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里的博大胸怀-周恩来在伯延:4天开了7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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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脚妇女走不动’的意思领会不对。小脚妇女要放脚,但一下子不能放得那么大。‘解放’脚穿上个大皮鞋,里面再填上些稻草,也是走不动的。”

    “总理就是宰相,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街,清水洒路。现在也没个礼节,不像话。我见了总理磕头,是想讲点礼节。”

    1961年5月3日早饭后,周恩来总理偕同邓颖超大姐乘专车由邯(郸)达武(安),下榻于部队的一个营房,开始了对伯延村的4天视察。总理每天早饭后乘车到伯延,晚饭前返回驻地,中午在伯延就餐。邓大姐因胃有病,中午不在外就餐,下午才到伯延去。陪同邓大姐的还有全国妇联的几个人。

    总理来视察之前就已派办公室主任许明(女)、外事秘书马列等人到伯延调查研究。陪同周总理视察伯延的有邯郸市委书记庞均、武安矿区区委书记王德恒,有时区长郭士辛也在场(当时取消专署和县的编制)。

    5月3日上午10时许,4辆吉普车停在伯延村北的农机站门前。总理从车上下来,向大公社办公处走去。他身着灰色中山装,足蹬圆口布鞋,精神很好。

    4天中,总理先后召开了大小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机站和修配厂人员等7次座谈会。现在有记录可查的是4次,摘录如下:

    5月3日,召开11名大小队干部座谈会。

    总理插话主要围绕3个问题。一是食堂。总理说:“你们回去好好讨论讨论,食堂办不办,还是办农忙食堂?食堂分开便利,就要分开。”二是供给制问题。总理说:“供给制要不要,还是要15%,还是只照顾五保户?”三是包工包产问题。总理说:“包工包产、评工记分、四固定(指生产小队土地、劳力、农具和畜力固定),都要讨论讨论,看有什么问题,怎样办好。”总理还说:“座谈会占了你们的时间,要给工资,由市委庞书记先付给,国务院拨给。”

    5月4日,召开了12名社员代表座谈会。

    会上,主要谈了3个问题:食堂、自留地和供给制。谈到食堂问题时,总理对12名社员逐一征求意见。结果只有两人说愿意在食堂,10人说食堂不好,要求回家做饭。总理说:“食堂是上边叫办的,下边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就可以不办。”谈到自留地问题,社员张淑琴说:“自留地可不要再收了,秋后打了粮食也不要再给定指标了。”总理说:“我保证,社委、区委、市委的书记都在场,都要保证:一、自留地保证不收回;二、自留地收入保证不定指标。”谈到供给制问题时,社员们说,供给制有平均主义,“干不干三顿饭”。总理说:“你们讨论一下,不要供给制行不行?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行不行?”

    5月5日,召开了13名大小队干部座谈会。

    会上主要谈了棉花生产、口粮和公社体制问题。谈棉花生产时,先锋大队干部汇报,今年棉花亩产50.3斤(皮棉),比去年亩产48斤高了点。总理说:“保证棉花生产要做好3件事:一是棉花奖励粮保证发,二是售棉布票保证给,三是化肥保证供应。超产奖励要四六或三七开,多的部分给社员。”谈到口粮问题,先锋大队汇报说,每人7两。总理说:“加上棉花奖励粮、超产粮,就不是7两了,可能是八九两,要好好算一下,讲给社员听。”谈到公社体制时,总理说:“社有制非推翻不可。过去没有调查,下边说好,中央点了头,搞试点。现在一调查试点,不行。”公社(当时叫曙光社,17个村子)书记韩玉林说:“那是毛主席提出了‘小脚妇女走不动’时办的。”总理说:“‘小脚妇女走不动’的意思领会不对。小脚妇女要放脚,但一下子不能放得那么大。‘解放’脚穿上个大皮鞋,里面再填上些稻草,也是走不动的。”

    5月6日下午,召开了由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及部分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25人参加的座谈会。

    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食堂。5月4日开座谈会时,社员们不敢说食堂不好,不少人都违心地说食堂好,因为当时把食堂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总理看到这种情形说:“我叫周恩来,你们看跟墙上挂的像一样吧?这次来就是要听你们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错了也不要紧的。”总理问坐在一边的张二廷:“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张二廷猛地站起来说:“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当然是说真话。”“要说真话,那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总理问:“为什么吃不饱?”张二廷说:“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要多吃点,还能剩几两?最多剩三四两,还能吃饱?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就能糊弄饱。你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们又多,我也愿意自己做着吃。”座谈会后,总理要走。街上已是人山人海,不仅有本村、本县人,还有从峰峰矿上来的工人。有的人担心总理的安全,说:“是否让群众走开?”总理说:“群众来看我,哪有撵的道理?我就不信群众不给我让开路。”

    前几次都是在公社最里面的北屋座谈,最后一次座谈会因为人多,改在供销社院内的大屋里。供销社门前那个叫元宝坑的地方,是伯延村的中心。总理从院里出来,本该朝北走,到村外上车;但他却向南走去,并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当走到东边时,一个老汉向前挤来,到总理面前,“扑通”跪在地上就磕了个头,嘴里还喊了声:“周大人……”总理向前扶了老汉一把,李志安等人将老汉搀起。过后总理指示:“查一下老人为什么磕头。要是有特殊情况,我明天还去伯延。”老汉名叫马三运,单身汉,当时吃不饱,有点浮肿。有人鼓动他找总理反映,他就给总理磕了个头。可当天李志安等人找他询问为啥磕头时,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说:“总理就是宰相,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街,清水洒路。现在也没个礼节,不像话。我见了总理磕头,是想讲点礼节。”总理听了这汇报后只是笑了笑,说:“既是这样,那就算了。”

    在伯延视察之后,周恩来去了涉县。

    (李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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