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但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只要大民族主义一抛弃，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会出现了。

    “民族团结很重要，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个小学生，你是专门做这项工作的，要多参谋啊！”

    “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建国伊始，党和国家的工作千头万绪，真是百废待兴、百端待举。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他所管辖范围的云南、贵州、四川又是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深感在西南担任领导重任，非同一般，首先必须处理好民族问题。

    然而，处理民族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邓小平少年时便远渡重洋，勤工俭学于法国。投身革命回国后，无论他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还是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八军；也无论是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还是千里跃进大别山、逐鹿中原；抑或是参与指挥淮海和渡江作战，这些戎马历程，毕竟与少数民族交往甚少，甚或没有关系。客观地说，解放初期作为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对正确解决和处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的确心中无数。可是，邓小平终究是邓小平，他一贯好学深思，不懂就问，善于向学有专长的人请教。那么，在祖国的大西南任职，要处理好民族问题，同样应该这样，他只有向专家求教了，而且要老老实实地当小学生。

    费孝通是闻名中外的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他致力于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有价值的谋略和见解，其中不少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费孝通很早就对民族问题有所研究。1950年7月，他率领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访问。访问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向少数民族群众解释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是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正在邓小平考虑着如何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当儿，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来到，使他非常高兴：有了上门的老师，实在是难得的请教和学习的好机会。

    一天，邓小平邀请费孝通到他办公室叙谈。

    邓小平思想敏锐，办事干练，说话干脆，他同费孝通稍事寒暄后便点出主题：“你认为当前民族问题主要应抓些什么？”

    费孝通了解邓小平的性格特点，知道他最坚持实事求是，也就不拐弯抹角，而是非常坦率地说：“还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费孝通接着说：“解放前，少数民族除了受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外，还要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对汉族有一种反感心理。解放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因为现在是刚解放，少数民族地区与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他们在心理上对汉族的隔阂仍然存在，所以，使少数民族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很重要。”

    邓小平全神贯注地听着连连点头称道，便说：“问题抓到点子上了。”他还分析说，少数民族有点怕汉人，确实有历史原因。因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是大汉族主义的政策，这只能加深民族仇视。现在我们的干部就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汉人形象，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深入下去，和他们交朋友，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新汉人。

    当然，要解决民族隔阂也绝非易事。邓小平接着中肯地说，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了矛盾，首先我们汉族要承担责任，自己要先认错，道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比如长征时，红军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了一些革命种子，产生过一些好的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有的同志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一些违反纪律的事，解放了，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这里，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也很坦率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这就叫以心换心。

    费孝通被邓小平的坦诚所感动，又接着进言：“要解决民族隔阂，主要应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

    他们的话题越来越投机，邓小平又亮出自己的看法。他说，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但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只要大民族主义一抛弃，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会出现了。

    望着邓小平这位西南局的最高领导，费孝通对共产党的钦佩之感便越发热切：这真是一个真心实意为各族人民着想的党。为这样的党办事，与这样的党合作，不仅应该，而且值得，费孝通十分感动。

    谈话从上午九点多钟开始，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邓小平热情地留下费孝通共进午餐，他们边吃边谈。

    邓小平诚恳地说：“民族团结很重要，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个小学生，你是专门做这项工作的，要多参谋啊！”

    “不敢当，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指示。”费孝通谦和地回答。

    邓小平又说：“不要说指示，你是先生嘛，欢迎你再来。”

    要做先生，首先得当学生。邓小平甘当小学生，与费孝通一席谈，使他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茅塞顿开，他可以当先生了。

    当月下旬，邓小平在一次关于民族工作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比较系统地形成了他关于正确解决和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思想和主张，他尤其着眼于西南的民族工作。

    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他说：“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他还把这个工作做得好坏作为衡量各方面工作政绩的标志。他说：“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邓小平还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就共同纲领规定的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邓小平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阐发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和政策。

    他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只要条件成熟，就应该马上去做工作。他举例说，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有了这些条件，就能立即开展工作。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其他地区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不管采用何种自治形式，“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力”。

    在经济上，邓小平提出：“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他举例说，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吃盐问题，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他还提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

    在文化方面，邓小平认为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那么，同文化教育相联系的还有卫生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

    为了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中心工作的各方面任务，还交给所有从事民族工作干部以工作方法，这就是“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他还说过，无论做少数民族的政治工作也好，经济工作也好，文化工作也好，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邓小平一再叮嘱，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必须这样呢？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进步力量在那里面很少，影响小。只有在将来这个力量发展起来，才会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不起决定影响。因此，现在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他们的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

    要做好民族工作，正确的工作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什么是正确的工作态度呢？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他要求民族工作干部，要主动向少数民族说清楚，正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要不然，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子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邓小平强调：“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提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教给工作方法，端正工作态度，表明邓小平作为一位行政大区的领导人为贯彻正确的民族政策，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达千）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