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干瘪的胡萝卜,让时光回到了四十多年前。那时,我和母亲都在大凉山的西昌生活。母亲是从省城下放到大凉山“基层锻炼”,下放后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无人过问,母亲就一直在大山里一所师范当老师,我也从省城去了西昌,给独自在大凉山的母亲做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就近上学的“西昌专科附中”只办了一年就撤销了。学校撤销,农村来的同学就失学回乡,学校里少数城镇户口的学生便安排到其他学校读书,我去了川兴初级中学。西昌是川西高原中的一块坝子,也就是四周高山围起来的一块小盆地,盆地的中央是叫邛海的湖泊,这使西昌有了高原明珠的美誉。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和川兴中学隔湖相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交通十分不便,我从家去学校,只能沿田埂走小道,老乡说,这段路有三十多里,我每次回家,都要走三个多小时路。
这根干瘪的胡萝卜让我又走上了那三十多里的田埂小道。学校是周六下午放假。川兴中学是川兴公社办的农村中学,几排干打垒的房子,再加一个平整出来的操场,便是学校,我刚去的时候,学校连围墙都没有,四周都是农田。有一条不长的土路连接进县城的公路,公路也是土路,没有铺柏油,也没有公共汽车。学校到城里有十五六里远。从县城再到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也有土石公路,还是十五六里。开初从学校回家,胆子小,走到一半天就黑了,所以要走公路回家,公路上虽然没有灯光,但总有来往的行人车辆给自己壮胆。那时候,不光是怕黑,还怕狼,当地人叫狗豹子。不仅怕狼,还怕山上的彝民,大凉山民主改革在1958年才进行,在此以前奴隶主下山来抢人当奴隶的事,还让当地老百姓心惊肉跳,家里的小孩一淘气,大人就吓唬:“还不回家,下山抢人的来啰!”那时,我才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要在荒郊野外里走完三十多里路,实在是“弟弟你大胆朝前走”,没有人给我唱这支歌,只因为路的尽头就是家,就有想了一个星期的妈妈。我在这路上过了两年,越走越大胆,到后来就不走公路,沿着湖畔走田埂小道,这样会省两三里路,同时,走小路心里紧张,脚下的步子自然也急,总觉得能早些回到家里。直到今天,还能回想起那些田埂小路,那些蛙鸣和月色。能够为我的心境还有当时感受到的山野风景相呼应的有两本老书,一本是艾芜先生的《南行记》,一本是作家高缨的散文集《西昌月》。艾芜的是经典风光,苍凉而清凄;高缨是在西昌深入生活之作,浪漫而绮丽。两种情绪糅在一起,就是在大凉山乡村中学读书的叶延滨每个周末步行三十多里回家的心境。
这根干瘪的红萝卜让我回到了那个漫长而饥饿的乡村中学生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学生有每月二十七斤粮食的供应,由于没有肉、糖、油、蛋等副食品,二十七斤粮食分配到每天就是每日三餐共九两食品充饥。到了周六最后一餐的时候,不同家境的同学就会有不同的举动。家境较差的同学,平时吃饭时,常把自己定量的食品让给其他同学,说好周六的时候“偿还”,这些同学到了周六吃饭时,就会“收回”平时省下的米饭,给家人带回去。家境好的同学,就会把这一餐“还给”平时多吃几口“借饭”的同学,空着肚子回家去,吃家里的晚餐。西昌是山区,在三年自然灾区时期,靠湖的农家能偷偷下湖捉鱼,生活比较宽裕。靠山的农家,能上山采蘑菇、拾山货、打野味,过日子也能有点油水。苦的是种粮的农民,还有城镇居民,有钱也买不到吃食。周末回家,母亲总要给我留一点吃的东西。开始还有糕点,后来只有些杂粮饼干,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记得母亲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是一根干瘪的胡萝卜。胡萝卜都放干瘪了,可以想得出来,母亲早早的就留着它,给予周六回家的爱子。
母亲是个不平凡的女人,她出生在东北大粮商家庭,不愿当亡国奴到北平参加“一二·九”,从此投身革命,历经磨难从不向命运低头。她被下放到大凉山的日子,那时我们国家在受难,我们这个家也在受难,何等艰辛凄苦,千言万语难尽。在抽屉里只能为儿子留一根干瘪的胡萝卜,这个细节,把一切都重现在我的眼前!
细节,就是生命蓄存的文件密码,一根干瘪的胡萝卜,对于我,就是生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和亲情中永远温馨的母爱。而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们,成功的秘诀也在于此,用你真实感受过的细节,作为生命密码,去启动读者生命中珍藏的那一段生命记忆……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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