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工作、处理党群关系的指导方针和总体原则，它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不断与时俱进而得以深化形成的理论成果。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之中，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坚持和发扬群众路线有利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昌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熟悉和了解群众路线的相关理论和内涵，对于在实践中自觉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早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无疑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它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具体来说在红军时期就已孕育，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均对群众路线的完善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长期严酷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了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重要性。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就无法生存与立足。

    群众路线奠基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之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具体化为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相统一的观点，干部权力由人民赋予的观点，既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的观点，以及后来中央又增加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点，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等。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群众工作的具体工作方法和领导方式，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群众观点加上群众工作方法就形成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群众路线。对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这样的表述：“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十三大党章中又加了一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了关于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

    二 群众路线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

    在群众路线中，“一切为了群众”是核心和灵魂，也是群众路线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归宿，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是没有任何自身特殊利益的政党，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全部意义即在于为了“他者”，这个“他者”即广大的人民群众，尽管共产党来自人民群众，自身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本真和特色之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

    “一切依靠群众”是群众路线的本质，这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决定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群众，所以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才有了那么多关于党群关系的形象比喻，诸如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瓜秧关系、舟水关系、树干树根关系、土地种子关系、主人公仆关系、先生学生关系、父母儿女关系、大地与安泰关系、工具与工具使用者关系等等。“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之所在，它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深层次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长期领导、巩固执政基础的缘由和全部秘密。从根本上讲，这还是中国式民主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内在根据。

    如果说，“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还只是价值话语宣示的话，那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如何落实这些价值宣示的问题了，这也是群众路线的关键。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这既是理性认识产生的环节，也是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环节。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决策的诞生过程，又反映了决策的落实过程，构成了完整的决策链条和真理性认识不断循环往复的跃升路径，使领导和群众在决策中各自处于合理的位置，并在他们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保证了党的领导决策的科学有效。“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是群众路线的重要环节，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逻辑延伸。在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反复折冲所形成的科学合理决策，最终必然要回归社会实践，为群众所掌握，只有这样才能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现实物质力量。无论决策在纸面上如何科学，如果群众不买账，也是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可言。这就需要充分做好党的组织、宣传、发动等工作，使群众能够接受并自愿按照这些真理性认识所形成的科学决策行动，才能生成先进的生产力，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整体上看，群众路线的这几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贯通，内在地构成了一个相互衔接、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

    三 群众路线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群众路线由群众观点与党的领导方式、群众工作方法组成。在诞生之初，由于环境的逼迫而使群众路线在贯彻执行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由此发挥出巨大威力并伴随自身的完善而推动革命进程一路凯歌高奏，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群众路线的成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没有了残酷的外部生存环境压力，使得群众相对于党的重要性似乎在下降。很多情况下，群众在决策环节中不再处于重要的基础性地位，而是在有些情况下居于决策的末梢位置，只是被动地接受公共政策的输出。正因如此，脱离群众已经成为党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如何在新时期使群众路线这一传家宝能够延续并发扬光大，重新焕发出应有的活力和威力，进而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已经迫切成为人们必须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三篇文章打开掌握群众路线精髓的方便之门

    本专题选编的三篇文章将有助于广大领导干部学习、理解群众路线的相关知识内容，并为较快掌握群众路线的精髓打开一扇方便之门。本专题围绕群众路线的由来、历史发展和基本内容，对群众路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向人们清晰地展现了群众路线的纵切面和横断面，在论述方法上也各有千秋和特色。

    冷溶的《党的群众路线的由来》一文，立论扎实、逻辑严密，论证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该文主要阐述了群众路线诞生之初的状况，尤其是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确立的探索与思考，包括概括了党的根本宗旨，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概括了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刻阐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使群众路线理论上升到哲学高度，并探寻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完善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文章还简要回顾了党在历史上对群众路线所做的三次重要概括（1945年中共七大、1956年中共八大、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着重强调了邓小平对群众路线的继承与发展。语言风格平实朴素，在娓娓道来中，使读者对群众路线的来源、发展有了清晰的轮廓性认识。

    曲青山的《群众路线永远是党的生命线》一文，简要回顾了群众路线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轨迹，对群众路线的内涵进行了深入解读，认为群众路线最核心的问题是“为了谁”，群众路线最本质的问题是“依靠谁”，群众路线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行”，群众路线贯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做”，指出由于党所处历史方位发生的深刻变化、党的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内因外因交织，导致执政条件下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作者指出，目前全党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可谓对症下药、切中时弊，并分别对“为民”“务实”“清廉”三个关键词进行解读，强调要解决好党员领导干部的认识问题、感情问题、能力问题、作风问题、机制问题，认为这才是应对危机和危险的全面之策和根本之措。细读之后，获益匪浅。

    卫建林的《党的历史是形成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一文，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双重视阈审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价值。在分析群众路线的内涵时，从认识论、政策前提、道德规范、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角度对群众路线进行透视，又结合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鲜活史实事例彰显群众路线的巨大威力，并通过对比苏联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命运，突出了“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创造”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天然优势，也由此阐明了新时期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价值。文章通过展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威力，对于如何纠正和克服“党的问题集中于它的领导集团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集中于这个集团正在从人民的仆人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这一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难解的课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拂去历史的尘烟，剥去当下五光十色的“理论的外衣”，作者眺望到了历史的真实，“没有中国人民，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正如人民群众从来就是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群众路线已经浸透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所有方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骨髓的感情和最终的信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党的原动力和生命线”。作者身上浓烈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社会使命感使这篇文章显得沧桑而厚重，值得一看。

    党的群众路线的由来

    冷溶[2]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中。它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同志，同时凝结着党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和群众观，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了一整套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我们后来在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上的丰富和发展，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要开展之际，首先了解群众路线的历史由来，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丰富思想，对于学习掌握这一重要理论，搞好这次教育活动，是很有必要的。

    一

    党的群众路线是在红军时期孕育产生的。

    群众路线讲的是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它的含义概括地讲，就是党章中所说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这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讲党应该具有的群众观点，这是关系党的性质、宗旨的根本问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讲党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回答的是党的正确领导意见是从哪里来的。

    这两个问题，在红军初创的时候就都提出来了。

    群众路线对我们党之所以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是与中国革命长期处于艰苦卓绝的环境有关系。在强大敌人包围的严酷斗争中，红军要生存、要打仗，就必须赢得群众的支持，重视做群众工作，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

    首先要有群众观点。红军是否要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在党和红军工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在当时认识并不一致。而这又直接涉及红军的性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以及红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等诸多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说明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和阐发了党的群众观点的思想。他指出，红军与白军的不同，正在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我们的战术是游击战，“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红军主要任务是做群众工作，打仗与做群众工作是一与十之比的。他认为“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批评红四军中一些同志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就这样不可回避地提了出来。

    再一个是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问题。当时，“群众路线”这个词更多的还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查田运动时，就强调要按“群众路线”办事，一切经过群众。他说：“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他还说，要用很好的方法来发动群众，使“群众工作的技术”更娴熟，这样群众斗争的发展就会一天天扩大，“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搞了多次调查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集中反映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中。他说，我们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他用过河与桥或船的关系，生动地说明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说：“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他强调，要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他列举了当时群众工作做得好的几个例子，如兴国模范县、长冈模范乡等，号召像它们那样做“第一等的工作”。

    群众路线既是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工作作风。端正党的作风问题，当时也提出来了，主要是针对在做群众工作中出现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同志把官僚主义与群众路线看作两种对立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他说，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我们应该采取“群众化的方式”，“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

    可以看出，群众路线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和主要思想，在这一时期都已经形成了。

    二

    对红军时期所形成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十分看重。他说，红军“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是对“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他把这些经验运用到抗日战争的一切工作中，指导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根据地建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各方面的工作，并进一步做了丰富和阐发。这一时期，他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对红军时期形成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升华，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概括了党的根本宗旨，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观点。毛泽东同志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我们党区别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他反复论述了我们党为什么人的问题，立场问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感情问题，共产党人的标准问题等。在延安整风中，树立群众观点是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在八路军和党的一切工作中的实行，通过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和优良作风，使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党在人民中的形象，共产党人的形象，就是从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上一点一点地树立起来的，对全民族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二是概括了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说，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他要求全党必须广泛深入地提倡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三是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深刻阐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使群众路线理论上升到哲学高度。毛泽东同志认为，群众路线既是领导方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二者的连接点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强调，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正确认识的来源，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所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是讲思想路线问题也是讲群众路线问题，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党的三大作风，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深化了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理论认识，标志着我们党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理论都成熟起来了。我们说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理论认识的成熟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重要的标志就是这两大理论的形成。

    由经验上升为理论，成熟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解放战争的凯歌行进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和展现。战争发展中形成的一边倒的局面，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人心所向！

    三

    艰苦环境中播下的种子，终于结出了硕果。新中国成立是人民的胜利，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然而，党执政以后，依然有一个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群众路线问题上有很多好的思想，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比如，关于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的思想；关于兼顾各方面利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提倡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领导方法的思想；关于党要接受监督，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的思想；关于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扫除“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的低级趣味“官气”的思想；等等。

    这里，特别要说说他关于“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的重要思想。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讲得最多的问题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种身份的转变，使党面临着完全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新的考验。脱离群众就是最大的危险。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预见到了。他严肃告诫全党，由于胜利后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是骄傲自满、不思进取和贪图享乐。他提出对付的办法是牢记“两个务必”，反骄破满，保持艰苦奋斗作风。

    毛泽东同志预见到的问题很快出现了。典型例子就是刘青山、张子善问题。他们两个人都是老革命，都为党和人民立过大功，都在敌人的监狱里经受过严刑拷打的考验，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就变了质。正像毛泽东同志当初指出的那样，其根本问题，一个是骄傲自满，一个是贪图享乐。刘青山曾经说：老子革命那么多年，该享受一下了。

    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反对贪图享乐，这是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的问题。在我们党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他对浪费问题看得很重，认为浪费和贪污一样，“都是极大的犯罪”。他解释说：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

    对于提倡艰苦奋斗，毛泽东同志讲了很多话，举了很多例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酸菜里面出政治”的故事。他说：“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还有一个“苹果里面出精神”的故事。他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再一个是“朱老总过草地”的故事。他说：“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他讲的这些故事，对今天有着重要启示。他这方面的论述，是我们需要重点学习的。

    四

    对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三次系统的总结和概括，这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

    党的七大召开前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我们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大以来与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总结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式讲话，都着重讲了群众路线问题。这些关于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在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党章中系统地阐述群众路线问题，概括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用一个部分论述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他首先明确了群众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位置，指出：“我们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就“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路线”。把群众路线放在这样的高度上予以定位，这还是第一次。他重点阐述了什么是党的群众观点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观点作了四个方面的系统概括，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说：“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这里，他把群众观点的重要性，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

    第二次是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

    这集中体现在八大党章和邓小平同志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说：“从第七次大会到现在的十一年间，党的实际斗争的经验，给了这一路线以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因而在党章草案中，这一路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八大党章根据执政后党的状况发生的变化，要求全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八大党章第一次写入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要求“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

    邓小平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提出要通过建立制度和加强监督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使党不脱离群众。他所做的一个重要理论工作，就是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内涵。这如同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对群众观点内涵所作的概括一样重要，反映了我们党对这一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他说，党的群众路线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从党的性质、宗旨上讲的，强调“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是从做群众工作方法上讲的，重申和强调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这样表述，就用群众路线这个总的概念，把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都统了起来，使群众路线的内涵明确了、完整了。

    第三次是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群众路线的理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群众路线的内涵在八大党章的基础上作了更为明确、简洁的概括，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后来，党的十三大党章中又加了一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了关于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一直到现在，我们使用的就是这个表述。二是把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放在一起，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认为这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这样高度的评价，凸显了群众路线在我们党的指导理论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总结是在经历了党的八大以来25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眼于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而进行的。我们对群众路线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生命线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提出要恢复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他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甚至把群众路线放在了前面。历史决议关于群众路线的这些认识，虽然吸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鲜经验，但主要还是总结概括了毛泽东同志从战争年代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是拨乱反正，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成果。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都作了大量论述。这些新的发展，集中反映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中。

    回顾党的群众路线的由来，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有两点感受很深。一是它来之不易，绝不能丢掉。二是它意义重大，决定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我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胜利，从根本上说，靠的都是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现在，要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还在于我们党能不能继续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能不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与我们一起奋斗。这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开展这项活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原载《人民日报》2013年6月17日）

    群众路线永远是党的生命线

    曲青山[3]

    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中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在开展这一活动中，全党同志学习和重温党的群众路线，深刻认识和把握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并身体力行地去贯彻执行，显得十分重要。

    一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的领导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从一诞生起，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中。党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离不开人民。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中，就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后来，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毛泽东反复阐述和强调了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重要性。1943年6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时，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阐述。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了依靠群众的重要性。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专门讲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提出了党要坚持群众观点。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再次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两个方面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重申和强调。他对群众路线的阐述，与1943年毛泽东和1945年刘少奇的阐述完全相同，还对群众观点进行了提炼，使之更加突出和集中。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高度概括，形成了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党对群众路线的权威规范表述。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两个一切”是群众观点，“一来一去”是群众路线（狭义），二者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提出了“六个要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的群众观点，即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2010年中央又提出和增加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点，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两个一切”根本观点的拓延和展开，是对党的群众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第十六届、第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都对党的群众路线有新的阐发和论述，都为党的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发展，增添了新思想、新观点、新内容。

    二 群众路线最核心的问题是“为了谁”

    一切为了群众，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我们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复教育全党：“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他要求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我们党执政后，要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态度。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如何对待群众，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党正是一切为了人民，确定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60多年来尽管经历过这样那样的曲折，但我们党坚持自己的宗旨不变，与人民同甘共苦，克服困难，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一直走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三 群众路线最本质的问题是“依靠谁”

    一切依靠群众，是由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曾说过一段经典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经常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仍然强调：“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可以将群众组织起来，向一切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党特别指出：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相信和依靠群众，才能获得成功。

    依靠群众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如何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来自人民群众，始终以人民群众为靠山。回顾党的历史，每当党的事业面临重大挑战，每当中国的前途命运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关头，我们党总是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紧密团结群众，这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党对这一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许多生动和形象化的比喻，如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瓜秧关系、舟水关系、树干树根关系、土地种子关系、主人公仆关系、先生学生关系、父母儿女关系、大地与安泰关系、工具与工具使用者关系等等。这些深刻认识阐述了党与人民的不可分离性。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血肉密不可分。树不能断根，安泰不能脱离大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种子撒进土地才能生根、开花。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精神父母。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我们党正是一切依靠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更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年，陈毅就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邓小平也曾自豪地说：三年解放战争打胜了，不是靠别的，正是靠长期的群众工作集中了一切力量才实现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四 群众路线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行”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群众路线“如何实行”？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我们党实行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就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体现和应用。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认识的过程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认识的正确与否也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如何坚持这个路线？1964年9月，毛泽东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要求：“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反复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正确的决策只有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实现。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发展我们的事业。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去体察民情，体验民生，体会民意，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的主要依据。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经济特区，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等等，都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结果。群众路线蕴含着党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全部秘密。

    五 群众路线贯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做”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胜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从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看，其主题主线是党群关系密切，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好。但也有个别时期和个别方面贯彻执行得不好。从当前党的现状看，党的队伍总的状况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和领导干部是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也是能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但是，毋庸讳言，由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党的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内因外因的相互交织并发生作用，使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在少数党组织和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问题。其具体的表现是：这些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精神懈怠，养尊处优；不讲效率，推诿扯皮；哗众取宠，好大喜功；铺张浪费，大吃大喝；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讲排场，图形式，摆花架子；等等，更有甚者贪污腐化，消极腐败，跌进了违法犯罪的深渊，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罪人，走上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些现象严重地侵蚀着党的肌体，败坏着党的作风，破坏着党的形象，影响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由于我们党长期执政，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人民群众对于人民群众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新形势下，我们党正在经受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我们党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1949年3月，毛泽东把党中央迁移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实际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大考、中考、小考，从来都没有中断过。我们党走到了今天，过去考试合格。那么，今后，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要考试合格。否则，我们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怎样去做”的问题。这次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提出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这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的要求，是党心民心之所向。为民，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问题，更是新的历史方位对党进行的深刻检验。务实，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本质特征，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改进作风的紧迫任务。清廉，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更是在新的考验面前党要解决的严峻课题。为民，才能体现党的政治本色。务实，才能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清廉，才能“打铁还需自身硬”，取信于民，赢得人心。而要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对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来讲，就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注重解决好认识问题、感情问题、能力问题、作风问题、机制问题。坚持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敬畏人民群众；深刻认识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精神父母，感恩人民群众；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锻炼品质，净化心灵，亲近人民群众；刻苦学习，增强党性，提高本领，干好工作，报答人民群众。建立制度，完善机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服务人民群众。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6月17日）

    党的历史是形成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

    卫建林[4]

    一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并不看好这个后来领导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历史方向，创造空前业绩的新生的党。理由是，在他看来，参与组建党的，是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5]

    他似乎不了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爆发了近代以来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即五四运动，而最早接触和初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分子，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党的早期组织，正是这场革命斗争的最活跃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的延续和必然结果。

    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没有一束鲜花祝贺、默默无声地建立起来的党，在自己的幼年，就通过领导和组织群众斗争的实践，显示出惊人的历史活力和异常深厚的社会根基。党成立的第二年到第三年，中国工人运动掀起高潮，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工人达30多万，运动持续13个月之久。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全国性盛会，代表110多个工会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其间产生最大影响的有省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崭新局面。哪里有群众斗争，哪里就有共产党人的冲锋陷阵，哪里就有党的队伍的壮大。

    孙中山，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关注的重心正是革命的群众基础问题。他对追随者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不过100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6]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90年历史，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中诞生、奋斗、成长、成熟，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在世界政治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任何政党包括其他兄弟党，能够如中国共产党这样，在反对外敌凌辱和国内压迫者的长期的、复杂的、磨难迭起的斗争中，同自己的人民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血肉联系，能够对几代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理论概括，提出并不断完善群众路线，在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共产主义目标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前提下，使群众路线成为贯穿自己不同历史时期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红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具独创性的、最伟大而富有永恒意义的成果。

    二

    历史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付出，人类社会一天都不能存在。但是不同时代的统治者在这一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权力殿堂里，达官贵人和他们豢养的辩护士，又没有一天认可人民群众和他们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力。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以不同的方式，充当着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和剥削制度并存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政策转换、道德说教、宗教律令和政治的、哲学的宣示教导人民：对于被统治者来说，无休止的劳作和忍耐，贫困、饥饿、疾病、死亡是天命所定，别无选择。数千年来统治者的全部学问，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部政治学，不外乎赤裸裸的恫吓、口蜜腹剑的谎言或者换汤不换药的悲天悯人和维护统治的改良措施，花样翻新地维护“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秩序。这套学问，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剿”和“抚”，在当代表现为美国当局“大棒”和“胡萝卜”、“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并存与交替。

    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抒发对人民的同情，曾经造就无数伟大的文学作品。全部历史又不断重演着被压迫阶级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斯巴达克的奴隶解放战争沉重打击了奴隶制度。活跃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农民斗争，提出了当时最具革命意义的平等思想。但是每次如火如荼反抗的结果，都只是导致剥削制度改变形式。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中国农民战争，无论怎样的可歌可泣和显示出英雄主义的气概，终归无力摆脱封建制度范围内王朝更替的结局。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的最初年代，提出自己积极的历史要求，同时暴露出自己的怯懦和自私。农民起义和城市工人的街垒战斗，为他们争得权力和利益。当群众没有走上战场的时候，他们指责群众的落后；当群众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惧怕群众；一旦窃得胜利果实，他们就给群众套上新的枷锁。不是被压迫阶级，而是昨天原来统治者中的极少数人，在血与火的战斗之后冠冕加身。于是新的压迫剥削的社会秩序，又重新开始运转。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要么用观念形态的东西乃至某些杰出人物的天才头脑、喜怒哀乐和神仙鬼怪解释历史，要么完全抹杀人民群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揭示出在社会生产力一定阶段产生的社会关系体系的客观规律性，科学地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及其变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历史创造中具有首要意义。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列宁说，这种历史观，就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7]从这时起，历史的认识和创造，第一次被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

    人类社会运转的秘密在人民群众。政治的关键在人民群众。在各种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社会秩序延续数千年之后，一种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的崭新理论的出现，预示着人民群众成为社会和自己命运主人时代的到来。

    对于20世纪初期那些在黑暗中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和群众一起生活、战斗、经历磨难，时刻面临为群众利益厮杀、牢狱和牺牲的党的先驱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成为崭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身边群众斗争的事实，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积淀，牺牲、挫折、胜利、探讨和争论，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着走向党对群众、群众工作认识的新飞跃的元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中国实际的认识的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自己斗争环境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在城市和工人阶级斗争中或是在农村和农民阶级斗争中的运用，都呈现出一种交织着探索和创造的过程。党的事业在群众斗争中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独创性成果，群众路线已经呼之欲出。

    三

    关于群众路线，毛泽东的比较集中的表述，见于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8]

    共产党的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在广义上，群众路线包括若干有所区别又相互衔接渗透的不同方面。

    作为认识论，群众路线反映党在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历史作用以及党同群众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的精髓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有伟大的、无限的创造力，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和人民是中国的决定性因素，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两条根本的原则；党本身无私利可图，而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依靠群众一切困难都能克服，离开群众则一事无成；党的任务，是根据群众的需要和愿望领导群众前进，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自己解放自己。

    作为政策前提，群众路线要求党永远面对群众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进步阶级、进步派别、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农村政策、农民政策、俘虏政策，以及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在国际上，党支持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支持一切社会进步事业。中国近代以来备受西方列强欺凌，主要原因是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靠群众路线，在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前方和后方，从城市到农村，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动和组织青壮年、妇女、儿童、老人参加全民抗战，不仅取得了中国近代以来反抗侵略者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组织程度明显提高的历史性标志。

    作为道德规范，群众路线要求共产党人为人民的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是做官而是成为人民的朋友和勤务员，一切言论行动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凡事替人民着想，时刻关注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每到一地，都和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作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包括三个基本环节。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眼睛向下，倾听群众的意见，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得到群众真实的意见，虚心学习与了解群众的经验、愿望和批评，以此作为党的政策的基础；接着是“集中起来”——占有材料、形成概念、抓住本质、加以提炼，确定群众的经验、愿望和批评，形成党的政策；然后是“回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群众实践中检验其正确或错误以及正确或错误的程度，再来修正、补充、提高。三个基本环节的全部秘密，都在于牢牢立足于群众，一方面不可分割，一方面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些有所区别又相互衔接渗透的不同方面，都是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并互为因果，形成完整的政治体系。

    四

    党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也是党和人民群众逐步建立和深化血肉联系、形成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

    中国的国情及其变化，使党处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难点和最具独创性的经验，经常表现在同农民和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要力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依附帝国主义，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一个动摇的、软弱的阶级。中国共产党的胜败进退，曾经一再取决于处理同这两个阶级关系的政策正确与否。

    大革命的胜利，来自党英勇地领导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这种群众斗争，成为北伐战争前进的基础和最为有声有色的篇章。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以后，对工人运动持悲观消极态度，由重视无产阶级转而重视资产阶级，更加无视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重要性。领导落后于群众，不能领导群众前进反而阻碍群众前进，自愿放弃对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不是同资产阶级的倒退进行有原则的斗争而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应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于是失败于敌人的屠刀之下。

    共产党人掩埋了牺牲同志的尸体，从血泊中站立起来。武装斗争被确定为中国革命和重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主要形式。党的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主要依靠工人阶级有所恢复，也在逐步掌握地下斗争的规律，越是地下斗争，越是需要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农村，党紧紧依靠农民，重新发展和得到巩固，农民问题提上重要日程，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革命最彻底的和得到广大农民支持的土地纲领。这一时期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名副其实。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农民第一次分得自己所有、自己支配的土地，他们同党生死相依，自愿毁家纾难、舍生忘死地捍卫革命。党创造坚强的人民军队，学会战争的艺术和治国安民的艺术，开辟人民政权的道路。击败远比我们军队强大的国民党政府军的多次“围剿”，是正确军事指挥和红军英勇作战的胜利，也是土地革命、党同农民血肉联系得到确立的政治优势的胜利。

    土地革命失败于“急性病”。所谓急性病，突出表现为迷恋城市暴动，在农村则执行打击中农、消灭富农的错误政策。这同时导致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主体的错误发生在农民问题上。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所说，“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9]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党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发动全民抗战的政策，使党再度赢得中华民族最大多数人的信赖和拥戴。这里包括工人阶级的领导、工农联盟的基础，也包括对资产阶级甚至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进行具体分析、对地主阶级进行区别对待的政策。

    人民解放战争，是对国民党当局反人民战争的回答。军队作家王树增的《解放战争》，[10]提供了人民群众真诚支持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丰富史实。

    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司令许世友将军，曾长期保留当时潍县人民写来的一封信，控诉国民党军屠杀百姓、抢劫财产、奸淫妇女的罪行，人民军队的英勇反击，就是“人民对自己的军队命令”。

    西北战场，部队缺粮。一位公公和小叔子牺牲、丈夫在前线的农村妇女，挖出坚壁在山里的仅有的十几斤谷子，连夜碾米，第二天送给部队，背上的孩子却饿死了。彭德怀将军说，人民恩德如山。佳县人民吃野菜、树叶、树皮、观音土，把所有食物——仅有的粮食、正在生长的青玉米、羊和驴，全部支援部队。一仗打完，全县很长时间看不到羊和驴，老百姓毫无怨言。东北战场，一个败下阵来的国民党军营长，被从战场边缘铺天盖地涌来的景象所震撼：牲口大车成千上万，给人民解放军送来军火弹药和大饼、窝头、大葱、猪肉，运走伤员和战利品。他如梦初醒：国民党军为什么没有希望。苏中战役，华野主力有3万人，直接参加战斗的群众达14万人，支前民工更是多达50万人，1万多条民船转运粮食、弹药、兵员和伤员。淮海战役期间，一个叫朱家宅子的小村，120户人家，1947年2月15日这一天，摊1850斤煎饼、烙1200斤白面饼、磨1800斤面粉、筹集6000斤柴草，用小推车送给部队。难怪前线采访的国外记者写道，人民的支持抵消了美国向蒋介石集团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军事技术援助，成为古往今来“军事公式里巨大的未知数”。

    战争的残酷、牺牲和艰难可以想见，但是侵略者、压迫者终将失败的结果，却绝无悬念。人民和党，就是母亲和儿女。人民用自己的血液、乳汁、生命养育了党，共产党人的奋斗和英雄主义成为对人民母亲的回报。

    政党的历史，从来都是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历史——要么压迫、剥削、欺骗、镇压人民群众，要么代表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人，要么因为只代表很少部分人而陷入孤立状态转瞬之间即生即灭。在中国，由于共产党的活动，人民群众的队伍空前扩大。党的全部历史证明，在政策错误、同人民群众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失败和灾难就会来临；在回到群众路线和正确地坚持这条路线，党重新得到人民群众的时候，党就得到挽救和再生，胜利的旗帜就高高飘扬。群众路线，就这样蕴含着中国共产党胜败兴衰的全部秘密。

    五

    彻底地代表人民、得到人民的真诚支持，通过革命战争取得国家政权，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取得政权只是实现自己最高目标的一个步骤，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共产党人的万里长征，永远有群众路线相伴随。如果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不能保持自己的工人阶级性质、共产主义目标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成为空洞的政治口号。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11]。在这个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面前，苏联共产党越到后来，就越远离清醒、自觉和积极的探索，没有交出合格答卷。

    我们的讨论，提出了中苏两党的比较问题。

    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建国计划，不仅面临没有经验、没有先例可循的困境，而且面临持续的战争损失大批干部，如列宁所说，不得不从沙皇和资产阶级社会接受数量庞大的旧官吏，而其中多数对新制度持根深蒂固的偏见。为了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需要向他们提供高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的地位和物质待遇。一旦政权巩固下来，党的干部、知识界的高层人士，也会伸手要求同样的甚至更高的地位和待遇。列宁高度警惕官僚主义和其他脱离群众的现象，曾经在党及政府部门预防和清除这类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他过早地逝世了，党却没有把这种斗争有效地坚持下去，而新的残酷战争又已经逼近。人民的奋斗和付出，赢得了战争和巨大的建设成就；但是，战争和建设的胜利，又成为强化党政部门官僚化和养肥特殊利益集团的土壤。

    历史上有些年份，积聚着此前一个时期的多种社会矛盾，预示着此后一个时期矛盾发展的某些迹象，往往具有一种转折意义。20世纪中期至今，社会主义阵营的1956年，欧洲和美国的1968年，苏东的1989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2008年，都属于这样的年份。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里特别分析了1956年。他的研究兴趣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分歧及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把分歧的出现和扩大归于毛泽东的个人性格。但是他抓住1956年，却颇具眼光。

    对于共产党人，1956年称得上“多事之秋”。用罗斯·特里尔的话来说，正是这一年，毛泽东“不再盲目相信苏联方式”，“他要走上一条更加理直气壮的中国式道路”[12]。

    这是苏联共产党走向失去执政地位和国家解体的灾难开始的一年，又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开始的一年。

    苏联经受了残酷战争的考验，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下来，和平建设的任务和在和平建设环境中保持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任务凸显出来。1956年上半年，苏共二十大，下半年波兰、匈牙利事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严重的问题。问题集中于党。党的问题集中于它的领导集团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集中于这个集团正在从人民的仆人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人民不是从书本而是从实际生活观察和评价党，判断党应该和曾经是什么样子，看懂此时的苏联共产党已经不是原先的和自己希望的样子。国家号称社会主义，党却越来越远离人民。党的领导集团不再从人民中汲取力量和智慧，而是成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特殊利益集团和官僚集团。人民由焦虑而惋惜、由失望而愤怒，对党的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无可奈何。谁抛弃人民，谁就只能吞下历史赠予的被抛弃的苦果。人民不喜欢这样的党的领导集团，而希望保留苏联。党的领导集团和人民的分离和对立，终于导致党的下台和国家解体。

    这是党的悲剧，又是人民的悲剧。根据西班牙《起义报》2010年7月3日《从苏联到俄罗斯》一文提供的数据，2010年和1991年——苏联作为完整国家、作为弊端丛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最后一年——相比，俄罗斯50%的食品依靠进口，人均寿命下降，人均消费热量减少1/3、牛奶减半，身高缩减1.5厘米，参军青年中15%营养不良，真实失业率25%以上，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的收入之比从4∶1扩大到41∶1。

    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需要和平建设和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涌现出来。这同样把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甚至重建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任务，尖锐地摆在党的面前。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已经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来又在根据地、解放区建立政府，在政权建设、社会管理以及财政、贸易、文化教育和组织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逐步积累了经验。延安曾经作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也作为国家走出黄炎培所说的那种“周期率”，找到“民主”新路的雏形和民主建设的明灯，吸引广大进步青年和国外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告诫全党牢记两个“务必”，重申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的发展。

    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把在新的条件下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作为党必须解决的历史任务。这成为邓小平修改党章报告的主要内容。

    党和毛泽东反对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特殊化和各种脱离群众现象的诸多深入人心的措施，比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继续得到坚持和强调。1956年以后，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动共产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和人民群众管理上层建筑，以及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无论经过怎样的曲折，犯有怎样的错误和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记载着这种探索和创造。

    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于百年来西方列强的蹂躏和战争废墟之上，成立之初就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制裁、禁运和入侵朝鲜的战争；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亿万人陷入饥饿；过几年来一回的大水灾、大雪灾、大地震和西方挑唆的民族纠纷；亚洲金融危机和至今尚未结束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每次事端，都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挑战。但是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是看到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凝聚和召唤，看到党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看到党的各级组织的紧急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共产党员、先进分子、人民子弟兵的英雄行为和牺牲精神，看到党的群众路线的无穷威力。

    六

    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3]从三个方面表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首先要求尊重人民创造历史的客观规律。独立自主，就是把党的方针放在信任和依靠自己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的基点上。三个方面，统一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的事业，在正确处理这种关系的过程中继续前进。一如历史问题决议所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告诉人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专门有一节，标题即为“走延安道路还是走苏联道路”。这是一个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命题。该书指出，世界的发展取决于解决至今悬而未决的各种矛盾的成功程度——这些矛盾包括：是精神刺激还是物质鼓励，是等级结构的官僚体制还是群众参与，还有城市与农村的矛盾，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矛盾，等等。“国民生产总值本身不能应付这些矛盾。这一点已被美国和苏联的经验，以及从巴西到伊朗、印度尼西亚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所充分地证明。”[14]作者从世界运动规律的角度提出“延安道路”问题，显示出开阔、深刻而独特的眼光。

    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中写道，1946年3月，参与国共两党军事调停的美国将军马歇尔来到延安。他的感受可以作为“延安道路”含义的一种回答。他在延安看到了社会充满同志式的友爱。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人们住在山崖的窑洞里，党的干部吃小米和青菜，冬天减为一日两餐，聚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工作。毛泽东破例新缝制的中山装“好似从一大堆衣服里捡来的”。他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意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15]。

    不错，延安道路，就是我们时代中国人民的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所走出和继续走下去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无论革命战争或是和平建设，无论中心任务怎样改变，党的性质、宗旨和最高目标，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实质从来没有改变，也从来不能容忍任何脱离群众倾向的党，一个靠群众路线战胜敌人、战胜困难和纠正自己错误、荡涤自己污浊，永远保持健康肌体的党。

    没有中国人民，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正如人民群众从来就是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群众路线已经浸透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所有方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骨髓的感情和最终的信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党的原动力和生命线。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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