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是不是这一次主要是进行教育,禁闭就不关了!”李达参谋处长也笑了,点头表示同意。
1938年4月初。日军对我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东南区域,实行九路围攻。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了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也为了拖住华北敌军,以配合国民党军在津浦线的正面作战,举行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作战。这次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刘师长又率领一二九师前梯队、陈赓旅长的三八六旅,东出平汉铁路进行“总破击”作战;同时,徐向前副师长率领东进梯队,即七六九团、东进纵队、骑兵团、教导团一部和师直属队部分干部,越过平汉线东进,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时一二九师的前方指挥部驻在邢台以西的道沟村。5月6日进驻,到6月18日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结束方才转移。在这期间,陈赓旅长率三八六旅沿平汉铁路西侧向南横扫,直抵安阳以南和焦作地区,破击了平汉铁路和道清铁路,给予日本侵略军所组织的各种汉奸武装以歼灭性打击,对徐州会战作了有力的配合,也为开辟平汉路西广大地区、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师长率前梯队和三八六旅于4月26日离开辽县(今在权县)向平汉路开进不久,邓小平政委就来到前梯队。
邓政委来到一二九师前方指挥部所在地的道沟村之后,就经常到我们司令部作战室来了解情况。刘师长指示我们作战科的参谋,每天都要向邓政委汇报情况,所有从山东方面、冀南方面、山西方面来的报告(包括敌情、我情、友情,我情中又包括我地方武装的发展情况和作战情况)都必须立即送邓政委批阅。刘、邓首长批阅文电都十分认真及时,有问题随时商量,从不耽搁。每份批复,都是我们根据刘师长、邓政委的批示拟定,再经刘邓审定签署后送交机要科用电报发出。当时参谋人员少,作战科的工作量大,每天都要忙到深夜,甚至通宵工作。邓政委见了李达参谋处长,常说:“参谋同志你工作太辛苦了。”李达处长说:“是的,不仅作战科参谋很辛苦,机要科和电台的译电人员和服务人员都很辛苦。”邓政委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每天深夜吃夜餐的时候,他经常抽出时间到作战科、机要科和电台来看看。有一次他仔细看了我们饭盒内的面条,发现缺少油水,便将四科(管理科)科长叫来,指着饭盒说:“参谋同志们工作太辛苦,需要补充营养,以后夜餐要尽量搞好些。”随后,我们的伙食确实改善了,面条里不仅多放了油,有时还放鸡蛋。邓政委更关心我们的学习,经常问我们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的情况,有时给我们讲世界形势和国内抗日战场形势,帮助我们提高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能力。
邓政委对中央的指示十分重视。每当收到中央指示的文电,便立即同刘师长一起来到作战室,对照地图,对中央指示反复阅读和研究,及时向各地区各部队提出如何执行的要求。邓政委还常常带着下面的报告来到作战室,从地图上查地名,看地形;有时和刘师长一起对报告中汇报的情况、请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和研究,直到作出决定为止。有时商谈到很晚很晚,我们参谋人员就陪着二位首长讨论研究,随时准备回答首长的提问。遇到很急的问题,邓政委和刘师长就在作战室里交换意见,商定之后就一条一条地给我们口授向上报告和向下批复的文稿,等我们记录和整理完毕,他们当场修改定稿,然后才签字离去。
这时期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有一天我在作战室值班。有一份作战命令要立即送到三八六旅,内容就是刘邓首长命令三八六旅从平汉铁路西侧向南横扫的,我作为急件派两名骑兵通信员立即送去。哪知两个骑兵通信员经过营头村时进了村,向驻在那里的供给部采购站的张科长去要纸烟吸,吸了烟就上马飞奔而去。两个通信员走后,张科长发现炕头有一封绝密件,立即追赶,但通信员已无影无踪了。两个通信员第二天上午8时赶到西黄村三八六旅驻地,但要他们专送的绝密件却找不到了。三八六旅陈赓旅长立即通过电话向刘师长报告了此事。刘师长把我叫到院内,严厉地批评了我。这时邓政委走出来说:“文件决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先让参谋同志带上通信员沿路找一找,要认真找,迅速找,还要冷静地找,要想一想这个通信员最可能丢失在什么地方。”于是,李达参谋处长立即派出骑兵通信员,要我带着去找文件,并且交代说:“路过营头村的时候,要到供给部采购站去看看,看通信员昨晚路过营头村去没去采购站?”一路上我们认真察看,都没有找到,我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到了营头村采购站,刚进门,张科长就说:“你们可来了!昨晚上两个通信员进来向我要烟吸,休息一下以后,出门骑上马就走了。我发现他们在炕头上遗下一封绝密文件,急忙出去追赶,可他们已走得没影了。”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接过文件仔细查看,看到文件原封未动,就向张科长道了谢,随后立即上马向西黄村飞奔。下午3时,赶到三八六旅司令部。当我交出文件后,陈赓旅长将我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你们耽误了我们七八个小时。”我无话可辩,表示接受批评,也不敢休息,马上带着昨天来的两个骑兵通信员火速赶回师部。
当晚8时赶回道沟村师指挥部。我硬着头皮去见师长、政委。刘师长看到我说:“看你出了多大的乱子!这样重要的绝密文件,你为什么不自己送去呢?文件找回、没有泄密是幸事,你也出了力,处分可以免了,但教训是严重的。”邓政委说:“参谋同志年轻,缺乏经验,这件事对你,对每个参谋人员都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不处分,但是教训必须接受。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司令部的每个工作人员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他又转身对李达参谋处长说:“这件事你也有责任的。平时教育不够,工作中的检查督促不严,就是教训。”李达处长表示诚恳接受批评。接着,李达处长叫来通信连长,让他将丢失绝密文件的通信员关禁闭一天,以示惩戒。这时邓政委用商量的口气对李达同志说:“发生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是不是这一次主要是进行教育,禁闭就不关了!”李达参谋处长也笑了,点头表示同意。
出了这件事,发生了这个几乎造成大错的过失,我和骑兵通信员都没有受到处分。但是,这个深刻的教训都是我在以后长期的参谋工作中所不敢忘记的,至今还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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