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写到了神宗朝。

    我有一个愿望，要把这段历史，这段在中国古代最乱、最无法辨别真伪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

    涉及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蔡京这些影响历史进程、转变国运的人，我再不想重复之前所有史书和近现代著作里的含糊其词。说什么“变法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只是用人有误而已；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勃然振作的，只是做得太急，所以效果不好；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尤其心术之正毋庸置疑……”

    这些都是废话！历史是一门学问，它绝不是什么任人装扮的小女孩，谁想怎么打扮都成。

    因为史实就是那些，如果得出的结论有问题，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资料掌握得不够；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另有目的，才刻意写成了歪史。

    比如，近代民国时号称圣人的梁启超，他写的《名人传记》里有一篇《王荆公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他是力挺王安石的，其结果就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最高明、最纯洁、最无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

    我有两点质疑：第一，这篇文章里错误很多，神宗朝的目前我还没写，先不论。在刚刚写完的英宗朝里，韩琦、欧阳修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梁启超在文章里对两人的评价是“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

    韩琦、欧阳修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地方是不对的。这话雷人不？更何况他一开篇就把赵匡胤贬得一无是处，“……以区区一殿前都点检，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变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日未旰而事已毕。”我在写到宋太祖时已经详细地记述了赵匡胤称帝前南征北战之功，在梁启超那儿都归零了。

    之所以会这样，归咎于第二点，即写作的目的。

    梁启超是当时的新政改革派，呼唤变法来改造清朝，他处处为王安石唱高调，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找依据、树形象，有自己的目的。再比如与梁同时代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他爱苏轼，视苏轼为偶像，而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与苏轼暗合，所以歌颂。

    而我不一样，我只是草根，生活在和平年代，写宋史除了满足聊天的欲望和赚买自行车的钱之外，别无所求，所以也不想去歌颂什么或者贬低什么。

    我只想写出每个历史人物的真面目。虽然这很难，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历代研究宋史人的噩梦了。《宋史》是中国历代史书里最杂乱、最不可信的一部。

    研究宋朝，最好的资料是各位皇帝的《实录》，这是官方最权威的资料，记载着朝廷每一件重大的事情，乃至于皇帝、大臣每天的言行。其他的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个成于元朝，一个在宋室南渡之后，从根本上就没有足够的准确性，所以宋人的各种私人笔记，也成了官方信史的一部分。

    那么提问，各位皇帝的《实录》都完好无损，是不是宋史就一清二楚了呢？不，仍然是不。从第一本《太祖实录》起，就被一改再改，已面目全非了。其中改得最厉害的，就是从神宗朝起。

    《神宗实录》前后一共被改过三次。

    第一次在元祐初年，由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写的过程中就吵成了一片。黄庭坚说：“如公言，盖佞史也。”

    陆佃反驳道：“如君言，岂非谤书？”

    这里有个参照点，陆佃此人曾经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不赞同新法，连他都看不过眼黄庭坚等人对王安石事迹的篡改，这本《神宗实录》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次修改是在绍圣改元时，当时神宗的儿子哲宗在祖母死后亲政，怀念父亲，要为神宗正名。他命令国史院把范、黄等人找回来，问内容的依据在哪里。这几个人的回答超级雷人：“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都只是些传闻！

    哲宗大怒：“文字已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

    于是命蔡卞等重修，蔡卞版的《实录》取材于王安石的私人日记《日录》，他对元祐版本涂改很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成稿后，是第二次的《神宗实录》。

    徽宗时想第三次改，可惜被金兵入侵耽误了。直到南宋时绍兴四年，才由范冲再改。范冲是谁呢？他是范祖禹的儿子……这30多年来，元祐党人被折腾死了近三代人，怒火积怨已经上升到不共戴天的程度，还能指望谁公平公正地说话吗？

    现在流传下来的《宋史》，就是根据范冲版的实录而成，前两版和王安石的《日录》都已经散落民间，再也没法搜寻了。所以说，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无人能把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说清楚说明白。我所能做的，就是对现有的资料层层剖析，辨出真假。

    然后……扔开所有的套话、废话，把我想到的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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