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也有“四公子”，即冒襄（辟疆）、陈贞慧（定生）、侯方域（朝宗）、方以智（密之），皆为复社中人，以诗文飘逸、风流倜傥而名冠天下。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对这“四公子”皆有生动的描写。
清末和民初也有“四公子”，其声名亦曾显赫一时。清末四公子一般指谭嗣同、陈三立、徐仁铸和陶菊存。谭、陈、徐、陶四人在当时都是钟鸣鼎食、肥马轻裘的官宦子弟。如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为湖北巡抚，陈三立之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徐仁铸之父徐致靖为户部侍郎，陶菊存为世家子弟。而这“四公子”也几乎都是大清朝的“臣子”，如谭嗣同是江苏候补知府、四品衔军机章京，陈三立是吏部主事，徐仁铸是湖南学政使。但他们都无意于功名利禄，而醉心于维新变法。这“四公子”当时与康有为、梁启超相呼应，锐意变法图强，很为时人瞩目。“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决心以血激励后人，在北京菜市口刑场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慷慨赴死。陈三立、徐仁铸皆以“招引奸邪”之罪被褫夺官职。
“四公子”中以诗文称誉者为陈三立，他是清末“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有名的“海内三陈”之一。后来朝廷恢复他的官职，他却拒辞不受。晚年在北京时，他拒绝伪满洲国和北平日伪统治者的拉拢，以八十五岁高龄绝食而死，其爱国气节极为时人所钦佩。他的两个儿子陈师曾、陈寅恪，一为大画家，一为国学大师。《辞海》中陈宝箴、陈三立、陈师曾、陈寅恪一家三代同入传，足见陈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
民初以后，也有“四公子”出现。在20年代的报章上，“四公子”之名屡屡被提及。这四公子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当时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筱嘉。“四公子”当时都是二十岁上下，子因父显，风云一时。1922年直奉第一次大战之后，孙中山先生曾举奉系、皖系订立策略性的反吴佩孚的三角联盟，这四公子便互相酬酢，为联盟穿针引线。除孙、张二公子，卢、段二人不太为世人所知。其实这两人都是典型的公子哥。卢筱嘉一生最“烜赫”的举动当为大闹上海共舞台，痛打黄金荣一事。这是当时报纸的头号“要闻”，其实起因只不过是为了看戏捧坤角儿。段宏业在四公子之序中最为默默无闻。他不像袁世凯的“储君”袁克定那般醉心于“接班”而出入政坛，据说他的擅长是下围棋。
民初“四公子”说法还有其他版本。
有一种说法是“四公子”指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蒋纬国实际是戴季陶在日本时的私生子，后交蒋介石抚养）、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孙中山秘书金某的儿子金定国。四人的名字均为孙中山所起，寓“经纬安定”之意，且互结金兰。但四人在当时并非活跃人物，也无名气，尤其金氏之排列颇为勉强。
已故的南社老人郑逸梅先生说“四公子”是指张学良、卢筱嘉、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寒云）、张季直（张謇）之子张孝若。民国年间名负一时的大诗人林庚白则认为“四公子”并无袁克文的份儿而是孙科，他的理由是，民国五年以后，袁世凯已非风云人物了。笔者曾请教过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沈醉，他认为是孙科、张学良、段宏业、袁克文。
还有一种较为广泛的说法是“四公子”指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张伯驹。此见于张伯驹著《洪宪诗补注》。但笔者以为，袁、张、溥、张（伯驹）四公子说法之形成，主要源于北方的北京。张伯驹只是袁克文的表弟，溥侗也不再是王侯而是沦为票友，张伯驹、溥侗加上张学良、袁克文都是以玩乐、风流闻名，故称之“京华四公子”也不无道理。
溥侗号红豆馆主，是清恭亲王奕黋的孙子。辛亥革命后，溥失去了“铁帽子王”的衣食饭碗，只得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加上变卖祖产为生。他尤擅昆曲，是京津名票，还在燕京大学开过戏曲课。可惜晚节不保，汪伪时下水当了汉奸，任职于“考试院”。抗战后潦倒而终。
张伯驹，其父张镇芳替袁世凯管钱。张伯驹是极有名气的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和诗人，多次花重金收购流失的国宝，后捐献国家。50年代成为“右派”。他的文采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周恩来还关心、安排他工作。80年代故去。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天生风流，极具才华，自比曹植。他是诗人、书法家、鉴赏家、名票友，因反对其父称帝而博得人们的称赞和同情。后被袁世凯软禁，从此穷困而死。袁克文的儿子袁家骝和儿媳吴健雄都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
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女“四公子”，她们是当时著名的女作家。她们是庐隐、王世英、陈定秀、陈俊英，因为名噪京华，遂被时人呼为“四公子”。到了20世纪90年代，北京亦流行“四公子”之说法。记得1994年吴祖光之子吴欢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四公子”，发表在《北京晚报》上。我只记得有他自己和万伯翱，别的两位记不清了。万、吴两位都是我的朋友，都是影剧作家，出过书，有名气。吴欢只不过借“四公子”写了四个人，很别致，所以这篇文章颇有影响。但据说招致了他们长辈的不满，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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