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威武将军应州之战

    武宗执意要去宣府的另外一个打算，即防御北方的蒙古势力。弘治年间，蒙古小王子部落进入河套地区，随后众多的蒙古部落相继进入这一地区定居。由于河套地区水草丰美，又具有军事上的战略价值，所以这部蒙古势力对明朝是个极大的威胁。正德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明廷接到紧急军情，说蒙古骑兵已逼近白羊口附近。消息传到北京，西直门外居民数千人之众奔入城内。这次进入边墙之内的蒙古军约有七万多人，在达到一定的掠夺目的之后，从宣府北面外长城隘口退走。这次事件引起了明朝朝野上下的极大震惊，同时也引起了武宗的忧虑。自此以后，朱厚照就决意出居庸关实现他远征西北的目的。

    明武宗有一种强烈的“立边功”的愿望，他小时候的爱好骑射并不仅仅是出于贪玩的天性，这次巡行宣府就为这一愿望的实现提供了机会。武宗为调发各处军马钱粮，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印信钧帖行之，受到大学士梁储等人的质询。认为这样做违反了祖宗旧制。因为祖制有规定，凡一应军马钱粮如果没有奉到皇帝的敕旨，各方都不得支应。现在一个总兵官的印信钧帖就可以调发，岂不大违祖制？祖制的原意就是为了防止有人擅自调发，虽然知道这位“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就是皇帝本人，但手续不对，真假难辨。

    正德十二年九月间，有五万蒙古骑兵扎营于玉林卫，行将入侵。九月二十五，身在阳和的武宗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命令部队分布防御：大同总兵官王勋、副总兵官张輗、游击孙镇，驻军与大同城；辽东左参将萧滓，驻军于聚落堡；宣府游击时春，驻军于天城卫；副总兵陶羔、参将杨玉、延绥参将杭椎，驻军于阳和卫；副总兵朱銮，驻军于平虏堡；游击周政驻军于威远堡。从这一战略部署看，武宗的军事安排是非常精当的。

    九月二十七日，武宗在阳和卫狩猎时突遇大雨冰雹，有随从被砸身亡。当晚，天际出现一颗红色的大流星，旁边还有五颗小星跟随。武宗可能受到这两件“灾异”事件的影响，决定第二天移驾大同。就在武宗离开阳和的第二天，蒙古人围困了阳和卫城。十月初一，武宗移驾至顺圣川。蒙古人分兵南下，扎营于孙天堡。大同总兵官王勋、副总兵官张輗、游击孙镇率所部与之战。武宗命宣府游击时春、辽东左参将萧滓驰援王勋，游击周政、副总兵朱銮和大同右卫参将麻循、平虏城参将高时尾追敌人，又紧急调遣宣府总兵朱振、参将左钦、都勲、庞阴，游击靳英勒兵与诸军在阳和汇合。参将江桓、张晨作为后应。

    十月初二，王勋与蒙古骑兵在绣女村遭遇，几经交战，敌人向南面的应州方向而去。

    十月初三，张輗、孙镇、陈钰与王勋又在应州城南五里寨与蒙古人遭遇，大战数十合，颇有杀伤。傍晚，蒙古骑兵沿居住山撤退，但仍留下部分兵力围困住王勋等人的部队。初四清晨，天降大雾，蒙古人才得以解围。王勋等立即率兵进入应州城。朱銮和守备左卫城都指挥徐辅兵至此时正好也赶到。

    十月初五，王勋等出城与蒙古人大战于涧子村，萧滓、时春、周政、麻循等率领的部队也赶到，但被蒙古骑兵迟滞，明军无法汇合。

    武宗于是率领太监张永、魏彬、张忠，都督江彬及振杰、王钦、勲英隆雄，参将郑骠等人带兵从阳和方向前来援助。众军殊死拼杀，蒙古人才稍微后退，大军得以汇合。此时天色已晚，就在战场上扎起营垒。武宗当晚就住在营中。

    十月初六，蒙古人发动进攻。武宗亲自指挥诸将搏杀。这一仗，从清晨到傍晚，血战五个时辰，大战百余合，蒙古人才退去。十月初七，明军向西追击，武宗与诸将且战且走，一直追到平虏堡和朔州附近。武宗还要进兵，但忽然刮起大风，白天昏暗得像夜晚，明军又疲惫困顿，这才作罢。武宗命令王勋及巡抚金都、御史胡瓒向北京报捷。

    想当年明成祖击鞑靼、瓦剌，往往动员数月，劳民伤财却所获甚微；明英宗率二十万精锐却在“土木之变”中成了瓦剌的俘虏，三大营几乎全军覆没。而此次武宗率数万普通的边军和五万鞑靼骑兵直接进行野战却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鞑靼长时间内不敢内犯便是应州一战的直接结果。而且在这场战役中，武宗亲自指挥布置，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很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大捷，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班师凯旋，路过大同，没过几天，武宗就对江彬说：“咱们还是回家去吧。”原来武宗非常喜欢宣府的镇国府，已经称那里为“家”了。正德十三年立春，武宗在宣府照例要举行迎春仪式。以往的迎春仪式中，用竹木扎成架子，上面摆放些吉祥图案，进献给皇帝，谓之“进春”。这一次，武宗亲自设计迎春仪式，花样百出。武宗命人准备了数十辆马车，上面满载妇女与和尚。行进之时，妇女手中的彩球就与和尚的光头相互撞击，彩球纷纷落下。这次迎春仪式，武宗始终兴高采烈，对自己的杰作甚感得意。

    虽然此次征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朝臣更为关注的是武宗的出格行为而非战事的胜利。武宗此时正沉浸于自己亲身作战的刺激体验里，对朝臣的各种意见根本不屑一顾。正德十三年正月，朱厚照从宣府回到北京，这天，满朝文武都按照皇帝的旨意穿上他亲自设计的冠服在德胜门外迎驾。在德胜门外，按照朱厚照的意见搭了数十座彩帐，几千幅彩联上绣金字，序词中朱厚照自称“威武大将军”。群臣不敢称皇上，只各备手本驾仪，也不敢称臣，大家既然不敢称皇上为大将军，又不便使自己成为大将军的臣下。

    一直等到入夜，朱厚照才身着戎装在一大队边军骑兵的簇拥下缓缓而来。朱厚照下马坐于御帐正位，大学士杨廷和举杯，梁储注酒，蒋冕捧进果品，毛纪献上金花，表示称贺。朱厚照饮完酒，说：“朕在榆河曾亲斩一首级。”然后怀着一种胜利者的喜悦驰马由东华门穿过宫墙，入宿豹房，留下劳累了一天的迎驾队伍，听任他们在雨夹雪中纷乱离去。

    （二）宸濠之乱武宗“亲征”

    宁王一系是皇室近亲，第一代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本来的封地在大宁，朱棣起兵时，设计挟制了这位十七弟。称帝后便把这位善战的弟弟改封于江西，让他远离中央，无法发展。同时朱棣对藩王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尤其严禁他们拥有武装力量，以免他们学自己的样子上演“靖难”的戏剧。天顺年间，当时的宁王多有不法之事，连护卫军也被削夺，改为南昌左卫。

    弘治十二年，朱宸濠继承宁王王位。朱宸濠的生母名冯针儿，娼妓出身。据说他在少年时是个轻佻的浪荡公子哥，喜欢听别人的奉承。南昌有两个江湖术士常常出入宁王府，一个叫李自然，另一个叫李日芳，两人夸赞这个少年宁王有大贵之相，并且在南昌城的东南角隐隐有天子气。朱宸濠这个好奉承的王爷听了当然喜不自胜。不几年孝宗晏驾，新皇帝朱厚照登基。当时朱厚照还是个小孩子，而且嬉戏成性，看来好像不会有什么作为。这种现实使朱宸濠心里充满了为帝、为王的幻想，时刻关注朝廷的大事。

    正德初年，刘瑾专权，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全国一片动荡情势。朱宸濠把此看作是发展自己势力的绝佳机会。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经营活动，首要的一件事就是恢复宁王府的护卫。正德二年的五月二十七日，朱宸濠遣宁王府的内官带了两万两白银，到北京去贿赂刘瑾谋求此事。因为王府护卫属兵部管辖，故而兵部合议，结果认为：宁王府护卫已被夺取五十余年，在未奉朝命之前，不敢擅自决定。但既然当时刘瑾权势熏天，朱宸濠也已经买通了这一关节，所以一道谕旨跨过兵部直接下达：宁王府缺人供役，原革护卫准许归府。就这样两万两银子起了作用，但正当他着手整顿原护卫军并计划扩充队伍时，刘瑾倒台，凡刘瑾所奏准之事一律纠正，兵部出面将经刘瑾包办的宁王府恢复护卫一事宣布无效。于是，宁王府的护卫军又改回了南昌左卫。经此折腾，宁王岂能罢休？刘瑾倒台了不是还有受宠的钱宁吗？于是又四处打点，经钱宁之手再次恢复了护卫军。

    朱宸濠自从恢复护卫之后，就积极发展他的武装力量，秘密地派遣心腹招降江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江湖绿林人士和鄱阳湖中的江洋大盗等一批成分复杂的势力，其中有名的首领人物是：杨青、凌十一、闵廿四、吴十三等人。这些人构成了后来武装叛乱时的基本成分，又招官员李士实和落魄举人刘养正为谋士，日夜策划举事。

    正德十二年五月，宁王府的典宝副阎顺、典膳正陈宣和内使刘良来到北京，上告宁王诸违法事及宁王与李士实等密谋事。但在朝的与宁王有勾结的官员做了手脚，把阎顺等三人定了背义私逃罪，各杖五十，发往南京种菜。

    正德十四年，御史萧淮上奏宁王罪行，武宗听后大为震惊，但他并没有立即发兵去征讨宁王，因为此时宁王还没有反叛的具体行动，并且武宗对于宁王反叛的可能性也缺乏佐证。于是武宗采纳了大学士杨廷和的意见：派遣勋戚和大臣各一员，带上皇上的亲笔谕旨向宁王宣谕，希望宁王能够改过自新，主动裁撤王府护卫以表示自己的忠心。

    可是宁王在京城的密探先听到了些风声，他们觉得此事关系重大，必须立刻将消息传到南昌宁王府。由于宁王府的密探在京城收集情报的事情早已被朝廷得知，并逮捕了一些王府的得力人员，传递消息的任务就落到了在京的王府低级人员身上。其中有个侦卒叫林华，他拼出性命快马加鞭，终于赶在朝廷使团之前把消息传到了王府。但是他传来的消息是走样的，据林华说：朝廷派来的宣谕使团是带着皇帝的圣旨来的，任务是捉拿宁王进京治罪。信息传递的错误使得宁王不得不提前发动叛乱。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久怀异志、阴谋作乱的江西宁王朱宸濠杀死朝廷命官，率众起兵作乱。七月十三日，南京守备、参赞等官才将朱宸濠反叛的事奏到朝廷。武宗听到消息后，立即下令兵部诸官到左顺门集议。众人讨论后决定派兵征讨，上奏皇帝裁决，接连三天不见答复。于是有消息传出：皇帝不立即下旨是因为正在考虑亲自出征的问题，众大臣力劝武宗放弃这个念头，并抬出祖宗法度以示不可。

    其实武宗想要亲自出征并不仅仅是他的又一次异想天开。自从安化王谋反被镇压之后，当时的国内形势不容乐观：安化王的谋反预示着其他藩王觊觎王位的可能，刘六、刘七起义之后的农民起事不绝如缕，全国处于动荡之中。这一局势使得武宗不能再安于垂拱而治，藩王起事和农民起义对于王权的威胁每天都存在着，为了在全国震慑各种蠢蠢欲动的势力，皇帝亲自出马巡行各地似乎是一种可行的方式。而且武宗不拘一格、打破束缚的性格也决定了此次亲征目的的复杂性。而在决定亲征之前，武宗早就有了一个南巡的计划。据说这个计划是：从北京出发，到山东的泰山，然后游徐州、扬州到南京，再由南京下苏州、杭州，再溯江而上到湖广各地。

    朝臣们在反对亲征之前也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南巡斗争。大学士杨廷和同礼部尚书毛澄首先上书，列举种种理由表示反对，接着各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也纷纷上书力谏。正德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在朝的科道官员为了阻止南巡，举行了一场政治请愿，请愿从早晨一直僵持到中午，最后以武宗派太监宣旨温言劝慰而暂时告终。几天后，心怀不满的武宗借口身体不适而不上早朝，朝臣们明白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示威，感到在这个关口应该据理力争，否则南巡之事便永无解决的可能，一场朝臣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了。

    三月二十日，两个中下级官员黄巩和陆震的联名上书拉开了这场冲突的序幕。上书中不仅阐述了他们反对南巡的理由，并且还对武宗今后的行为提供了种种建议，当然这种建议在武宗看来不啻是对他天子地位的冒犯。联名上书之后是持续不断的奏章，先是翰林院的官员，接着又是各部的侍郎，对于武宗的指责正在逐步升级。

    这次反南巡的斗争中，有姓名可查者就达一百多人。终于，皇帝的忍耐达到极限了，一纸充满了怒气的圣旨从宫中传出：将参加请愿和上书的一百零七个官员在宫门前罚跪，期限五天，每天由卯时到酉时。五天期满，再行发落。

    大学士杨廷和试图调和矛盾，请求皇帝饶恕请愿和上书的官员，但没有生效。接着又有朝臣为被处罚的官员申诉，说他们的行为是忠于朝廷的表现，之所以劝阻南巡是出于皇帝安全的考虑，当然在申诉的最后他们仍然坚持朝臣的劝谏是正确的，希望皇帝能够被感化，放弃南巡的计划。正在气头上的武宗听了更是火冒三丈，对朝臣的惩罚也进一步加重了：不仅申诉的官员加入了被罚的行列，罚跪之外又加以廷杖以示惩戒。在廷杖中，有两位官员当场毙命。武宗似乎出了一口气，但是在这次冲突中，舆论始终是支持朝臣集团的，如果武宗仍然坚持南巡的话，后果不容乐观。所以，当听说北京出现了商民罢市的情况后，武宗最终还是取消了南巡的计划。

    宁王之乱却又勾起了武宗南巡的念头，并且武宗只要动了这个念头，手下就不缺怂恿其付诸实施的人，这次的主谋是江彬。江彬是武将出身，而武将巩固自己地位的最好方式便是立战功，这次宁王叛乱给江彬的武将集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当然是不会放过的。江彬集团的煽风点火，武宗当然乐得接受，于是在七月十三日这一天，皇帝下旨决定亲征。

    但是，就在武宗下诏南征的同一天，朱宸濠便已被以王守仁为首的平叛大军生擒，朱宸濠叛乱被平定。原来宁王决定造反之后的第二天，当时正提督南赣军务的王守仁就收到了这个消息。他尽快地与吉安知府伍文定合兵，在得知朱宸濠率军攻打安庆，而仅留数千人留守南昌之后，王守仁当机立断，出兵直捣宁王老巢。宁王久攻安庆不下，想回兵南昌补充给养找机会再战，不料在回军的路上与伍文定部的前锋遭遇于黄家渡，大败后又战于樵舍，伍文定以火攻之法又大败宁王部队。朱宸濠在逃跑的路上被万安知县王冕部的士兵俘获，从举兵至被俘，前后只有四十二天。

    八月二十二日，武宗从京师出发，率领京军、边军精锐部队数万人南下。八月二十六日，武宗到达涿州，居住在太监张忠的私人宅第中。此时，王守仁将已经擒拿朱宸濠的奏疏送到了武宗手中。武宗读完奏疏后，继续南征，并多次下诏书阻止王守仁到京城献俘虏，让他等候武宗的车驾前往。

    八月二十九日，大学士杨廷和也知道了朱宸濠被俘一事，于是上书委婉地提出撤兵建议，想阻止武宗南征。但武宗南巡刚刚起步，根本不想回撤，将谏言置之一旁，继续南征。九月十六日，武宗到达临清。王守仁将朱宸濠押解到南京杭州，交给太监张永。

    十二月初一，武宗抵达扬州府。第二天，武宗率领数人骑马在府城西打猎。正德十五年二月初六，张永押解朱宸濠等钦犯来到南京江口，献俘报命。直至此时，这出“亲征”闹剧才算有了一个荒唐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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