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年间中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是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在此前后，1991至1993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均在11.3％左右，我国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变得更快了，出现了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政治、经济方面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影响到文化、音乐的建设和发展。
一、声乐创作
1990年9月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音乐创作界为配合这次体育盛会进行了几次创作活动，谱写出了一批亚运会歌曲。会歌《高举起亚运会火炬》（施光南曲，石祥词）即其中较为突出的一首。当这首歌曲在亚运会开幕式上演唱时，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已经在这年的5月2日去世了。这是我国音乐创作、尤其是歌曲创作上的一大损失。另外，《亚洲雄风》（徐沛东曲，张藜词）、《黑头发飘起来》（孟庆云曲，剑兵词）等亚运歌曲，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通俗歌曲。
1990年的全国“民族之声”歌曲创作比赛，1991年的“全国歌曲征集评奖”活动，1993年的“第二届全国工人歌曲征歌”评选，1993年全国“广播新歌”评选……这些歌曲评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歌曲的发展。但是在数量众多的歌曲作品中，很少看到真正有新意的优秀之作。
通俗歌曲创作方面，1990年广东成立了“广东流行音乐创作学会”，集合起一批年轻的创作力量，如李海鹰、陈小奇、解承强，毕晓世等人，几年来创作出《涛声依旧》（陈小奇词曲）、《小芳》（李春波词曲）等通俗歌曲，对全国流行音乐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同时广东还开始推行签约歌手制。评论界称通俗音乐的“粤军”来势凶猛，兵强马壮。这一通俗音乐的创作，演唱群体的确值得重视。北京方面，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则有徐沛东的崛起，几年问一直有新作品问世，1991年为电视剧《辘轳·女人和井》写的插曲非常成功，1993年他还出版了自己的演唱专辑。此外，1993年下半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主题歌《千万次地问》（刘欢曲，冯小刚词）成为广为流传的电视插曲。
九十年代的中国通俗音乐还出现了一个好现象，就是少数民族的通俗音乐开始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例如，藏族通俗歌曲风靡西藏，新疆的流行音乐传遍新疆。还涌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通俗音乐作曲家。这些少数民族的通俗音乐日前还只在本民族，本地区流传，但它们的前途是无量的，将有希望不断出现影响全国的少数民族通俗音乐来。
九十年代初大陆通俗音乐一个突出问题是：港台歌曲和港台歌星占据了听众市场。近年来，台湾、香港歌星与作品对大陆进行着轮番的“狂轰滥炸”。
现在（至1993年），国内音像出版社共有三百多家，每年新出版的音带有2500种左右，年总销量达1．5亿余盒。音像业的高速发展，又缺乏严格的管理，造成了混乱、畸型的音像市场。近年来大陆的音像出版方面是无节制地引进港台歌曲。因此。“引进版”泛滥，“扒带”风盛行，这影响了大陆音乐的健康发展。
1993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举办了“93首届中国MTV大赛”。将音乐和电视手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音乐电视”（MTV）在中国开始起步了。这是中国歌曲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非常宽阔的发展前程。
这几年间合唱活动比较频繁，如1992年7月，北京举办了“为了明天——和平、友谊·中国国际合唱节”。1993年7月，这个合唱节再度在京举办。1993年8月“93童声合唱节”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的60个童声合唱团，3000名小演员，到北京参加丁这一合唱的盛会。这些活动对推动合唱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合唱作品方面，1989年10月在“刘念劬作品音乐会”上，演出了他的清唱剧《生命·宇宙的春天》（自己作词）。1990年10月，黄田的合唱套曲《彩云之南》在北京演出。作曲家陆在易继续在合唱创作上不断探索，他的合唱序曲《在十八岁生日晚会上》（王健词）和交响合唱《中国，可爱的母亲》等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陈代霖作曲的合唱套曲《望月婆罗门》，以长安古乐《婆罗门引》为素材，突出了古典音乐风格。
二、民族器乐创作
1990年9月，山西“威风锣鼓”参加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表演，向人们展现了这种雄强朴实的民间音乐。1991年9月在山西太原举行了首届“国际锣鼓节”。在1992年举行的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中，山西绛州鼓乐团的《秦王点兵》获大奖。我国的民族打击乐继续在闪现它的独特的艺术光彩，并推动了中国打击乐创作的发展。1993年5月，“李真贵中国打击乐音乐会”在北京举行，演奏的《打击乐组曲》（郭文景曲）是专为这场音乐会而作的。
1991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族管弦乐展插——小型民乐作品征集评选”活动，1993—1994年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民族管弦乐展播——小型独奏、重奏和民族乐队轻音乐作品征集、评选”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乐器的独奏、重奏和小型乐队作品的创作。
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富有特色的民族器乐作品，如二胡与扬琴的《A的随想》（胡登跳曲），四胡与小乐队《满多情》（柴钰曲），笙独奏曲《唤凤》（赵晓生曲），埙独奏曲《循》（吴爱国曲），《姑苏情》（朱昌耀曲），唢呐曲《黄土情》（周东朝曲），笛子曲《晨雾》（朱可圣曲），柳琴曲《塔吉克舞曲》（王惠然，朱可圣曲），琵琶曲《龟兹舞曲》（杨静曲），二胡曲《姑苏春晓》（邓建栋曲），民乐五重奏《和》（朱践耳曲），《新春锣鼓》（陈葆坤曲），小型民族管弦乐《秦韵》（张晓峰、王方亮曲），“江南丝竹”风格的小型乐曲《秋雨》（彭正元曲），民族管弦乐《节庆》（胡登跳曲），《闹杜火》（景建树曲），《舞乐》（瞿春泉曲），《乡韵》（李尚清曲），民族乐队轻音乐《如意歌》（呼格吉夫曲）等等。
筝曲创作继续保持善旺盛的势头。重要的古筝作品有组曲《蜀乡风情》（邱大成、徐晓林曲），筝独奏《表情素描》（阎惠昌曲）、《伊犁河噼》（成功亮曲），筝乐四重奏《锁风沙》（饶余燕曲），筝与民族乐队《王昭君》（王志信、李莹曲），筝与管弦乐《暗香》（罗忠铬曲），古筝，小提琴协奏曲《思与炽》（胡海林曲）等。1992年“东方古筝研究会首届年会”在上海举行，会上交流了一批古筝新作品，如何占豪的《月儿高》等七首筝与管弦乐队作品。1993年6月，“徐晓林古筝作品音乐会”在香港举行，这是徐晓林近年来的古筝作品的集中展览。同年，西安“秦筝学会”创立十周年，西安音乐学院举行了纪念活动。“秦筝学会”在十年中对推动“秦筝”创作的发展和“秦筝”流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几年的大型民族器乐合奏曲创作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在1991年第十四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推出了七部民族管弦乐新作，如刘念劬的二胡协奏曲《夜深沉》，徐景新的民乐合奏《风》等。此外，还应提到郭文景的笛子协奏曲《愁空山》，李滨扬的笛子协奏曲《楚魂》，郑冰的《第一二胡协奏曲》、《第三二胡协奏曲》、《A商调式幻想曲》，赵季平的《丝绸之路》幻想组曲（管子主奏，民族乐队协奏）等等，在民族器乐创作上都取得了不同的成绩。
三、室内乐和小型器乐创作
与八十年代中期室内乐创作繁荣的局面相比，九十年代初我国室内乐创作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作品的数量不多．应该提到的有林华的钢琴曲《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曲解集注》，王建民的单簧管组曲《四季掠影》，罗毅的《单簧管奏鸣曲》（以上两部作品1990年11月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单簧管作品比赛中获奖），庄汉的降B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水乡风情》等。1993年5月“莫凡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举行，演奏了他的弦乐四重奏《体育组曲》，弦乐合奏《诙谐小品两首》等九首室内乐作品。
与国内室内乐创作比较沉寂的情况相反，这几年间中国作曲家的室内乐作品不断在世界上得奖或得到演奏。如，1990年周龙的《定——为单簧管、打击乐和低音提琴而作》在德国获国际室内乐比赛的首奖；1991年他的五重奏《禅》在法国获第五届国际作曲比赛首奖，杨勇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和《八重奏》分别获得1991年度华盛顿国际音乐比赛作曲一等奖及爱丽亚第三届国际作曲比赛一等奖。1991年4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由新合奏团演奏了谭盾、瞿小松等七位中国青年作曲家的新作，如瞿小松的《易》，何训田的《幻听》，许舒亚的《秋天的落叶》，莫五平的《凡》，陈其钢的《水调歌头》和郭文景的《社火》等。荷兰的乐评家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音乐会”，“七位作曲家的新作品赢得了大多数荷兰评论家的喝彩”。
1992年在科隆“青年作曲家论坛”上，陈晓勇的为女高音和室内乐创作的《韵》引起轰动，而权威性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赛奇·库萨维茨基音乐基金1993年度委约作曲奖又给了周龙……一系列的国际获奖和世界演奏，使中国的室内乐创作开始在全球范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管弦乐创作
中国的管弦乐创作在九十年代初进入了一个比较沉寂的时期，与八十年代热闹的情况相反，1990年北京音乐厅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国作曲家的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但管弦乐创作仍在不断深入地发展着。1990年11月，朱践耳为22件弦乐器和竹笛而作的《第四交响曲一6.4.2.1．》获第十六届玛丽·何塞皇后国际作曲比赛大奖，1991年2月，福建的青年作曲家吴少雄的交响随想诗《刺桐城》在日本主办的“丝绸之路”交响乐国际作曲比赛中获奖，就是有力的证明。
1991年3月，“王西麟交响作品音乐会”和“马剑平交响作品音乐会”相继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演奏了王西麟的《第三交响曲》（完成于1990年）和马剑平《结构——为管弦乐而作》（写于1989年）等交响乐新作。
1991年5月举行的第十四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有一次管弦乐新作的丰收，其中包括朱践耳的《第五交响曲》，赵晓生的《交响舞诗第一组曲》，刘湲的《交响狂想诗——为阿佤山的记忆》等。
这几年在通俗和短小的管弦乐曲创作方面是有一些收获的。1991年举行的“全国第七届音乐作品（进行曲）评奖”活动中，产生了管弦乐《音乐会进行曲——召唤》（刘念劬曲）、《凯旋进行曲》（司文虎曲）和铜管乐《骑兵团进行曲》（季承、晓藕曲）、《军威进行曲》（魏群曲）等较好的作品。1991年10月，鲍元恺的《中国民歌主题二十四音管弦乐曲》在天津首演。这部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情的管弦乐小品集受到了广泛的欢迎。1992年底，中国广播交响乐团举办“中国元旦音乐会”，征集、首演了通俗、短小的管弦乐曲《社火之夜》（李爱华曲）、《苗寨狂欢节》（杨天解曲）等五首乐曲。另外还有在“黑龙杯全国管弦乐作曲大赛”和上海“单乐章管弦乐中国作品征集比赛”中获奖的《苏三组曲》（刘廷禹曲）、《布依组曲》（唐建平曲）、《我的母亲》（张大龙曲）、《庆热序曲》（钟信明曲）、《赋格风小曲》（阿镗曲）、《枫桥夜泊》（徐振民曲）、《汉宫秋月》（左贞观曲）等作品产生。这些都标示着我们的作曲家在让管弦乐曲接近群众方面所作的努力。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管弦乐创作正在大踏步地登上世界乐坛。1990年，谭盾的管弦乐《道极》获“亚洲音乐节”大奖（即“日本入野义郎国际比赛”首奖），几年来，这部《道极》已经有二十六个乐团在世界各地演奏过，并已出版了六个不同版本的激光唱片。1992年，他的《乐队剧场II：Re》获日本桑托里音乐厅委约奖。这个“桑托里音乐厅委约奖”是一年一度专门授予“具有国际影响和有成就的作曲家”的国际大奖，只有那些当今世界级作曲大师如美国的约翰·凯奇、俄罗斯的谢德林、法国的谢纳基斯等曾是这个奖的得主。谭盾是荣获此项大奖的第一位青年作曲家。同年，陈其钢的三管制乐队作品《源》在第二十七届地利亚斯特国际交响乐作品比赛中获奖。于京君的交响乐《星云》获1991年首届澳洲保罗·洛因音乐奖，他的管弦乐《舞雩》获1992年度维电纳现代大师作曲奖。许舒亚的管弦乐《夕阳·水晶》获得了1992年法国第五届国际交响乐作曲比赛的“作曲大奖”。
1993年3月，金正平的《第一交响曲》在韩国首演，并获得好评……1993年5月，有谭盾、周龙、陈怡等四位中国年轻作曲家同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作曲博士学位。谭盾的毕业作品是交响乐《死与火——与保罗·克利的对话》，周龙的毕业作品是为打击乐和管弦乐队而作的《大曲》，陈怡的毕业作品是《钢琴协奏曲》。周龙的《大曲》已经在1993年7月由中央乐团在国内进行了公演。谭盾则在1993年底和1994年初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谭盾交响音乐会”，演奏了他在国外创作的《乐队剧场I：埙》、《乐队剧场II：Re》和《死与火》等大型管弦乐作品。周龙、谭盾的作品都引起了国内听众的强烈兴趣。以往我们国内的管弦乐创作经常在国外引起较大的反响。我们称之为“墙内开花墙外红”，现在则开始出现了“墙外开花墙内红”的可喜现象了。
五、歌剧、舞剧音乐创作
1989年前一直在低谷中挣扎的中国歌剧，到九十年代有了一些转机。1990年11月在湖南株州举行了“1990全国歌剧观摩演出”，在十多天时间内，演出了15部1985年以来新创作的歌剧。比较出色的歌剧作品有：《阿里郎》（金京连等编剧，崔三明、安国敏、许元植、崔昌奎作曲），《从前有座山》（张林枝编剧，刘振球作曲），《归去来》（丁小春编剧，徐占海作曲），《征婚启示》（邓海南编剧，冬林作曲），《桃花渡》（李静林等编剧，吕冰作曲）等。这些歌剧作品题材比较广泛，风格比较多校，艺术上比较细致。它们的出现给歌剧舞台带来了一阵春色。
1991年7月，中央歌剧院首演了歌剧《马可·波罗》（胡献廷等编剧，王世光作曲）。1991年11月，总政歌舞团集体创作并上演了民族歌剧《党的女儿》。1992年底，北京舞台上又演出了歌剧《张骞》（陈宜、姚宝宣编剧，张玉龙作曲），这些歌剧都在歌剧艺术的发展上取得了不同的成绩。
这几年来中国歌剧也开始对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谭盾的祭祀歌剧《九歌》1989年在纽约首演。1993年1月，金湘的歌剧《原野》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上演。《纽约时报》评论说：“他运用美妙的技术、细腻地将不同的西方风格与他自己民族特有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是“具有高水平、极具个性的作品”。金湘的七场歌剧《楚霸王》（黄维若、李稻川编剧）的音乐也已在1993年中完成。与此同时，谭盾正在创作的由爱丁堡艺术节委约创作的歌剧《马可·波罗》，其第一幕已于1993年8月在纽约进行了试演。另外，瞿小松接受荷兰艺术节委约创作的室内歌剧《俄狄浦斯之死》和接受瑞典人民歌剧院委约创作的大型歌剧《俄狄浦斯》将于1994年分别在荷兰和瑞典首演。“中国歌剧走向世界”的形势从来投有现在这么好过。
舞剧音乐在近年内也有重要的收获，影响较大的舞剧作品有《丝海萧音》（吴少雄、林荣元作曲），《阿诗玛》（万里、黄田作曲），《森吉德玛》（王竹林、桑洁、玛希作曲）、《渤海公主》（刘锡津作曲），《菊豆与天青》（唐建平作曲）等等。“仿古乐舞”也仍然不断有新的佳作产生，如北京歌舞团在舞剧《华夏古韵》的基础上，新编创出《逍遥游》，久演不衰。陕西省乐团编演的歌舞《长安古韵》，继承和发展了《仿唐乐舞》的创作路子，将“仿古乐舞”的创作继续推向前进。
六、大变革时期的中国音乐
这几年间，中国音乐正处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大发展之中，音乐文化被全面推向了市场，好像一时尚未找到在新条件下发展自己的具体方针和方法，正处在犹豫、困惑和徘徊之中。严肃音乐的发展尚未走出低谷，通俗音乐的发展始终摆脱不掉港台歌曲的束缚，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正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新的机遇。二十世纪末，中国音乐正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处在前进的十字路口。
一个令人振奋的重要现象是：中国音乐出现了走向世界的最好的形势！九十年代初开始出现了这一好的势态，这是几代中国音乐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几辈人在荒芜的原野上默默地耕耘播种，现在似开始进入开花结果的季节了！
这一好的形势是在由全体中国音乐家共同努力之下形成的。也包括前几年在“出国潮”中成群结队走出国门的青年音乐家们。中国音乐家不管走到哪里，他们仍然怀着一颗中国心，仍在为中国增光。他们的成就仍能使国人感到骄傲。最初是一批批中国青年小提琴家在各种国际比赛中获奖，胡坤、王晓东、吕思清等小提琴家扬名海外；继而是年轻的中国歌唱家震撼了国际声乐舞台，胡晓平、粱宁、迪里拜尔等歌唱家声震欧美，邓韵、傅海静、李洪深、田浩江等分别登上了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舞台演出歌剧。接着，一批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家也走出了国门，到海外去从事推广中国民族乐器的工作．汤良德、何树风、王昌元、张燕等纷纷在国外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综上所述，中国专业音乐和传统音乐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批具有杰出创作才能和活动能力的中国作曲家，作为一个群体一起登上国际乐坛，这对中国音乐走向世界是有着更为重大意义的事。我认为这是中国音乐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标志着中国音乐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水平。背不住在这批人中间会冒出一个两个国际级的大师！
目前，中国音乐已经成为全球华人经济文化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全球华人音乐文化的联络网正在逐渐萌芽之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这一网培的形成和发展。从这一实际出发，今后我们考虑中国音乐建设问题，就不仅仅要从大陆一个角度出发，而必须考虑到全球华人音乐文化这一更大的立足点。
有一位名叫惠勒（scott wheeler）的美国乐评家在评介谭盾的《九歌》的唱片时写道：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一些伟大的欧洲音乐家如斯特拉文斯基、兴德米特、勋伯格、巴托克等来到美国，他们对美国音乐产生了非常重要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一批中国音乐家来到了美国，“这件事最终很可能具有与欧洲情乐家早些时候来到美国一样的重要性。”这是这位乐评家对中国音乐家的非常高的评价、最大胆的预言。这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的乐评家已经看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的端倪。
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二十一世纪：中国音乐将以更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粱茂春
1994年1月14日于京东“实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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