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又搬回到外祖父家里。

    “你又来了，小强盗？”他迎着我说，一边用手指着桌子，“那好吧，现在我不能养活你了，让你外祖母养活你吧！”

    “我养就我养，”外祖母说，“你以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

    “那你就养吧！”外祖父喊道，但立即又平静下来，对我解释说，

    “我和她完全分开过了，现在我们是各过各的……”

    外祖母坐在窗户下，迅速地织着花边，线轴快乐地滚动着，铜针在太阳下闪着耀眼的光。

    外祖母一点也没有变！外祖父却更加干瘦了，脸上布满皱纹，他那棕红色的胡子变成了灰白色，一双绿眼睛疑神疑鬼地东张西望。外祖母以嘲笑的口吻向我讲述了好多外祖父分家的事情。他把所有的锅碗瓢勺、破盆破罐都给了她，还说：

    “这些都是你的，你别想再向我要什么东西了！”

    然后，他把她所有的老式衣服、物品，还有一件狐皮女大衣，都拿走了，卖了７００卢布，并把买来的钱借给了他的教子——一个做水果生意的犹太人。他简直完全失掉了廉耻之心：他开始走访亲朋故友，向人家抱怨诉苦，说孩子们把他弄得破产了，向人家哭穷，要钱。他利用别人对他的尊重，骗到很多的钱。外祖父拿着这些钞票在外祖母鼻尖下晃来晃去，夸口说大话，像逗弄小孩似的逗弄她说：

    “看见了吧，傻瓜？人家连这个数目的百分之一也不会给你！”

    他把收集来的钱借给了他的一堆新朋友——一个身材很高、秃脑门、在村镇上诨名叫做“皮鞭”的熟皮匠去生利息；还向那个人的姐姐放债——她是一个店铺的老板娘。

    家中的一切都是严格分开的：今天是外祖母出门买东西做饭，明天就该外祖父拿钱买食品和面包。轮到外祖父买的时候，午饭就要差些；外祖母买的全是好肉。茶叶和糖也是各人保存各人的，但他们在一个茶壶里煮茶，外祖父总是心神不宁地说：

    “等一等，让我看看，你放了多少茶叶？”

    他把茶叶放在手掌上，认认真真地数着，说道：

    “你的茶叶比我的碎，所以我应该少放些，我的茶叶片大，煮出来的茶色也更浓。”

    他格外注意外祖母倒给自己和倒给他的茶是不是浓度一样，倒在两个茶杯里的分量也要一般多。

    在共同生活了五十年以后，居然干出这种事来！

    我看着外祖父的这些鬼把戏，觉得又可笑又可恨，而外祖母只觉得可笑。

    “你呀，得了吧！”她安慰我说，“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老头子老了，越来越糊涂了！他已经活了８０岁，也往后倒退了八十年！就让他糊涂下去吧，看谁倒霉？我来挣咱们两个人的面包，别怕！”

    我也开始挣钱了：每逢节假日，一大清早，我就背着口袋走遍大街小巷，挨门挨户去捡牛骨头、破布、碎纸、钉子。把这堆东西卖给收破烂儿的，可以得到２０戈比。平时放学回家，我也干这玩意儿，一到星期六，就把捡来的各种废品卖掉，可以得到３０戈比，甚至５０戈比，要是运气好，卖得更多。外祖母拿到我挣来的钱，急忙塞到衣裙口袋里，垂下眼皮，夸奖我说：

    “谢谢你，我的好孩子！咱们两个人完全能够养活自己。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一次，我偷偷看见，她把我交给她的几个戈比放在手心上，默默地瞧着它们哭了，一滴浑浊的眼泪挂在她那像泡沫岩似的大鼻孔尖儿上。

    比卖破烂儿收入更多的营生，是到奥卡河岸上的木材场或彼斯基去偷木柴和板条。彼斯基是一个岛的名称，每到集市季节，人们就在这个岛上搭起一些歪歪斜斜的临时木板棚，做打铁、卖铁器的生意。集市结束以后，那些临时的木板棚就被拆掉，木杆子和薄木板在那个岛上堆积成山，几乎一直存放到春汛期到来。一块好的木板条卖给小市民房主，可以得到１０戈比，一天可以偷两三块。不过，干这件事儿得在坏天气里进行，因为只有这时看守人才会躲进他的小屋子里。

    我们几个要好的伙伴结成一伙，准备去偷木板。有贫苦的莫尔德瓦女人的１０岁的儿子萨尼卡·维亚希里，这是一个性情温和、讨人喜欢的男孩子；没有父母的科斯特罗马，他头发卷曲，骨瘦如柴，长着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他后来１３岁时，由于偷了人家的一对鸽子，被送到少年罪犯教养院，在那里上吊死了；鞑靼小孩哈比，是一个12岁的大力士，他为人忠厚而且善良；扁鼻子雅兹，看墓人的儿子，是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他不大爱说话，患有羊痫风；年纪最大的是女裁缝的儿子格里沙·丘尔卡，他是一个明白事理、主持公道的人，也是拳击的狂热爱好者。我们这群孩子都住在一条街上。

    在这个镇子上，偷窃并不算罪恶，对于那些半饥不饱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他们谋生的唯一手段。大人们的目标是货船，在伏尔加河上寻找机会。

    每逢休息的时候，他们都要讲述自己的经历，夸耀自己的收获，孩子们边听边学。

    孩子们常常偷木工的工具，偷客车马车夫的扳子，偷运货马车夫的轮轴或木轴，而我们这伙人不干这种事。丘尔卡有一次坚决地说：

    “偷东西，我可不干，妈妈不让我干。”

    “我也怕偷东西！”哈比说。

    科斯特罗马对小偷有一种厌恶情绪，他在说到“小偷”这两个字时，声调非常尖刻粗暴；他一看见陌生的小孩抢劫醉汉，就把那些小孩赶跑，要是抓住一个，就狠狠地揍他一顿。维亚希里确信：偷窃，是一种罪恶。

    不过，从彼斯基岛上偷拿木板条或木杆，可不算罪恶，我们都很愿意干这件事儿。一到晚上，天黑以后，或者在刮风下雨天，维亚希里和雅兹就从河湾一带的冰面上向波斯基岛进发。他们大模大样地走着，竭力把看守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身上，我们另外４个人便分散开来，悄悄地溜过去，用一个带绳子的大铁钩，钩住木板条或木杆，在雪地和冰面上拖着跑。看守人大概从来不会发现我们，即使发现了，也追赶不上。我们把拖回来的东西卖掉，把卖来的钱分成６份，每人能分到５戈比，有时还能分到７戈比。

    用这些钱满可以吃一天饱饭，但这些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途。维亚希里必须每天给他母亲带回二两或半瓶伏特加酒，否则就会挨揍；科斯特罗马把钱攒起来，希望将来能饲养鸽子；丘尔卡的母亲有病，他也想尽量多挣些钱；哈比也在攒钱，为的是能够回到他出生的那个城市去。他是被他舅舅带出来的，他舅舅来到下诺夫哥罗德后不久，就淹死在河里了。哈比忘记了他出生的那个城市的名字，只记得它在卡马河岸上，离伏尔加河不远。

    与偷木板相比，我们更喜欢捡破布和骨头。在积雪开始融化后，如果一场大雨把空荡荡的集市冲刷得干干净净，这件事儿就更有意思了。在集市上的水沟里，常可以抢到许多钉子和铁块，有时还能捡到一些钱。不过，为了不让看守货摊的人赶走我们，夺走我们的口袋，必须付给他们两戈比，或者向他们打躬作揖，苦苦哀求他们半天。一般说来，我们挣这点钱并不容易，但我们相处得很友好，虽然有时也争吵几句，但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架。

    维亚希里是我们的和事佬，他总是在别人吵架时，说：

    “哎，这有什么必要呢？”于是，我们清楚地看出——的确没有必要！

    他管自己的母亲叫“我的莫尔德瓦女人”。

    “昨天，我的莫尔德瓦女人回家时，又喝得烂醉如泥！”他笑嘻嘻地讲述着，两只金黄色的圆眼睛闪闪发光，“她‘砰’的一声把门推开，坐在门槛上唱个没完。这只老母鸡！”

    一向认真的丘尔卡问道；

    “她唱什么呀？”

    维亚希里用手轻轻地拍着膝盖，尖着嗓门学他母亲唱起歌来：

    年轻的牧人沿街走，

    皮鞭碰到地上“喀喀”响。

    他用皮鞭去敲窗口，

    我们赶快跑到大街上！

    这个牧人名叫鲍尔卡，

    像夜猫子一样到处逛，

    他芦笛吹得震天响——

    吹得全村入梦乡！

    他熟悉许多这样欢快活泼的歌曲，而且唱得很流畅。他接下去说，“她就这样在门槛上睡着了，弄得屋里冷飕飕的，真要命！我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差一点没冻死，把她往屋里拖吧，又拖不动。今天早晨我对她说：‘你怎么醉得这样厉害？’她却说：‘没什么，你就再忍耐一点吧，反正我也快死了！’”

    丘尔卡一本正经地证实说：

    “她快死了，全身都肿了。”

    “你可怜她吗？”我问。

    “怎么不可怜？”维亚希里惊讶地说，“要知道，她可是我的好妈妈啊！”

    我们大伙都知道，维亚希里的那位莫尔德瓦女人经常会无缘无故地揍他一顿，但我们还是相信她是一个好女人。碰到不走运的日子，丘尔卡便建议说：

    “咱们每人凑一个戈比给维亚希里的母亲买酒喝吧，不然她会揍他的！”

    维亚希里非常羡慕我和丘尔卡，因为我们这伙人中只有我俩认识字。他揪着自己那耗子般的尖耳朵，像鸽子叫似的“咕咕”说道：

    “等我埋了我的莫尔德瓦女人之后，我也要去上学，我要跪在老师脚下，请求他收留我。学成以后，我就去求大主教雇我当园丁，要不就去直接求教皇！”

    那一年春天，莫尔德瓦女人死了，举止稳重的丘尔卡对维亚希里说：

    “你搬到我们家去住吧，让我妈妈教你认字……”

    过了一段时间，维亚希里便能高高兴兴地昂着头，念起招牌上的字来：

    “杂品食货店……”

    丘尔卡纠正他：

    “是食品杂货店，你这个怪人！”

    “我看得见，可是我把字母念颠倒了。”

    “那就错了！”

    “它们老是欢蹦乱跳的，似乎乐意让人们念它们似的！”

    维亚希里对树木和青草的爱护，令我们大伙都觉得他特别可笑。

    我们当中要是有谁坐在了草地上，维亚希里就气呼呼地嘟哝着说：

    “喂，干吗要糟蹋青草呢？坐在旁边沙土上不也一样吗？”

    谁也不敢当着他的面，弄断一个柳枝，折断一根正在开花的接骨木，或者砍下一根柳条子，要是被他看见，他会一耸肩膀，说：

    “你们干吗要毁坏草木？真是活见鬼！”一看到他那吃惊的样子，大家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每逢星期六，我们都要组织一次开心的游戏。为了准备这次游戏，我们得花费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把街道上的破草鞋收集起来，堆放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等星期六傍晚，当一群码头搬运夫从西伯利亚码头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在十字街头附近的某个地方占据好阵地，向他们投掷破草鞋。

    那些搬运工起初对我们很恼火，到处追赶我们、骂我们，可是没过多久，他们自己也对这种游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也随身携带着许多破草鞋，出现在战场上。不仅如此，他们还窥探到我们藏“军火”的地方，不止一次地偷光了我们储存的“武器”。

    我们对他们抱怨说：

    “这算什么游戏呀！”

    于是，他们把破草鞋分给我们一半，一场快乐的战斗就开始了。他们经常在开阔地带摆好阵势，我们尖声喊叫着在他们周围跑来跑去，向他们投掷草鞋，他们也号叫着向我们投掷。当我们中间某个人被他们准确掷过来的草鞋打中，一头栽倒在沙土里的时候，他们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种游戏往往要激烈地进行很长时间，有时会一直持续到天黑。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小市民也从墙角扒头往外观看，大声嚷嚷着要我们规矩一点，别到处乱掷东西。

    战斗结束后，这些年轻的搬运工人们就带我们到工会去，他们请我们吃味道鲜美的马肉，和一些香甜的核桃仁甜点心。我们非常喜欢这些身材高大的鞑靼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很容易被人理解的孩子般的稚气，特别使我惊诧不已的，是他们坚强不屈的性格，还有他们那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而又严肃认真的态度。

    每逢刮风下雨，我们便到雅兹父亲的看坟小屋里去聚会。这个人全身的骨头都是弯曲的，两只手很长，浑身脏乎乎的，让人看了就想躲得远远的。他常笑嘻嘻地眯缝着一双黄眼睛，像说顺口溜似的含糊不清地嘟哝着说：

    “上帝保佑我，可别让我睡不着！”

    我们去的时候，就带上一点点茶叶、糖、几个面包，当然，还要给雅兹的父亲买少半瓶伏特加酒。丘尔卡把雅兹的父亲叫做“废物”，他严肃地吩咐他说：

    “废物，把茶炊生起来！”

    废物咧开嘴傻笑着，把一个白铁制的茶炊放好。我们在等茶的当儿，讨论起自己的事情来，他给我们出主意说：

    “你们要注意，后天特鲁索夫家要举行大祭，将有盛大的宴会。你们要想捡骨头，就到那里去！”

    “特鲁索夫家的骨头有厨娘在收集。”无所不知的丘尔卡说道。

    维亚希里望着窗外的墓地，幻想着说：

    “我们很快就可以到森林里去了，真是太美了！”

    雅兹总是默不作声，用毫无神采的目光打量着所有的人，他一声不响地把他的玩具拿给我们看——从垃圾坑里捡来的木雕士兵、瘸腿马、破铜片、扣子。

    雅兹的父亲喝完他那份酒，便爬到炕炉上，低声嘟哝着：

    “噢，你们怎么也不死啊？你们其实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对吧？噢，你们这些小偷。上帝保佑我，可别让我睡不着！”

    维亚希里对他说：

    “我们根本不是小偷！”

    “嗬，不是小偷也是贼娃子……”

    当雅兹的父亲使我们感到厌烦的时候，丘尔卡就气哼哼地呵斥他：

    “别说了，废物！”

    当这个人掰着手指头数着哪家有病人，哪个村民快要死了的时候，我、维亚希里和丘尔卡都很不高兴。当他看出我们对他的话感到不悦时，他便故意逗弄我们说：

    “噢，你们害怕了吧，小鬼头？好哇！有个胖子快死了，他得好久才能烂掉！”

    我们阻止他，可是他仍喋喋不休地说：

    “你们早晚也得死，生活在垃圾堆里，是不会活多久的！”

    “哼，死就死呗，”维亚希里说，“我们死后会当天使……”

    “你们？”雅兹的父亲惊讶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是说你们……要当天使？”

    他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又故意逗弄我们，讲起了这里被埋在坟墓里的人和事。

    几乎每一个躺在坟里的人的历史，他都知道。他仿佛在我们面前打开了家家户户的大门，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的生活情况，感受到了一种严肃而又重要的东西。他能从白天讲到黑夜，再从天黑讲到天明。可是当看守小屋刚一发暗，暮色降临的时候，丘尔卡便从桌旁站起来说：

    “我要回家了，不然妈妈会害怕的。谁和我一起走？”

    大家都走了，雅兹把我们送到墓地围墙边，锁上门，把自己那张闷闷不乐、瘦骨嶙峋的面孔紧贴在篱笆上，低声说：

    “再见！”

    我们也向他喊一声，“再见！”

    把他一个人留在墓地上，我们总觉得不是滋味。科斯特罗马有一次回头看了看，说：

    “瞧吧，明天咱们一醒来，他说不定已经死了。”

    “雅兹比我们任何人过得都苦。”丘尔卡常常说。

    维亚希里总是反驳道：

    “我们过得一点也不苦……”

    在我看来，我们的生活并不苦。我很喜爱这种独立自主的街头流浪生活，也很喜欢那些伙伴们。他们在我身上唤起一种强烈的感情，我总是焦虑不安地想为他们做点好事情。

    我在学校的处境又变得困难起来，同学们都管我叫捡破烂儿的。有一次吵过嘴以后，他们向老师告状说，我身上有一股臭垃圾的气味，因而无法和我坐在一起。我记得，我被这种告状深深地激怒了，在发生这件事以后，我就不想再去上学了。这种告状完全是恶意的捏造！因为我每天早晨都要仔细地把身体洗干净，然后换上上学时才穿的干净外套。

    我终于通过了三年级考试，老师奖给我一本福音书、一本带硬书皮的克雷洛夫寓言和一本书名看不懂的小书，还发给我一张奖状。当我把这些奖品拿回家的时候，外祖父非常高兴，他说这些东西必须很好地保存起来，他要把它们锁在自己的小箱子里。外祖母已经病倒好几天了，她没有钱，几乎没吃的了。外祖父总是唉声叹气地尖声喊道：

    “你们都把我吃光喝光了，嗨，你们这些人啊……”

    我把书卖了５５戈比，把钱交给外祖母，至于那张奖状，我在上面胡乱写了一些字，弄脏以后，才把它交给外祖父。他没有打开，就把它珍藏了起来，所以没有发现我的恶作剧。

    离开了学校以后，我又过起了街头流浪生活。现在大街上更好了，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能挣到很多很多的钱。一到星期日，我们这伙人一大清早就到野外松树林中去，很晚才回到镇上来，虽然很疲累，但心里很舒畅，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但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继父被开除了，母亲带着小弟弟尼古拉，又搬到外祖父家里来，我成了保姆。外祖母到城里去了，住在一个有钱的商人家里，给人家绣棺罩。

    母亲干瘦干瘦的，几乎脱了人形，小弟弟也饿成了皮包骨头，他患有淋巴结核病，踝骨上有溃疡，身体虚弱得连大声哭都哭不出来，要是饿了，他就浑身哆嗦着，吃饱了就打瞌睡，像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狗。

    外祖父认真地摸摸他，说道：

    “得好好给他吃点东西，可是我的饭又不够你们大家吃的……”

    母亲坐在墙角的床铺上，用嘶哑的声音叹息道：

    “他吃不了多少……”

    “这个吃不多，那个吃不多，加在一起就多了……”

    他挥了挥手，转过脸来对我说：

    “你把尼古拉抱到院里去晒晒太阳，把他靠在土堆里……”

    这个小孩很喜欢坐在土堆里，他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笑眯眯地瞧着我，闪闪发亮。他的眼睛没有眼白，只有一对蓝色的瞳仁，瞳仁周围是明亮的圆圈。

    我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弟弟。我好像觉得，我头脑里在想什么，他全都清楚。我和他一起躺在窗下的沙土堆上时，外祖父尖刻的说话声从窗口传进我们的耳朵：

    “死，并不是什么难事，你应当坚持活下去！”

    母亲不停地咳嗽着……

    中午，外祖父从窗口探出头来，喊道：

    “吃午饭啦！”

    他亲自喂小孩吃饭，他把他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嚼烂一口土豆或面包后，再用弯曲的手指送进尼古拉的小嘴里，弄脏了他那薄薄的嘴唇和尖尖的下巴颏。刚喂几口，外祖父便撩起小孩的衬衫，用手摸摸他那鼓胀的肚子，自言自语地说：

    “吃够了吧？还要再来点吧？”

    从房门后昏暗的角落里，传来母亲的声音：

    “你不是明明看见他还在伸手要面包吗？”

    “小孩不懂事！他哪里知道吃多少才是够……”

    他又嚼了一口面包，塞进尼古拉的嘴里。看着他这样小气地喂孩子，我感到喉咙里有一样东西堵着，直想呕吐。

    “嗯，好啦！”外祖父最后说，“接过去，把他抱给他母亲吧。”

    我抱起尼古拉，把他递给母亲，她伸出像树枝一样细的胳膊把孩子接了过去。

    她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哑人，整天都一声不吭地躺在昏暗的角落里，已经奄奄一息了。她快死了，这我是能够感觉到，也是清楚的。我最讨厌外祖父总是不断地讲到死，特别是在傍晚，一股股像熟羊皮似的很浓的腐朽味从窗口飘进来的时候。

    他躺在角落里，在昏暗中长时间地嘟哝着：

    “瞧，死期到了。我们有什么脸面去见上帝啊？对他说什么呢？我们也忙碌了一辈子……落了个什么下场啊？”

    母亲是在八月里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死去的。那时继父刚刚从外地回来，又在某个地方找到了工作，外祖母带着尼古拉搬到他那里去了，住在车站附近的一所洁净的住宅里，母亲本来也打算一两天之内就搬过去。

    她死的那天早晨，曾小声对我说：

    “你到耶甫盖尼·马克西莫夫那里去一趟，告诉他，我请他来一下！”

    她从床上欠起身来，用一只手扶着墙，坐下以后，又补充说：

    “快点跑着去！”

    我飞快地跑去了，告诉了他。外祖母打发我到一个开小铺的犹太女人那里去买鼻烟，不巧那里没有现成的烟丝，我只好等着小铺老板娘把烟叶搓碎，然后再给外祖母送去。

    我回到外祖父家时，母亲正在桌旁坐着，穿一身淡紫色的干净衣服，头发梳得挺好看，像从前一样端庄。

    “你好些吗？”我问道，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点恐惧。

    她用一双吓人的眼睛瞧着我，说：

    “过来！你到哪里闲逛去了，啊？”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揪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抓起一把用锯条改做的很柔韧的长刀子，使劲打了我几下，刀子从她手中掉落下来。

    “拾起来！给我……”

    我拾起刀子，把它扔在桌子上，母亲把我推开，慢吞吞地挪到自己的角落里。

    “给我点水……”

    我从水桶里舀了一碗水，她费力地抬起头，喝了几口，用一只冰凉的手把我的手推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来，她朝墙角的圣像望了一眼，又把目光移向我，动了动嘴唇，苦笑了一下，便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她脸上出现了一层阴影，渐渐罩住了整个脸庞，焦黄的脸皮绷紧了，鼻子也变尖了，嘴令人惊异地张开了，却听不见呼吸。

    我手里端着碗，在母亲床头站了很久，一直看着她的脸渐渐变僵，呈现出灰色。

    外祖父走进来，我对他说：

    “母亲死了……”

    他往床上看了一眼。

    “你胡说什么呀！”

    他走到炕炉前，往外取馅饼，把炉门盖和烤盘弄得“叮当”作响。我一直望着他，因为我期待着他也能明白这一点——母亲死了。

    不一会儿，继父来了，他穿着帆布短大衣，戴着白色制帽。他悄悄地端起一把椅子，把它放在母亲的床铺前，突然，他把椅子往地板上一扔，像铜号似的大喊一声：

    “她死了，你们看……”

    外祖父瞪大两只眼睛，手里拿着炉门盖，像个瞎子似的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

    当人们开始往母亲的棺材上撒土的时候，外祖母像个瞎子似的在坟地里乱撞，她撞在一个十字架上，碰破了脸。雅兹的父亲把她领到守墓人小屋，趁她洗脸的工夫，他悄悄地对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

    “噢，人生在世，就是这么回事……不管穷还是富，早晚都得进坟墓……”

    说完，他朝窗外望了一眼，“霍”地跳起来，从小屋里跑出去，但立刻又和维亚希里一同回来了。

    “你瞧，”他递给我一个折断了的马刺，说道，“你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和维亚希里送给你的。”

    “你撒谎！”维亚希里气呼呼地小声说。雅兹的父亲一边在我面前蹦跳着，一边对维亚希里挤挤眼说：

    “好吧，不是我，是他送给你的，是他……”

    外祖母洗完脸，用围巾把肿得发黑的脸裹上，叫我跟她一块儿回家，我没有回家，因为我知道他们在追悼宴上准要喝酒，也许还会吵架。米哈伊尔舅舅在教堂里的时候就一边叹息着，一边对雅科夫舅舅说：

    “咱们今天一定要喝它几杯，好吗？”

    我不想见到他们。

    维亚希里竭力逗我笑：他把马刺挂在下巴颏上，伸着舌头去舔马刺上的小齿轮。雅兹的父亲故意放声大笑，一边笑一边大声喊道：

    “你瞧，你瞧他在干什么？”当他看出这一切都不能使我愉快时，便一本正经地说，“得啦，你也清醒清醒吧！谁都得死，连鸟儿都得死。我给你母亲坟上铺一层草皮，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到田野里去，咱们铲一些草土块，把坟墓好好装饰一番！”

    这件事倒是令我很高兴，于是，我们就到田野里去了。

    埋葬过母亲几天以后，外祖父对我说：

    “喂，阿廖沙，你呀，也不是一枚奖章，我脖子上也不是挂你的地方，你到人间去吧……”

    就这样，我走向了人间。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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