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躺在床上。他就像个躲债鬼一样，用被子把自己包裹在床上一动不动。黎一民都烦死了，案子的复杂让他产生了消极怠工的情绪。所以出事的这一天早上，他一直磨磨蹭蹭在被窝里不愿意起床。他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他企图以幼稚的方式来对付无法面对的事情。
汪凡伟副主任当着众人的面，在办公室像骂孙子一样将他劈头盖脑地臭骂了一通。
“你还在床上睡觉，你什么时候可以拿下马拉博的证据材料？”汪凡伟指着他的鼻子说，“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你，是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是组织对你工作的肯定，你还有心思睡懒觉？你不要辜负了上级的重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给脸不要脸。”
黎一民像是还没有睡醒，闷头闷脑站在办公室的门口。
但是不晓得怎么搞的，聪明理智的汪凡伟这一天有点神经错乱。他接着说：“你家庭成分是工人阶级，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现在反革命分子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写反动标语，篡改伟大领袖的语录，可是你呢，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你难道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你大概是脑袋里少了根弦了！”
因为从来没有碰到过汪凡伟骂人，所以黎一民有些发蒙，黎一民一下子还不晓得用怎样的方式去应对上司的怒火。
“天还没亮我就接到上级领导的电话，领导很关心我们瓷器镇抓政治犯的工作进展情况，领导都这样，你就没有了斗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你工作上有困难就提出来，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是不是害怕反革命分子了？”
黎一民终于清楚了汪凡伟为什么发火。
黎一民轻声地说：“不可能了。检举的人都撤回检举了，马拉博没有写反动标语。”
“你怎么晓得？你没有提审你怎么晓得？要用事实说话，几个孩子说撤回就撤回了？几个孩子还说你包庇坏人呢！”
黎一民也不辩解，晓得辩解也没什么用，蓬头垢脑只好去看守所提审马拉博。他的样子是打不起精神的样子。他头天晚上的觉没有睡好，瞌睡虫还在他的后脑勺里缓缓蠕动，他的脑壳像饭甑一样臃肿，两腿似灌满了泥巴或沙子。他拿着笔和稿纸出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另一位助理员身后。他像牲口一样紧跟人家的屁股，出院子的大门，在柴窑街走半里路，拐弯，进一条祠堂弄子，插到龙脊岭最东头的坡下，再沿着一口不规则的水塘，转进东司岭山坡的顶端。
阳光照着他无精打采的影子。他晓得跟用竹篮子打水一样没有什么用处，但他还是去看守所做做样子。这个问题他思想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是信任猴子的，更觉得符夏荷说得很有道理。他觉得不能为完成一个什么指标而去挖掘罪犯。应该发生一起办一起，证实一个抓一个。实事求是。踩在别人的身上往上爬，这是虚假的、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他黎一民，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应对这一棘手的问题。
马拉博在山坡顶上看守所的一间号子的角落里蹲着。
开门时，马拉博对于声音几乎是没有什么反应。黎一民的心沉下去了一些，感觉就像嚼了一只苍蝇一样难受。马拉博鼻孔上还残留有血迹，精神和情绪都非常糟糕。那一下，他甚至对马拉博的鲜血产生了恻隐和伤感之心。凭经验判断，这样的情形不用发问，黎一民就已经晓得审讯没有什么指望了，但他还是例行公事地随便问了几句。他所问的几句是：“你是不是一时疏忽？”“想一想，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以及“或者，那个字太潦草了被误认为是必字？”等等。
然而，马拉博耷拉着脑袋自始至终一声不吭。
呃嘿呃嘿。黎一民的肺部开始痒痒。
他烦躁死了，他觉得做这种工作没有什么意思，就收拢笔录用的钢笔和稿纸。但是这个时候嗓子眼有个什么东西堵在那里让他难受，他捂着脖子的根部，使劲地帮助咳出一种恐惧的声音。声音在寂静的看守所里荡气回肠。他说：“你就是死不承认，我们也可以照样定你个反革命罪行。”他使劲呃嘿一声，终于像生崽一样咳出一坨浓臭无比的痰了。他将那痰“扑嘟”一下吐在马拉博脚下。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不这样他又能够怎样呢？
干瘦的黎一民，像一个被提审的罪犯一样又一次站在领导对面，是接近中午的时候。汪凡伟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样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一杯茶、一张报纸、一叠红头文件和一支彩色画笔。光线从他身后的窗户里进来，因此在他制服的领章上面，他的那张英俊的脸是黑的，他的两个耳朵是透明的，他的一只手握着粗壮的彩色画笔在桌上一下一下具有威胁性地敲着。
“笃、笃、笃、笃……”。仿佛是敲在头上，黎一民感觉到一晃一晃有些站不稳的样子，好像是瞌困还在脑壳里没有离去。懵里懵懂。黎一民很少来后院领导的办公楼串门，所以眼前的一切都显得陌生和严肃，连气味都有点奇怪。但这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个没有思想的躯壳。他不去想这些问题。他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他甚至觉得工作和生活都没有什么意义。他已经变得有些麻木不仁和无所畏惧了。
“我不搞了，我不搞这个案子了。”黎一民终于下定决心把档案袋放在上司汪凡伟的办公桌上。递上档案袋的时候他的手还有些哆嗦，他说，“我不是分管政治案子的，我的本职工作是负责少年案子。”
“但是这是特殊的政治任务。”
黎一民说：“情况非常难办，我办不了，我承认我没有什么能力，你让有能力的同志去干吧。”
汪凡伟严肃地警告说：“难办也得办，这是政治态度，否则你吃公安这碗饭干什么？”
这时候，幸好黎一民和上司的对话受到了强烈的干扰。外面木板楼道里叮叮咚咚。外面出事了。
“流氓打群架了，流氓打群架了，在用刀子和铁棍相杀。”前院值班者接到一个人的紧急报案。因为案子的重要，值班者就将那个举报人带到了后院。举报人是一个疤疤癞癞的瘌痢头小鬼，小鬼一路上都在气喘吁吁地叙述和比划。由于过分地激动，瘌痢头头上的油都暴出来了，头油顺着鬓角流到了下巴。居高临下的办公室里的大人，被瘌痢头上蒸出的油味熏得翻肠倒胃，作恶作呕。
“是疤子和猴子两伙人摆场子。”
事情终于来了。有派性就有斗殴，斗殴是迟早的事情。“摆场子”是我们镇上的江湖黑话，意思就是约定时间地点两边都把人叫来决斗，看哪边的人更多更狠。
对于这些少年帮派，瓷器镇的公安实际上一直都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镇公安助理员黎一民就专司其职。他平时每天的工作，就是密切关注着各种帮派的动态。但是在一九七〇年的那个初秋，镇上因政治事多而忽视了治安这一问题，黎一民被抽调去搞反革命案子，于是防范网络里漏出了一块偌大的真空，让瓷器镇的斗殴像夜间的磷火一样在秋季肆无忌惮，此起彼伏。
被抽调后的黎一民当然不管这种事情，他不愿意狗拿耗子。
瘌痢头骄傲地坐上公安的烂吉普车。他迅速地爬将上去。他一直把公安带到“摆场子”的现场。很少有人坐过公家的吉普。吉普车在镇上一共只有两部，烂一点的、屁股上冒着蓝烟烧机油的那辆属于公安。第一个报案的光荣，使瘌痢头脸上的水色在大众场合显得非常灿烂。到了河岸他麻利地跳下车。他狗尾巴一样跟在黎一民的身后，唠唠叨叨的叙述没完没了。
“一共有二十几个人，打打杀杀，花了近一刻钟的样子，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制止，他们拿着刀子和铁棍，叫喊着冲过去，扑扑的拳脚就跟打沙包一样响亮……真是的，那么危险的事情，都要出人命了，但是那些大人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去报案……”
黎一民已经有些不把瘌痢头放在眼里了。虽然他是符夏荷的老弟，但是符夏荷关键时候能做出抽身离去的决定，说明她跟自己真的是没有多少感情。话已经说得很绝了，而且晚上从此不再让瘌痢头来搭铺，就说明她对自己的态度已经冷冻和衰竭。这是他有点厌烦瘌痢头符冬彪的理由，同时他内心还有更重要的心思。
——黎一民是负责少年犯罪的公安助理员。反革命案子没有搞好，声势这么浩大的群体斗殴，他又摆设一样事先一点信息都没有掌握。如果是汪凡伟的肩膀稍微一溜，严重失职的责任，就得让他全部承担。
所以瘌痢头的唠叨，只能使这些心思更加复杂和麻乱。
许多镇民已经在现场围观。现场阳光普照，棍棒杂陈，鲜血如花。远处的河边，河水在码头平台边一荡一漾地起落。现场地点是在石板河河边一个场面比较开阔的草滩之上，这个草滩就是瓷器镇的戴家滩。
“我早就晓得马赫跟他们是一伙的，马赫还不承认。”瘌痢头依然狗尾巴一样，小跑着跟在黎一民屁股后面，“他们手背上都画着青龙，他们整天邀在一起鬼鬼祟祟。”
地上很多血迹，另外还有丢弃的铁棍和破碎的衣片。打架的流氓“罗汉”都跑光了，有戴红袖标的居委会干部在维持现场。在成人武斗的年代过后，瓷器镇少年帮派就像热天粪坑里的蛆虫，活动显得尤为频繁和猖獗。他们都崇尚那些生死不怕的英雄。一些嚣张的“罗汉”甚至于光天化日在大街上，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光着脑壳，敞着胸脯，带几个喽罗大摇大摆招摇过市。
但是问题闹大了，大得有些吓人。现场出现了伤亡：码头草滩上躺着一具瘦瘦尸体，和一个奄奄一息的矮子。
“这个矮子我认识，这个矮子到马赫家里叫过马赫。”瘌痢头还跟在身后，而且，竟忘乎所以地用他的摸了脑袋的油手拍拍黎一民的手臂。
黎一民就火了，黎一民对他吼叫：“你跟着捣什么乱啊！你，出去出去！”
死者是“蟋蟀王”的儿子暴眼睛猴子。
猴子颧骨突出，长条形刀脸上像蜡一样已经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猴子被一把削木头的长柄刀子插进了心窝。他斜躺在地上。如果不是浓稠如油的鲜血凝固在刀口，刀子就像是自然生长在一个人身上的植物。刀子的金属部分完全被吃进肉体，外露的仅有木头刀柄。这说明了，凶手使用了满腔的怒火和吃奶的力气。
问题是：奄奄一息的小矮子是“革委会”副主任汪凡伟的宝贝疙瘩。他被铁棍砸破了脑壳，脑壳开了一个任鲜血畅流的口子，瞳孔有点发散，嘴唇都呈现出坏猪肝的灰色。因为滚圆的肚皮还在一吸一吸，公安的烂吉普车，就拼了命疯牛一样往卫生院狂奔。
群斗的事情在瓷器镇经常发生。秋季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一切均处于灌浆阶段，说天热却比夏季凉爽，说天冷却都单衣单褂的便于施展拳脚。成熟是少年的事情，秋收是大人们的工作，更何况瓷器镇早已因发达的陶瓷手工业而脱离了农事。
吉普车后面尘土飞扬。
汪凡伟副主任就这么一个独卵子崽。
黎一民一直将汪矮子抱在怀里。用鼻尖试试，汪矮子连鼻子都冰凉冰凉。都晓得汪凡伟的脾气和性格。而黎一民的脸色，让所有人都感到紧张和不安。
黎一民咳嗽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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