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苏格兰人。1919年3月4日，十四岁的溥仪在紫禁城毓庆宫向他行了拜师礼。从此，溥仪开始接触各种新奇的事物和知识，这使他越发觉得紫禁城如同监狱。庄士敦同情他，理解他，便建议他出洋留学。溥仪觉得这正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于是联合弟弟溥杰，开始秘密行动。
要出洋留学，就必须有资金，可是此事又不能张扬，所以他们想到了故宫珍藏的版本图书和字画。溥仪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宫中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先储藏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以备换取出洋经费。此后，溥杰每天从宫内放学回家，必定带走一个包裹字画的包袱，这样不间断地进行了半年多的时间。他们从宫中盗走了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的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左右的宋版书。尽管溥仪把身旁及宫门的每一个太监都花钱打点得“欢天喜地谢恩”，但在他们兄弟俩约定私逃的前一小时还是出了麻烦。不知哪位太监通报了内务府，随即紫禁城就在醇亲王载沣（溥仪父亲）的命令下进入戒严状态。溥仪的出洋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出洋计划虽然破产，这批珍贵字画却成了溥仪真正的私有财产。这批字画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怀素和尚、欧阳洵、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有王维的人物画，有马远、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还有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等，真是“无一不精，无一不珍”。
1932年3月9日，溥仪迁往长春前吉长道尹衙门任“伪满国执政”。1934年3月1日，溥仪又在长春郊外杏花村祭天，在“勤民殿”登基，做起了满洲帝国的“康德帝”。他从宫中盗运的那批字画古籍，由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负责全部运到长春，储藏在一个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小白楼内。
1945年8月9日晚，日本关东军在大厦将倾时撤退。溥仪匆忙坐上火车，准备逃亡日本，临走时又匆匆带上了一百多件字画、古籍及部分古董。而余下的一千余件字画、古籍随即遭了厄运。
解放后，各级文物管理部门先是从东北，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故宫散件书画的征集工作。在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宣传引导下，迄至1952年底，东北文化部门已经从各方面征回晋、唐、宋、元以来的国宝近二百件。1963年和1964年北京荣宝斋又分别从收购的残片中拼凑出《故宫书画佚散目录》中所含的三十七件书画残迹和二十来件书画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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