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皇帝身体肥胖，并且努力按照一个仁德之君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这样也无法换来文官的完全赞同。宣德皇帝朱瞻基无疑是一个皇帝的楷模，他既仁慈又霸道，既对文官给予自由，又对他们压制。但可惜历史只给了他10年的时间。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严格起来说，只有一朝，因为中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景泰皇帝是靠这个插曲上位，后来英宗皇帝朱祁镇复位。
英宗是一个复杂的人。在被俘之前，可以用懵懂来形容他，但在成为阶下囚的日子，或者回宫后被软禁的日子，他都不慌不忙，以一颗平常心对之。在他第二次君临天下后，他也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欣喜。人生经历过大喜大悲，已没有任何事再能激起他心中的波澜。对于英宗来说，皇宫就是一个囚笼，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囚徒。
成化皇帝，他肥胖、木讷，迷恋保姆万妃。这是一个阴沉的皇帝，喜欢与民间术士搅在一起，也是大明朝第一位不理政的皇帝。与之对应的是，成化王朝的各项制度正式成熟，这才使得皇帝的垂衣拱手而治成为可能。成化王朝也是明朝唯一一个历史分水岭——自此之后，明朝的思想开始松动，商品经济开始活跃。
洪熙皇帝的怒火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我们的朱棣皇帝在最后一次北征的途中死去。从此大明王朝结束了一个扩张的年代，迎来了内敛而自省的年代。
无论永乐时代强势扩张的形势下掩盖着多少虚弱与孤寂，这都是一个给后世留下宝贵遗产的时代。迁都北京、重修万里长城都使得这个王朝能够有效地应对来自北方的攻击，从而延续帝国的国祚；漕运的开通使得南北连贯起来，帝国成为一个整体；郑和下西洋，精神上的遗产远大于物质上的遗产。所幸的是明王朝的后世君主们继承了这些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帝国的平稳运转。
中国的文官们历经国初三朝才使得整个王朝开始向自己设计的体系方面运转。洪熙皇帝虽然在位10个月，但他作为太子监国长达20年。在永乐王朝还没有迁都北京的前19年，朱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留在南京处理政事的就是朱高炽。迁都北方后，朱棣出征在外，留守监国的仍然是后来的洪熙皇帝。对于皇储身份的洪熙皇帝来说，这20年无疑是难熬的20年。朱棣不喜欢朱高炽，虽然朱高炽被立为太子，但这个位置从来没有稳当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拿去。朱棣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朱高炽。朱高炽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纵是如此也经常换得父亲的无端指责与谩骂。朱高炽不敢跟任何大臣亲近，亲近朱高炽的大臣被朱棣关进诏狱，朱高炽也是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现在朱棣死了，朱高炽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了。
朱高炽一旦登上大宝，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对永乐时代的政策进行修正。反对朱棣北征的夏原吉被释放，跟朱棣走得近而受迁怒的黄淮、杨溥也被释放。这些人分别被委以重任，成为洪熙、宣德两朝的重臣。不仅如此，跟建文帝有牵连而被处理的官员全部被平反，他们的家属后代都从流放的边疆回到了南京，而且很多被授予官职。从这两件事情上我们迅速联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建文皇帝。的确，洪熙的所作所为跟他的哥哥建文帝如出一辙，但洪熙皇帝对朝政的大规模调整还在后面。
从元至正年间到明永乐年间，战争、修堤、迁徙、运输、伐木、营造、疏通等劳役繁重，天下的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民力已经用到了极限。洪熙皇帝继位伊始就下令：停止各地太监的采购项目；所有在建和没上马的工程全部停止；取消郑和下西洋的一切事项；派出调查组前往各省调查减税和赈灾情况。但还没有等到各地调查组的反馈，洪熙皇帝就已经离去。虽然如此，但终是给宣德皇帝开了一个好头。
除了这些事情，还有一件事情萦绕在洪熙皇帝的心头，那就是把都城迁回南京。在南方长大的朱高炽并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他更思念那个飘洒着雨丝的南方城市，那丝竹琴声、秦淮河畔、吴侬软语。我们的朱高炽似乎下定决心跟他的父亲决裂，连迁都北京这样的大事都要废除。
洪熙皇帝对迁都北京如此不乐意，但在永乐朝他从来没有表露出来。的确，20年来朱高炽都是这样度过的，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凄苦，大概只有他的儿子朱瞻基默默地陪着父亲承受着这一切。朱高炽几次大的危难靠的都是文臣以极其隐讳而坚决地面对朱棣的方式化解。这里虽然有文官支持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朱高炽的那种坚忍的性格。朱高炽深深地知道在这种微妙的时局下只能以不变应万变，将自己深深地埋藏起来，一切都要等到自己登上皇位再说。政治需要的是等待，只有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才会开花结果。
朱瞻基也跟他的父亲一样处于内心的煎熬之中。他深深地知道如果父亲的皇位不保，那么自己也终将一无所获。父子俩终于熬过了那艰难的岁月，但此时的洪熙皇帝已经是身心疲惫。
对于将首都迁回南京的事情，朱高炽态度明朗。他将郑和派往南京任守备，将北京改为行在，派长子朱瞻基去南京打前站。朱高炽回都南京除了个人原因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从大明王朝的成本开支来考虑。迁都北京后大量的人力聚集北方，而粮食、物资都需要从南方转运，这些无疑加大了整个国家的财政开支，同时也跟明仁宗的行事方略不相符合。但朱高炽只是看到了局部，他没有从全局和更高的战略角度来考虑。回都南京虽然会减少行政开支，但无疑会削弱整个帝国的国防。如果当时真的回都南京成功，那么用不着等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就会出现跟南宋一样的局面。
洪熙一朝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对前朝政策的调整，但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的关注：那就是派郑和任南京守备，还有李时勉事件。虽然洪熙一朝只有短短10个月，但这两个事件向我们揭露了洪熙朝一些潜在的东西——皇帝与文官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融洽。
洪熙皇帝跟建文皇帝是不一样的。他不像建文皇帝那么单纯，20年的隐忍表明他是一个坚定、复杂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没有人能够影响到他。当我们打开《仁宗实录》时会看到他对于武官、勋贵、宦官的重用。在用人方面，他似乎依然延续着永乐时代的主线。文官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开始微妙起来，终于在李时勉身上爆发出来。
李时勉是御史，属于言官体系，对问题的看法通常比较偏颇。这是一个好冲动的人。李时勉曾因为反对迁都北京在永乐朝受到了处罚。到了洪熙朝李时勉虽然被释放出来重新授予官职，但他对皇帝重用宦官表示了明显的不满，而且对皇帝的个人生活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洪熙皇帝对于这个人表示出了比永乐皇帝还要大的愤怒，对于他的处罚也比永乐皇帝更甚。
李时勉的行为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他显然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文官的看法。这些文官已经对皇帝的私生活表示出了兴趣。通观正德和万历朝，我们会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不仅如此，李时勉对于皇帝任用宦官表示出了异议，这更说明文官想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模式。虽然洪熙皇帝在处罚了李时勉后就突然死去，但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皇帝不死，他跟文官之间的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届时大明王朝的政治模式向何处运转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是洪熙、宣德，还是朱家的后世子孙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文官这个团体不能赋予太多的信任，既要提高他们的地位来使他们更好地为帝国服务——毕竟历史的惯性最终需要赋予他们更多的责任，但也要对他们保持压制，以使朝政取得平衡。
对于洪熙皇帝移都南京，文官和勋贵的态度如何，历史并没有明确表明。史书上对于这个问题既然没有记载，那么就说明移都南京一事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抑或还没有展开，洪熙皇帝就已经离去。
洪熙元年（1425年）皇帝的死给历史留下一个谜团，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原因，只能依靠后人的推测。洪熙皇帝身体肥胖，喜静不喜动，大概患有心血管、足疾等病。加上洪熙皇帝长期抑郁，洪熙元年（1425年）李时勉的上书责难导致皇帝动怒，或许血压急剧升高导致脑溢血也不是没有可能。
洪熙皇帝隐忍了这么多年，终于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了。的确永乐皇帝一死，他就把这些想法付诸实施。他等待的时间太久了，他希望能给人们树立一个仁德之君的形象，但李时勉的上书无疑击碎了他的这种想法：无论他做得多么好，也不能令所有人满意。李时勉的上书是对洪熙皇帝的一次试探，是对洪熙之治的一次压力测试。皇帝顶住了，他发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火，几十年的怒气、怨气，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李时勉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明仁宗的另一面，他实际上是一个气量狭小的君主。
宣德的王道和霸道
洪熙皇帝死去，“好圣孙”朱瞻基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需要告诉读者的是，宣德皇帝朱瞻基是明朝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宣德皇帝在任的10年是明王朝最好的时期。
朱瞻基不似他的先祖们专制、冷酷，也不似他的后世子孙们懦弱、消极，他是一个既对文官推崇，又对文官压制的君主。仁德之君并不是好皇帝的标准。因为我们的帝国是一个形势复杂的帝国，既要面对来自北方部落民族的攻击，又要面对水患、流民问题。一个既行王道又行霸道的君主可以被称英明，在这方面宣德皇帝无疑是出色的。
我们可以发现朱瞻基从小就身体健壮。他很少生病，他生得虎头虎脑，颇有英气；他的性格沉稳、自信；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从不轻易表露出来。朱棣很欣赏他，经常带他狩猎，北征蒙古也把他带在身边，并且选用帝国最优秀的文人来给他授课。
朱瞻基从小就在北方长大。相对于南方那个陌生城市，朱瞻基更喜欢北平的空旷，那种习武的战场。他善骑马，能拉开大码弓。有一张著名的图片就是描绘朱瞻基骑射的，朱瞻基骑在马上自由洒脱，神采飞扬。
朱瞻基无疑是崇尚武力的。在朱棣死后他仍然保持着经常狩猎的传统，他甚至带着几个侍卫深入北京附近的山中打猎。他也曾经亲自率领3000精骑从喜峰口出关进攻兀良哈所部可怜的牧民。
除了对军事活动发生兴趣外，我们这位皇帝还工于绘画。跟历史上其他皇帝一样，我们的这位皇帝也对动物画感兴趣。朱瞻基的画作明亮、生动，善于表现动物的情感。
我们的这位皇帝不仅工于绘画，而且还精于其他乐艺，他甚至喜爱蟋蟀。他是明代第一位开始享受宫廷生活的皇帝。的确，经过明初几位皇帝的励精图治，此时的大明朝已经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我们的朱瞻基已经有条件享受这种宫廷生活，宫廷画家的笔触也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宫廷生活的情趣。朱瞻基乐而不嬉、欲而不淫、威而不苛。从他的那种自信而自乐的气质来看，他更有魏晋名士风范。
朱瞻基对于宫廷生活的眷念并没有妨碍他关注民生。在出游途中，他遇见耕地的农夫。朱瞻基拿过犁推了几下，便已感到很吃力。朱瞻基问道：“你们平日有空闲时间吗？”
农夫答：“春天耕种，夏天除草培土，秋季收获。”
“那冬天呢？冬天有闲吗？”朱瞻基继续问道。
“冬天还要服力役。”农夫答道。
听了农夫的话，朱瞻基感慨万分，回去作了《耕夫记》，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朱瞻基还作了反映农妇劳动的《织妇词》。无论是《耕夫记》还是《织妇词》都反映了朱瞻基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关切。
宣德八年（1443年）正月，皇帝下令全国延长假日，从初一放到正月二十五。皇帝命令将皇宫内的灯笼全都点亮，他还下令百姓也可进宫观看灯展。消息传出，京城百姓扶老携幼，熙熙攘攘地进入皇宫看灯展。百姓们看着一辈子也看不到的无与伦比的宫灯惊叹到了极点。
朱瞻基力图塑造亲臣爱民的贤君形象，终是招致汉王朱高煦的不满。他开始上书指责朱瞻基重用文臣，乱了祖宗章法。汉王的上书使得朱瞻基和文臣们不安起来。因为朱高煦的上书影响到了文臣的利益，群臣劝说皇帝除掉这个不尊重他们的藩王。
皇帝对他的这位叔叔一直很警觉。在他还是太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的叔叔针锋相对。朱高煦并不是一个多坏的人，朱瞻基登基后，他还经常向皇帝提一些治国的建议。朱高煦虽然被封在山东安乐这个小地方，但是他的心中依然装着天下苍生。在朱瞻基入继大统后，汉王跟朱瞻基仍然时常保持联系，经常派人进京联络，但这些都被文官们解释为打探消息。
文官们开始不断地给皇帝灌输历史重演论、斩草除根论。大学士杨荣第一个跳了出来，劝皇帝亲征，以避免当年李景隆平叛不利的局面。皇帝终于带着大军向山东安乐进发，围城数日后朱高煦开城投降。朱高煦被带到北京囚禁起来，跟朱高煦有牵连的文臣武将共有600多人被处死，流放的达2000多人。事情并没有完结，数年后朱瞻基前往看望朱高煦，愤怒的朱高煦踢了朱瞻基一脚。朱瞻基让人找来一只铜鼎将汉王罩在了里面，天生神力的朱高煦竟将铜鼎举了起来。大惊失色的朱瞻基赶忙让人将鼎重新压了下去，并在鼎四周架上柴将朱高煦炙死在里面。我们英俊神武的汉王殿下就这样殒命，告别了这个世界。这段戏剧性历史的真实性已经无从得知，但事后，汉王的子孙全部被斩杀。
史书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是轻描淡写的，但其血腥程度不亚于朱棣的靖难之役。此次政治事件导致汉王朱高煦一脉尽诛。这在建文、永乐朝也是没有的事情。以仁德著称的朱瞻基杀起人来也丝毫不手软，洪武皇帝的《皇明祖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在明初的这两场血腥同宗残杀中，中国的文官两次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宣德一朝各项事业都处于收缩阶段，后人称宣德皇帝为守成君主。但“守成”不应该作为一个贬义词而存在。因为我们这个帝国过于庞杂，光关注于内部就够这个帝国疲于奔命。
司礼监的登台
国初五朝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宣德朝，我们拓宽历史的视角，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可以得出两条结论。
第一，宣德皇帝朱瞻基试图还给天下百姓一个宽松的环境；第二，皇帝试图从体制上来保持政治上的平衡和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宣德王朝像文官所预计的那样，一切都沿着洪熙王朝的轨道向前滑行。但宣德王朝还是跟洪熙王朝不一样。从深层次来说，宣德皇帝具备洪武、永乐那种强悍的品质，但历史滑行到了今天，已经不是洪武和永乐朝代的土壤，宣德皇帝更注重将他的这种品质发挥在体制上。他不仅将巡抚这一临设机构正常化，而且将内阁这一机构长期化，并新成立一个机构——司礼监——来制衡它。
君主受制于个人精力的有限，不可能将所有的政事揽于一身。所以聪明的君主懂得如何既放权又控权。秦汉是三公九卿制度，决策权、审议权、执行权都在丞相手中。隋唐将相权一分为三。宋朝情况特殊，将财权从相权中分离出来。到了元朝，中书省又总揽一切大权。到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将决策、审议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从朱元璋设立内阁起，内阁就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执行权。永乐年间内阁渐渐地有了决策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律法没有赋予内阁决策权，但实际上内阁已经掌握住了决策权——因为一切政事都要通过内阁，内阁的建议通常都会被采纳。到了宣德朝，皇帝已经明白，内阁已经成了帝国不可缺失的因子——倒不是因为洪武的祖训在那里，而是因为这一制度成功解决了相权问题。
宣德赋予内阁决策权，使内阁更加制度化、长期化，但它毕竟不是律法赋予的常设机构，皇帝明白对于这一机构必须有人来制衡它。皇帝这回选中的是太监。
宣德一朝并不是像永乐皇帝那样简单地赋予宦官某种官职，而是将司礼监提到内廷之首。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大内设置内书堂，并由翰林院学士教授太监们读书习字，从此帝国多了一群能以极高效率办事情又忠于皇帝的准官僚。宣德皇帝这一行为无疑是英明的、及时的，它成功地保持了大明王朝的稳定，如果推后一朝或两朝再实行这一举措所面临的阻力无疑会大大增加。
帝国的权力分为两部分：内阁用蓝笔在奏章上写下决策意见，名曰“票拟”；皇帝用红笔在奏章上写下“照准”，名曰“批红”。如此一来此项决议便生效，可以通发六科执行。宣德朝批红还由皇帝亲批。正统年间批红便由太监代理，但太监绝对是在执行皇帝的意思。或许是皇帝设定一个更为宏观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太监便没必要报之皇上了。
至此，也许士大夫们开始发现，我们的这位皇帝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与后世皇帝们的矛盾才刚刚开始。斗争已经开始，我们的士大夫们准备好了吗？
宣德一朝太监的活动范围明显大大超过了永乐朝。宣德皇帝不仅提高了司礼监的地位，还赋予镇边太监统领火器部队的职责，甚至在皇帝巡边的时候留守京城的官员对于大事还要跟太监们商量，最后帝国的太监还插手了瓷器、木材生产。皇帝的推崇和纵容使得太监们提前跋扈起来，也使得对于太监的清洗提前到来。的确，洪武、永乐两朝的清洗都没有针对宦官，而此次宣德皇帝却将刀挥向了他们。在宣德六年（1432年）年底不到一个月皇帝连杀十几名高级宦官。整个宫内一片肃杀，也许连皇帝也被此种气氛所感染。宣德七年（1433年）的新年刚过，皇帝就安抚了宦官。宦官们明白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终于可以吐口气了。皇帝并不想将宦官们整死，之所以要处理违规的宦官只是想让他们更好地为帝国服务。
宣德皇帝对宦官的力推是显而易见的。他向后世子孙明确地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这伙人也是帝国的一分子。
明朝的老人政治
宣德十年（1436年）正月，皇帝突然死去，时年37岁。皇帝的死去使得刚刚上了轨道的大明政治戛然而止。大明这个帝国似乎重心不稳，没人知道它将要滑向何方。
皇帝的死因至今没人能解释清楚，一说死于仙丹中毒，一说外出巡游着了风寒。无论何种缘由，这个皇帝的确已经离去了，留下来的政治真空又由何人填补？
仁宗和宣宗两朝被后世冠以“治世”的名号。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称为“治”的就说明王朝在这个阶段治理宽松。大明开国以来经过洪武、永乐两朝的开拓，帝国已经进入了稳定期。洪武时期的那种严厉，永乐时代的那种巨额开支，使得这个国家已经无法向前运转。朱高炽、朱瞻基两任皇帝上任后平冤狱、消刑法、减赋税、从安南撤军、停止下西洋和采办，这些都使得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平稳地向前运转。
仁宣两朝的10年的确是明王朝最好的10年，是明王朝的黄金时期。与前朝比，这10年没有严苛的政治，没有劳民伤财的重大工程。与后朝比，这10年没有后世那种尖锐的君臣冲突，也没有大规模外患和流民问题，党争还没有出现，农业的基础地位依然稳固，但潜藏的危机已经昭示着宣德朝以后的走向。被洪武、永乐强行按下去的土地兼并、官吏腐败、流民问题正在这个古老帝国重现。宣德皇帝当然知道这些，他也明白解决这些不能永远靠君主的个人能力，因为后世君主不一定有那样的能力。他更期待从制度上找到答案。但无论是强势君主还是制度，都无法改变历史的规律。周期性的震荡已成了封建王朝必修的功课。
宣德五年（1431年）的清明节，朱瞻基和文武大臣一齐陪着太后张氏前往万寿山拜谒朱棣和朱高炽的陵寝。这是大明王朝最大的一场盛会。沿途的百姓纷纷前来一睹皇帝和太后的尊容。他们看见一个英武的年轻人骑着高头大马在前面引导着太后乘坐的撵车。当百姓们得知这位年轻人是天子的时候，他们被皇帝那种孝心所感动。众人一起跪下来高呼万岁。整个场面令人震动。这些百姓的下跪和呼喊是发自内心的，人们发自内心地对君主尊重，它使得这个国家君主与人民的融洽达到了极致。此后的君主被文臣限制出宫，再也没有出现这等令人感动的场面。
百姓们跪拜的场面是乱糟糟的，动作是笨拙的，但这却显示出了真实。太后很高兴。当太后看见大人、小孩都围拢在撵车周围，看着四周百姓脸上洋溢着真挚而幸福的表情时，我们的这位太后也被感染了。她由皇帝搀扶走下撵车，走到百姓中间，并让随行人员将财物、锦帛、糕点发给这些百姓。百姓们看着这些御用之物高兴得手舞足蹈，人们纷纷分享着这些财物，其乐融融。帝国的荣耀终于达到了它的顶点。
太后拉着朱瞻基的手，跟他信步来到路边的一户农户家，并跟这家人以及围过来的百姓拉起了家常。百姓们甚至将自家的食物和酿造的酒拿过来给太后和皇帝品尝。太后出身平常人家，对这些食物不嫌弃。她对朱瞻基说道：“这是农家食，你当知道。”但朱瞻基却难以下咽。在这里没有身份的尊卑，没有官吏的呵斥，没有百姓的哭诉，有的只是这个帝国温情的一面。这种温情在朱瞻基死后仍然由这个女人延续着。
朱瞻基盛年离世，留下了8岁的朱祁镇。未成年皇帝在这个王朝提前到来。所幸的是在15世纪初期的中国有一个庞大而稳定的摄政团，他们共有8人组成，太皇太后张氏，内阁三杨，宦官金英、范弘、王瑾，资深元老英国公张辅。内阁和司礼监代表一对合作又矛盾的关系，太皇太后与英国公互为表里保持政治结构的稳定性。这是由皇室、文臣、宦官、贵族组成的一种复杂的政治机构，它成功地保证了这个帝国在宣德皇帝死后的政治稳定性。但明王朝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老人政治。
纵观整个明王朝我们可以看见除了文官集团外，没有太多跋扈的人物，太后、皇后、皇妃、外戚、宦官、武将、贵族都是极其内省而自律的人。前朝的很多事情都在本朝得以避免。很显然我们的这位太皇太后张氏也是一位内敛而自律的人，她从不干涉朝政，娘家的人也没有因为她而获取殊荣。张氏一生的亮点就在于朱瞻基想换皇后的情况下给予了支持。朱瞻基换皇后这一举措跟华夏的礼法大大不符，太后心中大约也不乐意，但她还是给予了支持。她是从这个国家考虑，从江山社稷考虑。她很清楚地明白皇帝要做什么。一旦皇帝的心愿没有得到支持，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太后张氏无疑避免了宣德朝的一场潜在危局，甚至是可能出现的立储危局。
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人都是建文时代的人，五朝元老。杨士奇是江西泰和县人，人称西杨，建文元年（1399年）以举荐方式进入仕途。杨士奇行事标准，精于内政，在永乐至宣德三朝中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杨荣是福建建安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人称东杨，精于边事，朱棣数次北征杨荣都是随从。杨溥是湖北石首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人称南杨，永乐时代为太子冼马。杨溥并不像东西二杨一样显赫，他是以低调闻名，生怕踏错一步。其实其他二杨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杨之所以能历五朝，跟他们的保守与谨慎是分不开的。他们知道更多的是如何与君主保持合作关系，而君主也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谨小慎微来压制整个文官集团。
金英、范弘、王瑾作为宣德朝的三位资深太监，跟很多宦官一样从安南而来。他们不仅在宣德六年（1404年）的清洗中得以保全，而且在宣德七年（1405年）更进一步。但他们属于拎得清的人，称得上正直。他们已经开始把自己当作帝国的一分子，而不仅仅是家奴，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操之于心。甚至在三杨死后，这些太监迅速弥补了文臣的空缺来应对突发事件。
英国公张辅已经成了帝国最元老级的人物。他经历了从永乐至正统朝的一切大事。作为河间王张玉的长子，他随父参加了靖难之役。父亲在东昌会战中战死，张辅继承了家族的一切荣誉。朱棣登上皇位后，张辅迅速被派到安南战场。朱能死后，张辅冲锋在帝国的最前线。随后他又随同皇帝几次北征漠北，宣德年间又参与了对汉王朱高煦的进剿，最终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以75岁高龄殒命土木堡。
明王朝不可避免地滑入老人政治，但老人政治能够使仁宣两朝的政策得以延续，能够使政局平稳。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执政危机。那就是面对一些潜在问题时它使得我们这个帝国步履蹒跚，而不再那么决绝。
无论是太皇太后、张辅，抑或内阁和司礼监都失去了革新的动力。有了前朝血淋淋的教训，以金英、范弘、王瑾为首的宦官集团不敢对朝局有大的变动。三杨已至暮年，对于大明王朝的国事已是有心无力。三人经常举办一些小型聚会，不求菜肴精致、饮酒多少，只求兴致所致。在这种小型聚会上，三老依托“台阁体”创作了一些平淡、乏味且歌颂太平的诗词。兴致、恬淡后面是三老深深的无奈与消极。
老人政治已成了落日余晖。它已经显得跟这个时代是那么的不合拍。所有人都知道新生力量即将破土而出，所有人对帝国的命运也开始忧心忡忡。
出轨的王朝
明代的划分如果按照时间段来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正统年间标志着明王朝已经进入了中期，万历三大征的结束基本标志着明王朝驶入了它的晚期。这是从时间段来划分。如果从君臣关系来划分，明王朝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洪武到永乐是文臣被压制的时期，仁宣两朝是君臣融洽的时期，从正统年间开始一直到明王朝灭亡，这一大段时间都是君臣斗争的时期。
正统初年的一切虽然都按照仁宣两朝的惯性往前走，但我们的王朝已经偏离了它的轨道。也许多年后人们仍在思索造成这种偏差的缘由究竟是什么，是皇帝的教育问题，还是三杨的无能，或者是小皇帝的天性？或许这些都不是主因，宣德朝以后文官行为方式的变化才是主因。
正统年间是帝国的转折点，皇帝与文官的矛盾在此后全面爆发。三杨在世的时候尚能维持一种平衡，三杨一死局面再无挽回的可能。
我们的宣德朝在它的表面平静下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吏治腐败，军队退化的战斗力，周边民族的虎视眈眈，土地兼并，流民四起，这些问题在宣德末年已经出现。宣德皇帝虽然也曾整治过此类问题，但他更试图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诸如此类问题。而且我们的这位宣德皇帝似乎对宫廷生活的关注更多。通过这些，读者可以感受到仁宣两朝的平静是暂时的。洪武、永乐两任皇帝过分压制的问题在后世宽松的环境下必然又将出现。而这也清楚地表明宣德朝以后的政治走向似乎又将重回洪武与永乐的政治脉络。
面对吏治腐败、军事危机、土地兼并、流民问题三杨自然无能为力。无论是杨士奇，还是杨荣、杨溥，他们只能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辅以润滑的作用，到了政治出现拐弯的时候他们却手足无措。有才干的一代文臣皆在靖难之役中死去，永乐时代留下的皆是一帮平庸之辈，而三杨以后的文官又皆是矫揉造作、文过饰非之人。可以说当朱棣带着他的队伍进入南京城的时候就标志着这是一个精英已死的时代。
三杨既然无能为力，后辈又是自以为是之人，稳定帝国政治的这个重任就落在了两个愤青身上。他们是大愤青王振和小愤青朱祁镇。
王振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王振是山西人，在当地大约是一个县治下的教谕。朱棣在位的时候为了给宫女授课说服了一批儒生净身入宫，王振便是其一。王振的身上集中了一些特殊的基因，这种基因甚至影响到了小皇帝朱祁镇，最终使得我们帝国的脉搏居然也随同跳动。
王振来源于底层，体会到了底层民众的艰苦。他对这个世道有了更多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愤世嫉俗。他不喜欢文人政治，他更推崇洪武、永乐的那种武人政治。他对洪熙、宣德两朝的政策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吏治要严，刑法要苛。对于明朝势力从安南撤退更是他所不能认同的。虽然王振怀揣着伟大的理想抱负，但作为教谕他却不具备实现这些理想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些抱负，他最终走上了这条路。入宫后，他抓住了一个能实现此等理想抱负的救命稻草，那就是皇太子朱祁镇。王振负担起了小皇子的教育问题。他便在潜移默化中灌输着他的思想与理论。
明代有“经筵”一说。“经筵”就是让有名望的大儒担当皇子的教育。这既是帝国的一件大事，更是儒生的一件大事。天朝的儒生们挖空心思也要把这一工作控制在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皇位的继承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从而使得他们在成年后跟他们保持一致。很不幸，朱祁镇的教育问题文人没有控制住，反而被宦官王振抓住了。从这一刻起明王朝的政治轨道开始偏离文人政治的方向。无论后世之人如何辱骂三杨，我们的帝国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差。
小小的朱祁镇对三杨的讲课丝毫不感兴趣。他更喜欢王振给他讲外面的世界，讲民间的生活，他更喜欢王振带着他骑马射箭。而我们的王振同学也若有若无地告诉皇帝，你要掌握住兵马，文官并不可信。而掌握兵马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狩猎，经常出巡，经常巡阅军队，乃至亲征。
英宗朱祁镇登基后，王振看到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的这一天到来了。他要凭一己之力扭转仁宣两朝的政治走向。他要用他的辣手重新还给大明王朝一个朗朗乾坤。无论这种朗朗乾坤是属于他自己的，还是属于这个王朝的，我们这位宦官的确这样做了。
太皇太后和英国公张辅对于政事撒手不管，三杨对于政事又是消极应付，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了王振的头上。从正统元年（1436年）起这位宦官似乎就开始在帝国扮演重要角色。
王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派宫内宦官前往各地采购。我们知道宣德皇帝是个好玩的皇帝。他曾让宫中太监前往各地搜集珍奇的玩意儿，也为此杖毙了一些为非作歹的太监。而英宗登基后，王振开始禁止宫内太监从事这些采购，成功地将宣德朝的这一弊病消弭于无形之中。
面对权力出现了真空的情况，王振开始主导官吏的任用。针对三杨即将退去的情况，王振也有考虑。王振曾征询三杨，谁能接替他们的位置。三杨举荐了陈循、高谷、苗衷三人，王振对此也欣然接受。但这三人也皆是平庸之辈，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显赫的政绩。王振对于干练的官吏也多赏识、提用，对于出现问题的官吏处罚起来也毫不留情面。可以说正统初年在王振的主政下政局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但我们的王朝毕竟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这跟我们的礼法不容。
王振既是宦官，又有文化，这是他的双重优势。在英宗很小的时候，宣德皇帝就派王振入东宫担当起小皇子的教育问题。王振对英宗的要求很苛刻，他不允许其他太监跟英宗过分玩耍，也一再告诫英宗应以学业为主。而英宗对王振却颇为忌惮，他不敢在王振面前公开玩耍。当他玩耍被王振发现时，他会低下头表示认错。
我们的英宗皇帝非常单纯，非常善良。他没有洪武、永乐的那种手腕，也没有建文、洪熙、宣德的那种心思。他废除了殉葬制度，也正因为他是那么单纯，所以显得信心不足。他能依靠的只有王振。如果没有王振，我们的这位小皇帝真不知道会怎么过。
不仅如此，王振还让小皇帝告诉太皇太后不要经常去佛堂，最好将佛像供奉在宫里面。王振对于阁臣极为尊敬，每次去内阁都是让别人叫了几遍才进去，进去后也是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三杨的建议王振也大多能接受。无论是太皇太后，还是三杨，似乎对王振都能接受。他们也需要王振充当一个稳定器的作用。
但这些光景都是短暂的。持续不断的灾荒、农民起义、边境战争，很快把正统初年的安静打破了，帝国进入震荡期，以至于后来的学者研究起来都对明王朝能从那种危局中走出来而没发生大的动乱而感到惊讶。
土木堡事变考
当永乐皇帝在北征蒙古途中死去的时候就标志着这个帝国放弃了它的干涉主义。但仅仅过了10年，漠北形势就已经是风起云涌。
国初蒙古部落一分为三，从东到西是兀良哈、鞑靼、瓦剌。挨着喜峰口的兀良哈三卫内附大明朝。另外就是东面的鞑靼部和西面的瓦剌部。鞑靼部继承了铁木真的黄金家族血脉，仍旧以游牧为主，保持着蒙古人的传统习俗。西面的瓦剌属于山地森林蒙古族，以渔猎为主。大明建国后仍是把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作为打击的对象。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黄金家族重新统一蒙古，所以黄金家族一直是明王朝打击的目标。到了宣德年间，奄奄一息的黄金家族再也承担不起振兴蒙古的责任。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明王朝对黄金部落进行持续不断地打击时，瓦剌部却在积蓄力量。从宣德年间起瓦剌部的杰出领袖脱欢就逐渐蚕食瓦剌各部，接着又将手伸向了鞑靼部。而宣德年间明廷已放弃了永乐时代的那种对外扩张政策。明廷对于脱欢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表现出过强的干涉。脱欢的最终目的是想统一蒙古各部重建铁木真的辉煌。但蒙古人只承认黄金家族，在他们眼里铁木真只有一个，黄金家族只有一个。在此种形势下脱欢必须找一个人，一个能号召全局的人。他找到了脱脱不花。
脱脱不花是大草原上黄金家族的继承人。脱欢依靠他重新号令整个漠北高原，不仅控制了鞑靼与瓦剌，更控制了兀良哈三卫和东北女真各部，以松散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东达朝鲜、西抵青海的大帝国。其控制的领土面积竟也不亚于明王朝，并在甘肃设置行省。大元王朝似乎依然存在。的确，它依然存在。在新一代的领袖人物脱欢的领导下，它竟然一步步地强大起来。
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纵使脱欢重新控制了蒙古各部，但这依然是一种松散的联盟，跟铁木真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脱欢更多的情况下是依靠一种强大的、经过整合后的力量向明王朝施压，以换取贸易上的平等化。
蒙古部落作为典型的游牧部落是以肉食为主。过多的食用肉食积累的脂肪在体内无法消化，这就需要用茶叶加以分解。而茶叶只产于关内。另外，食盐和铁器也是蒙古人需要的东西，这些草原也没有。除此之外，蒙古贵族也需要丝绸和瓷器。这些都导致蒙古部落需要依靠关内的物资来生存。而明王朝为了抑制蒙古人势力过大，故而对此类物资严格控制。蒙古人的需求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往往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纵观整个明朝时代，可以清晰地看见关内关外贸易正常化或活跃的情况下，鲜有战事。而一旦双方贸易陷入梗死，则多会引起战火。
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就是发端于双方的贸易问题。
明廷跟蒙古的贸易以三种形式进行。第一种形式是通贡。蒙古方面派使团来朝，带来马、牛羊、兽皮等物，换取丝绸、布匹、药材、瓷器、茶叶或金银。明廷回馈物品的价值一般高于贡使朝贡物品的价值。历史教科书中对此称作“朝贡贸易”。此种厚彼薄此的朝贡贸易既能满足异邦对中原王朝的物资需求，又能满足天朝的心态。但天朝又对朝贡贸易的次数和规模进行严格的限制。如果不进行严格的限制，通常是此批使者未回，下批使者又来。而我们将要论述的土木堡之变就是由朝贡贸易引发的。
此种通贡贸易更多的是满足蒙古统治者的需求。更多的蒙古牧民的需求还是要通过互市和私市满足。明王朝对互市也是严格限定的，每年只能开那么几次。互市是以官方贸易为主，明廷通常委派宦官监督。易货的物资是茶马，因为高大的骏马通常都产于高寒之地，关内养不出好的战马。在通常情况下，一匹马只能换100斤茶叶。蒙古人辛辛苦苦养大的马匹只能换100来斤茶叶，而且是又黑又苦又涩的茶砖。这显然不是一种公平的贸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对于边市也是时关时开。坚固的长城和沿长城一线部署的百万大军似乎还不如给蒙古人一点茶叶和粮食。
正统四年（1439年），北元丞相脱欢死去，其子也先继位。也先雄心则有，但才具不足，缺乏乃父统驭全局的能力。也先称太师，自封淮王。其在主政期间跟明廷在通贡问题上的摩擦越来越大。
从正统元年（1436年）起，也先麾下的蒙古部落来明朝朝贡的人数和规模、频率越来越高，从最终的几人发展到上千人，从最初的一年一两次发展到最后的一月一次。这边使团还没有走，那边使团又来了。这些人来到关内从礼部到地方都要热情接待。因为涉及外交问题，无人敢怠慢他们。但这些人来到关内时常滋事，而且夹带私货跟边境的军队做生意，通过马匹、兽皮换取硬弓和刀剑。这些都被王振侦知。王振心理自然有数。
到了如今，蒙古人的朝贡问题已经成了帝国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蒙古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每次朝贡规模越来越大，逗留时间越来越长，甚至秋天来，第二年春天才离去。朝贡已明显给明王朝带来了负担。朝贡也成了帝国继天灾、起义、滇乱之后的第四大问题。但也先在关外始终是大兵压境，保持着咄咄逼人的态势，而明英宗和王振都是忍了。他们宁愿多花些钱省去兵灾。毕竟这个时候帝国还没有从南面的问题中腾出手来。但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到来使得这一切都明朗化了。
明朝与蒙古之间通贡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蒙古人虚报朝贡人数，以骗取更多的赐品。对于这些问题户部官员并没有认真核实。王振得知后于正统六年（1441年）对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进行了责罚。到了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时候，北方的灾情有些减缓，南方的义军虽然没有彻底剿灭但已无大碍，云南麓川战役已近尾声。此时的明英宗和王振已开始酝酿解决蒙古的朝贡问题。
在蒙古朝贡这个问题上英宗与王振隐忍了十几年，终于到了要爆发的时刻。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最大的一次朝贡到来了。此次也先报了3598人。王振突然让负责接待的会同馆核查人数，结果查出实际人数为2524名，虚报人数1074人。王振立即以此为借口削减马价。也先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明白王振为什么突然如此行事。本来我也先来朝贡虚报点人数，你天朝多给点东西，大家都相安无事。为何你王振突然如此行事？也先的心中也明白这对于蒙古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开始。一旦王振的这一行为没有被抵制住，那么明朝方面将会产生连锁反应。比如限制使团规模，乃至取消朝贡，关闭边境集市。这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这些一旦发生，那么对于蒙古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战争即将开始，我们的王振难道不害怕吗？他当然不害怕，他巴不得呢。
也先的叩关似乎是所有人都预料到的。但它还是迟来了半年的时间。因为也先需要积蓄力量。
明王朝277年虽然发生了许多故事，但究其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就三件，这就是土木堡之变、大礼仪事件、万历朝的国本之争。这三件事情背后的实质都是反映了皇帝与文官之间的矛盾。可以说这三件事基本上耗尽了帝国的精力，最终使皇帝与文臣对立起来。我们的明王朝也就在这种内耗中走向了灭亡。
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元月开始一直到七月，史书上再也没有也先使团来朝贡的记录。停留在内地的使团也陆续被打发回去。我们的太师也先的心已经凉到了底。他望着那道高耸的城墙，大约那堵墙再也不会为他打开。昔日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自己的族人浩浩荡荡地开进大明吃喝玩乐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这些都怨那个该死的太监王振。我要打他，打到他疼为止。
从七月份开始，也先四路大军开始叩关。一路由也先率领进逼大同，蒙古汗王脱脱不花率军进逼辽东，知院阿剌率兵进逼宣府，还有一路大军进逼甘肃张掖，四路大军形成威逼之势。也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王振就范。但此时的王振兴奋异常，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朝他设计的轨道上运转。王振感到属于他的巅峰时代终于来临。
王振作为一个底层人物，放弃儒生身份，净身入宫，就是为了实现他的以武治国的梦想。他希望年轻的英宗皇帝也能像他的祖辈们一样亲自带兵巡视关外，甚至是亲自带兵出征。至此正统之治终于拉开了全貌。那就是王振企图带着英宗像洪武皇帝那样跟整个历史惯性作对抗。王振企图将帝国拉回洪武、永乐时代。但他不知道历史滑行到今天已经不是洪武与永乐时代的土壤。一个细小的偏差都会毁了全盘计划。
面对也先在关外叫骂，七月十一日，大同右参将吴浩率兵出关与也先激战猫儿庄。出塞明军全部战死。消息传来，英宗命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大同总兵朱冕、左参将石亨各领万人在长城边沿的阳和口抵御瓦剌骑兵。阳和口是瓦剌人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皇帝与王振试图以此4万人的兵力暂时挡住瓦剌人的进入。
实际上也先的军队主要是在关外形成威逼之势，其目的还是逼迫明廷同意朝贡而已。只要明军严守边塞，也先的军队是进不来的。何况京城还有十几万的京营，只要严令各要塞城堡严守不许出击，事情就解决了。但王振显然不希望这样。他想做的就是带着皇帝出塞巡视，重新恢复以武治国的传统。
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这十几年来王振一直在皇帝面前进言，让皇帝找个恰当的时机亲征，其主要目的还是针对文官。正统年间文官已经渐渐掌握了权力，这种现象在高层还不是太明显。在民间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朱元璋所建立的那种自耕农社会已经渐渐滑入士绅手中。对于我们的帝国在未来会由文官与士绅掌控这一趋势，王振已经表现出了担忧。而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也先犯边给王振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想让皇帝带着大军出塞巡视，吓退也先。这一行动会增加皇帝跟军队接触的机会，会重塑君主的权威，会进一步增强武将和贵族在帝国的地位。其政治意义明显大于军事意义。
但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跟儒家礼法不符。因为皇帝亲自带兵是那么明显地将文官撇开，这会让帝国的文官们情何以堪。对于他们来说帝国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其手，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中枢。无论是皇帝统兵，还是重用宦官，此类跟文官无关的事情，他们都是激烈反对。甚至皇室内部的家务事他们也要干涉。
我们的英宗皇帝在朝堂上抛出了他要带兵亲征的想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永乐皇帝、宣德皇帝经常带兵出塞是他们所不赞同的。他们认为皇帝就应该待在宫里，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不要到处跑，既不能亲近百姓，更不能亲近武将。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但到了英宗这一代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走老路。对于王振的跋扈文官们忍住了，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再也不能后退了。
吏部尚书王直领衔群臣上奏曰：“自古边境有事皆是靠忠兵猛将守卫，陛下应当选派良将，增派劲兵，赏赐将士，并严令将士以防守为主，待到敌军人困马乏之际出兵可获全胜。如今正是七月天，天气炎热，水草还不丰盛，水源也不足，一旦天子在外，四方有紧急情况而不得知。况且天子乃宗庙、社稷之主，万邦之主不可孤身犯险，只需坐镇指挥即可。”
按说文官们说得在情在理，尤其是“天气炎热，水草不丰，水源不足”这几条说到了点子上，但英宗和王振显然不会理会这些。英宗说道：“朕明白众卿之言皆是忠君爱国的意思，但虏寇逆天悖恩，犯边杀掠军民，朕不得以才要亲率大军剿之。”
朱祁镇这番话说得其实并不令人信服。如果强调“朕冲年即位毫无建树，趁此机会重塑先祖的雄风”等诸如此类说辞似乎更堂而皇之一些。皇帝与群臣之间空对空，没有任何意义。
此次皇帝的出征实际上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皇帝只不过是出塞巡游一下而已，没有人意识到会出问题。这跟正德年间皇帝要出塞文官的那种疯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王振调动了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共17万军队，加上河北守军3万人一共是20万人。这20万人每人赐银1两，胖袄裤1件，鞋2双，1个月的炒米，3人配1头驴，20万人共分了80万件兵器。这些皆是仓促配备。1个月的干粮更像是出去巡游而不是打仗。兵士对于新配发的兵器更是无法熟练使用。
出征的队伍是豪华的，从英国公张辅开始共12位有爵位的贵族，加上其他军事和文职官员共计32名有名有姓的高级官员。帝国精英全体出动，当然这其中更是少不了王振。大军出征之前将回来庆功的赏赐都准备好了。这不像出征，更像是一次例行的出塞巡视。在所有人眼里它的确是巡视，因为太宗皇帝最后三次的巡视，蒙古人都是避其锋芒，宣德皇帝的出塞巡视蒙古人也是避其锋芒。这次正统皇帝的出塞巡视，蒙古人实际上还是避其锋芒。但一些偶然因素的发生使得这次的巡视行动发生了质的改变。
七月十六日这支队伍就出发了。从十一日开始只准备了五天时间。这支队伍更像是一支仪仗队，而不是战斗的队伍。所有人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文臣们难得出来散散心。勋贵们也难得陪着皇帝一起进行这么一项大规模的活动。京师三大营这些养尊处优的骄子们更是难得寻找这样的机会。
就在大军出发的这一天，也就是十六日，派往阳和口的四路大军遭受惨败，宋瑛、井源、朱冕战死，只剩石亨和大同镇守太监曹吉祥逃了出来。此时的明军已经不是瓦剌骑兵的对手，明军的战力已经不能跟洪武、永乐时代同日而语。军屯的田地被高级军官侵吞，军饷、军装、兵器皆被克扣，很多士兵都成了军官们的佃农；军士逃亡从宣德年间起就已经很严重，到了正统年间帝国军队的数量已经从200万人锐减至100万人。
明军的失败在所难免。要知道帝国的北方已经有24年没有战事，退化的战斗力，轻敌的心态，乱糟糟的队伍，缺乏指挥的协调，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考验着这支20万人的队伍。
这支大军更像是小孩过家家一样，如同儿戏一般。士兵和将领之间互不熟悉，装备都是从府库里临时拿出来的，这些上了油的火器拿在手中也不知如何使用。队伍松松垮垮，旌旗不整，行如蝼蚁，首尾不顾，驴声和士兵的喧哗声混为一团。不安的骚动在出发的时刻就已经在队伍中蔓延。
翰林学士曹鼐似乎已经敏感地预计到了此次出征的结局。他曾跟一些文臣密谋杀死王振，然后让圣驾回京，但都没有付诸实施。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即使王振被杀死，圣驾也不一定会回京。
七月十七日大军驻扎龙虎台。夜里突刮大风吹动旌旗，军营中有人发出奇怪的叫声，整个军营顿时乱成一团。人们顿时跑出来，大呼小叫，以为瓦剌军来袭。当人们发觉是一场闹剧后，军心已散。
十九日大军过居庸关，兵部尚书邝野请求銮驾回京。王振大怒，命邝野下跪，然后又令禁军将邝野和户部尚书王佐监视起来，防止他们生事。邝野骑在马上，马蹄踩压了一块石头，65岁的邝野从马上跌了下来差点儿摔死。
二十三日大军进入宣府，虽然暂时有了休息的地方，但下起了瓢泼大雨，还刮起了大风，众人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众人皆不愿意前行，要求在宣府驻跸，王振又是破口大骂。二十四日队伍又勉强前行，中午时分大军抵达鸡鸣山。望着那陡峭、阴森的山峰，众人又胆寒起来，王振又是臭骂。
二十五日队伍前方出现瓦剌骑兵，众人顿时兴奋起来。明英宗立即派成国公朱勇带兵上前。一番交战，朱勇败下阵来。王振又命三千营的突击队开始猛攻，瓦剌军不敌开始后撤。众人顿时大为高兴，连日来的阴霾、晦气一扫而光。众人引吭高歌，一路猛进。二十八日大军行至阳和口，12天以前明军在这里跟瓦剌军发生了一场激战。众人看见遍地明军的尸体皆是触目心惊，二十五日的胜利带来的喜悦一扫而光，抑郁的感觉重新又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八月一日大军终于抵达边塞重镇大同。此时也先的3万骑兵就在长城外面。他们正在观察明军的动静，如果明军出塞，他们就会后撤；如果明军待在大同不走，也先也会退去。如果是这样，那么明军此次大规模出巡的目的就算达到了，但事情的结果并不是这两种情况。
八月二日王振和明英宗都要出塞巡视，太监曹吉祥连忙阻止。曹吉祥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瓦剌骑兵的厉害，英宗和王振再联想到阳和口的惨象顿时动摇了。英宗和王振最终做出了回京的决定，这真是令人感到好笑的事情。皇帝和大臣来的时候兴致勃勃，一幅惨象竟能令20万大军回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无论是英宗还是王振都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与决心。实际上皇帝只要出塞巡视一天即可，此次出征的目的就达到了。也先的3万骑兵无论如何是不敢与20万大军交战的。
既然回京主意已定，那就是走哪条线路的问题。按理说应该从大同直接向东经紫荆关回京，这条线路最近，而且也不会碰到瓦剌军。但英宗觉得这样太没面子了，好不容易出来兜了一圈不能就这么快回去。他更想沿着先祖们经常巡视的大同、宣府、居庸关走一圈，也就是沿着来时的路返回。英宗的思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的确这样回去太没面子了，既然已经决定不出塞了，那大概也就没有什么危险。既然决定回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又都兴高采烈，再也不用纠结什么瓦剌人了。文官们也不会再跟王振吵闹了。几乎所有人都想赶快回家洗上一个热水澡，吃点好东西，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但危险这个时候才真正来临了。
长城外的也先得知这伙明军只在大同待了一天便要回去。也先不知道明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带着军队入关跟在明军后面试探性侦察。
八月十三日，瓦剌骑兵经过11天的在后跟踪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伙明军对自己很畏惧，完全是想赶快回京了事。此时明军已行至宣府南面方向，正在加速东进。也先认为不能再犹豫了，必须主动出击，一旦明军进入居庸关，一切都结束了。
明军早就知道也先的3万大军一直在后跟踪。十三日瓦剌骑兵突然增加移动速度。明军大部分都是步兵，移动速度慢。眼看瓦剌骑兵就要追至，英宗命断后的恭顺侯吴克忠迎敌。吴克忠战死，英宗又命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兵3万主动出击。
此时也先的军队驻停鹞儿岭，朱勇的3万大军抵达后，双方激战，朱勇、薛绶皆战死。
形势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但此时明军距前方怀来城已经没有多远。如果此时明军加快行进速度不惜一切进入怀来城大事尚可为。也先只有3万骑兵不敢硬碰硬，但此时怀来城已经失守。怀来城本来在明军行进的前方，也先的追兵在后方，为何怀来城会被瓦剌人占领呢？因为有一伙瓦剌人从北面破关南下了。
这伙瓦剌人正是阿剌率领的2万骑兵。明廷这边是依靠独石、马营两城抵挡从北面而来的阿剌骑兵。守卫独石、马营的是宣府总兵杨洪之子杨俊。七月初阿剌部犯边的时候杨俊首先将独石、马营两地丢弃南撤。杨俊的行为产生了示范效应，南方各卫所纷纷效仿，以至于英宗大军返回的时候，居庸关以西的卫所皆被阿剌军队占领。眼看进不了居庸关，也先与阿剌军队东西夹击，明军只好在八月十四日下午进入土木堡暂避。
此时土木堡南面的水源在明军来到之前已经被阿剌部的军队截断。20万明军涌入一个狭小的土木堡内，用人挨人来形容也不为过。更为严重的是没有水，众人口渴难忍，掘地二丈也没水。而这个时候也先的3万骑兵已经从西面围了过来。入夜，也先的军队开始攻击土木堡。都指挥郭懋带着明军打退了也先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眼见不能取胜，十五日清晨也先率领大军开始后撤。眼见瓦剌军走远，20万明军“哗啦”一下倾巢而出竞相寻水。此时明军队伍大乱。20万人挤在那么一个狭小地方，如今争先恐后地外出寻水其混乱场面可想而知。
此时已经后撤的也先听说明军队伍大乱便回师土木堡。眼见瓦剌军返回，明军队伍更是大乱，所有人皆无战意，将兵器、盔甲抛却自行逃亡，在混乱中当场踏死7万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混踏中，上至王振下至各部给事中共有50多人被踏死。可怜75岁的英国公张辅，65岁的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也在这场混乱中被踏死。出发前给20万大军配备的兵器、盔甲、毛驴、火器皆落入也先之手。剩下的13万士兵后来陆陆续续地返回了北京。而我们的英宗皇帝在身边侍卫的拼死护卫下没有被踏死，却成了俘虏。
至此，明朝建国以来的最大政治事件土木堡之变已经告一段落。后世人谈起土木堡之变往往在其中掺杂了许多偶然性因素。其实任何偶然性因素都是由必然性因素引起的。瓦剌人在朝贡问题上过于贪婪，王振削减马价无可厚非。随后瓦剌人大举犯边，英宗要带兵出征这也无可厚非。明初的皇室一直都有尚武的传统。正统三年（1438年）兵部尚书王骥率大军远征西北的朵儿只伯，随后三征麓川。这些都显示正统年间的武功已经超过宣德朝，明王朝似乎又重回永乐时代的干涉主义。
英宗的此次大规模出巡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的主意。作为少年天子的他想恢复祖辈们的荣耀，但责任自然不能由君主来背负。这不符合伦理道德。所以后世史官在修史的时候自然将责任推给了王振。明军20万大军稀里糊涂地行走，也先的军队稀里糊涂地在后追击，阿剌的2万兵马也是毫无章法地破关南下。事后据蒙古人回忆，也先与阿剌是不约而同地来到土木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土木堡之变完全是一场闹剧，就像小孩过家家似的闹剧。
此次土木堡之变暴露出了明朝军队中的两个问题。一是战斗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足。因为寻水事件导致军士踩踏事件，就充分说明了明军应变能力差，缺乏完善的组织体系。面对也先的3万骑兵，20万人躲在土木堡内不敢出击，更是说明了明军战力的下降。暴露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边将玩忽职守问题。七月初瓦剌犯边的时候，边将皆不同意主动出击，都力主依靠城池固守，朝廷这才让宋瑛、井源、石亨、朱冕带领京营前往阻击。大约从宣德年间开始，镇守大同、宣府一带的边将就跟瓦剌打得火热。你称我为“大同王”，我称你为“杨王”。你把女儿嫁给我儿子，我也把女儿嫁给你儿子。我前往大明朝贡得来的金银、布匹你也有份，但前提是你得卖武器给我。宣府总兵杨洪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实际上这样做也有两个好处，一是边境少了许多兵戈之灾，二是边将们也能捞些好处。但明英宗和王振轻易地将这些好处击碎了，所以边将们对削减马价、英宗巡游一直是很不以为然。这也就能解释明英宗的车队在出了居庸关的时候，独石、马营已失，但杨洪隐瞒不报的原因了。因为镇守独石、马营的正是其子。如果大军知道独石、马营丢失，断然不会沿原路返回，而是会从紫荆关回京，那么也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情。更为关键的是当也先骑兵追至宣府南部的时候，大军已派人入宣府让杨洪出兵攻也先后路。但杨洪却下令关闭四门，禁止出城。直到十四日也先军队围攻土木堡，十五日明军发生踩踏事件，杨洪也没有开门而出。
事实上此时杨洪手下有骑兵1万、步兵2万，如果出击也先，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的发生。杨洪不愿意出城解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认为还是跟他胆小、无能的性格特征有关。
土木堡之变是对帝国军事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它暴露了明王朝军事机制中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它至少给明帝国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被俘虏的皇帝
虽然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但侍卫拼死护卫住了英宗，这也使得我们的皇帝在这场灾难中得以保全，但他终是成了瓦剌人的俘虏。
这一天恰巧是中秋节，我们的皇帝端坐在土木堡的荒土上。他仰望着天空中的圆月，倾听着四周的呼喊、杀戮，他的心中不知道作何感想。
英宗被也先的弟弟赛刊王带到了也先的面前。也先不认识英宗，便召来两个出使明朝的瓦剌使节。英宗见到这两个使节便直呼其名。也先这才知道面前这个人真的是大明天子。
我们的皇帝在这场巨变中表现得非常从容、镇定。我们看不出什么惊涛骇浪，皇帝更像是出使瓦剌的君王。只是这场出使太令人意想不到。
皇帝像问候老朋友一样问候也先、伯颜帖木儿、赛刊王、大同王，还直呼两名出使明国瓦剌使者的名字。他们对待皇帝也像老朋友一样。也先没有想到大明的皇帝会落入其手，他觉得这是一个天赐的机会。他如果能将天子平安送回，那么大明与瓦剌重开贸易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毕竟这对于明王朝来说是奇功一件。
俘虏了英宗，也先便带着英宗前往宣府、大同喊门。宣府总兵杨洪和大同镇守郭登都没有开门。大明开国已经80年，后世的皇帝对于帝国来说可有可无。皇帝一旦离开皇宫，他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皇帝一旦离开京城，就意味着宫廷政变有发生的可能。
大同的将军们虽然拒绝了也先和朱祁镇，但他们还是派人出城见了英宗和也先，并给了也先一些财物，以使得皇帝能够在他那里受到照顾。在这里宣府总兵杨洪的小人嘴脸又一次暴露无遗。他不仅生硬地将明英宗拒之门外，还命人开枪试图将喊门的锦衣卫校尉袁彬打死。
也先拿着这些财物带着英宗、被俘的明军和其他随行官员回到了大漠。回到大漠的也先希望明廷派使臣来谈判，并接回英宗。也先的条件是跟大明重开贸易，或许是比以前条件更优厚的贸易和朝贡。但也先的如意算盘终是落空了。
九月份英宗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在京城登基，改元景泰。英宗的儿子朱见深被立为太子。我们的英宗皇帝被帝国抛弃。无论从儒家礼法，还是从大明律法来说，这一行为都是违法。无论今人对明王朝的这一行为如何歌颂，它都是荒谬的。它给我们这个帝国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那就是帝国可以按照它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儒家礼法，来随意废立皇帝。也许更为恰当的方式是在确立皇太子和让郕王监国的前提下来跟也先周旋，最大可能地通过谈判赎回皇帝。关于也先通过朱祁镇要挟整个明王朝的事情，现在看来更多的是时人的主观臆断。中国的明朝人对这次由土木堡之变引发的后果估计得过于严重。
英宗皇帝被废，其实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探究，乃是其不符合文官的要求。对此我们还是要回到本原。英宗不是在儒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君主。跟洪熙、宣德两代帝王相比，我们这位帝王虽然年轻，但他身上具备别人无法控制、无法捉摸的个性。相对朱祁镇来说，代宗朱祁钰似乎更符合文官的要求。如果英宗与代宗换个位置，或许大明的文官们将会不遗余力地解救人质。在这一点上，文官们对自己的潜意识也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土木堡之变在帝国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支持英宗的人物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清洗。经过帝国80年来的压抑，文官们终于以一种疯狂的方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种疯狂不过是一系列疯狂的开始。但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那么几个有良知的人，他们还懂得君臣大义，但这些人陆续被处死或下狱。这里我们拿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的奏书来举例说明。
周叙对立郕王为帝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希望朱祁钰能够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辅佐英宗的儿子。他希望朱祁钰能够和群臣一起共克时艰。他主张派能言善辩之臣携带重金出使瓦剌，跟也先讲和，赎回英宗皇帝。接着他更是提出，为了大明长治久安计，必须跟蒙古各部落确立长期的睦邻友好关系。
应该说周叙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官员的看法。但这部分官员的声音极其微弱，在全帝国同仇敌忾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能听见他们的声音。
英宗是失落的，也先是气愤的。也先想跟大明王朝重开贸易的理想随着新皇帝的登基而化为乌有。如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带着英宗去北京讨个说法，最好是依靠自己强悍的瓦剌骑兵逼迫大明的新朝廷屈服，答应他的条件。
十月天高气爽，漠北草原热闹异常。也先在这里举行诈马宴，招待四方部落。在这里他重新将英宗扶上帝位，他是要告诉全天下的人，我也先不承认关内的那个皇帝，真正的皇帝在我这里，我要将他送回北京，送到本来属于他的位置上。
居庸关防守严密，也先带着3万大军从紫荆关而入。车驾到了易县，百姓们听说太上皇来了纷纷出来迎接。当地百姓奉上茶果酒，还牵来山羊。在百姓眼里朱祁镇依然是他们的皇上。心情复杂的朱祁镇对民众的热情提不起兴趣，他让人把这些东西都给了也先。车驾到了涿州，当地官员牵羊进酒，英宗又让人们都给了也先。接着英宗又来到卢沟桥的一个果园，此时正值秋日果实成熟，田园官采摘了一些果实给英宗品尝，英宗还是让人给了也先。
英宗终是到了京城。这两个月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对英宗来说已是恍如隔世。虽然英宗到了魂牵梦绕的京城，但是却不得进。城内的激进分子不会跟也先谈判，也先达不到目的也不会释放英宗。
英宗派去谈判的人在彰义门外被城内人杀掉。也先和英宗仍不死心，又来到德胜门外的土坡上眺望城内。在英宗与也先的一再坚持下，城内的朱祁钰派了两个低级文官出来谈判。英宗见了这两个人大失所望。英宗告诉也先这是两个小官。也先不禁破口大骂道：“大臣如何不来迎？犬犹认主人，我奉驾至城门，却不来接。”
英宗和也先终是丧失了最后的希望，无奈返回漠北。
明朝人强势地将也先阻挡在了谈判的大门外。也先发觉他的设想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英宗已经不可能再成为皇帝。也先所希望的通贡和贸易只能跟新皇帝谈，如果要跟大明朝重开谈判就要结束这种敌对状态，摆在眼前的首要一件事就是把英宗送回去。
也先希望明国这边派使臣过来风风光光地将明英宗接回去，最好还带一些财物过来。但我们的代宗皇帝此时此刻已经对接回他的哥哥没有兴趣。他不断地以蒙古人没有信誉来搪塞。但随着也先不断地派使臣来北京，甚至直接把贡马送到明国境内，以及在京的大臣不断地对朱祁钰施压，要求接英宗回来的情况下，朱祁钰终于在景泰元年（1450年）七月份派右都御史杨善前往瓦剌部议和，并在也先使臣带回的敕书里写上接回英宗的字样。为了体面地接回英宗，杨善变卖了自己的家财，买了一些财物送给也先。就这样我们的英宗皇帝终于在北狩一年后回到了故土，开始了七年的囚禁生活。
至此，持续一年的乱糟糟的土木堡之变终于告一段落。此后明蒙双方恢复了通贡。但它对明王朝的影响仍然没有结束，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它仍然影响着帝国的命运。
阴霾下的景泰王朝
自从我们的英宗皇帝回到北京的这一天，他就给我们这个新的王朝投下了阴影。没有人会忽略身在南宫的他，在人们的心中南宫的他才是正统，而乾清宫的这个人只是一个窃国者。
文官们所力推的代宗登基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稳定局势。反而在英宗回来后使得局势更加微妙和复杂化。因为一个居住在南宫的前任统治者就像一根跳动的引线，那些不安分之人一旦利益受损，就会抓住这根引线点燃它。但不管怎样，景泰初年的一切还是在和平下进行，它由宦官、武将、文官组成了一个稳定的政体。
如果你认为王振死后，大明王朝从此就摆脱宦官政治，那么你就错了。王振的位置正在被兴安所取代。兴安是宣德时代的高级宦官，正统年间他曾经在司礼监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他跟其他高级宦官一样，他们的位置都被后来居上的王振取代。如今王振已死，留下的权力真空迅速被兴安占据。但他无法像王振那样压服四方。他能做的更多是在与其他群体的激烈碰撞中求生存。
不仅如此，景泰年宦官对军队，尤其是对京营依然有着极强的控制力。曹吉祥和刘永诚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跟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宦官并不仅仅是作为督军而存在，他们的身份就是将军，他们能够独立领兵作战。他们思维缜密，视野开阔，熟悉山川地理，看得懂军事地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战功。曹吉祥早年曾独立带兵前往云南作战和福建平叛。而刘永诚在永乐时代就三次跟随朱棣远征漠北。宣德时期也是如此，甚至到了弘治时代73岁的刘永诚还在负责京营的训练。面对这样的人帝国无人会否认他们的将军身份，即使他们是宦官也是如此。虽然宦官统领了军队，尤其是统领了京营和禁军，但我们这个帝国不存在地方军阀割据的情况，这也就使得宦官无法像晚汉和晚唐那样废立君主。
曹吉祥和刘永诚虽然属于宦官，但毫无疑问他们属于武官体系。除此之外还有石亨，这位大同败将被兵部尚书于谦委以重任。
除了这些武官，文官集团开始成为一个优秀而稳定的团体，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三杨政治的特点，那就是老成而低调。吏部尚书王直是领头者，他能够为国家选择清廉而干练的官吏，在土木堡之变后的危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一直是接回英宗最主要的主张者。除此之外还有兵部尚书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他挺身而出，调动人力、物力保卫北京，并将代宗扶上帝位，在稳定人心、展示天朝国威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如今的于谦还要承担京营的改组任务。还有出使瓦剌，清廉、正直的杨善、李实都在察院工作。
景泰政体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政体。它既没有像王振那样能够压服全局的人，也没有像三杨那样能够说服全局的人，它更像是一个因为一件突发事件而走在一起的一个松散联盟。更为糟糕的是它里面混进了三个声名狼藉的人，他们是曹吉祥、石亨、徐有贞。在此种情况下景泰联盟面临着随时破灭的危险，而我们的代宗皇帝对此却没有规划，他只是带着我们的帝国沿着正统的惯性往前走。
景泰初年我们的帝国面临着三件事：一是如何从南方叛乱中抽身出来；二是如何通过水利工程解决黄河泛滥问题；三是如何对土木堡之变中暴露出问题的京营进行改组。
云南的麓川战役已经由老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完成，此刻他正在回京的路上。由于王骥属于英宗派系的人，此刻御史正在弹劾他。但当他到了武昌的时候，恰逢湖广的苗民和瑶民叛乱，王骥又挂印平叛，而此时浙江、江西、广东一片的农民起义已接近尾声。这些都使得景泰年间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负责治理黄河的就是那个在土木堡之变后主张南迁的徐有贞。他是一个既习儒学又习阴阳学的人，阴暗是他的特点，但才华也是他的特点；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术数也是他擅长的。他挖了一条沟渠将泛滥的河水引入大海，并沿着运河两岸开凿了水库，防止泛滥的河水和泥沙阻塞运河；他设计了一个灌溉体系使得山东的数百万亩良田得到灌溉。这些事证明了徐有贞的非凡才能。土木堡之变后笼罩在他头上的阴霾被一扫而光。他又是以前那个徐有贞。
从土木堡之变中暴露出明帝国军队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战时军士之间互不熟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要从永乐年间说起。永乐时期为了征伐蒙古，太宗皇帝长驻北京，从全国的卫所抽调军队组成三大营，这就是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遇到有战事的时候再从三大营中抽调士兵组成征战部队。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作战的时候兵与兵之间、将与兵之间互不熟悉，影响了作战的协调性与团结性。大明与瓦剌恢复和谈后，于谦便开始着手处理此事。于谦将三大营改组成十个团营，每营设都督、都指挥、把总、队长，作战时以营为单位，而不是采取抽调的方式，剩下的士兵仍编入三大营承担京城的防务。十个团营采用宦官、武将、文官共管的方式，文官统军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大文官的权力，但它也能够防止宦官和武将统军带来对军士欺压、驱使等腐败问题。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军队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得我们这个帝国不可避免地需要文人插手军事管理。
虽然景泰王朝一切都从以前的那种乱糟糟的景象中平静下来，但我们的代宗皇帝平静不下来。他在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废掉皇太子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这又是一件跟儒家礼法不符的事情。对于继任人的确立或废立问题是比现任君主的变动更令人敏感的事件，因为我们这个帝国对于未来关注得更多。
这件不合礼法的事情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大多数士大夫的支持，少数反对的人也只好在心中排斥之。这一事例表明时至景泰年间我们的士大夫仍然没有恢复或形成他们独立的操守，皇权依然强大。虽然代宗在废立继承人的问题上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但裂痕已经产生。表面的平静下不安在加剧，野心家开始蠢蠢欲动，敏锐的人也开始不动声色地观察。
景泰四年（1453年）新太子死去，代宗皇帝如遭雷击。他虽然不到40岁，但已到了知天命的境地。从这一刻起他的身体就开始差了起来。他也许已经预见到了结局，但只有束手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时局已经微妙到了极点，空气在凝结，再傻的人也能捕捉到那微妙的气息。但这些久经宦海的饱学之士却仍在谨小慎微，仍在患得患失。机会就摆在眼前，一旦你抓住了，或许会丢掉性命，或许会伤残，但你会青史留名。
御史钟同是江西人。的确，帝国大部分的知名人士都来自江西。御史钟同的父亲钟复是宣德朝进士，跟正统朝翰林院侍读刘球不仅是同乡，还是好友。时值宦官王振擅权，众大臣敢怒不敢言。刘球愿意充担这个历史的重任，但他想让钟复与他一起上书。钟复的妻子听说后便对刘球斥责道：“你想找死，为什么还要连累别人？”如此，刘球便独自上书痛骂王振。王振将刘球关进了锦衣卫诏狱，被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打死，尸体被肢解。虽然钟复逃过一劫，但不久亡故。其妻叹曰，还不如让钟复跟刘球一起死去，以落得一个忠直的美名。
年幼的钟同一直敬佩像刘球这样舍生取义的士子，他同时也为父亲没有走刘球的路而深深遗憾。他发誓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景泰五年（1454年），钟同、礼部郎中章纶、太常寺少卿廖庄、礼部郎中孟玘相继上书，要求代宗复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三人皆被杖责，钟同当场被杖毙。后来钟同的牌位被供奉在家乡吉安永丰县的忠节祠中，与刘球的牌位在一起。钟同真的实现了当初之志。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朝中其他重臣如王直、于谦、胡濙、王文也私下里向景帝进言，要求立朱见深为太子，但都被景帝斥退。这些重臣也是无可奈何。历史似乎又滑入三杨时代，后世又像责备三杨那样责备王直、于谦无所作为。实际上老臣、重臣跟年轻后辈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年轻后生可以一死博忠名，但老臣、重臣需要对政局的稳定负责。实际上此时代宗已经不信任于谦了。我们的于少保已经是如履薄冰，他的亲信、部下开始与他避嫌。
我们的皇帝此刻已经患了焦虑症。虽然皇帝处罚了三人，但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人们不说，但那种无声的语言已经告诉皇帝他们想说什么。南宫的哥哥已经在那里跟自己的嫔妃生了几个儿子了，而自己虽然整日忙于床笫之事，却仍是一个也没有。在这种煎熬与折腾中我们的皇帝终于病倒了。
景泰八年（1457年）的形势似乎已经到头了。元旦过后众大臣去看望朱祁钰，被司礼监太监兴安挡在了门外。兴安双手做十字状告诉众臣僚，皇帝只剩下10天时间。兴安对众位大臣说道：“诸位都是股肱之臣，不能为社稷出谋，徒来问安，有何益处？”
众人明白兴安的意思，那就是抓紧安排立储的事情。各部的堂官都参加了左掖门会议，讨论立储的大事。虽然大多数官员都赞同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但最后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众人还是要征求皇帝的意见。
景帝将立太子一事否决了，只提到十七日举行早朝。这件事情传到了石亨的耳朵里，他很失落。一旦景帝驾崩，众大臣拥戴朱见深成功，那么就意味着石亨在这场立储中没有丝毫的拥戴之功。这些年来石亨的名声已经臭了，如今的石亨还要小心翼翼，那把刀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砍到自己身上。石亨知道，若想保住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在立储中发挥作用。凭借石亨自己一个人做不了此事，必须另找他人，找那些跟石亨一样居心叵测——而且利益受损的人。他找到了曹吉祥、张车兀、杨善、徐有贞、罗通。这些人皆对石亨的想法表示赞同。在这5个人中，张车兀和罗通是跟随石亨一起掌管京畿十团营的，皆是手握重兵之人。这5个人，除了杨善外，其他人考虑更多的是权益，而杨善是真心希望英宗复位。
不仅如此，曹吉祥还进宫就此事取得了太后的同意。太后本就倾向于自己的亲生儿子朱祁镇。此事到了此时已再无悬念：政变的人不仅掌握着军队，而且还征得了西宫的支持，只有几个按照儒家礼法行事的儒生被蒙在鼓里。其实到了这个时候，石亨等人即使公开行事，也没有什么不可。只是他们更希望把这样的行动演变成一次秘密政变，以显示他们的功劳。
这边群臣仍是心急如焚。十六日清晨，众人又聚在一起，最后商议结果还是立朱见深为太子，并写成草案打算第二天早朝时递上去。
大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七日凌晨，石亨等人冲进南宫，将朱祁镇扶上了皇位。我们的英宗皇帝终于回归大统。即位诏颁布后，英宗于当日下令逮捕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王文以及兵部尚书于谦。英宗北狩1年，幽禁7年，他以极大的毅力熬过了这近8年时间，仇恨在他的心中慢慢积累。当也先带着他来到北京城外而不得进的时候，他在心中已经把他的弟弟和他的那些支持者判了死刑。尤其是这个王文，在众大臣皆主张接自己回来的时候，是他表示了反对。也是这个王文，在众大臣主张复立朱见深为太子的时候，他又表示了反对。他不想再见到他们。
英宗的复位又是一件违背儒家宪法的事情。按照儒家宪法，皇位只能向晚辈传，断无向长辈传之理。所以为了显示自己复位的合法性，景泰皇帝的年号必须要抹去。既然景泰政权为非法政权，那么促成这一政权诞生的王文、于谦也必须被处死。这样才能名正言顺。
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英宗复位5日后，王文和于谦被处死于西市。
复位的英宗
英宗复位后，朱祁钰又恢复了他的郕王称号。不久他就死去。他完全失去了他的正统性，在这深冷的皇宫里已经无人再记起他。
朱祁钰的母亲是汉王朱高煦宫中的宫女，在王宫沦陷的时候被朱瞻基带到了北京。朱瞻基看中了这个女子便临幸了，后来此女生下了朱祁钰，朱瞻基将母子二人安置在了宫外。汉王宫女的身份使得母子一直以自卑而又尴尬的状态活着，这些都养成了朱祁钰自卑、城府颇深而又优柔寡断的性格。
土木堡之变后，当众人都让朱祁钰出来做主的时候，他故作推辞以显示他的姿态，他甚至对权力表现出了极端恐惧。但这些都随着他的皇位稳固后而化为乌有。朱祁钰不想让朱祁镇回来，但他也不敢公开地反对。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他还是命杨善接回了他的兄长。朱祁钰让兄长跟嫔妃还有儿女生活在一起，他对待兄长还算不错。甚至在有人建议将英宗之子移出京城的时候他还对此人进行了呵斥。除了对待英宗身边的两名太监以及上书要求他立朱见深为太子的几个人比较苛刻外，他待人还算宽厚。景泰八年（1457年）一切都在平淡中度过，最终尘封在历史之中。
朱祁镇又重新回到了这里。他改元天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天，但这一天真的来了。他很感激那些扭转他命运的人，对于这些扭转他命运的人他都帮他们实现了理想：政变的首席策划者徐有贞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封为武功伯；石亨晋升为忠国公；曹吉祥为宦官首脑；杨善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他们的追随者也各有赏赐。
我们的天子似乎又在走懵懂、任性的老路，但这自始至终都是表象。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就隐藏在幕后，让王振冲在前面。当他在塞外北狩的时候，他的表情尽量做到平静如水。他甚至懂得如何跟这些瓦剌人和平相处，以取得他们的信任与好感。他的内心不再有懊悔，只想一天天坚强地活下去。如今的他再次君临天下。他已经没有任何依靠。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躲藏在后面，他要独自面对这个帝国，独自去对付他的臣僚。他的辣手也逐渐显露出来，他不会信任任何人。任何事情的发生他都不会再感到莫名其妙，他不会因为某些人拥立了他而对这些人感恩戴德。
大规模地清洗并不是仅仅杀了王文和于谦了事，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开始。在这8年中，那些不替自己开城的人，那些不主张议和以迎回自己的人，那些说自己儿子闲话的人，那些侮辱、轻视自己的人，都要一个一个地找他们算账。事实上，这些不用他费脑子一个个地去想，下面的人都替他记起来了，他所做的就是勾对就行了。天顺元年（1457年），从宦官到文官，从京城武将到边关武将，无论是有爵位的还是没爵位的，皆是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流放、免职的免职，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为之一空。当然，那些替自己说话的人，甚至为了自己的名誉而身死的人，也是要陆续追封或奖赏。这些当然也有人替他罗列名单。英宗的爱憎分明在这里得到了鲜明体现，8年的屈辱、隐忍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景泰年间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推倒重来，就连于谦设立的十团营也被废掉，重新成立了三大营，而这三大营仍然由石亨、曹吉祥掌管。此时的石曹已经是飘飘然，他们对于权力的贪恋达到了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们的天子对徐有贞、石亨、曹吉祥早就有了考虑。他借这三人之手清除掉那些跟自己若即若离的人，然后给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很高的荣誉与权力，让他们的行为出现偏差，然后再来收拾他们。石亨与曹吉祥果然如此。他们不断地把手伸向各部衙门，安插私人，甚至想控制内阁。天顺元年（1457年）还没有结束，英宗就已经酝酿除掉石曹。他首先暗示内阁大学士徐有贞和李贤弹劾石曹。徐有贞、李贤不仅没搞倒石亨和曹吉祥，反而败在了对方的手里。此时的英宗明白倒石和倒曹的机会还没有到来，他需要石亨和曹吉祥犯更大的错误。他同时也明白一个问题，靠这些文臣是扳不倒石亨和曹吉祥的。为了安抚石亨和曹吉祥，英宗反而将徐有贞、李贤降职外放。这些皆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之策略。与此同时，英宗开始改派大批锦衣卫对石亨和曹吉祥进行布控。天顺三年（1459年），英宗终于收网。八月份石亨的侄子石彪被锦衣卫抓捕。在锦衣卫诏狱中，石彪抗不住酷刑，开始咬向石亨。随即石亨被撤除一切职务。英宗对石亨的监视并没有撤除，校尉们仍在暗中监视着石亨的一举一动。天顺四年（1460年）元月，石亨因为说了一些牢骚话被锦衣卫侦知。英宗下令将石亨关进诏狱。石亨最终死在诏狱。
处死石亨只是一个开始，英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曹吉祥。曹吉祥对此也是洞若观火。曹吉祥非常后悔拥立了这么一个君主，他更后悔没能及时跟石亨联手发动兵变，如今只有他一人独自应对这个局面。他知道有无数只眼睛盯着自己，自己的府上也到处都是皇帝的眼线。一种无形的压力逼迫着曹吉祥喘不过气来，无论他多么的小心翼翼还是难逃一死，索性来个鱼死网破，说不定还有生路。
此时曹吉祥的手上已经掌控一部分禁军。虽然天顺元年（1457年）石亨、曹吉祥气焰嚣张，但英宗始终没有将全部京营交其手里。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二日，曹吉祥让义子和侄子们率领500蒙古降兵作为外援，曹吉祥率领内城京营作为内援，打算一鼓作气攻占皇宫。谁知蒙古降兵中已有皇帝的眼线，此人密报了一切。英宗急令关闭九门，就在大内将曹吉祥抓捕。此时曹吉祥义子曹钦、侄子曹铎正率全副甲胄的武士沿长安街奔来，各部平叛军士也赶赴前来。双方在长安街上激战了一整天。曹钦自尽，曹铎被杀，众军拥入曹家宅地，男女老幼尽皆被屠。
至此，正统末年、景泰年间的所有朝臣尽皆散去：有的是因为年老而致仕，有的是因为一些事情而被诛杀，还有的是被贬黜，整个朝堂为之一空。英宗皇帝本不希望如此。实乃因为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改变了上层的政治结构平衡。从一个不平衡的政治结构达到一个新的政治平衡结构，的确需要一个调整期。这个过程是由复位后的英宗亲自完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宗的御人能力。的确，在某些方面他显示出了比宣德皇帝更凶狠的手腕。在老一辈的勋贵和文臣在土木堡集体埋葬后，帝国已经没有可以帮助他的人了。他依靠自己处理了该处理的事情。这个时候他才三十几岁。这在别人也许还是太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帝王却已经历了人世的沧桑。虽然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令他的内心再起波澜，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保持着一颗淳朴的心。
英宗复位后经过两次清洗，帝国的整个官僚中枢为之一空。面对空荡荡的朝堂我们的皇帝没有表现出不适的感觉。他正在逐步发现和任用一些品行优良、勤于政事的官吏。这些官吏都跟皇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对于镇压曹吉祥叛乱的官吏，皇帝也没有给予很高的封赏。这些都使得经过曹石兵变后的天顺王朝能够保持政治清明的状态。
无论是李贤，还是后来的岳正、彭时、吕原，他们都与英宗保持了默契的合作。经过从正统到天顺年间的三场政治地震，如今的阁臣们已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们不再像王振、徐有贞、曹吉祥那样跋扈，也不会像三杨那样发挥中枢的作用。无论他们如何勤恳办事，无论他们如何令英宗满意，君臣之间再也无法做到亲密无间。
我们的天子还是一位勤政的人。他每天五鼓起来拜天、朝庙，接着便是批阅奏章和举行朝会。如此繁复的礼仪和繁杂的工作他都认真地去做，甚至比他的臣僚做得还要好。他对衣食从不挑剔。经历了一年的俘虏生活，奢华在他眼里已是浮云，他更追求一种平淡如水的生活。
后世人看英宗更乐意提及的是他那善良的秉性。他释放了被关押达56年之久的建文帝幼子，他临死之前废除了殉葬，他对国内的流民始终采取安抚的措施，他对自己弟弟的家属还很优待，甚至在朱祁钰病情转好后，他还面露喜色。英宗的配偶钱皇后虽然并无子嗣，但英宗始终如一地对待她。对待平民，英宗皇帝也继续强化洪武皇帝制定的优老政策。
英宗所在的28年我们理不出头绪，虽然有不少国章典故，但并无大的朝政得失。英宗并不是一个昏聩、无主见的皇帝，他更是一个复杂、难以捉摸的皇帝。在他身上体现了决绝与优柔、勇敢与怯懦、随和与专制、扩张与内省。他必然带着这些特点走完他复杂而又矛盾的一生。
妖风四起的成化王朝
明成化年间，一切都是那么强大，一切都是那么弱小。我们的王朝已经进入一个奇特的时期：它充满了暮气，然而却生机勃勃；它保守、墨成，然而却是商业经济的开始；它一身正气，然而却妖人四起；它力图恢复儒家规范，然而却开奢侈、糜烂的先河。成化王朝注定会成为一个矛盾的王朝。阴沉的君主、神秘的皇妃、跋扈的太后、充满理想的宦官、迈入轨道的官僚集团、民间的妖人、充满战斗力的流民等，各色人等开始在这个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摇曳。没人知道我们的帝国将要驶向何方。
我们的这位皇帝名叫朱见深。他还有8个弟弟，无论他是否被立为太子，他都似乎不是皇位的唯一人选。的确是这样的，在土木堡之变后，在太后的提议下朱见深被立为太子。随着郕王继位，敏锐的太后已经感觉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为了保护自己的孙子，太后将朱见深接到自己的身边，由侍女万贞儿抚养，不允许任何人接见这位皇子。后来随着朱祁钰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朱见深被改立为沂王。当他搬到沂王府后，仍是由大他17岁的万贞儿抚养。仍为幼儿的朱见深对于人事的变动自然没有他的父亲体会深刻。对于他来说，身边有万贞儿在就可以了。此时的他跟他的父亲一样被锁在这深宫中。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也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因为母亲周妃要在南宫陪伴他的父皇。
一直到父皇重新登基，朱见深才重新搬回东宫居住。此时的朱见深已经是一个性格孤僻的孩子。他方脸、大耳，迟钝、木讷，不喜言谈，不喜交流。英宗跟他谈不上什么感情，英宗更喜欢那些跟自己在南宫亲密无间的孩子。英宗复位后一直有将朱见深废掉另立的意思，但此事的确事关重大。一个太子两次被废，这意味着什么？英宗皇帝不得不慎重。但大学士李贤是知道他的心思的，李贤也知道皇帝的症结在哪里。
“皇上，社稷为重，皇上切要三思。即使太子无能，有我们这些阁臣在，一样可以辅佐社稷。”李贤这样对英宗说道。
李贤的话打消了英宗的顾忌。一则换太子对社稷的确震动巨大，会搅动各方势力，使平静的朝堂重新翻滚起来；二则对于太子能力的忧虑，李贤进行了解释。虽然这种解释不一定能令英宗完全释然，但至少能打消英宗的部分疑虑。除此之外，李贤的话释放出来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此时的官僚集团已经能够掌握帝国的命运，皇帝更多的只是发挥一个礼仪上的作用。我们的帝国已经不可避免地重回它原来的运行轨道。朱元璋所设计的体系在经过100年的运行后终于面临崩溃的局面。
为了进一步拉近父子之间的距离，李贤让朱见深在英宗病重期间来到英宗床前。朱见深抱着英宗号啕大哭起来。不管是真是假，父子俩的关系在这一刻的确拉近了。
因为这些因素，李贤在天顺末年和成化初年成了朝堂上的资深阁臣。文臣们开始希望能将朱见深培养成他们喜欢的模范君主，帝国的官僚们开始引导朱见深一步步地走向他们所设计的道路。
每朝新天子继位后，除了颁布大赦天下的告示，还要做的就是平反。新天子的威信通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成化年间平反首先就是要为于谦平反，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但做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于谦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代宗那个体系之人，而且在朱祁钰要废掉朱见深皇太子之位的时候，不管于谦同意不同意他还是在上面签了字。如果替于谦平反，朱见深在心理上不好过。但朱见深毕竟与朱祁镇是隔代，心理上的这个坎他还是能迈过去。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替于谦平反，朱见深作为皇帝的正统性会不会产生动摇？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我们的新天子似乎对这个问题也不在乎，他很快就对于谦平了反。不仅如此，英宗复位后所处理的一系列官员也都被朱见深平了反。
眼见朱见深的所为非常得人心，文官们开始酝酿推动另外一个更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对朱祁钰的定位问题。此事关系更大，众人虽然心中皆存此事，但无人提及。没人提及，但并不代表人们不关注此事。事实上，对于谦等人的平反，和对景帝平反是一脉相承的。一旦开了一个头，就不可能停止下来。紧张的气氛是令人沉不住气的，总有心浮气躁的人跳了出来，抑或真的是憋不住了，抑或是有人指使，抑或从天子那里觉察到了某种信息。第一个上书替景帝翻案的是荆门州训导高瑶。高瑶举人出身，会试不中，而被安排了一个训导的职位。成化三年（1467年），高瑶上书，要求恢复朱祁钰的帝号和庙号。帝国很多敏感的事件都是由身居外地的小官们挑开的。这些小官也因此名扬千古，载入史册，或许改变命运，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基本上都是捕捉到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们的上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此事既已挑明，就不能回避。皇帝将高瑶的奏章让部院廷议，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皇帝态度暧昧，阁臣的态度一样暧昧。终于在成化十一年（1475年）由朱见深主动提出恢复了朱祁钰的帝号。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皇帝很显然走在了文官们的前面。成化皇帝开本朝风气之先。朱见深登基后的一系列作为，都为文官的谏言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虽然成化年官员们的谏言不像万历朝那般波澜壮阔，但它毕竟是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洪武时代以来对言路的压制到了尽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但文官的上言都是泛泛而谈，既无新意，又不具备可操作性。皇帝表面上对这些文臣的进言表示赞许，实际上也是不置可否。虽然我们这位君主广开言路，但一旦文臣们的言论涉及他的私人兴趣，他也会表示出不耐烦，甚至大发雷霆。
我们的这位皇帝并不是像文臣们所期待的那样中规中矩。他对儒生们开展的经筵没有丝毫兴趣，他更厌烦日复一日、琐碎非常的礼仪、朝政。他跟他的祖父宣德皇帝一样更热衷于宫廷生活，但他更进一步，也更荒诞。他除了对新奇的玩意儿感兴趣外，他还喜欢跟道士、僧人搅在一起，他不是一个阳光的人，他很阴郁，不喜与人交流。他总是闷在宫廷里写字、作画、听戏。他更迷恋比他大17岁的万贞儿。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似乎是个局外人，只有万贞儿是他的全部。
朱见深的大婚进行得很迅速。即位的当年他就结婚了，皇后为吴氏。为了防止外戚专权，大明朝的皇子和公主都是跟小吏和平民家联姻，这吴氏也不例外，父亲为禁军指挥使。在那个时代，吴氏似乎是整个京畿地区唯一符合皇后的人选。她的家庭既不显赫，也不卑微，她端庄，识大体。但就是这样一位女子竟然在大婚一个月内就被废掉。这件事情令举朝瞠目结舌。人们惊讶的原因不是因为皇后被废，而是这位皇帝在废后的过程中表现的异常决绝，仿佛吴氏戳到了他的痛处。吴氏的确戳到了他的痛处。对于朱见深来说，替于谦平反，恢复朱祁钰帝号，这些都没什么。但有个节骨眼儿绝不允许别人去触碰，这个节骨眼儿就是万贞儿万氏。
朱见深小时候就没有受到父母的疼爱。他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就是这位万氏。在他的个人世界里，万氏就是一切。他的不自信，他的抑郁情绪，都需要靠万氏来缓解。虽然我们这位皇帝结了婚，但对万氏依然宠爱。而皇后吴氏对这些事情就不了解了，她看见的只是万氏的跋扈。她是后宫之主，当然要行使皇后的权力。吴氏与万氏发生了冲撞，万氏竟然反客为主。朱见深对吴氏冲撞了万氏极其不满，所以坚决废了她。此次后宫的一次碰撞只是成化年间的一个开端，但它清晰地对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这个帝国依然不平静。正统朝被一个太监掌控，而成化朝似乎又要滑入一个女人的手中。
这位万贞儿并不是很漂亮。她有着男性的气质，喜欢戎装佩刀矗立在皇帝身旁，给皇帝以安全感。除此之外，她的房中术大约也很好，能够把我们的皇帝牢牢地驭住。所幸的是万氏的威力只在宫廷，她并没有像王振那样跟帝国的官员们发生冲突。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这个女人对社稷的危害更大，因为她会影响到皇位的继承问题。既然吴氏被废，那么还要遴选新的皇后。无论如何，万氏都不符合皇后的标准。不管是英宗的正室钱太后，还是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都容不得这个女人。有了前一次的教训，新选的王皇后始终不敢跟万氏较劲。
皇帝的这位保姆虽然跋扈，但更多的只是限于宫中内部事务，于礼仪上关碍并不大。成化二年（1466年）万氏产下一子。皇帝十分高兴，这对于他来说是最完美的事情。但帝国也只有他一个人高兴，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希望这个女人将来成为皇太后。为了不让王皇后生育，朱见深甚至根本不去皇后那里居住。现在终于好了，朱见深的努力有了回报。但天有不测风云，当年底这位婴儿就夭折了，皇帝的心情似乎一下子跌入了谷底。接下来两三年的时间里，宫中再也没有传出宫女怀孕的消息。原来这位保姆令太监给每位怀孕的宫女吃流产药。
但还是有一名宦官于心不忍，只给一名怀孕的宫女吃了半份流产药。这名宫女终是将孩子生了下来。他就是日后的弘治皇帝——朱祐樘。人们将这名皇子隐藏在宫中偷偷抚养，后来他被周太后接到宫中。这是一个转折点，它基本上标志着万妃时代的结束。从此这个女人对后宫已经不具备控制力，虽然她是站在帝国最高处的女人，但是她不能跟全天下作对。一旦她的保护伞没了，她将会粉身碎骨。这位女人的嗅觉也是异常灵敏，朱祐樘的出现使得形势出现了扭转，朱见深的内心也产生了变化。万氏这个聪明的女人明白，如果再一意孤行，只能是适得其反。
朱祐樘的出现，使得帝国最根本的问题得以解决。后宫的问题也只是在小范围之内，这也使得帝国的官僚们能腾出手来解决一些其他问题。成化初年起，自英宗年代就延续的南北党争在成化朝又拉开了序幕，并带来一个言官沸腾的年代。
英宗皇帝不喜欢南方的官员，尤其是江西籍的官员。在大明王朝近300年御宇的岁月中，有一半的时间是江西籍的人物在主宰帝国的命运。大明官场一直有江西人士把持科场之言。这还不是最令帝王关心的问题，最令帝王关心的是江西籍的言官们。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享誉天下的言官皆出自江西，到了成化初年，帝国的内阁中还有两位重臣是江西人，他们是陈文与彭时，而内阁首辅却是河南籍的李贤。成化年间文官之间的矛盾很快就会爆发。
罗伦是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大明朝的官场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全国官员数江西，江西官员数吉安，似乎明王朝的一小半官员都来自吉安这个地方。罗伦家境清苦，状元出身，他是一个极端的理学教徒。成化二年（1466年）罗伦便开始发难。他攻击的对象是内阁首辅李贤，弹劾的话题是李贤在父亲死后不按规制守孝3年，只在家中待了2个月的时间便回来了。
皇帝对于罗伦的上书不悦，当事人李贤也同样不悦。李贤有别的想法，内阁重臣陈文和彭时都是江西吉水人，属于罗伦的同乡，李贤很容易认为是陈、彭二人鼓动罗伦上书。李贤在英宗和宪宗两代皇帝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而且李贤对于消除英宗与宪宗父子之间的嫌隙，保证朱见深顺利登基起到了推动作用。朱见深自然视李贤为股肱之臣，现在有人弹劾李贤，这自然是朱见深所不能容忍的。朱见深将罗伦外放福建。朱见深的这一处罚是轻微的，这不仅没有起到震慑群臣的作用，反而激起了群臣的抗辩。从各部尚书到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纷纷出动，将矛头对准朱见深和李贤。皇帝大怒，他哪里见过这种架势。他对官员厉声斥责，李贤终于被他保下来了。虽然如此，李贤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他突然莫名其妙地发现他跟整个帝国的官僚决裂了。实际上官僚们是想借此事掌握舆论权。虽然朱见深将群臣压了下去，但在这一年年底李贤却死去了。李贤的死标志着在宪宗面前再也无挡箭牌，帝国的话语权不可避免地滑入文官手中。
罗伦事件过后仅一年，翰林院的大能们又开始没事找事。这一次有位叫章懋的编修上书，反对元宵节点灯。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朱见深自然又将章懋贬黜。罗伦、章懋都是极有气节之人，被贬黜后随即辞官回乡，终生著书讲学，不再出来做官，以自己的操守诠释了读书人的气节。明代的士大夫们的确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他们不贪权，不恋财，不惧生死，他们杜绝碌碌无为，他们更喜欢青史留名。虽然皇帝处理了罗伦、章懋，但帝国以他们为榜样的言官一波接着一波，皇帝再也无法压制他们。此时的皇帝已经显示出倦政的信号。也许大明朝此后的行政特点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初露端倪。
慢慢地皇帝不再喜欢跟文臣们沟通，朝政都交给内阁处理，司礼监负责批红就行了，士大夫们期待的君臣共治局面终于开始形成。而我们的皇帝沉溺于宫中跟各色人等交往。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工匠、医生、画家、戏子、作家、道士、僧人、法王、术士、魔术师、罪犯、性学家、色情小说家、春画画家都能在帝国找到自己的舞台，而且还是很好的舞台。
皇帝除了供他们吃喝外，还绕过吏部和兵部授予他们文职和军职，前后共封了1000多人传奉官的官职。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所有人都是无拘无束的。你的才情尽管发挥。披头散发没人怪你，哪怕是赤身露体也没人笑话你，这些只会被当作个性与才情的展现。对于已成为污秽之地的皇宫，文臣们自然不能容忍。皇帝与文臣的冲突又将展开。
面对滔滔而来的奏章和指责，我们这位皇帝采取了灵活的应对策略。他对为首的几位大学士采取封官的策略来拉拢，对于其他人则挑其毛病加以斥责。正是这种分化瓦解、又拉又打的策略使得我们的朱见深皇帝在面对滔滔洪水的时候如稳固的堤坝一样屹立不倒。多年以后人们回想起这段往事，仍然对这位皇帝的手段佩服得不得了。在这方面他远比他的后世子孙们强，他学会了主动进攻，他完全不用强就把握了话语权。的确，大明朝到了成化年间，文官们自身也不干净，贪污纳贿，旷工狎妓。
朱见深成功地阻击了群臣。自从李贤死后，大明朝失去能够制约群臣的人物。成化年间注定是一个热闹的时代，宫里热闹，宫外也热闹。群臣在宫外也互相倾轧，党争已经隐隐若现。朱见深看着群臣斗来斗去，乐得个清静自在。但我们的帝国从这一刻起似乎失去了它的凝聚力。的确，民间也是如此。
汪直肃贪
成化年间天象屡屡示警，时常有流星长时间划破天空，而且拖着长长的尾巴，或有小流星相伴，帝国的南北皆见。天空中的各星位皆被冲撞，这似乎不是好兆头。古人通常将此种天象跟皇帝失德联系起来。我们的朱见深皇帝也面临着压力。
每次星相之变都能在帝国掀起政治风波，皇帝下罪己诏，文官们相互弹劾，有人上位，有人下位，为非作歹之人收敛，淫糜之人素寡度日，整个帝国一片哀悼，一切娱乐活动停止。
成化十二年（1476年）正月，朱见深率领文武群臣前往京城郊外祭祀。天地间突刮大风，沙尘遮蔽了天空，烛火被吹灭，气温骤降，当场有人冻死。据说这是后来的江南才子祝枝山祖父亲眼所见。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按古时说法有妖人作怪。实际上据《实录》记载，那日前夜就起了大风，这应该是天气不好的原因，或者是北方固有的沙尘天气。而当场冻死人，则有可能是祝枝山的祖父夸大其词。但在祭祀的时候突发此等事件，无疑给众人的心头笼罩上一层阴霾。
此事刚过了几个月，京城中又传言有黑色的动物夜间出来伤人，弄得整个京城人心惶惶。人们皆白天睡觉，夜里劳作。后来此物竟然跑到宫中，虽经几番捉捕，终是无获。此时的成化王朝已步入多事之秋，外有边患，内有流民，君臣离心，宦官佞人横行。每次出现异相都能令朱见深惴惴不安。如今京城出现怪兽，朱见深一面派人去土地公公那里祷告，一方面又下罪己诏。这样过了几月，事情竟也渐渐地平息了下来。那么，这个黑色怪兽究竟是什么动物呢？笔者认为，是外籍人士带到京城的某犬类动物可能性为大。
这件事情没过去多久，京城又盛传有狐狸精出入。京城人赵灵安在出城经商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美女。据说，她的模样美若天仙，所以不得不戴了个面纱。后来这个女人被赵灵安带进了府里。第二天府里的人全部死个精光，就连府里的狗、鱼都没有一条活着。所有死去的人和动物都没有伤痕，而那个美女却没了踪影，所以京城里就开始流传是狐狸精作怪。接着，人们到了夜晚不断看见一个美女在外游荡，后来又死了人。“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就这样流传开来。据说当时还有一份关于这个案子的档案，现在被保存在故宫，但是没有展出。
怪兽事件刚刚过去，现在又冒出了狐狸精。皇帝急了，便命人彻查。妖狐没查出来，倒真查出来一件事。山西有个妖人名叫侯得权，化名李子龙，自称有不世出的秘法。侯得权与宫中宦官取得联系，由宦官引入宫中。侯得权本身没有入宫中传奉官名册，只是被宦官私匿。此事被侦知后，皇帝怀疑是侯得权在搞鬼，便将侯得权和庇护他的宦官杀了。
京城和宫中连发怪事，已经闹得人心惶惶，可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不久皇宫中每到夜间都传出金甲撞击、兵器相搏的声音，还伴有呐喊声，就好像有人在搏斗。这种声音朱见深亲耳听见，想来既令人心烦，更令人毛骨悚然。宫里的江湖术士捉不出来鬼，也许就是他们自己在搞鬼，以骗取自己对灵异事件的信任。朱见深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所有的人都不可靠了。宦官不可靠，锦衣卫不可靠，东厂也不可靠，就连朱见深自己信任的江湖术士也不可靠。他们的法术时灵时不灵。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想到了一个人，他叫汪直。
汪直本是瑶族人，是韩雍在成化三年（1467年）大藤峡之战中被俘的小孩，后被阉割进宫当了太监，侍奉万贵妃。汪直聪明伶俐，很讨宪宗喜欢。成化年间不仅文官与皇帝之间不信任，就是皇帝与宦官之间也不是那么亲密无间。成化年间的知名宦官怀恩、尚铭不一定都买皇帝的账，有些旨意没到内阁在司礼监就被驳了回来。皇帝想到了汪直。他曾经命汪直外出刺探隐私，汪直跟皇帝都是单线联系，在整个帝国皇帝已经无法找到这样的人了。但汪直职务卑微，皇帝无法让他统领东厂，所以只能采取权宜之计。
皇帝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由于该机构在皇宫以西，并以宫中的旧灰厂为治所，便名曰西厂，由汪直挑选了100多位锦衣卫校尉负责。西厂建立后汪直的能力很快就体现出来了。
三杨中杨荣的孙子和曾孙在福建家乡闹出人命案，被人告到刑部，刑部打算严惩此事。谁知杨家人进京活动，就在此案要被压下去的时候，汪直知道了。汪直深挖此事，将杨氏父子处死，跟此案有关联的官员也受到了牵连。杨氏一案使得汪直和他的西厂名声大噪。这件案件办得令任何人无话可说，它保护了民众的权益。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只是一个开始。汪直不仅监视文官，他也监视宦官。
历史走到成化年间，社会风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官场贪腐已是公开的秘密，从宦官到文官无不靠倒腾食盐、物资赚些外快。人们对于这些事情都是习以为常，偏偏汪直较起真来。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是个位高权重的人。他在回京途中搞了近百船食盐，沿着京杭运河招摇过市。船队行驶到了山东武城县的时候，武城县的典史要拦截船队检查。覃力朋一个耳光打过去，打掉典史的两颗牙齿，又将典史身边的一名随从射死。此事很快被西厂侦知，汪直汇报给了朱见深。朱见深本就对司礼监不满，正要将此事当作对付司礼监的典型。一番恶斗后，覃力朋终究是被司礼监保了下来，但覃力朋从此也退出了宦官的舞台。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如今汪直和他的西厂已经不是跟东厂的矛盾了，而是跟整个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的矛盾。小小的汪直已经得罪了整个帝国，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帝国的威力。
接下来有更多的人因为走私、受贿、通奸、妖书等类事情而被抓，或被西厂讯问。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官员都胆战心惊。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身边是否有西厂的特务。终于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也就是西厂刚成立4个月的时间里，由内阁首辅商辂联合内阁万安、刘珝、刘吉上书，要求废除西厂。对于文官的这种举动，朱见深早在意料之中。帝国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没有阻力是不可能的。但此次上书司礼监和内阁产生了联动机制，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和内阁首辅商辂不惜一切也要扳倒汪直，商辂更是暗示群臣会废黜朱见深的帝位来威胁。面对这种形势，宪宗只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废黜了西厂，贬黜了汪直。
从内阁给皇帝的上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汪直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内阁在弹劾汪直的奏书中说道：“由于皇帝重用汪直导致‘人心汹汹，各怀疑畏’，文武重臣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虽然这些词语未免有夸大之嫌，但汪直和西厂的作用可见一斑。
朱见深正是希望汪直和他的西厂如此行事，如今岂能就此罢手。仅仅过了一个月，一名南京的御史上书替汪直鸣冤，要求重开西厂。这是一件举朝皆惊的事件。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这个御史受到了皇帝的暗示。不管上书的御史有没有受到皇帝的暗示，聪明的人都知道汪直倒台的日子远远没有到来。
西厂很快复设，汪直官复原职。汪直开始向攻击他的官员反攻倒算。内阁首辅商辂被迫致仕，受牵连的还有兵部、户部、刑部尚书，各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共计几十人。从此，汪直面前再无障碍。
俗话说“趁热打铁”，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个火候。一旦过了那个火候，再做就不会那么顺利。虽然西厂复设，但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光景了。官僚集团对西厂的打击是巨大的，复设后的西厂也失去了往日的冲劲。汪直也对侦缉、办案失去了兴趣，他将目光转移到了帝国的边疆，那里有更广阔的舞台等待着他。
成化初年，建州女真在杰出领袖董山的领导下开始强大起来。加上辽东地区长期对建州女真的欺压、不公平贸易、索贿等因素，终于导致明廷跟建州女真的第一次大的冲突。对于建州女真的问题，一是为了防止潜在威胁，二是边将为了邀功，所以明廷制定了严厉打击的策略。
成化二年（1466年），明廷将董山以及100多名女真部落首领诳骗到京城处死，接着开始命大军征讨女真各部。成化三年（1467年）九月，朱见深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赵辅率大军纠集朝鲜军队从抚顺出边征讨建州女真。十月份邸报传来，女真人被杀1700余人，少壮皆被处死，老幼被俘，房屋被焚毁，家畜等财产被洗劫一空，余者逃至深山中才得以存活。经过这一役，建州女真遭到了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为了防止女真人报复，明廷又修筑了边墙，将女真各部与汉人居住区隔离起来。从此民族的隔阂更加拉大。
明朝与建州之间的摩擦并没有因为成化三年（1467年）的屠杀而结束，反而在以后的10年中摩擦不断。而且边将为了邀功，不仅杀良冒功，更是对边事夸大其词，以怂恿朝廷派军进剿。而辽东巡抚陈铖就是这样的人。
成化十五年（1479年），受陈铖的怂恿，汪直和陈铖率领大军向建州女真部进发。这是成化年间明廷对建州的第二次征讨。此时的女真各部还没有从上次战争的厄运中恢复过来，灾难就又一次降临。女真各部的年轻人只好向深山中逃窜，留下老弱妇孺被明军斩杀。此役杀700人，俘虏500人。虽然此战纯粹是没事找事，欺负弱小，但皇帝还是给了汪直封赏，其他人也跟着汪直沾光。
汪直觉得欺负弱小的女真没意思，他觉得应该找蒙古人打一打。成化年间朝廷跟蒙古的战争也持续不断，尤其是在河套这个地方大小仗打了几十次。而恰巧此时镇守西北挂兵部尚书衔的王越上奏，诈称蒙古人入侵甘肃靖远县，并劝汪直来西北转一转。此事正合皇帝和汪直的心意。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朝廷命保国公朱永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任监军，调动京城、宣府、大同的驻军赴西北进攻蒙古。
王越从情报上得知，潜入河套的蒙古人驻扎在威宁海子后，便和汪直率轻骑直向威宁子海扑去。蒙古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明军斩杀蒙古人400多人。塘报传来，宪宗大喜，王越被封为威宁伯，其他人俱各封赏。
此时汪直荣耀到了极点。一个小小的太监竟然成了大明王朝的宠儿，整个天下都在为他喝彩。而此时的汪直也不回京了，便在边关镇守下来。
汪直驻守边关，那内地的肃贪问题怎么办？各位读者不用担心，因为内地有个假汪直。有一个江西人叫杨福，在崇王府里当过内使。他在南京遇见一个熟人。熟人说他长得像汪直，接着又吹嘘汪直如何神勇。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最后干脆让杨福假扮汪直试验一番。两个人打着“钦差总督西厂官校办事太监”的招牌开始南下。两个人从安徽到南直隶，接着从南直隶到浙江、福建，就这样沿途巡视下来。一路上的府、州、县皆是风声鹤唳，众官员如迎天神。跟各级官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沿途百姓皆欢呼雀跃，诉状纷沓涌来。而这位假汪直竟然就地处理诉状，当场宣判，一些倒霉的地方官吏和士绅们被处理。到了福建，这位假汪直竟然检阅士兵、盘查起当地的粮库来。看来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汪直。两个人好景不长，很快被福州的镇守太监识破，就地抓了起来。
虽然帝国闹了一场假汪直的丑闻，但他使人们都看明白了汪直的威力究竟如何。一个假的汪直都能搅动整个东南，那么真的汪直岂不更厉害。朝中大臣开始酝酿除掉汪直。这件事情仍是由内阁和司礼监联手进行。一个内阁，一个司礼监，这两个平日里势同水火的中枢机构竟然因为要对付共同的目标携起手来。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此次便不能采取直截了当的方式，而应采取更隐蔽的方式。
皇帝经常在宫内听戏，不仅有一般的戏曲，还有小品。有个叫阿丑的民间艺人善于演小品。一天，朱见深照例兴致勃勃地在底下看戏。阿丑扮成一个醉鬼躺在地上耍酒疯不起来。旁边配戏的一个人喊道：“皇上来了。”阿丑不起来，那人又喊道：“汪直来了。”阿丑连忙站了起来。那人又问道：“为什么喊皇上你不起来，喊汪直你却起来了？”阿丑答：“世人只知汪直不知皇上矣。”
台下人皆笑，皇上也是尴尬地笑了笑。这个节目虽然很敏感，但是对于君主来说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皇帝知道这些人想栽赃汪直。但接下来的表演却触中要害了。
接下来的节目中，阿丑打扮成汪直的模样，一手拿了一只钺在舞台上舞动。钺是古代的一种斧状兵器。旁边配戏的又问道：“你拿两只钺干什么？”
“我带兵就靠这两钺。”阿丑答。
“哪两钺？”配戏的人又问。
“陈钺、王越。”阿丑答。
底下观戏的人又是哄堂大笑，但皇帝的脸色此刻却慢慢阴沉起来。
阿丑的回答终是触动了朱见深敏感的神经。陈钺和王越皆是文官。由于纯粹的武将统兵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欺压军户、克扣军饷、军纪涣散，将文官掺杂进去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问题。所以此时的大明朝已经渐渐地让各地巡抚提调监督军务。汪直作为一名宦官，他跟朝廷到地方的一些文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些文官都支持汪直。其中陈钺与王越更是跟汪直保持了亲密的合作关系，陈钺的升职和王越的封伯都是拜汪直所赐。但宦官结交文官，对皇帝来说是很忌讳的事情。皇帝本来寄托宦官制衡文官，如今宦官却结交起文臣来，而且还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曹吉祥的教训仍然历历在目，如今的汪直跟曹吉祥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有什么想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便皇帝认为演戏的受人指使栽赃汪直，他也认为他们说得有理。
成化十八年（1482年），敏锐的士大夫们已经捕捉到皇帝对汪直失去了信任。内阁首辅万安上了一道奏书请罢西厂。万安的奏书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西厂被废。成化十九年（1483年），汪直被贬到南京任御马监太监。汪直和他的西厂荣耀了6年，此后就像流星一样从帝国消失。
在明代的宦官群体中，汪直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宦官。他主政西厂的时候，大概只有20岁，属于刚成人的年纪。但他却敢清查官员，整顿吏治，带兵出征，的确令人刮目相看。汪直不仅敢对利益群体开刀，而且还敢去触碰一般人不敢得罪的宦官群体。他靠的大约便是年轻人的那种冲劲，那种不懂一切，却敢干一切的精神。但汪直毕竟昧于人情世故，在政治斗争中他还显得很稚嫩。他只知道一股脑儿往前冲，却没有捉摸帝王心术。西厂复设后，他却一直在边疆，跟朝廷、跟皇帝之间渐行渐远。当有人设计陷害他的时候，他却失去了申辩的机会。汪直在成化年间的确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小小年纪竟然能令整个官僚集团抬不起头来。如果能给他一个更稳健的平台，如果他不是一名宦官，他也许能做更多的事情。
无论如何，汪直和他的西厂，以及此种行事风格都不会长久。这只能短期性地为帝王提供一种服务，令皇帝更加安稳而已。
困扰帝国的流民问题
成化年间虽然皇宫里乱七八糟，但那是宫里的事。虽然群臣也互相倾轧，但那也是文臣们的事。虽然南北边境屡发战火，但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来说，这也是时常有的事情。即使还有个令官吏胆战心惊的汪直，但也只是存在数月而已。真正称得上是成化年间的大事，对整个帝国的气运和普通民众产生影响的，却是从正统年间就出现的流民问题。
流民的产生有两个根源，一为土地兼并，二为天灾。从宣德年间起明王朝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流民问题，至正统年间全面爆发。英宗一直采取的是安抚政策，但到了成化年间政策有了改变，采取的是剿抚并重的原则。
荆襄之地顾名思义指荆州和襄阳两个地方。这片地方涉及川、陕、鄂、豫四省，方圆100多万平方公里。荆襄之地土地肥沃，山高林密，本是人口繁多，经济富庶之地。但从宋朝以来这里就是宋金、宋元交战的主战场，所以渐渐地因为兵祸而导致人烟稀少。从元朝末年开始，北方数省以及江南地区的流民就开始向这里涌来。到了成化年间，此地的流民已经达到150万人。这150万人中大多数都是自己开垦土地耕种的良民，但也聚集了数量庞大的不安分子。不安的骚动已经在帝国涌动。
刘通是河南西华县人，传说曾将县衙门前重达千斤的石狮子举了起来，所以人送绰号“刘千斤”。不仅如此，据说刘通还会法术。成化元年（1465年），刘通和白莲教的僧人石龙在荆襄之地的房县大木厂聚众4万人造反，刘千斤称汉王，年号德胜。很快，朝廷调大军进剿。刘通的军队主要分布在7个山屯，结寨自保。大寨被攻破后，官军斩杀数千人，刘通等人被俘。后刘通被送至京城处死。为了震慑叛军，朱见深命将被俘人员中10岁以上的处死。
如果从洪武算起，荆襄之地的流民在此聚居已经近百年。此地的流民问题根本不是靠杀人就能够解决的。可惜当时的朝廷放弃了英宗皇帝主抚的办法。这才使得流民问题越闹越大，悲剧才刚刚开始。
叛乱既平，朝廷开始驱赶当地流民。按说人们既然愿意到这个地方来，那就说明此地适宜生存，所以对待流民问题只能引导而不能堵。但是由于荆襄之地山高林密不易管理，且容易行成乱民，朝廷一直将此地当作禁地，不希望有人在这里居住繁衍。所以叛乱平息后，朝廷对待流民问题一是采取附籍的方式，二是采取驱赶的方式。对迁徙此地时间较长的居民允许编入本地户籍，而对于来此地时间不长的则驱赶回乡。这种办法显然会遭到流民们的抵制，收效也不大，很快激起新一轮的民变。
成化六年（1470年），刘通的几个部将再次起义。朝廷派都察院右都御史项忠率大军进讨。此次官军的疯狂与残酷程度远超过上次。此次进剿比上次要顺利得多，官军对付的几乎是手无寸铁的流民。尽管如此，官军仍然是肆意斩杀。战争结束后，项忠开始将数十万计的流民驱赶回乡。广大流民扶老携幼，哀鸿遍野。官军将流民装船顺着汉水南下。由于人多船小，正值暑天，加上缺水、缺食，路途上很多流民渴死、饿死，或得瘟疫而死。官军将死者就地抛尸江中。为了防止传染，很多得病者被抛入江中溺死。加上官军搜山，强行赶杀，如此死者竟有数万人之多。整个荆襄之地白骨累累。为了纪念自己的丰功伟绩，项忠在荆襄之地立一丰碑。这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项忠的丰碑是建立在流民的鲜血和泪水之上的。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朝廷始终没有找到正确处理流民的方法，反而使事态扩大化。不到几年的工夫，流民问题又死灰复燃。大量的流民仍是源源不断地往荆襄之地涌来。项忠所谓的功绩此刻显得是多么苍白。
前面说过，荆襄之地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没有水旱之灾，而且流民们随便开垦一处地就是自己的，还不用缴税。山上还有山货、药材、木材。加上此地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无论是南方来的流民还是北方来的流民都能够适应，所以荆襄之地是各地流民的首选。流民一旦被遣返原籍，虽然官府承诺分地，但能分多少还是未知数，而且家乡的生存条件远不如这里。但这么多流民聚集在这里也会产生问题。流民之间拉帮结伙，私斗成风；还有的流民不事生产，沦为盗贼；更有剽悍者成为各方首领，划分势力范围。成化年间的两次流民起义都与官府的强行驱赶有关。所以既承认流民在此地的合法居住，又加以管理，才是解决荆襄流民问题的唯一之计。
事到如今，到了朝廷对流民政策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早在朝廷派兵进剿之前，就有人提出在荆襄设州府以解决流民问题，但没有受到重视。如今又有人重提此事，朱见深和他的臣僚们已经不得不认真对待此事。
这次派去的是一个叫原杰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又按照十三省的范围设定十三道监察御史110人，为正七品。明代御史位高权重，他们能监视天下，弹劾百官，指责皇帝，巡抚地方，统兵作战。帝国给予他们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
原杰的职位虽然不高，但他是务实的。他来到荆襄之地后开始深入深山峡谷之中，斩荆踏溪，挨家挨户地寻访流民，阐述朝廷的政策，并将流民登记入册。他摸清楚流民情况后，接下来便开始实施安置办法。小部分流民自愿回乡，绝大部分流民还是要留在当地。原杰开始对留在当地的流民造册入籍，将流民聚集多的郧阳县升格为郧阳府；并在其他流民聚集的地方设县，同时选派品质优良的官吏进行管理。如此一来从建国初就困扰明王朝的荆襄流民问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而且政府每年还能从此地获得1万多石粮食的税收。
原杰的所为扇了朝中那些刽子手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些主剿派皆无地自容。虽然原杰立下了不世之功，但终究是有人不喜欢。他被贬到南京任兵部尚书。此时的原杰积劳成疾，还没赴任便病死在荆襄之地。荆襄的人民感其恩德，为原杰建了一座祠堂，世代纪念之。
乱糟糟的成化年间，只有原杰才说得上是对帝国有真正贡献的人。在他这里，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按人头统计的战功，没有累累白骨，没有失去亲人的哭声，有的只是和平与安抚，抚平那曾经的创伤。从此，荆襄之地人口渐渐稠密起来，而且商旅络绎不绝，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落户生根。
原杰治理流民的办法不仅给治理其他地方的流民提供了成例，更给后世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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