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作为“五四”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奋笔疾书，利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作舆论阵地，直接参战在第一线。6月11日晚，他与高一涵等在北京前门的“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他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被巡警和密探当场逮捕，并押至警察厅。
陈独秀的被捕引起全国震惊。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和上海《申报》、《民国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在显著位置刊登消息、评论，及各社会团体、名流、学者和青年学生的通电与函件。一时间群情激愤，“函电交驰”，强烈谴责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引起孙中山的关注。他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十分气愤地说：“你们逮捕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听了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由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孙中山的营救，北京当局不得不将陈独秀释放出狱。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尽管陈独秀应陈炯明所聘，任职于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没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一大”，但凭着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誉和威望，他仍被选为总书记。不久，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政府职务，悄悄回到上海。报纸为此作了报道后，引起法租界的注意，便派出密探侦察。一日，正在寓所楼上午睡的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押解至巡捕房。陈独秀被捕，再次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孙中山随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领事，要他们放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又请了一位法国律师承办这个案子。后来，由褚辅成和张继作为保人，法租界法庭以陈独秀宣传“过激主义”为名判罚白银五百两。这笔罚款数目不小，陈独秀无力负担，只好请当时在上海的汪精卫设法解决。汪又电请广东省政府，经孙中山批准，由广东银行汇给汪精卫一千元，才了结了此案。事后，陈独秀不胜感激孙中山的营救及帮助。
1922年8月，上海法租界及反动当局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在陈独秀正在寓所伏案写文章时，法租界巡捕房会同督察员黄金荣将他逮捕。事发后，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立即告之中共中央，并打电报给孙中山请设法营救。孙中山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领事，要求释放陈独秀以平民愤。此时长辛店铁路工会等发出紧急通电，声称如果宣判陈独秀就举行大示威，并大声疾呼：“释放劳苦群众的领袖陈独秀！”在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法租界当局不得不按孙中山电报所示放了陈独秀，以判罚四百元，草草了结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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