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常向我们念叨：“就那么容易批啊，写个名字是好写，但我这个笔啊，太重了，我拿不动。”

    总理看见了说：“什么？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了。”并马上指示：“这个礼堂不准用。”

    他曾经说：“要我批准，签个字很容易。可是，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重啊！”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但国家财力有限，总理对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尤其对楼堂馆所控制较严。在国家困难时期，更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开口子。如知道谁没有听招呼，他就会严厉地批评。

    记得在1956年，一些部委领导同志曾提议修建政府办公大楼，并且连地方都已经找好了，也就是在现在的官园附近。而且已作了规划。他们就一个劲地鼓动总理，理由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政务院应该有一处像样的办公地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没有政府大厦。我们也应该建一个自己的政府大厦。”

    对此，总理就是不答应。并且一再做说服工作。他说：“修大厦干吗？那不是当务之急，利用中南海旧有的房屋，不是一样可以开会办公吗？我这里不是很好吗？不是照样办公吗？”后来他把话说得更肯定：“我在任期间，就不盖政府大厦，你们不要再鼓动我了。”

    一些部门和地方要兴建大的楼堂馆所，通过我们秘书报到总理那里，这些项目一般花的钱都比较多，下面就通过我们催促总理。我们去催总理，总理又迟迟不批。在这种时候，总理常向我们念叨：“就那么容易批啊，写个名字是好写，但我这个笔啊，太重了，我拿不动。”

    对于1959年前北京搞的十大建筑，总理认为这是个例外，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嘛，应该有个门面。但是外地其他大城市不能模仿。但在那时，一些省的省会都为中央会议准备了一套豪华的宾馆。对于这一套，总理历来是反对的。

    大约是1961或1962年吧，天津市也搞了一个高级宾馆。那时，正赶上我们陪总理去天津检查工作。天津市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就想让总理去那个高级宾馆住一下。他是想，总理住了，这样一来，他们修的这幢高级宾馆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合法化了。

    那天，我们到了天津，坐上天津市来接的小车。小车就向那个宾馆开去了。

    总理是老天津了，对天津的地理是很熟的。在车上，他见汽车开的路线不对头，不是向着他平时的老住处的方向开，他忙问：“哎，这是上哪去啊？”

    陪同的天津市领导同志说：“有一个新的地方，想让总理去那里下榻。”

    “不行！别去！我不去！”总理马上就感觉出了这里头有问题。他生气地说：“快，把车给我开到老地方去！”

    汽车只好开到老地方去了。

    后来，我们去看了看这座不太大的宾馆，标准类似钓鱼台国宾馆一幢楼的规格，专门给中央领导同志来开会或视察时去住。他们的主意是，哪怕总理在那里住上一夜，他们修这个宾馆也就合法了。

    后来，那位天津市领导知道总理没有去住，就又来找到我们，想通过我们这些总理的秘书去做做总理的工作，至少动员总理去那里看一看，总理连看都不看。

    到头来，那位天津市的领导遭到了总理严厉的批评。但修已修了，高级宾馆盖了也不可能拆掉，也只好下不为例了。

    1962年6月，总理陪外宾去东北参观访问。事毕，总理顺道来到了鞍山市巡视工作。当时正好鞍山市建好了一座新的宾馆。负责接待的同志准备让总理住到那里去，可总理来到宾馆一看，坚决不住，执意要换一个普通的房间。总理说：“宾馆为何盖得这样好？要知道，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地方还比较困难哩！我不能住在这里！”

    后来总理又无意中发现市内新建的一个大礼堂，这个礼堂虽然只有千把个座位，可在很多地方仿造了人民大会堂廊柱式建筑的样子，大门前也有几根大圆柱子。总理看见了说：“什么？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了。”并马上指示：“这个礼堂不准用。”

    接着，总理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的冷轧厂，这个厂是苏联援建的一项工程，1958年开始兴建。但是到1962年，由于苏方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合同规定的苏联设备还有一大批没有进来，只好撂在那里。总理说：“轧机主要零件还没有进来吧，看来人家是在卡我们的脖子，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打破封锁嘛。”

    当总理看到停工待料的一米二轧机时，他又说：“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面，该有多好哇。”

    后来，为宾馆和礼堂的事，鞍山市的领导好一通深刻检讨，才过了关。

    50年代末期。一次，总理外出拜访民主人士，坐车路过北京东四时，突然他看见路北面怎么又耸立起来了一栋大楼，他问我：“这是什么大楼？”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回来后，我马上查了一下，这就是现在的民航局的大楼。那时民航属交通口管。我是负责交通口的秘书，对此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没有审批印象，自然要追查。结果手续是不完备的。

    总理一听就火了，喝道：“给我马上停下来。”

    此时，这个工程已修了一大半，但也不得不停下来。后来，交通部门的同志反映，大楼停止修建，损失太大，他们叫我给总理做做工作，请总理同意将大楼继续修完。但总理就是不答应。

    总理说：“我把你们这个秃顶的半拉子工程展览展览，看你们这些大搞楼堂馆所的还敢不敢再搞。”当时还是国家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非生产性的建筑是在压缩之列的，贯彻调整整顿的八字方针嘛，总理要以此来教育更多的人。

    就这样，一停就停了两三年，一直晒在那里没敢动。交通部门左一个检讨，右一个检讨，并说这幢楼除了办公外，还有一些生产性的设备。这才开免了。

    上面说的几个项目，都是几经曲折送上检讨后，才允许启用或复工的。总理果断处理这些事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老人家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国家急需的建设和事业方面。总理日理万机，每天都要审批若干文件，可是，遇到不合时宜的报告，他是反复斟酌的，有时就给刹了车。他曾经说：“要我批准，签个字很容易。可是，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重啊！”

    （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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