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艺大师丰子恺先生，留给后世影响最广且具恒久魅力的艺术作品，是他那风格独特的漫画杰作。“子恺漫画”问世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但仍脍炙人口，深受各种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所喜爱。
不少人称丰先生为中国漫画的创始者，但丰先生自己认为这话半是半非。因为“漫画”一词在中国确实是他的绘画上最先标用，但这类风格的绘画在他之前已经出现，如清代八大山人朱耷、七道士曾衍东和清末民初大画家陈师曾的简笔画风，都曾给丰先生的绘画以很大的影响。
丰先生还考证过“漫画”二字的由来。他说：“‘漫画’二字实在是日本最初创用，后来跟了其他种种新名词一同传入中国的。”日本人始用汉文“漫画”二字，是在相当于我国清初的德川时代。当时一位著名画家葛饰北斋，其画即称“北斋漫画”，并从此一直沿用下来。漫画含有“随意画”的意思，漫画的“漫”与随笔的“随”有相类的含意。
丰先生自幼爱好绘画。十七岁考入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受名师李叔同指导，学画更勤，境界益高。同时又因其从小喜读诗词，文学修养的迅速提高，逐渐使他不再满足于仅有形象之美的绘画。他要求的是一种兼有形象和意义之美的绘画。因此当时《太平洋报》上曾刊出过的陈师曾先生那些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的即兴小幅画，成为他所赏慕的作品。1921年，二十四岁的丰先生去日本游学，他发现日本是一个盛行漫画并具有悠久漫画历史的民族。日本漫画与日本的俳句一样，是最能体现其民族生活情趣，反映其国民性的艺术。当时的两位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和蕗谷虹儿的作品曾深深地吸引了丰先生，尤其是竹久梦二的画集，激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使他爱不释手，称赞这是“无声之诗”。
1922年，由日本归国的丰先生，经老师夏丏尊介绍，也来到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这时期，他读的书多了，看的画多了，而对自己原来所学的仅有形象之美的写生画法，却越来越觉得浅近乏味，一种新的画风就不期然而然地在他的思绪中孕育成熟。在一次校务会议上，丰先生对“那垂头拱手而伏在议席上的各同事的倦怠的姿态”观察入神。回家后用毛笔把他们的印象勾画出来，并贴在门后独自欣赏。这幅画引起了他自己的兴味，此后不断地把平时关心的琐事细故——趁兴描出，也把平日信口低吟的古诗句用聊聊数笔绘成小画。这时，包皮纸、旧讲义纸、香烟壳的反面，都成了他的“画布”；有毛笔的地方，就都是他的画室。于是，一批充满诗趣和生活情味的全新画幅诞生了。不久夏丏尊发现了这些小画，连声赞赏说：“好！再画！再画！”丰先生受此鼓励，心中暗自欢喜，以后描绘的时候就觉得更大胆了。有时还亲自把它们制成木刻，让朋友们传观。当时春晖同事中还有朱自清、朱光潜等都成了这些画稿的最初欣赏者。
那时，朱自清与远在北京的俞平伯正在合办一个不定期的文艺刊物，1924年出版了《我们的七月》，次年出版了《我们的六月》。丰先生不仅应约为这刊物设计封面，还在《我们的七月》上首次发表了一幅画稿，即《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令人耳目一新的小画立即引起了主编《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莫大兴趣。1925年《文学周报》恰好要用插图，郑振铎便通过胡愈之向丰先生索画，陆续发表在《文学周报》上。郑振铎并为这些画稿加上《子恺漫画》的题头，从此“漫画”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丰先生的画也于此时起以“子恺漫画”闻名于世。第二年1月，由文学周报社编成的《子恺漫画》集，在开明书店印行。这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本漫画集。
丰子恺先生自1922年开始创作“子恺漫画”，至1975年逝世，五十多年未曾停过画笔，故“子恺漫画”的数量极为可观。为纪念丰先生百年诞辰，北京京华出版社将于今年出版《丰子恺漫画全集》，共有十册，收画三千多幅。
从1922年至1949年是丰先生漫画创作的高峰期，据他自己说：“约略可分为四个时代：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
丰先生从小喜读诗词，当他入神地反复吟诵自己所爱的古诗句时，往往就会在眼前出现一个若隐若现的幻象来，他便情不自禁地把它们用绘画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最初的“子恺漫画”。这类作品有《无言独上西楼》《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燕归人未归》等等。夏丏尊先生称这些作品是把古诗词句“翻译”成绘画。其实丰先生的“古诗新画”是一种借古人名句来开拓新意境的漫画创作方法。
大约从1926年起，“子恺漫画”进入了描绘“儿童相”的时期。丰先生是一个童心很重的人，向来憧憬儿童生活，认为“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所以他常常用画描绘儿童，以寄托自己的情感和理想。丰先生有着一大群儿女，当然最初描写的是他自己家里的儿童生活相。《花生米不满足》《阿宝赤膊》《瞻瞻底车》《办公室》《爸爸回来了》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一天晚上，丰先生六岁的大女儿阿宝拿着妹妹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脚穿上，自己只穿着袜子站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丰师母见状便叱责：“龌龊了袜子！”立刻动手毁坏了孩子的“创作”。丰先生在一旁却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于是就诞生了《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漫画。由于丰先生能站在儿童立场上，体察儿童意趣，所以这些作品生动地体现了无瑕的童心，趣味盎然。
丰先生又因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熟悉校园生活，也画过不少反映校园生活的漫画，称之为“学生相”。《舍监的脚》《教室中的设计》《村学校的音乐课》等便属于此类漫画。
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丰先生的笔越出了家庭和校园，扩大到整个社会，面对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一一为它们写照，画出了人间的不平和劳苦民众的悲惨生活。《赚钱勿吃力，吃力勿赚钱》《劳动节特刊的读者不是劳动者》《最后的吻》等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收在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的《人间相》漫画集中。
1937年，侵华日军的炮火迫使丰先生辞别故乡石门湾，率领全家避寇西进，最后辗转到达重庆。在逃难途中，丰先生也未停止过漫画创作，还戏称自己是“艺术的逃难”。因为逃难，使他饱览祖国高山大川的壮丽景色，深入领略了伟大的自然美。他的眼光渐渐由人物移注到山水上，开始了山水风景画的创作。题材、内容的转变，使其漫画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画幅渐渐放大；单色也变成了彩色。《长桥卧波》《江流有声，断岸千尺》《豁然开朗》《松间明月长如此》等等，均是“子恺漫画”进入描写自然相时代的精彩之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游黄山归来所作《黄山蒲团松》《登峰造极》等亦属此类。
抗战期间，作为一个爱国的进步艺术家，丰先生还画了很多宣传抗战、揭露日寇暴行、鼓舞人民斗志的抗战漫画。如《大树被斩伐》《轰炸》《散沙团结，可以御敌》等等，这类画都收在1940年上海文艺新潮社出版的《大树画册》中。
此外，必须说说其影响很大的护生漫画创作。护生画缘起于1928年，丰先生为了预祝老师弘一法师的五十岁生日，与弘公合作出版了《护生画初集》，丰先生作画，弘公配书，共五十幅。内容都是劝人戒杀护生。但其真正宗旨，丰先生说得很明确：“护生”就是“护心”。初集于1929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1939年，抗战期间的丰先生在广西宜山又为弘公的六十岁生日画了《护生画续集》六十幅。这时弘公致信丰先生，要求他在自己七十岁时作《护生画三集》，八十岁时作四集……到一百岁时作六集，“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丰先生复信法师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弘公圆寂于1942年。因时值烽火乱离，丰先生无法前往吊唁。直至1948年冬，才专程赴泉州拜谒弘公圆寂处，并重睹了自己允诺续作“护生画”的亲笔信，不禁百感交集。于是发心要完成恩师所嘱，1949年完成了《护生画三集》。1960年又作四集，并提前于1965年完成五集。最难想象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丰先生自知“世寿无多”，又提前绘制《护生画六集》共一百幅，四、五、六三集先后在新加坡出版。新加坡的广洽法师还将《护生漫画》六集共四百五十幅的原作，于1985年送回国内，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子恺漫画”问世以来，风靡至今。能经久不衰地广受读者喜爱，是因为它具有多方面的特色和魅力。
漫画在西洋好像仅指“幽默画”“讽刺画”之类。国内常见的漫画也只有幽默、讽刺而已。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剩了嘲弄、丑化一种功能，让人觉得“漫画”两字是否应改为“谩画”。但“子恺漫画”却大异其趣，不但充满亲切、优美、感人的艺术情趣，还具有表现人生、情感、哲理的全面功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就别具一格吧！”
“子恺漫画”最突出的特色是诗趣盎然，耐人寻味。丰先生说：“意义含蓄是漫画的一个特点，一目了然的漫画是没有味道的。但含蓄决不是故意让人看不懂，而是‘似暗实明’，使人在思索之后有所领悟。”检读丰先生的漫画，确实达到了既蕴含着很深的意味，又都平易近人的境地。郑振铎先生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时说：“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
丰先生的漫画往往取材于寻常而平淡的现实生活，但一经他点化就成了极有深意的画题，“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如《锣鼓响》《张家长、李家短》《春在卖花声里》等等，都充满着生活气息，读后却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夏丏尊先生曾惊叹“子恺漫画”居然“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
从形式上看，子恺漫画艺术特色也是十分突出的。他采用西洋的构图式，运用西洋的解剖、透视、明暗和色彩学，却仍充满传统的画趣，娴熟于国画的笔法。他使用传统的笔墨和宣纸，却画出了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对这一点，俞平伯说得好：“在中国实是一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虽是一时兴到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殆无以过之。”
“子恺漫画”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独具特色，不仅受到当时文坛画坛上众多名人的一致赞赏，更得到广大绘画爱好者的崇仰。有这样一段趣闻：1947年，在杭州举办的两次美术展览中，独独展出的“子恺漫画”，每次都被人偷去。于此亦可见“子恺漫画”的受人喜爱。而丰先生对窃画者的态度亦可谓独一无二：他认为窃画者一定爱画若狂，故这窃画行为是可以原谅的。丰先生还特地花钱在报上刊登《告窃画人》的声明，公开召约窃画人前来，愿为他补题上款，一时间传为美谈。
（刊1998年4月《文化交流》2期）
“子恺漫画”的德与才
“子恺漫画”问世至今八十年，但它对读者依然充满恒久魅力，仍能拨动现代人的心弦，唤起心灵的共鸣，一直深受大众喜爱。我想这是因为作品本身具有德才兼备的品格之故。
说到“子恺漫画”的德，首先，是它的通俗化、平民化本色。没有一点晦涩、深奥之感，明白晓畅，男女老幼，各个阶层、各种文化层次的人都能看懂。就像他十分推崇的白乐天诗一样，从不卖弄学问，却自有大学问在，如《种瓜得瓜》《学步》和《羡她前村无盐女，不宠无惊过一生》等作品，都是极平淡的题材，但经他提炼，都点出了很深的含意，并能直指人心。子恺先生的画中没有仙山琼阁，也不画风花雪月，也无须浓妆艳抹。作品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身边琐事和细微感触，故十分贴近生活，贴近大众。
其次，是“子恺漫画”的基调，他始终遵循着一条积极、率真地指导人生的宗旨。无论是歌颂真、善、美，歌颂童心，歌颂生活，歌颂大自然，还是指出社会不公现象，揭露人类卑污心灵，其根本目的是指导读者去怎样做人，怎样理解人生，享受生活。关于怎样做人，他尤其看得特别重要。他提倡“有生即有情，有情即有艺术。故艺术非专科，乃人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皆生知也”的艺术观。读他的画，能提示你艺术就在你的生活中，美就在你身边，给人以生活的希望和情趣。
子恺先生在创作漫画时，从未忘记艺术作为精神食粮时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性和使命感。他的作品都有一种十分严肃的对人生的启迪和指导意义。即使是长期被人当作佛教宣传画的“护生画”（其实创作本意早已说得很明白：“护生即护心”），也没有一点消极颓废的意识。因此“子恺漫画”的基调是引导人生积极向上的。从这一角度而论，“子恺漫画”当属“载道派”。
然而论“子恺漫画”的才，它又是诗趣横溢，直抒胸臆的“性灵派”。子恺先生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是现代陶渊明。在他看来，生活中无处不是艺术。他那能“静观万物，使人心丰富”的艺术天赋，使他的画笔能将一切生活升华到艺术的高度。故夏丏尊惊叹其“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
他又融东西洋绘画于一炉，即采用西洋的构图式，运用西洋的解剖、透视、明暗和色彩学，却仍充满传统的画趣，娴熟于国画的笔法。他使用传统的笔墨和宣纸，却画出了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并能融文学与绘画于一炉，真正达到了画中有诗，寥寥数笔，却能蕴含很深的意味。刘海粟评论道：“效法他的人极多，却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因“子恺漫画”不以单纯的画技取胜，而是以意境胜，以学养立根。一般学“子恺漫画”者只能学到他的形，即漫画笔墨技法，却学不到他的神和品，即他的画所包涵的学养和襟怀。
再则，同样能显示“子恺漫画”才气的是它功能的全面性和对生活的丰富表现力。子恺先生曾将自己的漫画创作概括为四个时期，即从描写古诗句，到描写儿童相、社会相和自然相。像子恺先生那样能自如地运用漫画来表现如此广阔的生活者，在中国大概还找不出第二人。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只剩下战斗性讽刺类一种功能的政治漫画迥然不同的，“子恺漫画”不仅能针砭时弊，讽刺庸陋，揭露丑恶，更能颂扬真善美，指示迷津，排遣世虑，陶冶性灵。“子恺漫画”歌颂多于讽刺，抒情多于批评。
因此，子恺先生不仅是中国漫画的开创者，也是漫画功能的完善者。在中国，漫画要作为一个独立画种与其他绘画相提并论，非抬出“子恺漫画”不可。
2001年6月27日于桐乡容园
（刊2001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丰子恺的“古诗新画”
文艺大师丰子恺先生，在美术领域向以风格独特的“子恺漫画”名重于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作过“古诗新画”“儿童相”“学生相”“都市相”“战时相”和“护生画”等大批广为流传的漫画杰作。深受各种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喜爱，尤为知识界人士所特别赞赏和推崇。至今，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及英、美、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均拥有众多的读者与研究者。
“丰子漫画”曾被归纳为“儿童漫画”“学生漫画”“社会漫画”“抗战漫画”“护生漫画”和“古诗新画”六大类。但这种分法并不科学，似有商榷余地。前五类，以漫画的内容题材归类。最后一类却以创作手法归类。因此其外延都有互相交错之处。如果“古诗新画”是一种借古人名句来开拓新意境的创作方法，那么丰先生对这种创作方法的应用，并非局限在山水画中。儿童漫画的创作中同样用过这种方法，如“欲上青天揽明月”“折得荷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等。“社会漫画”与“抗战漫画”中亦常用这种创作手法，如“一肩担尽古今愁”“旧时王谢堂前燕”“惊残好梦无寻处”等。至于“护生漫画”中，这种创作方法用得更多，如“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香饵自香鱼不食，钓竿只好立蜻蜓”等。
丰华瞻曾说“父亲画漫画，开始时是以诗句、词句为题的。他最早时期的画，如《卧看牵牛织女星》《几人相忆在江楼》《燕归人未归》《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等都是受诗词意境的启发而作的。”可见“古诗新画”是丰先生贯用的一种漫画创作手法。因此本文所指“古诗新画”就不限于丰先生漫画中题有古诗句的山水画，而是指用这种方法创作的所有“子恺漫画”。
“古诗新画”在“子恺漫画”中所占比例很大，其漫然可亲的艺术特色也更明显，更容易让读者感受。
诗趣——古诗新画之韵
一般而论，诗是化实为虚，画是化虚为实，所以好诗都有空灵之感。尤其是古体诗词，篇幅虽短，却意境无限。但若将诗转变成画，即将语言这种意象符号转变成线条色块，由虚变实，往往容易呆板僵化，其所能表达的内容和思想反而减少。而且空灵感尽失。因此品评家常常赞赏的所谓“画中有诗”是一种较难达到的意境。而丰先生的古诗新画却是被公认为最富诗意的漫画。
他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深受俞平伯、朱自清、郑振铎诸君赞赏的早期漫画之一。画面中只有一张陈设简陋的临窗板桌，桌上三个茶杯，一把茶壶。窗上是高卷的竹帘。天空中有一钩新月。旁题北宋谢逸《千秋岁》中“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之句。虽仅寥寥数笔，也不敷色，但一种宁静、清新的月夜美感跃然而出。分明是三五知己，良宵相叙，刚刚兴阑席散，似觉茶味烟香仍浓，客人欢聚的笑语声未绝，主人仍沉浸在悠闲的回味和留恋中，表达了人们对这种平淡冲和、充满人情味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和品味情致。这境界与奢华、权斗、利欲是格格不入的。有的是清宁之美、诗意之美。读过几句古诗词的人都能从这画中体会一种诗意、感受一种诗趣。
丰先生用中国传统的纸、笔、墨作简笔画，只有寥寥几笔，十分简练，而且用色也绝不复杂，大都以三原色为主，却能画出一种灵达的诗趣，使观者回味无穷。其“奥妙”何在？原来丰先生是用诗人的眼睛来寻找画材的。他曾多次告诉向他请教学画的人：“要学诗人的眼睛。”他能从复杂的世态中，能从表面现象中看出有深意的东西，亦即具有典型意义的东西。并加上诗人的丰富想象和艺术加工，能使原来平凡的事物化成含意很深的诗和画。
丰先生的古诗新画的基本艺术特色，就是能体现一种诗趣。这种诗趣也就成了这类画的悠然韵味。
文趣——古诗新画之品
丰先生的画，非以画技取胜，而以学养立根，故内涵丰富。刘海粟评论道：“他是我国近代漫画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效仿他的人极多，却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学丰先生的画技容易，要达到他的学养难。多数人只能学到他的形，即漫画笔墨技法，却学不到他的神和品，即他的画所包涵的学养和襟怀。
在现代中国艺坛上，丰先生不仅是一位漫画大师，更是一位文学大家。他那行云流水般的随笔散文，久已脍炙人口，只有少数几个大家可与之相比。他还是一个深研过佛学的思想家，一个精通日、德、法、英、俄数种语言的翻译家。他那深厚的文学修养，体现在他的漫画中，就有一种浓重的文学味。古诗新画尤为突出。这是其他漫画家万万无法企望的。
丰先生在谈到他的创作时曾说：作画写文章于他都只是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遇到一个题材，萌生一种思想后，如适宜用画来表达就作成漫画，适宜用文章来表达就写成随笔。1962年他在《作画好比写文章》一文中还说过：“我是企图用形状色彩来代替了语言文字而作文。”可见丰先生的漫画与文学之相近相通。
他还说：“我的画的确与文学有很大关系。我自知这不是一种正式的绘画，只是绘画之一种。”由此来细品他的古诗新画，就觉得它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独立的绘画，简直是文学的延伸和补充。
丰先生画过一幅一个人在山中独行，天空有一飞鸟的山水画。如果不题字，就不知应从何处去体会画中意境。但当丰先生题上宋代叶茵的一首七绝：“青山不识我姓氏，我亦不识青山名。飞来白鸟似相识，对我对山三两声”之后，一种空山闻鸟语，青山白鸟皆可亲的清新意境就浑然而生。这一艺术境界并非单由画面产生的，而是与题诗的文学意象共同融合成的。
可以说，丰先生的古诗新画都是诗、书、画完美的有机结合，它与文学、书法都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其作品能包容深意的关键所在。所以文学情趣便是古诗新画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并构成了古诗新画的独特品格。
新趣——古诗新画之味
中国历来有诗意画，用绘画来状写古人诗词意境。这些意境是古人的体验和创造，所以这类画无一不追求古味，人物画成古代的装束，配景画成古代的环境，避开一切现代事物，模拟古画，力求古风古貌，尽量与现实生活拉开遥远的距离，以证明画出的是古人诗意的原汁原味。这类画可算作古代诗词的图解，是将古诗词的意象由语言文字改成画面的笔墨色彩。
丰先生的古诗新画，其创作方法一反旧态，突出一个“新”字，全部以现实生活中的新事物入画。画现代的人，画现代的事物，表达现代人的诗意感受。
丰先生以诗人的敏锐去感受生活，寻找画题。每有所感，画成漫画后，大都又借用古诗名句，以增添画的意境，或点出画的题旨。这与替古诗词造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创作方法。
如丰先生的一幅《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这原是北宋王安石《示长安君》中的名句，以此为画题，丰先生却没有画成王安石与妹妹王文淑对酌的情景，而是画了两个现代装束的人物，似像久别相逢的知友，对坐在如豆的油灯火下。草草的杯盘却足供他们作竟夜长谈，互叙各自的平生经历。背景上一只蹲在窗台上的老猫，似也在静听主人们的倾诉衷肠。寥寥数笔，既点明这场景是在寻常家室之内，又画出了夜的深沉。虽没有满桌的山珍海鲜，却有一小女孩为他们烫酒烹茗，足可尽兴畅谈。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常能遇到的情景，然而是历经乱离的人们多么渴望的一种欢聚！这是王安石名句的一种现代新意境。在丰先生的笔下，始能臻于绝妙。
丰先生重视现实生活，强调绘画应表达人生情味和社会问题。他一向提倡画现实生活中的事物。1952年，他与同学沈本千论及画事时，就主张在传统技法中，以新事物入图，表现时代精神。他一向认为艺术就在我们寻常的现实生活中，“有生即有情，有情即有艺术。故艺术非专科，乃人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皆生知也。”（见《艺术漫谈·序》）并非只有古代人的生活中才有诗情画意的艺术味。他的古诗新画表现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充满着生活气息，把普通的现实生活场景升华成富有诗意的画境。所以妇孺皆懂，人人皆爱，因为这些画能启发人从现实生活中去领略诗情画意，进而激发起热爱生活，创造生活之情。
古诗新画采用新事物，表现新情趣的画风，就形成了丰先生这类漫画的一种新健之味。
禅趣——古诗新画之风骨
丰子恺先生受祖母影响，从小就经常随大人去寺庵烧香，逐渐对佛教产生兴趣。长大后又受老师李叔同影响，常听李叔同与马一浮讨论佛学。1927年10月，三十岁的丰先生正式皈依弘一法师，成了佛教居士，法名“婴行”。
丰先生与一般佛教徒的不同之处是，他注重的是佛教的哲学思辩，而不是佛教仪规。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他经常在念佛或烧香。但他写出的文章却充满着禅学的意味。他自幼就悟性很高，喜欢探究人生问题。接触佛教以后，想得更多、更远。他写过《剪网》（1927）、《渐》（1928）、《大帐簿》（1929）、《两个“？”》（1933）等不少著名的随笔散文，都是试图揭示宇宙的奥秘，探究生命的无常和意义。
丰先生思想中这种很浓的禅学意味，很自然的也常常会融入到他的漫画创作中。
就像这幅《落红不是无情物》，一个小孩对“落花”表示婉惜和遗憾时，大人却由此联想到生命更替的意义。丰先生用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的两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为题，一下子就能把读者的思绪引向宇宙万物轮回更替、生生不息的禅学意境中。
再如一幅《种瓜得瓜》，虽是极具普通的题材，但它隐喻了这个世界就是由无数的因果转换连接而成的奥秘，告诫读者应多种善果的道理。丰先生的古诗新画看起来都通俗易懂，而蕴涵的主题却是深沉、严肃的。
丰先生能以佛陀哲学的深邃和睿智，悟彻世间事物的本性，不役于物，不惑于事。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人生观去从事创作，故他的作品具有了丰先生独特的风骨。
2016年10月20日修订于容园
（刊2013年4月《艺术》第4期）
子恺漫画的抗战洗礼
子恺漫画是丰子恺先生留给人类的精神财富之一，它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艺术精灵。一幅寥寥数笔的简洁画作，却能触发每个寓目者的敏感神经，引起情感的共鸣，让人回想和沉思，陶醉于诗的意境，或震撼于人生无常的哲理中，从而产生过目难忘的艺术效果。
从孕育、诞生，到发展、定型，子恺漫画的艺术历程中，不能忽略抗日战争对他的重大影响。
1922年秋，刚到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的丰先生，脑海中还萦回着东京时醉迷过的竹久梦二和蕗谷虹儿的画风。结合中国的八大山人、七道士、陈师曾等前辈的笔法，丰先生尝试以简笔趁兴描摹平日关心的琐事细故和信口低吟的古诗句，便产生了一批充满诗趣和生活情味，风格全新的小画作。很快得到了朋友和同事的交口赞赏。
1924年，朱自清和俞平伯合办的不定期刊物《我们的七月》，首次发表了丰先生的一幅画稿，即《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令人耳目一新的小画，立即引起了主编《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莫大兴趣。1925年，郑通过胡愈之向丰先生索画，作为插图，陆续刊发在他主编的《文学周报》上。郑振铎还为这些画作加上“子恺漫画”的题头，从此“漫画”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丰先生的画也于此时起以“子恺漫画”闻名于世。第二年1月，由文学周报社编成的《子恺漫画》集在开明书店印行，这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本漫画集。
丰先生对自己漫画创作的发展和变化说过：“约略可分为四个时代：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
丰先生自幼喜读诗词，所以用绘画的形式来表达他的读诗感受就成了他最早的画作。这类作品有《无言独上西楼》《卧看牵牛织女星》《燕归人未归》等等。夏丏尊先生称这是把古诗词句“翻译”成绘画。
大约从1926年起，子恺漫画进入了描绘“儿童相”时期。丰先生是一个童心很重的人，认为“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所以常常用画描绘儿童，以寄托自己的情感和理想。而且当时自己已有一大群儿女，故最初描写的，即是自家的儿童生活相。如《花生米不满足》《阿宝赤膊》《瞻瞻底脚踏车》《爸爸回来了》等等。后又延伸至“学生相”的描绘。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丰先生的笔越出了家庭和校园，扩大到整个社会，面对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一一为它们写照，画出了人间的不平和劳苦民众的艰难生活。《赚钱勿吃力，吃力勿赚钱》《劳动节特刊的读者不是劳动者》等便是这一时期的画作。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人间相》漫画集。
1937年秋，侵华日军的炮火迫使丰先生辞别故乡石门湾，扶老携幼，带领全家避寇西进，最后辗转到达重庆。在逃难途中，丰先生也未停止过漫画创作，还戏称自己是“艺术的逃难”。他一边参加神圣抗战的宣传，也对战乱造成的民族灾难和社会民生的艰困有了深切的感受和了解。同时，逃难也使他饱览了祖国山川的壮丽景色，深入领略了伟大的自然之美。他的眼光渐渐由人物移到山水上，开始了山水风景画的创作。
1942年11月28日至30日，在重庆夫子池励志社举办他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丰子恺画展”。共展出画作一百零三幅，书法十九幅。
在《画展自序》中，丰先生说：“我的画以抗战军兴为转机，已由人物主变为山水主，由小幅变为较大幅，由简笔变为较繁笔，由单色变为彩色了。”
为什么说抗战能成为子恺漫画的转机？或者说子恺漫画在抗战前后的主要变化有哪些？现就功用、尺幅、题材和画风等方面，分别作一简述。
先说功用的改变。抗战前子恺漫画的主要功用，是为报章杂志配图，如《申报》《中学生》等。为文章、专集及译著作插图，如俞平伯的儿童诗集《忆》、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等。为出画集创作图稿，如《子恺漫画》《学生漫画》《护生画集》等。画稿是为交出版社、印刷厂制版而作。
抗战后，子恺漫画的功用，变成主要是装裱起来悬挂和展览，供人欣赏和收藏。抗战后期，丰先生为筹措全家生活费用，不断地举办画展卖画，漫画创作不再仅仅是为了印刷出版。功用这一根本性的改变，必定带动作品其他诸方面的变化。
第二是尺幅变大。交出版社、印刷厂的画稿，尺幅以小为宜。所以抗战前丰先生的画以小册页为多，有的仅32开书本大，甚至只有手掌大的。纸质也没有很高要求。在白马湖时的许多画作是画在包皮纸、旧讲义纸和香烟壳的反面的。抗战后的画作是要装裱的，必须用上好的宣纸。尺幅除正常册页外，都是受购画者喜欢的二三尺的立幅和横幅。也有求购者指定的四五尺的大幅中堂画。
第三是题材的扩大。抗战前除大量插图外，主要画古诗新画、儿童相、学生相以及社会相之类题材。抗战开始就画了大量抗战类题材漫画。有反映日寇凶残，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如《轰炸·广州所见·嘉兴所见》《仓惶》《小主人的腿》等。有祈愿和平，制止残杀的，如《炮弹作花瓶，万世乐太平》《愿作安琪儿，空中收炸弹》等。有宣传神圣抗战，中国不屈重生的，如《散沙团结，可以御敌》《凯归》《劫后重生》等。在《劫后重生》图上，还题过一首五言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表达对祖国虽遭蹂躏，但坚强不屈，必将重生的信心。
同时，社会类题材的作品，内容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深刻，如《荣誉军人》《昔年的勇士》等。
新增的全新题材是山水风景画。抗战前虽也有一些以人物为主、山水为背景的作品，但终究不是山水画。而这时创作的以山水为主，人物点景的许多新作，如《蜀江水碧蜀山青》《长桥卧波》等。以及原来画过的不少“古诗新画”题材，这时期重新创作，都成了真正的山水画，如《春日游，杏花吹满头》《家住夕阳江上村》等。这类题材的作品，在画展中也特别受欢迎，因为买回去更适合悬挂欣赏和收藏。而一些反映日寇狂轰滥炸、血腥屠杀的作品，则不适合家中悬挂，只适合编集印刷作宣传之用。
第四是画风的转变。丰先生早期的画作以小幅小品为主，用笔极简，黑白明快。借鉴竹久梦二和蕗谷虹儿的画风与形式，用毛笔创作，并不断糅合其他绘画的元素。有木版画风味的，如《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经子渊先生底演讲》等。有钢笔画风味的，如《断线鹞》《卖花女》和《爱的教育》的插图等。有速写画形式的，如《晓风残月》《云霓》等。还有装饰画、图案画风格的，如《瞻瞻底梦》《我家之冬》《一江春水向东流》等。
抗战开始以后，求画者都为装裱后欣赏收藏之用，画幅扩大，画面必须由简转繁。丰先生改用传统中国画的笔墨和用色方法来作画，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子恺漫画风格。但这是中国画风格的一种新形式，是对中国画风格的一种开拓和创新。
子恺漫画自萌生到形成，并确立自己的格调和画风，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过程，这也是子恺漫画中国画化的历程。而促使子恺漫画中国画化的转机，即是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
2015年5月26日定稿于桐乡容园
（刊2015年6月《出版史料》第1辑）
丰子恺漫画的台湾情缘
今年8月17日，由浙江省桐乡市组织的“丰子恺漫画艺术展”在台湾省云林县隆重开幕。地处台中的云林县虽非台湾文化中心，但因“子恺漫画”与台湾有着很深的情缘，所以这个展览在台湾产生很大反响。台湾各大媒体均报道了展览盛况，并把“子恺漫画”相隔半个多世纪后重访台湾，视作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
丰子恺曾游台湾五十六天
1948年9月，丰子恺先生在内战烽火遍地、心情郁闷的环境里，应开明书店经理、老友章锡琛邀请，曾游台湾五十六天。
丰先生一行在基隆登岸后就来到台北。刚从国立艺专毕业的小女一吟陪父同行，父女俩同住在台北开明书店附近的文化招待所。在台北，丰先生见到了不少新朋旧友，如学生萧而化一家、在台北大学任教的老友钱歌川以及开明书店的刘甫琴等等。
不久朋友们为他安排了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画展，这是“子恺漫画”在台湾首次展出。10月13日晚，他应邀在台北电台以“中国艺术”为题作广播演讲，并到各地游览访问，看阿里山云海，泛舟日月潭，观三千年神木，访高山族公主。他在美丽的宝岛台湾留下了许多足迹，播下了友情和艺术的种子。
那段时间，丰先生创作了一批带有浓厚台湾特色的漫画作品，如《白云千顷，峰峦秀美》《南国佳人》《杵影歌声》等。
两个月的台湾之行，是丰先生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远游，使台湾广大的漫画读者与丰先生建立了特殊的艺术情缘。为此，2001年8月在北京举办“丰子恺漫画艺术展”时，参观过的台湾观众好评如潮。这年10月，“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访问团”到达浙江桐乡，台湾云林县的文化局长林日扬先生是个“丰迷”，他在参观丰子恺纪念馆之后，当即提出了邀“子恺漫画”去台湾展出的想法，由此促成了“子恺漫画”的第二次台湾之行。
“子恺漫画展”沟通文化交流
这次赴台的“丰子恺漫画艺术展览访问团”由桐乡市文化局、文联、丰子恺纪念馆、丰子恺研究会、市漫画协会和丰子恺漫画学校等成员组成。短短十天时间，除了展览外还安排了专题讲座、交流访问和观光游览，内容十分丰富。这次展出的作品有丰子恺的“古诗新画”“儿童相”“社会相”“自然相”四大类作品六十八件，作为丰先生女儿和学生的丰一吟、胡治均等，亦都有作品参展。这次“子恺漫画”重访台湾，丰一吟还重绘了当年父亲所作的《阿里山云海》等画幅，让台湾的观众觉得特别亲切。
这次展览由台湾财团法人糖葫芦文教基金会承办，云林县褒忠国际同济会和台湾福华文教基金会提供赞助。展厅设在云林县文化局陈列馆三楼。开幕仪式上，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儿童漫画杂志社等发去贺电，台湾华梵大学、云林科技大学、云林县文化基金会、台湾上旗文化公司、云林县县长等单位和个人送了祝贺花篮，台北的不少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朋友，也纷纷赶到云林参加这次难得的盛会。著名学者董作宾之子、摄影家董敏专程赶到云林参加开幕式后，还在台北和我们相聚交流。
台湾云林县知名人士陈武雄先生也是一个“子恺漫画”爱好者，他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现在五六十岁的台湾人早年都爱看丰子恺的漫画，他自己就是一个受“子恺漫画”熏陶过的学生。风格独特的“子恺漫画”既贴近生活又生动活泼，既含义深刻又美妙抒情。以前百货公司购物袋上常选印丰子恺的漫画作品以吸引顾客的兴趣，他也曾收集过很多“子恺漫画”的印刷品挂在家里欣赏，遗憾的是极难见到丰先生的原作，所以这次丰子恺纪念馆能提供这么多藏品来云林展出，真是千载难逢，他希望县民们别错过这次欣赏丰子恺作品的大好机会。他的这番感慨和表白，代表了很多台湾读者的心意。为了方便更多的民众参观，陈列馆还取消了周一的馆休日。
祖籍浙江余姚的华梵大学校长马逊博士，她的母亲是著名的海外华人作家农妇，也是丰子恺女儿阿宝的童年小伙伴，十分敬重丰先生的人品和艺品。大概受母亲影响，马逊也是一个“丰迷”。她十多年前就在努力争取“子恺漫画”重访台湾。当她得知云林县成了“子恺漫画”重访台湾的首站展点时，非常兴奋，特地赶来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她所以喜爱“子恺漫画”，除了艺品的精妙，更重要的是丰先生的人品使人崇敬！
展览结束路经香港，当我把这次台湾之行告诉香港中文大学明川教授时，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怪我为什么没有提前通知她，她遗憾失去了去台湾欣赏这批“子恺漫画”的机缘。而我，却深深为丰先生在港台竟拥有这么多的知音感到欣慰。
访丰先生游览过的景点
画展期间，我们特别想去看看当年丰先生游览过的地方。我们来到阿里山，只见云海依旧，但三千年神木因遭雷击而枯死；日月潭的湖水虽然还是那样清澈，但因建了拦坝发电，日月潭亦非丰先生游览时的面貌。接着，我们又去寻访当年的丰先生与之合影过的高山族二公主家。台湾的少数民族我们统称为高山族，但其中又可分成阿里山邹族、五峰赛夏族、兰屿雅美族、屏东鲁凯族、台东花莲阿美族、卑南族以及泰雅族、布农族、排湾族等十多个部族。为大陆所熟知的台湾歌星张惠妹，就是台东卑南族人，而当年丰先生访问并与之合影的二公主，是日月潭邵族酋长毛王爷的二女儿，如今毛王爷的封号已由他的第四代子孙世袭。当我们说明来意后，当即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不幸的是，当问起当年的二公主时，主人告诉我们，她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不幸死于难产，闻之让人不胜惋惜！
毛王爷的家如今开了个旅游品商店，这个商店同时也成了他们家族的陈列室，四周挂满了各种政要、名人来访的合影照和赠送的纪念品。
展览期间，云林县浊水溪书画学会理事长阮威旭先生，连续多次来展厅观赏丰先生的画作，他和我们一时成了熟友。他说，丰先生的早期散文《渐》被选入了台湾的中学课本。阮先生是个“丰迷”，我们答允回浙江桐乡后帮他代为购寄丰先生的画册等书籍，他显得十分高兴和感激。
靠了丰子恺先生与台湾的那份特殊情缘，我们在台湾每到一地，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让人感动的礼遇。我们深切感到丰先生这座文化丰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它永远会被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所认同！
（刊2004年11月《文化交流》6期）
风神潇洒画缘中——重读子恺先生漫画
丰子恺先生留给后世影响最广，且具恒久魅力的，是他那风格独特的漫画作品。刘海粟曾评论“子恺漫画”道：“效法他的人极多，却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因为“子恺漫画”非以画技取胜，而以学养立根。一般学“子恺漫画”的人只能学到他的形，即漫画笔墨技法，却学不到他的神和品，即他的画所饱含的学养和襟怀。
丰子恺在谈到自己的风景漫画时曾说：“风景画本不属于漫画范围，也不是我的笔所能完成的。我是以漫画笔调画山水。真正的山水画家、老前辈要笑我的。我就别具一格吧！”这“别具一格”就是“子恺漫画”的基本特色。
漫画在西洋好像仅指“幽默画”，漫画也只有幽默、讽刺而已。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剩了嘲弄、丑化一种功能，被视为批判斗争的“投枪”“匕首”。但“子恺漫画”却大异其趣，不但充满亲切、优美、感人的艺术情趣，还具有表现人生、情感、哲理的全面功能。
如果现代绘画追求的是如何融会东西方美术于一炉，那么“子恺漫画”是成功的尝试之一。他采用西洋绘画的构图，却仍充满传统的画趣；他运用了西洋绘画的解剖、透视、明暗和色彩学，却仍娴熟于国画的笔法。他使用传统的笔墨和宣纸，却画出了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子恺漫画”是一朵民族色彩非常鲜明的画苑奇葩。所以俞平伯在评论“子恺漫画”时说：“在中国实是一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虽是一时兴到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殆无以过之。”
“子恺漫画”突出的特色是诗趣盎然，耐人寻味。丰子恺对创作的追求是“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他还说：“意义含蓄是漫画的一个特点，一目了然的漫画是没有味道的。但含蓄决不是故意让人看不懂，而是‘似暗实明’，使人在思索之后有所领悟。”丰子恺的漫画，确实达到了既蕴含着很深的意味，又都平易近人的境地。郑振铎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时说：“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
朱光潜评到“子恺漫画”的画品时说：“他的画里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它有时使你悠然物外，有时候使你置身市尘，也有时使你啼笑皆非，肃然起敬。”
朱自清则说丰子恺那“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他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子恺漫画”的又一特色是充满现实生活情味，长于在平淡生活题材中寓寄深意。丰子恺认为艺术就在我们寻常的现实生活中，所以一向提倡画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一经他点化就成了极有深意的画题。如《锣鼓响》《张家长、李家短》《春在卖花声里》等等，都充满着生活气息，读后却给人以无穷的回味。故朱光潜说：“他的画极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他的画就像他的人。”夏丏尊则惊叹“子恺漫画”“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
“子恺漫画”确实和丰子恺为人一样平易可亲，一样洽闻博识而又通俗易懂。难怪凡有人生体验的人都爱读“子恺漫画”。1947年，在杭州举办的两次美术展览中，独独展出的“子恺漫画”每次都被人偷去。于此亦可见人们对“子恺漫画”的偏爱。而丰子恺对窃画者的态度亦可谓独一无二。他认为窃画者一定爱画若狂，故这窃画行为是可以原谅的。丰子恺还特地花钱在报上刊登《告窃画人》的声明，公开召请窃画人来，愿为补题上款。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刊1998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丰一吟的画缘
丰子恺先生曾以切身感受概括出“学画须有天赋，要做画家很难，想靠画画吃饭更不容易”的“学画三昧”，劝他的学生们慎选画业。然而如今他的幼女一吟，自临摹父亲风格的漫画后，广受欢迎，作品供不应求，画展开到了东南亚。这大概是丰先生生前始料未及的。
但是每当有人要一吟女士谈谈自己的画时，她总是说：“我画画是被硬逼出来的，而且只是依样画葫芦。”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个画家。不过，在丰先生众多的子女中，能继承丰先生画风的，唯有幼女一吟。
丰先生原来也希望有个子女继承他的美术事业，所以让一吟进国立艺专学应用美术。但一吟于1948年毕业后没有走美术之路，而是转学俄语，从事了三十年的翻译工作。
丰先生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不少醉迷“子恺漫画”者，以未能得藏丰画为憾。当时新加坡广洽老法师知道一吟学过美术，就叫她临摹父画，以满足渴求者愿望。遵洽师之命，一吟只得拿起画笔，试着学临漫画。不想这“画戒”一开，便一发而不可收。凭着她早年的美术基础和对父亲画风的熟谙，不用多时，画笔便由生转熟，所摹漫画，能得乃父神韵。大家观她的画，如见久违的老朋友，辗转馈赠，迅速传播，广受欢迎。
一吟女士虽然临摹父画已达毕肖程度，但从不惑于某些鉴赏家的过誉，而且，为了不使后人对自己的摹品与父画难于分辨，防攫利者割去下款伪充父画真迹，她除了题明“丰一吟画”外，还盖上“仿先父遗墨”一印。还常与亲友后辈谈论识别摹作与父画的方法。
如果用心辨别父女的画，还是容易区别的。女儿的作品毕竟显得稚嫩，线条亦显软弱，少金石味，不似其父老辣而潇洒。从用色上相较，父画用色中亦能见笔，且常能一支笔调用数色，色彩浑厚；一吟则受过图案画训练，长于单色平涂，喜加白色，色彩显得纯净。从书法上论，其父凝重中不失飘逸之气，一吟则透出女士的秀气。有上述差异，品评家当不难区别。
她深知人生有限，精力有限，自己还有比画画更重要的事要做，她常常压缩画画的时间，力求在有生之年做好整理父亲资料、编辑父亲文集画集，撰写回忆录、为海内外丰子恺研究者提供资料等工作。她信奉佛教，心怀慈悲，平日还为海外友人所办的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在上海主持会务，从事社会慈善事业。还常常用自己画作义卖所得捐作慈善和研究经费。因此，凡与她接触过的人，都能从她身上感受到丰子恺先生那种可敬可亲的仁慈遗风。由此亦可证实“文艺以人传”古训之深刻。
（刊2000年3月19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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