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

    人们对“羊羔体”的质疑，分明潜藏了对前七十年传统新诗美学的不满足。甚至那些围绕在“羊羔体”质疑话题外围的对“官员获奖”的敏感，都有着“维护文学评奖单纯性”的善良初衷，某种程度上讲，它们反映了广大公众继为足球界成功打黑进行欢呼之后，把廉政诉求进一步投向精神领域的美好愿景。

    文学奖只能是奖给作家的，像“鲁奖”这样的“准国家级文学奖”，在体制内可能有着相当于（甚至还可能是高于）行政奖的待遇，但它毕竟不能等同于行政奖，更不是以鲁迅命名的“公务员写作奖”。所以文学读者真正关心的，还是获奖作品的文字是否具备了足够的深度与难度。当然，一旦出现了高级别的公务员作者获奖，人们出现担心也是必然反应。所以国外高级别在任公务员，为了避免误会，基本不参加专业文学奖的评选，法国已故总统密特朗就是这样。

    从“诺奖”到“鲁奖”

    2010年10月，对于中国内地来讲，是一个比往常热闹得多、滋味也复杂得多的时节：

    首先是二十多年前曾深刻影响过内地读书界和文学界的西班牙语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经过了多年的等待和角逐后，终于如愿摘得201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略萨是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震动世界文坛的“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之一，结构现实主义小说的创始人。他也是自1980年代以来，作品被译成中文最多的当代世界文豪之一。在将近三十年的时光里，他的不少中文读者，已逐渐成长为当今汉语文坛的中坚力量。

    按照惯例，像略萨这样伟大的源头性作家获得诺奖，通常会被全球的文人和读书界视为“文学的节日”。媒体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自然是少不了的，更何况他的作品，还曾滋养过我们的汉语文学！然而恰在此时，作为象征着中国内地最高水准的四大文学奖之一的鲁迅文学奖，公布了它的第五届评选结果。武汉诗人车延高因其成为获奖者之一，以及媒体对其所写的“羊羔体”的报道，而成为社会的关注热点。公众有关文学的议论就这样转了回来，只不过——由世界转回了本土，由“诺奖”转回到“鲁奖”，由“现代—后现代小说”转向了“新诗”……

    单语种选材的鲁迅文学奖，风头盖过了世界视域的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对负面性信息的关注，压倒了对正面信息的兴趣……这样强烈的反差，在内地还是第一次。它也使得今年公布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成为继国美电器陈黄之争、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后，2010年秋季媒体最热议的话题之一。

    “羊羔体”：是又一次“媒体错爱”？

    虽说拥有着十几年的评奖史，且作为一个每届都要评出数十位获奖者的“传统奖项”，鲁迅文学奖在整个文坛已然留下了一定的识别印记，但刚刚结束的第五届鲁奖，留给公众的记忆注定会是迄今为止最鲜明的——人们也许无法准确说出以往几届获奖者及其获奖作品，可至少在眼下，在媒体从纸本到网络的全方位信息轰炸下，他们记住了“车延高”这个名字，从此把他和鲁迅文学奖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看起来像是只颁给了一个人——车延高！这就是信息高速公路，这就是传媒时代！媒体所特有的信息抹擦与放大功能。不管你乐不乐意，一旦具备了某些吸引眼球的因素，媒体就会立刻扑上来，将它放大，乃至膨化成整个世界那么大！

    别以为这种放大、膨化是“中国特色”，它属于整个世界，属于这个时代。它不负责对错，也不负责善恶（这一切的提供者，照例还是那些当事人），它只负责呈现，挑出最醒目的——想想刚结束一百天的南非世界杯吧，章鱼保罗是怎么出的名？还有它之前，内地街头的那位“犀利哥”。

    在所有关于“羊羔体”和鲁迅文学奖的议论里，最吸引眼球的节点无非就是三个：1.“羊羔体”算不算诗；2.官员获奖；3.鲁迅文学奖的水平。我们先可以围绕每个节点，单独来看。“羊羔体”是不是“诗”？我认为是，因为它写成了诗体。凡是写成了诗体，而又承载了一定言说内涵和目的的文字，如果单从文体分类的角度上讲，我们都应该承认它是宽泛意义上的“诗”。不过，在认可了这一前提后，我们还要明白，诗与诗在体裁内部的细分，以及具体指标的评定上，又是截然不同的。根据具体的语言形态，以及抒写方式，人们可以把“羊羔体”认定作“新诗”，但却无法将其列入注重格律、音韵的“古典诗”，抑或注重智性、凝练和多维技艺探索的“现代诗”……

    所以，一旦当评论者进入具体的诗学语境发言，同一首“诗”在不同的发言者嘴里，得到的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评价，这与情绪乃至对作者的好恶无关，更多的是缘于诗歌在进入工业化文明乃至今天的计算机文明以后，所发生的历次美学裂变。这些裂变，在欧美经过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演变；而它们在汉语里重演，是近三十年的事——伴随核聚变式的快速与混乱……我们知道，人类对于诗歌作品的评判标准，历来是最自由而又最个人化的——这大约便是创作界许多分歧、恩怨和意气由来的根本。

    更复杂的情况则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新诗”的欧化自由体诗歌，已经有着一百年的历史，它的前七十年传承，和我们刚提到的这追赶世界美学潮流的三十年，又是不一样的！这前七十年的诗歌传承，正是迄今为止国内各级别语文教育、文学评奖所秉持的诗歌美学依托之所在。所以，今天汉语诗歌的最前沿部分，是与世界诗歌同步的。但新诗的绝大部分作者、读者对诗歌的理解，却是类古典式的，充其量只与新诗前七十年理念紧密相连。车延高的写作——无论是“羊羔体”还是他获奖诗集中的作品，当然也无例外。

    由“羊羔体”生出的质疑，貌似媒体对鲁奖评选结果所制造的一个冤案，其实互为因果：媒体因为评奖结果，找到了获奖作者的博客，按照吸引眼球的传媒逻辑，自行发掘出了“羊羔体”。“羊羔体”虽不属于评奖诗集内容，毕竟出自同一获奖作者。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展示了新诗美学在不同情境和题材激发下，所表现出的不同极限。那些质疑的声音，与其说是在质疑“羊羔体”和其作者，还不如说是站在当代，重新考量汉语新诗前七十年美学传承、它的表达功效，以及它们所指引的评奖标准。这些质疑，与前几年某些无良学人炮制“庸诗榜”、恶搞当代诗歌的动机，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利用教育机构所持有的公共资源和权力，牟取私利、报复批评者。对“羊羔体”的质疑，则分明潜藏了对前七十年传统新诗美学的不满足。甚至那些围绕在“羊羔体”质疑话题外围的、对“官员获奖”的敏感，都有着“维护文学评奖单纯性”的善良初衷，某种程度上讲，它们反映了广大公众继为足球界成功打黑进行欢呼之后，把廉政诉求进一步投向精神领域的美好愿景。

    “官员可不可以获文学奖”本来就是个伪命题。因为文学奖只能是奖给作家的，像鲁奖这样的“准国家级文学奖”（毕竟还没有被正式宣布为“国家文学奖”或“文学华表奖”之类的名目），在体制内可能有着相当于(甚至还可能是高于)行政奖的待遇，但它毕竟不能等同于行政奖，更不是以鲁迅命名的“公务员写作奖”。所以文学读者真正关心的，还是获奖作品的文字是否具备了足够的深度与难度。当然，一旦出现了高级别的公务员作者获奖，人们出现担心也是必然反应。所以国外高级别在任公务员，为了避免误会，基本不参加专业文学奖的评选，法国已故总统密特朗就是这样。密特朗爱写小说，有一阵子每周都安排固定时间跟图尔尼埃这样的文学大师级朋友聊小说和写作。

    美国前总统卡特十几岁写诗，直到卸任总统后才出了第一本诗集。我曾从报道里辗转读过一些：“她常常微笑，鸟儿们/感到不再需要唱歌，或者/我也许没听见它们的歌声。……当她的害羞消失、头发变白，/她的微笑依然使鸟儿忘记歌唱/也依然使我忘记听见鸟儿的呢喃。”（《蕾切尔》）；“我们在和平时代杀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却声称一些人已经丧失了权利生存。”（《我们用话语学会仇恨》）卡特写得不比车延高差，不过出于对他老人家和我本人专业的双重尊重，我还是决定不买他那本名叫《总是估算及其他诗篇》的诗集。

    本届鲁奖的颁奖辞媒体没有公布，所以不知道网上四处转载的车延高获奖评语中那句——“难得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是否真的。如果是编造的，那车延高应该算受害者；如果真是评委所写，那也就别怪那些质疑的人了——因为你们给了大伙充分的理由！这样的评语实在太不专业，更有违作为“评委”的职业道德和庄重。

    “大奖”可以避开争议吗？

    虽然我们处在一个无限娱乐化的“眼球经济”时代，可一个文学奖老引发争议，毕竟不是什么令人欣慰的效果，而作为一个已经评了五届的准国家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似乎跟形形色色的遗憾、质疑、传言联系得有点过于频繁。

    首先是获奖者人数过于庞大，有些获奖者的身份又游刃于评委和得奖者之间。“世界上有这样的文学奖吗？一个奖三四十个人获奖，不是非常可笑吗？”“前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几乎每届都会有评委获奖，而到了2007年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竟然同时有四位作家，既是评委又是获奖者……”（香港《中国评论月刊网络版》）

    其次是入围作品的质量，以及入围作者的遴选——“我对获鲁迅文学奖的小说是失望的。”“故事老旧贫乏，有些小说相当于高中作文的水平；结构松弛，中国小说家对短篇小说的容量认知不全面，其实一个短篇有时候比一个长篇的思想信息容量还大；叙事雷同，普遍呈老人化；语言浑浊，明显的不节制和拖沓，不干净，多余描写太多；跑题，意义的匮乏，没有形而上的思考。时下中国作家不知道怎么把故事进一步推进，更不会把意义推进。”（评论家傅翔，《南方都市报》2007年10月26日《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获奖小说受质疑》）

    “（理论评论奖）第一届是左派包揽天下，无论评委组还是获奖者，还是获得提名者，左派占据绝对优势，第二届在左派的领袖人物陈涌获得第一名之后，左派阵营人马在理论评论奖项上的使命基本完成，理论评论奖的角逐开始超越意识形态，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只剩下纯粹的名利，左中右各个既得利益集团开始密切合作……第三届成为文坛各既得利益集团竞合的盛宴。”（《鲁迅文学奖，鲁迅和中国文学的敌人——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的观察》，作者萧夏林）

    因为本届鲁奖生猛地摒弃了翻译作品，笔者特意留意了一下入围名单，觉得像刘瑞洪翻译的《理所当然》（埃利蒂斯原著），张文宇和黄向荣翻译的《万有引力之虹》（托马斯·品钦原著），钟志清翻译的《爱与黑暗的故事》（阿摩司·奥兹原著）这样在读书界引起关注的名著，是不是真就到了应该被摒弃的地步？究竟是评委们真在“坚持宁缺毋滥”，还是根本就没有读过？！

    同理上溯——像王建开、陈庆勋翻译的《天使望故乡》（托马斯·沃尔夫原著，上海译文2009年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组织多人翻译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多卷本，较近的第八卷出版于2008年），刘积源、祁天秀翻译的《你不能再回家》（托马斯·沃尔夫原著，敦煌文艺2008年版），朱建迅、李晓芳翻译的《纠正》（乔纳森·弗兰岑原著，译林2008年版），胡南平翻译的《荣誉之剑》（伊夫林·沃原著，译林社2008年版），杨德友翻译的《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柯拉柯夫斯基著，三联书店2007年版）、宋瑛堂翻译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安妮·普鲁原著，人文社2006年版），刘文飞主持编译的《普里什文文集》（五卷本，长江文艺2005年版），江宁康翻译的《西方正典》（哈罗德·布鲁姆原著，译林社2005年版），马文韬翻译的《傅立特诗选》（人文社2004年版），张子清翻译的《生日信札》（特德·休斯原著，译林社2001年版），金隄翻译《尤利西斯》（乔伊斯原著，人文社1996年出齐）……这些毫不逊色于前辈大家的、填补空白性的重译和首译，就这么湮没在每一届“宁缺毋滥”的操守中了，更不要提林少华翻译、上海译文社推出的三部村上春树力作《东京奇谭集》（2006年）、《海边的卡夫卡》（2003年）、《神的孩子全跳舞》（2002年），以及杨自伍先生那套耗力达数十年的伟大译著——《近代文学批评史》（雷纳·韦勒克原著，上海译文2009年推出全套修订版）！

    对译作的评选如此，而对那些本土重要的原创型作家的“遗漏”又当如何？我浏览了一下五届小说获奖者的名单，在里面没有找到莫言、张承志、马原、余华、王朔、王小波这六位对当代小说和散文文体建设有过贡献的名字；同样，在诗集的获奖者名单里，也只有西川和于坚两位，算是朦胧诗后诗坛上虽有争议，却还能得到业内公认的一流作者……鲁奖评委们在当代文学各类文体的发展与建设上，要弥补的功课实在是太多了。而这对于那些原本就有自己日常工作、每届只是以兼职身份与精力投入评选工作的各级评委来讲，恐怕又有点勉为其难了。

    关于某些跑奖和暗箱操作的传闻，我注意到质疑者和评奖方的回应，都把焦点围绕在是否有“卖奖”一事及其举证上。其实别说一个鲁奖，全世界任何一个活动，一旦涉及暗箱操作和金援，恐怕都是没有发票和收据供人查证的——除非像足球打黑那样，直接越过“行规”，司法介入。只要司法没有介入，关于是否存在暗箱和金援的争执，就只不过是一场无结果的口头热闹。但口头热闹，以及引发它们的那些传言与猜测，真的就与真相，乃至可能存在的评奖潜规则毫无关系吗？恐怕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他们各自需要的结论。

    文学奖的评奖，想彻底告别争议，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奖设立的初衷（许多议论者往往会忽视这一点）、评奖者个人的审美倾向、评奖过程中的人性因素，以及突发性元素。不止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这样的内地华语奖项，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法国龚古尔奖，也都有着各自的负面性争议。比如诺奖经常受制于评委们幼稚的政治立场、近乎文学清教徒式的道德性挑剔，而出现让人瞠目的选择；龚古尔文学奖前几年因为评委们背后所牵扯的几大出版社利益，也爆出过暗箱操作的传闻。但它们所浮现的这些争议，基本又是在奖项的运作与有关回避原则向外界公布的前提下存在的。这一点，恐怕又是鲁奖这样的内地文学奖最不完善的地方。一个办了十几年的、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最高级别文学奖，连个官方网站都没有，实在有一点寒碜和说不过去，也给外界陡生出许多猜想的空间。

    鲁奖在评选中所多次出现，且被人诟病的评委得奖一事，在国外的这些重要文学奖评选中极少出现。像诺贝尔文学奖，曾先后颁给过瑞典本国的文豪拉格洛芙（1909）、黑登斯塔姆（1916）、诗人卡尔费尔特（1931）、文豪拉格奎斯特（1951）、小说家庸松和诗人马丁松（1974，并列获奖）。后四位虽然都是瑞典文学院成员——可他们中除了卡尔费尔特，另外三人并不是诺奖评委（瑞典文学院和诺奖评委会虽有渊源，但并不是同一个“单位”），而卡尔费尔特的得奖，是死后追授的——卡氏生前作品享有巨大声誉，多次获得外界提名，他本人却因为自己是诺奖评委，出于避嫌，数次谢绝了该奖。诺奖评委会只好等到他因病退休，再颁奖给他。可卡老师退休后很快就去世了，评委会感于他生前的高风亮节，破例追授给了他。即便这样，还是遭到了当时媒体的质疑。卡尔费尔特生前的做法，很值得鲁奖的评委们认真学习和领会。

    前面说过，文学奖的评选，本来就易起争议。但怎样把争议的可能性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怎样不让它们被蹈入负面性读解，同时不断用具体的结果来提高奖项的公信力，这就是对操盘者能力与智慧的重大考验。这也是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内地重量级文学、文艺评奖，需要从美学到规则、从机制到运作等各个角度，进行深刻反省和总结的。一个奖吸引眼球固然重要，靠树立正面影响而非负面影响去吸引人们的关注，更加重要。毕竟，国营性奖项动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它属于社会性资源，所以公器不能私用。评委们用好、用对每一分钱，才算对得起设立奖项的初衷，才能稍稍无愧于“鲁迅”这个名字，以及他所身体力行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1月18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