感体验。即使我们达到超越个人的境地，效度的客观标准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正如它在所有其他知觉问题方面也存在一样。
对于爱的知觉、神秘的体验、创造性的时刻，以及顿悟的闪现，同样也可以这样说。
相爱者在他所爱的人身上看到的东西，其他人是没有看到的可能的，再者，对于他的内部体验的内在价值，对于他、他所爱的人以及世界上的人的许多良好后果，是毋庸置疑的。假如我们举一位母亲疼爱婴儿的例子，情况甚至就更明显了。爱不仅使她觉察到了潜在性，而且也使它们现实化。没有爱肯定会抑制潜力，甚至会扼杀潜力。个人的成长要求勇气、自信，甚至大胆；从双亲和伙伴那里没有得到爱，就会引起相反的后果，自我怀疑、焦虑、无价值感和怕受嘲笑等，所有这些都是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抑制因素。
人格学的和心理治疗的经验是这种事实的证明，爱能促使潜力实现，不爱则使潜力无效，不论是否值得，结果都是如此。
在这里，产生一个复杂而循环的问题：“在怎样的程度上，这个现象才是自我实现的预兆呢？”正如默顿所设想的，丈夫确信其妻子是漂亮的，妻子确信其丈夫是勇敢的，在一定程度上就创造出了美和勇气。这与其说是对于已存在的事物的觉知，倒不如说是由于信念而导致存在。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知觉到潜在性的例子。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为美丽的和勇敢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与觉察某人可以成为伟大的小提琴家这种真实的可能性有所不同，因为后一种可能并不是普遍的可能性。
然而，除了存在这种复杂性之外，对于那些希望最终把这些问题拖到公开的科学领域中来的人来说，还有潜伏的怀疑存在。出现最普遍的情况是，爱给另一个人带来幻觉，也就是说，爱可以使人感知到那种并不存在的品质和潜力，因此，这并不是真实的感知，而是持有者心中的创造。这种创造基于他一系列需要、压抑、克制、投射和文饰。如果说爱比不爱更有洞察力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它可能是更盲目的。不断困扰我们的研究的是哪些问题呢？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出更敏锐地知觉真实世界的事例呢？我已经报告了我在人格学水平上的观察，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于察觉者心理健康的变量，心理越是健康，就越能敏锐深入地知觉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由于这个结论是无控制观察的产物，所以，它应该仅仅作为一个有待控制研究的假设提出来。
一般来说，在艺术和智力的创造性迸发时，在顿悟的体验中，我们都会碰上类似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体验的外部有效性与现象学的自我证实并不是完全相关的。巨大的顿悟有可能是错误的，伟大的爱会消失。在高峰体验时创作的诗，可能后来由于不满意只好抛弃。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创作和一个后来在冷静、客观的批判审查下放弃的创作，在主观上的感受是相同的。经常创作的人对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们预见到，只有一半深刻顿悟的时刻还不宜动手创作。所有高峰体验的感觉都像存在认知一样，但并不是所有高峰体验都真的如此。然而，我们不敢忽略这些明显的暗示，即至少有时认知的更大清晰性和更高效能可以在更健康的人身上和更健康的时刻发现，也就是说，有些高峰体验确实是存在认知。
我以前指出过，如果自我实现的人能比其他人更有效地、更完善地和较少动机地污染觉知现实，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作为生物学鉴定使用。通过他们的超乎寻常的感受和知觉，我们就能获得比通过我们自己的眼睛获得的更要好的现实情况的报告，正如金丝雀可在不太敏感的人之前嗅出矿井中的瓦斯一样。与此相似的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最敏感的时刻，我们的高峰体验。这时我们是自我实现的，所以给予我们的关于现实的报告比我们平时所能得到的要更真实。
我所描述的认知体验不能代替常规怀疑论和谨慎的科学程序。虽然这些认知可能是富有成果的、敏锐的，而且完全承认它们可能是发现某些真理的最好方法或唯一方法，然而检验、选择、否决、确定和（外部）证实的问题，在我们的顿悟闪现之后仍然继续存在。不管怎样，把二者放到对抗排他的联系中是愚蠢的。现在这一点很明显了，在大致相同的程度上，它们是相互需要和相互补充的，像边疆居民和开拓者之间的关系一样。从理论上而言，强调不力求式无需要方面，并且把它作为我们正在研究的同一性的中心点。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通过某些途径变得无动机或无驱力了，特别是从缺失性需要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
高峰体验时的同一性问题
当我们探求同一性的定义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定义和概念并不是现已存在于某个隐蔽的场所正等待着我们发现。事实上，它们某部分确实需要我们发现，但另一部分却需要我们自己创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同一性就是我们所说过的那种东西。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词已有的各种意义。这样，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各式各样的著作者是用这个词说明各种不同的资料、各种不同的作用。随后，我们就应从这些作用中找出某种东西，以便理解这个作者在使用这个词时，他指的是什么意思。对于形形色色的治疗家、社会学家、自我心理学家、儿童心理学家来说，他们指的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尽管所有这些人说的也有某种类似的地方或重叠的意义。也许这个类似性就是同一性所表示的意思。
另外我有一种关于高峰体验的想法。在这种体验中，“同一性”有各种真实的、感觉得到的和实用的意义。但是，我没有权利提出，这些就是同一性最恰当的意义，而且在这里我们有另一种角度。我觉得，人们在高峰体验时有他们最高程度的同一性，最接近他们真正的自我，最有特异性。因此可以说，在这里，发明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而发现则增长到了最高限度。
显然，对于读者来说，下述所有“分离的”特性实际上根本不是分离的，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彼此关联的，例如以词的重叠方式表明同一个东西，而在隐喻上则包含相同的意思等等。我将以整体论的方式进行叙述，但不是通过把同一性分割成完全分离的、彼此排斥的各个部分，而是把它在手上翻过来倒过去地注视它的不同侧面，或者说像一名鉴赏家注视一幅好画那样，一会儿看它的这个结构（作为一个整体），一会儿又看它的那个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所论述的每一个“方面”，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也阐明着每一个其他“方面”。
人在高峰体验时比在其他时候感觉是整合（一元化的、完整的、成套的）。对于观察者而言，他在各个方面显得是更整合的，如更少割裂或分裂，较少自己同自己斗争，更多的是和谐，自我体验和自我观察较少分裂，更多的是一个指向、结构协调、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它的所有成分彼此非常和谐地活动，是更协作的，至少内部摩擦非常少等等。
治疗家对此特别感兴趣，这不仅是由于整合是所有治疗的一个主要目标，而且是由于迷人的问题包含在我们可以叫做“治疗的分裂”中。要从顿悟中得到治疗，有必要同时进行体验和观察。例如，完全陷入体验而对观察他的体验不够超然的精神病患者，是不能被这个体验改善的，即便是他在隐蔽的无意识中已经得到纠正时也一样。
但这也是实际情况，治疗家必须在同等荒谬的程度上是分裂的，因为他必须既认可患者又不认可患者；即一方面他必须给予患者“无条件的积极关心”，为了理解疾病，他必须与他们同一，他必须把所有的批评和评价放在一边，他必须体验患者的世界观，他必须以交朋友的方式与患者融合，他必须用宽宏的上帝爱世人般的爱来爱患者等等。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有内含的不赞同、不认可、不同一。因为他力求改善患者，使他比一般情况更好，这就意味着要求他得到现在还没有的某种东西。这些治疗学上的分裂，显然是多伊奇和墨菲疗法的基础。
但是，这和双重人格的问题一样，治疗的目的仍然是把它们融合成一个不分裂的和谐的统一体，在患者和治疗者双方都一样，我们也可以把这说成是越来越变成一个纯粹在体验着的自我了，这时自我观也许作为潜意识的可能性始终是有效的。在高峰体验中，我们变成更纯粹地在体验着的自我了。
当他达到更纯粹、更个别化的自我时，他也就更能够同世界融合在一起，同从前的非自我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将只对自己没有压抑、压制、否认、抑制、有畏惧自己的高峰体验的人有意义。但是，我认为这也可能对非高峰体验者有意义，不过要说明这一点比较困难也太冗长。
例如，相爱者亲密地构成一个单位而不是两个人，同一论变得更有可能了；创作者与他正在创作的作品变成一个东西了；母亲和孩子觉得是一个人了；鉴赏家变成音乐、绘画和舞蹈了（或者它成了他）；天文家和星体一起出现在那里（而不是中间隔开望远镜筒分别地出现）。
简而言之，同一性、自主性、自我中心的最大成就是在有自身的同时也有超自身，一种在自我中心之上和之外的状态。这时，人能变得相对的没有自我。我认为，把它称之为完全丧失自我意识、自我觉知、自我观察，就能相当容易地传达出来这个意思。这种自我意识我们日常都有，但是，我们觉得它低于任何专注、兴趣、专心、发狂、“超越自我”，无论是在高峰体验的高水平上，还是在对电影、小说、足球运动发生兴趣这样的低水平上，都会变得忘记了自我、自己较小的痛苦、自己的外表、自己的烦恼等等。实际上，总觉得超越自我是种愉快的状态。
高峰体验时的人一般都觉得他处在自己能力的顶峰，觉得能最好地和最完善地运用自己的全部智能。用罗杰斯的漂亮措词来说，他觉得他是“充分发挥作用的”。他觉得此时比其他时候更聪明、更敏感、更有才智、更强有力或更优美。他处在他的最佳状态，他的和谐一致的状态，他竞技状态的巅峰。这一点不仅可以被主观地感觉到，而且也能被观察者看到。他不再在限制自己中、在自我战斗中消耗精力，体内不再有力量的角斗。而在平常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一部分智能用于活动，另一部分智能则用在管束某些同样的智能上。现在，在高峰体验的时刻，这种浪费没有了，全部智能都可以用于活动了。他变得像一条没有水闸的河流，可以自由流淌了。
充分发挥作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当一个人处在他的最佳状态时，活动变得不费力和容易了。在其他时候需要经过努力、紧张和奋斗的事，现在觉得不需任何争取、工作或劳动，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同这一点紧密联系的是经常感觉优美并显得优美。在任何事情进行得顺利、得心应手、超速运行的时候，这种优美才会悄然出现，而且是和平稳、容易、不费力的充分发挥作用一起到来的。
从外表上看，这个人这时是镇静的、有把握的和正常的，似乎他确切地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情，并且是全心全意地干这件事，没有疑惑、含糊、犹豫或部分撤退。这是对于目标不是一问即过或轻轻地一击，而是完全击中的。伟大的体育家、艺术家、创造家、领导者和行政官员，当他们的活动处在他们的最佳状态时，都显示出这样的行为品质。
虽然，这一点与以前各点相比，与同一性概念的关系较少，但是，我认为，它应当作为“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我”的副现象包括在内。因为它是可供研究的足够客观和普遍的特征。我认为，对于完全理解那种似神的快乐——幽默、玩笑、憨态、嬉戏、大笑等，也需要它。我认为，这种特征是同一性最高级的存在价值之一。
与其他时候相比，人在高峰体验时更觉得他自己在他的活动和感知中是负责的、主动的，是创造的中心。他觉得他自己更像一个原动力，更能自我决定而不是被引起的、被决定的、无助的、依赖的、被动的、软弱的、受摆布的。他觉得自己是自己的老板，是完全负责的，是完全随意的，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觉得自己比其他时候有更多的“自由意志”。
在旁观者看来，他也是同样的情况。例如，他变得果断了，看起来更强有力，更专心致志，更善于嘲弄或压倒对立面，更坚定地确信自己，能给别人留下这种印象——企图阻止他是徒劳的。而且，他似乎丝毫不怀疑他自己的价值，不怀疑他做自己决定的事情的能力。对于旁观者来说，他显得更值得信赖，更可靠，是一个更有利的打赌对象。在治疗中，在成长中，在教育中，在婚姻生活中，发现这个伟大的时刻——变得负责的时刻——一般是可能的。
在高峰体验时，他摆脱了价值感、自我承认、自爱、自尊的消极方面——阻碍、抑制、谨慎、畏惧、怀疑、控制、保留、自我批评。这个特点不但是主观现象，也是客观现象，而且可以进一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描述。当然，这个特点不过是已经列出的特点和下面将要列出的那些特点的不同“侧面”。
虽然，这些事件原则上是可检验的，因为这些事件在客观上是力量和力量的搏斗，而不是力量和力量的协作。
行动是更自发的、更表现的、更单纯的（坦率的、天真的、诚实的、耿直的、真挚的、赤子般的、不矫揉造作的、不设防的、无抵御的），更自然的（简单的、从容的、不犹豫的、朴素的、笃实的、真诚的、在特定意义上原始的、直接的），更无控制和自由流露的（自动的、冲动的、反射式的、“本能的”、无拘束的、无自我意识的、无思想的、无意识的）。
真正同一性的这个侧面是如此重要，有如此多的折光色彩，要描绘和传达它是如此困难，我认为在下述不完全同义的词中有重叠的意义：非故意的，自愿的，自由的，非强迫的，不加思量的，不审慎的，鲁莽的，无保留的，无抑制的，自我泄露的，坦白的，不掩饰的，开放的，不假装的，不虚构的，直截了当的，无邪的，非人工的，无焦虑的，信赖的。在这里我暂不谈“良知”、直觉、存在认知问题。
在特定的意义上，他是更有“创造性的”。由于有更大自信且无怀疑，他的认知和行为就能够以不干预的方式、道教的方式，或以格式塔心理学描述过的灵活方式，按照它内在的、“显露出来的”条件（而不是根据自我中心、自我意识的条件），按照任务、责任（弗兰克语）或由工作自身性质提出的条件，把自身塑造成有问题的或无问题的状态。因此，他的认知和行为是更即兴的、即席演奏的、临时的、更不是由什么事物引起的，是更突然的、新奇的、新鲜的、不陈旧的、不圆滑的、非出于教导的、非习惯性的。它也是较少准备的、较少规则的、较少设计的、较少预谋的、较少练习的、较少预想的。因此，这些认知和行为都是相对非寻求的、无欲念的、非需要的、无目的的、非追求的、“无动机的”、或无驱力的，因为这些认知和行为是自然发生的，是新创造的，而不由以前引起的。
从另一种角度考虑，所有这一切还能够描述为极端的唯一性、个体性或特异性。如果说所有人大体上都是彼此不同的，那么，在高峰体验时，他们有了更纯粹的差别。如果说，人们在许多方面（在他们的角色上）是可以替换的，那么在高峰体验时角色就消失了，人们变得极少有互换性了。无论“独特的自我”意味着什么，以及它的起因是什么，反正它在高峰体验时总是更为独特的。
从各种意义上来讲，个人在高峰体验时，最有此时此地感，最能摆脱过去和未来，最全神贯注于体验。例如，这时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能倾听。由于他这时最少成规和预期，所以他能够完全倾听，而没有被拖入以过去的情况为基础的预期（过去情况不可能和现在情况完全一样），也没有被拖入以规划将来为基础的忧虑，这样就意味着，只是把当前作为达到未来的手段，而不是把现在本身作为目的。而且，由于他这时超越了欲望，所以，他也无需依据畏惧、怨恨或希望形成任何生活的成规。另外，他也不需要凭借比较此时此地有什么东西和没有什么东西，才能做出评价。
高峰体验时刻的人，成为一个更纯粹精神的而较少世故的人。也就是说，在高峰体验时，他的改变更多的是由内在精神的法规决定，而不是被非精神的现实法则决定。这听起来似乎是矛盾的或者是荒谬的，然而并不矛盾。而且，即使是矛盾的也会得到公认，因为这具有某种意义。在既不干预自我也不干预“其他”的时候，对于“其他”的存在认知最有可能；尊重并热爱自我和尊重并热爱“其他”，二者相互容许、相互支持和相互加强。
我之所以能够最好地掌握非自我，靠的是非掌握，也就是依靠让它成为它自己，任其自然，允许它按着它自己的、而不是按照我的规律生存。正如我成为最纯粹的我自身的时候，我就从非我中解放了我自己，拒绝让它控制我，拒绝按照它的规律生活，坚决要求按着我内在的规律生活一样。这种情况产生的结果是，精神内（我）和精神外（其他）就不再是极端不同，肯定不再是真正对抗性的了。另外，也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两套法则都变成令人快乐和感兴趣的了，甚至它们二者能够整合或融汇在一起。
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语言迷津的最好例子是两人之间的存在爱关系。当然，任何其他高峰体验也都可以作为范例。显然，在这种理想交往（我称之为存在范畴的水平上，自由、独立、掌握、不干预、信任、依靠、现实、别人、分离等词，全都是在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意义上使用的，在日常生活的缺乏、需要、要求、自我保存，以及两歧式、两极性、分裂的缺失范畴中）中，这些意义是没有的。
从理论上而言，强调不力求式无需要方面，并且把它作为我们正在研究的同一性的中心点。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通过某些途径变得无动机或无驱力了，特别是从缺失性需要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在论述这个高峰体验时，把最高、最可信赖的同一性描述为不力求的、无需要的、非希望的，即描述为超越了日常的需要和驱力的，也有类似的意思。他只是存在着。快乐已经达到，而这对于追求快乐来说，则意味着达到了暂时的目的。
已对自我实现的人做过类似的描述。现在，事事都是自愿地、倾泻式地、没有意志地、不费力地、无目的地到来的。此时，他的行动不是为了体内平衡或降低需要，不是为了避免痛苦、不愉快或死亡，不是为将来进一步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即他的行动是绝对的，而且没有匮乏动机。此时，他的行为和体验成了本质的东西，是自我证实的，是目的行为和目的体验，而不是手段行为和手段体验。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需要和要求，没有缺失，不缺乏什么东西，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满足的，所以我把这个水平上的人叫做超绝的人。他们这种“崇高的”、“极佳的”、超凡的特点，特别是他们的这种行动，已被推断出是以无所求为基础的。我觉得，这些推论在理解人的这种活动上（他们当时的行动是无所求的）是很有启发作用的。例如，我觉得它对于理解超凡的幽默和娱乐理论、厌烦理论、创造性理论等，都是很有启发的。人的胚胎也是没有要求的这种事实，是高级涅和低级涅易于混淆的根源。
在高峰体验的时刻，他们通常倾向于成为诗一般的、神秘的和狂喜的表达和交流，似乎这是表现存在状态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语言。我只是在我的研究对象和我自己身上察觉到这种语言，因此，对于这一点谈不了多少。同一性的言外之意是，真正的人正因为他是真正的人而可以变得更像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和先知。
一切高峰体验都可以有效地理解为利维的完满动作，或格式塔心理学的闭合，或者赖希的完全兴奋型，或者完全的释放、发泄、极点、高潮、尽善尽美、倾尽、完成等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未完成课题的持续活动、部分表露的心情、内部不完全通畅的运动、没有痛哭出来的悲哀、限食者的半饥饿状态、永远达不到完全整洁的厨房、有保留的性交、必须不表现出来的愤怒、得不到练习的运动员、墙上不可能改正的扭曲图画、不得不吞咽的愚蠢、不称职、不公平等等。从这些例子中，任何读者都应该能从现象的逻辑中理解到完满是多么重要，以及为什么这个观点有助于增进对于非力求、整合、放松等等的理解。完满被看作完善、公正、美，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自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有了同型性和辩证关系（互为“因果”）的时候起，我们就接触到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世界怎样彼此创造这个问题了。
同一性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在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人本身很可能就是完善的和最终的；肯定他不时地体验到了立体的定局、完满和完美。最后，却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达到顶峰的人能够达到完全的同一性；而没有达到顶峰的人必然总是保留有不完全的、缺失的、力求的某种东西，他生活在手段之中，而不是目的之中。如果这个相关被证明不是完全相关，那么，我至少可以肯定，真实性和高峰体验之间是正相关。
当我们考虑肉体的和精神的紧张以及持续不绝的不完全性时，它们不但同安详、平和、心理健康不相容，而且它们也可能同肉体健康不相容，这看起来是合乎道理的。而且，我们也有了理解这个迷惑人的发现的线索，即许多人报告，他们的高峰体验似乎莫名其妙地近似（美妙的）死亡，似乎在最强烈的生活之中也具有与其矛盾的渴望或意愿。也许，任何尽善尽美的完成或终结，在隐喻、神话或古语上就是死亡。
我极强烈地感觉到，某种爱开玩笑的心境是存在价值之一。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它是高峰体验时相当经常的报告，而且，研究者也可以从报告者的外部行为观察到这一点。
描述这种存在性爱开玩笑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英语在这方面非常贫乏。一般地说，英语不能描绘“较高级的”主观体验。它具有广阔无垠的或超凡的好脾气的特质，当然是超越了任何敌意的性质。同样，它可以容易地被称之为幸福的快乐，兴趣盎然或兴高采烈。它具有由于丰富或过剩而溢出的性质（不是缺失性动机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存在主义对于人的渺小（软弱）和伟大（强有力）都感兴趣或者高兴，而超越了统治和从属的两极性。它有某种凯旋性喜悦的性质，有时它可能也有宽慰的性质，它既是成熟的又是幼稚的。
在马库斯和布朗所描绘的意义上说，它是最终的、尤赛琴的、优美精神的、超然的，它也可以称之为是尼采哲学的。
作为规定的要素，它内在地包含有从容、不费力、优美、好运气、摆脱抑制的宽慰、约束与怀疑，和存在认知在一起的乐趣，它超越了自我中心和手段中心，它超越了时间、空间、历史和地域的观念。
在谈论它时，所用的方法和谈论美、爱、创造性智力一样，使用整体性法则。这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它是二歧式的解决者，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它是人的处境的一种良好解决途径，它教给我们一种解决问题的好方法，这就是对问题本身感兴趣。它能够使我们既生活在缺失王国里，又生活在存在王国里，既是唐·吉珂德，又是桑乔·潘萨，像塞万提斯那样。
人们在高峰体验的时刻，以及在这之后，特别地觉得幸运、侥幸、恩遇。一个并非罕见的反应是：“这不是我应该得到的。”高峰体验不是由设计安排带来的，它们是偶然发生的。我“被”快乐惊呆了，而最为直觉的是惊愕、出乎意料、惬意的“认知震动”。
感恩感是一个普遍而独特的结果。信教的人是对他信仰的神感恩，其他人是对命运、对大自然、对人、对历史、对父母、对宇宙、对可能有助于造成这个奇迹的任何东西感恩。感恩可能转化为礼拜，表示感谢、崇拜，给予赞扬、供奉，以及其他某些很容易成为宗教格局的反应。显然，任何宗教心理学，无论是超自然的还是自然的，都必定考虑这些事件，此外，也必定重视宗教自然主义起源论。
这种感恩感非常普遍地表现为或者引导到对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的包容一切的爱，觉得世界是美好的。这种感恩感或者是为世界做某种好事的冲动，经常引起一种报答的渴望，甚至会引起一种责任感。
对于我们所描述的自我实现的人或真正的人的谦卑和骄傲，完全可能有理论上的连结。无论是敬畏的人，还是感激的人，幸运的人对他的好运气都很难充分信任。他必然向他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配得到这种幸运吗？”这些人通过把骄傲和谦卑融合为一个复合的、超级的统一体，即通过成为在一定意义上的自豪和恭顺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二歧式。骄傲并不是傲慢或偏执狂，而是带有骄傲色彩的谦卑。若不二歧化它们，它们绝不会病态化。存在性感恩能够使我们把英雄和谦卑整合到一个外壳之内。
强调一个我已经论述过的主要矛盾，即使我们并不理解这个矛盾，但我们必须处理它。同一性、自我实现、自主、个别化、霍尼的真正自我、真实性的目标，看来既是一个终极目标，又是一个过渡性目标——过渡的仪式、通向超同一性道路上的一步。这似乎就是说，它的功能就是消灭它自身。从其他方面来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东方式的——超越自我和消除自我、忘掉自我意识和自我观察，同世界融合并与它同化，那么，多数人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途径，就是经由完成同一性，经由完成一个坚强的真正的自我，以及经由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不是通过禁欲主义。
在高峰体验时刻，我的年轻的研究对象倾向于报告的两种肉体反应：一是激动和高度紧张、觉得发狂，喜欢奔上奔下，喜欢高声呼喊；另一个反应是放松、平和、从容、宁静感。例如，美妙的性体验、美感体验，创造狂热之后，两种反应都是可能有的；或者是继续高度的激动，不能入睡，不想去睡，甚至没有食欲、便秘等等；或者完全的放松，迟钝，深深的睡眠等等。也许这一点与这个理论有某些联系，但我却不清楚其中的意思。现在已经清楚认识到，必须把患者看作一个独特的人，而不是作为某一类别的一分子，也就是说，如果主要目的是心理治疗的话，就必须这样做。理解一个人和给一个人归类或类化并不是一回事，而理解一个人则是治疗的绝对必要的条件。
还生存个体以本来面目
在弗洛伊德的概念体系中，抗拒与压抑的保持有关。但是，沙赫特已经证明，在产生有意识概念方面的困难中，除了压抑这种根源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根源。孩子可能有过的一些感知，可以说在成长过程中就已经“忘掉了”。我也试图在软弱者抗拒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原初过程认知和坚强者抗拒被禁止的冲动、驱力与希望之间进行区分。这些发展以及其他的发展都表明，扩展“抗拒”概念的意义是合乎需要的，抗拒近似达到顿悟的困难，不管这些困难的起因如何。
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在治疗的情境中，“抗拒”的另一个根源可能是患者对于被类化或临时归类有一种健康的厌恶，即厌恶他的个别性、他的独特性、他与一切其他人的差异、他的特殊同一性等等遭到剥夺。
我以前把类化描述为认知的廉价形式，实际上是两种非认知的形式，一种迅速地、容易地编目，它的作用是使应有的努力成为不必要的，这种努力是更审慎的、对个体特征的认识和思考所要求的。把一个人安置到一个体系中去，比按着他的实际情况了解他所需要付出的精力要少，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所觉察的一切是一个人的抽象属性，这些特性表明他所从属的种类，如婴儿、侍者、瑞典人、精神分裂症患者、妇女、将军、护士等等。类化时强调的是这个人从属的种类，对这个种类来说，他只是一个样品，而不是一个人，是类似性而不是差异性。
但应注意到有关类化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一般来说对人的类化是冒犯性的，因为类化否定他的个体性，或没有注意他的个人性质，他的分化的、独一无二的同一性。正如詹姆斯1902年所发表的著名表述：
智力在一个对象上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和某个其他东西归入一类。但是，任何对象对于我们有无限重要性的、并且也能唤醒我们专注的东西，似乎是它应当是自成一类的和独特的。很可能，一只蟹如果能够听到我们毫不费力地、也不道歉地把它归入甲壳纲，而且就这样处理了它，那么，它也许会充满人身攻击感，它会说：我不是这种东西，我是我自己，我仅仅是我自己。
一个说明对人进行类化能引起怨恨的例子，可以从墨西哥和美国研究男性、女性概念的著作中援引出来。美国大多数妇女，在第一次到达墨西哥之后，都觉得这里是令人很愉快的，她受到像对男人那样高的尊重，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一阵口哨声、呼啸声，并受到各个年龄的男人们的热切追求，认为她是美丽的和宝贵的。这对于许多经常有心理矛盾的美国的妇女来说，可能是非常满意的和治疗性的体验，因为这使她们觉得做女人真好，更准备享受女性，反过来这又使她们显得更加女子气。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至少是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发现，这绝不像她们想像的那样完美。她们觉察到，对墨西哥的男人来说，任何妇女——老年妇女和青年妇女，漂亮的和不漂亮的，聪明的和不聪明的——都是宝贵的，彼此之间的区别待遇很小。而且，她们发现，与美国男子明显不同的是，墨西哥的男子能平静地对待拒绝，简直太平静了。看来，他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上，而且会迅速地转向另一个妇女。这种情况意味着对于单独的一个妇女个体，对他不是特别宝贵的；而且也意味着，他的一切努力是指向妇女的，而不是单独地指向她的。这就包含这种含义：一个妇女与另一妇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并且她是可以由其他妇女代替的。她发现，她不是宝贵的，宝贵的是妇女这个类。最后，她感觉被侮辱了，而不是被奉承了。因为她要求的是作为一个人，作为她自己，而不是作为她的类别，而成为可宝贵的。当然，女性是比个人性占优势的，它要求优先的满足，然而它的满足就使得个人性的要求在动机系统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持久热烈的爱情、一生一婚制和妇女的自我实现，全都能够由尊重特定的人造成，绝不会因尊重“妇女”这个类而造成。
不满意被类化还有一个极普通的事例。如果对青少年说“唉呀！这只是你经历的一个阶段，你最终会长大”，就会普遍引起他们的愤怒。对这个孩子是悲剧性的、真实的、不平凡的一切事情都不能一笑置之，哪怕这是对其他千百万人是已经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一个最终的解释是：一个精神病学家结束与求诊者第一次短暂而匆忙的交谈中说“你的麻烦，粗略地说，就是你的年龄所特有的”，这个潜在的患者变得非常愤怒，他后来报告说，觉得被丢弃了和被侮辱了。他觉得仿佛他被当作一个孩子了：“我不是一个样品，我是我，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这种考虑也有助于把我们的抗拒概念扩展到经典的心理分析中。因为抗拒通常只看作是精神病患者的防御，是抵制那些很可能听到或感知到的令人不快的真实情况。因为它通常被看成是某种不合乎需要的东西，某种需要克服和分析掉的东西。但是，正如上述例子已经表明的那样，被看成疾病的东西有时可能是健康的，或者至少不是疾病的。治疗者在他的病人身上感到的困难，即他们拒绝承认某种解释，他们的愤怒和回击，他们的执拗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几乎必定是由拒绝被类化引起的。因此，这样的抗拒可以看成是维护个人的独特性、同一性和个性，是反对攻击和蔑视。这种反应不仅维护了个人的尊严，而且也帮助他抵御了不好的常在诊断，即把个人的病情归入一定的类型。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诊断与其说是一种治疗的必要程序，不如说是一种法律上和管理上的必要程序。甚至在精神病医院里，这一点也变得日益清楚了，没有什么人是教科书上的那种病人，诊断说明更长、更丰富、更复杂了，简单贴标签已经很少生效。
现在已经清楚认识到，必须把患者看作一个独特的人，而不是作为某一类别的一分子，也就是说，如果主要目的是心理治疗的话，就必须这样做。理解一个人和给一个人归类或类化并不是一回事，而理解一个人则是治疗的绝对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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