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拉·伊凡内基年轻的时候个子高高的，身体健壮有力，红脸颊卷头发，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但现在，他在克罗陀福卡村已经待了二十多年，身材早走了样，头发也花白了；二十年来积蓄的脂肪长上了脸，原本温和的眼睛里有了狡诈的光，光秃的脑门上也布满了皱纹。在很多方面，他和其他的酒馆老板没什么区别，比如脑子快，有心眼。但和很多老板不同的是，他个性淡泊，从来不讨好别人，也不怎么会说话。然而客人们还是愿意来他的柜台前坐着，因为他个性亲和，虽然有时候有些过于犀利，但对于地主、农民和商人们的生活都很了解，经常给身处困境的人提一些好建议，让客人们一坐在他面前就身心舒畅。尼可拉·伊凡内基虽然看问题总能一针见血，但接人待物仍然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不肯把麻烦牵引到自己身上，因此只肯对自己喜欢的客人做些提点和暗示，还是以不经意的方式，让他们认清楚是非，妥善处理好自己的事。尼可拉·伊凡内基擅长很多事，几乎所有俄国人重视的东西——比如牲畜林木、砖瓦器具、毛皮布革，甚至歌舞等——他都是个行家。店里不忙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两条细腿盘起来，在门前地上坐成个麻袋的形状，向所有往来的路人致意，聊些闲话。尼可拉·伊凡内基曾经亲眼看着几十个小贵族一个接一个地离世，这些人全是他的老主顾；周围一百俄里发生的所有事，就算警察局局长也未必能发现、不起疑心的，他全部心知肚明——是的，心知肚明，但他从不说出来。他话不多，从不自夸也从不吹嘘，别人和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笑着摆弄他的酒杯，就算这样，他也还是这一带举足轻重的人物，不止平民百姓对他满怀崇敬，就连县里最大的地主和高级文官谢列皮坚可，路过他家的时候，也要放低姿态和他打招呼。他有个朋友的马被一个颇有名号的盗马贼偷走了，是他让这个贼把马原封不动送回来的；附近有个村子换了新主管，村民们不肯接受，是他说服了村里的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但千万别因为他做过这样的事，就以为他真的有副侠义心肠。不是的，他只是不想自己生活的地方发生什么麻烦事，惊扰了自己的平静。尼可拉·伊凡内基早就结婚生子了。他的妻子是个小市民，办事机灵，手脚利落——那些沾点酒就发酒疯的人看见她都打怵，他们不讨她喜欢，因为喝不了多少酒还搅扰她的清净——她喜欢那些压着心事，不说话只喝酒的人。她替她的丈夫把持着家政和财务，还为他生了几个孩子：最早生下来的几个没长大就死了，活下来的这几个都还小，是些娃娃，长得和父母很像。这几个孩子仰着红扑扑的脸，让人一看见就心情舒畅。
七月，空气如火，燥热难耐，我带着狗，一步一挪，沿着克罗陀福卡山沟往上爬。高悬的太阳疯了一样地蒸烤着大地，地面上空气干燥，尘土飞扬。刺眼的阳光下，乌鸦和白嘴鸦的羽毛看上去更光亮了，它们嘴巴大张，一脸愁苦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好像在等着哪个人和它们产生共鸣。麻雀没有一脸苦相，它们大张着翅膀，一会儿飞到篱笆墙上打闹，一会儿“呼啦啦”地全部腾空而起，飞过满是灰尘的路面，飞到绿得正浓的大麻地上，乌云一样在低空徘徊，叫得比什么时候都欢畅。我渴得快受不了了，但附近根本找不到水喝——最近的克罗陀福卡村和远处的其他村庄一样，没有泉水和井水，只有池水——啊，把池塘里的浑水喝到嘴里，让人一想就作呕——我还不如去尼可拉·伊凡内基店里要杯啤酒或者克瓦斯呢。
说实话，克罗陀福卡村一年到头都没有怡人的风景，不管春夏还是秋冬。夏天，尤其是七月最可恶，阳光把村子变成了一个烘焙炉，人待在里面就像被烘烤着一样，忍不住地焦躁难安。这时你放眼去看吧，村子在中间有条深沟的深山谷中央，村里的褐色屋顶破烂不堪；牧场上尘土飞扬，像被烧焦了一样，死气沉沉，里面还有同样死气沉沉的长腿瘦母鸡在游荡；从前的地主住宅只剩下一个灰扑扑的白杨木屋架，还有山洞似的一扇扇窗；池塘四周长着荨麻、苦艾和其他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草，池水被太阳晒得烫手，水中漂着鹅毛，看上去一团黑；池塘边的堤坝竖在半干不干的淤泥里，早塌了半边；绵羊在堤坝旁的土地上挤来挤去，把土地踩成了粉末状，它们全部低垂着头，喘不上气，还直打喷嚏，一副愁容满面的样子——垂头丧气的神情，好像这难以忍受的酷暑不会有终结的一天了。我一路脚步沉重，终于来到尼可拉·伊凡内基的店门前。和看到其他的陌生人一样，孩子们惊讶地大张着眼睛，眼神空洞地看着我；连狗都借着我的到来发泄它们的满腔怒火，扯着喉咙狂叫不止，那副架势，好像不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喊破誓不罢休一样；到最后，它们自己都撑不住了，停下来又喘又咳。这时，一个人出现在酒馆门口。这是个中年男人，他个头很高，长着一头浓密的灰发，一张脸干巴巴地皱着；没戴帽子，上身穿一件厚呢大衣，腰胯的地方扎一根淡蓝腰带，看上去像个仆人。他匆忙地挥舞着双手——舞得过了劲，看样子是喝醉了——他在叫谁。
“快过来，过来！”他高扬着眉，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快过来，眨巴眼儿，过来！嘿，老兄，别磨磨叽叽的，这真是个坏毛病，这么多人等着你呢，你还在那里慢悠悠……快啊！”
“啊，马上，马上，”一个矮胖子抖着声音，一瘸一拐地从房子右边走出来。他也穿了一件呢外衣，衣服看上去干净齐整，一只衣袖套在手臂上，另一只披在肩上；头戴一顶尖顶高帽，帽檐低低的，压着眉毛，给他的胖圆脸平添了几分调笑的神气。他眼睛小小的，黄眼珠骨碌碌打转；细长鼻子从脸上猛地凸出来，像个船舵一样，难看极了；薄嘴唇总是带着一抹笑，笑容拘束，放不开。“马上，哥们儿，”他边说边拖着瘸腿朝酒馆走，“喊我干吗？谁等我呢？”
“喊你干吗？”穿厚呢大衣的高个子语气里带点指责，“眨巴眼儿，你可真是个怪人啊，大家好心好意等着你，你说喊你去酒馆做什么！老兄，你看土耳其人亚日卡、怪大人和从日斯特拉来的包工头都来了——亚日卡和包工头赌了一罐啤酒，比谁歌唱得更好，知道吗？”
“你不是在骗我吧，傻帽儿？亚日卡唱歌？”这个绰号叫眨巴眼儿的瘸子兴致上来了。
“你当我像你一样爱胡扯？”傻帽儿回答得郑重其事，“打了赌就一定要唱，你这老油子！”
“好了，快走了，笨蛋。”眨巴眼儿说。
“啊，先让我亲你一下再说嘛，宝贝儿。”傻帽儿向眨巴眼儿张开手臂，嘴里叽里咕噜地说。
“看你，话都说不明白还撒娇，跟伊索似的。”眨巴眼儿一脸不屑，边说边拿胳膊肘把他推到一边。两个人一块儿走到门口，弯腰进了酒馆那扇矮门。
他们这番话把我的兴趣勾上来了——土耳其人亚日卡歌唱得好，在这一带最有名气，连我都不止一次听说过。这一次他要和别的歌手比赛，这么难得的机会，碰上肯定不能放过——我边想边加快步伐，走进酒馆。
看这篇故事的人，可能没有几个去过乡村酒馆的，但猎人哪儿没去过呢？乡村酒馆的内部空间其实很简单，只有一间门厅和一个正室。门厅一般暗沉沉的；正室往往有个烟囱，用一道板墙隔成里外两间，外间待客，里间是不让进的。板墙上开了一个大壁洞，壁洞是长方形的，洞前放了一张宽大的橡木桌——这张橡木桌就是卖酒用的柜台。放酒的货架正对壁洞，大大小小的酒瓶封着口摆在上面。正室靠近门口的半部分是专门用来待客的，摆了几个空酒桶和长板凳，角落里还有一张桌子。大多数乡村酒馆，里面的光线都是昏昏沉沉的。酒馆的墙壁通常是圆木结构，那些在一般农家墙壁上经常看到的，五颜六色的大众版画，在这里很少看到。
我走进这家名叫“颐和居”的酒馆时，里面已经满是人了。
尼可拉·伊凡内基像往常一样站在柜台后面，嘴角挂着懒洋洋的笑，正用他的胖手给眨巴眼儿和傻帽儿两个人倒酒——这两个人刚进来。他身穿一件印着花的布衬衫，脸颊圆滚滚的，胖身子几乎快把大壁洞堵上了。往他身后看，在窗户旁边的角落里，能看见他那位眼神犀利的妻子。土耳其人亚日卡就站在屋子正中间，他二十三四岁，穿着一件蓝色粗布外衫，外衫的衣襟很长，看上去像个爽快的工人；个子又高又瘦，身体算不上强壮。他有一头浅黄色卷发，全部梳向脑后；额头光洁白净，发际线有点斜；灰眼珠大大的，眼神里透着忐忑；脸颊下陷，有个秀气的鼻子，鼻翼一张一翕的；嘴唇生动，大而饱满。这是一张情感丰富、感觉敏锐的人脸，从他现在的表情也可以看出来——眼睛忽闪忽闪的，呼吸不均，双手发抖，像生着热病一样——他确实生着热病，每一个要当众讲话或者唱歌的人都会生这样的热病——心跳突然加速，紧张得难以自抑。是的，他很激动。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站在他旁边。这个人有一头短硬的黑发，额头很窄，眼睛很小，像个鞑靼人；颧骨宽宽的，鼻子又矮又短，还有一个方下巴。他脖子很粗，围着一条黑色的、有点发旧的绸质围巾；肩膀宽大，穿着一件旧外套，外套上还有滑溜溜的铜纽扣。他面色阴沉，嘴唇惨白，如果不是温和地思索着什么，而是面无表情地站在这里的话，这样的容貌简直称得上是一脸凶相。此刻，他正站在原地，缓慢地观察着环境，这副样子真像一只套着车轭的公牛。他就是那两个人口中的怪大人。有一个人坐在他正对面，圣像下的长凳上，这个人就是亚日卡的对手，来自日斯特拉的包工头。这个包工头三十岁左右，个子不高，是个粗壮的汉子。他也有一头卷发；褐色眼球，眼神灵活；一脸麻坑，有个短短的海狮鼻；下巴上长着稀稀落落的胡子。他一身簇新的灰呢上衣，上衣很薄，有个棉绒领；里面套着一件高领红衬衫，衬衫紧紧地包着他的喉咙——被灰外衣一衬，这件衬衫看上去格外显眼；脚上蹬着一双好看的靴子，靴子边缘还滚着滚边。他正神气十足地东张西望，屁股坐在手上，晃着双腿，两脚拍打着，发出“啪啪”的声音。再往对面看，门右侧角落的桌子旁坐着一个农民，他身穿一件旧长袍，袍子紧巴巴的，肩膀的地方还烂了一个大洞。房间里有两扇小窗户，窗玻璃上沾满灰尘。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颜色昏黄，好像被屋子里经年累月的阴晦打败了一样，只在家具器皿上染了一层有气无力的光。房间阴暗，但是清凉。我刚迈进屋内，全身的暑热就都消散了，感觉真是轻松了很多。
能看出来，我一进去，尼可拉·伊凡内基的客人们就开始局促起来——我让他们不安了。但是尼可拉·伊凡内基招呼我就像招呼一位旧相识那样，这又让他们放松下来，不再觉得我是个突兀的闯入者了。我点了啤酒，到角落里和那个穿破袍子的农民坐在一起。
“喂，什么情况？”傻帽儿端起一杯酒一口喝光，喝完忽然一声大喊，与此同时，他的双手还傻头傻脑地挥舞着，跟自己的喊叫分工合作——很明显，如果没有双手配合，他根本就喊不出话来。“磨蹭什么呢？还不快开始。亚沙，你说对不对啊？”他喊着亚日卡的小名说。
“现在开始吧。”尼可拉·伊凡内基点头说。
“那就开始吧。”包工头看上去志在必得，沉着地笑着说，“我这里一切就绪了。”
“我也是。”亚日卡跃跃欲试地说。
“啊，开始吧，哥们儿。”眨巴眼儿尖着嗓门儿喊。
但——虽然每个人都说可以开始了，却没有一个人打头唱歌，包工头连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表示都没有——这种气氛，好像在等待什么。
“现在开始！”怪大人沉着声，果断地说。
亚日卡闻声一抖。包工头站起来，紧紧腰带，清清喉咙。
“从谁开始呢？”他问怪大人，声音跟刚才说话的声音已经全然不同了。怪大人在屋子中间分开腿站着，两条粗腿外面罩着灯笼裤，有力的手放在裤子口袋里，口袋几乎没到他的肘部了。
“你先吧，包工头，你先，哥们儿。”傻帽儿咕噜着说。
怪大人皱着眉头看看他。他立刻尴尬起来，软绵绵地吐出一个音节，看看房顶耸耸肩，再也不说话了。
“拿瓶酒来，抽签！”怪大人当机立断。
尼可拉·伊凡内基费劲地弯下他肥胖的腰，喘着粗气拿起地上的一瓶酒，放上柜台。
怪大人用目光示意亚日卡：“你先。”
亚日卡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铜板，用牙齿在上面咬出一个记号。包工头从大衣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皮质钱包，不紧不慢地把带子解开，在手心上倒了很多小硬币，又在硬币中选出最新的一个铜板。傻帽儿从头上摘下他那顶帽檐破了的旧帽子，亚日卡和包工头把他们各自的铜板扔进去。
“你来抓。”怪大人对眨巴眼儿说。
眨巴眼儿面带得意色地笑起来，两手抓着帽子开始摇。
屋子里寂然无声，每个人都屏气凝神，只有两枚铜板在彼此碰撞，声音微弱地叮当作响。我环顾四周，发现每个人的表情都满怀期待——怪大人眯着眼睛，我身边这个穿破袍子的农民伸着脖子。眨巴眼儿的手进了帽子，再出来的时候，里面拿着包工头的铜板。谜解开了，气氛缓和下来。亚日卡红了红脸，包工头打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我早说过吧，你先，我早就说过了吧，”傻帽儿喊起来。
“好了，别叫了。”怪大人一脸不屑，接着，他向包工头示意：“现在开始吧。”
“我唱什么呢？”包工头一脸亢奋。
“随便你，想唱什么唱什么。”眨巴眼儿说。
“是啊，唱什么歌你自己决定，这个不能让我们给你定，”尼可拉·伊凡内基双手环胸，抱着胳膊说，“唱你想唱的歌，但是好好唱，我们会公平裁判的。”
“公平，这是肯定的。”傻帽儿说完，伸出舌头舔了舔空酒杯边缘。
“先生们，让我先开开嗓吧。”包工头说着，伸手拉拉衣领。
“好了，别磨蹭了，快开始吧。”怪大人果断地说，说完低下头。
包工头稍微想想，摇摇脑袋站起来。亚日卡紧盯着他……
我想，在具体描述比赛场景以前，先对事件中出场的人作一番简短介绍，应该是必要的吧。这些人中，有几个我早在来颐和居喝酒前就听说过了，还有几个是我事后向人打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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