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宇

    斯德哥尔摩，阿兰达国际机场。

    我来这里是为了瑞典一个最著名的人，已故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

    从阿兰达机场出发，乘坐双螺旋桨的小型飞机向东南飞越海面，四十分钟后到达哥特兰岛——波罗的海上最大的岛屿——西岸的维斯比（Visby）；从维斯比机场乘车北行，五十多公里后抵达法罗海峡的渡轮码头。不远的对岸就是此行的目的地，法罗岛。

    1960年，为拍摄影片《穿过黑暗的玻璃》，伯格曼和他的摄影师来到法罗岛看景。那时候这个小岛还是瑞典的秘密军事基地，游人不准上岛。他本打算去苏格兰的奥克尼群岛取景拍摄，但为了省钱，制片人要他来法罗岛看看。伯格曼抱着“就是去看看，回来也好交代，拍戏还是去奥克尼”的想法来了，却爱上这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形容这些”，伯格曼在自传《魔灯》里写道，“只能说我终于找到了我要的景观，甚至可以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如果说这世界上真有一见钟情这回事，我对法罗岛的感觉就是如此”。

    之后他在岛上取景拍摄了四部剧情片，两部纪录片；他买下一些旧房子改建成住所、工作室、电影院，晚年定居于此，2007年在此终老，葬在岛上惟一的教堂墓地。

    2004年，岛上一些热心人自发组织了名为“伯格曼周”的活动，后来逐渐由“伯格曼中心”接手负责。每年6月，仲夏节之后，法罗岛的日出时间是凌晨两点半，而日落时间是晚上九点；岛上的人就多起来，从五百多常住居民的寂静小岛，变成五千多人的度假胜地。伯格曼周就在6月底7月初举办，放电影、办讲座、组织观众参观当年伯格曼拍电影的外景地。李安、文德斯等著名电影人也曾做客伯格曼周。

    今年7月，受瑞典使馆文化处的邀请，我与来自英、美、德、俄罗斯和印度的另外七位记者、影评人，成了头一拨造访伯格曼周的国际媒体人。法罗岛上的伯格曼故居和他的私人电影院，也是第一次向国际记者开放。

    拍卖场的奇迹先生

    去年6月，英国的克里斯蒂拍卖行大宗地产部挂出一件不动产拍卖品。那就是伯格曼在法罗岛上拥有的四处房产——离海滩咫尺之遥的写作小屋，位于汉马斯的伯格曼宅邸，位于丹坝的住宅、私人影院、影片仓库和一处改成居室的旧风车，还有安根的一套传统哥特兰式宅院。

    伯格曼在1967年买下他在法罗岛的第一处房产，到1993年，他卖掉斯德哥尔摩的房子，把所有东西都搬到这个岛上。在20世纪70年代的遗嘱中，伯格曼就决定死后卖掉自己所有物品，把钱分给继承人——八个子女和一个孙子。“这是我的愿望，不要讨论，否则会伤感情。”他这样写道。

    这一年，哥特兰岛和法罗岛地方政府刚成立了“法罗岛伯格曼中心基金会”，当地人把岛上一所废弃的小学校舍捐给了伯格曼中心。基金会的主席就是瑞典前首相卡尔松，他在岛上拥有自己的夏季住宅，也喜欢伯格曼的电影。卡尔松曾希望国家能出钱买下伯格曼的房产，因为他负责的这个基金会远没有足够的财力，“我们是人力组织，不是财团。”他说。但政府并没有兴趣。他又四处呼吁有心的个人能整体买下房产，还在美国的《综艺》杂志上登了广告。

    去年9月，斯德哥尔摩的Bukowskis拍卖行举行了另一场公开拍卖会，上拍的是伯格曼生前寓所内的沙发、写字台、相机等三百三十七件物品。这场拍卖吸引了数百位竞拍者，其中也包括伯格曼中心。

    “我们也想买回那些东西，因为房子搬空，就什么都不是了。也许成为有钱的阿拉伯人的度假屋……”伯格曼周的策展人、瑞典影评人雅妮克·阿伦德说，“那场拍卖，我们也得到一些赞助，可以去买一些就电影而言具有历史意义的物品，也许未来可以放在伯格曼中心”。

    但拍卖场发生了奇怪的情形。“一点都不像来自一个小岛的东西在拍。”阿伦德本以为也就五十克朗的加价幅度，可是每次举牌的加价幅度都迅速变成五千克朗。“根本就拼不起，我们的钱真不少，可是一件东西也没买到。”

    起初拍卖行预估的保底总价是两百万克朗，最终却拍得一千七百九十万瑞典克朗。拍卖行发言人当时承认，他们的估价太保守了。拍出最高价的两件物品，一是木制的瑞典皇家剧院模型，里边还有个小小的人像，是伯格曼自己，放在他最喜欢的那个座位上；另一件是一副象棋，白子少了一个王。只这两件，就拍得两百万克朗。

    这副象棋，拍卖公司介绍说“可能”就是伯格曼电影《第七封印》当中最著名场景里——骑士与死神在海边礁石上对弈——用的那副。《第七封印》是目前惟一出版了蓝光DVD的伯格曼电影，网络上有影迷依据影片的高清截图与拍品照片仔细对比，论证它的确就是那副象棋。“四个人买下了几乎所有拍品，没人能争得过他们。”瑞典电影学会国际部的琵雅·伦德伯格女士告诉我们。而事后证实，他们都是一个人的“手下”。10月，还是这个人，从克里斯蒂整体拍下了伯格曼的房产。他来自挪威，因为这个大手笔，挪威的报纸称他为“奇迹先生”。

    遗产回到法罗岛

    伯格曼周的招待晚宴上宾客济济，雅妮克·阿伦德用眼神指向一张最热闹的餐桌，替我们一一介绍：那个是丽芙·乌尔曼，那个是她和伯格曼的女儿琳·乌尔曼，那个是前首相英瓦尔·卡尔松，那个就是挪威的富翁……

    富翁名叫汉斯·古德·古德森，是伯格曼最小的女儿、定居挪威的作家琳·乌尔曼的朋友。古德森的公开身份是考古学家、科学家和投资家，他像这个世界上大多富翁一样保持着必要的神秘感，从不与媒体接触。“谁也不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据说是因为发明了什么记忆卡。”虽然伯格曼房产的拍卖细节没有对外公布，阿伦德说，古德森整体收藏伯格曼的房产和遗物，大约花费六千万克朗。

    不管他到底是谁，在哪儿发的财，最好的事情是，伯格曼的房子并没有变成阿拉伯人的度假屋。古德森成立了“伯格曼不动产基金会”，先由琳·乌尔曼代为管理，买下的大部分物品都送回伯格曼的旧宅，按原样布置。最近又落实了正式的基金会管理班子。

    于是我们才能走进汉马斯的伯格曼故宅。大家都看过2004年拍摄的那部纪录片《伯格曼之岛》，现在身临其境，真的见到大座钟、祖母的橱柜、壁炉边的卧榻，只是伯格曼不在了。私人书斋占据了长条形宅邸一端的一间大屋子，最整齐醒目的是占据两层书架的斯特林堡全集，伯格曼最爱的瑞典戏剧大师。紧挨着的是一屋子的录像带收藏，影片多且杂，塔尔科夫斯基、弗里兹·朗、德·西卡、希区柯克之类都还正常，玛丽莲·梦露、黛米·摩尔什么的也不难接受，但2003年，八十五岁的伯格曼看亚当·桑德勒演的俗气喜剧《愤怒管理》会是何等情形，还真想象不出来。

    卧室当中的大床铺着白色的钩花床罩，伯格曼就在这里辞世。床的两侧各有一张白色矮几，右边的这张，密密麻麻的笔迹如迷宫般写满了四分之三的桌面。工作人员说，那是伯格曼夜半醒来时，记下自己的梦。

    2002年，伯格曼把自己在电影、戏剧、文学领域六十五年的工作档案，包括手稿、导演工作剧本、日记、笔记，尽数捐赠给了瑞典电影学会。学会于是与瑞典皇家剧院、瑞典电影制片厂和瑞典电视台共同成立基金会，负责这些档案的整理、归类。“未必面向大众，至少让研究人员、学者能够使用。”阿伦德说，“这对我们办伯格曼周也很有帮助。”

    伯格曼往事

    2007年伯格曼的葬礼之后，丽芙·乌尔曼头一次回到法罗岛。1965年，这位挪威舞台剧演员在伯格曼的电影《假面》中演出，与伯格曼陷入热恋。她和他在这岛上同居五年，生下女儿琳，在1971年分手。

    丽芙·乌尔曼与雅妮克·阿伦德对谈，是这次伯格曼周的重头节目。乌尔曼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仿佛就在昨天。“一个导演必须懂得摆布演员。我记得演《面对面》的时候，角色要自杀，因为生活太不幸。我去看我的母亲，坐在小时候睡的床上，旁边是小时候盖的毯子……吃下了很多药丸，自杀了。要拍这场戏，伯格曼并没有太多指导，他就说你把这些药丸都吃了，坐在那儿，死了。但是他真的知道我是多么容易受影响，因为我听见他对负责道具的人说：你确定把瓶子里的安眠药都换成糖丸了吧。

    “尽管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但确实对我是种启发。于是开机，我拿着药瓶开始想：这里头到底是什么呢？我的手应该发抖，而这时候我抖得更厉害了，我心想这一招还真不赖啊。我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手抖着，因为我琢磨着万一都是真的呢……机器还不停，我坐在那儿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只能揣测要是真的吃了那么多安眠药这时候应该感到困倦了。“她倒在床上，机器还在转，躺在我儿时的小床，小时候在这里做过多少梦……我记得自己是孩子的时候看着自己的毯子，于是她开始摸那小毯子——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了。机器还没停。我想我总得知道我什么时候死……”

    她说起伯格曼与伍迪·艾伦在纽约“历史性的”会面。那是1975年她在百老汇演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因为赶上妇女解放的潮流而大受欢迎，她登上了《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的封面。

    “英格玛也想来纽约看《玩偶之家》，和他老婆英格丽。他打电话问，我们能来吗？我说当然能来。简直太给面子了，因为他不爱出远门。他来呆两天，住在一家很漂亮的名叫皮埃尔的酒店。伍迪·艾伦约我吃晚饭，他经常约我吃饭，就为了听我讲英格玛·伯格曼，他非常钦佩伯格曼。然后我告诉他，英格玛·伯格曼真的来了，来看我的《玩偶之家》。

    “他特别激动，问我说你觉得我能见他吗？我也说不好，因为他不爱见人。但我在英格玛启程离开之前打电话给他，说伍迪·艾伦真的非常想见见你。他说好，我要见他。我们定下来，在他看完戏之后，伍迪·艾伦和我去他的酒店套房，我们一块吃个饭。那天的戏完了伍迪来接我——你们不会相信的，跟他在电影里完全不一样，他有豪华加长轿车，有戴白手套的司机。我们俩就到了皮埃尔酒店。他紧张得一言不发，我们坐电梯上楼，敲那间套房的门，英格玛开了门，两人见面，一片安静。

    “两个天才见面了，能够亲眼旁观真是妙不可言。我们进到起居室，餐桌已经摆好，入座上菜，他们还是静静地，不说话，看着彼此。英格丽和我也都不是健谈的那种，然后我们突然说起了肉丸子还是什么，我不知道肉丸子怎么做，英格丽知道……而那两位呢，交换一下眼神，意思是：噢，这些女人……”

    如果他愿意回来……

    丹坝，琳·乌尔曼在她父亲的私人影院外边候着我们八个人。白墙红顶的房子，以前是岛上平常一间谷仓。门口放一张蓝色的长凳，每到夏天，下午三点，伯格曼就在这里等着琳一起看电影。“我们每天看两部电影，下午三点是不折不扣的艺术电影，常常是默片；晚上7点半是更大众一些的片子，有时还有孩子来看。”“他很少在这里看自己的电影，即便看也完全是为了技术的原因，他放自己的电影给别人看时会特别紧张。”琳·乌尔曼说：“我记得有一个夏天我特别幸运，因为他必须检查好几个自己的电影的拷贝，我也就跟着看了好几部。我看《假面》的时候还很小，九岁还是十岁。他就坐在他的固定座位，我在他旁边。放完电影，他转头对我说：‘他们说这个电影看不懂。你看懂了么？’”

    除了汉马斯房子里那些录像带，据说伯格曼还有为数可观的电影拷贝收藏。我们问不动产基金会负责人夏希丁这些拷贝在哪儿，她竟做神秘状说：安全的地方。阿伦德又告诉我们，伯格曼虽然偏居瑞典国土最东端的法罗岛，但因为与国家电影部门关系很好，如果想看电影，只要瑞典有，打个把电话就能调来。

    这个小影院在1975年开张，《魔笛》的首次放映就在这里。以前影院里共有十五张沙发椅，现在有十六张。第一排的一张座椅上搁着个灰色的羊毛靠垫，那是伯格曼的固定座位，现在不再让人坐，所以在旁边加上了一个座位。

    “也曾经有过争论，让人坐还是不让？现在我们让它空着，但过些日子我想也会让人坐的，我不是太在意那个……如果他愿意回来看看，他会在这儿的。”琳举起手指，在影院的空气里画了个圈。

    能在这里看电影，也有赖挪威富翁古德森的慷慨。阿伦德自从负责伯格曼周的节目，就一直想在这里放映电影，但过去要和九位遗产继承人商洽，很难谈下来。现在可算有了便利条件。我们在这里看了四部电影，并非伯格曼老片，而是最新的几部瑞典电影。通过法罗岛让世界更多地关注瑞典的电影业，也是伯格曼周的目的。

    从2000—2009年，瑞典每年平均发行三十四部国产电影长片；去年发行了四十一部长片，包括三十一部剧情片和十部纪录片。其中二十七部影片得到了瑞典电影学会的制作资助。琵雅介绍这些数字时我略感吃惊，这么小的国家，电影产量超出预料。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自2000年起浮动在18%—25%之间，而去年达到了32.7%。市场上最流行的，是好莱坞犯罪片、情节片和国产的喜剧。

    位于“南沙滩”的BIO电影院虽然简陋，却大得多，可以坐下百余人。我们与伯格曼周的其他观众一起看了伯格曼的《夏夜的微笑》。放映之前由瑞典导演约翰·克林做介绍，他说这个电影他看过五十遍，自己第一部电影的灵感就来源于此。

    还有半天的巴士旅行，带我们去看《假面》、《穿过黑暗的玻璃》、《羞耻》等影片取景的外景地。大巴上一边放着伯格曼电影片段，一边有“导游”讲解；到了每处具体的景点下车，自然景观的旁边，还有装载在小客车后备厢里的平板电视，循环播放相应影片的片段，让你对照几十年前的黑白影像与今天的真实。

    伯格曼与最后一任妻子英格丽合葬在法罗岛教堂墓地。小小的墓石铭刻着两人的生卒年份，安静地居于墓地一角，与别的墓碑保持着距离。地方是伯格曼自己选定的，他一向讨厌人来人往。自己的葬礼是伯格曼悉心“导演”的最后作品：他自己选择了产自法罗岛的木材，自己选了木匠，棺材的设计参照教皇约翰·保罗一世所用棺椁的简单样式。参加葬礼的人必须穿黑色套装，除了红玫瑰，不许戴别的花；“如果有人不想来，也没关系。”他在去世前说。

    “记者呢？”我们问随行的瑞典电影学会职员，他笑起来：“记者只能站在一百米开外，跟绵羊一块儿呆在草地上。”

    教堂离丹坝的电影院只有不到六公里的距离。如果真像琳·乌尔曼说的，他想回去看看，也不算远。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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