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街坊变远了，同事也一样，以前的同事，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上班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下了班在一个食堂吃饭，回家坐一辆单位的班车，就是家也是单位筒子楼里门挨着门。虽然说，早些年搞运动多，今天领导发动你批判我，明天我跟着新领导揭发你，心里结了疙瘩，但打断骨头连着筋，还得一起上班，一同坐车，一道排队买饭，斗来斗去，也是在“一条战壕里”，因为有这些事情，所以谁都知道谁的底细，知根知底，心里结着多大的疙瘩，遇到事还是首先找同事。
想起这个话题，是今天突然想起了母亲的几个同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母亲在我十一岁的时候，从省城下放到大凉山，在一所师范学校当老师。那时的大凉山基本上四个字：穷乡僻野，我与母亲做伴也到了大凉山。有多荒凉？记得头一个月，学校前的马路上就发生了抢劫案，学校的会计到城里领了工资回校，半途便被两个学生劫了道，还杀人灭口。学校建在半山坡上，山上的花豹钻进猪圈咬死了猪，花豹拖不动肥猪，便在圈内饱餐美食，吃饱了，竟然不能再从猪圈木栅栏钻出去，被人生擒了。门前有盗匪，后山有豺狼，头一次身处如此险恶的环境，便对身边的人特别关注。母亲的同事中，大多是当地的教师，也有不同凡响的人物，让人终生难忘。一位是学校的音乐教师，气度非凡，高挑美人，在这荒山僻野就是仙女下凡。她和母亲关系很好，常到家里与母亲聊天。她没有男人，却带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不像妈妈，两条眉毛又浓又黑，像个男孩。那时总有运动，还时兴写大字报，一来运动，老师们的事就被好事者们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写音乐教师的大字报总是用“糖衣炮弹”代替她的名字。问母亲，母亲说：“别信那些，这是个不平凡的女人，读大学时，与学校一位地位很高的人发生恋情，有了这个女儿，为了保护那个男人，她主动申请支援边疆，来这儿当了老师。”这个女老师让这蛮荒之地，充满了一种温馨气息，让我从盗匪和花豹的噩梦中走出来，发现这里满山遍布着黄色的紫色的小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位头发斑白的男人，来学校里，先找我母亲，后来又与这位女教师见了面。他就是那个女孩的父亲。那次见面后，这位高级干部将女儿接回了省城，而音乐教师依然孤身一人，终老于大凉山这所平常的学校。还有一个男老师，对我母亲很好，因为我母亲在北京读书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他总是这样对别人介绍我母亲：“张老师就是林道静！”这位男老师是个混血儿，老爹是美国人。男老师喜爱游泳，学校前面有个大湖，让他十分开心，每天上完课就泡在湖水里。他能在水底潜水行走，这让我十分不解。他力气也大，学校里凡有义务劳动这类事情，他也一个人顶三个人。他像个大男孩也爱和孩子们一道玩。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爸爸？”他笑着说：“他是帝国主义！”如果说音乐老师像个仙女，这男老师就像个洋人王子，这穷乡僻壤也就有点“绿野仙踪”的味道了。只是很快，男老师就离开学校了。不久，三年自然灾害也影响到这里，学校一天就开两顿饭，一顿饭每人一个馒头或半碗蒸饭。这位体格硕大的老师，以前一餐就要吃四五个馒头，熬了几个月，实在饿得受不了，他便给那位美国老爹写了信。不久，上面便给他办好了所有的出国手续。看来，他那个爹还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哩。临走之前，他来向我母亲告别：“大姐，不是我不爱你们，我实在太饿了，真的。”就这么说的，告别词简单得让人想忘也忘不了。
这两人是我母亲的同事，也算是我的街坊，当年在大凉山深处，一所学校里就有这么多奇人奇事，真是世界上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不幸的人都各有各的故事。在生活的底层，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动而不平常的故事。只是我，也许还有我们，离他们越来越远了。门对着门的邻居，我们也许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这是一种安宁，互相的尊重，也是一种平淡，淡得像电梯间浅浅的一笑。同事也是如此，上班在一起，下班各东西，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不再运动和战斗了，也就不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故事，但它在笑容和问候的后面，在礼节性的会议室年终总结背面。浮在上面的是规定性的动作，开会、签到、写一千字的总结，还有今天，新领导到了，寒暄，握手，读简历，介绍政绩，干干净净，套话和平庸的微笑。真让人乏味！不过，也许，这也是一种代价，互相尊重，保护隐私也保持距离，生活变得平淡而安宁。于是，我们都只好坐在沙发前，成了电视剧的街坊和同事，因为，生活如果没有故事，还能叫生活吗？
故事总在生活的深处，对了，作家们讲的老话“深入生活”，故事在生活的深处，那么，从哪儿深下去呢？从敲邻居的门开始，还是拿着个本坐在会议室采访先进事迹开始……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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