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反对修正主义”、“儒法斗争”、“批判封资修”、“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下，“影射史学”盛行。拿破仑被封为“洋法家”。世界史研究和教学也被纳入“儒法斗争”之中。但是，一些有学术良心、有责任感的世界史学工作者，在可能的条件下仍于逆境中继续耕耘，并有一些作品问世。虽然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带有“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印记，但在客观上却为传播世界历史知识，特别是在当时世界历史知识十分贫乏的中国传播世界历史知识，起了积极作用。例如1973年，朱崇礼、黄颂杰编著的《巴勒斯坦问题历史概论》等，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对于人们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了解当代世界的热点问题不无帮助。
“文革”和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广大世界史学工作者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虽有联系，但却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妨碍对这一时期的世界史成果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作出实事求是评价的态度。因彻底否定“文革”，即彻底否定这一时期的所有成果，无论是著作，还是译作都贴上“文革”的标签，显然是简单化的做法。
一 政治运动和世界历史知识学习
1972年，为了配合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商务印书馆将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六、七两卷的部分内容选编出版，书名为《英法德俄历史1830—1917》，分上下两册。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六、七两卷，是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之后编辑出版的。选编的部分存在着许多修正主义的观点，如宣扬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扩张，甚至公然在《第一次俄国革命》这幅地图上将我国领土划进俄国的版图等”[2]，因此，希望各界读者能够批判地阅读。
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为“施鉴思”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所谓“施鉴思”，按照“文革”时的习惯可以理解为“对历史进行借鉴的思考”。该书篇幅不大，主要内容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开始；希特勒声东击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新阶段；太平洋战争和亚洲人民的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等。作者从当时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国家基本政策出发，强调“帝国主义和平准备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因此“这次战争所提供的历史经验，至今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认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各国人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切实准备好对付帝国主义突然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战争”。联系到中国的实际，就是要“坚持贯彻和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增强战备观念，准备美苏两霸在世界上闹事，高度警惕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突然袭击，随时准备给敢于来犯的敌人以迎头痛击”[3]。这些认识和分析，和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精神完全一致，具体地反映了在“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包括世界历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的特点。
当时的学术研究，包括世界历史研究，完全被政治性的批判所代替。例如，商务印书馆在1974年出版了美国摩里斯·希尔奎特的《美国社会主义史》。该书在20世纪初曾由美国丰克—华格诺耳斯图书公司出版。摩里斯·希尔奎特生于1869年，1933年谢世。早年从事美国工人运动，先后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美国社会党，并为美国社会党及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美国社会主义史》是其代表作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时，书正文前有一未署名的“出版说明”。对于作者摩里斯·希尔奎特，“出版说明”有如下评价：“希尔奎特奉行机会主义路线，竭力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他采取考茨基‘中派’主义立场，实际上是在‘中间路线’的幌子下掩盖其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对于伟大的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希尔奎特同叛徒考茨基一样，疯狂地反对，恶毒地咒骂，并在美国社会党内大搞宗派活动，实行高压政策，开除大批左派党员。这完全暴露出他是美国工人阶级队伍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对于《美国社会主义史》这本书，“出版说明”同样彻底否定：因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所以“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等的思想及其实验，不可能作出阶级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没有正确说明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在介绍美国早期工人运动时，作者大事吹捧拉萨尔、巴枯宁等无产阶级的敌人和美化其他的机会主义者，并强调单纯的经济斗争，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4]。这部作品之所以要出版，只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研究参考”用。
杨人楩译马迪厄著《法国革命史》，1963年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5]。在该书的《译者赘言》中，杨人楩提到他曾翻译苏联学者写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史学》，他认为“这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观点写的，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已经发表在《史学译丛》1955年5、6两期，可以在阅读马迪厄的著作时参看。1973年，因“文革”期间在宣传和论述“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时，经常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分析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如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人楩的这部译作在“文革”期间，又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并由出版社和译者根据“文革”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分别写有批判性的《出版说明》和《译者说明》。
《出版说明》在肯定这部著作“史料丰富、结构严谨、脉络清楚、文笔简练”的同时，还写道：“马迪厄称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肯定革命时期中恐怖政策的必要性，赞扬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贬斥封建专制王权和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保守派，表明了他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立场。但作者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唯心史观和资产阶级偏见，特别是对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的贬抑，和对资产阶级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及其一派的过分推崇，是应予批判的。”[6]
《译者说明》指出：马迪厄是法国著名史学家，终生从事法国革命史研究，被称为“法国革命史研究的革新者”，他扩大了法国革命史研究的范围，包括政治、宗教、军事、经济，以及人民群众的活动等。但是，“马迪厄的资产阶级观点是很明显的。法国革命既然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农民就是革命的动力，农民运动就是一个主要的方面。马迪厄对于革命前夕的农民运动根本没有提，就是对革命进程中的农民运动也写得很少”。“唯心史观使马迪厄不能全面地理解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神秘论”，“马迪厄对罗伯斯庇尔既推崇到不合理的地步，就必然贬低人民群众及其领袖的作用”[7]。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无论是《出版说明》，还是《译者说明》，对马迪厄著《法国革命史》的批判多有牵强，带有鲜明的“文革”印记。
除了上述提及的百余种国别史之外，“文革”期间，还有一些外国史学作品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是一些人物传记和历史文献资料。拿破仑的传记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例如苏联历史学家塔尔列写于1957年的《拿破仑传》；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兰·罗斯写于1913年的《拿破仑一世传》，都被译成中文出版。这是因为拿破仑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种“影射”和“比附”，被纳入“文革”期间的政治思想斗争之中。“在新兴资产阶级同没落封建主义在欧洲进行决定性较量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他站在当时先进力量一边，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维护法国的独立与统一，巩固由法国大革命初步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打击国内外复辟势力的疯狂反扑，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作为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拿破仑对内镇压民主派和工人，对外进行扩张，他对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是有罪的。在客观地评说他的全部功罪时，应该承认拿破仑为确立和巩固新制度的努力和业绩是他一生中的主流。”[8]从上述描述中不难看出，拿破仑被赋予了现代的意义，俨然是一个“洋法家”。针对一些历史著作指责拿破仑是“天生的暴君”、“消灭任何自由的暴君”，中文本的编者写道：“试问：天下哪里有‘天生’的暴君？拿破仑出身贫苦，青年时穷得连饭也吃不饱，只是依靠法国革命，才一步一步地从下级军官爬到了将军的地位，最后取代了腐败的督政府，掌握了政权。拿破仑从督政府手中接过政权时，面临着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严重威胁。他坚决地借助暴力，镇压反革命的封建复辟，反对讲‘仁慈’，怎么能说他是‘暴君’呢？恩格斯在谈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罗马的凯撒、法国的拿破仑时指出：‘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9]由以上对于“暴君”的认识，以及“暴力”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描述，完全可以看出“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具体体现。
拿破仑传记的出版，在当时还有直接的现实的意义。塔尔列的《拿破仑传》最早在1933年问世，后经过修改，1957年出版的是第3版。这部著作历来被公认是一部优秀的著作，因为作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力图对拿破仑的一生做出比较全面的评价。该书在“文革”期间出版的意义之一，就是要将塔尔列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拿破仑传》，同7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曼弗列德新撰写的《拿破仑传》相比较，“在曼弗列德那里，马列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所强调的是拿破仑个人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约瑟芬皇后的作用，沙俄将军的‘高明’，特别是反动势力头子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救世主姿态。从塔尔列的《拿破仑传》到曼弗列德的《拿破仑传》，反映了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历史学的大倒退”[10]。显然，这种比较，以及通过比较对苏联史学的评价，是和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在“文革”期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是重要内容之一。1972年10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讲义》（初稿），后又进行了修改，在197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为“征求意见稿”。同年8月，在北京开始第二次印刷。该书修改后出版的目的，如编者所说，是“为了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积极参加反修防修斗争，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在修改时，主要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概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历史经验”[11]。该书原定分上、下册出版，上册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写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下册从十月革命后一直写到当前，但上册在1976年初版后，下册始终没有出版。在修订出版的过程中，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派出教育小分队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进行开门编书的实践，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也进行了开门编书的实践”[12]。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
1977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两卷。这两卷的主要内容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该书署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该编写组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湖北大学四所高校23名教师组成。“文革”前的1961年和1964年，该书完成初稿和送审稿；“文革”期间又组织部分成员和其他同行，“根据反修防修斗争的新经验”作了修订，使广大读者“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的发展”，有所帮助。该书前印有经过选择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语录近20条，从不同方面概括了本书的主题。编者强调，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科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进行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13]这大体上反映了“文革”后期，人们对包括国际共运史在内的“理论学习”的认识。
“文革”期间，世界史方面的主要著述还有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下册，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经作者进一步完善修改，于1983年修订再版，书名改为《拉丁美洲国家史稿》。这是中国学者编著的第一部拉丁美洲通史。上册共10章，主要内容是古代印第安人文明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的历史发展进程；下册共21章，分别论述了拉美各国自独立以来的历史发展，揭示了拉美各国历史进程和特点，是拉丁美洲各国自独立以来的国别史。在阐述的过程中，作者充分揭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犯下的种种罪行，同时对历史上中国人民与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给予了高度重视。
樊亢、宋则行等编著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樊亢、宋则行曾主编有《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部分，1965年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书的内容虽然相近，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的编写，毕竟是“文革”期间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留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痕迹，即将学术问题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编者在“前言”中，明确指出了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英、美、法、德、日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史的简要叙述，阐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规律性，为读者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了解当前国际阶级斗争形势，提供一点有关的历史知识。”编者认为，了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对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作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许多许多科学论断的精神实质和历史依据。从而，增强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提高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觉悟，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英勇斗争”[14]。在介绍英、美、法、德、日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之前，通过第一章“概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发展阶段，作了简要的分析和介绍，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历史。
1972年，越南外文出版社在河内出版中文版《八月革命史》（1945年），在中国发行。这是国外出版社出版得不多的中文版著作，并在中国发行的历史著作之一。《八月革命史》没有署作者名，该书的主要内容为八月革命是怎样准备的；抗日救国高潮和八月革命；八月革命的性质、意义和经验。关于1945年“八月革命”的性质，作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团结全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集团，“民族解放性质是八月革命的突出性质”；“八月革命还有民主性质”，“由于历史条件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八月革命还不立即取消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已经没收帝国主义和越奸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宣布减租百分之二十五，重分共田等等”。“八月革命还给文化革命事业开辟了道路，把越南社会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愚民文化中解放出来”[15]，为建设越南的民族、民主文化奠定了基础。《八月革命史》的问世，和当时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救国”斗争有直接的联系。
二 “读一点世界史”和“历史知识读物”
1972年，《红旗》杂志在第4、5、6、11期先后发表了一组关于学习世界史的文章。这组文章由四篇文章组成，分别是《读一点世界史》、《再谈读一点世界史——关于要着重读一点近代史和现代史》、《读一点有关帝国主义的历史——三谈读一点世界史》、《了解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四谈读一点世界史》，署名是“史军”。这四篇文章后来收集在一起，作为《学点历史》丛书中的一本[16]，由人民出版社1973年1月出版，书名为《读一点世界史》。出版该书的目的是“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从而有利于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17]。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连续发表这样一组文章，是不寻常的，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这组文章中，都使用了“读”或“了解”一点世界史，而不用“学习”和“研究”，表现出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世界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所带有的深深的烙印和痕迹。因为“学习”多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而“研究”，则在更多的场合被视为贬义词，因此很少单独使用。
提倡学习一点世界史，完全是为当时国际、国内现实政治服务。在《读一点世界史》中明确指出：“我们学习历史，是现实阶级斗争的需要。密切联系国内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来学，学习才能有明确的目的性，才能掌握重点，做到学习世界史同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密切结合起来。”文章认为，时代的特点是“乱”或“天下大乱”，世界上社会制度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同过去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世界的今天，是世界的昨天和前天的发展。今天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是历史上世界人民反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殖民统治长期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学习世界史，可以“通过对世界历史全过程的了解，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更深刻地认识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预见世界形势发展的总趋向……”
文章强调“厚今薄古”的原则，就是要将世界近现代历史作为学习的重点，因为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都是从近现代史上发展而来的。当前的许多国际问题，往往可以从近现代史上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吸取近现代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正确理解尖锐复杂的现实阶级斗争。关于世界近现代史的主要内容，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广大中间地带的中小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干涉、颠覆、掠夺的斗争”。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基本矛盾之一，“就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的实质，就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势力范围的矛盾。文章十分重视学习世界近现代史的现实意义，在于“汲取各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正面的和反面的，都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关于帝国主义的历史，主要是要了解“帝国主义从发展到没落的过程，了解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本质和特点，了解帝国主义对内对外的基本策略和策略，掌握帝国主义的客观规律，这对于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指导我们的革命斗争实践，都是有意义的”。这一研究同样表现出为现实服务的特点，作者叙述了英帝国的兴衰之后写道：“看看‘海上霸王’英国的兴衰史，再来看看今天世界上运用炮舰政策，推行新殖民主义，通过相互勾结，妄图继续称霸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就可知道他们正在步老牌帝国主义的后尘。但是，今天时代已经变了，帝国主义在海洋上称王称霸不受惩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带头兴起的捍卫二百海里领海权、保护海洋资源的英勇斗争，就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文章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同样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文章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读世界史的过程中，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注意了解有关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学习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丰富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掌握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好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文章强调，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逐步取代老殖民主义的地位，成为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支柱，是现代最大的新殖民主义者。苏修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20世纪50年中期，“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步老沙皇的后尘，而且极力扩展老沙皇的“斯拉夫帝国”的蓝图，妄图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和拉丁美洲的“苏修殖民大帝国”。
在这组文章的首篇中，还从撰写新的世界史读物的角度，谈到世界史学科的建设问题。文章写道，“广大群众都要求学一点世界史，这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工作将会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希望我国的世界史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靠集体力量，在对历史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努力写出几本简明通俗的世界通史和其他专题史、国别史。同时也希望有愈来愈多的其他方面世界史著作出版，供广大群众学习，让历史科学更好地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成为工农兵手中的强大武器”。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有多部《世界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其他世界史方面的著作能够相继出版。
以《学点历史》丛书中的一册——《第三世界的兴起》为例，可清楚地理解当时学习或研究世界历史的特点，当然，这一特点更多地折射出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中国社会发展特点。《第三世界的兴起》的作者署名是“北京市大兴县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国际问题理论组”，“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专业74届学员”。在目录和正文前，首先有各占一页的两条语录。其一是列宁语录：“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其二是毛主席语录：“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编写组认为，“列宁的科学预言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第三世界在世界革命风暴中兴起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编写该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广大工农兵群众了解第三世界兴起的一些历史，了解当前第三世界的波澜壮阔的反霸斗争，批判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污蔑，更好地理解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18]。
该书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三部分：第三世界相同的历史遭遇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第三世界在世界革命风暴中蓬勃兴起；第三世界团结战斗成为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在阐释上述问题时，一般说来注意到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例如，在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亚非拉人民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深重灾难；亚非拉人民反殖反帝的光荣传统；十月革命开辟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关于现实问题，作者有专节叙述“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的辉煌胜利”，作者认为，1974年4月，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的召开，是第三世界团结反霸斗争的重大胜利。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第三世界的兴起。这是第一次由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会议，也是第一次由第三世界国家拟定议题，起草文件并讨论通过基本上反映了第三世界要求和愿望的宣言和纲领，在国际会议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20世纪7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历史知识读物”，其选题、篇幅和形式有些类似“文革”前出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但具体内容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书的署名很少是个人，例如，《巴枯宁》的作者是“南开大学历史系”；《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争霸》的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天津某部理论组”。在没有读书之前，从一些书的作者署名，已经表现出鲜明的“文革”时期的特点。在每册书的正文前，都印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通过这些语录揭示本书的主题。例如，在《海上争霸史话》书前印有列宁语录：“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在《海地革命》书前则印有毛主席语录：“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
20世纪7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知识读物”，内容可以分成以下四部分：其一，关于历史人物主要有《卢森堡》（作者：程人乾）、《倍倍尔》（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驻军某部八连理论组）、《〈国际歌〉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作者：马启莱）、《拉萨尔》（作者：丁建弘）和《巴枯宁》（作者：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主要有《共产主义者同盟》（作者：张友伦）、《第一国际》（作者：张友伦）、《第二国际》（作者：张友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反潮流的光辉事例》（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列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作者：大连红旗造船厂工人业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辽宁师范学院政治历史系）、《俄国经济战线上的斗争1917—1924》（作者：大连红旗造船厂机修车间工人理论小组、辽宁师范学院政治历史系政治经济学组）[19]、《俄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片断1917—1924》（作者：大连红旗造船厂船体车间、辽宁师范学院政治历史系）[20]等。揭露帝国主义腐朽本质和侵略扩张的有《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争霸》（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天津某部理论组）、《海上争霸史话》（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理论组）、《沙皇俄国的海上扩张》（作者：山东师范学院史剑）、《老沙皇是欧洲宪兵》（作者：北京部队炮兵某部六连理论组）、《第一次世界大战》（作者：张瑞德）、《慕尼黑大叛卖》（作者：施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史话》（作者：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七三届工农兵学员）、《美国简史》（作者：施展）等。在“历史知识读物”中，反映世界历史进程中革命斗争的选题最多，主要有《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者：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法国里昂工人起义》（作者：符月英）、《美国独立战争》（作者：郭圣铭）、《美国谢司起义》（作者：杨增书）、《普法战争》（作者：吴机鹏）、《巴黎公社》（作者：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十九世纪波兰人民的抗俄独立斗争》（作者：程人乾）、《海地革命》（作者：钟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作者：金重远）、《1905年俄国革命》（作者：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者：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等。
三 《世界通史》著作
“文革”期间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有4部值得一提：这4部著作中一部是“文革”前的作品，重新再版；另一部是译著，还有两部是“文革”期间编写的。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4册，1962年10月第1版。1973年1月第2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1]。与1962年第1版一样，依然是4册，上古1册由齐思和主编；中古1册由朱寰主编；近代部分2册由杨生茂、张芝联、程秋原主编。但是在上古、中古、近代部分每册前，都有“重印说明”，对该书“没有很好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观点，因此在指导思想，体系结构以及具体论述中，都存有严重错误和缺点”加以批判。“重印说明”认为这些“严重错误和缺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因袭旧的史学体系，没有很好贯彻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剥削阶级及其活动当作历史的主体。上古、中古部分的论述大都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近代部分突出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于各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果敢的斗争所起的巨大作用，没有充分论述。在修正主义的“历史主义”谬论影响下，对于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以后一段时间内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往往没有很好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二、没有着重阐述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在反动的“让步政策”论影响下，往往把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统治阶级的措施联系起来，夸大甚至歌颂这种措施所起的作用。对统治者在人民革命斗争打击下所采取的欺骗手法，缺乏应有的分析批判。
三、“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各种唯心主义谬论、特别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影响，在该书中也有反映。书中对各时期文化的论述，往往重艺术，轻政治，用人性论观点代替阶级斗争观点。
四、没有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教导，在论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时，如古代奴隶起义和中古农民起义后统治阶级的反攻倒算，资产阶级革命后封建统治阶级的复辟，日本、德国军国主义的形成，美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等等，都没有认真注意历史经验，联系实际，分析说明，使历史为当前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全书叙述中，给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五、结构上分期分区太细，影响对历史中心线索和概貌的充分揭示；有些章节材料烦琐，造成支离割裂。
“重印说明”指出，以上五个方面的“严重错误和缺点”是比较突出的，书中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只是“鉴于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著作以及了解国际形势，都迫切需要关于世界历史方面的知识，所以将本书重印出版”。尽管在重印前，已经对书中有关政治原则的错误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但是“不论在总的思想倾向上还是在具体论述上，都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希望读者参考本书时，注意分析和鉴别”[22]。由以上不难看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统统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一些历史认识中的学术观点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立场问题。由此表明，“重印说明”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是“文革”期间，政治上的极“左”路线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是对世界历史知识的迫切需求。
周谷城1949年曾著《世界通史》三册，叙述从古代世界到近代世界的历史。第四册计划论述产业革命展开以来的历史，但当时未来得及写出。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的。周谷城由此得到了解放。但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百般阻挠，《世界通史》终于没能续写下去，十分遗憾，终其一生未能如愿。
197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约·亨·海斯和他的学生，帕克·托马斯·穆恩和约翰·威·韦兰三人合著的3卷本《世界史》，由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根据纽约1941年修订版和1946年重印本译出。[23]1932年，该书在美国首次出版，在西方史学界有较大的影响。该书正文之前，和当时出版的大多数学术著作一样，要写有一批判性的“出版说明”，意在“消毒”，这部《世界史》也不例外。“出版说明”首先也肯定了它的一些可取之处，如“提供了一些关于世界史的知识，有叙事简明、纲目清楚、地图详细的特点。……对欧美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作了比较具体的介绍”。应该说，这些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当时流行的从政治上对学术思想进行批判的模式。文中指出：“由于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唯心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的，所以，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更不可能正确地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者在表达其历史观点的绪论中，强调新旧事物的联系和继承，无视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历史的统一性和人类的进步。”[24]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出版说明”从多视角指出了《世界史》在政治思想倾向中所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没有突出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唯心主义出发，将世界历史划分为“文明的开端”、“古典文明”、“基督教文明”、“近代文明”等发展阶段。对于阶级、国家和奴隶制的形成问题，未能加以正确阐明。奴隶制国家的国家机器，被认为是为“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建立起来的。
对于封建主义的起源和本质，作者也作了错误的解释，“甚至否认封建主义是一种制度。……本书把君主专制制度同封建制度对立起来，硬说君主专制制度摧毁了封建制度，带来了‘民主政治’，把君主专制制度看作是介于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一个‘环节’”。
对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不理解”，认为这一革命是“以贵族政治代替了专制政治”。相反，却以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作为“近代文明的开端”，吹嘘美国的“民主政治”。
全书深深打上了西方史学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印记。书中表现出种族主义的偏见，标榜“欧洲白种人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一直担任历史的‘主角’”，污蔑非白种人是“落后种族”、“白种人的负担”，在书中多方贬低和抹杀亚、非、拉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贡献。该书第十一编的标题就是“白种人的负担”。作者认为，“的确，要引导千百万的陌生人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25]。
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着“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为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歌功颂德；极力歪曲、攻击巴黎公社运动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出版说明”还较具体地批判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作者从“欧洲中心论”出发，轻描淡写，只有“中国及其智者”一章，和“古代中国”、“中国的觉醒”、“中国的困难”三小节。即使在这不多的内容中，也是在歪曲、篡改中国的历史。例如，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贡献一笔抹杀，即使在古代，西方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方面，也是领先于中国；鸦片战争的爆发，是西方要做生意，而中国官吏“态度傲慢”所致；极力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辩护，将美国侵略者美化成中国人民的“朋友”。
“文革”期间出版的两部世界通史性作品，一部是1973—197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世界近代史》，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编写组。另一部是1974—197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简明世界史》，即古代部分、近代部分和现代部分各一册，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在“文革”期间，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名利主义”，一些著作，特别是较大部头的著作，都是不署个人姓名的，这两部著作也是这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世界近代史》，和当时其他的出版物相比，正文前没有政治性的批判——对以往出版的其他世界近代史读物的批判，而是在扉页选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表达作者对这部著作的基本认识。在《世界近代史》上册，选印的“马克思、恩格斯语录”和“毛主席语录”；而在《世界近代史》下册，则选印了“列宁语录”和“毛主席语录”。《世界近代史》上册的主要内容是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到19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历史，所以扉页所选印的马克思、恩格斯语录是：“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同卷扉页选印的毛主席语录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下册的主要内容是从巴黎公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所以在下册扉页选印的列宁语录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该卷扉页选印的毛主席语录是：“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这些语录的选用鲜明地表现出该书问世时所带的“文革”的特点，不仅在两卷书的扉页上，在该书的正文中，也同样充满了用黑体字标识出的经典作家的语录。例如在巴黎公社一章（第十七章）中，引用的语录就有19处。用语录的堆砌代替了对社会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分析，结果只能导致简单化、概念化和教条主义盛行。
但是，这部《世界近代史》的上限确定为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不是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在当时确实是有新意的。在这一章中，主要内容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等。关于原始积累的本质，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的。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二三百年中，就用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卑鄙最无耻的贪欲的驱使下，吞噬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肉，使自己得以滋养强壮起来。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资产阶级就暴露了嗜血的剥削本性”。对于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作者对其历史的进步意义给予了肯定，指出这是“当时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宗教神学体系和论证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的主要思想武器”，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批判，指出人文主义“是以超阶级的‘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们拿起‘人性论’这个武器，正是要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即极端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疯狂的占有欲，统统宣布为‘上帝’赋予的‘普遍人性’，从而激励资产阶级去同封建主阶级争夺对人民的剥削权，对财富的占有权，对社会的统治权”[26]。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作者主要是从宗教改革运动、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这两部分叙述的。因为“宗教改革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开辟了道路，同时，它也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某种思想武器。一五六六至一六〇九年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后来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都是在加尔文教的旗帜下进行的”。作者对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场革命“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次演习，当欧洲还普遍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时期，它的有限的成功表明：欧洲资产阶级已经带着夺取政权的要求走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将要到来了”[27]。在“文革”期间可能的条件下，能够探讨一些学术问题还是有意义的，虽然这种探讨不可能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
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编写的三卷本《简明世界史》，是一部教材。“文革”期间毛主席提出“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28]。这部世界史就是为了落实这个任务而完成的。该书最初成稿在1972年9月，后在校内外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后出版，尽管仍然是“征求意见稿”。作者在“编者说明”中阐述了撰写该书的指导思想：“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力图破除阶级调和论，着重阐明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破帝王将相决定论，论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破‘欧洲中心论’，恢复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还力求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世界史这门学科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者表示，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儒法斗争研究的开展，对历史科学不断提出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很好研究和贯彻”[29]，所以一定会有不少缺点，将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在今后改正。
古代部分、近代部分和现代部分三卷，每卷都写有与本卷内容相关的“引言”，作者通过“引言”阐释本卷主要内容的同时，还说明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在这种叙述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文革”极“左”思潮的印记。例如，古代部分的主要内容涉及上古、中古，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社会形态。“引言”在分析了三种社会形态的基本内容之后写道：“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奴隶制和封建制早已应该送进历史博物馆了。但是，它的许多残余，特别是封建制的残余还大量存在，仍然在剥削压迫人民；奴隶制后封建制的许多反动思想，仍然在毒害人民；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仍然利用这些腐朽的东西向革命人民做新的进攻。因此，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世界的历史，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要总结前人斗争的经验，以利于进行新的斗争，努力肃清过去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坏东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力量。”[30]在近代部分和现代部分的“引言”中，也是如此。例如，近代部分的“引言”中写道：“世界近代史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斗争的好教材。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亲身参加了近代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奠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实基础，为我们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党为公、敢于反潮流，坚决进行路线斗争，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光辉榜样。”学习世界近代史，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阐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31]。现代部分由于和现实生活有更密切的联系，这在“引言”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关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现代部分的“引言”中写道：“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他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32]由此不难看出，在说明研究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时，都是从“文革”政治斗争的需要进行阐述的。这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思维。
这部《简明世界史》现代部分的上限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下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以往的世界通史性著作，一般只写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止，即只有《世界近代史》，所以《简明世界史》的现代部分，在当时曾经引起人们较为广泛的关注。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高涨”；“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三十年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三十年代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准备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从以上可以看出，该书对20世纪上半期世界历史的描述，主要是通过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展开进行的，或者说，这是一部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世界现代史。
四 国别史和中俄关系史的译介
在“文革”期间，世界史方面可以被视作一项“工程”的，是为了适应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有百余种国别史的翻译出版。这批书的内容应该说比较丰富，既包括欧美等西方大国的历史，也包括一些世界各地区的小国的历史，如达荷美、阿尔巴尼亚、缅甸、梵蒂冈等。
这些书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文字出版，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和不同的学术观点、政治观点。因此，当国内各家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都在醒目的地方加以说明：“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此外，每一部书前都写有“出版说明”，从政治上指出该书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也是“文革”期间出版中外学术著作的通行做法。例如，《匈牙利现代史1918—1962》，原书是苏联国际关系学院1962年出版的历史教学参考书，作者是苏联历史学家涅仁斯基和伊斯莱梁，1972年12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为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中文本“出版说明”中写道：“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本书作者在叙述匈牙利从1918年到1962年这段历史时，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歪曲历史事实，引出了一系列唯心史观的错误结论。书中吹捧赫鲁晓夫，吹捧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宣扬种种修正主义观点”。在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出版说明”也指出了它的价值，那就是“本书在叙述匈牙利若干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时，提供了一些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史料，可供了解和研究匈牙利历史的参考”。该书的内容为1918年到1962年的历史，特别是详尽地介绍了匈牙利人民反对霍尔第法西斯政权的斗争。该书是在苏联出版的第一部《匈牙利现代史》著作，其内容对中国读者来说，就更是陌生。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恶化后，中苏边境不断发生武装冲突。1968年1月，苏军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阻挠中国渔民正常的生产活动，制造了流血事件。3月，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历史，特别是侵略中国的历史，是这一时期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97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工农兵学员和北京军区炮兵部队理论组联合编写了《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简史》，197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在1975年11月的“后记”中强调，该书“简要地揭露了老沙皇妄图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翻翻当年老沙皇的丑恶历史，看看今天新沙皇的所作所为，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是大有好处的”[33]。从上述认识出发，作者简要地阐述了16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波罗的海、芬兰、波兰、高加索、中亚细亚、中国等的扩张，充分表现出“沙皇俄国是镇压革命的世界宪兵”，而且“沙皇俄国从征服喀山汗国到它最后垮台，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三百多年的俄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部用火与剑写下的侵略扩张史，每一页都浸透着被侵略被奴役的各族人民的血和泪，同时也都充满着各族人民反抗沙俄入侵和压迫的英勇战斗的篇章”[34]。
在具体史实叙述的基础上，作者还从六个方面对沙皇俄国的侵略政策进行了概括：第一，俄国历代沙皇扩张领土和争夺世界霸权是一脉相承的，有其传统性和连续性。沙皇俄国为了满足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需要，一贯奉行侵略扩张政策。野蛮落后的农奴制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政策，使其侵略扩张政策，具有更大的冒险性和疯狂性。第二，沙皇俄国三百多年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重点，始终在欧洲。彼得一世迁都彼得堡，并把它建成军事重镇，构成了对西欧的挑战和威胁，向他的继承者指明了争夺欧洲，进而征服世界的国策。第三，沙皇俄国为了争霸世界，从彼得一世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夺取出海口，企图挤进“海上强国”的行列，走上争霸海洋的道路。第四，沙皇俄国为了建立从陆地到海洋的霸权，从19世纪开始，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强国既互相勾结，又相互争夺。一些勾结和妥协是相对的，而争夺和斗争则是绝对的。第五，沙皇俄国为了推行它的世界霸权计划，竭力维护腐朽没落的旧制度，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一切革命运动的死敌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第六，沙皇俄国为了实现它的世界霸权野心，经常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施展各种卑鄙毒辣的手段，干尽了损人利己的勾当。为了开脱它的罪行，炮制了诸如“侵略有理论”、“侵略进步论”、“利益有关论”和“自然疆界论”等强盗理论[35]。这种基于史实的概括，或者是对沙皇俄国侵略扩张某些规律性现象的总结，较之政治性的“大批判”，更有说服力。
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第一建筑工程局工人理论组、兰州大学历史系联合撰写的《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1979—1980年，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编写组撰写的两卷本《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这两部书的主要观点，同《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简史》的内容基本相同。但内容更丰富些，特别是后者。这些著作虽然出版稍晚，但其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构思和撰写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因此印有深深的时代痕迹。揭露“老沙皇”，是为了深刻地认识及批判“新沙皇”。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编写组在该书的“前言”中说：“编写沙俄侵略扩张史是一项极为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尽可能地占有详细的历史资料，分析沙俄侵略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规律，做到古为今用，帮助读者更深刻地认识老沙皇的反动本质，激发读者对继承老沙皇侵略衣钵的新沙皇的仇恨，为当前的反帝、反殖、反霸事业服务。”[36]应该说，这部著作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该书对人们认识“沙皇俄国的历史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历史”；“沙皇俄国是欧洲和亚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历史上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之一”，还是有帮助的。
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是其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扩张历史的重要内容。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沙俄侵华史》，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撰写。1976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撰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戎疆编写的《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在这一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4卷本《沙俄侵华史》开始出版。第1卷的主要内容是早期沙皇俄国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第2卷叙述了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武力吞并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经过。第3卷叙述了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及违约侵占帕米尔的经过。第4卷叙述了19世纪末至1917年俄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侵略。这一时期的沙皇俄国侵华史撰写，同沙皇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侵略扩张史撰写一样，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是和现实的国际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一些编者所指出的那样：“老沙皇的迷梦随着它的垮台早已宣布破产了，但今天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仍想重温老沙皇侵略中国的旧梦。他们抛出了连篇累牍的文章、书籍，肆意颠倒历史，无耻地为老沙皇的侵华罪行辩护。因此，我们感到有必要把所见到的有关历史资料，整理成这本《沙俄侵华史》，以便让人们看一看，苏修新沙皇是怎样‘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的’。”[37]这种观点，较集中地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或研究沙皇俄国侵华史意义的认识。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这种状况在“文革”时期进一步加剧。有鉴于此，就需要加强对俄国历史与现实的研究。这样，有关中俄、中苏关系史研究，俄国对外政策研究，特别是俄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研究的一批外文著作，包括20世纪初期的俄、英文著作，在“文革”期间较集中地翻译出版。这些著作主要有：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1—4册（1972年），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苏]卡鲍：《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1934年），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苏]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英]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1861），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苏]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1975），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苏]纳罗奇尼茨基等著《远东国际关系史》（1973），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苏]国家中央档案馆：《日俄战争》（1925），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俄]维特等：《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苏]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英]查尔斯·耶拉维奇等编《俄国在东方1876—1880》，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苏]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1—3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俄]鲍里斯·塔个耶夫：《在耸入云霄的地方》，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俄]布克斯盖夫登男爵：《1860年北京条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美]查尔斯·佛维尔：《西伯利亚之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苏]麦利霍夫：《满洲人在东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俄]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1—2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俄]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俄]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这些译著的译者，大多没有个人署名，同时在扉页上注明“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留下了“文革”这一特定时代的印记。但是，这批书的翻译质量，无论从对俄文的掌握与运用上，在汉语的表述上，还是对相关的历史知识的积累与理解上，都堪称一流。当时的译者都是作为“政治任务”来从事这些作品的翻译的，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即使在“文革”这种极端混乱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治学的优秀传统仍在继续，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依然辛勤耕耘，且有成果在逆境中艰难问世。
注释
[1]《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1966年6月3日。
[2]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选编《英法德俄历史1830—1917·出版说明》上，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3]施鉴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7—169页。
[4]摩里斯·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2页。
[5]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中译本，最早是杨人楩在1945年秋脱稿，1947年春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新中国成立后，该书由三联书店1958年1月出版；1963年7月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3年商务印书馆版，有5个附录：法国革命大事记；共和国二年革命历检查表；纸券贬值表；马迪厄对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马迪厄的主要著作）；资产阶级史学家研究法国革命史的概况。商务印书馆于1973年出版时，只保留了附录中的前两项。
[6]马迪厄：《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页。
[7]同上书，第5—6页。
[8]塔尔列：《拿破仑传·重印前言》，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页。
[9]同上。
[10]塔尔列：《拿破仑传·重印前言》，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页。
[11]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征求意见稿），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页。
[12]同上。
[1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877年版，第10页。
[14]樊亢、宋则行等编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3页。
[15]《八月革命史》，越南外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10—111页。
[16]关于《学点历史》丛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写道：“……学习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革命导师所讲的革命道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从而有利于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学习的需要，《学点历史》丛书将分册出版，每册围绕一个中心，介绍历史知识，辅导历史学习。”
[17]史军：《读一点世界史·出版说明》，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8]北京市大兴县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国际问题理论组、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专业74届学员《第三世界的兴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页。
[19]本书名有误，但原书名即如此。正确的应该是《苏维埃俄国经济战线上的斗争1917—1924》。
[20]本书名有误，但原书名即如此。正确的应该是《苏维埃俄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片段1917—1924》。
[21]“文革”期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4卷再版时，《世界通史资料选辑》4册也同时再版，明显地表现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特点。再版前，“由编者将书中已发现的有关政治原则等错误，做了必要的改动。还更换了个别数据，改正了一些说明和注释方面明显的错误”。以“上古部分”为例，编者强调：“本书选编的资料基本上来源于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文献记载。这些数据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统治阶级反动思想的烙印。而本书选编时却没有很好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作出必要的说明和批判。今天，我们参考使用这些数据，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之进行分析。”例如，这些史料贬低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宣扬各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以及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等。参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2页。
[22]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重印说明”，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23]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约·亨·海斯、帕克·托马斯·穆恩、约翰·威·韦兰著《世界史》，1948年由刘启戈译成中文出版。海斯（1882—1964）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穆恩和韦兰的老师。穆恩也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韦兰为弗吉尼亚州麦迪逊学院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斯出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其主要著作还有《近代欧洲政治文化史》、《唯物主义一代（1871—1900年）》、《美国和西班牙》，以及《西方文明史》等。《世界史》最初在1932年出版，是美国大中学校广泛使用的一部教科书。期间几经修订和再版，在西方史学界有广泛影响，是一部在西方有代表性的世界通史性著作。此书始自“文明的开端”，下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24]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上册，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Ⅱ页。
[25]海斯等：《世界史》下册，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060页。
[26]上海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编写组：《世界近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3—14页。
[27]同上书，第25页。
[28]《学习十六条手册》，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页。
[29]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简明世界史》古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
[30]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简明世界史》古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页。
[31]同上书，第5—6页。
[32]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简明世界史》现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页。
[33]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工农兵学员和北京军区炮兵部队理论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简史》，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9页。
[34]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工农兵学员和北京军区炮兵部队理论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简史》，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2页。
[35]同上。
[36]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编写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37]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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