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活动取得胜利的关键，究竟在哪里？有人会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辎重是作战较量的关键。物质条件如果无法保障，军事活动就无法进行。有人会认为，军事活动是政治外交的延续。因为很多军事活动，本身就是政治外交的最终解决方式，既辅助了政治外交，也需要政治外交的辅助。可以说，政治外交上的努力，不仅会对军事活动起到促进或延缓作用，甚至有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也有人会认为，作战较量的是将帅的战术和士兵的气力，披坚执锐、驰骋疆场、排兵布阵、奋勇杀敌，这些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
其实，军事活动的最终胜利，表面上看取决于战场上的角逐，实际上，完全是一军一国综合实力的较量。即某方在战略层面不断累积优势，技高一筹，不用动手，便可威慑对方，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最终控制局面。
这种根本上的较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兵书《尉缭子》称之为“兵胜于朝廷”：
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暴出，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尉缭子·兵谈》）通过综合国力的提高，消解对方进攻意图，不用战场较量，而获得最终的和平。
这种不用战争而抑制战争的高明做法，《孙子兵法》中称之为“庙算”。其《始计》就讲：在战争开始前，将帅要对敌我双方的优劣利弊进行比较分析，来预计此战能否取胜。如果己方能够取胜的条件多，就可以与对方交战。相反，如果战争还没开始，就已经预计到战争不能取胜，则不与对方交战。能够取胜的条件多，就会胜利；能取胜的条件少，就会失败，所以说，我们坚决不打无准备之仗。
在战前对敌我双方力量作综合分析，以此决定作战与否，并制定总体的作战策略，我们今天称为“战略管理”。战略上获得主动，是军事活动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也是国家备战的关键。
一、国之强，决胜千里之外
《尉缭子·兵谈》强调国家富庶而国力强盛，人民众多并能自觉遵守法令，以此作为威慑天下、抵御外患的基础，国家就会安定。这种将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作为备战的前提，我们可以称为“固国为本”。即努力发展、壮大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是国家长远发展、抵御外辱的基础，也是国家战略上的取胜之道，要比依靠将领、军阵杀敌取胜高明得多，稳固得多，长远得多。
恤民为德。几乎所有朝代都逃脱不了一个怪圈：立国之初行“无为”之政，发展生产；强盛之后逞“有为”之能，穷兵黩武；衰落时期不得不“强为”，横征暴敛；败亡之时则“乱为”，拆东墙补西墙，最终土崩瓦解。这是中国历史的死角。
“恤”的本义是同情、怜悯、救济。“恤民”就是爱护一方百姓，忧虑民众疾苦。国家尊重人民，政府保护百姓，百姓方能为生活在这个国家而自豪，以为国家工作、奋斗为光荣。国之富强，民能享受其富足；民之富强，国能护佑其发展。家国一体，荣辱与共，和平时能社会和谐，临战时能同仇敌忾。
这是中国治道里被顶礼膜拜的固国秘诀，即获得百姓的拥护，就获得强大的资本。如何获得百姓的拥护？那就是“顺民心”。
《史记·管晏列传》记载齐国在管仲治理下，走向繁荣富强。齐国土地狭小，不能丰足；远在海边，交通不便。管仲因地制宜，一改其他国家重农轻商的习惯，大力发展工商业，通过货物流通获得资金；又借助资金储存物资，由此国库充足。财税充盈，政府便富足；经济发展，百姓便富庶；有经费有人头，招兵买马自然不愁。国富与民强相辅相成，齐国很快摆脱了积弱积贫的局面，不仅能够自立，还能够左右天下局势。
为了获得百姓的拥护，管仲修订了齐国的法令条文，采用了“因俗为制”的做法，尽量满足百姓的需求，并做到法律简便易行，不扰民、不严苛。凡是百姓所需求的，就给予帮助；凡是百姓不愿意接受的，就暂不实行。
凡是“顺民心”的改革，自然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政策便容易推广。凡是“逆民心”的改革，无论行政措施如何严苛峻急，常常是有始无终，或者是决策出不了皇宫，或者是下级阳奉阴违，总之会不了了之。此时若行政强悍，来自民间的阻力会变成推翻政府的反动力，秦国的急剧覆亡，新莽的急转直下，皆是政府不顾民心向背，严刑峻法，强力推行，不知顺民心、承民意。若政府软弱无能，效率低下，其推行的政策逐级递减，最终消解，改革就只是形式上的调整，最多成为官吏谋私的新手段，如唐朝的两税法、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的一条鞭法，虽意图改革弊政，最终却在官场杯葛中无疾而终。
顺民心，是恤民为德的前提。具体的做法，几乎都接近于儒家所谓的“仁政”。孔子提出政府行政应该把握的一个准则：“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政府的首要责任，是通过各种合适的政策去生养百姓，使他们能够活得滋润，能够分享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其次，要保护百姓的基本权利，政策制定得合情合理，不至于劳民伤财。政府只有平日关爱百姓，取得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一旦政府遇到困难，国家遭遇不幸，百姓才会全力以赴。
孔子的说法不是凭空设想，而是继承了“周政”的基本观念。“周政”是由周文王、周武王等一脉相承的周代治国秘籍，其基本内涵保存在《周易》、《尚书》等典籍中。战国时期的《六韬》中以周文王、周武王向姜太公请教的口气，讨论了如何治国用兵。虽然不一定是文王、武王和太公的真实记录，但书中的确反映的是周代以来，治国安邦的心得体会。其中，卷一《文韬》分析了如何从国家制度、行政策略等方面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获得天下诸侯的支持，蓄积实力，待到力量足够强大时，轻轻一推，便使看似强大的殷商土崩瓦解。
《六韬·文韬·国务》记载文王咨询太公：“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意思是让太公讲讲定国安邦的秘诀：要想使君主尊贵，民众安定，应该怎么做呢？太公回答说：
我们要使百姓获得真正的利益，不去轻易伤害他们；我们要能够成就百姓，不要总让他们失望；我们要使百姓能够生存，不能总是折腾他们；我们要给百姓带去越来越多的实惠，不要总想掠夺他们；我们要使百姓生活快乐，不要烦扰他们。我们要使百姓真心喜欢政府，就不要引起他们的愤怒。
道理看似很简单，而且也说了几千年。但很多朝代在立国初期，君主兢兢业业，不敢玩忽职守，可一旦承平日久，就把开国之君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不仅不再保护百姓，而且视百姓为仇寇，想尽办法横征暴敛，最终把百姓逼到反抗的死角。
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死角，几乎所有的朝代都逃脱不了一个怪圈：立国之初行“无为”之政，发展生产；强盛之后逞“有为”之能，穷兵黩武；衰落时期不得不“强为”，横征暴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败亡之时则“乱为”，拆东墙补西墙，有私无公，有家无国，最终土崩瓦解。
看似循环的历史，恰恰揭示了历代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利益博弈。即政府只要给予百姓足够多的生存空间，彼此相安无事，国家便能得以稳定。《六韬·文韬·国务》里姜太公谆谆告诫文王，详细阐释爱民之道：
要让百姓不失本务，就是给予他们真正的好处。不违农时，就是让百姓有了收获；减轻刑罚，保障守法者的利益，就是让百姓生存；轻徭薄赋，就是给百姓财富；少建楼台馆阁，就会让百姓生活安乐；官吏清廉，不行苛政，不骚扰百姓，就会让百姓欢喜。
反之，百姓无法劳作，就是随意损害他们的利益。耽误农时，就是减少百姓收入；没有罪过却处罚百姓，就是在残害他们；加重赋税，就是掠夺他们；多建楼台宫室，就会使百姓疲惫，这是在磨难他们；官吏腐败又严苛，就会激怒百姓。
善于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人，会像父母爱护子女、兄长呵护幼弟那样，看到百姓饥饿寒冷，为他们忧心发愁；看到他们劳累痛苦，内心为他们悲伤；赏罚百姓就像是赏罚自己一样；征收百姓的赋税，就像是索取自己的财物一样。
这就是儒家望眼欲穿的“仁政”，可惜历史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机会，使其得到实践。这也是兵法津津乐道的固国之本、强国之法，可惜很少有政府勇于坚持、敢于坚持、长于坚持。就连那些梦想称霸的国君，也极不情愿去做。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询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只有统一，天下才能安定。梁惠王继续问道：谁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只有不好杀戮的国君，方能统一天下。拥有地方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但是，国君只有对百姓施仁政，减省刑罚、薄敛赋税，才能够使百姓提着木棒，齐心协力，与他同仇敌忾，去抵御秦楚的坚甲利兵。
君臣一心、上下同志果真能以弱敌强、以小敌大、以寡敌众吗？孟子便分析秦国和楚国的情形：秦国和楚国无时无刻不在征兵募丁，剥夺百姓的农时劳动，使得他们不能够耕种田地，无法赡养父母。百姓的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和妻子儿女四处逃难，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苦不堪言。如果梁惠王以仁义之师，带领军队前去讨伐他们，百姓自然响应，谁能抵抗得住这仁义之师呢？这就是“仁者无敌”！
仁者无敌，不是说仁厚的人没有敌人，而是说行仁政的国家没有谁能抵挡得了。因为仁政之国，以恤民为德；推行王道，以强国为本。
在这方面，“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勾践是个极好的例子。越王勾践，是一个很阴鸷的人。阴鸷者，心思缜密且深藏不露。在越国为吴国所灭之后，勾践沦为阶下之囚。勾践要兴复越国，靠武力吧，已被打败；用霸道吧，却没有兵，这条途径已被证明不行了。那该怎么办呢？
勾践卧薪尝胆，提醒自己不忘旧仇。亡国之民，亡国之君，自然不能有福同享，那就有难同当吧。勾践在走投无路中，找到的是复兴之路，即儒家所推崇的“王道”。
勾践学会了与百姓一起分享，凡是杯中的酒，碗中的肉，篮中的饭，没有不与身边的臣民兵士一起分享的。凡是生病的百姓，勾践一定亲自慰问；凡是有丧事的人家，勾践一定协助安葬。他深入阡陌街巷，敬重老人，疼爱幼童，抚养孤儿成长，询问百姓疾苦。用忠信恩惠帮助百姓，用淳朴宽厚对待百姓。凡是富人，能让他们安心；凡是穷人，能让他们生存。制定政策，也努力做到补充不足，调节有余。贫能安乐，富能好礼，越国之内阶层相安，百姓相合，君臣相得。
没有想不到的，只有做不到的。输光了资本的勾践，只剩下自己的雄心和一群跟着自己的百姓，于是勾践就体恤他们，抚慰他们，同甘共苦。国可亡，民犹在，终能复兴；君可败，政不败，终能重振。
经过了数年的励精图治，越国国力大增，趁着夫差参加黄池会盟之机，起兵攻吴。越国百姓互相激励，父亲勉励儿子，兄长鼓励弟弟，妻子激励丈夫。百姓都说：我们有这样的国君，为他去死又有何畏惧呢？正应了那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久，勾践率领臣民一举灭吴，复国雪耻。
以齐国之弱，越国之亡，能转危为安，败中取胜，靠的正是体恤百姓，仁政爱民。小国、危国、亡国皆能因百姓支持而强大，更何况那些大国、强国和存国呢？所以说，国家之所以危亡，在于上下不能同仇敌忾；政府之所以衰败，在于官民关系分崩离析；百姓之所以瓦解，在于社会共识四分五裂。
中国兵法的战略观念，以民心向背作为一个衡量指标，理论上是这样表述的：
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一或失之，噬脐无及。
（《元兄·燕铁木儿传》）说的是国家用兵，君主举事，一定要考察民心。如果民心厌恶，万万不可强行，勉强为之必然大失民心，非但不能成功，反而会直接危及社会稳定，成为国家兴衰转化的枢机。一旦败局已定，只能追悔莫及。
这种例子太多了，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闯王”李自成了。崇祯初年，陕西发生饥荒，多数百姓为了生存，沦为盗贼强盗。李继贞上书朝廷，请求拨款救灾，崇祯心有余力不足，低估了百姓的爆发力，也高估了政权的稳定性和官吏的能力。而此时最有实力的闹事队伍，首领是李自成，他听取谋士李岩的建议：要想夺得天下，就一定要顺民心，不要轻易涂炭百姓，要想办法赢得天下百姓拥护。他们打击土豪乡绅，救助饥民。民间便流传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百姓儿童交口传唱，追随李自成的饥民越来越多。
李自成把这些饥民组织起来，编成起义军，制定了严明的军纪：军中将士不能私藏金银，不允许扰民害民、骚扰妇女。对马匹闯入市集扰乱百姓，或者军士践踏稻田等恶意破坏的行为，严加管束，重者还可能予以处斩。李自成以身作则，带兵作战，不近酒色，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由此，义军深得百姓拥护，最终抓住了战机，攻入北京城内，逼得崇祯煤山自缢。
然此一时，彼一时，李自成在建立大顺政权后，斗志皆无，忘记了信守此前爱民、护民、恤民的宗旨。他先是对明朝旧官吏敲诈勒索，要求缴纳金银财宝，还列出具体的数目，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起义军真是造反出身，不懂会计，也不想想晚明官吏有这么多家产吗？
拿不出来，是态度问题。不愿献纳，更是态度问题。大将刘宗敏专门负责此事，直接上刑拷打百官，半个月不到，致死者一千六百多人。上梁不正下梁歪，李自成手下士兵也是“杀人无虚日”，掠抢民财，让北京的百姓彻底遭了殃。
一场屠戮抢夺，就让李自成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明朝旧吏面对不讲理的杀戮和没有理由的拷打，看清了新政权的本质。投降的开始后悔，不投降的便坚决不投降。吴三桂更是下了死心与李自成为敌，外地的明朝残余力量也不再观望，更不指望李自成来收编，干脆拥护建立了晚明政权。当李自成败退离开北京后，再也没有当年攻打北京时的一呼百应，而是将帅离心离德，最终军心涣散，走投无路，一败涂地。
孟子所谓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道”即是正道。坚守正道需要付出代价，虽艰辛，但总能走向光明。李自成攻下北京后，若能一如既往地体恤百姓，如历代开国之君那样警惕戒惧，则不至于那么快重蹈覆辙。民间常用“打了十八年天下，坐了十八天皇帝”来形容李闯王不识时务，白忙活一场。李自成因恤民而成功，又因虐民而失败，成也如此，败也如此，着实让豪杰扼腕而警惕，让史家嘲讽而叹息。
积储为富。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的根本差别，不在于钱财所处之地，而在于由此造成的民心变化。有国而无民，最终必然打破国与家、官与民的平衡点，导致人心思变，期待革故鼎新。
积储为富，说的是要积蓄财货充实国力，保证国家的稳定，为即将发生的战争和灾患，提供物质保障。俗话说：炮弹一响，黄金万两。战争双方消耗财力、人力、物力，为的就是要对手说个“服”字，这道理兵家清楚得很。《孙子兵法·作战篇》中算了一笔账：
用兵打仗，需要动用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以及穿着铠甲的十万军人，还要向千里之外运送物资，才能满足在外征伐大军的作战需要。军队在外作战，必须保证粮草供给、作战物资供应，内外所需费用很高。作战期间，还要派遣使者与相关诸侯国沟通，接待来访各国使者，聘请各种军事人才，治疗大量的伤残将士等，每天要花费千金，才能够解决随战争而来的诸多问题。
孙武说的日费千金，只是在冷兵器时代，步兵骑兵作战是体力活，战争成本还能节省些。现代战争，几乎是日费千万。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与哈佛大学教授琳达·比尔米斯合著的新书《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中，给伊拉克战争算了一笔账，称美军驻军伊拉克每月花费将近120亿美元。美国国会下属无党派研究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也保守估计，要是坚持到2017年，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将花费美国1.2万亿美元至1.7万亿美元。
这样一算，美国不是打不动，而是耗不起。奥巴马2008年竞选时强调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不是因为不想打，是真的不能打了。因而2011年奥巴马宣布伊拉克作战任务结束时，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的数字称，伊战耗资约8060亿美元（由此计算，美国伊战日均费用最少约合16.12亿人民币），奥巴马总统也承认将超过1万亿美元。两者相比，就知道现代战争打的不是武器，也不是志气，而是经济实力。
幸运的是，中国兵法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孙子兵法》就算着经济账去计划作战。几乎所有的古代学者都知道，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必然会导致国内的供应不足，财物匮乏。他们认识到，战争不仅是攻退进守、生杀掠夺，更多的是两国经济抗衡的你死我活。
培养出理论家韩非子和实践家李斯的荀子，就明确说：“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荀子·富国篇》）富是国力，威是军力，国力是第一位的，军力是第二位的。一个国家要想维持长久和平，两者缺一不可。荀子用“禁暴胜悍”描述国家和军队的使命，也符合现代的宗旨，“禁暴”就是消除内外的隐患，保护和平；“胜悍”就是能够抵制粗暴干涉，维护自立。
历代盛世，皆是既无内忧也无外患。无内忧需要政通人和，无外患需要服膺遐迩。但盛世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积淀出来的。西汉的武宣盛世、唐代的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皆是通过此前两三代国君的殚精竭虑，励精图治，积累起强大的国力，方能支持后起之君消除外患，如汉朝扫除匈奴，唐朝分化突厥，清朝清除噶尔丹等。
最典型的是西汉之初，七国混战，死伤无数；秦立帝制，竭泽而渔；楚汉相争，海内耗空。刘邦、惠帝时期，一直秉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与民休息，致力恢复。到了文帝、景帝时期，更是坚持恭让节俭的政风，不断解除繁苛律令，减轻赋税负担，藏富于民。到武帝时期，百姓富庶，国家丰足。《史记·平准书》描述：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这就是荀子说的“富”。国富方可兵强，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武帝才能与匈奴持续作战，开疆拓土，铸造了汉帝国的强盛。
对积储的重要性容易达成共识，但对如何积储，却又有不同的讨论。对国家而言，财富积累有两种方式。《论语·颜渊》记载的一个小故事，说的正是这件事：
鲁哀公问有若：“国家遭遇饥年，使用不充足，怎么办呢？”有若回答道：“为什么不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呢？”鲁哀公就说：“收取两成的税，都不够我的花销，怎么可以收取一成呢？”有若回答道：“如果百姓富足，国家自然就有充足的财政来源；相反，如果百姓贫困得很，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富足可言呢？”
有若在这里思考的，正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何者优先？藏富于民，国家不征收过多的杂赋苛税，令百姓富足，财富储藏在百姓的手中。这就需要小政府、大社会与之配套，即政府要把行政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而百姓负担较少的税赋。表面上看，国库相对空虚了些，但低税负、小政府容易激发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工商业的创造力，百姓们富足了，税收就有保证；税收有了保证，国家就日渐富强。
藏富于国，即国家加重税负，充盈国库。表面上看，国家拥有了大量的税赋，但极容易让民间疲敝不堪。政府管得太多，不断强化行政力量，冗官冗员必然导致财税成倍增加，方可勉强维持官员开支。税率过高，创业门槛又设置较多，百姓辛苦劳作，勉强度日；要致富只能偷税漏税，作奸犯科。有国而无民，最终必然打破国与家、官与民的平衡点，导致人心思变，期待革故鼎新。
两相比较，可知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的根本差别，不在于钱财所处之地，而在于由此造成的民心变化。可惜学者（不包括官府豢养的学者）多强调藏富于民，而官员（不包括有良心的官员）则希望藏富于国。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明白人看来，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如果君主能与天下人共享天下的利益，就会得到天下；反之，如果君主独享了天下的利益，就会失去天下。《六韬·文韬·文师》很明确地说：天有时运，地有财富，能与天下人共同享受时运、财富，便是仁政。只要仁政所在，百姓才会归向那里。
但可惜的是，多数国君好敛财。梁惠王直白地跟孟子说了真心话：“寡人好色”，“寡人好货”。这或许是古代君主的通病，那就是把国家当成私产。财政成了国君的私人腰包，可以随意支配。顾炎武曾很气愤地说：古人铸造钱币，将它们散布天下，使百姓获得利益，并不是用来给君主私藏的。自古以来，哪里有百姓们穷困财尽，君主却拥有诸多财物，安然处于皇位之上的？这是不知道钱币流通上下的根本，而把它们当作私人物品了。财物都聚集在上位，是国家不祥的征兆。
当年尧禅让给舜时，就告诫舜：四海如果困穷的话，你的统治也就到此为止了。以天下之大养一君，集中在君主手里尚且如此，要是天下财物不是聚集到君主手中，而是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官宦手中，一贪能养，群贪难治，为聚拢钱财横征暴敛，敲骨吸髓，贪污成风，政权的垮倒指日可待。
从兵法角度审视“积储为富”，那就是国家要有备战备荒的能力。从备战的角度来说，当然金银越多越好；从备荒的角度来说，则需要足够的粮食。粮食可以养兵，金银可资制器。
明代的靳学颜就很有战略眼光，他数次给隆庆皇帝上书，讨论理财之道，把选兵、铸钱、积谷看成积储的根本。他主张建立官仓、社仓，银钱与五谷并重，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并重：
其一曰官仓，发官银以籴也。一曰社仓，收民谷以充也。官仓非甚丰岁不能举，社仓虽中岁皆可行。……在官仓者，民有大饥则以振。在民仓者，虽官有大役亦不听贷。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国也。今言财用者，不忧谷之不足，而忧银之不足。夫银实生乱，谷实弭乱。银之不足，而泉货代之；五谷不足，则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宝金玉，而宝五谷。
（《明史·靳学颜传》）
中国历代皆有“重本轻末”的传统，所重的“本”，是农业；所轻的“末”，是商业。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外患固然有之，但其根本动因是政府不能救荒，直接动因是饥民造反。因而在和平时期的积储，既可以是金银和货币，也可以通过贸易弥补物资的不足。但在战争时期，正常的贸易中断，金银不能兑换，货币不能购进战略物资。若无石油、粮食、钢铁及其他物资储备，一旦被封锁，只能举旗纳降，签订城下之盟。因而，当国家疲弱时，必须停战，休养百姓，积蓄国力。若一味强耗，终必难以为继，而引发动荡。
西周的灭亡，半是天灾半是人祸。所谓天灾，就是周幽王时期地震频发，经济损失接连不断。所谓人祸，就是周宣王后期的穷兵黩武，连年征伐，看似获得了不少土地，一振天子威风，但此时的周朝不是旭日初升，而是日暮西山，注入强心针，也只是换来回光返照的一丝假象，挽救不了江河日下的颓势。周幽王即位后，按说应该恢复生产，安顿百姓。尤其是镐京及三川地区接连发生大地震，百姓无以为家，难以为生，本该想办法，让他们好好活下来。但周幽王无视国库空虚反而一味奢侈，无视百姓穷困潦倒反而继续享乐，任用佞巧而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好谀者报喜不报忧，掩盖了内忧外患；好利者层层盘剥，掏空了国库。灾荒加上饥馑，关中百姓流离失所，西戎乘机入侵，周幽王要抵御，军无兵员可征，库无财货为继，只能借助诸侯之力，可惜被他荒唐时点燃烽火戏弄过的诸侯，懒得再上当，身死国亡便是必然结局。
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综合国力是何等重要，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战略储备不仅是卫星、导弹，不仅是外汇的数字和金银的储存量，更是粮食的供应能力、战争的持续能力和国家的自给自足能力。
师克在和。历史上的“将相和”的例子实在太少，相反，文武相斗、朝廷党争、君臣猜忌的故事则不胜枚举。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指的是处理问题时，各方力量相互协调而形成的最佳状态。《左传·桓公十一年》中有这样一句话：“师克在和，不在众。”意思是说，军队的运转是否有效，战争能否取得胜利，根本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军心是否一致。如果军队之中上不爱下，下不敬上，人心各异，左右不能相顾，首尾不能相救，纵使有百万精兵，也不过是乌合之众，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师克在和”既是理论的阐释，也是经验的总结。春秋初年，楚国大夫屈瑕要与贰、轸两国会盟。两国的邻国郧国，认为他们结盟对自己不利，把军队驻扎在蒲骚，又联合随、绞、州、蓼四国攻打楚国。相当于楚国丞相的莫敖十分忧虑。大夫斗廉就说：郧国军队驻扎在郊外，一定不会有所戒备，并且期盼四国军队的到来。这样，您就可以把军队驻扎在郊外，抵制四国军队的到来。而我，则率领精锐的部队夜里攻打郧军。当郧军怀有四国援助之心，并且依靠城墙之势，一定缺少战斗意志。如果我能打败郧军，四国的军队自然会离散。
莫敖回答说：“为何不向君王请求援助呢？”斗廉答道：“军队的胜利在于上下一心，不在于人数的多寡。现在我部自成一军，何必要增援呢。”莫敖又要求占卜，斗廉又回答道：“占卜是用来决断疑难，现在没有疑难，还占卜什么？”果不其然，斗廉出兵在蒲骚打败了郧军，与贰、轸两国会盟而回。楚国取胜的关键在于，斗廉识破了郧与随、绞、州、蓼各国的同床异梦，军合力不齐，才做出果断出击、奇袭郧国的决定，一举击败五国联军，取得胜利。
这里所说的“和”，《孙子兵法·计篇》称之为“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
如果对举言之，“和”着重强调军队联合作战时彼此的协调一致；“同”着重于军队合同作战时的同心协力。联合作战，是不同部属之间的协同作战；合同作战，是同一部属不同兵种之间的配合作战。如果合并言之，二者皆强调军队内部的步调一致，行动一致，相互支援，彼此照应。
从作战的角度来说，“和”与“同”主要是强调将领要与士卒们同心同德，将领以仁爱之心去对待士卒，士卒们就会前赴后继，与之相随。这就要求将领能够“和众”，即爱兵如子，增强军队的凝聚力，以提高战斗力，这是“和”的第一个含义。
明代兵书《草庐经略》中专门列出一系列为将者应该践行的爱兵之举。看着很琐屑，但是很实用，不妨看成为将者的入门手册：
士兵的饥饿、寒冷、困顿、疲乏，为将者如同亲身感受一般；士兵生病吃药，为将者要亲自慰问关怀；平日里，为将者帮助士兵解衣进食，慰问孤老；为将者料理士兵的丧事，亲自帮士兵包扎伤口，恩德超过骨肉亲情；为将者与士兵交谈要频繁亲切，谆谆教诲，不辞辛劳，而财物则一定要共同享有，甘苦与共；
士卒没有吃饭，为将者就不会先点火做饭；士卒没有安排好住处，为将者就不会先拉上幕帘；战场的井没有打成，为将者就不会先饮水；为将者要亲自携带粮食，与士兵一起分担劳苦；……照着这样的手册，自然很容易把自己管理的一班、一排、一连、一营的士兵团结到一起。《草庐经略》是一本带有通论性质的兵书，谁写的，不知道。从写的内容来看，如果不是出于为将者自己带兵的经验，至少也抄撮了不少兵书的用兵心得。这段话可以看成带兵的技巧，在于凝聚人心；更可以看成带兵的习惯，在于平时养成。毕竟在军队里，将士天天泡在一起，久而久之，带兵者的心性人品自有定论，靠技巧去哄一个人可以，去哄成百上千的士兵很难。
齐国大将司马穰苴就是这么亲力亲为的。
齐景公时期，燕、晋联军侵齐，齐国屡战屡败。齐景公不得不起用司马穰苴为将。司马穰苴先是杀了景公的宠臣庄贾，严明了军纪，树立了威信。然后采用“和众为强”的策略，将部队的士气凝聚起来。他体恤士卒，凡是士卒住宿、凿井、炊饭、饮食、疾病、用药等事，他都亲自过问，关怀备至。他还把将帅专用的粮食和士卒平分、与士卒共享。威严出于刚正，真诚赢得信任。司马穰苴深受将士的爱戴，他号令一出，士卒没有不奋勇争先的。当晋军统帅听说齐军上下如此精诚团结，便知趣地引军撤退。燕军一看盟军撤退了，也渡河撤退。齐军趁机追击，收复了不少失地。这正印证了孙子所说的：“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兵法·地形》）由此来看，一支军队的威慑力，固然可以出于战场的较量，更出于将士的和合。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战场作战，死生之间。只有将帅设身处地关心士卒，方能指哪儿打哪儿，所向披靡。常胜将军吴起对此深有感触，他在自己所写的《吴子·治兵》中谆谆告诫说：
军队内部如果不团结，就不能上阵；作战的行动如果不一致，也不可以出兵作战；战斗的节奏一旦不和谐，就很难取胜。
军队的“和”，一是要上下同心同德，统一思想；二是要同舟共济、相互支援；三是要彼此呼应，开合有度。自古军队作战，动辄数万、数十万士卒，要达成一定的战略意图，完成一定的战术行动，既需要组织得法，行动得力，也需要上下同心，彼此信任。这些是从“和兵”的角度来讲。
从战略上来讲，那就是需要形成国家、军队的凝聚力。因而，我们有必要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审视“和众”的含义，即明代兵书《兵法百言》中的“辑”：
辑睦者，治安之大较。睦于国，兵鲜作；睦于境，燧无惊。不得已而治军，则尤贵睦。君臣睦而后任专，将相睦而后功就，将士睦而后功赏相推，危难相援。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
我们经常说“和睦”，二者连用是互通的。“辑睦”指的是安邦定国的大方针，范围一下子宽泛许多：
一是能和于邻国。国与国之间的“辑睦”，与其他诸侯和睦相处，自然就避免很多争斗；与邻国和睦，烽火台上就少许多狼烟。
二是能和于君臣。君臣辑睦，关系和谐，上对下信任，下对上忠诚，少猜忌多沟通，行政顺畅，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三是能和于同僚。军队将领之间、文臣武将之间、各级官僚兵士之间的“辑睦”，平时就事论事，战时协调一致，互相支持，敌国自然不敢轻易打歪主意。
但是历史上，将相和的例子太少，文武相斗、朝廷党争的故事则不胜枚举，君臣猜忌的故事也是所存颇多。少见的只有廉颇、蔺相如能够捐弃前嫌，李世民、魏征能够彼此相得。而如何做，才能够保有“和于朝廷”的常态呢？
《尉缭子·原官》从法度的层面阐释了君臣、将相之和：
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轻重，臣主之权也。明赏赉，严诛责，止奸之术也。审开塞，守一道，为政之要也。下达上通，至聪之听也。知国有无之数，用其仂也。知彼弱者，强之体也。知彼动者，静之决也。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
总原则为八个字：各安其分，各尽其责。尉缭子认为，信守法度，考核决断，是臣子的职责；明令法度，检查考验，是君主的职责；明确自己的职责，统一刑赏轻重，是君主、臣子都应具备的谋略能力。只有下面尽职，上面尽责，平日管理国家时，掌握国家财力的虚实，才是保持国力强盛的基础；战争应对敌人时，了解敌方的弱点，才是保持自己强大的根本。
军队将士能和，可以攻无不克；朝廷君臣能和，可以战无不胜；国家军民一心，可以不战屈人。管仲曾用兵政合一、农战合一的视角，强调军民之和：
用道来养兵，百姓就会和谐共勉，用德来养兵，则百姓就会团结一致。和睦共勉、团结一致就能够整齐划一、协调一致；协调一致就能够凝聚力量，和谐团结、凝聚力量，就没有谁能够伤害到自己。为将者用道义和德行去对待士卒，必然能获得士卒的拥护，从而使得整个团队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这样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这一表述，实际是把治国、治军、治民融合起来，以国民的团结促进军民的团结，以君臣的团结促进军队的团结，简直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原始版本。
国之强，在于固本；政之强，在于辑睦；兵之强，在于同心；民之强，在于和众。物力能蓄，人力能用，兵胜于朝廷，自然在情理之中。
伐交制胜：联合小国，借助大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用力于关键处，外交上纵横捭阖，辅助军事造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战而胜，不武而武，是为上上策。
《孙子兵法·谋攻》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交是介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行为，古代的外交由“行人”负责，国君亲自选派，今天的外交与国防则各有所属，不妨将伐交视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
伐交制胜是利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手段，为国家战略行动服务。《管子·霸言》不仅承认伐交的合法性，还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称之为“因国”：
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
说白了，就是借力打力：借助大国的力量削弱小国，借助强国的力量瓦解弱国，借助重国的力量压低别国。强国多的时候，就联合强国兼并弱国，成就自己的霸业；小国多的时候，就联合小国蚕食大国，成就自己的王道。
管子正是充分利用诸侯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寻找到称王称霸的关键。他还说强国多时，谁先出头谁遭殃；小国多时，谁后出头谁没戏。参战国多，谁后加入谁称霸；参战国少，谁先号召谁称王。尽管《管子》一书非管仲所作，但它立足于国际关系审视国家政策，是管仲协助齐桓公称霸的重要谋略之一。
齐桓公二年（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齐师败绩。宋鲁之战，鲁又取胜。齐鲁抗衡，鲁国连胜两局。齐国战场不胜，只能决胜于权谋了。于是管仲开始利用小国关系来做文章。先是杀鸡给猴看，灭掉了谭国。然后在齐桓公五年（前681年），提出齐国要与宋、陈、蔡、郑等国在北杏会盟，商讨安宋之计。有的诸侯无动于衷，其中遂国接到邀请，居然没有参加会盟。齐国虽然暂时打不过鲁国，还是打得过小小遂国的，管仲立刻出兵灭遂。鲁国一看，齐鲁之间的国家都与齐国结盟了，便接受齐国的建议，准备两国和好，在柯会盟。
第二年，宋国内乱，背叛了齐国。管仲请齐桓公邀请陈、曹一起伐宋，又请求周王室派兵。于是周王的王师、齐、陈、曹共同伐宋，宋国一看形势不妙，立刻服软。这样，鲁、宋、陈、蔡、卫已屈服齐国，山东地区就剩下郑国了。管仲又让齐桓公趁郑国内乱介入调解，扶植新君登位，与齐联合。
一个一个摆平之后，管仲便邀请周王室参加，与宋、卫、郑在鄄会盟，后又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在幽会盟，周惠王派召伯为代表，赐给齐桓公侯伯爵位，齐国由此成为公认的霸主。
在这个过程中，管仲把《管子·霸言》里的论述运用得炉火纯青，将因国而伐交运用得淋漓尽致。
伐交，就要想办法瓦解敌方的盟友，增加自己的实力。宋代兵书《武经总要》概括得很精当：“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就是孤立对方，使之没有朋友、没有援手、没有帮助，最终无力抗衡。《兵法百言》之“勾”描述得更直白：
勾敌之信以为通，勾敌之勇以为应，与国勾之为声援，四裔勾之助攻击。
这里所说的“勾”，就是招引、引诱，是通过必要的手段，令对方为我所用。勾敌之信为用间，勾敌之勇为反间，与国勾之、四裔勾之则是典型的伐交。就是想办法通过外交手段令他国、周边政权为我所用，或为声援，或为协助，使我的力量倍增，敌之力量削弱。特别是在关键时期，即便只是使第三方作壁上观，保持中立，也达到了削弱对方外援的目的。
前文提到的斗廉所言“师克在和”的战例，背后也有伐交的考量。唐人赵蕤所著的《长短经》亦称《反经》是这样描述的：
昔楚莫敖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以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于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从之，遂败郧师于蒲骚。
此处重点论述五国之间相互关系，认为枪打出头鸟，郧国既然为诸国首领，自觉兵强，若一举击溃，其余四国失去了所仗的势，必然退军。
伐交有三种，一是以军事行动来伐交，如管仲以盟代兵，以兵促盟；二是以伐交辅助军事行动，如楚国伐郧而离散五国联盟；三是以伐交替代军事行动，这几乎是纯粹谋略上的高明了。烛之武退秦师、鲁仲连义不帝秦、郦食其下齐七十城等，皆是兵不血刃，仅凭三寸不烂之舌便代替数万雄师。
鲁僖公三十年（前630年），晋、秦联合夹攻郑国，郑国孤立无援，危在旦夕。无奈之下，郑国派烛之武夜见秦穆公，试图离间秦晋之好。烛之武很认真地跟秦穆公分析，秦国灭郑国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后患无穷：
第一，秦距郑路途遥远，郑不可能作为秦国的边境；说白了就是秦国不可能占有郑国。
第二，既然不能占领，攻下郑国，只好拱手让给晋国了。晋国有了郑国这块肥肉，实力自然增强，相比较而言，秦国的势力削弱了。
第三，假如秦国保全郑国，郑国可以和秦国结好，秦国使者往来，郑国可以接待，这对秦国有利而无害。
第四，最关键的是，秦对晋惠公有过好处，晋惠公答应用焦、瑕两城作为酬谢，可是结果呢？不仅不给，反倒马上修筑工事来防备，这次秦国劳师远征，何利何弊，不用闭眼睛也能想清楚啊！
第五，最要命的是，晋国什么时候满足过？东边灭郑之后自然会西侵。除了秦国，他还能动谁呢？
烛之武处处站在秦穆公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分析得入情入理，秦穆公一想：也是啊，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盟国多份力，干脆同郑国结盟得了。晋国一看秦军这么干，这仗打得窝囊，也干脆收兵撤退。
不得已而治军，则善用兵者，在于使对方的盟友不能联合；善用谋者，在于化敌为友，使己方力量倍增。国家之间的争斗，关键在于利益。敌我双方的较量，锱铢必较，有利则动，无利则退，因而未出兵之时，需要庙算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何者可为我用，何者可为我敌，何者可为我防，何者可为我助，都需要一一考虑清楚。稳住强国，联合小国，借助大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用力于关键处，外交上纵横捭阖，辅助军事上的示形、造势，达到以战略行动化解危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战而胜，止戈为武，是为上上策。
二、尚武而出师有德
中国兵法讲究武德，一是指“以武为德”，将“武”看成一种德行。表现在军事行动中，即自觉遵守相关战争礼仪与交战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自古以来，交战也有规矩，再残忍的战争也讲究规则。相传为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所写的兵书《司马法》中就说：
古时候追击逃跑的敌人，不会超过百步，跟踪退却的敌人，也不会超过九十里的距离，这是为了表明礼仪；不逼迫失去战斗力的士兵，并且哀伤怜悯他们，是表明军队有仁爱之心；排列好队伍敲锣打鼓，是为了表明军队忠信诚实；在战争中争夺义，却不争夺利，是为了表明军队的气节。
这种说法，现在看起来有些迂腐，但其表明了古代军礼中有些规定，是出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周朝是讲究这些武德的，只不过打来打去，到了春秋时期，兵不厌诈、习以为常。兄弟宗盟，脸都撕破了，还讲什么礼仪。《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宋国与楚国在泓水交战。宋国军队已经摆好阵列，楚国军队正在渡河，大司马公孙固就建议宋襄公：敌众我寡，应趁着楚国未全部过河，猛然出击。宋襄公断然拒绝这种做法。公孙固心有不甘，在楚国渡河完毕即将摆好阵势的时候，再次请求出兵，又被宋襄公拒绝。等到楚国排列好之后，双方开始交战，宋军大败。宋襄公侍卫全部被杀，他的大腿也受了伤。宋国都城百姓都责备宋襄公，认为是宋襄公错过了大好时机，导致如此结果。但宋襄公却认为，按照周制，打仗要讲理，用兵之道是不靠险阻、不乘人之危取胜，他不会进攻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后人也许会嘲笑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跟敌人在战场上讲什么礼节。我们若理解他执意遵守的“不以阻隘”恰是周礼中的内容，只能叹惜时过境迁。春秋之后“兵以诈立，以利动”，宋襄公不知变通，抱着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于古为义，于今为笑。
二是指“以武卫德”，这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意义。即通过武力来维护仁政、德行，或者说维护国家秩序、国际秩序。此处的“武”，是“师出有名”的“正义之师”。《尚书·甘誓》记载，在甘即将进行一场大战，夏启召集了六军将领，说：“六军的将士们，我要向你们宣告：有扈氏违背天意，轻视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怠慢甚至抛弃了我们颁布的历法。上天因此要断绝他们的国运，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此后举凡作战，往往都发布檄文，揭露讨伐对象的种种不义暴行，并表明自己的正义性、合法性、合理性，在道义上赢得最大程度的支持。
《周礼·夏官司马》认为，武力是保卫国家秩序的最终手段，规定了周王及方伯有权使用“九伐”之法，对诸侯国发生的种种不义行为进行征讨：
若诸侯国中有以强凌弱，以众欺寡的，就削弱他的势力；有杀害贤良和百姓的，就出兵讨伐他；有对内暴虐百姓，对外欺凌邻国的，就囚禁此国国君；有土地荒废、百姓流离失所的，就削减此国的土地；有凭借险要的地势，而不服从礼法规定的，就派兵攻打他；有杀害无辜亲族的，就治罪于他；有放逐或是杀害其国君的，就要诛杀他；有违反君主的命令，轻视国家法令的，就断绝他与邻国的交通；有行为悖乱人伦的，行为如同鸟兽的，就诛灭他。
周王出兵，或者委托称霸一方的方伯出兵，不是出于兼并，而是为了维持诸侯的秩序，保护西周初年所构建的“封邦建国，以藩屏周”的封建制度。这种思路，被后世逐渐发展成为存亡继绝、维护正义的武德思想。楚庄王也曾说，军事行动的目的是“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七种，前六种都是出于自守安邦与维护正义，后一种有些失之偏颇。在这样的背景下，攻打一个不爱护其百姓的国家，是合理的；用战争制止战争，即使是率先发动战争，也是合理的。只要军事行动的目的，不是满足一己私欲，而在于维护天道公理，也就是《荀子·王制》所说的“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这就是所谓的武德要求。
止戈为武：要以战止战，不要以战养战，这是从政治高度对战争进程做了约束。既要把握战争的合理性，果断出击，又要把握战争的特殊性，适时收手。
《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一句话：“夫文，止戈为武。”言外之意，制止战争才是真正的威武。从字形上来看，“止”与“戈”合起来，便是“武”字的原型，由此产生对“武”字的解释：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战争，很像今天所说的“武力保卫和平”。
古代常用“征伐”、“讨伐”等词来表示战争的合理性与武力的必要性。《吴子》还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
不要一提到作战，就是捉对厮杀，就是你死我活，那是士卒的理解。从定国安邦的角度来看，战争有很多种打法，也有很多途径，更有很多手段。其中，“道”是用来探求事物本源的“义”是用来行事立功的；“谋”是用来趋利避害的；“要”是用来保护和守护国家基业的。若作战意图不合乎道，举动不合乎义，却又大肆张扬、不知收敛，祸患自然会降临到头上。高明的人用兵，必用道来号召，用义来规范，用礼来约束，用仁来抚慰。所以，古代兵法津津乐道的事情，是成汤出兵讨伐夏桀，夏民欢欣喜悦；周武王和众讨伐纣王，殷人并不反对，这正是因为成汤、武王的行为合乎道义。
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理解呢？
第一，进行战略决策时，应该“绥之以道”。即按照“道”来规范行事。孙中山曾说：“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的“天下大势”，指的就是“道”，它是宇宙、社会与人生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关于“道”的含义，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道家讲的“道”，指的是世界的客观规律；另一种是儒家的“道”，指的是正道、王道，即合乎礼、义、仁、智、信的规范。儒家学说体系中，用“有道之君”、“无道昏君”来分判正邪。但在道家看来，并不存在“有道”、“无道”的问题，“无道”也是“道”。兵家所谈到的“道”，也不能单纯地说是儒家的“道”，或者是道家的“道”，而应放在典籍中，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分析。吴起所说的“道”，前边指的是万物本原的“道”，后边则是正道的“道”。
第二，在战略评估中，应该“理之以义”。关于“义”的含义，孟子将其解释为“集义所生”的“天地浩然之气”。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要背负的先天道德感，是与生俱来而不得不担负起的义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责任。兵法中强调“义”，侧重讲军队所要承担的存亡继绝、匡扶正道的义务。《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里面说的“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义兵”指的就是符合道义、为民心所向的军队。此处的“兵”，因被“义”字修饰，带有了扶危济困的色彩。古人推崇正义之师，甚至认为“义兵，天下之良药也”，正是期盼军队能够让天下安定、安稳、安乐。
第三，在战略执行行动时，应该“动之以礼”。广义的“礼”指的是整个天下秩序，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保家卫国，维护和平，恢复秩序。虽说春秋晚期已经礼崩乐坏，但无论作战还是外交，仍有许多礼法、制度和习惯在使用。这些传统的力量和习惯的做法，决定人们的是非判断和价值认知，因而，强调军事行动必须尊重约定俗成的规范、风俗、习惯等。狭义上的“礼”，则特指“军礼”，是军队组织体系内的制度、律令等规范，是军队整体风貌的体现。
第四，在战略实施进程中，应该“抚之以仁”。一是说治兵时的仁爱、德行，将帅能与兵士同甘共苦。如果将领对士卒不够仁爱，士卒便会与将领离心离德，最后导致军心涣散，不能形成战斗力。但若是将领过于仁慈，优柔寡断，“大事不决，小事上当，乱施恩惠”，这是妇人之仁，容易被对方抓住弱点而加以利用，所以要有仁爱，而不能泛滥。我们既要“抚之以仁”，又要“慈不掌兵”，要把握两种“仁”的平衡：不要小恩小惠，而要大仁大义。二是说对待百姓、俘虏等非参战人员，要关爱照顾，尽最大可能争取他们的支持，瓦解他们的斗志。优待俘虏和不杀俘虏，古有道义上的责任，今有《日内瓦公约》的约束，打仗要算经济账，战争要算政治账。
“止戈为武”，并不是说绝对不使用武力，而是说尽量避免使用武力。战争应该是扶危济困、维护秩序的行为，国家要崛起时，需要有精兵强将保驾护航；国家陷入困境，也需要有军队力挽狂澜。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军队的使命和执行任务的方式；军队的传统，决定了军队管理模式和行动特点。从战略意义上来讲，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和组织力量，必须合乎政治目的。
《左传·宣公十二年》还记载了楚国将领讨论“用武”的境界：
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
这是将政治行为、行政手段和军事行动结合讨论的范例。“举”是举荐，有选贤任能之意，“赏”是奖赏鼓励。举荐人才，不要把有道德的人遗漏；赏赐爵禄，更不要忘记有功劳的人；“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指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贤愚各得其所，礼制有条不紊，只有国家内部先做到政通人和，才具备进行战争的条件。国家德治，刑罚必信，行政顺畅，事能担当，典制有常，秩序井然，这样的“内无忧”的政治环境和行政背景，可以确保军事行动无人能敌。止戈为武，是从战略层面对战争性质做了规定，那就是以战止战，不能以战养战；也是从政治高度对战争进程做了约束，那就是适时停战，不能穷兵黩武。把握住战争的合理性，果断出击；把握住战争的特殊性，适时收手。
柔武不斗：姜太公列出了用非战争的手段打击对手的十二种“文伐”，这正是采用“柔武不斗”的策略，示弱示软，有意去麻痹强大的对手，令其穷兵黩武。
作为一名普通士卒，用的是战术，作战意在杀敌，杀敌越多，功劳越高。作为一个将帅，打的是战役，作战就是出奇制胜，赢得战场胜利。作为国家的统帅，打的是国力、是外交、是谋略，作战要懂得“不战而保全获利”，要赢得全局的胜利。这就要求最高统帅明白，战争只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是最后的摊牌，一旦开战，局面便不可控制，小而关乎得失成败，中而关乎身家性命，大而关乎兴衰存亡。因而老子说：“兵者，凶器也。”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为国家赢得利益，也可能伤害到国家实力，两者皆可改变历史走向。
基于战争行为的不可预见性，中国兵法有不少主张通过其他手段达成战争目的的论述。《逸周书·柔武》概括为“善战不斗，故曰柔武”，我们姑且称之为柔武论。
从根源上说，“柔武”思想受老子学说的影响较大，老子主张“柔胜刚，弱胜强”，肯定“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认为柔弱能战胜刚强。他曾拿舌头和牙齿谁先掉的例子，说明看似柔弱的东西，其实更有耐力，不仅长得更结实，而且活得更滋润。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刚”指在作战时宁折不屈、一往无前，先发制人，而“柔”则是善于防守，长于退却，后发制人。
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非常“强硬”，如果这种强硬是藏在内的，也就是心智上的坚强，对于人的成长，无疑大有裨益。但如果这种强硬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中，那么无疑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也是如此，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另一方面要能够做到“柔和”，能进能退，能屈能伸，避免不必要冲突，多协调协作，这样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才会和谐。
若一味坚持挂在嘴边的原则，硬邦邦地坚持所谓的道义，不晓得变通，不懂得妥协，自然是要处处碰壁。而“柔弱胜刚强”，小可以作为人生智慧，指的是我们拥有高远的志向，但在做事时能谦逊、低调，和光同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大可以作为国家策略，指的是国家有自己的战略追求和时代任务，韬光养晦，才能稳步前进，后来居上。
老子认为“上善若水”，用“水”来比喻看似“柔弱”者的韬略：流动的水既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也可以“泉眼无声惜细流”。但是，不管是停蓄，还是奔流，终归大海的志向是坚韧不拔的，沉潜而下的态度是始终不渝的。所以说，水的“柔弱”，只是外表的柔弱，是策略的灵活，其内在却极为强大。《周易》用“坎”卦表示水，上下两爻都是阴爻，中间的一爻是阳爻，这个阳爻，正代表了水中所蕴含的力量，是坚韧的、刚健的，但其外表却非常柔和，就个人而言，是身段柔软；就国家而言，是谦和低调。
从这个角度讲，柔是一种美德，刚是一种危害。看似柔弱的人，人们乐于帮助他；外强中干的人，心怀怨恨的人就把他当作攻击的目标。柔有柔的方便，刚有刚的长处，弱有弱的作用，强有强的用途。战略管理，就是把握“柔、弱、刚、强”四个字，能守能攻，能进能退，能显能藏，能舍能收，运用得恰到好处，内政就可以游刃有余，外交就可以左右逢源。汉代兵书《三略》中所言的“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柔弱”并不是讲一味的、纯粹的柔弱，而要像水一样，在柔弱中蕴含刚强，就人的性格来讲，就要“外圆内方”；就战略管理来说，要做到锋芒内敛，静观其变。
从战略上审视“柔武不斗”，可以采用“文伐”达成战略目的。柔武是以退却为进攻，讲究后发制人。文伐是文韬武略合二为一，以文为武，相互配合，不战而胜。《六韬》专门有《文伐》一节，讨论文伐之法。姜太公列出了用非战争的手段打击对手的十二种文伐谋略：
一是根据对手的喜好，顺应他的心中意愿，滋生他的骄横之心，这样他必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人不怕力量强，就怕没嗜好，抓住他们好名、好利、好色的缺点之一，因势利导，就能够瓦解他的原则，挫败他的志气。
二是亲近敌国中被国君宠信的臣子们，用计策削弱他们在国家中的影响力、威慑力。如果敌国的臣子们都心怀二心，不再绝对的忠诚，力量必定衰弱。一旦敌国朝廷之中没有了忠臣，那么，这个国家自然会处于危险的境地。三是私下里贿赂敌国君王的近臣，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样，虽然他们处在本国之中，内心却向着国外，这样的国家早晚会出现祸害。四是鼓励敌国国君过分、无节制地沉迷于享乐中，滋长他荒诞奢靡的欲望。
给敌国国君送上珠宝等厚重的礼物，贿赂他；献上美人，取悦他，曲意卑微地听从他的命令，这样就消减了他的防范之心，我们去攻打他们的时机，很快就会到来。
五是尊重敌国忠心又有才能的臣子，送给他微薄的贿赂，在出使我国的时候挽留住他，不答复他提出的要求与问题。这样，敌国国君会认为他不能完成使命，没有能力；或者心存二心，不再信任。我们再透露给敌国后派来的使者一些真实的情报，表现得亲近他、信任他，如此，敌国今后就会派这样的使者。借助计谋，我们能够离间掉敌国的有志、有能之人，那么攻取敌国，也就指日可待了。
六是收买敌国内部的大臣，离间敌国国君与统兵在外的大臣的关系。如此，有能力的臣子就会帮助外国，敌国的内部就会内讧，这样的国家很少有不灭亡的。七是笼络敌国国君，就要送给他丰厚的礼物。再收买他身边亲信的近臣，私下里贿赂他们，让他们诱导敌国国君，慢慢地轻视了国家的民生社稷大业，这样敌国就会积蓄渐失，国库空虚。八是贿赂给敌国贵重的礼物，与其结盟谋取他国。让敌国国君以为与我们合谋，对他自身是有利的。这样的话，敌国国君认为自己会得到好处，就会更加地信任我们。不断地积累这种信任感，就一定会形成对我们有利的局面。虽有一国却被他国利用，这样的国家必然会遭遇沦丧。
九是给敌国的君主以显赫的名号，让他产生势力强大的感觉，顺从他的命令与意志，这样他就会真的相信我们。让他感觉到至高无上的尊荣，夸耀他的功绩，把他比作圣人。这样，敌国定会一日不如一日，逐渐衰微下去。
十是甘愿以卑下的身份来侍奉敌国君主，使他深信我们的势力不如他，从而获得同情。顺从他的旨意，并且执行他分派的任务，如同是同母兄弟，一旦完全取得了他的信任，就逐渐地收拢他的势力。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消灭它，就像是天要消灭它一样。
十一是闭塞敌国君主的耳目，使臣民追羡富贵，不愿承认危险灾祸；私下许诺给他尊贵的地位，并偷偷地赠送他财宝，收买敌方国中的有识之士。本国的国力充实，却要表现得很贫乏。私下里收拢敌国的智士，使他们为己方出谋划策。收纳敌方的勇士，使他们帮助提高己方的士气。不但要满足他们对富贵的欲望，还要不断地滋长这种欲望。这样，敌国的智士和勇士就成为了己方的力量，也就闭塞了敌国君主的耳目。如果他的视听都已经闭塞了，还能保有自己的国家吗？
十二是培养扶植能够祸乱敌国的奸臣，使敌国国君迷惑。进献美女给敌方的国君，用美色迷惑他；赠送给他快马良驹，使他沉迷其中；还要不时地奉承大好局势，诱惑他忘记忧患。待到时机成熟，我们就号召天下人一同消灭他。
这十二条，可谓刀刀见血，杀人于无形之中，是通过和平的手段，演变敌国的有效途径。大厦将倾，必坍于内；大国将衰，必乱乎内。姜太公这文伐十二法，正是采用“柔武不斗”的策略，示弱示软，纵容强大的对手，令其穷兵黩武，自作罪孽。殷纣王正是毁在周文王和姜太公的纵容之中，沉湎酒色，拒谏自是，贤臣远遁，小人当道，最终民心涣散，不战而败。
古代兵法有时候将“文”视为“德”。《吕氏春秋·慎大览·不广》就说：“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文武两手都要硬，哪有强敌可以抗衡？因而在制定军事战略时，要综合运用文攻与武卫两种策略。从处理国际争端来说，可以付诸武力，也可以和平谈判。但从长治久安来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即便对方与己国不和睦，也能“修文德以来之”，即通过长时间的战略积累，树立国家形象，形成国家处理问题的基本策略，便会不断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即便有时出于利益考虑，若开诚布公，也会赢得其他国家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文伐是应对敌国不得已的权谋，意在削弱对手；而与之相应的文德，则是采取主动策略，理顺内政外交，提升国家的影响力，为不战屈人提供必要的政治环境和外交实力。
《韩非子·五蠹》记载舜统治天下时，苗族人不服从统治，禹建议发兵讨伐苗族。舜否定了禹的建议。在舜看来，自己文德不够，内政不修，就去采用武力，不合乎道，攘外必先安内。之后，舜连续三年在国内推行德政，百姓讲信修睦，持着武器跳舞，上下一心。当苗族人知道舜的德行和实力，就主动归降了。
柔武，是对外守拙、示弱，含光内敛，目的是掩护自己的励精图治，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做到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升平，这本身就是国家实力。如果内政上不修文德，国内官吏贪污，政策混乱，民怨沸腾，就像晚清似的，不是因为外敌太强不能打，而是因为内忧太多不敢打，只能一味对外示弱，这不是柔武，是软弱。柔武作为权谋，可以用于外交；文德作为根本，主要用于内政。不断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国力，不断完善法制，不断建构道德高地，使得周边国家对本国心悦诚服，主动归附，则不用权谋，也自然获得战略上的主动，赢得国际的尊重。
兵者不祥：古代兵书在谈及用兵时，态度都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兵家都能意识到，用兵虽然能获得一时的胜利、一时的征服，但也会带来无穷的后患。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认为战争存在极大的潜在威胁，不能轻启战端，不能轻言战争。《管子·兵法》也谆谆告诫：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
战争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更会挑起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百姓之间的仇恨。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内部问题没有解决，更应该一心一意谋发展，把百姓的生活解决好，把人民的怨气消除掉，先内修文德，再谈外治武功。如果没有内部的团结，对外作战只能引火烧身，外患未平，内乱迭起，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如果确实不得已而被迫选择战争，那就要争取通过这次战争，保证本国在今后较长时间内的稳定，至少获得一种战略上的均衡，通过新的力量分布，获得几十年的和平。
古代兵书在谈及用兵时，态度都是非常谨慎的，作者都能意识到，用兵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胜利、一时的征服，但也会带来无穷的后患。《司马法》就说“国虽大，好战必亡”。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若一味地争强好胜，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结果也只能是自取其辱，自寻灭亡。
春秋无义战，发动战争不外乎是掠夺土地百姓，打来打去，民不聊生，国皆焦土，还不如不打。有时只是为了泄一己私愤，悍然发动战争，全无道义可言。很多诸侯国打来打去，把自己耗亡，晋国、宋国、郑国、吴国、越国莫不如此。即便一度强大的西汉，也因对匈奴连年作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尽管最后取得了一时的胜利，却也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力江河日下。
老子提出“兵者不祥”，正是基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考量，他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战胜，以丧礼处之也。”把战争理解为“杀人”，是不可能得到天下拥护的。因为每一场战争背后都是无数生命的牺牲、无数家庭的破散。高明的治国者，即便战胜，也“以丧礼处之”，这是对战争的理性态度、反思精神，也是对无数牺牲者的哀悼，对遭遇痛苦者的怜悯。
即便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丞相吕不韦也是对战争心怀戒惧，《吕氏春秋·论威》继承了《老子》、《司马法》的告诫，也强调：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
可见他将“不得已”用兵作为最后的选择。可惜秦始皇忘了“相父”的告诫，把用兵当作乐事。统一全国之后，不但不罢兵归田，反而率大军不断巡行，劳民伤财，非但没有弹压住东方六国的残余势力，严刑峻法反而激发了百姓的怨恨，最终死在巡行的路上，国家动荡于戍边士卒的反抗。其以武力统一全国，也被武力推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此前的《管子》，也在《幼官》、《重令》、《枢言》等篇中多次阐述，频繁地进行战争，会使士兵疲惫；多次地取胜，会使国君骄横。当骄横的国君，派遣疲惫的士兵不停参加战斗，国家就只能走向危险的境地。打了胜仗自然强大，殊不知盛极必衰，强大者的未来，就是衰亡。人所利用的是其长处，人所轻忽的也是其长处，善于游泳的人常死在河边，善于射箭的人常死在旷野，善于用兵的人最终死于战场，与其这么折腾，莫不如谨言慎行，做到“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不战而胜。
话说当年，越王勾践想要进攻吴国，范蠡苦心劝谏他说：“逞匹夫之勇的人，是与德背道而驰的；兵器是凶器，战争是问题最后的解决方法。私下里谋划去偷袭他国，是不道德的，爱用武力解决问题，而不是靠其他和平的方式解决，谁要是依赖这种德行做事，最终也会被这种德行毁灭。放荡暴虐的性格，是上天所禁止的，要是先挑起无义的战争，最终上天也会不倾向于我们，对我们不利。”但当时勾践却不以为意，执意兴师伐吴，结果被围困在会稽山，被迫投降，做了俘虏。
曹魏时期，三国交锋，战事不断。桓范在《世要论》中就谈到尽量少用兵，把“兵者不祥”之论做了系统阐述：
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战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遗后，命将出师，虽胜敌而反，犹以丧礼处之，明弗乐也。故曰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战争，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不以伤害危亡为目的，只能是不得不用的无奈之举。战争是凶险的事，武器是危险的工具，千万要戒惧使用。因而我们既要少战、不战，又要备战、能战，只有把这辩证关系把握住了，才是王道。
兵者不祥，是从反面告诫战略管理者，一方面，要以战争来保卫革命果实、胜利果实和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不怕战争，不惧战争，不能过分求和而采用绥靖策略，若为求和而求和，只能任人欺负。另一方面，要意识到和平发展是最小的代价，百姓刚过几天安定日子，要多用非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充分发展自己国家实力，灵活运用外交能力，尽量避免战争。既不能好战，也不能不战，在二者之中寻找到平衡的支点。
以义为兵：古代兵法将“义”看成军队的灵魂，衡量军士是否具有慷慨赴死的勇气，衡量军队是否有坚强如一的凝聚力，正是要审视其正义与否。
“义政”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行政概念。“义”，最简单可以理解为“正义”。
《论语·里仁》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所喻的“义”，是在思考问题时，从应该不应该的角度出发；“小人喻于利”是说小人在思考问题时，只着眼于事情本身所能带来的利益。前面我们提到过：义是责任，是义务，是对社会的担当精神，是对他人的负责态度。有句话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正是一种能勇于负责，敢于承担的精神。《荀子·荣辱》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君子做事，不考虑有何好处，而考虑该不该做。如果有利于百姓，有利于家国，有利于天下者，不会因为权势干预而动摇，不会因为利益牵扯而顾忌，死不旋踵，尽瘁而已。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义政”侧重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和行政的合理性。《墨子·天志上》说：
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
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这里说“顺天意”，是因为墨子相信天是有意志的，天会督促国君、大臣和百姓按照天道行事。老子曾说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是“损不足而补有余”。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按照天意那样均富兼爱，则贫富均匀，没有战争，天下自然安定。但现实中，常常是以人力对抗天道，不足者恒不足，有余者恒有余，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逞强凌弱越来越多。如此则小而争夺不断，大而战争连绵。
墨子说的天意，换成道家的词，是天道；换成儒家的词，是天德。其推崇的义政，也是儒、道、法诸家所乐见的。
儒家所谓的“义”，从个人角度而言，是责任；从社会角度而言，是道义。放在国家层面，道义就是顾炎武所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要肩负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放在政府或者组织层面，就是要能够不辜负天下百姓所盼，铁肩担道义，扶困济弱，以此稳固民心，赢得百姓的拥护。《孟子·公孙丑下》中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既强调做事要合乎正道，又要求欲成大事者，能自觉担负“道义”。一个国家有了道义，就能够弘扬正气，达成价值共识，获得道德认同，对是非善恶有着清醒的理解，百姓不会惶惑，官吏不会迷茫。
义政是义兵的基础，而义兵是战胜的关键。《司马法》里讲“凡民，以仁救，以义战”。动员百姓作战要靠什么？一是靠仁爱之心救民于水火，二是靠正义获得百姓的拥戴。一支军队，只有担负起百姓期望、满足百姓要求时，才能赢得百姓的支持。一场战争，只有能够合乎道义，合乎正义时，才能师出有名，才能持续得到援助。《淮南子·兵略训》强调军事行动中，“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一国之兵之所以坚强，在于百姓源源不断的支持；百姓之所以源源不断支持，宁死不屈，在于这支军队合于道义，坚守正义。
古代兵法将“义”看成军队的灵魂，衡量军士是否具有慷慨赴死的勇气，衡量军队是否有坚强如一的凝聚力，正是要审视其正义与否。《吕氏春秋·禁塞》中说：
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
“义”，是指军队是否师出有名，是否合乎正义。古代两军对垒，双方都要发布檄文，标榜自己是正义的一方，阐述自己作战出兵的合理性、合法性，希望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天下百姓的拥护。正义在握的军队，会有着强大的战斗力。
“义兵”更为深广的含义是军队行为的合理性。《吕氏春秋·怀宠》讲：当义兵打到敌国的国都、或者城邑四郊的时候，保证不损害五谷，不挖掘坟墓，不砍伐树木，不烧毁积聚的财物，不焚烧宫室房屋，不随意抢夺牲畜。将在战争中俘获的百姓，审查姓名并且登记在册，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回家中。
这些行为，简直就是攻心战，不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保护对方的生产生活秩序，优待俘虏，善待百姓。这样的军队所体现出来的道德自律，与百姓所期望的是一样的，自然能最大限度地获得敌国百姓的信任，军队自然可以取胜。
义兵，强调对百姓、官吏等非参战人员的优待，是建立在对暴兵的无情打击之上的。对那些幽怨、愤恨、冒进、负隅顽抗的人，因其没有善良之心，不知体恤百姓，那就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毫不手软进行武力征伐。《吕氏春秋·荡兵》便强调这样做也是义兵的所为：
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只要战争是正义的，仅诛杀应该诛杀的人，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让士卒解甲归田，放马南山，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享受和平，如此一来，尽管“义兵”也杀人，但他们恰恰是解民于倒悬，而非黩武，是集义所生。
通常，我们把没有正义追求的军队称为“乌合之众”，把没有组织好的军队叫作“散兵游勇”。当一个军队有了正义的作战目的作为凝聚力时，才会变得非常地强大，甚至可以消灭掉比自身强大几倍的敌人。关键在于军队是否为“义兵”，政府是否行“义政”。
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必须要考察是否合乎正义的要求，是否合乎德政、义政的要求，如果缺少合理性、合法性，即便侥幸取胜，也胜之不武，最终仍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近二十年来国际上的单边干涉主义发动的战争，不仅将所在国弄得一塌糊涂，也给发动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军队的战略执行力和战术行动力，有时更取决于军队的立场。
中国历代建朝之初，其军队解民倒悬，诛灭不义，一心一德，为民拥护，可以发动人民战争。随着政府、朝廷的没落，逐渐背离了其所应当承当的责任，失去了民心，其所承担的道义、正义自然也就不存在，反倒变成了人民战争的对象。
三、不战能屈人之兵
在《孙子兵法·谋攻》中有言：
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里提出了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是攻破敌国，百战百胜，而是不依仗武力就能屈人之兵。《谷梁传》中也讲：“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死。”真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便不动用武力，也能轻易地化解很多问题。真正率兵打仗的人，不会轻易跟人作战，就能降服对手；真正善于布阵的人，用不着拉开阵势就赢了；真正动手的人，往往能够保全自己。这些话都是在讲，真正的“武”实际上是“不武”而取得胜利，“不武”才是“武”的至高境界。
这种打法就叫不战屈人。不战屈人，不是不打，而是在动手之前，就把要打的方方面面算得清清楚楚。
权国：晚清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也遥遥领先，结果还是被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列强给瓜分了，决定一个国家是强是弱，关键要看战略水平、战争持续能力和战时自足能力。当年刘备兄弟三人东打西杀，却仍然没有立足之地，多亏遇到了诸葛亮，才有了“三分天下”的战略规划。
所谓“权国”，是要善于分析、评估敌我双方的综合国力。《兵法百言》说：
善兵者，审国势己力，师武财赋，较于敌以立计。
一个朝代的由盛转衰，不是人口变少，更不是官员变少，也不是财税减少，而是国势衰落。国势，就是国家的总体走向；己力，就是当前的环境。这就需要当朝的君主，清楚地知道国家当下所处的形势，客观评估国家的实力，估算国家的军队善不善于作战，思考国家目前的财政状况能不能支持这场战争。考虑好这些问题后，才能决定是否要打。
要不要打，是战略问题。怎么打，是战术问题。这里讨论的是战略权谋，集中谈论要不要打的问题。
如果己方的条件远远胜于对方，其实这场战争是不用打的，成败毫无悬念。但为何有人不自量力，还要发动战争呢？
那是他不会权衡，只会比较。我们知道，战争的权衡，不是比较，比较是要分清双方的优缺点。但作战是处于博弈状态，关键不是找到自己的优点，而是找到自己致命的缺点，并进行补救，不让对手攻击。而更关键的是，找到对方真正致命的缺点，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给予对手致命的打击。从战略角度来看，战争前先要权衡的是双方的国家实力。但这个国家实力，不是通过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也不是计算外汇储备。晚清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也遥遥领先，结果还是被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列强给瓜分了。外汇储备，在国际战争打起后很有可能变成废纸。所以，决定一个国家是强是弱，关键要看战争持续能力和战时自足能力。
我们看看古代的名臣良将们是怎么说的。
《管子·治国》讲述国富兵强的基础，他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这几个要素是互为因果的，农业保障了国家的命脉，国家经济稳定，才能国泰民安、兵强马壮，对外的战争才能获得胜利。
《吴子》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和与不和”的观点：“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一是国要和，发起战事，需要考虑国内稳定与否。国内局势尚不安定，不适合出兵。二是军要和，军队统帅要意见一致，协调一致，否则不适合出兵。三是阵要和，士卒列阵，拉开战事，要组织有序，步调一致，形成有机整体，否则就不适宜打仗。四是战法要和，要合乎战场环境，合乎部队实际，否则也不适宜进攻。
这样看来，国富民强只是经济条件上的保障，将士同心则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保障。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一个家族内部和睦，便能同心同德地渡过难关，生活蒸蒸日上。反之则如一盘散沙，很容易破裂。小家尚且要求和睦，大国更要强调和谐。有了“和”，国富方能实现兵强，兵强方能保障国富。
最著名的权国的例子，莫过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当年刘备兄弟三人，东打西杀，一会儿投奔公孙瓒，一会儿投奔田楷，一会儿投奔曹操，一会儿投奔袁绍，一会儿投奔刘表，一会儿跟着别人合伙干，一会儿自己单干，杀了不少人，也打了不少胜仗，却仍然没有立足之地。关键是没有制订自己的战略。走哪打哪，打哪走哪，没有自己的规划。多亏遇到了诸葛亮，才知道打仗不是靠勇气打打杀杀就行，而是要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不要光盯着眼前的几步，要看清天下形势，这就是战略问题。刘备这才恍然大悟，敢情这十几年白忙了，还得再从头来。
诸葛亮又是怎么说的呢？在诸葛亮看来，此时天下豪杰纷起，割据州郡，天高皇帝远，谁也不把朝廷当回事。曹操虽然名声小，兵力少，但能够战胜袁绍，由弱变强，靠的是权谋得当。人家现在已经拥有百万大军，挟制天子而令诸侯，合理合法，你听还是不听？这人暂时没法替代。孙权世代占据江东，基础深厚，选贤任能，民众归附，加上那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也就别打人家的主意了，最多拉来合作一把。
有个好地方不妨考虑一下，荆州。它北据汉、沔，顺流而下，直达南海，物资贸易不成问题。东连吴郡、会稽，西通巴、蜀二郡，这是兵家必争之地。估计刘表是守不住的。除了被南北夹击，他身体也很衰弱，力不从心，这真是千古良机。所以，要想办法接替刘表占领荆州这块地盘。
光有荆州还不行，这个地方易攻难守，只能作为一个战略支点，不能把宝押在这个地方，需要再找一块根据地，作为荆州的大后方。哪里啊？益州，那地方四周险关，土地肥沃，条件优越，物产丰饶，易守难攻。当年汉高祖就是在此成就大业的。我们来个如法炮制。
益州牧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又占据汉中，这可以作为战略缓冲。四川百姓富裕，可惜刘璋不知道爱惜，人心思变。刘备要威信有威信，要名气有名气，干脆想办法，拿你们刘家这两个不争气的人下手，占据荆州、益州。安抚百姓人民，凭借险要地势，也能成就一番事业。静以待变，一旦条件成熟，派一名上将从荆州北伐，亲自率军北出四川，天下不就还是姓刘吗？
这就是不出茅庐，三分天下。诸葛亮高明就高明在他从战略高度审视天下形势，权衡出刘备最重要的两个对手曹操和孙权的优劣，找到了天下最薄弱的地方，让刘备拿自己的同宗同亲下手，李代桃僵。难怪后来刘备感慨：“吾之有孔明，如鱼之有水。”那是因为刘备三兄弟的指挥战术，如果没有诸葛亮的战略作为背景，打一辈子，充其量也只是个散兵游勇，恐怕连吕布的名声都超不过。不战屈人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在战略上高于对手。毛泽东就说：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言外之意，我们做到了战略上的绝对优势，只要战术不犯错误，最终必能彻底取胜。诸葛亮是从国家形势的角度来分析何去何从，这就是我们说的权国。刘伯温所著《百战奇略》说得更详细：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
这里说的“计”，是计谋。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计算、规划、预案。他说，要打仗，就得先算算账，看看敌我双方要不要打，用不用打，能不能打。算什么呢？
一是将之贤愚。先要考察对方的将帅如何，谁是牛人，谁是衰神，一比较高下优劣就出来了。对方肯定不会派出一个最差的吧，那我们就得想办法让他变成最差的。自古胜者为王败者寇。胜利了，就有一千条经验可以总结；失败了，一万条理由也无济于事。要打仗，肯定要知道对手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是像赵括那样只会“纸上谈兵”，还是像司马懿那样深谋多疑？看人下菜碟，就好收拾了。
当然，也要同时考察己方将帅的能力如何。蜀国马谡在“七擒孟获”的战役中，曾为诸葛亮出谋划策，提出“攻心”战术，最终获得了胜利；但刘备也指出了马谡缺少执行力，是一个好参谋，但不是一个好将领。诸葛亮让他守街亭，结果他刚愎自用，不按既定作战计划行事，毁了诸葛亮一局好棋。因此，为将者必须要充分了解各方人才的所长所短，才能将好钢用在刀刃上。
二是敌之强弱。一军之中，将士有强有弱，为将者要善于“避实击虚”。晋楚城濮之战，楚国纠集附属小国陈国与蔡国出兵相助，将陈、蔡联军作为军阵的右翼。陈、蔡乃是迫于楚国的压力而被迫参战的，其心必有异。晋将胥臣把战马都蒙上了虎皮，集合了精锐的兵力，先冲击陈、蔡联军。当陈、蔡联军连连挫败，开始退兵逃跑，楚国的右翼也就溃败了。就这样，晋军在楚国联军的阵营之中，攻破了最薄弱的关口，赢得了这场战役。
三是兵之众寡。从战略层面是要算清对手可调配的军事力量，从战术层面是算清作战双方士卒的多寡。齐魏马陵之战中，孙膑在与庞涓作战时，命令军士们每日减灶，造成齐军人数逐渐变少的假象，好让庞涓误以为是齐军伤亡惨重。于是，庞涓便武断冒进，中了齐军的埋伏，最后惨败在孙膑手中。所以，至少要在局部形成绝对优势，取得战略上的主动。
四是地之险易。冷兵器时代，地形、地势、地理往往对战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兵家都要争夺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保证己方军营、粮道、进退的安全。历史上的函谷关、潼关、虎牢关、雁门关、大散关都是著名的关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还有黄河、长江、汉水等天堑，也是控制南北局势的地理分界，历来也是兵家的战略要地。
我们可以读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历代动乱形势皆有所描述，可知地理对战略的决定性作用。我们还可以读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把清朝的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讨论得清清楚楚，从中能看出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五是粮之虚实，说的是战争中后勤供给问题。两军交战，前面拼杀的是军士，后面较量的是粮草。中国历史上几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往往从“粮草”下手，逼得对方不战而退。从战略上看，“粮草”指的是军事的后续能力和补给能力。
权政：兵之胜负、国之存亡，皆取决于行政。观察一个国家行政体制，考察行政团队的工作效率，调查决策人员的业务素养，审视决策高层的战略意志，就基本可以判断出这场仗可不可以打，什么时候打，甚至打的过程和终结的方式都能预料得到。
权政，就是权衡双方政府的行政效率、组织能力、政策水平和官吏廉洁程度。
《文子》中有句话：“兵之胜败皆在于政。”就是说，战争的胜败与否，取决于政权的性质，取决于政府的行为模式，取决于政策制定的取向，取决于行政组织的方式。如果说权国是从国家整体实力上来审视战略的制定，那么权政则是从行政的角度来衡量一个政府能否应对近乎残酷的军事较量。
《吴子》归纳出爆发战争原因有五，几乎都与内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
概而言之，战争的爆发有两种，一是国际战争，二是国内战争。国际战争多出于种族、领土或贸易争端。但是否发动战争，除了倚强凌弱之外，多数是趁着他国国内有矛盾冲突时，实行外部干预。而国内战争的爆发，几乎都是直接针对政权而来。吴起所说的五种动因，基本概括了中国古代诸侯之间、民族之间战争产生的因素。
一是争名。春秋五霸发动战争，除了获得土地之外，更多时是为了出名，尤其是连绵不断的会盟，就是找些拥趸，开一次会，仿佛就成了一方霸主。有些人甚至因为强出名而赔上身家性命。宋襄公本是个颇有作为的政治家，早年以贤臣子鱼、公孙固为辅，宋国得以大治，国力一度鼎盛。他最初紧跟齐桓公步伐，积极维护齐国霸权，看到了霸主的威风。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乘机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他联合卫、曹、邾等国，扶植齐太子昭继位为齐孝公。并因此试图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不料滕国不服。他就囚禁了滕宣公，并邀请曹、邾、鄫会盟。结果鄫君迟到，招致宋襄公的惩罚。曹国招待得不好，宋襄公就派兵包围曹国。真是心比天高力比纸薄，宋襄公的强行逞能，最终引起诸侯不满。
陈国便联合鲁、陈、蔡、楚、郑、齐在齐会盟，显然是不承认宋襄公的霸主地位。宋襄公一看，大国都不承认自己的盟主地位，于是就分别派使者出使齐、鲁、楚，寻求支持。楚国想乘机入主中原，就将计就计，假意表示支持。但到了会盟时，只有楚、陈、蔡、许、曹、郑六国之君按时赴约，齐孝公和鲁僖公都没来。宋襄公正想宣布自己是盟主，没想到楚国早有伏兵，楚成王不仅抢了盟主的位置，还把宋襄公绑架到了楚国。经齐、鲁调解，才将他放回去。宋襄公还是执迷不悟，决心拿郑国出口气，结果郑国向楚国求救，泓水之战，宋军大败。宋襄公自不量力，以小国之君，意欲称霸，苦心经营，只能抱恨终生。
中国历史上，诸多农民起义军都往往急于求成，刚刚攻下几座山寨城池，就要争着黄袍加身，争着当开国功臣。随后，常常是因为内部将领的权力纷争，还有队伍的腐败堕落，自己消耗掉了实力，后被镇压剿灭，沦为改朝换代的铺路石。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隋末的瓦岗军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莫不如此。因而朱元璋起兵时，遵循“不称王”的宗旨，积蓄力量，不计较虚名，而最终逐鹿中原，一统全国。
二是争利。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动因，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南侵，最初往往是为了掠夺边民的财货、马匹、妇女。兵法毫不讳言“兵以利动”，打仗是为了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从战略上来看，不可因眼前小利便大动干戈，贸然兴兵。中东的动荡，北非的连锁变动，皆是因为这些地区盛产石油，很容易引起强国的觊觎，或制造其国内动荡，或扶植国内反对力量，先是隔岸观火，进而浑水摸鱼，然后李代桃僵，甚至直接出兵干预，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三是积恶。两国间因为某些矛盾纠纷而积怨、交恶，并由此引发了战争。
秦国与楚国曾因边地之争，斗斗和和几十年；张仪出使楚国哄骗楚怀王，导致了楚怀王客死他乡，楚国兵败受辱。直到秦一统全国以后，民间还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谣谚，足见秦楚两国积怨之深。而后来项羽入咸阳，毁秦陵，烧阿房宫，在自身的残暴背后，楚人对秦的积恨不失为情绪动因。
四是内乱。内乱多起于统治集团内部争斗。西汉初年的“七王之乱”，西晋中期的“八王之乱”，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明朝初期的“靖难之役”，清朝初期的“三藩之乱”，都是乱自上作，或是君臣不和，或是兄弟猜忌，或是权臣宠臣争斗，或是地方坐大，统治者为了调整秩序，或者为了争权夺利，引发国家动荡。
五是因饥。乱世取胜，靠的是人和；治世生乱，多出于灾荒。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多起自灾荒处置不当，使得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流民无以为生，往往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杀乡绅，开官仓，以抗争摧毁秩序，以暴动毁灭王朝。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积恶、内乱、因饥皆是内政不善而引发的争斗。对一个国家来说，君臣有隙、将相不和、遭逢天灾不仅导致内政紊乱，也往往成为外国干预的契机。此时敌对国家或者相邻国家派去的使者，一方面是吊灾慰问，另一方面就有可能是观察虚实。
春秋时晋平公曾想要讨伐齐国，就派大臣范昭出使齐国，名义上是去齐国访问，实际上是借机考察齐国的行政环境。范昭去拜见齐景公，宴席之间，他假借酒酣之际，询问齐景公可否用其樽来饮酒，是否可观天子之乐。齐景公还未说话，范昭的要求就分别被晏子与太师回绝。
这个拒绝，让齐景公挺紧张，觉得得罪了使者。他就问晏子：“晋国是强盛的国家。范昭作为晋国的使者，来观察齐国的政治，今天你却触怒了他，齐国该怎么办呢？”晏子却回答道：“范昭并不是不熟悉礼的人，他想要越礼于齐国，所以臣下是不能顺从他的。”
再问太师，太师也答道：“周朝的音乐，是天子的音乐，只有周王才可以观赏。范昭身为人臣，却想要观赏天子的音乐，臣下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当范昭回国后，就劝谏晋平公别攻打齐国了。他说：“当我意图羞辱齐景公的时候，晏婴知道；当我意图破坏他们的礼乐时，太师能看得出来。这说明齐国贤臣良士各在其位，各司其职，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去攻打的，也是难以战胜的。”
后来孔子听闻了这件事，称赞晏子：“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樽俎折冲”便由此产生，用来形容外交使节无小事，看似不经意间的细节，恰恰折射出国家的实际情况。
中国文化始终有深厚的观风知政的传统，就是通过收集民歌民谣，由此窥探一个地区百姓的好恶，《诗经》和乐府诗的收集整理，正是观政的产物。而外交场合的问对，也是了解一个国家国情的渠道。《战国策·齐策四》便记载了赵威后问齐使，便是通过使者，巧妙转达对齐国政治的担忧和对齐国行政环境的熟悉，刘向将之编入《齐策》。《管子·问》更是列出六十五个问题，类似今天的测试题，提醒管理者应从哪些角度来审察一个国家的政治。他的逻辑与赵威后类似：
然后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
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
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
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
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
战略决策，是从根本上对一个国家的整体走向、宏观政策进行谋划，军事战略自然也是国家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在战略管理时，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不足，用忧患意识审视内政，用谨慎态度观察世界，用长远眼光预测发展。内政不明，不可以轻易外发；外敌不明，不能安然备战。
从军事战略管理的角度来看，权政的要点有三：一要明了交战双方的战略决策机制，即文官系统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力度、支持方式和彼此的协调机制。尤其要考察对方内政对外交、军事的阻力，看是否可以作为制敌的突破口，同时要尽力弥补自身决策机制对军事活动的掣肘。
二要明了双方行政组织能力和战时动员能力。所谓的行政组织能力，主要是行政效率能否进入战时机制，物资供应、后勤补给、后方协调能否与军事机构形成合力。所谓战时动员能力，主要是行政机构能否抽调足够多的人员、物资对军事行动进行支持，以及民间是否给予军事行为足够多的理解。特别是民众能够承受的牺牲人数、战争耗费极限多少，战争的规模控制能力能否为民众信任？美国和北约对伊拉克和利比亚发动战争后，国内反战游行持续不断。民众对于战争的厌恶态度，决定了政府不能一意孤行，完全撤军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迟早要做的选择。
三要明了战争期间，反对力量能够积累及形成的规模。在民选机制下，老布什、萨科齐赢得了战争，却赢不了连任，关键因素就是海湾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的胜利，不足以证明二者具有协调国内政治和经济的能力，而继任的克林顿和奥朗德，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外交策略。在其他政治体制中，在战争进行期间，也存在内部的分歧，这些意见分歧会成为政治斗争的议题、成为官员调整的理由，这些都需要进行战略判断。
权政，是一个参考项最多、预见性最低的项目，但权政却常常是釜底抽薪般改变战争进程和左右战略转移的手段。兵之胜负、国之存亡，皆取决于行政。观察一个国家行政体制，考察行政团队的工作效率，调查决策人员的业务素养，审视决策高层的战略意志，就基本可以判断出这场仗可不可以打，什么时候打，甚至打的过程和终结的方式都能预料得到。
权将：优秀的人都是相似的，蠢笨的人各有各的缺点。与其研究共同的优秀品质，不如来看看那些倒霉的人，是如何被性格决定命运的。很多兵法从反面分析了将帅应该规避的问题。
权政讲的是行政局面，是对由官员、精英组成的整体行政的权衡；权将讲的是权衡国家中担任最高职位的将领是否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是否能准确地判断国内、国际的形势，能否统率军队取得胜利。据说是诸葛亮所写的《将苑》描述了一个优秀的将领所应具备的品质：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已。
真正能担负起国家大任的朝臣，在位时不倚仗自己的权势，不贪图利益、财货，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为国家谋事中去。即使不在位，也能做到宠辱不惊。这简单的几句话，勾勒出了一个大将应具备的基本素养。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英雄品性也相同，《孟子·滕文公下》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也是具备坚强性格、坚定信仰的人。
优秀的人都是相似的，蠢笨的人各有各的缺点。与其研究共同的优秀品质，不如来看看那些倒霉的人，是如何被性格决定命运的。《孙子兵法·九变》从反面分析了将帅应该规避的问题：“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
其一，“必死可杀”。对于一个将军来讲，在战场上如果抱着颗“必死”之心，容易草率地做出决定，就容易被对手激怒而上当。为将者视死如归，是对整个军队的不负责任，因为他的决定，牵系到整个军队、乃至于整个国家的安危，将帅固然可以身先士卒，却不能轻易地慷慨赴死。
其二，“必生可虏”。如果将领贪生怕死，凡事畏手畏脚，过于谨慎，那么一定会成为对方的俘虏。所以说，真正的“善将者”，一方面应有不畏生死的决心，另一方面，还要秉持谨慎惜身的态度。
其三，“忿速可侮”。与对方作战，为将者若是抱着泄一己私愤的态度，失去理智、贸然进攻，结果必然是招致侮慢，自己也容易为人所害。
其四，“廉洁可辱”。为将者若过于讲究廉洁，就会因为名声而动心，因为侮辱而动怒，小不忍则乱大谋，容易被敌方利用，遭受羞辱。
其五，“爱民可烦”。为将者爱惜百姓，是仁义。但一旦过头，就容易被敌方抓住弱点，反而成为自身的拖累。诸葛亮出山之前，刘备和其兄弟们也一直是在打胜仗，但苦于无立足之地。一方面战略上没有思考清楚，没有建立根据地；另一方面，很多的百姓跟着他，刘、关、张三人带着不到两万兵马，整天护送二十万百姓，不仅行军速度缓慢，而且往往顾此失彼，哪里还有精力去划地盘？直到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智取新野，后得荆州，才得以稳定下来。
《孙子兵法》提出这“五危”，正是出于辩证的认识，是为将者应时刻警惕的问题。客观来讲，衡量一个将领，既要看到他的优点，也要清楚他的缺点。战时与日常生活完全不同，两国交战，绝不会看对方的优点在哪里，恰恰相反，打的都是对方的缺点与弱点。如果一方的将领比较自负，对方就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如果一方将领性格多疑，对方就会采取打草惊蛇、声东击西的策略。这些都是依据敌方性格上的缺点，来确定己方所要采取的战略、战术。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将帅不贪生怕死，廉洁奉公，爱民如子等特质，本是为“将”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可如果行之过甚，或者是死板教条，也极容易成为被敌方利用，且施加打击的致命弱点。
以上是对将领心性的权衡，那么，如何对将帅的作战意志、作战效能进行分析呢？《孙子兵法》中用“七情”来概括：
第一，“主孰有道”，战争双方的国君，谁的行为更合于“道”？一般说来，有道之君按照规律来行事，无道之君按照性情来做事。用人方面也是如此，有道之君比较理性，会从国家大局出发，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无道之君则常是“任人唯亲”，不看人的能力如何，只根据这个人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来任命，久而久之，国家开始逆淘汰，越优秀的人越靠边站，越卑劣的人越得志。当年，范昭劝晋平公不要攻打齐国，就是看到齐国贤臣在列，朝政不至于废弛，所以不可攻。
第二，“将孰有能”，衡量双方君主手下的臣子，是否行政干练、军情洞晓。刘邦得了天下，也承认自己“文不如萧何，武不如韩信”，但刘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因贤任能。萧何推荐韩信，收秦律令、图书，留守关中，筹办粮饷，采摭秦法，重定律令；韩信出陈仓、定三秦，败楚军，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垓下全歼楚军，立下过汗马功劳。一方面，国君任命有能力者担任大将，自己可以清静无为；另一方面，合理任用有才智的“有能治将”，让他们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对国家是有百利而无害的。
第三，“天地孰得”，讲的是天时、地利，大而言之叫“国运”，即国家的运势；小而言之，“天”是年岁饥馑、丰收的问题，因为粮草是战争的后备，“地”是军事要塞、地理形势的失与得。
第四，“法令孰行”，国家制定的法令制度，能不能及时有效地执行下去。当国家出现了衰弱征兆，往往是从官员徇私枉法、吏治紊乱开始的。有时候，贪官污吏只是个别的现象，在短时间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却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国运，动摇国本。比如乾隆朝的和珅，并不足以动摇清朝统治，给其造成致命影响。但如果国家出现了制度性毁坏，就像人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一样，那便无药可治，无力回天了。国家尚且如此，何况一支军队乎？接下来的“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讲的是军事上的要求。第五，“兵众孰强”，意思是看谁的军队强大，“众”是说国民有没有一种刚健不屈的精神。西汉名将陈汤曾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只要是侵犯了大汉王朝的国家或者军队，即便距离再远，我们也要诛杀它。这是国家强盛时朝气蓬勃、士气旺盛的体现，也是国家在武力上的自信与坚持。
第六，“士卒孰练”，有没有军队不重要，有多少军队也不重要，关键是军队是否善于作战，是否适应战场。历代王朝建国初年，军队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战斗力极强。随着国家的稳定，军队数量不断地增加，可战之兵、可选之将却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冗官冗员。官二代、富二代混进军队，不务正业，耗费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事小，松懈瓦解了部队斗志事大。另一方面，则是承平日久，武备松懈，训练越来越流于形式，演习几乎是演戏。清军初入关时，十万铁骑横扫天下，所向披靡。殆及中期，八旗兵养尊处优，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兵部不得已训练绿营。到了晚清，绿营也骄奢淫逸，若想御敌，不得不依靠汉族地方武装，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俗话说：“兵不在多而在精”，练卒以一抵十，冗兵百不如一。放眼历史，但凡朝代更迭之际，最终能卓然而立、所向披靡的军队，往往是兵马精练的队伍，而不是那些徒有众多人数的部队。
第七，“赏罚孰明”，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或者组织体系来讲，令行禁止是基本的组织原则。军队中严格遵守军令的人，会获得奖赏；违背军纪的人，必然会受到惩罚。当年齐威王治国，每天都听说有人指责即墨大夫，就派人去即墨察看，发现此地土地平整，百姓生活丰足，官府无事，辖区祥和安定。他顿时明白了，这是即墨大夫不巴结左右内臣的缘故，便立封即墨享万户俸禄。他又听说，总有人在称赞阿地大夫，调查后发现，阿地田地荒芜，百姓贫困。赵攻鄄地，不能救；卫国夺薛陵，竟然不知道。他顿时知道，阿地是用重金来买通左右近臣说好话，便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帮他谄媚的近臣。这一下子，齐国官员不敢再弄虚假，尽力做事，齐国由此大治。有的时候，治军要比治国更为艰难，和平时期文恬武嬉看不出来，作战时期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唯有按实情赏罚分明，才能言出必信，令行禁止，锤炼出军队的战斗力。
《孙子兵法》列出五危、七情，作为战略决策的判断事项，就是告诫决策者要能够全面权衡将帅的个人修养和作战系统的总体概况，以便准确判断、合理预测战争的胜负走向。
权战：军事作战，是不对称的博弈，不可避免带有冒险性质。要意识到几乎所有的成功，都有侥幸的因素，事后总结都难免出一身冷汗。很多兵法自然要谈如何取得成功，但更多的是告诫如何避免失败。
权战指的是作战前，要对战争本身进行多方面的权衡：可否有必要作战？是否要在此时开战？是否在此地开战？作战开展持续多长时间？
洞晓作战道理的人，往往会先想清楚自己可能会败在何处，而不是思考自己会从中获得哪些功劳。打仗时，先要思考这场仗如果打败了，那会怎么样？战争的成败不仅仅在于战场上的攻伐得失，还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兴衰，甚至有时候，即使是打了胜仗，国运也会就此衰退下来。
《尉缭子·战权》谈了权衡战的前提：
先王之所传闻者，任正去诈，存其慈顺，决无留刑。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轻进而求战，敌复图止，我往而敌制胜矣。
古往今来，不是国大必强，也不是国小必弱。有些弹丸小国，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在于内行仁政，讲信修睦，交好诸国，礼尚往来。对这些国家动手，不仅道义上难以成立，甚至会招致国际的反对。春秋郑国以子产为相，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称赞他：“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
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其执政二十六年，郑国周旋于大国之间，不仅不被欺凌，反而得到尊重。
小国强大的关键，一是内行仁政，二是吏选贤良，三是行事周正。对内执政，不要欺骗百姓，一次骗了，百姓自认倒霉；两次骗了，百姓开始怀疑；三次骗了，百姓彻底不再相信政府。没有了公信力的政府，只能是弱势政府，行政人员便坐在了火山口，唯恐民怨随时沸腾。对外交往，更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国际之间更重诚信。负责任的国家，既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也能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若置国际公约于不顾，置承诺协议于不守，久而久之必丧失国家威信，如人之无赖，泼皮行径多了，便自绝于天下，看似高明的领袖，终有一天会在内忧外患之中垮掉。
权国是权衡国力，权政是权衡政府，权将是权衡将领，权战，则是对整个组织体系结合方式、运转效率和制约关系等进行权衡。尉缭子在《十二陵》中，讨论了权战中一些基本问题：
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详在于恶闻己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不实在于轻发；固陋在于离贤；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亡在于无所守；危在于无号令。
这里的权战是战略问题，也就是说思考要不要打。那就需要对制约战争的要素进行分析。
军事作战，是不对称的博弈，不可避免带有冒险性质，要意识到，几乎所有的成功都有侥幸的因素，事后总结都难免出一身冷汗，而失败似乎是注定的，因而，很多兵法自然要谈如何取得成功，但更多的是告诫如何避免失败。
在尉缭子看来，影响战略执行的要素有很多，但这十二种却是最为致命的，会使好端端的战略谋划付诸东流，化为泡影。
一是“悔在于任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有顾虑，就暂缓任用或者不予任命，任命了就要鼎力支持，作战最忌讳临阵换将，准备不足，士气受挫。从军队组织学的角度来讲，军事、行政官吏系统之间的磨合，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将帅之间的信任，也是需要逐步建立。古代战争靠将士累年相处才能彼此信任，而当代军事制度，很难使将帅有相处数十年的磨合，这就需要建立信任机制，减少因用人疑虑造成的指挥不畅，因用人不当造成的战略执行乏力。二是“孽在于屠戮”。“屠戮”是屠城、杀戮。军队之仁，在于匡扶正义、铲除暴虐，因而军人战场作战，伤亡不可避免。不能因为己方受伤害而肆意屠城、虐杀手无寸铁的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俘虏。从战术层面来讲，屠戮太重，只会令对手众志成城或者负隅顽抗，让接下来的战争更为艰辛，为战后的治理播下仇恨的种子，埋下隐患。古今中外，舆论几乎压倒性地谴责战时屠杀和种族灭绝行径。
三是“偏在于多私”。私有两种，一是私心，即领兵打仗，发动战争，不是为了靖除国难，维护和平，而是为了满足决策者的好大喜功和个人权威，这种仗往往操之过急，劳民伤财，“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最终只能耗尽政府元气，让国家日暮途穷。二是私党，任人唯亲，因私损公，任用官吏完全出乎个人交往，罔顾公平、公正。这样组成的统帅机构，看似一团和气，颇有执行力，那只是在和平时相互提携，彼此糊弄，却因缺少正气，战时必然一击即溃。在战争中，自古绥靖多弄臣，从来割让皆权贵。弄臣和权贵也都知道自己打不了仗，也知道战争无情，一旦真刀实枪去干，首先剥落的是自己的画皮，因此往往采用绥靖政策，主动讲和妥协。
四是“不详在于恶闻己过”。作战失败，一是不能因情措法，这是情报的问题；二是不能充分估计战情，这是统帅个人的问题。古代中国有造神、造圣人的传统，军队习惯下级服从上级，承平日久便养成一切唯上，一切唯命的习惯。从政治保证上讲，从作战命令上讲，坚决服从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战略决策中，最高决策者能否包容不同的意见，能否避免因为自己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和性情偏好造成战略误判，能否避免下级习惯性顺从而过分依赖决策者的意见，能否避免参谋人员的结构类同和倾向相近而缺少异议，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的制定，更需要逆向思维进行反对性的测定，用“蓝军”检验方案的弊端，找出漏洞，才能保证作战预案的完善和完备。
五是“不度在于竭民财”。竭民财，一是指国防而言，一方面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另一方面也要使军费开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不影响国计民生为度。就像冷战时苏联重点发展军工产业，重工业最终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二是指战时虽然以军备为主，但不能因此挥霍无度、压榨百姓，造成国力疲惫不堪。三是指军队内部的耗费过度。高适《燕歌行》说：“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军费不是用在备战，而是用来吹拉弹唱，把大量歌姬舞女招入军中，压缩作战人员的编制，造成冗官冗伎，而能作战的士卒严重不足。唐朝中期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军队作战能力却日趋下降，可以说，为将者骄奢淫逸，最终导致军中苦乐不均，严重损伤军队士气、正气和勇气，才是其根本原因。
六是“不明在于受间”。“间”，大而言之，为反间或间谍；小而言之，为善于挑拨离间的小人。无论间谍还是小人，都能毁坏君臣信任，影响决策层的和谐关系。最高决策层若无顺畅的信息通道和交流渠道，就会阻塞下情上达，被周围参谋人员或者工作人员蒙蔽，战场反馈系统失灵或者不畅，对战场情形做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现代战争，情报欺骗、战场佯动和信息控制，不仅会诱导决策系统做出战略误判，也会令决策层之间产生战略分歧和意见冲突。因而，为将者需要从海量情报中去伪存真，做出准确判断，不被诱骗，要能够对决策成员保持足够的信任。
七是“不实在于轻发”。轻，在人性叫轻薄，在做事叫轻率，在作战叫轻发。主要是指不了解实情，又没有深思熟虑，就匆忙得出了结论，看似果决，实则草率鲁莽。战略决策最忌轻举妄动。在战争博弈的环境中，诱使对手进行战略误判，不仅是军方的行动，也可能是举国策略，甚至是国际权谋。因此站稳脚跟，沉着应对，冷静观察，是避免中圈套的基本素养。
八是“固陋在于离贤”。战略决策层最忌讳固陋浅薄。固为固执，不肯改变初衷。原则可以坚守，而看法需要调整。陋，指目光短浅，做事抓不住要害。固陋的人能够进入最高层，一般有两个渠道：一是坚决听话，二是只会跑腿，这样的人不思考，好用，因而在和平时期升得最快。固陋的人最忌恨贤才，贤良的人有操守，不会唯命是从；才华卓越的人有见地，很容易卓尔不群。固陋的人知道贤良和才士如果上位，自己便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会想尽办法打压贤才，会制定各种规定扼杀贤才。周围如果全是平庸的人，听话和跑腿就变成了为臣者最好的品质。但如果贤才压抑，精英远遁，军队自然丧失战斗力。
九是“祸在于好利”。岳飞曾说：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财，国家就能鼎盛。他也明白，武官也有贪财的，文官也有怕死的。这里理解为互文更贴切些。“好利”、“自私”是人性共有的弱点，若将领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不仅会惹出祸患，甚而要赔上身家性命。典型的例子就是吕布，这位“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的英雄，有万夫不当之勇，陈寿在《三国志》中言：“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吕布要不是因为好利好色，常被引诱而反叛，杀旧主而投新主，功名或许在关羽之上。
十是“害在于亲小人”。小人，一是道德败坏，二是格局狭小。因为格局狭小，在考虑问题时，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得势者阿谀奉承，对失意者不闻不问，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小人能够容身，甚至侧身高位，一是能忍，低三下四，逢迎奉承，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二是能谄，身无好恶，人无原则，逢迎溜须，唯利是从。小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在上位者的嗜好，为自己赢得更大私利。而功成名就者，常会因自信而自负，因位高而轻狂，习惯了逢迎之事，听顺了谄媚之言，视人不清，毁在了小人手里。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疏远易牙、竖刁。可管仲去世后，他就忍不住重用二人，最后落得了“身死不葬，虫流出户”的下场。
十一是“亡在于无所守”。无所守，一是指没有可以凭借的地理险阻，将战略腹地直接暴露给对手。二是指没有持国的大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人很多，人才很少，关键时没有高明之见，也没有人站出来主持局面。三是国家内缺少战略支撑，外没有盟友声援，平时看似交好，战时反咬一口。四是国家一直没有明确的全局战略和区域战略，或者战略执行阻力过大，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政府仿佛消防或者应急队员，缝缝补补，最高管理层日理万机，夙兴夜寐，仍不能赢得民众理解和国际认同。一旦有事，远不能援之以手，近则趁火打劫，这类战略困境的致命性，在于缺乏清晰而准确的国家定位、道义坚持和地缘策略。
十二是“危在于无号令”。国家进入危亡的境地，不在于经济之贫，也不在于人数之寡，而在于不用法治。小国以礼，大国以法，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法令，必然纵容权力、富贵和强暴，这是丛林法则。而有了法令不遵守，或者法令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徇私枉法的工具，是文过饰非的借口，掌权者可以因好恶而随意判罚，富贵者可以因财货而改变奖惩，这是潜规则。丛林法则尚可约定俗成，即所谓的盗亦有道；而潜规则不是规则，在于其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无处不在，毫无章法。当所有的法律、制度、号令变成文字资料和口号时，没有人会把纪律当回事时，人心涣散，军心动摇，所有的战略决策和战术行动，都会被视为默契的游戏，至于此地，危亡的境地不远了。
《尉缭子》列出的十二点，几乎囊括了所有导致战略失效的要素，信言不美，听起来确实刺耳，却是作战经验的总结，也为后世的兴衰成败所证明。这就使我们意识到：战争，不是先想着如何去打击别人，而是要思考如何不被别人打倒；作战，不是先想着如何取得胜利，而是要保证如何避免失败。毕竟，对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来说，守得住要比攻得下更现实、更必要、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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