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去香港转了一圈，回来以后，没有写什么文章。倒不是忙，而是没有感觉，或是感觉不到位。我不认为，一个作家到外面转一圈，就会有什么惊人之作；同时我也认为，一个作家到外面转一圈回来写点文章，也是情理中事。谁也不用一读就想到写作是经天纬地的大业，如此玩玩就写，读了心里有气，只能是伤了自己胃口。话说回来，到香港后，感觉与在广东相仿，新鲜感少，想写的念头就小。过些时日，回想在香港的一些见闻，又觉得有味，记下来，免得忘了，也许读者朋友读了也会有点体悟。

    这天下午的日程是：“下午5点与香港青年作协、青年写作协会座谈”。主讲者是近两年在国内文坛十分活跃的方方、扎西达娃、陆星儿这几位小说家，我们其他几位诗人、评论家也一同前往会场，为香港朋友捧场。我们是4点多钟到达会场的，青年作协的主办者在那儿等我们，茶点，聊天，参观会场和活动中心，到了5点没有人来，再到了5点半，来了一两个人，到了6点钟，除了主持会议的只到了三位听众。我们的团长邓友梅先生说话了：“我们香港的朋友们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一些缺点，比方说不准时，我们用了一个小时来表达我们作为客人应有的礼貌，但我们不能再等了，对于我们来说，时间同样是金钱。”于是我们只能不理会主人尴尬的笑脸，离开了会场。不管是应邀准备发言的几位小说家还是我们每个出席座谈会的人，大概都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没其他原因，就是那些可能到会的人先要上完班，下班后还要在路上抓紧时间，顺便干点其他事。据主办者说，在我们退场以后，有不少人来到了会场……

    当然，香港朋友不都是如此，这次访港其他活动大多还是热情得同样让人难忘。香港作家联会在前天的座谈会，到会的人就不少，气氛也很热烈。第一天的欢迎酒会更是高朋满座，各界人士该来的都来了，我就是在那个会上见到了许多想见到的香港朋友。但在这些交往中，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个“三人到场”的影子。一是大家在一起很少谈文学，到会人数最多的欢迎酒会上，许多记者是得知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峻生先生要出席会议，而为他到场的。当新华社的这位负责同志一露面，那些大报小刊的记者一窝蜂迎上去的场面，让我知道香港新闻界的“官”念很强。二是许多写小说写诗的香港朋友，不以自己与文学有缘为荣，在我交换到手的一堆名片里，只有一位从大陆去香港定居的王一桃先生在名片上印上“诗人、散文家”，大多数朋友是“教授、资深记者、高级编辑、董事长”，刚从上海文学报去港的江迅，名片上印的也是“资深特派员”，让人想到007。

    我完全理解这些文学界朋友在香港的生存状态，是和一位香港的作家朋友彻夜长谈之后。这位朋友在上海长大，在香港有经营得很不错的产业，他说：香港最重要的支柱是商业，香港最宝贵的资源是有100万商业精英，这百万精英在均衡配置世界财富的流通中，让自己和香港一起成为财富的象征。在以金钱为价值尺度的香港社会，作家地位是低下的，文学也只站在报屁股上。他接着说，我十分清楚，我是一个两栖人，我是一个香港商人，同时我又是一个上海作家。他的话当然也不一定准确说明香港的文学状况，但至少这一点感受是强烈的，与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比，文学实在太瘦小了，太寂寞了。瘦小而寂寞的文学，依然有它忠实的伴侣。到港以后，接到作家也斯夫妇的电话。七八年前，他们夫妻到四川访问观光，我曾作陪。这次他们知道我来港，十分高兴，一定要和我见面请我看电影。我躲掉一个宴会，看了一场他俩安排的《摇呀摇，摇到外婆桥》，电影院里除了我们三人，不到十个观众。在这个没有观众的大厅里，想到这一对国产电影迷的作家夫妻，想到痴迷于文学的香港朋友们，深深的敬意从心中油然升起……

    1995年12月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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