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了将军们的举动，周恩来勃然大怒，吩咐卫士：“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周恩来严厉地问：“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周恩来是个温文尔雅、轻易不发火的人。但是，如果你问问那些老部长他们最“怕”谁，他们准会告诉你，最“怕”周恩来。

    他们“怕”的是周恩来对工作极端的认真负责。周恩来不仅对下属要求极严，他本人更是率先垂范。因此，这“怕”中渗透着敬，就是人们常说的“敬畏”吧。

    一些老部长曾带着崇敬回忆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对国内国外、对祖国建设各个领域的情况，在周恩来的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谁也不知道，但从周恩来逝世后各阶层人士写的回忆文章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周恩来记忆力惊人。

    有一回，周恩来宴请外国专家。外国专家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由于这个数字伸缩性太大，招待部门不知如何安排席位，就把这个公文报到了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略一沉吟，批上一句：“至多280人。”招待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批示，照280人准备了席位。宴会上，除个别专家因故未到，出席者为270余人。周恩来对外国专家的情况掌握得如此精确，实在令工作人员惊讶。

    周恩来曾经在贵阳对当地负责干部做过一个即席讲话。会后，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出一篇文章，经周恩来审阅批准后，发往北京。

    到了晚上，周恩来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的同志挠头了，因为没留底稿。

    周恩来却毫不着急，他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他先背诵了一遍原稿，又说明了哪些地方需要改动。

    这篇稿子是当地的同志整理的，周恩来只看过一遍，近千字的文章，连整理者本人都无法复述原文，周恩来能背诵正确吗？当地的同志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打长途电话与北京联系。一核实，天哪，周恩来背诵的口述稿竟与原件一字不差。

    当事人知道“过目不忘”这个词，但过去总认为那是文学夸张。经过这件事，他才知道，世上确有能“过目不忘”的人。

    周恩来本人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是出了名的认真负责，所以他最见不得部长们对本部门的工作情况不了解和工作马虎。遇到这种人，他毫不留情。

    因此，有的部长最怕总理问数字、问具体情况。有时，需要当面向总理汇报就带上有关的司局长乃至处长。

    见到这么庞大的汇报班子，没等开始汇报，周恩来就会沉下脸来：“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

    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在身后，周恩来就严肃地说：“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有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者来自几十个部委，百十号人。

    一位部长念着稿子汇报工作，稿子可能不是他本人写的，加上紧张，他念得磕磕巴巴的。

    越听，周恩来的眉头皱得越紧，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没好气地打断他：“不对！看清了再念！”

    那部长脸都红了，吭吭哧哧地又念了一遍。

    周恩来毫不容情地又说了一句：“不对！”接着，他没翻任何材料，就说出了准确的数字。

    全场都震惊了，响起了一片翻纸的“哗哗”声。

    那部长把稿子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不安地说：“对对，是这个数。这里印得不清楚……”说到这儿，他好像突然醒悟到什么，再也说不下去了……

    接着汇报的是一位副部长。这阵势他还是第一次见识，故而，没等开始汇报，他就浑身冒汗了。

    好容易熬过了念稿子，周恩来又开始了提问。他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还算不错，问题都答上来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表扬他。面色仍很严肃地说：“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

    说完这话，他又问先前那位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部长红着脸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文件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周恩来紧跟着问：“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没有作声。

    周恩来接着说：“有制度问题。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

    他提高了嗓音：“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几位部长大生感慨：“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不只部长们，一些将军也领教过周恩来的“教训”。

    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回周恩来送西哈努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一些将军。

    那天很不巧，飞机是3点起飞，而先农坛中国对印尼的足球出线比赛，也是3点开始，将军们想去看球，都有点心神不宁。

    西哈努克进了机舱，门还没关上，将军们就往机场出口赶。

    周恩来本是满面春风地站在那儿，等着飞机起飞。突然发现了将军们的举动，他勃然大怒，吩咐卫士：“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卫士赶到门口，通知将军们：“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将军们虽有些遗憾，但想到总理有事，也就说说笑笑地回来了，他们站在周恩来身后。周恩来呢，始终笔直地站在那儿。目送飞机起飞，目送飞机绕空一周，然后逐渐远去。

    接着，周恩来向前来送行的外国使节告别。外国使节都离开了，将军们仍在说笑。

    这时，一声喝问打断了将军们轻松的情绪：“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将军们这才发现周恩来脸色不对，立刻屏声静息，按规范立正站好。

    只听周恩来严厉地问：“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的，没人吭声。

    只听周恩来放慢速度，一板一眼地说：“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周恩来足足讲了15分钟，才抬起手腕看一下表，缓缓地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些。好了，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周恩来就这样“教训”了将军们，这件事给将军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再也没有失礼的事情发生。但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的将军们，在回忆这件往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生气或抱怨。提起这事他们都忍不住要发笑，这“笑”大概是表示他们承认自己“罪有应得”吧。

    （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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