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最缺少的，是真正的人文主义、宗教精神和慈善情怀所组成的一种可触可摸的暖流……而对于西递人本身来说，很明显，他们是认识不到这样的短处的。他们只是在这样无形的压力下变得孱弱，变得敏感、多疑而多虑。他们只能用他们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理解世界。

    一

    在西递的那两天，天一直阴阴地下着雨。

    每次来，都要在西递的老街上走一走，这次也不例外。由于秋雨连绵，西递就如同雾中的版画似的，也如一个淋湿的旧梦：阴冷、湿润、隔膜。漂亮的是西递街道上的那些石板路，因为水冲走了灰尘，它们显得前所未有地干净，如黛玉一般晶莹。

    尽管天气极差，西递还是一如既往地热闹，很多游人和我一样，打着伞，跟在导游后面，一家老房子、一家老房子地参观。因为雨下得大，视线不免有点模糊，很多地方看不真切，连态度也很难保持庄严安详，在这样的天气中哪能细细地聆听导游的解说词呢，只是匆忙地跟在队伍的后面，一边有意无意听着，一边询问着房东们的真古董仿古董假字画，或者独自想着心事。也许，进入历史的方式就应该是这样随意吧，历史就是阴雨，就是幽暗，就是真假难辨的古董，就是雨中的黟石——它的本质是那样的捉摸不定，不能让人轻易明白，也不会让人轻易进入。

    二

    西递的诞生竟然有着一个类似“赵氏孤儿”的故事。

    据胡氏宗谱记载，现在西递大族胡姓原本是唐代皇族的后裔。公元904年，唐昭宗李晔受梁王朱温的威逼，仓皇离开长安。东逃行至河南陕州时，皇后何氏生下一个男孩。李晔深知此去洛阳凶多吉少，便命何氏将婴儿用帝王衣服包裹起来，设法藏匿在民间。当时，歙州婺源人胡三正在陕州做官，为了替朝廷分忧，胡三便丢弃官职，接纳太子，悄悄潜回家乡婺源。李晔到了洛阳三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李晔一家全部被杀，唯有逃离虎口的太子幸免。而在婺源，胡三将太子改姓胡，取名为昌翼，昌是吉祥平安，翼为翅膀，意思是吉祥平安地飞离虎口。

    再后来，胡昌翼长大成人了。按照中国传奇的习惯延续，似乎下半部分就是李氏孤儿知晓家世，然后报仇雪恨什么的。但什么也没发生，故事便戛然而止。这当中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胡昌翼极想报仇，但能力远远不及，所以选择了放弃；二是因为胡昌翼懂得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懂得了高处不胜寒，所以再也不愿意铤而走险，于是选择了韬光养晦，在平庸中与生活握手言欢。这样一直到胡昌翼五世孙的时候，胡家人由婺源迁到了西递安居——胡昌翼也就成了西递胡氏的第一世祖——但胡家对祖宗并没有忘怀，他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帝王子孙，并在祠堂里供奉着李世民像。现在，在西递的追慕堂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唐太宗画像悬挂在高高的龛台上。

    跟中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西递就这样诞生了，它有了自己的历史，也平平淡淡地进行着自己的历史，像一首毫无特色的弦乐曲，缓慢地、平白地演奏下去。

    一直到明朝，西递的历史才放出光华，从15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中叶，西递的发展可以说是跃上了一个高峰。

    鼎盛时期的西递据说有10000人，这比现在的西递人口还要多上3倍。可以想象的是，当时那么多胡姓人聚集在这块地方，肯定相当繁荣。这当中的原因自然是徽商的兴起。由于生存压力巨大，西递人开始离家出门，去外地经营自己的产业，西递商人主要以经营钱庄和商铺为主。在外赚了钱之后，便回家买田置业，光宗耀祖。西递，在大笔资金进入之后，当然会有很大变化。

    这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叫胡贯三，他是胡姓第24世祖，清朝道光年间人。据说，胡贯三曾经营36家典当行和20余家钱庄，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资产折合白银500余万两，财产居于江南巨富第6位。

    不仅如此，在胡贯三身上，还体现了徽商的一个重大特点，那就是官与商的紧密相关。现在，西递村口的那座“走马楼”就与胡贯三有关。当年胡贯三与朝中宰相、同为徽州人的曹振镛结为儿女亲家。有一年曹振镛从歙县来西递走亲戚，出于面子的需要，胡贯三耗费了很多物力财力，大兴土木。仅在村口，就修建了壮观的“走马楼”和“迪吉堂”。当曹振镛应邀登上走马楼，凭栏眺望远山近水时，胡贯三的心里充溢着从未有过的满足。不仅如此，胡贯三还捐出巨资，在曹振镛的家乡歙县，建造了横跨练江的大石桥。官与商就在这种亲情结合中达成了默契和互助。徽商就是在这种勾结中，畸形地发展，然后，又畸形地毁灭。当然，胡贯三之所以大兴土木，挥金如土，除了炫耀个人财富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那就是自卑——在那个时代，金钱在权力面前的自卑。

    现在，走在西递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是商品经济的浓郁气息。几乎家家在向游人介绍荣光的同时，也积极地兜售着真假文物，还有一些职业文物贩子不停地纠缠着游人。因为没有祖先那样可以挥霍的资本，所以也就没有祖先那么从容不迫了。一座村庄、一个家族、一段荣光、一条伤疤，就是在这样的缠缠绕绕中，变得晦涩而暗淡。昔日的光华悄然远去，成为一个模糊的背影，让后人费思量，却难忘。

    三

    相比于宏村，西递显得更加精致。我们在西递的巷道上走着，处处干净清秀，很见章法。

    从表面上看，西递似乎是素朴和安静的，但这种素朴和安静却是内敛和压抑的结果，在骨子里，满是精巧的心思和算计。

    西递民宅的对联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精细思量的集中体现。比如说履福堂的几副对联：“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忍片刻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从表面上看，这对联似乎显示了宽厚平和、清静忍让的生活态度，但进一步推想，主人显然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许多思考。

    另外一些对联，更可以看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了，比如：“能吃苦方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人”“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事临头三思为妙，怒上心一忍最高”“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君子不忧还不屈，丈夫能屈也能伸”“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惜衣惜食惜财兼惜福，求名求利求己胜求人”……

    这些对联，当然是徽州人感悟生活所得，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之后，西递人自然对于人生有着自己的心得和感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对联中隐藏着极强的犬儒成分，对世故极为精通，同时也防人如防盗。虽然这种理解是一个整体，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盘算、那种防备、那种彼此关起门来的竞争和算计，却昭然若揭。

    也许对于当时的大环境来说，这样不讲原则的坚韧和隐忍是成功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方法，但这样的方法我还是觉得太具功利色彩了，是站在私利的立场上，没有把对人的要求放到更高的层次上。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教化，而只是一种狭隘的方法论教育，是一种极坚固的庸俗社会学。西递人，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正好把这样的世故和庸俗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这种实用犬儒是极为有效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存在的确有着很多缺憾。对照着西递人的处世哲学，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中国文化过于关注人伦日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如果把精力和智慧都过分地用在人情世故上，那么就会在整体上失去天真活泼、浑朴野趣、真实诚恳，就会在大方向上失去创造力，失去坚韧和勇敢，也会失去生命激情和理想情怀。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最缺少的，是由真正的人文主义、宗教精神和慈善情怀所组成的一种可触可摸的暖流。中国文化从不缺少圆润和智慧，它所缺少的，就是那种执着的勇敢和一意孤行，还有做事的理性、方法。

    而对于西递人本身来说，很明显，他们是认识不到这样的短处的。他们只是在这样无形的压力下变得孱弱，变得敏感、多疑而多虑。他们只能用他们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理解世界。这样的感觉就像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在没有方向、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寻找到一个平静的小港湾安顿下来，一边修整着船帆船舷，一边看着远去的孤帆远影，既自得意满，又怅然若失。

    四

    我在去西递的时候，手边正巧带的是一本马克斯·韦伯论中国宗教的书。在这本书里，韦伯明确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其实早就存在，而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现。韦伯在分析了中国18世纪的经济状况后指出，其实当时在中国，完全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但中国却未能进入资本主义，这当中有着诸多的原因。例如，没有官职保障的财富无法成为社会荣誉的基础，没有法律地位的企业难以成为城市的主角，没有经济代价的国家义务取消了自由劳动市场，没有宪章契约的同业行会不敢进入自由的竞争，等等。

    但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开放的宗教精神，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韦伯还说，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现，那就是基督新教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他说，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义的拯救、赎罪、忏悔理论，通过祈祷让人们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人们的精神与商业经济长期对立。而改革后的新教则认为灵魂的得救不是要依靠教会和仪式，而是有赖于内心的纯净和工作的勤勉。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资本流通、会计核算而获得利润的经济行为，推动了工商企业的发展。这也证明，新教伦理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应该说，韦伯的这些论述，是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评价，也是对西方文明的准确揭示。

    西递人的对联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揭示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在中国文化当中，长期以来在心理上、思想上是与财富相对立、不相融的。这表现为财富在所谓文化面前的自卑，经济在人生目标前的软骨，实利在审美情趣中的孱弱。中国商人在所谓文化面前总体上的自卑以及财富所缺乏的精神力，直接导致了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的脱节。

    而西递，正是这种状态的缩影，在文化、道德、伦理、审美等方面的挤压面前，西递就像炉中烧就的薄瓷，精致、美丽、脆弱、自鸣得意，同时又不堪一击。

    五

    那天晚上，由镇上安排，我们住进了西递的“旷古斋”。

    这是一家北京人购下的老屋，装饰一新后，交给了两位当地人代为经营。

    它的装潢非常考究，既保存了徽州民居的古色古香，又设计了一些非常有情调、有创意的布局，比如在一楼的堂前设置了酒吧；细节也是一些与徽州有关联的东西，比如吊灯的灯帽用的是划船的舢板等等；而且还安装了卫生间，生活和居住非常方便。据说，1995年那个北京人购下这所房子的时候，只花了5万元，但他后来花了30万元把旷古斋装饰一番，现在有人出价80万，他也没卖。

    住在这样古色古香的屋子里，透过雕花的窗棂，风景便如画一样悄然潜入。窗外远处是青色的野山，不远处是黛色的屋顶，更近一点的则是大片翠绿的竹林。这样的景致让人顿生欢喜。夜色降临后，万籁俱寂，不知怎的，我却对陌生的静谧感到了不踏实。这样的静是可以给人压力的，它让人心虚，似乎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醒过来，都想独立自主地游走一番。与这样的清醒比起来，平日在城市里的行动更像是在睡眠，最起码，身上的很多器官，或者是毛孔，都是在昏昏地沉瞑着。

    窗外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雨，秋雨中的西递似乎也安睡了，但我却一个人在黑夜中睁着眼。对于西递，对于徽州，我有着太多杂乱的碎想。现在，也许我能趁着寂静，安安静静、绵绵密密地想一想西递，想一想徽州的历史。

    一直到走的时候，才听当地人说，从山坡上向下看，西递村是一个完整的船形。他们阐述说，之所以这样设计，是风水上的原因，西递这个地方比较缺水，想以船来招水；再就是，西递的胡姓想的是自己家族有朝一日，能乘风破浪航行于大江大海。也许，这只“燕雀”还是有着“鸿鹄之志”的。但我却有另外一种想法，我想的是，西递人也许是要取“同舟共济”的意思吧。从遥远的中原躲避兵燹而来，生活在这群山环绕的偏僻之地，家族子弟在一起，自然要抱团结盟。这个村落起先肯定是不想平庸的，也是有着想法的，但在庸常了很多年后，真的就变平庸了。平庸是因为什么呢？是缺少出世的情怀，是缺少济世的理想。一个人，一个村落，甚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理想，没有情怀，即使再会算计，再会修身养性，智慧的庸常终有一天会变成真正的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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