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阳

    圣约翰子女

    “文革”末期我插队回城以后，与认识的一位女知青聊天时，她总爱说起一位名叫“高潮”的人，说她如何如何地有才情。后来我去了北京染料厂当学徒，这位女知青听说了很高兴地告诉我，高潮就在那个厂！并说高潮的英语很好，是她母亲教的。还说，她母亲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女。

    “圣约翰？！”那是我国最著名和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教会大学之一，除了中文，连中国历史课都是请英文教授来教。若非解放初期将其解散，至今该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校史了，比北大还悠久。

    我到染料厂上班以后，和班组里的人混熟了，便请带班长毛毛有机会向高潮打个招呼。

    一天晚上下班洗完澡出来，见一女工在前面不远处昏暗的路灯下徘徊。她见我走过来便问：“你是刘晓阳吧？”

    我说：“是的。你是高潮？”

    她也点点头。我顺便打趣了一句：“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她早就听说过我，已经见到我来上班了。然后说：“我一看你就是干部子弟。”

    我很不愿意听这话。自从下乡以来，我一直在刻意隐藏自己的出身气质。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能被人看出来。于是我也回敬了一句：“我一看你就是圣约翰子女。”

    她听罢大笑。

    同赴1977年高考

    不久，1977年高考恢复，我和高潮都报了名。她的文学和外语好，但数学不行。那年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的外语系。我却因出身不好被刷下来了。高潮妈妈知道后亲自带上我，骑车到处找人疏通，但终是未能奏效。

    高潮在工厂上最后一班时，特地跑过来瞧我，鼓励我明年再考。我已经考过好多年了。每次的成绩都超过录取分数线很多，但总通不过政审这一关。越考脸皮越厚，反正考不上也损失不了什么，不考白不考；即使没人鼓励，我也不会洗手：“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

    1978年再次赶考，小成中了商学院，我则仍旧名落孙山。直到这年10月，各校都开学一个多月了，又改变了政策，我这才算“范进中举”。

    飞来横祸

    录取我的那间大学刚复课，百废待兴，乱事如麻，不得不推迟开学。我办完入学手续的一天，班长毛毛忽然跑到我家，神色惊慌地告诉我：“高潮出车祸了，你知道吗？”

    我吓了一跳，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到了她家推门一看，只有高潮的姨妈在家。我冲口便问：“高潮怎么样了？”

    姨妈神色黯然地说：“高潮没有了。”“没有了”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死亡？！我的脑袋许久转不过弯来，只觉得心头一片茫然。后来知道高潮骑自行车在街上被一辆军用卡车的保险杠挂住了。司机是个新兵，刚学会开车，没有经验，一踩紧急刹车，高潮便飞了出去，头摔在水泥路面上，当即不省人事；虽然送进医院抢救，但终是没能醒来，几个小时后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她是著名文学家巴人的小女儿

    刚开学我便请假去出席追悼会，灵堂设在八宝山一号室。我选择站在染料厂的队伍里。

    工人的感情纯朴，大家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一朝永诀，都很伤心。高潮静静地躺在百花丛中，脸上虽然经过修饰，但仍有几块绛紫色的淤血。好好一个人，就这么突兀地去了。

    像高潮这么年轻的追悼会，我还是第一次参加。

    高潮全名叫王高潮，生于1956年1月23日。她是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著名文学家巴人（王任叔）的小女儿。她个子不高，相貌中常，身体瘦弱，但很有情趣。后来我到了美国，和国内的人逐渐失去了联系。但见美国人骑自行车都戴头盔，我这才想起来，如果当时高潮戴着头盔，或许就不至于死了。

    (原稿有删节，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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