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无锦绣报两浙（自序）

    徐雁

    我在二十三岁那年的9月，接受国家教育委员会机关的公差，首次踏上杭州的土地，下榻位于松木场的杭州大学外事招待所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此后的岁月里，我竟与浙江地域结下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缘分。到如今，大概知道我的浙江人，已经比江苏本省人要多得多了。

    且说三十余年来，无论炎夏，还是寒冬，更多的是阳春和金秋，因了参会、讲座的关系，对浙东、浙西，多有涉足。而行走山水之间，阅读无字之书，于我是一种基于心性的兴趣。体验感悟之余，不免雁过留影，随兴涂鸦，于是先后有《雁斋书事录》《秋禾行旅记》的问世，而集内集外，有关浙江一域的文字亦颇为书友瞩目。

    去冬今春，应桐乡小友夏春锦、诸暨女史周音莹两君的提议，着手编选这部以“越踪”为主题的随笔文集。近日竣事，其中以“行记”“纪行”为主题的文章有26篇。可以说，本书得以入选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蠹鱼文丛”，是我这个生在苏州，长在吴地者，所始料未及的；但转念一想，这是我多年来惜缘浙山越水，纳福文脉书香的结果。

    “天上天堂，地下苏杭。”钟毓龙先生（1880—1970）在《说杭州》一书中谓：“北宋时，杭城中繁盛之地，惟在盐仓桥之沙河一带……杭州之成为‘天堂’，自南宋始。”其实，杭、苏两州由唐时的“江南名郡”，进而享“人间天堂”的美誉，与当年“诗人市长”白居易（772—846）的治水方略大有关系。自此以后，“白堤”所在的杭州与“山塘街”所在的苏州，被白氏的惠民德政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还被赋予无穷的诗情画意。

    “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犹苦忆，我为刺史更难忘。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为念旧游终一去，扁舟直拟到沧浪。”这是白居易和嘉兴诗人殷尧藩（780—855年）的诗。到了元代，据赵善庆（？—1345）在《水仙子》散曲中所写的唱词“六桥锦绣，十里图画，二月西湖”，可知杭州西湖早已是为世人所艳羡的华夏名区。

    诚然，唐以来的千余年间，“丽且康”的杭州与“富而庶”的苏州，早已如影随形，是芳邻，更如佳偶，在口碑上形成了一种“双城记”的状态。尽管20世纪30年代前期，郁达夫（1896—1945）在一篇文章中，对于杭州的人情世俗大有微词，但文豪的责难，似未能稍减杭城的魅力。

    记得1986年冬日的一天，我们夫妇就是乘坐被商家命名为“天堂号”的游船，开始婚后旅行的。当日下午从苏州南门码头出发，美美地欣赏了一回晚霞映照下的“宝带桥”美景。次日凌晨，在运河上观赏过初升旭日后，杭州武林门码头就在眼前了。

    尽管《越踪集》这部新的“雁斋出品”，已近20万字，但我还是不能不以“抱憾”一词，来表达自己对浙江一域的真情。

    众所周知，诗文之道，当求“锦绣”。“锦绣”者，汉语本义是指精美鲜丽的丝织品，后来成为比喻美丽的形容词。刘禹锡（772—842）在酬谢白居易赠物的诗中云：“珍重和诗呈锦绣，愿言归计并园庐。”而我这里所谓的“愧无锦绣报两浙”，是说对于浙江佳山丽水、和风嘉土的美韵，尤其是先贤往哲、文人学士的懿行，自己实在缺乏生花之笔、如金之墨，从而能够得心应手地做出几篇锦绣文章来，为两浙的山水、人文稍增其色。

    此外一层的羞愧在于，即使我的文笔是如此的乏善可陈，但如浙东之慈城、庆元、平阳、苍南、景宁，浙西之平湖等地，虽也曾有过一二回的涉足，但终因种种限制，本书尚未涉及。

    1935年春，林语堂（1895—1976）曾对其浙江富阳好友郁达夫等表白说：“在我，总是书上太常看见的地名，必想到一到……以后读书时心中才有个大略山川形势。”这也就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万物皆书卷，天地阅览室”的意思了。我以邻近浙江之便，想来缘分尚多，屐声到处寻学问，目接有暇做文章，因此期待着，在今后的行旅中，能够把文章努力做好一点，以免“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观我何浅陋”也。

    是为序。时在金陵雁斋山居，黄梅雨过大暑中。

    “楷模天一阁”

    1996年12月9日至10日两天，“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在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天一阁博物馆召开，国内的藏书文化研究者40余人云集在甬城，共同研讨天一阁以及中国藏书文化的有关问题。而为此次研讨会所征集的学术论文，也先期结集为32万字的《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

    由明朝嘉靖年间的退休官员范钦（字尧卿、安卿，号东明山人，1506—1585）创建的天一阁藏书楼，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标本价值。范钦在那六开间的两层木结构的藏书楼上，先后收藏了7万多卷从全国各地搜集而来的地方史志、政事文献、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和诗文集，其中有的文化典籍，如宋、元钞本和刻本，即使在当时也是弥足珍贵的精善之本。当年编有《范氏书目》2卷、《天一阁藏书目》等，均佚。

    尽管范氏为传承阁书，苦心孤诣地采取了一个对封建家族来说堪称周密的藏书保护条例和措施，但是天一阁所藏的珍贵文献传到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已经只剩下不足六分之一了。尽管如此，历经战乱、兵火、盗卖等天灾人祸而存世的天一阁藏书楼，至今仍是宁波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因为天一阁是我国历史上藏书及其建筑均保存较好的历时最久的私家藏书楼，这一性质即使在整个亚洲也是独一无二的（据说，它也是世界藏书史上持续时间位居第三的家族图书馆）。如今，它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由原来的范氏家族藏书楼，经过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阶段，演变成为“天一阁博物馆”，重新征集并入藏图书已超过30万卷，其中仅古籍善本就多达8万多卷。

    然而，天一阁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此，它的文化影响力是多方面的。

    天一阁在明嘉靖年间（1561—1566）落成后的经久不废，使得浙东乃至整个中国的藏书家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心理依附。著名学者、藏书家阮元（1764—1849）在近两个世纪前就称赞道：“海内藏书之家最久者，今惟宁波范氏天一阁岿然独存。”但其时的藏书实际上已经有所损失，而且藏书楼用木也渐朽坏，所以，阮氏在为《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写序的1808年，就对其后人提出了增藏明天启以来的图书和修缮乃至增建藏书处所的期望。清道光九年（1829），范氏后人集资对老藏书楼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葺。而再下一次的大规模维修，却是1933年的台风以后的事了。

    清代著名的《四库全书》编修成功以后，乾隆皇帝就曾特派大臣到天一阁查看其藏书楼的建筑样式，“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上谕），并特派经办大臣画成图本，作为文渊、文津、文源等“七阁”的参考。弘历在1775年的《文源阁记》中写道：

    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是御园中隙地，一效其制为之，名之曰“文源阁”。

    这里所谓的“御园”，便是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据史料记载，乾隆四十九年春（1784），第三部《四库全书》入阁收藏以后，弘历每年进园，必到此看书，间或吟咏题诗。但不到一个世纪，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的入侵，使得文源阁及其收藏的《四库全书》，连同这个一代名园一起化为灰烬。文源阁原址在园内“映水兰香”之北略偏西之处。

    弘历在《文源阁记》中，还曾特别声明：“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连皇帝都表态要以天一阁为其皇家藏书楼建筑的范式，将他所看重的《四库全书》附丽于天一阁式的藏书建筑，则当日天一阁的文化影响及其时代荣誉可谓大矣。

    实际上，当时不仅仅是皇帝诏令效法，民间也多有默默效法者。同在宁波城里的藏书家卢址（1725—1794）就是这样的一位。卢址字丹陛、青崖，鄞县人。他对范氏天一阁的羡慕追随，可以说是溢于言表且付诸行动的。

    卢址生于当地文献世家，从小在良好的诗、书、礼、乐教育下，培养出了慕古嗜书的癖好。他经过三十多年的购书抄书的积累，藏书所达到的规模“几出天一阁之上”（《鄞县志》）。于是，他为之筑建了一座“修广间架，悉仿范氏”（黄家鼎《抱经楼藏书颠末记》）的藏书楼。据姚椿（1777—1853）在日记中所记其登临该楼的见闻，“其族人在者五六人，诸规制皆仿天一阁”。言下之意，似乎在藏书楼的“硬件”之外，连藏书管理制度也是照搬范家的。

    敢于做此结论，是因为当地方志还记载了如下这则有趣的掌故：卢址“尝以未得内府《古今图书集成》为憾”。他感到遗憾的原因，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字汉衡，1721—1780）响应朝廷号召，代表范氏宗族向清廷进献了特地从天一阁所藏秘藏中抄录下来的602种珍籍，供《四库全书》馆臣编纂之用。范家为此得到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的嘉奖，“以为好古之劝”。这在当时显然是无上荣光的事。

    《四库全书》开馆征书的时候，卢址的藏书已经有一定规模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在中央和地方官府所点名的藏书家中，并没有他的名字，这样卢家自然也就没有了效忠乾隆帝的机会，及其获得奖书的资格。因此，当他听说在北京可以买到《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巨编的稿本时，便倾家荡产，急命族中子弟前往购买，志在必得。以至于书到之日，“衣冠迎于门”。当地方志记载：“卢址……羡天一阁之有《图书集成》也，竟至北京购得《图书集成》底稿以归，以为抗衡范氏之资。当时一为底稿，一为赐书，竞美一时，甬人引为艺林佳话。”

    果然，曾为抱经楼服务近十年的黄家鼎在《抱经楼藏书颠末记》中记载：

    历三十年，得书之富与范氏天一阁埒。乃于居旁隙地构楼，修广间架，悉仿范氏。惟厨稍高，若取最上层，须驾短梯。四面有圃，圃外环以垣墙，略植花木，以障风日……其保守之法，亦祖述天一阁。平日封锁，禁私开，禁烟火，禁出借。每岁伏日检曝，非云礽毕集不上楼。其所以无中堕，无偏废，良有以也。

    虽然抱经楼藏书最终并没有像天一阁那样幸运地完整传承下来，但是能够持续到1916年才散出（其中史著佳本为刘承幹嘉业堂所得），也可谓模仿得法者了。数年前，我们到宁波城里的君子营，还能见到这座外观同天一阁几乎一模一样的古朴苍老的抱经楼，矗立在街巷民居之间，为当地百姓日常生活之所。如今它已被整体搬迁到天一阁文物保护区的南园内。

    卢氏抱经楼果然是模仿和追随范氏天一阁的典型，但是与这一典型反其道而行之的，却也有人。余姚梁弄镇的五桂楼藏书主人，就是这样的例子。五桂楼是清嘉庆十二年（1807）落成的。创始人黄澄量，字式筌，号石泉，有志于学，日寝书丛，聚图书在5万卷以上，在其宅南“创楼三间，庋藏卷轴”（蒋清翊《五桂楼藏书记》）。1811年，他在《五桂楼藏书目识》中，明确了自己与范氏不同的藏书管理方式，从而体现出他对天一阁以“典藏”为首务的藏书规制的“革命”。他说：

    今世藏书之家，惟宁波天一阁为最久。其制：橱门楼钥，子孙分房掌之，非齐至不得开，禁书下楼梯及私引亲友。擅开，皆罚不与祭。故历久而书不零落。余既构楼三间，以藏此书，盖欲子孙守之。后世能读楹书，可登楼展视。或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听偕登焉。五桂楼第一代传人黄肇震（字伯器），努力增益藏书一万余卷，因接近天一阁藏书之量，因而赢得“浙东第二楼”之称，亦同范钦一样，致力于地方志收藏，藏志多至168部，近4000卷。

    千万不要以为天一阁的影响力仅在浙东一隅。就在五桂楼建成以后的那些岁月里，浙江嘉兴籍藏书家钱泰吉（字辅宜，号警石、甘泉乡人，1791—1863）在其《曝书杂记》中记下了“近来积书家，如浙之天一阁、昆山徐氏断不肯借与人书。欲观者至其家观之，欲钞者至其家钞之”（《汤文正家集》）的资料。此外，南京有一位姓甘的藏书家，也一直有建筑私家藏书楼的理想。然而传到千里之外的南京，天一阁的好名声就有些走样了：

    有人云：四明范氏天一阁，藏书架间多庋秘戏春册，以避火也。予谓春册乃诲淫之具，虽是名笔，岂可收藏？况与古人书籍同列，更滋亵渎。避火之说，本自何书？范氏贻谋不若是其谬，当是传闻之误。纵或信然，亦不足法。

    家大人闻之曰：“尔之言是也。惟闻天一阁北方有隙地，垒石为坎卦，取生水之义，此实有至理，异日予家‘津逮楼’，宜北向，即于壁间以砖作坎卦六象，其谨识之。”

    （《白下琐言》卷六）

    这里的“家大人”，即金陵藏书家甘福（字德基，号梦六，1768—1834），“津逮楼”就是由他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建成的。可惜仅传世三十年，这座坐南朝北、上下三楹的大藏书楼，就被毁于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城的战火之中。

    稍后于此，在山东聊城，杨以增（字益之、至堂，号东樵，1787—1855）建成藏书楼时，便从宁波天一阁之名源自“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语中受到启发，取《学记》中“先河后海”之义，“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以‘天一’名阁云”。时在1840年。至于晚清扬州吴引孙（1851—1921）建造的“测海楼”，更是模仿天一阁的典型。

    假如说，卢氏“抱经楼”、黄氏“五桂楼”、甘氏“津逮楼”、杨氏“海源阁”和吴氏“测海楼”，主要还是模仿天一阁建筑的“硬件”的话，那么，曾经充分考察过“天一阁”和“五桂楼”的阮元，则曾在较大范围内推广过天一阁“但在阁中，毋出阁门”（参阮元《杭州灵隐书藏记》和《焦山书藏记》）的藏书管理经验。所以，近代学人陈登原（1900—1975）在其《天一阁藏书考》一书中感慨道：“天一阁之禁遏政策，在藏书史中，又不得谓之无影响也。”

    于1939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由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陈叔通等主办的合众图书馆（1953年6月将馆藏文献全部捐献给上海市政府，后并入上海图书馆），一时“购地建屋，小有规模”（《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而其经营思想，除了征集私人藏书以外，就是借鉴范钦天一阁的经验，致力于当时的通行本收藏，以待来者。

    担任过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现代史学家朱希祖（1879—1944）更曾留心学习天一阁在藏书管理方面的经验。1943年底，他接受长子朱偰（1907—1968）的建议，计划将因日寇侵华战火而藏匿在南京和安徽乡下的三处珍贵藏书集中一地，仿照范钦将天一阁藏书作为家族公有资产以求久远保藏的做法，设立家族的“郦亭图书馆”，后因病去世而没有实现。

    由此看来，天一阁在它问世以后的三个多世纪中，一直是公私藏书家不遗余力地追随的文化楷模。此外，还有一些事例，也可以说明天一阁广泛的文化感召力。其一是，天一阁成为清代以来私家藏书的评价尺度。如前已述及的抱经楼“得书之富与范氏天一阁埒”，或如《续甬上耆旧传》说宁波陆氏南轩藏书，“其富为范氏天一阁之亚”之类皆是。其二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捐献自己藏书入其阁的学者文人之多。例如宁波张氏、李氏、刘氏、徐氏，在50年代初就纷纷捐赠藏书，其数量达到百余箱之多（后调拨宁波市图书馆古籍部收藏）。1957年7月，樵斋藏书主人张季言（1897—1957）将藏书5.7万卷捐赠；1962年4月，伏跗室藏书主人冯贞群（孟颛，1886—1962）将藏书10万余卷捐赠；1979年8月，别宥斋藏书传人将朱赞卿（1886—1967）藏书1万卷捐赠；1979年10月，蜗寄庐藏书传人将孙家桂（翔熊）藏书1.4万余卷捐赠；清防阁藏书传人将杨容林（容士，1892—1971）藏书1.2万卷捐赠，以及张孟契先生捐赠其先人遗藏古籍3000余卷，袁梅棠先生家属将其所藏静远山馆藏书捐赠等，从中我们既可见“四明文献之邦”藏书传统的久长，也可见天一阁具有“百川归流”的文化感召力。

    因此，我在参加“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的活动期间，对当地新闻媒体建言，不妨将天一阁这个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建设成为一个中国当代私人藏书的捐赠中心，仿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做法，具体规定捐赠到若干数量，即可以设立专人藏书纪念室，从而让中国当代的藏书者有个永久的“家”，为当代中国藏书史书写出一个新的篇章。

    （1999年元月定稿于金陵鼓楼雁斋）

    宁波—杭州两地访书记

    十多年前，基于对中国藏书史的浓厚兴趣，我陆续写出过一些文章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没想到，获得了天一阁博物馆藏书史专家骆兆平先生的关注，遂得以于1996年冬和1997年春两度到浙江宁波参加有关会议。

    一

    1996年12月，天一阁博物馆主办了“天一阁与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我得以与众多久已闻名而无缘相识的学者在此间聚首。而宁波出版社编辑马玉娟女士也随缘乐助，发愿策划一部百万字规模的《中国藏书通史》，此事在此间也有所谋划，这就有了今年四月该书编委会会议在宁波的召开。而且开会和住宿地点都还是老地方，据说招待所是在马廉（字隅卿，1893—1955）故居基础上拆建而成的。短短半年之内，两度甬城之行，当地的书店是不能不逛的，但行程匆匆，也只许惊鸿一瞥，我也就只能写些粗浅的“印象记”。要真正写出其间的风情风貌来，则非当地的淘书客和藏书家不可。

    《宁波日报·读书版》编辑李磊明君前来采访会议，我得到了他赠送的几份“读书版”。《宁波日报·读书版》创刊至今已出60余期，其版式和内容均很大气，“写书人语”“书人杂谈”等几个专栏，时有佳作，其组稿和编辑品位，同宁波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身份是相称的。因为该版设有“甬城书市”这个栏目，而“市新华书店双周畅销图书”和“新江厦书店双周书榜”则是其定期刊出的内容，虽说当今的宁波城里已经分布着众多大小书店，但我首先想去造访的便是这两家。

    去冬的会后，我在宁波城中的老城隍庙品尝过富有地方特色的百叶裹肉和芝麻汤团后，便同与会的《书与人》杂志主编江树廉先生一起，步行到位于中山路的宁波市新华书店大楼。听说它是在1995年搬迁到此地的，并按类分解成为若干个专业书店。果不其然，我进去以后，便见到一楼有生活书店、少儿书店、教育书店、艺术书店、科技书店等指示牌，尽可按图索骥。

    据熟悉内情的朋友讲，凡是用灯箱做店招的，均是市立各专业店，否则便是集体和个体性质的书店——可这“行业秘密”叫初来宁波的外地淘书客怎能看得出来？譬如说，我这次到达这书店不久，正待施展多年养成的淘书功夫，将店里的图书逐一过目，便听到了一片逐客声——原来书店所在的这一片区停电了，一时还供不上，营业员们便纷纷停业，外出的外出，关门的关门。我也就分辨不出哪位是在“灯箱店招”下工作的国营书店的店员，哪位是集体或个体书店的工作人员。反正我刚挑了一册书，便随人流遗憾地告别了这“书店城”，连二楼是什么模样也未知道。

    二

    今春我为《中国藏书通史》编纂事宜又至宁波，夜间同武汉大学谢灼华教授一起到江滨公园散步，为“甬州三桥”的灿烂夜景吸引，无意中踱步过桥，竟然意外地发现了坐落在中山东路301号的新江厦商城中一家书店的指示牌！

    我乘电梯到楼上，发现这是一家规模可观的商场书店，或者说是“图书超市”。据说这家书店针对市新华书店业务而制定的经营策略是，积极同全国各家出版社建立“直销”联系，在店面里设立专柜。

    我们见到这家书店的时候，开业已经有半年以上，总的感觉是，理工类的图书比人文社科类的图书要来得丰富，一些大型的综合性出版社的图书进得并不多。我在此挑得百余元新书，其中最多的是一些可以拆零选购的“丛书本”，如珠海出版社《独行者丛书》中的《学者的人间情怀》（陈平原著）和《为什么远行》（李书磊著），上海书店《论语选萃》中《吾乡风情》（随笔卷）和《闲情偶记》（散文卷）等。而华夏出版社《名家谈生活艺术丛书》中的《知味集》（汪曾祺选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海派小品集丛》中的《异国情调》（张若谷著）等书，南京的书店虽然也有，但从不拆卖，令人徒唤奈何，此番见着自然无须犹豫，爽快购下。想到临出店时，服务员送上的贮物口袋上印有新江厦商城的宣传语：“欢迎百里挑一，不要一见钟情。”移用到我们这些淘书客身上，倒也趣味有余。

    据说，宁波尚有浙东地区最大的“图书批销中心”，存书规模达到5000余种；还有位于中农信国际商厦三楼的“新世界图书城”，主营新华书店不太积极进货的那些人文社科类的图书；而位于老城隍市场的“艺术书店”，听说也颇有特色。但这几处地方，恐怕要等到三至宁波，才有可能去造访了。

    三

    外地人坐火车到杭州，下榻站旁的老红楼饭店出行最便。这是许多朋友的共同经验。那么，淘书呢？看来也甚便。

    举例来说，到解放路杭州新华书店，不过三四站，并不用换车。由于我在逛此店以前，已经先到过心仪已久的在六公园内的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所以淘书所得就很少。同“三联”有关的几家书店，分布在郑州、武汉、济南、南京等，数杭州成立最早，也办得最有名气。其原因，是该店有一位热心文化事业，又有业务拓展能力的主人叶芳女士。

    我此次虽然是初访这家书店，但此前为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图书进入该书店，曾经与其有过一段时间的业务联系，而且多年来，几乎每期《读书》杂志都有该书店的“邮购书目”登出，所以，也就对它一点儿不陌生。进入柜台后，一圈兜下来，得书自然不少。

    记得90年代以前，在北京或外地逛书店，经恳求以后，侥幸被面善心亦善的店员获准进柜找书，便会特别珍惜这一机会，挑书的眼光在不知不觉中会比平时“宽容”得多，自然，到站到收银台边时，囊中羞涩的感觉也会相应增加许多。当年淘书客在书店“封柜闭架”的门市销售方式下的这种独特体验，恐怕对现今“图书超市”处处可遇的青少年读者来说，已经是难以体会的了。看来，这世界，不仅仅是书业，也真是在进步中了——当然，这已是去冬的感慨。

    今春在宁波《中国藏书通史》的编委会上，就听到来自杭州大学的一位先生夸口，正对校门的大街上新办了一家很有模样的文化学术书店。听口气，是挺让杭大人引以为自豪的。那么，这书店的品位就一定不低了。于是我便动意前往杭大专访。

    下榻松木场的杭大专家楼以后，我沿着出门右手边的林荫道信步走到杭大正校门，左拐向前走150米左右，便开始留心起来，于是在杭大路14号就见到了一个“图书超市”的店招。这就是今年早春开业的“书海书店”了。

    沿着右手边由精美的新版图书组成的展示橱窗，拾级上到二楼占地面积约有300平方米的店堂，首先吸引人注意的，便是满堂满室悬挂着的“首届沪版图书展销”和“开张志禧”的淡蓝色宣传挂签。

    对于有访书经验的外地淘书客来说，对店铺内设立的“特价书”柜台的敏感程度往往超出了新书区域。由于各地书业发展的不平衡和读书人乃至经营者口味不同等原因，不同书店对“特价”图书的设定标准也往往大相径庭。常常有在彼地久访不获的好书，而在此处正在特价待沽的好事儿呢！而对新书的识别，老板们则往往众眼归一，是相差不到哪里去的。

    于是，迎头可见的“特价书部”便首先导我进入。窄长的一溜通道上，单侧摆列着一排不算少的书架，总有好几百种图书吧，从八折到五折不等。我在这里见到不少品相不差的武侠小说、少儿读物、文艺作品，但最使我满意的，是有《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0月版）中的若干分册在售。彭歌的《象牙球》、张秀亚的《杏黄月》、林文月的《风之花》、郑清文的《槟榔城》，都是我心仪已久的作家作品。因为这套书在编例上很用了些心思，卷首均有一篇由编选者撰写的作家作品论来提纲挈领，然后是一篇作家小传，在所选入的作品正文之后，近附有该作家的著作目录。这比书市上那些新出笼的只见“神龙”之腹，不见其首尾的所谓“选本”，不知高出多少！

    走出“特价书部”的书廊，便是“书海茶座”。我看到有些读者花费不多的茶资，占得一副座头，正在恣情浏览刚从新书架上取下的那些新书。茶座尽头，则是一台复印机，看来这儿还提供有新书复印服务。果不其然，后来我选中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风雅系列》丛书中的一册《书斋的瑰宝——笔墨纸砚》，旋被告知“《丛书》不拆零出售”，便通过复印得到了其中我最需要的马识途先生的《丛书·总序》等资料。

    由于开业之初的“首届沪版图书展销”活动已告结束，所以，呈现在我眼中的新书，已经是按照20多个类别重新布置过的了。无论是一人多高的新书展示橱，还是齐腰齐胸的书架书台，布置之妥帖、品种之丰富，均予人怡然之感。

    尽管此前数天，我刚在南京和宁波逛过好几家书店，已经将一些经眼的新书购下，但在“书海”里目游一圈，还是“网”到一摞好书。有知名甚久而未得的《珍藏的签名本》《中国出版简史》等旧版书，更有一两个月前才出版的《岭南文化向何处去》《心香泪酒祭吴宓》等新书，而最使我惊讶的是，唐瑜先生所著的《二流堂纪事》竟然是上个月才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而我曾经借阅并为之写过一篇书评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一书，也在这里得到了一个新的本子，即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列入“中国文化史探秘丛书”，今年重新出版的版本……这样付罢账提书出店时，居然让“书海”的小姑娘们露出一脸“何日君再来”的动人微笑。

    据说，在这家由杭州书海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图书超市”开业时，同时举办“首届沪版图书展销”活动，供展沪版书达到4000余种，参加开业祝贺的出版单位有30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听书店鲍平生总经理说，设想中的京版、湘版和粤版图书展销活动，也在筹措中。作为外地书友，我们虽然未必能够躬逢其盛，但作为“书海”门市服务的一个延伸，主办单位与杭州国风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书海·国风读者俱乐部”，却可以提供某种“淘书”的便利。据其《简章》介绍，该俱乐部以直销工具、社科、文艺、教育、少儿、生活六大类图书为主，“由全国各地享有一定声誉的百余家出版社共同联网实施”，从而可让其成员在俱乐部指定的出版社门市部购书，得到一律九折的优惠。

    假如真能够做到让自己的成员们在这“联网”的百余家出版社的门市部“优惠一卡通”，那么，我相信，淘书有癖的各地书友势将望风而来，而不会受杭州地域的局限。“书海”如今在杭州城内虽然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但我相信，照此风格经营下去，是完全有条件开出“连锁”的。而传闻中的将由杭城若干院校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客观上也将为杭州书业开创一个百年一得的宝贵机遇。

    （1997年5月10日于金陵鼓楼雁斋）

    “南周北马”

    我国传统的文人学士，对于稗官小说和民间戏曲，历来是持轻视态度的。因此，很少有藏书家对其抱有搜求入藏的热情。明代后期，产生了种类极其繁复的话本小说和戏曲作品。浙江山阴藏书家祁彪佳（1602—1645）受吕天成（1580—1618）之《曲品》影响，十分注意这方面图书的集藏，并写作了品评明代传奇、杂调467种的《远山堂曲品》和品评元明杂剧242种的《远山堂剧品》，从而弘扬了传统戏曲的价值，拓宽了后世藏书家的收藏视野。

    辛亥以来的藏书家在主观上已不再拒绝对小说和戏曲的收藏，但专门致力于此的尚不多见。除了阿英和郑振铎对通俗小说读本的收藏，吴梅、宋春舫以及卢前对戏曲作品的收藏蔚为大观外，“南周北马”在这一领域的收藏成绩应予重视。

    周越然（1885—1962），原名之彦，是“南社”的社友。他因为素喜收藏小说、弹词和平话类图书，而此三者均属“言”部，故叠用其意，将藏书处命名为“言言斋”。此斋位于上海闸北天通庵路三省里一幢他自造的西式二层楼房中，他自己在《六十回忆》（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初版）一书中追忆：“言言斋第一、第二进楼下左边两大室与其厢房及楼上第一进三室，皆作储藏书籍之用。中籍均置于箱内，西籍均装入橱中。”

    周氏生于浙江湖州的一个官宦世家，他说：“余家素多藏书，明刊清本，幼时已能辨别；不常见而不能认识者，宋椠元刊也。”（《六十回忆·言言斋》）因而他少时就喜爱读书，“于诵读左氏传之暇，常常偷看家藏之木刻本《英语注释》”（《六十回忆·先教后学》），后来对英国语言文学发生了兴趣，开始购买西书，后来在这方面也形成特藏。1915年起，周越然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1918年，他编的《英语模范读本》成书后，销数达到100多万部，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华人自编之外国语读物”，因此所得版税极多。于是他大力藏书，至1931年，已收藏包括名家稿本、宋元明版书、西文图书在内的约5000册图书，分装16橱，其中仅绝版书和稀见版本，就有100种以上。

    言言斋还收藏有黄丕烈（1763—1825）亲笔题跋的明刊《华阳国志》《唐语林》和《文温州集》以及钞本《明皇十七事》等。当清末藏书家陆心源（1838—1894）的皕宋楼藏书散出之后、东运之前，周氏有幸先得其8种，内有宋刻纂图互注《南华真经》、稿本《吴兴蚕书》、明初本《管子》、吴钞《疑狱集》、丁钞《栲栳山人诗集》等。其明人写本宋岳珂《愧郯录》15卷，为祁氏澹生堂藏书，有澹翁手跋及毛子晋、季沧苇、朱锡鬯等人的印记。另藏有缪荃孙的稿本《云自在龛随笔》。

    周越然所藏书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行本小说。如清末民初印行的《尼姑小传》《瑶光秘记》《玉蜻蜓》《桃花庵》等，均为如今难得的本子。更珍贵者有《青楼韵语》的家传明万历本、《续镜花缘》四十回稿本（其作者是竹风梧月轩主人华琴珊，别署“醉花生”）等。周氏所收藏的有关性学的中外秘籍，更是独称一家。他曾据此为30年代的《晶报》撰写过专栏，后来香港天马书店出版了他的《性知性识》一书，重点在于依据此类医书和小说中的故事来介绍性的知识和有关的名词术语。篇幅不大，但诙谐有趣。他曾在《瓶说》《续金瓶梅》两文中，列举家藏《金瓶梅》及其续补之作的中外版本，多至十数种。并指出：“世人以为《瓶》书描写淫夫荡妇之言行，实则暗讥缙绅权贵之污浊。盖作者深痛衰世人情之虚伪、政治之不纲，故发苦言以为警戒耳。”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言言斋不幸在战火中被焚毁。所以，《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周越然》中说：“藏书曾记言言斋，厄运来时战火埋。文字飘零谁为拾，一编聊以见庄谐。”但惜书如命的周越然藏书之癖不改，在当日战火中还设法购下了清内府旧钞剧本6种、《鼎峙春秋》（为世间孤本）、明刊《清明集》及数种稿本小说等。1956年，他把家藏善本图书18种、133册捐献给了上海市文物保管会，中西文本的小说等通常图书，则载运一卡车之多，赠予复旦大学图书馆。其家最后一批遗书，则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破四旧”时，因当地派出所不予接收而由家属送废品回收站处理。周氏的藏书印记有“言言斋善本图书”和“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等。

    周越然平生编译的图书甚多，但以自著的《书书书》（上海中华日报社1945年版）、《版本与书籍》（上海知行出版社1945年版）和《六十回忆》（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最为后人看重。1996年9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将此三书选编为《书与回忆》重排出版。陈子善选编有《周越然书话》，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印行。编者认为：“周越然的书话，无论说书林掌故，还是探版本源流，无论叙购书趣闻，还是辨古书真伪，均举证周详，论列精细，实实在在无虚言。文笔半文半白，亦庄亦谐，也是其风致独具，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而列入《华夏书香丛书》中的《言言斋书话》，也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1998年印行。我在为该书所拟的发行辞中说：“周越然的书话别具其格，但辞书上却称他于1945年谢世。实则在60年代初他仍息影尘间，并亲自捐献了劫后遗书。本书不同于坊间在版书之处者甚多，但以其女儿提供的作者手迹、墓碑照片以及编者搜集的集外佚文为最。”误记其卒年的这部辞书，就是上海陈玉堂先生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

    马廉（1893—1935），字隅卿，别署平妖堂主人，浙江鄞县人。曾经执教北平孔德学校，后任教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马氏藏书专收古代小说、戏曲、弹词、鼓词，晚清时禁行的“淫词作品”更在所不辞，如《迷史》《催晓梦》《花阵奇》《牡丹奇缘》《如意君传》等均有收藏，《金瓶梅》则藏有明、清多个刻本，所以他自称藏书处为“不登大雅之堂”。又因藏有明刻孤本《三遂平妖传》，而称其室为“平妖堂”。他常常与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等到琉璃厂书肆访书，收获甚丰。据说，鲁迅等常去马家看书，孙楷第（1898—1986）于1929年结识马氏以后，为了完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编写，曾经“尽读平妖堂藏书”。

    30年代初，马廉回到故乡宁波养病。在此期间，他为抢救家乡珍贵文献，做出了努力。1931年秋，他与郑振铎、赵万里一起，在宁波访得了从天一阁散出的明钞本《录鬼簿》，三人便连夜影钞出一部副本来。两年后的一个秋天，他从当地大酉山房书肆买回一包残本，从中发现了自天一阁散出的明刻本《雨窗集》和《欹枕集》，至1934年由北平大业印书局印行传世，从而保存了险些失传的12篇话本作品。

    马廉国学功底甚深，于小说、戏剧尤有研究。遗著有《鄞居访书录》《不登大雅文库书目》《曲录补正》和《劳久笔记》等，多未刊行。1936年，其《录鬼簿新校注》由北平图书馆馆刊抽印出版。

    马廉曾经购得京郊通州王氏所收藏的几乎全部曲本图书，这些成为他藏书中的珍品。卒后，其遗书经魏建功、赵万里等整理，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全部收购后作为善本图书特藏，用专室两大间保藏至今。其中珍品有《桃花影》《定情人》《醉春风》《觅莲记》《意外缘》和《双缘快史》等。马氏藏书有“鄞马廉字隅卿所藏图书”朱文长方印、“不登大雅文库”朱文方印、“隅卿藏珍本小说戏曲”朱文方印和“平妖堂”朱文长方印。钞本有《钓鱼船传奇》等，版框外右下方有“不登大雅堂钞藏曲”字样。

    1990年6月5日至30日，经过复查，其藏书共计928种、5386册，分为词曲和小说两大类。如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室内，有马廉藏书的专门目录可供检索。而入藏的原来就有破损的书籍，已经做了修补，并且新加了护书的蓝布函套。

    （1997年12月9日于金陵鼓楼雁斋）

    [补记] 刘倩女士编有《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2006年8月由中华书局编印出版。该书收录了马廉先生正式发表的文章及译作，辑录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隅卿杂钞》中的若干手稿，还转录了其《不登大雅文章书目》。

    附录文章6篇，依次是周作人《隅卿纪念》、张玉范《马氏特藏书》、吴书荫《马隅卿先生为抢救和保存戏曲文献所做的贡献》、程毅中《纪念马氏五兄弟》、顾青《最好的纪念》及业师白化文先生的《我的马氏书情结》。

    白先生此文，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的“‘五马’纪念展览”（2003年10月31日—11月7日）而作。所谓“五马”，即浙江宁波鄞州邱隘盛垫村马海曙先生的五个儿子：马裕藻（1878—1945）、马衡（1881—1955）、马鉴（1883—1959）、马准（1887—1943）及马廉。他们在20世纪初曾经先后执教于北大，“一门五马皆鸿儒”，在中国人文学科领域各领风骚，都有建树和贡献，不仅是北京大学校史，而且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罕见的佳话。

    秀州书香纪行

    “店小名气大，卷少书香多”，是我2000年5月初走访秀州书局时，获得的最深刻的印象。

    秀州（今浙江省嘉兴市的古称）东郭有闻名海内外的“烟雨楼”，我以前曾经得到过嘉兴图书馆寄赠的一册《烟雨楼史话》（吴藕汀、吴小汀编著），久知观光秀州，合当选在春秋佳日的濛濛烟雨之中，且该有二三知友作伴——如此，最能感受到“细雨前汀，菱花开过蘋花断”的意境，而无“倚楼客倦，雨远更烟远”（冯登府《点绛唇·烟雨楼秋泛》）的乡愁。

    当4月下旬，江苏凤凰台饭店的总经理蔡玉洗先生和秀州书局主持人范笑我君联合发出邀约时，我和金陵止水轩主人薛冰、癖斯居主人董宁文还是欣然允诺了下来，即借5月初的法定假日，作拟议已久的秀州之行。

    因为我们都知道，相比“两岸渔庄蟹舍，扁舟柳叶桃花”（许瑶光题烟雨楼联中语）的烟雨楼风光，我们更惦念“小店远客不时来访，书林容我半日偷闲”（庄一拂题秀州书局联语）的秀州书局书香。而书香，是不管阳春霜秋，还是风晨雨夕，随时都可以去品味的。

    5月2日午间，车抵秀州城。街旁一位十分标致的姑娘为我们热情而确切地指示了秀州书局的方向，这不禁让我们一行人微微感动——是啊，这家在全国各地文人学者中知名的书店，理应在嘉兴更著名，因为所谓“秀州书局”，首先是秀州人的书局。否则我们这群南京的读书人远道寻访，又所为何来？

    秀州书局的书香，是如何由江南一隅而播散四方，以至于闻名遐迩的，是我们此行考察的一个重点。因为考察的收获，足以供给建设过程中的凤凰读书俱乐部作为参考。

    说起来，金陵和嘉兴的书缘不自今日始。远的、深的不说，就以凤凰读书俱乐部的所在地凤凰台饭店五楼文化中心的“开有益斋”来说，这个堂号取自晚清上元（今南京）的著名藏书家朱绪曾（字述之，号北山，1805—1860）的书斋名，而朱氏同嘉兴则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绪曾在清道光二年（1822）中举后，仕于两浙，先后任职于秀水县、海宁州、台州府等地。在任秀水知县的公务余暇，他到杭州文澜阁借抄过不少被编入《四库全书》之中的宋元秘籍。有一次，嘉兴海盐籍的藏书家钱泰吉（字辅宜，号警石，1791—1863）在他的官邸浏览过他的藏书后，建议其编辑一部藏书目录。此议后因朱氏调任嘉兴而作罢。

    不幸的是，1853年春，在太平军攻占江宁（今南京）的时候，开有益斋收藏的10余万卷藏书和朱氏自著的《开有益斋集》一起惨遭兵火焚毁。为此，朱绪曾深切地体会到钱氏当年建议的为藏书编目的重要性，因为通过书目，至少可以看到自己历年经眼的一部部到手不易的书卷的影子。于是，他把自己重新收集的数十箧书籍，连同从友人处借阅的书籍合在一起，日夕披阅，撮其大旨，编撰成《开有益斋读书志》6卷及续志1卷，并自称：“吾集序跋最多，与《甘泉乡人稿》相类，无空言也。”

    《甘泉乡人稿》是钱泰吉的诗文合集，其中包括了详载藏书版刻源流和收藏传写始末的《曝书杂记》3卷，以及若干论学之文和金石、版本题跋。全书共24卷，在目录学史上久负盛名。据《（光绪）嘉兴县志》记载，“泰吉积书数十椟，大半丹铅，所点勘于四库名籍几遍，两《汉书》、《元文类》尤精校者”。他担任海宁州训导时，将所藏万余卷书籍携至学舍中，学舍颜曰“冷斋”，一堂两室，“所以充栋者，皆书也”（《甘泉乡人稿·藏书述》）。这部朱绪曾以之自比的《甘泉乡人稿》，于1854年初刻于海宁，后书板在兵燹中毁坏。到了1872年，重刻于南京。由此可见嘉兴与南京之间的书缘，两地确实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

    我们行近少年路180号秀州书局门侧的时候，发现范君早已等候在路边。下车伊始，顿见冰心手书的“秀州书局”店牌灯箱，而多次出现在《秀州书局简讯》插面上的店面前的建筑小品里的芭蕉、紫竹，也同时跃入眼帘——其实，我们对初次造访的秀州书局，并不是很陌生的。

    秀州书局实在是一个不大的书店。三四十平方米的店面，只放得下款式不一的12个书柜和4米长的柜台，装潢格局也无任何别出心裁之处。倒是冰心题写的“秀州书局”一匾，十分惹眼。而庄一拂先生91岁时为书局撰写、章伯年先生于桐荫小筑所书对联“小店远客不时来访，书林容我半日偷闲”，以及吴藕汀先生所绘《秀州读书图》，也为书店营造出浓郁的书卷气息。难怪萧乾先生要在1996年12月26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一间门面的文化交流中心——遥记嘉兴秀州书局”的文章了。

    说来也有些意思，嘉兴图书馆当年起意创办这个名为“秀州书局”的书店，其实是受了南京人的影响。影响他的是金陵图书馆在长江路262号所办的那家书店（已歇业多时）。据说，当年范君等也曾远道到南京来取过经呢！

    1994年6月4日创办的秀州书局，并不仅仅是“秀州”人自己的书局，后来实际上成为了江南乃至全国读书人士的一处精神别业。成功构建了这座精神别业的，是该书局已经自编自印逾百期的《秀州书局简讯》。我收藏有第53期（1997年1月20日印行）以来的各期，也是近年来多次呼吁正式出版这部“新贩书偶记”的最积极分子之一。

    翻阅纸敝墨劣的《秀州书局简讯》，我们首先会惊异于编者范君的有心和好事。他将日常得自于书、报、刊、信件、电话、电视乃至门市闲话等的多种信息媒体中的有关甚至无关“书与人”的，但凡能够引起读书人兴味的资讯，一一笔录在案，并将之整理成为短则30余字，长则300余字的贩书笔录，以每期（大致每隔20天为一期）50条左右的篇幅编印出来。据说这份《简讯》只印刷300份，每期邮赠外地读者的大概也只有百份左右。

    然而，正是这一份不起眼的东西，将“秀州”与全中国读书界联结在一起，让人们对不起眼的秀州书局刮目相看。听说，在我国读书界，多年来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辗转借阅《简讯》者有之，积极转载《简讯》者有之，复印《简讯》以供珍藏者有之，借助《简讯》提供的信息远道专程走访者亦有之，甚至还有将《简讯》一条条剪下来重新编集为《售书琐记》的人呢！

    那么，这份《秀州书局简讯》，究竟是记录了何种具体资讯，而赢得读书人如此钟情和如此关注的呢？

    试看我按“逢三抽一”的原则，随机从《简讯》中抽取来的几则：

    一九九六年来秀州书局购买书的读者，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书价涨得太快！”（第53期）

    截至（1997年）7月10日，秀州书局已售出《心香泪酒祭吴宓》（张紫葛）92本。由于《心香泪酒祭吴宓》在知识界引起争鸣，广州出版社将此书添印800本。第一版10000本。（第63期）

    蒋启霆先生（1998年）9月28日寄来所书对联一副：“笑吟明月清风我，广结图书翰墨缘。”蒋先生在信中要寻找：“吴心澄先生，硖石人，今年约79岁，与我为总角交，昔曾在南京中央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闻退休后寓居嘉兴……”经打听，吴心澄先生家的电话是2066161。（第83期）

    蔡明先生（1999年）从濮院送了一批《鸳鸯湖棹歌》（朱彝尊著，蔡明笺注）：“出这本书花4.3万元，我儿子出3000元，其他都是拉赞助。我夫人肺癌，我儿子不赞成我出书。所以，我暂时封笔了。”蔡先生买一套《嘉兴市志》。（第93期）

    再看我从《简讯》各期中寻出的几则怀人篇什：

    沈文冲先生4月3日从南通来信说：“赵瑞蕻教授讲授外国文学时，讲着讲着，时常会激动得泪流满面，以至泣不成声，只得哽咽着打招呼：‘对——对不起，同学们，我太激动，停两分钟再讲！’边说边转过身去，面朝黑板……他翻译的《红与黑》（〔法〕司汤达），四十年代由姚蓬子主持的作家书屋出版。”（第93期）

    这则刊出在南京大学赵瑞蕻教授于1999年初去世以后。

    著名古建筑专家、园林艺术家陈从周3月15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陈从周著有《徐志摩年谱》《中国建筑史图》《漏窗》《装修集录》《江浙砖刻选集》《苏州园林》等。《嘉兴日报》（1985年4月13日）有署名“侗瘘”的文章写道：“陈从周教授亲口对我说：‘你们嘉兴人不懂文化，不要名胜古迹的。’”1991年五、六月间，陈从周得知海盐南北湖遭到有关部门开山挖石的消息，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江泽民立即批文至海盐县予以制止。（第110期）

    这一则刊出在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在2000年早春去世以后。

    对于这一份份看似如零张散叶，其实却大有嚼头、大有趣味的《简讯》，用秀州书局一位读者的话来说，就是记录了“一切可恼可恨可悲可恶可笑可爱可喜可乐之事事物物”（第77期）。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份《简讯》，才实现了有萧乾先生所称赞的“文化交流中心”的主要功能，尽管它仍然只拥有一间门面，至今依然是三四十平方米。

    其实，凤凰读书俱乐部最近编印的《开卷》，就是学《秀州书局简讯》而有所变格创新之作。如此说来，金陵与秀州之间的书缘、书香、书情，真是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呢！

    秀州的书香其实是来源有自的。“墨林遗宅道南存，词客留题尚在门”的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的清初潜采堂主人朱彝尊，“官冷身闲可读书”的冷斋主人钱泰吉，“群玉英光访宝章，积书忙似鼠搬姜”的蒋光煦、“积书亦何为？不徒守以老”的蒋光焴，以及讽字室藏书主人唐仁寿、涉园藏书主人张元济等等，五百余年以来，无不是秀州地域书香的积极制造者和传播者。正是这些爱书、藏书、读书的先辈，构建了至今香火不绝的秀州书文化传统。

    离开秀州书局的当天上午，范君邀请我们直接到书店的仓库里去淘书。书库设在图书馆院内一处简陋的平房里，面积约有100平方米，但其环境实在不敢恭维，不必说积尘之多，令人望而生畏，但说两排书架之间安排之密，就让人没法蹲下身来细看。不知日益发福的范君，是如何侧身其中取书的。

    尽管如此，我的秀州之行还是有收获的。在秀州书局仓库中拂尘淘得《读书杂释》《经书浅谈》《龙坡论学集》《黄昏小品》《逝去的启蒙》《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海派文学论》《秦淮夜话》《荷堂诗话》《四时幽赏录（外十种）》《历代山水名胜楹联选》和浙江海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的《纪念徐志摩诞辰一百周年专辑》等10余种。

    在晚上出摊的嘉兴旧书摊上淘得《嘉禾风情》《艺海拾贝》和《上尉的女儿》三种，在即将打烊的新华书店购到《地北天南叙古今》（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一册，借以纪念当年元月8日在美国纽约上州医院中仙逝的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先生（1918—2000）。

    虽然在秀州之行中我得到的书籍并不多，但对秀州的书香文脉，却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因为承蒙范君导游，我们还先后瞻仰了位于市区东米棚下的朱生豪、宋清如夫妇故居，采弄的沈钧儒故居，姚家棣的沈曾植故居，游览了运河之畔的三塔、沈氏故居之后恢弘的天主教堂和位于王店镇的曝书亭等。

    游毕曝书亭，我又走访了两家搜集当地民间旧物的货主，在其储物库中觅得数件意想不到的东西。一把榉木靠背椅，背上刻有一句唐诗“南山当户牗，沣水映园林”；橱门板壁两件，一件刻茶壶一把、寒梅数株，有署名“王冢宰”的题句“寒梅热腹，一壶老福”（此句尚未考明其出典），另一件署“锦屏写”，刻植物一株，题句是“川原远近蒸红霞，素质无人斗颜色”（上句出自韩愈的诗句“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远近蒸红霞”）。此外，还购得柜门浅雕一组四件和床板深雕两件，均古朴可爱。这一批嘉兴民间旧物的获得，是我此次秀州之行的意外之喜。

    日来书市上有一部颇受欢迎的《书店风景》（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是台湾作家钟芳玲女士探访世界各地有特色的书店的过程中所写的随笔录。她在该书《自序》中说：

    逛书店最过瘾的事，莫过于碰到趣味相投的店主或店员，和他们煮酒论剑一番，或是听他们口沫横飞地谈论自己喜欢的作品。……书店的灵魂其实是这些活生生的人，是他们赋予一本本书以生命，是他们创造出书店的风格与历史，即使嗜书成瘾的牛顿也不得不说：“世界上最有趣的是人，其次才是书。”当然，这样美好的经验同样在老板兼伙计的小型独立书店才容易体会得到。

    秀州书局其实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主持人范君独立风格和经营理念的小型书店。

    记得在《秀州书局简讯》第93期上，刊出过嘉兴读者吴香舟先生在该书局门市买书时说过的一句话：“有问盲人为什么要点灯，盲人答：‘先照亮别人，再照亮自己。’”

    我觉得，秀州书局所做出的事业，正如这位心地磊落、胸怀光明的盲者的点灯义举，虽然动作不大，声息微弱，却有振聋发聩之效。其精神之可贵、品格之可嘉、境界之高尚，胜过大会小会振臂高呼“精神文明建设”的“肉食者”多多矣。

    （2000年5月7日夜于金陵江淮雁斋）

    [补记] 萧乾先生（1910—1999）于1996年12月15日，在《一间门面的“文化交流中心”》中写道：

    人一老，就得主要靠神游了，最近，通过一叠内容丰富多彩的“简讯”，我溜达到浙江嘉兴市只有一间门面的秀州书局……1994年，嘉兴市图书馆把高中毕业的范笑我抽去管秀州书局，职务当然只是卖卖书，这家小书店开张时，没人送花篮，更没放鞭炮，只有冰心老人题的匾额，朴朴素素地开张之后，就大干起来。

    秀州书局，不仅是个文化交流中心，它还是个社会观察岗，任何工作，不论空间多么窄小，只要投下去，都能干得辉辉煌煌。

    这篇文章后来成为结集出版的《笑我贩书（1999—2000年卷）》的“代序”，其续编，即2002—2003年卷则列入了傅璇琮先生与我联名主编的“书林清话文库”中，书名为“笑我贩书续编”。其后又有多辑编印问世。

    甲申暖冬杭州、嘉兴、宁波、永康一周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生于苏州城西的光福镇，杭州则为1986年后我多次履及之地。就浙江而言，我仅对宁波、杭州、嘉兴三地较熟悉。

    尚记1996年12月9日，我曾经参加宁波召开之“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会前先期出版了《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我在发言中指出，现在各地兴起的评选“藏书十佳”“藏书状元”“当代藏书家”的活动，在弘扬藏书传统、增强读书风气、营造书香社会中有积极作用。会议之余，宁波出版社有了编撰《中国藏书通史》之议。于是我为副主编之一，协助《中国藏书通史》主编傅璇琮、谢灼华两位先生，共编撰成8编、30余章、近100节，凡110余万字的专著。此书于2001年2月精装出版，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1997年12月11日，我赴杭州大学参加“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随主办方参观了文澜阁、嘉业堂、皕宋楼等。1998年6月，中华书局将会议论文以“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为名结集出版。我的《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藏书研究成果综述》一文也在其中。

    2003年底，我与伯岳同窗有绍兴三味书屋、宁波天一阁之行，应邀参加12月8日至9日“首届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研讨会以“四明范氏家族与范钦”“浙东文化与天一阁藏书”“天一阁发展史及其在中国藏书史上地位”及“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等为论题，入选论文结集为《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徐良雄主编，章国庆、虞浩旭副主编，宁波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问世。该书系宁波出版社同时出版之“天一文化研究书系”之一，同时问世有《范钦评传》《伏跗室藏书目录》和《书院圣地白云庄》三书。

    今年5月17日至18日，应海宁图书馆之邀，我与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徐建华教授，浙江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袁逸学长参加该馆一百周年纪念会，小坐馆中“书香屋”品茶，这里有数套藤桌藤椅、满壁书籍画册。门口有联：“茶品春夏秋冬，书读古今中外。”此行还浏览了硖石镇上徐志摩（1897—1931）故居、张宗祥（1882—1965）故居，盐官镇上王国维（1877—1927）故居，记得还看了蒋光焴（1825—1892）“衍芬草堂”及其地布置的海宁藏书家展览。馆方赠送来宾一函四册系列书：《海宁藏书文化研究》《海宁藏书家印鉴》《海宁图书馆馆藏书画》《海宁图书馆百年纪念》，遂于上海《图书馆杂志》9月号发了一篇书评予以推介。

    12月上旬，我复应袁学长之邀，先后由杭州而嘉兴而宁波而永康，在金华游览双龙洞后返回南京。由此，自浙西而浙东、浙中我均有所观览。唯温州为我读旧书卷时神往之地，玉海楼在焉，梅雨潭在焉，不知何日有缘履及了。

    12月4日，星期六，南京—杭州，晴。

    下午抵达杭州。袁逸兄安排入住后，即出行。浙江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李超平女士来会，我们同至官巷口附近积善坊巷小弄口，终于见到一家在沿街墙玻璃上仍贴着“广告”，却已歇业多时的杭州古旧书店。店堂内黑乎乎的，橱窗招贴表明其经营范围为：特价图书批发、古籍图书、字画碑帖。收购项目有：古旧书籍、期刊。

    按：杭州旧书店，1958年组建有由王松泉（1913—2006）任经理的“建新书店”，后改名为“松泉阁书店”。1964年与“翰墨林书店”合并，仍由其任经理，负责古书鉴定、收购，以及名贵手稿和古书的修复工作。据说有两个门市店分别设在开元路、中山中路口，及仁和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松泉被“打倒”，四年后被安置到食品店做营业员，直至退休。撰有《民国杭州藏书家》《抱经堂书店与朱遂祥》《杭州近百年旧书店回忆录》等文章。

    1958年“公私合营”时成立之新华书店所属杭州古旧书店，原位于延龄（安）路。“文革”后于清泰街重开门市店（书库设在店堂后，开一边门于茅廊巷），一时营业尚可。20世纪90年代搬到积善坊巷、中山中路口时，经营状况已大不如前。原私营宝诒斋书肆主人严宝善先生（1923—2002）退休后，其业务更显日薄西山，终于2003年5月关门停业。当其业务盛时，曾影印立雪斋印本《山海经存》等众多书刊。1966年2月严宝善先生所编之《贩书经眼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近50万字，凡十四卷，仅印1500册，为杭州古籍书店业务成果的权威记录。谢国桢序言称：“可供编全国善本书总目之参考。”郑炳纯先生跋文称：“宝善先生平日论治书目之学，见解颇与纯同，此编致力所在，正可弥补以往各家书录之不及也。斯稿虽不以善本名，但其范畴不离善本，却有善本书录之作用。”“每书有一较好之提要，颇有助于读者了解各书概况得失，《贩书经眼录》之旨趣正在于此。”

    晚饭由袁逸兄设宴招待。

    12月5日，星期天，杭州—嘉兴，晴。

    上午前往曙光路浙江图书馆广场上的旧书集市淘书，此地为杭州市新闻发展出版中心与浙江图书馆合办之旧书市场，于2001年5月1日假期开设，有摊位近百个。每周逢星期六、星期日开市。

    下午前往嘉兴南湖畔宾馆，嘉兴图书馆馆长崔泉森先生正率该馆同人热情张罗会务，迎接来宾。先后见到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中国图书馆学报》主编李万健先生等，交谈甚欢。晚饭前看了设于嘉兴邮电局旧址穆家洋房的嘉兴邮电博物馆。来先生虽已高龄，但兴致甚浓，可见求知欲之甚，真学人也。

    嘉兴邮电博物馆设立于2001年6月，其陈列分邮政、电信、综合三部分，展出图片500多幅、实物600多件，内容甚为丰富，足以见出嘉兴邮电通信之发展历程。此种以原址原房建为主题博物馆者，甚有历史感。第一展厅内陈列有一套军用明信片，正是日寇侵华之历史见证。六张老明信片由知名集邮家林衡夫先生提供，画面都是1937年11月19日侵嘉日军的随军记者所拍现场，如攻占东塔寺、攻占嘉兴火车站等。史载，嘉兴遭受此劫，全城约有十分之四房屋被空袭炸弹焚烧，大火整整燃烧了7天7夜，一个月内城乡所掩埋尸体就有3500多具。

    而原位于嘉兴火车站洋桥旁之嘉兴邮局房屋则尽遭毁坏。

    12月6日，星期一，嘉兴图书馆百年馆庆。

    上午九时半，馆内张灯结彩，悬挂一副对联：

    百年回首，蕴香吐芳，立基不忘先辈业；

    盛世瞻望，摛藻扬芬，光大还赖后昆功。

    国家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副司长刘晓琴女士、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金庚初先生、嘉兴市领导徐良骥先生等出席馆庆百年典礼。朱尚刚先生向嘉兴图书馆捐赠了所藏其父朱生豪先生（1912—1944）的全部信件。

    据介绍，早在1904年，金蓉镜（1855—1929）、陶葆霖（1870—1920）等嘉兴先贤就捐书集款，创立了嘉郡图书馆，是全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如今，嘉兴图书馆藏书已达57万册，年接待读者超过65万人次。看了嘉兴图书馆百年历史资料展和地方文献展览，我才知道该馆古籍收藏曾多得嘉兴旧书店之助。

    下午的安排为“图书馆与社会进步”专家演讲会，由清华大学徐教授、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和建华兄在嘉兴图书馆报告厅开讲，我讲的题目是“为读者现时代如何读书”。

    12月7日，星期二，嘉兴—嘉善西塘，晴。

    嘉兴图书馆招待馆庆来宾前往嘉善县古镇西塘游览。

    西塘古称胥塘、斜塘，又名平川，春秋战国时期是吴越两国交界之地，素有“吴根越角”和“越角人家”之称。元时形成市集。其特色在于连绵的黑瓦盖顶，总长近千米的临河“廊棚”街，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群落，以及随处可见的石桥、古弄。我在此购得手工纳底的布鞋两双。

    午餐于西塘镇上一所老房子改建之临河饭店，众人皆饮黄酒，土菜烹调甚美。归途看了位于桐乡市梧桐镇庆丰南路59号之君匋艺术院。

    按：位于桐乡的君匋艺术院与海宁钱君匋艺术研究馆，一般人易相混淆。原来著名篆刻家、书画家钱君匋，1907年2月11日出生于桐乡屠甸。可其祖籍是海宁路仲，此地与屠甸近在咫尺，所以这两处都可说是他的家乡。1927年，钱君匋担任上海开明书店美术编辑以后，用积蓄买下了屠甸酱园浜庄家的一所旧宅。20世纪80年代初经修缮后作为“钱君匋旧居”，由屠甸文化站代为管理并使用。

    1985年春，钱先生决定将其毕生精心收藏的明清以来名家字画、印章、印谱等数千件珍贵文物捐献给故乡。遂于1987年11月由桐乡别建了君匋艺术院，作为其珍品的收藏、书画研究和创作中心。1996年钱先生又向海宁方面捐献了其毕生收藏字画和自己创作的书画篆刻作品一千件，于是海宁建成了由乔石题写馆名的钱君匋艺术研究馆。

    君匋艺术院选址甚佳，立有钱君匋铜像，白色墙体在绿草、红花、碧水、曲桥环护下，分外有神韵。其建筑与江南水乡风格吻合，由两个展厅、讲堂、研究室、资料室、珍品库等组成，据说还有配套的客房、餐厅。陈列品主要是书画作品、印章印文和反映钱先生艺术生涯的图片。

    该院收藏的书画分别为明代12件、清代51件、近代155件、现代313件及钱先生自作书画146件，其中名作有明代徐渭《墨梅芭蕉》、陈道复《墨松图》、文徵明手卷《窗前鸣佩》《烹茶图》，以及陈洪绶《三高图》《赏梅图》《设色山水》，清代石涛《兰竹册》、郑板桥《墨竹轴》、金农《花卉册》、华喦《新罗画丛》、赵之谦《花卉八尺屏条》等，还有近现代名家吴昌硕、任伯年、虚谷、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丰子恺、黄宾虹、潘天寿、刘海粟、沈子丞、朱屺瞻等人书画作品。钱氏珍藏印章909方，其中赵之谦104方、吴昌硕152方、黄牧甫168方、现代名家51家，尤为珍贵的是“晚清金石篆刻三大家”的原印，钱先生自刻长征印谱、鲁迅印谱原印434方，及其原拓印谱、陶瓷器、文房用具。院方编印有《钱君匋的艺术世界》等。

    12月8日，星期三，嘉兴—宁波，晴。

    由嘉兴坐汽车前往宁波，午餐于月湖旁。饭后入住宁波饭店。

    晚宴由浩旭兄招待，他带来《天一阁文丛》第一辑（宁波出版社2004年12月版），此书由任继愈、毛昭晰、来新夏、傅璇琮、骆兆平先生任顾问，我是编委之一。设有“访谈”“探索”“论说”“关注”“发现”“交流”“人物”“考证”“忆往”“序跋”诸栏目。本辑收有来新夏先生谈藏书文化的文章、朱敏所撰《姜德明的书籍世界》上篇，以及《现状不容乐观，谁来拯救中国藏书楼？》《私家藏书楼乏人问津》《宁波市区现存藏书楼情况调查》《嘉业千秋——写在嘉业藏书楼创建80周年之际》等文。

    12月9日，星期四，宁波，晴。

    早上7点左右，本门硕士生梁启东、钟燕辉、江少莉三弟子依约抵达宁波饭店。早饭后，与袁逸、建华兄等徒步至天一阁，参加“《天一阁文丛》首发式暨座谈会”。座谈会系第二届“天一阁藏书文化节”的活动项目，在天一阁书画馆昼锦堂举办。时天一阁正与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合办“天一阁雕版印刷工艺展”，也为活动节目之一。

    在天一阁西门有“南国书城”隶书额，师徒一行于此合影一张。

    座谈会有浙江籍学者毛昭晰先生、傅璇琮先生，以及天一阁博物馆馆长、《天一阁文丛》主编徐良雄先生等参加。昭晰先生我曾经在1997年12月11日杭州大学主办的“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聆听过他的致辞，甚有见地。

    我在发言中，从“乱世藏黄金，治世藏书史”讲起，说目前我国这一轮收藏热，遥承的是80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那一轮，再朝前推，大概就是晚清光绪年间的那一轮了。天一阁博物馆为推动藏书文化，近十年来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天一阁文丛》创刊号的出版，再一次证明了天一阁博物馆作为我国藏书文化研究活动中心的地位。身为《天一阁文丛》的编委之一，我将和弟子们共同努力，积极地推广它，宣传它，扩大其影响，并在全国学术界范围内积极组约优秀文稿。

    下午与梁、钟、江三生游览天一阁。

    傍晚与建华同三弟子走访宁波出版社。该社编辑部在苍水街79号第三层楼上，马玉娟副社长安排编务室主任徐飞接待。徐生是我当年所教编辑出版专业书评课上的本科生，他赠送给我香港甬港联谊会秘书长哲夫所编《宁波旧影》（宁波出版社2004年7月版）。该书搜集了近400幅老照片、明信片等，全部与宁波的百年史有关。编者年过七旬，原名郑介初，原籍镇海湾塘顺风村，生于上海，20世纪40年代曾就读于燕京大学，后随家人赴香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此，从此念兹在兹，终于成集。随后至“天一广场”一间餐厅晚饭，海味鲜美，汤圆也佳。

    餐后，袁逸兄提议到月湖公园散步。园广人稀，夜幽景美。

    12月10日，星期五，宁波—永康，晴。

    早饭后，与袁逸、建华两兄率小梁、小钟、小江三弟子同往永康，午间到达金华市汽车站，即由永康图书馆面包车接至永康宾馆。

    随后我们由永康图书馆徐关元馆长领至街上品尝永康地方特色小吃“状元饼”，并至五金城，徐馆长赠送我们每人两只同款式真空杯，随后我提出前往文化书店，见见老板程金台先生。因为《文汇读书周报》有一篇介绍该书店的文章，我知道其四楼有古旧书出售。

    书店位于胜利街12号，一楼门外并排竖挂着的两块牌子，一为白底黑宋体的“永康市文化书店”，一为白底绿字楷书的“永康市藏书者协会”。

    一至三楼所卖全是新书，四楼古旧书分为“建国后——‘文革’前旧版书”“‘文革’旧版书”“古籍”，我选得十余册，程老板举以相赠。我于次日回赠以《徐雁序跋》毛边签名本一册和《中国读书大辞典》一部。

    晚宴于永康饭店。多山珍，有竹笋、山鸡等，与宁波菜肴迥然不同。一大桌十余人，我突然发现徐姓者近半，除我和建华外，有徐馆长、徐小飞、徐文通先生，方知此地多徐姓。正好建华编撰有《中华姓氏通史·徐姓》（东方出版社2002年3月版）一书，于是话题大开，据说每一千个中国人中，就有十七个姓徐的，但今天这一桌的徐姓比例确实是大大“超标”了。于是无论是否姓徐，各位来宾都得到我赠送的一册《徐雁序跋》，留为纪念。

    我在议论中推测说，大概是因为古徐国覆灭得早，因此在其“家族文化遗传密码”中有着珍惜文献的传统，在书业一行中徐姓特别多见，如这一路就遇到天一阁的徐馆长、宁波出版社徐主任，我熟悉的还有宁波大学图书馆徐馆长等，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都姓徐，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部主任姓徐，南京大学搞古典学问的也有好几位姓徐，甚至南京大学旁边的古旧书店老板也姓徐。可惜此行没有把我那位姓徐名小丽的女研究生也带来，要不就更热闹啦。

    话说到此，文通先生即命人去取其整理重印之《徐汝思诗集》相赠，原来此书是由太仓王世贞（1526—1590）编纂的。随手一翻，顿时大笑，原来其中校对人员全是徐家人，其中就有在座的徐小飞先生。我说：“幸亏这次活动是民间形式，否则人家会说永康徐馆长请回来讲学的全是他在北方的亲戚了！”

    晚宴后，我带着《徐雁序跋》毛边签名本，还有一部《中国读书大辞典》，由“永康三徐”引路陪同，前往江滨北路陈寒川先生家拜访，建华、袁逸兄同行。交谈一小时许，陈先生以钱君匋题签之仅印五百册《独乐轩集》相赠，另赠仅印一百册之袖珍线装本《霜桥吟稿》。

    随后坐车绕城一周，欣赏夜景，山城宁静而南溪幽美。

    至徐小飞先生家楼下，我们一行看了其自设的画店，挂着数幅字画。徐先生说，这里的主要功能是会见书画文化界朋友。其藏书室名“五峰藏书楼”，由一套三室一厅的平面住宅改建而成。所用书架，一种是带玻璃橱的红木书橱，藏线装书；另一种是敞开的红木书架，藏铅印本。他的企业，每年向国家纳税500万元以上，仅2000年购书用款就达40余万元，可谓豪矣。与寻常所见私人藏书不同的，是每本书上都贴有图书分类标签，经问询知，这是永康市图书馆馆员为其提供的一种专业服务。

    12月11日，星期六，永康，晴。

    上午由建华和我、袁逸兄先后在永康市藏书者协会学术报告会上做讲座。该协会是由陈寒川先生倡议在1998年成立的，有近百名会员。

    按：永康是南宋哲学家、词人陈亮（1143—1194）的故乡，多年来，私人藏书蔚然成风。据介绍，最多的藏书家藏书在十万册左右，超过千册的有近百人。藏书者中有收藏型的，有实用型的，有经营型的，也有开放型的，在藏书的数量上和层次上，与普通基层公共图书馆可成互补。如有一位教师，收藏实用医学类图书4000多册，是永康图书馆同类图书的三倍。有位胡姓企业家通过竞拍等途径，购得明嘉靖以还的明版古籍30多部，价值100多万元。有的私人收藏的美术类图书，则为图书馆借用。吴良忠先生收集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间的美术书籍，已至3000多本，成为国内藏书界小有名气的“特藏”。

    建华因讲座完毕即要返回天津，因此安排第一讲。他主要从整体上讲述私人买书的途径等，讲毕就匆匆踏上归途。我的讲题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优良传统和当代取向”。从“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的江浙耕读之家，善于用藏书来熏陶自家弟子的优良传统说起，讲了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若干优良传统。同时讲解了20世纪下半叶，即1949年以后一段时期内有鉴赏或收藏价值的图书，如五六十年代的版本。因为受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摧残，这部分图书损毁相当惨重，甚至有许多好书在民间已经基本接近佚亡。比如说《燕山夜话》的初版。他为增强说服力，在讲台上摆了很多头一天在文化书店淘到的旧书，以做说明，同时推荐了韦力《书楼寻踪》、陈寒川《独乐轩集》以及《天一阁文丛》等。袁逸所讲为藏书以后如何进一步读书的问题。

    中午在报告会场的五楼吃自助餐，随后前往方岩风景区游览。据介绍此景点距永康市有40多里。

    方岩风景名胜区位于浙江中部金衢盆地东缘，青山雄峻秀丽，是观赏丹霞地貌的绝佳之地。方岩的山形十分奇特，一路登山，犹如攀岩。我们一行到了“天门”，所谓“天街”尽头有一亭，由碑文知是方腊农民军坠身入涧之“千人坑”所在，由此陡峭岩壁可见当日战况之惨烈。

    胡公祠前红烛煌煌。胡公是北宋永康人，字子正，历官侍郎等职。施仁政，宽刑狱，减赋税，明道元年（1032）江淮大旱，上疏朝廷求免江南各地身丁钱，两州州民感其恩德，立祠祀之。供奉为“胡公大帝”，有“有求无不应”之说，果然香火旺盛。过“罗汉洞”，乃往五峰书院而去。历史上，南宋著名学者陈亮、朱熹、吕祖谦曾在此著述讲学。

    按：五峰书院位于五峰景区内的“寿山石室”。南宋乾道八年（1178），陈亮曾于此设帐授学，因而声名鹊起。南宋淳熙九年（1182）秋，朱熹任职浙东期间巡历婺州，曾访陈亮于此。两人尽管学说不同，时有争辩，但陈亮敦请朱熹于此讲学半月，一时四方学子闻风而来，从学同游者多至三四百人。

    明嘉靖十五年（1536）正式于此建为书院，以“五峰”为名。书院为三开间坐北朝南建筑，总面积175平方米，略呈方形，屋高二层，屋内设直径37厘米的圆柱18根，柱础造型纯系明代风格。虽久经沧桑，但因洞造屋，建筑基础十分牢固。但历清康、雍、乾三朝之后，已仅具祭祀功能。1936年，永康县名胜管理委员会曾筹资进行简单修葺。1959年以书院为基础办有永康师范学校。1997年夏，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对这一带包括五峰内的重楼、丽泽祠、易学斋在内的石洞建筑群，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保持柱础梁架结构不变，穿斗丁拱不事雕饰，尽量保留明代建筑的法式和覆崖为顶的石洞建筑风格。

    丽泽祠又称“三贤堂”，系明代学者应典在正德年间创建，祀陈亮、朱熹、吕本中三人，构筑在天然石洞中。学易斋位于祠西，是明代永康学者周佑康为纪念婺郡学者何北山、王鲁斋、金仁山、许白云、章枫山而建。其建筑面积较丽泽祠、五峰书院为小。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次年1月到1942年5月，浙江省政府迁至方岩办公，五峰书院曾被辟为省主席办公室。1999年，永康市风景旅游局于此创设了以“书院与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展览馆。展览馆设祭堂、书院历史、书院制度、书院功能（讲堂、刻书坊、藏书楼）、书院与“文房四宝”、书院与科举制度、五峰书院与“永康学派”八个展厅，用大量实物、照片和图表对中国古代书院文化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

    归途，至徐小飞先生公司参观其办公室。字画、书籍点缀其间，氛围文雅。徐先生以《徐小飞山水写生画稿》《徐小飞画集》相赠。随后，徐先生请来宾至永康郊外山中一处生态餐厅吃野味。暮色中，只见一片桃园竹林，背衬炊烟袅袅的青山，有黑狗数条、公鸡一群逐闹其间，愈发衬托出山乡的静谧。

    饭后同至李世扬先生家观书。其家藏书，又是一番风景。书藏于七楼，举家全是古香古色的书房布置，居室则在楼上。他致力于民国版图书收藏，鲁迅作品版本收藏尤有特色，有1938年初版《鲁迅全集》、钱锺书《围城》初版等珍本。

    去年春，李先生曾编有《猎书记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6月版），初版印行500本，其中有毛边本50本，寄赠我一册，所收均为其经眼的中外淘书、鉴书、藏书类文章，其中收录有陈寒川先生《书缘》等34篇。他在该书前言中介绍其心得云：

    平装书（民国老版书）的收藏，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在质量、档次上，较之线装书，都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却代表着新的收藏理念和新的收藏风尚，因为它蕴藏着最终成为图书收藏热点的巨大潜力……到本世纪初，旧平装书热闹的场面，似乎有所沉寂，究其原因主要是书源的日渐枯竭。

    线装书固然价如拱璧，民国平装书亦稀若晨星，这两者均不适一般藏书人去涉猎，要想有所成就、有所突破，自忖最好把重点放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出版物……目前悄然搜访，正当其时，坚持数年，必有厚报。

    李先生最后说：“笔者在长期的藏书实践中，深深感悟到藏书有益于社会，亦有益于身心健康。甚望更多的人能投身于这个文化活动，为我国的民族文化传承尽份力量。”

    12月12日，星期日，金华—南京，晴。

    早餐后，想不到陈寒川先生赶到宾馆大堂来送行，于是嘱其保重而别。（补记：次年春，获陈先生赠诗云：“去年腊月乍逢君，斗室青灯分外明。俄寄新书惊未达，云天北望独沉吟。”可知其笃于情谊也。）

    今天接受金华图书馆单晓铭先生邀请，游玩金华双龙洞，早上先到馆会合，然后由他导游进洞。

    至则知金华图书馆有个副名，叫作“严济慈图书馆”。上至三楼喝茶后，即前往双龙洞。叶圣陶先生（1894—1988）有《记金华的双龙洞》一文，为其扬名不少，因此文被收入语文课本，读者甚众。

    此名“双龙洞”，是因为洞口两侧所悬钟乳石，酷似两老龙之首，而龙身却藏在内洞。入洞先需人身平躺于船上，由一道扁口拉入，这才进入豁然开朗的境地，始见双龙之身，这是喀斯特溶岩洞，有着千奇百怪的钟乳石、石笋。

    出了洞口，正感精疲神乏，忽见树林中摆着数只矮几，于是与单馆长清茶叙谈。

    午餐于双龙洞口一村野店家。于屋场上日光下设一桌，有田园犬绕行桌下腿足间，似有所待。虽菜肴甚劣无可吃，但满目青山，煞是别致有趣。此时虽近岁末，却是暖冬，正午的冬阳下，心与体都是暖融融的。

    饭毕即至金华火车站，买票返回南京。袁逸兄与我们同乘一列，约19点由杭州站下车。我们师徒四人抵达南京时已是子夜。

    （2007年9月16日于金陵江淮雁斋追忆成稿）

    丙戌晚秋宁波、湖州行记

    2006年11月8日，周三，深圳—宁波，晴。

    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兄之约，今日上午同逛深圳“尚书吧”旧书店，去年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在深圳工作的王明宇、孙艳夫妇同来相会。我们淘得旧书若干种，付出书资千元。《深圳特区报》资深编辑毕敏先生携茅台酒设午宴于该报社餐厅，畅叙一切，尽兴而散。

    宴后回寓，与小王、小孙闲谈，并荐孙艳于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深圳图书馆。下午4时许，“深圳读书月”会务组来车将我们送至机场。

    7时许，抵达宁波机场，天一阁博物馆饶国庆君来接，安排我们入住城内中山西路文昌街2号之文昌大酒店1921室，并用便饭。馆长虞浩旭兄闻讯来谈，知不日傅璇琮先生（1933年出生于宁波，宁波中学校友，1951年至1955年先后求学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1991年至1997年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如今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所赠书尚无捐赠之印，旋发短信予福州书法家、藏书家林公武先生，请其星夜赶刻，蒙其慨允。此不情之请，使我心中歉然，复思于天一阁藏书事有益，又感欣然。

    11月9日，周四，宁波，晴。

    晏起，于早餐后回房，正待补写数日来的深圳行记，公武先生敲门而至，遂叙谈契阔之情。他带来我前日托他寻人所刻的图章一枚，印文为“五十个书评家”（萧乾语），是福建篆刻家吴昌钢先生所镌，我回赠以《问题与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册。又得知他挑灯赶刻“傅璇琮捐赠图书”印至凌晨2时，甚为感动。

    会务组发赠书多种，有浩旭兄新著及《天一阁文丛》第三、四辑等。天一阁博物馆编辑印行之《傅璇琮捐赠目录》颇精美，编者所写后记称：

    先生是做编辑工作的，却成为一名学者。在兢兢业业的本职工作及头绪繁多的兼职工作之余，寒暑无懈，笔耕不辍，数十年来取得显著成绩。没想到在只有奉献的编辑工作岗位上，也有那么多的收获。从先生捐赠书目来看，已有77种、269册，硕果累累。足见先生勤奋、踏实的学风。先生在学术上独树一帜，提出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并行之有效地运用在专题研究上，每一部学术著作都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多以“纯粹”二字概括先生的学术境界，一本《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汇集先生近50年来学术研究成果。先生有着深深的中国文化情结，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1980年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后，先生那支笔一直没有停止过。自1992年至今一直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先生是精深博通、垂范学界的名人，可仍是个平易近人的老人。不为坎坷命运所左右，坦然面对一切挫折，一心为学，孜孜以求……衣着朴素无华，声音低沉有力，非常平易近人。每当我为有不懂的或不知道的而请教时，先生总是不厌其烦，耐心地一遍一遍讲述，直到我明白为止。我很庆幸，通过整理先生捐赠的书籍，有机会认识他老人家，这大概就像人们所说的缘分吧！……整理工作是短暂的，但从傅先生那里学到的道理将使我终身受益。

    仅一页篇幅的《编者后记》，就两次以“平易近人”相形容，可见这“平易”两字，实在是让后学难忘的傅先生的人格标签之一。这段文字写得言简意赅，也道出了十多年以来我结识这位前辈以后脑海中所存的先生影像。可惜《傅璇琮捐赠目录》的编者没有署名，不知是出自哪位心细文雅的女史。

    午餐后至2时，我们随同部分参会代表穿越天一街步行至天一阁西大门入，但闻喇叭中打击吹奏之乐喧闹盈耳，主办方自是为了招揽人众观礼，只是幽雅氛围却为之干扰，俗气喧嚣，与此斯文之地真不相宜。我们于阁前山亭小坐，观礼宁波“第三届中国藏书文化节暨范钦像揭幕”仪式。亭有联：

    高潭玩四时，闲径望三益。

    范钦（1506—1565）一脉可考者，有范光文（1600—1672）、范光燮（1613—1693）、范正辂（1638—1694）、范懋柱（1721—1780）……今日致辞者亦为其后人，现为香港商人，略云其于先祖事迹得到的感悟有三点：首贵“公”和“正”，做人要正直，为官要公正，为商要公平；二曰不怕失败，跌倒必须再起；三曰人生要多看书，有文化。最后感谢地方政府人士合力保护，表示其保护之力大大超越了其家族的力量。所述无不精当。正如范钦像侧一联所赞：

    天章特奖图书富，世泽长期子孙贤。

    仪式后，我与原杭州大学黄建国教授、浙江社会科学院顾志兴先生等，从容游观阁内各处，于是印象愈加明晰。睹“明州碑林”，知元明间十六次宁波重修府学的碑记尚存，由此知此地文脉之有自。今次重游，因有闲暇，依次抄得阁内楹联多副：

    连阁阅四百载，藏书数第一家。

    （天一阁西门楹联，沙孟海1962年书）

    家酿满瓶书满架，山花如绣草如茵。

    （故居楹联）

    圆妙洞庭三百颗，高奇太上五千言。

    （东明草堂楹联）

    山中云在意入妙，江上风生浪作堆。

    （东明草堂厅联）

    峥嵘一阁东南美，书卷长藏天地间。

    （1978年初冬，苏渊雷为移建于此之文昌阁题）

    石潭白鱼自出没，草屋老树相□依。

    （千晋斋楹联）

    我购得宁波本地学者章士晋先生所著《太平军在宁绍台——太平天国时期的宁波、绍兴和台州》（宁波出版社2001年2月版），扉页有题词：“谨以此书纪念太平军金田起义一百五十周年。”另购骆兆平先生所著《书城琐记》。

    3点30分，小叶、小林抵达，天一阁正于现有书库北侧举办新建古籍书库奠基仪式。据介绍，此系是阁创建440年以来第三次建楼，新藏书楼占地面积为5509平方米，其中古籍库建筑面积为3600平方米，将依据国家善本古籍保管要求进行设计，集古籍之收藏、修复、研究、整理、阅读、读者接待诸功能于一体。仪式结束后，我于阁西门范钦雕像处，与傅璇琮、黄建国、顾志兴三位先生合影留念。

    随后我们导叶、林二位游观阁中，解说一切并摄影。至闭园时出门，已是日暮时分。由天一街返回宾馆，途中我们一行贪看街旁小弄内即将拆迁之古民居，竟南辕北辙而失其途，问讯路人后始得方位。

    至宾馆则陈德弟、徐建华、曹培根、韦力、范凤书等各位代表均在。晚饭后，我与林先生、韦力、徐建华、叶、林等沿中山西路散步至鼓楼，见折价书店多家，店名均于俗中见雅，令人印象深刻。入“有一家书店”，得《藏书纪事诗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两册，经议价以25元一册的价格购入。此为珍贵难得之史料书，重印无期，虽雁斋有藏，仍为本门研学弟子购下。又购成寒所著《敲开文学家的门》，赠给小叶收藏。

    返回宾馆，拜访由萧山前来之来新夏先生及其夫人焦静宜老师，蒙来先生相赠《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

    11月10日，宁波，天阴，有雾。

    上午于四楼会议厅举办开幕式。以“范钦诞辰500周年”“天一阁建阁440周年”两事相证，可知范钦于其60岁时终于建阁藏书。山东教育出版社张颖编审受齐鲁书社周晶先生委托，带来复刊号之《藏书家》丛刊18册，于现场分赠一空。

    会间茶歇，与傅璇琮先生等合影留念。

    李刃局长报告了以温州玉海楼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藏书楼遇到的问题：人们对楼的兴趣胜于对书的爱护；经费不足；保护手段传统而单一；4000多册善本和孤本严重缺乏按版本类型整理的力量。

    14时30分于四楼海光厅继续研讨，先由曹培根兄主持。发言有：陈宁雄（政协宁波市委员会）的《天一阁对藏书文化的贡献》和戴光中（宁波大学教授）的《关于范钦及其天一阁的若干思考》。戴系“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天一阁主：范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的著作者，他讲述的是范氏藏书特色的形成缘于主人的仕宦经历和文化性格。接下来依次为徐建成的《试论范氏宗族文化立家的谋略》、董桂琴（宁波大学图书馆）的《天一阁藏书流传及文化影响力之研究》、钱茂伟的《天一阁藏〈通纪〉研究》。

    会间我求请戴先生在其《天一阁主：范钦传》的扉页上签名留念。复请顾志兴先生在其《浙江藏书史》（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扉页签名。其间请小叶、小林散发我带来的南京《开卷》小杂志于会场诸代表。

    15时30分，由我接着主持，我讲了10月6日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有一位解说员说希望有机会来大陆参观天一阁的事。发言依次为：乐承耀（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清代宁波藏书事业》、沈春樵（浙江图书馆）《孙中山读书生活》、杨光辉（复旦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朱舜水遗墨》、薛贞芳（安徽大学图书馆）《徽州宗族藏书文化试析》、范凤书（河南焦作）《编撰私家藏书史料集的倡议书》、詹海云（台湾元智大学）《全祖望版本研究》。詹先生认为从古书版本出发可以牵扯到很多学术问题，其发言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最后由南开大学教授徐建华兄发表感言《昌大“天一精神”，弘扬藏书文化》。浩旭主持了研讨会闭幕式。

    晚宴后，我与横山弘、陈德弟、小叶、小林等沿西河散步。回寓，建华与林先生聊兴正浓，于是加入闲话至夜深。

    来先生昨晚已题赠《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今又题词于《邃谷书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2次印刷本）扉页云：“岁次乙酉，徐雁兄策划《书林清话文库》，拙稿《邃谷书缘》谬蒙采录，甚感。今兹鄞州晤面，又携拙作命题。志其缘由，或可备书林掌故。”

    11月11日，周六，宁波—普陀—宁波，晴。

    会议主办方安排与会者至普陀山一行。至则知这里将于19日至29日举办“第六届中国普陀山观音文化节”，主题为“自在人生，慈悲情怀”，立意至佳。今年暑期中，我参加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组织的本系员工福建休假之旅，全家三口得冒暑观礼于厦门大学西邻山上的“南普陀寺”。

    按：“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普陀山与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教化众生的道场。普陀山形似苍龙卧海，是舟山群岛1390个岛屿之一，面积近13平方公里，与舟山群岛的沈家门隔海相望，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以其神奇、神圣、神秘，成为驰誉海内外的旅游胜地。

    “南普陀寺”位于厦门市东南五老峰下，面临碧澄海港，寺庙占地面积达25.8万平方米。始建于唐朝末年，称为“泗洲寺”，宋治平年间改名为“普照寺”。明初开始，寺院日渐荒芜，至清康熙年间得以重建。因其供奉者为观世音菩萨，与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类似，又在普陀山以南而得名“南普陀寺”，为闽南佛教胜地之一。寺内明万历年间血书《妙法莲华经》和何朝宗名作白瓷观音等最称名贵。整座寺院气势恢宏，错落有序。另有闽南佛学院、佛教养正院，寺前有放生池，寺后近年新建“太虚大师纪念塔”。

    今年与普陀可谓有缘。

    11月12日，周日，宁波—湖州，晴。

    自助早餐后，国庆君前来送行。公武先生同由宁波坐汽车赴湖州，是应湖州文化研究所学人张建智先生的邀请。行李甚多，小叶、小林帮忙携书，几不堪其负。殊不知，为师单独行旅，类多如此狼狈。

    12时抵达湖州，应约下榻浙北大酒店。张先生设便宴相候，宾馆菜肴甚为精致美味。酒店饰以戴表元诗：

    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

    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饭后，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原任馆长、研究馆员王增清先生至，承告我们十年前于杭州大学“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研讨会”上曾一见。我们计议同赴古村荻港游观，一路畅谈今春五月彼与张先生、王院长等一行前往东京，终于叩开静嘉堂的大门得以阅览藏书之事，甚为细致生动，令人困意顿消。

    荻港古村水网发达，沿运河水道两旁之大户人家的宅院和普通民居保存较好。至乾嘉时期所建之“南苕胜境”遗址，只见杂草凄迷、门墙斑驳。我于古朴沧桑的“四面厅台”（居中原有道教八卦之图）础基徘徊许久，不觉遥忆童年，思接往古。

    晚宴菜肴甚佳，一道地产纯肉之饼，香脆可口，竟让我连食两枚，是餐约饮黄酒半斤。宴后，公武先生应邀挥毫，作隶书留别荻港人士，其中以集荻港古民居堂名“青芬鸿仪”者为最佳。回到酒店，复散步于街头观景。至广场，观“湖桥”城雕，并“四德（指毛笔的尖、齐、圆、健四种品质）五亭”（湖州旧有的白苹、集芳、山光、朝霞、碧波五个古亭之合称）。回屋复夜谈至深。

    11月13日，周一，湖州，晴。

    昨约晚起，充分休息后，至10时，由王先生来车接至师范学院图书馆，拜访现任汪馆长。随后陪同参观校区。先见所塑胡瑗之像，该校即以其论学名言“明体达用”四字为校训，立意至佳。地方院校当以此为则，萃选与乡土文化具有关系之先贤语录为校训，远胜杂糅诸家或自拟词组的。

    随后我们参观了今春四月落成的“赵紫宸、赵萝蕤父女艺术馆”，赵氏父女为两代留美学生。师院宣传部卜爱军先生为向导，与王馆长共同解说一切，足见其爱校爱馆之切。

    赵紫宸（1888—1979），浙江德清人。1914年东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32年至193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回国后先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授，冰心、雷洁琼、费孝通等曾师从之。他于抗日战争期间受到日寇迫害，是知名事件“燕京大学教授被捕”主角之一。他在狱中写就爱国诗篇170余首，默识于心，出狱后诵出发表，一时流传甚广。他于1949年初回国，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代表大会，担任首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去世后，海内外人士编辑有《赵紫宸文集》和《赵紫宸纪念文集》，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其女赵萝蕤（1912—1998），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两年后转入英文系，1932年毕业，入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研学英美文学。1944年至1948年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后，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系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研究专家，国际文坛知名的惠特曼研究专家和艾略特研究专家，译有《惠特曼全集》、艾略特名篇《荒原》，主编有《欧洲文学史》等。

    赵教授所著《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由其弟子刘树森先生编选成集，两年后又第二次印刷发行，可见受读者之欢迎。全书共20万字，分为“《荒原》研究”（2篇）、“亨利·詹姆斯研究”（5篇）、“《草叶集》研究”（7篇）、“欧美文学研究”（7篇）、“文学翻译研究”（3篇）、“读书随笔”（6篇）与“人物忆旧”（3篇）等部分，计34篇。

    梅绍武先生（1928—2005）撰有《赵萝蕤先生的学术成就》一文，述其生平甚详。程巢父先生在《苏州杂志》2001年第3期上刊有《姑苏有个赵萝蕤》一文云：

    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是一本怀人含蓄、忆事婉约的书。他在追忆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生活时，有一段说到陈梦家、赵萝蕤夫妇：“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这位名校花，就是赵萝蕤先生。

    从燕大毕业时，赵萝蕤真是太年轻了，20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清华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除了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结果，赵萝蕤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就这样，赵萝蕤被录取了，并且还得了每年360元的奖学金。进入清华第三年，应戴望舒之约，她开始翻译艾略特的长诗《荒原》……1944年秋，陈梦家受邀赴美讲学，在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6年夏，陈梦家在哈佛大学会见了回美国探亲的艾略特。7月9日晚上，艾略特请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晚餐，诗人即席朗诵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并且在她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上签名留念，还在前者的扉页上题写了“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是1935年，转入西语系任助教，1936年与陈梦家结婚。

    其实程文也是一篇含蓄婉约的忆旧佳作，惜不能全文引述。

    据说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两人一同辗转跋涉至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遵行清华旧规，夫妻不可执教于同一学府。于是赵萝蕤便全职操持家政，业余依然勤读不辍。1939年至1944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同时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反法西斯小说《死了的山村》。在钱穆先生笔下，赵萝蕤“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至于陈梦家，则“在流亡中第一任务，所至必先觅屋安家。诸教授群慕与其夫妇游，而彼夫妇亦特喜与余游。常相过从。梦家犹时时与余有所讨论……”

    钱先生行文中所说赵萝蕤是“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之语，不禁让人联想起钱锺书先生小说《围城》中，在唐晓芙出场时的那连珠式的妙语譬喻，以及“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的论定，尤其是苏文纨对她的酸评：“这孩子虽小，本领大得很，她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呢！”在当日，读英文系的赵小姐与读政治系的唐小姐原是“同龄人”呢。

    赴师院图书馆所设午宴后，匆匆一看位于图书馆七楼之“沈行（左尧）艺术博物馆”，即赴湖州科技职业学院讲座。讲题为“‘深阅读’与校园生活”。指出要警惕“娱乐化读物”“功利性读物”和“稀知类读物”对于个人学习时光的侵袭和分割，应重视经典名著、学科基础著述和专业辅助书籍（惜漏提人物传记）之“深阅读”，须体验情境、获取学识、汲取智慧，其间穿插对“方鸿渐悲剧”的分析解说，最后回答学生提问，以“读书方恨知识浅，观海乃觉天地宽”相赠。

    讲座后至王院长办公室交谈有关筹备明年秋“湖州皕宋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的事宜，王院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被分配至浙江湖州安吉山区工作，经其个人奋斗，始得返回教育岗位。可见其年轻时是有精神追求的人，如今决意支持并推进研讨会的进行良非无因。临别时，我见到桌上有一份其所记今春前往东京阅书经历之日记，蝇头小字，一笔不苟。如此毅力长者，必能终成其事。

    王院长设晚宴于浙北大酒店，时徐重庆先生已在。徐先生以其所藏一册1959年5月刻写的油印本《杭州市古旧书店图书简目》相赠，封面显示当时该店收购处在“解放街600号”，而门市部在“解放街602号”，电话为“2639”。《杭州市古旧书店图书简目》中，线装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凡22页；而旧书以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哲学、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期刊分类，凡24页。

    又赠以其任总顾问之大型画册《记忆湖州》（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月版），扉页题有吴昌硕阴文篆刻“人生只合住湖州”，并排印以戴表元诗。画册凡七辑：“远古遗迹”“百年旧城”“梦萦名流”“千姿古桥”“恬静民居”“香绕寺院”和“衔史胜景”，极其精美，恰补此行匆匆之遗憾。如111页之陆心源皕宋楼，我于十年前曾随顾志兴先生前往一探，惜未摄影，而画册上的专业摄影作品则赫然在目。图注云：

    皕宋楼位于吴兴区月河街4、6号，原陆氏大宅中，是清末著名学者、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楼。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湖州人。曾官至福建盐运使。藏书15万卷，分别藏于皕宋楼、十万卷楼和位于潜园的守光阁。皕宋楼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皕”就是双百之意，显示藏书楼主人拥有的珍贵宋版书达200部。

    陆氏“潜园”的介绍则在197页，谓：“现为莲花庄的一部分。昔俗称陆家花园，在吴兴区南园路。清光绪年间（1875—1908）初，藏书家陆心源建。《潜园十六咏》提到原有五石草堂、卌梅精舍、守先阁、小蓬壶、谸谸楼、招隐院、悠然亭、花妃院、竹院、颂橘山房、苒茨广、净凉艘等景点。抗日战争中建筑物基本被毁，仅存假山、石峰、水池，以及陆心源向国子监献书多种后，光绪皇帝下颁嘉奖的圣旨碑。1980年，人民政府拨款维修，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书‘潜园’额。”

    重庆先生为性情文人，能酒善谈，于我虽为初见，却神交已久，是我平生所识的第一位湖州籍朋友，即席快谈甚欢。晚宴后，张先生来屋再叙，中夜始别。

    11月14日，周二，湖州—南京，晴。

    早餐后，决定步行往访位于红旗路123号之王一品斋笔庄。至店堂，见店名为郭沫若所题，据说郭沫若有诗赞曰：“湖笔争传一品王，书来墨迹助堂堂……”购笔一盒，拟在下月初回家时赠予父亲。据笔盒上所印文字介绍，王一品斋笔庄创业于乾隆六年（1741），迄今已有260多年历史。王一品以“天官牌”商标的湖笔而驰名中外。湖笔又称“湖颖”，所谓“颖”，就是笔头尖端一段整齐而透明的锋颖，颖的深浅就是锋的长短，这是用上等山羊毛经过近百道工序精心制成的，非一般毛笔所能具有。湖笔以锋颖名重于世。王一品斋笔庄庆祝创业220周年时，朱德、董必武、陈毅、何香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贺诗题词，郭沫若特地为王一品斋新屋写了店招……

    柜内陈列乡土图书四种，翻阅目次后我选购了两种：一为张前方先生所著《湖笔文化》（方志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一为沈文泉先生所著《傍湖之州：湖州的历史文化与山水风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其中有《荻港的故事》一篇记述道：

    荻港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元代。那时有个叫庞隆的苏州人辞官后来到这里隐居，一面在村中筑云怡坛供奉道教祖师吕洞宾的神像，皈依道教，一面与湖州、双林等地的文人切磋文学，开启了人文风气……到了清代，章氏家族成了荻港的第一大名门望族。乾隆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78年，章祥符的后代章宝芝等人就在庞隆云怡坛的旧址上建了一座亭池掩映、廊楹四环，百花争艳、奇石竞秀的漂亮园林，取名“苕南胜境”。嘉庆十年，即公元1805年，嘉庆皇帝钦赐“玉清赞化”匾额，至今仍然是荻港人的骄傲。“苕南胜境”的绝大部分建筑一直到20世纪后期才被陆续拆除，今天仅剩下八角池、四面厅台等遗迹。这是对文化的无知所造成的历史性的遗憾。

    购到10时半返回南京的长途汽车票，至1时许返回南京。此行，从读书研讨会到藏书研讨会于我颇具象征意义，由此，我决意将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组稿出版之论文集，命名为“读书与藏书”。

    补记：该书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8年10月正式出版时，题名为“藏书与读书”，凡22万字。全书以中国图书文化史为学术背景，探讨了中国图书馆古籍典藏保护、明清私家藏书楼规制和藏书资源利用等问题，评介了《书林清话》《藏书纪事诗》《文献家通考》等名著要籍，叙述了克乃文、王重民、刘国钧、李小缘等图书馆学家和前辈学人的事迹，并对中日典籍交流史做了简介。篇目依次为：“中国图书馆的古籍典藏保护”“清代藏书家的仪型——天一阁”“古色陈香的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叶德辉图书史著作三种”“郑伟章的《文献家通考》和《书林丛考》”“姚伯岳的《版本学》和《黄丕烈评传》”“孟昭晋的《书评概论》和《书目与书评》”“从《中国历史文献学》到《中国阅读文化史论》”“书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后”“克乃文在华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百年纪念”“王重民创办北京大学图书馆学门的业绩”“刘国钧在金陵大学期间的图书馆学建树”“李小缘‘爱馆如家，惜书如命’的专业主义精神”“‘书城风弦自有声’的沈津”“由《学林漫笔》忆潘树广”“读邃谷老人随笔说来新夏”“嗣响‘浙东学派’的傅璇琮”。卷末附有《主要论著目录》，卷首有沈津先生序。

    丁亥夏日杭州沈氏旧书店纪行

    2007年7月17日凌晨自齐鲁旅行返宁，次日下午即赴浙江省教育装备管理中心之约，前往杭州做一题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校图书馆导读”报告，遂与《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杂志副主编陆军先生同往。

    7月18日，周四，杭州，晴，热。

    上午在江淮雁斋。午后与陆军会合于南京中央门汽车站，坐13时许的汽车前往杭州。傍晚至，浙江省教育装备管理中心郑鲁根先生来接站，遂至浙江省委党校文欣大厦入住，并赴晚宴。

    晚间通过陈生慧鹏获得“杭州沈记古旧书店”主人沈界平先生的电话，遂约定次日下午与杭州友人前往淘书。

    此行所带拟赠杭州、湖州、苏州朋友之赠品，为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书报刊专业委员会主办之《藏书》小杂志（周瑞玉主编，金小明执行主编，徐雷编辑，2007年6月印行5000册）创刊号。本期载文为我的《雁斋藏书钤印迟》、柳向春《袁克文藏书概略》、吕澂《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严晓星《“东南音乐家”凌纯声和〈霓裳羽衣〉》，以及陈谊《姑苏访书记》、伴山《书装漫笔二题》、慧圆《“夏装”——中国现代书籍装帧佳作选刊》，以及金小明《书之五叶：民国版本知见录补正》、徐雷《孔夫子旧书网书籍拍卖经眼录》等。

    陈谊君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巩本栋门下硕士，现为复旦大学图书馆教授吴格门下博士，《姑苏访书记》即其陪侍吴格先生前往苏州江澄波先生所开之“文育山房旧书店”访书时所记。作者曾托徐雷转来所著毛边之《夏敬观年谱》（黄山书社2007年6月版）。该书述夏敬观（1875—1953）生平事迹、文教事功颇详，有冬青书屋主人卞孝萱先生序对之赞赏不已。书印1000册，得者宝之。

    7月19日，周四，杭州，晴，热。

    早餐后回室，伏案拟出报告思路及讲授大纲，大抵“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校图书馆导读”这个题目中，“知识经济时代”无须讲，“学校图书馆”亦不必讲，唯“导读”需要大讲特讲。

    决以“信息世界”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大阅读”为讲授重点，以叶圣陶先生（1894—1988）“万物皆书卷，天地阅览室”为立论依据，澄清“读书”与“阅读”之联系与区别，具体讲解三种“大阅读法”：

    （1）“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法”（推荐成寒《推开文学家的门》、陈星《拜访文学的故乡》）。

    （2）“读人物传记，得人生启迪法”（推荐刘小蕙《父亲刘半农》、郑丰喜《汪洋中的一条船》）。

    （3）“看名著影视，悟文艺之道法”（推荐钱锺书《围城》、王安忆《长恨歌》）。

    总之，图书馆导读工作看上去是推荐深阅读“一本书”，其实是激发一个“人”（读者）的“深思考”……因为教育离不开学习，学习离不开读书；读书是为了求学，求学的本质是求知；求知是为了求识，求识的本质是求智，以见识和智慧开创人生，因此求学只是一个过程，读书求知是一种手段，增识益智才是目的。结论为：“读书增长知识，知识造就文化，文化改良性格，性格既能改变命运，也可能决定命运。”

    9时30分开讲，至近12时完毕。午餐后回屋休息。15时，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朱绍平书友与《教育信息报》副主编周维强文友来，同逛杭州沈记古旧书店。

    沈界平先生所办的古旧书店位于杭州体育场路402号天巢花园一楼，以车库一间为店面，三壁书橱，前后叠放，店堂空间整体呈倒“凹”形。主人将店面打理得甚为整洁，略有台北图书馆旁古原轩书店之风貌而面积较小。据说已是杭城唯一之旧书店矣，其架上橱中旧书流转颇速。此店另有旧书库房位于杭州市文二西路之西溪风情别墅区，限于时间关系，无暇一睹。

    于橱中见有《杭州大学志》多种，忽为杭州文教而悲。浙江省城自合并杭大入浙江大学以后，弃失“杭大人文”这一教育名牌，此举损害杭州城市人文氛围之多，几不可估量。而同为“天堂”之苏州，自20世纪80年代“江苏师范学院”改为“苏州大学”以来二十余年，已以日新月异之貌跻身中国名校之林。孰智孰愚，由此可知矣。

    主人体胖颜善，六十左右，为人热情而爽朗，已预为一行书友备好冰冻矿泉水降暑。我们逗留约一小时，检视一周，得书二十余册，主人仅收百元，优惠甚矣，其“以书会友”之意甚明。问起河北教育出版社“书林清话文库”第三辑问世情况，遂介绍南通书友沈文冲与之结识，并嘱沈兄题赠以一册毛边的《毛边书情调》。

    维强此行得一书《杭州老房子》，原价300元，今折为50元。我则将《胡从经书话》一书荐予绍平藏读。绍平兄欲为我代付书资，我坚辞，主人亦阻之曰：“买书钱还是自己来付比较惬意妥当。”真解人也！

    此行访书，专淘小册，有唐弢《晦庵序跋》、金名《相声史杂谈》、叶祖孚《北京杂忆》、钱松嵒《砚边点滴》、卞之琳《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等，有传记类如郁风《我的故乡》、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郑振铎评传》《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岁月屐痕：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的回忆》，还有《岳麓书院一览》《两浙山水·历史·人物》《纪念徐霞客论文集》等丛杂类读物。

    又一册，为徐中玉所著《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写作》（上海东方书店1955年12月版），内夹存一纸发票为位于杭州中山中路393—399号之翰墨林书店，于1963年2月25日所开，书价已于初版之0.68元折价为0.55元。

    又一册，为罗竹风主编《上海杂文选（1979—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版），其中有徐铸成于1983年10月19日所写《谈可读性》一文，云：“首先内容要真——真的事实、真的感觉和真的意见，其次是表达清楚明白。”写文章要力避“假、大、空、套”之话，还不可“语法混乱”，“这样的文章，才有感染力，才有较高的可读性”，意见甚是。

    出沈氏古旧书店，绍平兄招饮于文二路文华大酒店五楼“名人名家”包间。大堂饰以“天一阁”“古越藏书楼”“嘉业藏书楼”诸大红图章，置以书册。

    湖州张建智先生（乃绍平兄7月3日来宁公差时订交之介绍人，当晚漫谈于外秦淮河畔）闻我到杭，驱车来聚。临行赠以《藏书》创刊号三册。同席有杭州出版社副总编辑吕凤棠教授，以及杭州收藏界闻人赵大川先生等。赵先生颇自负，剧谈收藏与编书之关系，且甚有市场意识和广告意识。

    宴毕，约维强到室剧谈至子夜，下楼送别，彼自驾私家车去。其间有浙江图书馆王巨安来电，王乃杭州旧书店松泉阁主人王松泉（1913—2006年8月2日）先生之子，欲谋一面，可惜有客在屋，于是仅电话交谈片刻。

    王松泉、王巨安父子接力撰有《杭州百年书肆记》，三四万字。载于“杭州文史资料第27辑”之《湖上拾遗》（杭州出版社2007年4月版）。其引言曰：

    杭州之有书肆，唐朝即有记载。到了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已是书肆林立，成为全国书业之中心。明清之际，其盛不衰。而传统的经营方式，通常是集刻卖于一身。及至清末，西风东渐，新式印刷机器与装订方式的引进，出版物的大增，使出版物逐渐独立，销售也开始有了新、旧书之分立。直到民国时期，旧书乃今之古籍之统称……事关杭州的，首篇却是解放后朱遂祥撰写的《杭州旧书业回忆录》……王松泉于1928年赴杭从事古旧书业达40余年，先后写成《抱经堂书店与朱遂祥》（刊于1986年出版之“杭州文史资料第6辑”）、《杭州近百年旧书店回忆录》。本文以此为基础，由王巨安增扩删订重写而成。本文所录，限以专营、主营古旧书或新旧书兼营者，凡主业出版或专营新书者概不录入，时间跨度为清末以来的百年间，地域为杭州旧城范围，共68家。

    查《杭州百年书肆记》得“翰墨林”条：“业主钟林发，民国十九年（1930）设店于旗下花市路（今邮电路）经营新书，抗战爆发时停业。后在中山中路保佑坊复业，改营古旧书与碑帖……1958年合作化时，钟林发与子广兴一起并入前进书店，并一直在该店及改名、合并后的翰墨林书店、出新书店工作。1970年出新书店奉命歇业，林发先生因年老而被安排退休，约20世纪90年代初故世。”

    详其本末，由此一例可知王氏父子合撰《杭州百年书肆记》之文献价值矣。王松泉先生另有《民国杭州藏书家》，载于“杭州文史资料第25辑”之《杭垣旧事》（杭州出版社2001年9月版）。毛昭晰序云：“抗战胜利那一年，我考进了浙大……一有空就去旧书店，去得最多的就是王松泉先生的‘松泉阁’。‘松泉阁’虽然不大，只有一间店面，但书的种类很多，特别是学术著作十分丰富；再加上王松泉先生待人和蔼可亲，于是我就成了他那里的常客。此后我同他的关系始终没有断过。王松泉先生‘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合作制度古籍书店——杭州出新书店的总经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被调离文化界，到糖果店当营业员，那时我也常去看他。现在王先生退休已有多年，但他的思想感情仍离不开书……”言虽简而意赅，其敬意出于至诚，可知也。

    7月20日，周五，杭州—苏州，晴，热。

    早饭后，回室补写昨天日记，至11时许。苏州三中所派车至，即出门上路。午间于高速公路嘉兴服务区午餐。14时许，至位于苏州三香路178号之苏州华侨饭店下榻。该饭店系三星级古典庭院式宾馆，周边有盘门景区、西园、留园，邻近石路商业中心。至则先入月洞门，门上悬有曾国藩（1811—1872）所书对联：“句里江山随指顾，堂前水木湛清华。”庭院里则曲水板桥，假山亭阁，回廊曲折，颇得苏式小游园韵致。

    次日拟参观位于姑苏区东北街202号之苏州博物馆。徐宁编著有《贝聿铭与苏州博物馆》（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4月版）。

    高诵芬女士回忆录《山居杂忆》

    《山居杂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5月版），是杭州一个名门闺秀出身的家庭老妇所写的“家史”。

    作者高诵芬女士于1994年初自上海移居大洋洲阿德莱德城东郊就养于其子，在安度晚年之余，她将自己在杭州出生以来的人生经历逐一记叙成文。由于作者记忆真切，文笔生动，因而用笔墨织就了一幅又一幅具体而微的杭州世家的风俗人情画卷。如书中自成系列的“杭州旧时风俗”“结婚”“逃难”等专题，以及《桂花糖》《家乡的吃》《我的烹饪经历》《扶乩》《放生》《香市》《黄山之游前后》等单篇，都是状物述事，令人历历在目的佳作。

    现已移民大洋洲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许德政先生在《序言》中，就曾经指出该书的意义所在：“杭州曾是三吴都会，也是江南文化中心。重湖叠巘，楼阁参差，自古称繁华。……《山居杂忆》忆得最多的也是杭州，她对半世纪之前杭州的岁时节序、风俗时尚、婚娶礼仪、人情世态、食物饮料都做了精确的记述，无愧是《武林旧事》等作的续篇。”

    仅以岁时习俗而言，通过四篇“杭州旧时风俗”的描写，则无论是吃年夜饭时人人要尝的“象征一年万事通顺”的藕脯，还是大年初一小孩子睁眼必吃的“象征着整年都会大吉大利”的冷橘子和干荔枝；无论是“薄切猪肉蒜泥浇，青梅白糖与樱桃；海蛳甲鱼健脚笋，咸蛋米苋乌饭糕”的立夏食谱，还是“头伏火腿二伏鸡，三伏金银蹄”的盛夏菜单；无论是春天的清明上坟祭祖，还是夏天的“落夜湖”（夜游西湖）……其情其景所昭示的醇厚的民俗习尚和浓酽的岁时氛围，无不洋溢着中华本土文化的气息，让后来者神往于先民都市生活的丰富优雅。

    至于占本书最大篇幅的那些以人物为中心的篇什，更是一篇篇蕴含着作者珍贵记忆和强烈感情色彩的妙文。作者选择的写作对象可谓细大不捐，然后再通过细针密缕式的文字，对人物行为扬清激浊，从而让一篇篇忆文组合成为一整册体现人生平等的“录鬼簿”。

    高女士的儿子，也是本书文字润色者徐家桢先生在《山居杂忆》的前言、后记中分别写道：

    这组散文中写的既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人物，又没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这儿记载的仅仅是半个多世纪里生活在带有封建色彩的大家庭中的一个闺房小姐和家庭妇女眼睛里看出来的世界。但是，正因为作者曾生活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又居住在相当特殊的家庭环境之中，所以她所写的平常事，从现在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也就不很平常了。更何况这些小事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具体体现呢？

    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很多，光是作为主题来叙述的人物就有几十个，如果把书中各篇提到的人物也计算在内，则有数百人之多。上到总统、大臣，下到贩夫、走卒，可以说20世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一点踪迹，这可能是本书最大价值之所在。

    诚哉斯言！《山居杂忆》作者的回忆线索，固然是以其平凡的家族成员为中心的，诸如《曾祖母二三事》《我的太婆》《我的公婆》《我的父母》《昆明叔叔》和《民四嫂》《我的弟弟宜官》等文，无不是以作者亲身观察和躬自体会到的家庭人事为重点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笔触还大量地涉及与其家族发生过联系的私塾教师（如《褚先生》和《黄先生》）、家庭医生（如《孙云章医生》《吴烈忠医生》和《汤书年医生》）、邻居（如《招姑娘》）、朋友（如《丁蕙女士》《吴汉槎先生》和《一位朱先生和三位朱师母》），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对前人在书中少有叙述的对象，即那些曾经服务于东家的更平凡的“下人”，做了尽情的描绘，从而充分拓宽了本书的内涵，使之成为一部民俗世象的写真集，或者也可以说是人情世故的教科书。

    如对于“忠心耿耿的老佣人”叶妈、“能把故事原原本本地讲得十分生动”的绣花沈妈、“来来去去做了好几回”的陈妈、为人规矩但“手脚比较慢，做事不灵快”的黄妈，以及作者先后打过交道的孩子的四个奶妈，乃至“管花园的”阮师傅、“打杂的”杨海师傅……字里行间，作者的感情都是真挚亲切的。许德政先生对此评论说，作者“笔下常流露出很深的主仆之情，这些描写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主仆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史实”。

    作者对于家族人事的爱憎自然也是分明的。她写自己亲族中的多名寡妇，如长辈中的“堂房三伯母”“远房大伯母”“二姨母”“金三太太”，平辈中的“琴姐姐”“慧姐姐”“本家嫂子”，动情地叙述了她们不幸的人生遭遇，深刻揭露了封建守节制度对妇女的戕害。

    她还根据自己的见闻，写到了若干“姨太太”，并实事求是地说出了“姨太太也是人，也有不同的品性，好坏善恶，各式俱全”的话。作者的爱憎也是分明的，如对于丫头出身的曾祖父的姨太太，作者记下了她心狠粗暴、虐待仆人的种种劣行，当交代到她最终贫病交加，在简陋的棚户里了却残生时，不禁表示：“这也算是她平时对人刻薄的报应。”

    作者写表兄阿苏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母慈父爱，自北京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命途多舛，枉费了一口娴熟的英语，最终无所事事，在孤苦无依中了结一生，笔下便流露出强烈的理解和同情。作者还写到一位远房亲戚大哥绍大，来到人世间以后好吃懒做，不爱读书，结果“一生始终依赖别人生活：童年依赖父母，成年后依赖徐家的亲戚，老了依赖自己的子女。自己从来没有做成过什么事，浑浑噩噩过了一生”。

    作者也写到自己一家在1966年8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初落难于上海，被迫迁居到弄堂房子以后，多年饱受打扫弄堂的“利用手中仅有的一点权力为所欲为、趾高气昂”的阿四老太的骚扰，对于此种“小人物”，作者在字里行间难掩其深深的厌恶和鄙弃。

    曾经担任过杭州市政协副主席的钟毓龙（字郁云，晚号庸翁，1880—1970）先生在他的《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的“自叙”中陈情道：“桑梓之邦，钓游之地，习而安之，在平日亦不觉有何可恋也。一旦去国远徙，怀归不得，乡思乃油然生。此亦人情欤？”如今，用钟先生的话来评说高女士的《山居杂忆》，移花接木，也颇妥帖。

    如果可以用地域来为作者的生涯作分期的话，那么本书作者先后经历过杭州时期、上海时期和写作《山居杂忆》的大洋洲阿德莱德东郊时期。高诵芬女士在本书最后一篇文字《依然静好楼记》中写道，大洋洲“终究不是故乡故土，所以我们总免不了时时回想起那幢老屋”。因此，这部《山居杂忆》终究也可以说是身在海外、心系故土的作者的怀乡记。

    （1999年春于金陵江淮雁斋）

    丁亥晚秋湖州“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纪行

    2007年10月26日，在长沙。是日午前至湖南省出版局大楼探访营盘兄弟出版公司，然后与周实、王平等宴谈于顺风酒楼，淘书于营盘路唯楚旧书店，然后至湖南省出版局员工住宅楼二十层，即文坛书林知名之“念楼”拜望钟叔河先生，谈一小时许。当晚由长沙火车站上车，次日凌晨抵达杭州火车东站。径至杭州汽车北站，转赴湖州参会。

    10月27日，周六，杭州—湖州，晴。

    上午抵达湖州市环城东路288号，位于威莱大街上的香溢大酒店，是为了参加“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住定后，方知第四届国际湖笔文化节之“赵孟頫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28日）也是在这里举办的。看来这是湖州人士信得过的一家酒店。

    “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由湖州市政府、复旦大学、湖州师范学院共同举办。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阪成蹊大学，韩国、中国台湾等海内外大学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研讨会由湖州师院求真学院院长、湖州藏书研究所所长王绍仁教授主持。

    皕宋楼为中国晚清四大私家藏书名楼之一、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为皕宋楼珍贵藏书去国东渡日本东京静嘉堂一百周年，遂有研讨之议。先此，王绍仁、王增清、张建智先生于2006年5月成功访问了静嘉堂文库，收集复制皕宋楼藏书资料10万余页，王绍仁教授撰有《从皕宋楼到静嘉堂：访书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以纪其实，余应邀作序弘扬之。

    当日下午应苕溪斋主人张建智先生邀，前往其家鉴赏所藏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新诗初版，得观冰心《春水》《繁星》的诸老版本书，其中赵景深《荷花》一集，为钱君匋先生（1907—1998）设计封面，有鲜丽之美。见俞平伯《西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4月版）题记：“江南人打渡头桡，海上客归云际路。”（《玉楼春》寄莹环）该书分为“夜雨之辑”和“别后之辑”，附录“呓语”十八则，版权页上有“平伯印”税花。其中一首小诗，是他在杭州期间写给朱自清的：

    微倦的人，

    微红的脸，

    微温的风色，

    在微茫的街灯影里过去了。

    傍晚冯罗宗先生来，持赠其《鹦鹉杯中箬下春：湖州饮食文化漫笔》（杭州出版社2007年4月版），娓娓叙谈湖州美食，俾知“行遍江南佳丽地，人生只合湖州住”之理由。

    张先生出示1928年版《荻溪章氏诗存》，称是书甚有重印价值。原本有旧跋云：“集一姓之诗而著之于篇，使先泽不忘，后世子孙得有所观感，意至善也。”开卷得康熙间章嘉猷（霞桴）五律《示里闬父老》：

    莽莽芦荻洲，纵横水乱流。

    经营几岁月，沟画好田畴。

    渔网缘溪密，人烟近市稠。

    从来生聚后，风俗最殷忧。

    又得七绝，原题“村落既成，草创读书堂，分外楹为耕余讲舍”：

    鱼池疏凿又菱塘，堤上培高已种桑。

    好于农人说孝悌，桥南新辟读书堂。

    荻溪现称荻港，我于去年11月中旬曾往一游。又观杭州华宝斋古籍书社影印之《辛丑消夏记》，有叶德辉1905年序及岳麓书院事。

    傍晚来新夏先生夫妇已至，于是王绍仁院长设宴招待，张建智、冯罗宗、徐重庆等先生俱来陪。王院长赠送为庆祝国际研讨会召开而影印之《仪顾堂集》一函，唯所制函盒不合线装书旧制。

    10月28日，周日，湖州，晴。

    今日全天会议报到注册，代表陆续来至。

    午间，阎燕子女棣率两师弟妹刘艳梅、荣方超，携带拟分发代表之《藏书》《开卷》等物至。下午3时许，由北京《书脉》杂志主编文泉清先生带领逛湖州府庙旧书摊，得旧书多册。如湖州市博物馆编《湖州史料》、《湖州人物资料》第一集、《陕北革命民歌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9月版），以及秦龙设计之《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等。我问价林文霞记录整理之《现代美术家画论·作品·生平——颜文樑》（学林出版社1982年12月版）时，为阎生抢拍得一影，情境甚为生动。

    其实此行首入眼帘的，是韩映山《紫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7月版），陈新先生设计书装甚佳，浅灰底上镂空四株风中摇曳之芦苇（封底则减为两株），更难得书名“紫苇集”三字印成紫色，于苍茫中显现野趣，于秀美中见其刚劲。细阅之，乃孙犁先生题签，又为之序（目录中称“小引”），原来作者为其文坛小友，其作于1978年1月23日之序中有语云：“艺术与道德并存。任何时候，正直与诚实都是从事文学工作必须具备的素质。如果谎言能代替艺术，人类就真的不需要艺术了。映山无疑具备这种素质……”能得此评语，作者显然为当代文坛“白洋淀派”中人。我于此摊同时得周明《在莽莽的绿色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封面插图为何韵兰女士所绘，茅盾先生题签，以西南热带雨林为背景画，故有一种细密繁复的装饰美。

    女摊主竭力以三十元推销一油印刻写本《湖州市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汇编（1981年12月）》，上有“内部资料，注意保存”字样，扉页有一阳文图章“湖州市地名办”，我亟予购下。此书卷首的市况介绍文字说，湖州是著名的“丝绸之府”，早在唐宋年间，就经济文化发达，蚕丝生产闻名中外，并说：“过去的湖州城区，残城陋街狭巷；地处水乡的菱湖、双林、南浔等镇，遍布淤河秽浜，山区的埭溪镇，满街茅棚小铺。”又引当地民歌云：“稻浪百里金灿灿，映日游鳞银闪闪。白玉珍珠桑林挂，笑声融满绫罗缎。”

    又浏览“菱湖镇”条得知：“过去的菱湖镇，街巷如羊肠，秽浜似蛛网，有‘六浜十二湖，七十二座半桥’之称，店房古老陈旧，20世纪50年代，北京电影制片厂曾以此为外景拍摄了故事片《林家铺子》。”电影《林家铺子》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由水华导演，谢添、马薇、韩涛、林彬、于蓝等主演，说的是日寇侵略中国期间，江南古镇上发生的一次青年学生抵制日货的社会风潮。该镇假如风貌保存较好，除旧布新较晚，则亦可成为一座旅游名镇，现已无闻，想必早已旧貌换新颜矣。

    打车至莲花庄路之湖笔博物馆，这是去年11月中旬福州林公武先生率小叶、小林游湖州时所未曾游观者。因时已晚，我们买门票后约定大后天上午再同来细观。旋游观莲花庄公园，园中景物甚美。唯水质甚差，令人遗憾。

    返程时，我们一行七人因迷路行走街区一小时有余，但也因此得越潮音桥，观狮象桥，途经威莱路、月河街等，从而稍识湖州老城之文化底蕴。回到宾馆，适晚宴将启，于是见新朋遇老友，不觉尽欢而散。晚饭后，房间来宾不绝，至于夜深。

    武汉大学出版社严红托与会之武汉大学图书馆黄鹏带来赠书六册：赵振宇著《现代新闻评论》、欧阳明著《外国新闻传播业史稿》、冯天瑜著《文化守望》、刘纲纪著《美学与哲学：新版》、陈望衡著《艺术创作美学》、麻天祥著《汤用彤评传》。南开大学教授徐建华赠送给我们其与田芳合著的新书《中国人的名·字·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版）。

    10月29日，周一，湖州，晴。

    上午举办开幕式，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瑜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马泰来教授做主题发言，然后播映专题片《湖州千年藏书史简介》。王先生系江苏建湖人，1937年出生于苏州，他在发言中，忆及“土改”“四清”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烧书毁书事，表示不堪回首。

    下午为分组交流讨论会，我概述论文《一份不可重做的历史作业：兼探中日汉籍传播史上的“杨惺吾情结”和“岛田翰情结”》。傍晚会议组织与会代表实地参观考察整修后之皕宋楼，并游观潜园。

    10月30日，周二，湖州，晴。

    上午大会发言，我为最后一人，于是号召代表们赠送专著予湖州藏书研究所，并即赠送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所编《李小缘纪念文集》（仅印400册）。会议随即闭幕，至荻港古村午餐，参观南浔嘉业堂等。据1981年底编印的《湖州市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汇编》介绍，此地早在西晋就形成村落，因濒临浔溪而得名，南宋理宗时，因溪南市集繁荣、屋宇林立，又称“南林”，后合成为“南浔”。其街巷房屋建筑，“具有浓厚的水乡特色。流经镇区的大小河港，纵横交错。街巷依河延伸，屋宇傍河筑立。行路必经桥，运输须行舟。街路狭小不平，石桥参差连接。日寇侵华后，到处是瓦砾乱石，断墙残壁，一片荒凉”。

    当晚为湖州师范之人文学院师生做一讲座“人文视角看《围城》”。

    10月31日，周二，湖州，阴—南京，雨。

    湖州乃“湖笔之都”。自古盛传“湖笔”“端砚”“徽墨”“宣纸”，“湖笔”位居中华“文房四宝”之首，因此湖笔博物馆不可不看。上午率领弟子三人同往，同行者为南昌大学刘经富先生。于展厅见叶圣陶先生1962年夏为湖州老字号“王一品笔庄”所题之诗：

    江郎异梦韩公传，毛颖文房增重名。

    闻说湖州王一品，相承历世制尤精。

    其中“文”“房”两字尤佳，堪为一小杂志题签。随后打车前往参观湖州博物馆。其中有“书舶船”复原模型，虽已失真，仍存一影。见所征集到的两副大户人家旧对联甚佳：

    第一等人忠臣孝子，

    只两件事为善读书。

    派衍姬朝，启宇绍聃公令德；

    书成宋代，登堂读约祖遗文。

    师徒一行午餐同食鳝丝、虾仁浇头之面条后，坐下午2时之长途公共汽车回返南京，遇雨。

    徐桢基先生的《潜园遗事》

    20世纪30年代前期，戏曲家、版本学者傅芸子（1902—1948）曾经到日本东京参观过当地的宫廷和私家藏书，他对于静嘉堂文库的记载是：“文库位于岩崎氏之山庄中，乃西式建筑。嘉木繁荫，间以时花，尤饶胜致。库中所藏以吾国归安陆氏皕宋楼故物为主，近年又于其国善本古钞，致力搜求，网罗宏富，有海东‘天一’‘汲古’之目，故吾人来京观书尤不可不一观静嘉堂也。”（《东京观书记·静嘉堂文库》）时距1892年建立静嘉堂文库不到半个世纪。据说，静嘉堂成为日本收藏宋元古本数量最多的一座文库，就是在1907年夏间囊括到陆心源（1838—1894）皕宋楼旧藏以后。

    又近半个世纪以后，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在访问位于东京西郊的该文库时，得以一睹陆心源旧藏，且得知每部古籍都被配上了专门从台湾订做的“上等木料所制的书箱”，而“大慰平生渴望，深觉不虚此行”。王教授止不住感慨道：

    历史有时真是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些珍品流出国外，作为中国人，自然深感痛惜。但当年的皕宋楼，到了陆心源儿子手里，据目击者说，已是“尘风之余，继以狼藉”，大批书籍“用以饱蠹鱼”，处于危殆的边缘了。想不到八十年后在日本却安然无恙，得到精心的保护。幸耶，祸耶？得乎，失乎？我不觉有些惘然起来。

    幸祸得失的感慨间，所流露出来的是对日本民族能够珍视中华典籍的欣幸，而同时，也反映出他对皕宋楼遗书被出售时陆氏家族面临的窘境和其时社会背景的失望。“割取书城归舶载”“望赎文姬返汉关”，是当年王仪通为《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所题组诗中的名句，早已熟在人口，也对陆氏后裔构成了巨大的舆论冲击和精神压迫。顷读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一书，深感该书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地求解当日“皕宋楼”藏书外售这一近代文化史上的重大公案。

    《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凡12万字，繁体字排印，全书分为十个单元，卷首印有若干插页（陆心源遗像和时大来札影印件），附录有文献十则。难能可贵的是，该书著者是皕宋楼主人陆心源的玄外孙徐桢基先生。徐先生在《后记》中说：“由于本人非学史者，且对版本、目录、金石均非精通，因而只能以心源公一生学术及事业的业绩为主，兼及其收藏品的收集和变迁、皕宋楼事件，其族人及子孙情况以及潜园住主的演变等。这或许对于一个后裔来说更易落笔。由于写以心源公为主线的家庭情况，因而是书以‘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为副题，而以心源公所建之潜园的遗事为其名，名曰‘潜园遗事’。”

    因此《潜园遗事》并不是一部有关陆心源藏书的研究专著，而是湖州陆氏家族在遭时多故的近现代社会里的兴衰史。“一生简况”“宦海沉浮”“学术成就”“故旧好友”“潜园与戴季陶”“家族简史”“潜园及珍藏品之变迁”……从本书的标题上，即能窥知作者结撰该书的重点所在。

    但另一方面，陆心源的垂名后世，毕竟是同他毕生艰苦而辉煌的藏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作者还是以“建潜园与古物收藏”和“皕宋楼事件”等单元，对陆氏的收藏尤其是其藏书活动做了力所能及的探讨，其中关于震撼时人的“皕宋楼藏书售诸日本事件”的叙述，尤为学术界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史料。

    作者是从“售书前的家庭景况”“售书的经过”“售书过程中的一些活动”“售书后的评论”“八千卷楼藏书的保存——清廷态度的改变”“抗战中陆氏后裔的遭遇”以及“近年情况”等七个方面来加以叙述的。行文中间，不掩过，不溢美，既站在家族的立场，对事件的真相做出实事求是的追忆和必不可少的争辩；又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对于张元济竭力保存皕宋楼于国内的意愿”和“挽救此书不流入异国”的努力表示感佩，还站在陆氏后裔的立场，对其先辈无奈之下“将书售于日方，从而使我国大量珍贵文物流于异邦”之举，向国人表达了歉疚之意。

    我在去年12月，曾经借参加在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之便，与同行们共同考察了位于湖州的潜园和历劫幸存的皕宋楼。如今位于月河街旁的居民杂处、楼屋歪斜的皕宋楼，内在格局尚存完好。我随后在《浙江教育报》和《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提出，鉴于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在海内外的广泛知名度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影响，由当地政府尽快出资修缮旧楼，迁移民户，即把此地建成一处教育子孙后代不忘国耻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又可以布置成为一个当地地方文献的收藏中心。修复后开放的皕宋楼遗址，将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发生有益而久远的影响。而徐桢基先生的《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的出版，正可谓适值其时。

    （1998年初夏于金陵鼓楼雁斋）

    戊子早春杭州、萧山行记

    2008年3月13日，周四，南京—杭州，阴。

    上午在金陵江淮雁斋。午饭后坐12点40分宁杭动车前往杭州。昨已请浙江教育报刊社友人周维强兄预订得市内文三路18号之新世纪大酒店的客房。

    下午近6时，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王巨安先生来谈杭州古旧书店事，并请晚饭，遂约得浙江大学李超平女史前来同进晚餐。餐后王先生谈甚久，他是已故杭州旧书业者王松泉先生（1913—2006）之子，极晚辞去。

    3月14日，周五，杭州，晴。

    9时许，接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编辑出版系主任、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梁春芳教授讯，即打车前往教工楼校本部晤谈。午餐招待于校外一餐厅，傍晚用餐于校园食堂之后，即坐校车赴下沙校区，讲授《图书选题创意与出版策划》。

    下午6时30分开讲，从余博客“秋禾话书”所荐《2008年国民阅读书目》首列之鹿桥（1919—2002）小说《未央歌》说起，举例阐述“选题创意三十六计”，如“物归其类法”“触类旁通法”“积少成多法”“厚积薄发法”，及“与时俱进法”“倒行逆施法”等。最后答问听讲诸生数题而罢。坐校车返回新世纪大酒店。

    3月15日，周六，杭州，春光明媚。

    8时许，维强兄至，遂共进早餐。至杭州沈记旧书店两处，淘书数十册，花费近300元，心中甚悦。淘书毕已近下午3时，遂谢却周兄邀餐，坐汽车赴萧山金马饭店。与南开大学徐建华兄同屋，随后拜望来新夏先生、韦力先生，谈片时，甚欢。与上海图书馆王宗义学兄、浙江图书馆袁逸学长等共进晚餐，时苏州文友王稼句兄、湖州学人张建智先生等已在。

    3月16日，周日，萧山，阴。

    自助早餐后，出席四楼金马厅之开幕式。主位就座者为安平秋教授、来新夏先生，由萧山区常务副区长许岳荣致欢迎辞，介绍该区为浙江“经济强区”“文明源头”“民生乐园”及“休闲胜地”云云。

    按：“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萧山区人民政府主办，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萧山区方志办承办，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协办。

    安教授在致辞中，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地方文献的价值、地位和作用，介绍了办会缘起和筹备经过，从学术角度充分肯定了来新夏先生一年来为会议组织的持续操劳，感谢了与会专家的积极响应。

    接着，陈桥驿教授简要介绍了浙江地方文献收藏、整理、研究状况，自己参与、指导《绍兴丛书》的经验，倡议尽快编修《萧山丛书》。

    王汝丰教授介绍了作为地方文献重要组成部分的《北京湖广会馆志稿》的史料、学术价值，以及湖广会馆所见证的近代史和建筑特色，并呼吁注意搜集乡镇志，强调了今后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方向。

    柴剑虹教授阐述了敦煌文献和文化的延续性、兼容性、地域性，地方文献在文化传承上的重要性，敦煌世家大族在文化传承上的特别贡献，弘扬了敦煌史料学的价值。

    韩国全南大学国语国文系金大铉教授介绍了韩国湖南地区地方文献的调查和整理情况，开拓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

    袁逸研究馆员从图书馆学的角度，介绍了作为实际工作者在地方文献征集上的艰辛、浙江地方文献资源的历史状况，并从地方文献征集的角度，建议正式编辑出版本次会议的论文集。

    曹亦冰教授全面发掘和科学评述了《华阳国志》的价值，尤其是对女性形象方面的记述特点，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

    我则汇报了1911—1956年间中国古旧书行业与中国地方志的搜集流通概况，褒贬了该行业在搜集地方史志文献方面的功过，并得到了陈桥驿先生、柴剑虹教授的宝贵意见。

    下午上半场由我主持。张利教授报告了有关地方文献学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从基础层面和框架上叙述地方文献学的概念辨析、体系构建。随后进行大会发言的，还有山西省方志办研究员曹振武、天津市方志办郭凤岐、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刘玉才、香港城市大学黄毓栋、新疆大学周轩等。其中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稻畑耕一郎教授以“佛诞节”习俗为例，论证了历代地方志中习俗记载的利用价值及其问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给人以启迪。

    茶歇后，下半场由南开大学李广生馆长主持。浙江图书馆王效良、湖州师院王增清、湖州市外事办张建智、海宁学人陈伯良、国家图书馆苏品红、慈溪家谱收藏家励双杰、杭州学人吴云、绍兴乡邦学者孙伟良等，都发表了各自的研究心得和新见解、新观点。

    晚上为主办方举行之招待晚宴。宴毕回屋。

    3月17日，周一，萧山，晴。

    早餐后，出席四楼金马厅之小组交流讨论会。先听第一组，继听第二组，有黄立新《天津地方文献的发掘与搜求方策探略》、张岩《试论地方文献虚拟馆藏建设与资源共享》、江晓敏《浅谈地方志续修与重修之异同》、刘蔷《马学良所搜集彝文古籍的抢救、整理与研究》、李更《小议地方志所存诗文资料的把握与使用——从〈华亭百咏〉说起》、刘瑛《读〈泰山志〉》、陈晓兰《明清方志中徐应镳死节事迹考辨》、李维松《从地方文献看萧山历史上水神崇拜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原因》、方晨光《地方文献专藏应注重特色——萧山名人著述专藏阅览馆建设探微》、林嵩《〈桂海虞衡志〉佚文》、童银舫《姚北宗谱考录》、刘杭《口述历史应用于地方文献工作之探讨——以浙江图书馆为例》、薛仲良《论江阴地方文献的发掘、整理及其展示》，以及绍兴地方文献集藏研究馆的方俞明、温州市图书馆卢礼阳、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中心的潘友林、山西古籍出版社的张继红等先生的发言，各有见地。

    尤其是四位八旬老人陈桥驿、来新夏、王汝丰、陈伯良先生始终坚持听会，无声而有力地传达着老一辈学者对学术的执着和关注、对与会者的鼓励与期待，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下午由方晨光先生导游参观湘湖风景区，一路解说，其爱乡护土之情甚为殷切。其所著《文脉湘湖》（方志出版社2007年6月版），凡七编26万余字，来新夏先生序称，读此书稿，知作者为“深知湘湖天时、地理、人文诸方面”之人，“行见湘湖文脉，曲折舒缓，惠我萧山”，“深庆吾乡人文一脉之继响，更喜湘湖之得千古知音”，可谓揄扬备至。

    3月18日，周二，小雨。萧山—南京

    今日萧山有小雨。中午坐车返宁。晚授南京大学夜大之“知识传播”课。

    戊子夏日杭州、福州、温州行记

    2008年4月12日，周六，南京—杭州，晴。

    上午在家收拾行李，约得徐雷兄自江宁家中送至《藏书》第5期凡50册，未开封悉数带于行箧供此行书友交流之用。是期刊有我前写《葫芦吟草》一评。因预约有福州之行，遂自橱中取出《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赠一明百清轩主人林公武先生。匆匆完成《“江苏十大藏书家”考察走访记（3月26日—30日）》，发浦生清莲代为校看。

    午饭后打车至南京火车站，本系主任沈固朝教授已在，遂同坐12点40分宁杭动车前往杭州城站。至则杭州图书馆所备车接至玉皇山庄入住。此系一座江南庭院式风情式建筑，花木扶疏，颇为雅致。晚饭前后，先后见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吴慰慈老师暨师母，及系里刘兹恒、李国新两位学长。

    饭后，杭州图书馆来人访谈有关图书馆导读工作的创意和建议，近一小时。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预备会，见到原《中国图书馆学报》主编李万健、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健诸学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兄，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兄，以及学术委员会诸专业委员会主任。

    4月13日，周日，杭州，晴转阴。

    近8时，北大同窗、湖南图书馆馆长张勇研究员坐长沙至杭州之夜车至，相见甚欢，遂共早餐。会议在九洲厅举行，开幕前，吴慰慈老师题赠一册《传薪集——祝贺吴慰慈教授七十华诞文集》（沈乃文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翻阅再三，尤爱读其早年求学事，拟嘱林英做一书评绍介。

    按：1937年7月，吴师出生于安徽桐城析出之枞阳县。太师公原是当地学校英文教员，不幸早逝，因由太师母抚育长大。师名“慰慈”，或以此也。195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王重民先生开创并执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是当年枞阳县考上北大的独一人。

    吴师回忆说：“我对少年时代的唯一记忆就是刻苦学习，发愤读书。”“我有一股劲头，想干一件事非干到底，不干好不罢休。”其晚年弟子董焱博士记述道：“那时，每次见到吴先生，都会看到他手里拎着一只边缘已经有些磨损的黑色手提包。熟悉吴先生的师友告诉我，吴先生这只提包是百宝囊，吴先生不论走到哪里，看到有用的资料，都会从包里拿出小纸条，把有用的资料记下来。果然，有几次我在系资料室看到吴先生翻看书刊，时而拿出一张小纸条，记上点什么，然后放进提包里。吴先生日后能成为图书馆学的领军人物，想必与这种勤奋笃学的精神密不可分……”

    在其众弟子为吴师七十华诞举办的生日聚会上，吴师发表感言道：“北京大学以其厚重的学术传统与科学精神，为我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学术环境。就是在这个享誉国内外的学术环境中，我得到了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上的积累，受到了严谨的科学精神的熏陶，为日后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打下了基础。”“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对母校充满感激的深情。”“今天，我对这些师长的怀念和感激之情尤为强烈。”对此，吴师曾撰有纪念王重民先生文《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以及《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学理论领域中的深远影响》。

    我在北大求学时，吴师曾为我班讲授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大课达一学期。1983年秋，吉林省图书馆馆长金恩晖学长拟在《图书馆学研究》杂志发表笔者所投《中国古代藏书的典藏技术》一文，转托吴师找我面谈修改之事，遂捎信约我往北大21楼吴师宿舍拜谒。但见小屋一间，设左右两张单人床，一为吴师午休之用，一则堆叠图书馆学专业书刊资料，可见其分门别类的治学方法与孜孜以求的精神。学问皆从勤苦得，梅花香自苦寒来。吴师如今的声名地位，是其中年时光不断积累所致。揭橥此点，以为吴门弟子乃至整个图书馆学门的共同精神财富。

    又忆曾赴江阴参加“缪荃孙纪念馆”开馆暨学术研讨会，会议间隙，复得与吴师亲近晤谈，愈知师为纳善如流之人。此1997年11月8日至9日间事也，倏忽十一年矣。

    吴师等致开幕辞罢，与会人员步至山庄外湖边，全体合影留念。今日会议内容为15个专业委员会汇报各自成立以来种种活动。当晚杭州图书馆设宴于新开元大酒店。宴毕归来，有分组讨论会。会毕与张勇步出宾馆，散步于马路对面玉皇山庄一带。连片湿地整治初见成效，夜幕中流水淙淙可闻。后因雨滴渐大，行至中国丝绸博物馆而折返宾馆。

    4月14日，周一，杭州，晴。

    上午继续开会，午前闭幕。代表参观分为两队，一个选项胡雪岩故居、孙权故里，另一选项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我选择了后者，此行是重游，前年早春已游过。

    西溪位于杭州市区西部，距西湖不到五公里，生态资源丰富，自然景观质朴，文化积淀深厚，素与西湖、西泠并称为“杭州三西”，是目前我国唯一的集城市次生湿地、农耕湿地于一体的国家级湿地公园。

    “一曲溪流一曲烟”，水是西溪之魂。园区内约70%的面积为水域，据介绍，有六河纵横交汇，其间分布着众多的港汊和鱼鳞状鱼塘，形成西溪独特的湿地景致，同时众鸟来集，园区设有多处观鸟亭。

    西溪自古为隐逸之地，历来被文人视为人间净土、世外桃源。秋雪庵、泊庵、梅竹山庄、西溪草堂在历史上都曾是文人雅士开辟的别业，这些文士在西溪留下了诗文华章。

    深潭口百年老樟树下的古戏台，相传为越剧北派艺人的首演地。人们每年端午节在此举行“龙舟会”，传统有自，形式独特，有“花样龙舟”之誉。因此，烟水渔庄附近的“西溪人家”“桑·蚕·丝·绸故事”，重现了西溪原住民的农家生活劳动场景，让来者认识和了解水乡的典型民俗。

    游毕至张生记用餐。餐后与吴老师道别前往萧山机场，飞至长乐机场。福州书画社经理刘孙枝兄安排车接，至福州鼓楼区五一北路172号之世纪长城酒店，近两时方睡。

    4月15日，周二，杭州—福州，晴。

    一枕黑甜后起床，刘孙枝、林公武先生先后至，遂共进早餐。8时许上车，前往平潭。过福清摆渡，孙枝兄以渡口小店之牡蛎煎饼佐以牡蛎疙瘩汤相诱，食之果甚鲜美。

    午前至平潭县城。与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卢美松大学长相见，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林怡教授偕行，叙谈片刻。席间见福建文艺家许怀中先生，即平潭作家林文照先生《勒马朝天——我的乡土歌谣》（作家出版社2008年1月版）序作者。序谓：

    作者以散文笔调，写了故乡的历史故事和人物，其中穿插诗歌、歌谣，虽带有诗意，但不是歌谣体……作者并不是平铺直叙地书写许多历史记载传说故事、人物事件，而是以身临平潭的名胜古迹、山山水水而引发出来。大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之慨。他漫步于海滩上，观临海山，生出“海与山，都是博大精深的教科书，在启迪着海岛人的智慧，陶铸着海岛人的性格，酝酿着海岸人的丰功伟业”的思绪，从而引发“八年抗战”平潭人的刚强、勇敢、机智、百折不挠的性格特质来……

    文照先生七旬余，尚致力于写作，其豪情和文品堪嘉。我于今年元月在上海老正兴饭店应孙枝之请，为题“歌谣一曲关乡情，凭君新翻杨柳枝”。

    午餐多海鲜。饭毕，孙枝导林怡教授与我同看五福庙，于平潭老街漫步一程，两旁尚存19世纪80年代前后留下的建筑，如能整旧如旧，保留功能，待未来平潭桥通之后，有望成为一处绝佳旅游资源。于路口见一座四眼井，水至清，尚有民妇洗涤衣物于其旁，略谈，可感受此地民风淳朴。随即驱车观海。丽日当空，沙细如粉，潮平似镜，此地系夏泳绝佳去处。留影后，回宾馆小憩。

    午睡间，忽闻楼下传来丝竹激越之声，初以为传自五福庙内，步入会场，方知为主办方请来之小乐队，声震屋宇，耳为之噪。想系当地民俗，新书首发亦喜庆之事。

    我致辞谓《勒马朝天》反映出林文照先生热爱乡土文化的深厚感情，这种老有所为、乐在奉献的人文精神，应予大书特书。该书修订充实后，可径以“勒马朝天平潭传”为名。同时因阅读该书受到启发，建议平潭方面整合资源，发掘史料，建一座“中国抗倭斗争博物馆”。

    散会后即返福州。进城甚晚，林怡教授设宴请客，于是请公武先生约来福建师大图书馆学系考入南大之研究生唐曦，赠以《作家笔下的福州》（海风出版社2008年3月版），嘱写书评一篇。席间与傅永强、郭徽、吴昌钢诸友酒叙甚欢。

    返回宾馆后，与公武先生、卢为峰兄辨读钱玄同（1887—1939）逛厂甸日记手迹复印件。昌钢兄开车送小唐至家后随来会合，意在赠送其承包之枇杷园所产枇杷一纸箱，其笃于友情如此。

    4月16日，周三，福州—温州，阴转大雨。

    7时许起床早餐。8时许与孙枝兄别，车来，与公武先生同往温州。公武先生以其题跋本《顾廷龙年谱》相赠，并书赠两副喜联：“芝兰茂千载，琴瑟乐百年。”（给周伟、李海燕）“百年庆好合，两美结良缘。”（给邓科、童翠萍）过太姥山国家级风景区，阴雨欲来，山影隐约，云雾缭绕于树丛间，难怪诗仙李白（701—762）于此有“梦游”之想。

    近1时于大雨中进入温州城，寻至红太阳宾馆，办完会议报到一应手续后午餐。与公武先生同室。近2时与余光学长会合后，前往位于市府西路之温州市图书馆，为温州市图书馆学会做报告，时雨渐消歇。

    按：温州市图书馆创建于1919年5月9日，为纪念晚清经学家、玉海楼主人孙诒让而建。雁斋藏有胡小远、陈小萍长篇传记文学《末代大儒孙诒让》（作家出版社2002年6月版），积三年之力成此29章，凡27万字，文笔甚佳。尚忆十三年前，有温州李家村三号吴景文（蠡庭）老人，因观余之《秋禾书话》而赐书求《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纪事诗》，并以《七十春秋录：温州市图书馆馆庆纪念集，1919—1989》相赠，盛意可感。是册由温州市图书馆1989年10月自印1000册，殊为珍贵。卷首有时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的顾廷龙先生1989年5月题诗：“建馆欣逢七十春，书城百垒育新人。籀园考据闻天下，学术精研典范存。”

    温州市图书馆新馆于三年前落成开放，现有藏书80余万册，其中古籍16余万册。馆名题字为郭沫若1964年5月15日视察温州市图书馆时留下的题词手迹。现编印有《温州读书报》。

    报告会由该馆馆长郑笑笑女士主持，余光兄做“图书馆的社会阅读”报告，我讲“图书馆导读工作的创意和策划”，最后由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兼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程焕文教授做“图书馆用户永远是‘正确’的吗？”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讲毕即归宾馆，晚餐时见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第三军医大学图书馆李彭元馆长、江南大学图书馆吴稌年研究馆员、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徐建华教授、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馆长虞浩旭研究馆员、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李常庆副教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吴永贵副教授，他们同为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还有特邀参加的谢灼华教授及其夫人王秀兰教授，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杂志常务副主编周黎明女士。

    与谢先生同席，交谈甚欢。晚饭后，至建华室内借用电脑上网收发邮件。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师陈林女史来，赠其新著《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考略》（海洋出版社2006年11月版）。旋至大堂茶吧，与方韶毅、瞿炜、王欲祥商定次日晚“《美丽的旧书》茶话品评会”程序细节。

    4月17日，周四，温州，阴转晴。

    早饭后，全体代表赴温州市图书馆开会研讨。于馆门口见悬挂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一联，大堂内对联则为黄体芳（1834—1899）所书“书从历事方知味，理到平心始见真”。现代图书馆建筑内装饰以典雅楹联，固题中应有之义。

    温州市图书馆学会张启林秘书长宣布开幕后，由余主持开幕式，介绍出席嘉宾。继由焕文、余光，以及温州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徐顺聪先生致辞，并由焕文向研讨会承办单位温州市图书馆等赠送纪念品。随后全体与会代表步至馆前，合影留念。

    按：2005年1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届学术研究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并于次年10月在重庆成功召开了第一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随着信息存储与传播方式的不断改变，阅读行为与阅读方式已经走进了一个全新的“读网时代”。但纸本书籍文化的发展史源远流长，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文化的保存与传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和历史性的贡献。因此，如何在网络与纸本间实现传统与时尚的联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为此，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与温州市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于2008年春在温州联合举办以“敬惜字纸：读网时代的纸张崇拜和文献情结”为主题的第二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主题下，还设计了“纸本：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感恩：古代藏书家的纸本文化功绩”“崇拜：现代藏书家的纸本文化情结”“使命：当代纸本文化的保存与保护”“爱书：藏书家精神的时代传承与人文弘扬”“传播：纸本阅读的时空延伸”六个分主题。

    在主旨发言时段，著名图书馆史专家谢灼华先生并未宣读书面论文《为什么要阅读——明心、博识、致用》，而是就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发表了三项意见、两点感想，最后以“守住阵地，一代一代地做下去；团结协作，一点一点地做出来”相勉励，赢得热烈掌声。

    我则从中国古典藏书楼演变为现代公立图书馆的过程说起，指出中国藏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在纵横两个方面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旨在为今后进一步研讨拓宽思路。认为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转变，恰恰是从私家藏书楼到公立图书馆的转变。广大图书馆史学研究人员应该思考如何真实、客观地还原中国藏书楼历史，如何深入探索随着网络发展而引发的纸书、纸本阅读、纸本文化等与网络文化的对垒关系，这对整序中国图书文化史有极大的创新意义；从对中国古代藏书家精神的研究出发，进一步思考如何将此精神教育引入当代图书馆馆员职业启蒙和训练中；为使研究可持续，提出要从过去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研究教材等成果所留下的诸多研究空白入手，不断拓宽研究视野，迎难而上，可开展区域性藏书通史研究，如《中国旧书业百年》《浙江藏书史》《宋代藏书史》的撰著均源于《中国藏书通史》编写过程中主题和区域性研究的扩展。要大力倡导图书馆藏书资源的寻根研究等。

    邓洪波教授是知名的中国书院史专家，图文并茂地讲解了其多年来搜集到的有关“敬字惜纸”观念的种种实物图片，阐述了传统书院时代的纸张崇拜情感和文献尊崇情结，开阔了与会者的学术视野。

    会议确定由我进行会议综述，遂于午间简餐后，即借建华兄所携电脑，请会议秘书王蕾博士将其有关资料拷入后着手整合。至1时30分形成框架，遂与公武先生、洪波兄同出，沿馆舍至江边散步一周，恰有运输船经过，翻动水流竟是污浊不堪。闻域内江湖水系多遭污染，信然。

    至下午5时许，所拟综述基本成稿。分为三章，《“敬字”与“惜纸”——一个中国文献史的人文传统》《“读书”还是“读网”——一个中国阅读史的时代命题》《因“爱书”而“藏书”——一个中国藏书史的哲学启迪》。我指出：

    本次研讨会议题深入，气氛热烈，既开拓了研究视野，又振奋了学术精神，实现了开会组织本次研讨活动的良好意图，但我们更希望在下一届的研讨中能够涌现更好的实证性文章，更多的个案研究论文，论题更加新颖，文笔更加生动。我们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希望今后保持业务上的联系，期待在第三届研讨会上，我们能够成为更加熟悉的朋友和合作的伙伴！

    即请王蕾贴入《秋禾话书》为一篇，闭幕式上遂照本宣科。

    晚饭后，一行十余人坐车至温州池上楼雅博茶坊，参加“瞿光辉《美丽的旧书》茶话品评会”。园中环境清幽，水榭有一联：“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由余介绍中国图书馆史各位专家，由《温州读书报》主编卢礼阳先生介绍温州地方名流，以及南京《开卷》杂志主编董宁文先生发来的短信贺词。据礼阳披露，瞿先生自2004年以来有22篇文章交由该报发表，收入《美丽的旧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有14篇。

    按：瞿光辉先生193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先后任教于温州教育学院、温州师范学院外语系。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与翻译，译有泰戈尔（印度）、纪伯伦（黎巴嫩）、洛尔伽（西班牙）等人的诗歌。出版有新诗、译诗合集《最初的微笑》，寓言集《狐狸的神药》《伊索寓言》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等国文字。《美丽的旧书》系余与宁文主编的“开卷读书文丛”之一，全书分“书人”“书话”“书情”三辑，述说作者所结识的冰心、冯至、金克木、朱维之、赵瑞蕻及魏风江（泰戈尔在中国的唯一弟子）等作家学者，及其收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版现代文学书籍的往事陈迹。会聚了作者数十年来品诗读书的心得，体现了作者在散文随笔写作方面的功力。

    瞿先生致辞如其人朴素而敦厚。略云：

    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在学业上并没有什么建树，作为温州师范学院的一名教师，执教几十年，也很普通。不过我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喜爱书，喜爱大自然，跟书可以说是有着很深情缘的。而且我看了一些书或经历一些事情后，都会有所思考。读完每一篇文章，我都会有一点感想，有些我知道的东西，我认为别人不一定知道，所以我把它写出来。在我的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的特点，每篇都有所侧重。

    我这本小书能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我年轻的朋友，《温州瞭望》杂志的总编助理方韶毅先生。他为了我这本书，四处奔走介绍。我这个人是很平凡的，文章很少在外面报刊上发表，很少有人知道我。韶毅也许正是在这点上对我有所感受，觉得我那些小文章还有点可读性，为之出书而到处联系介绍。他跟我并不熟悉，起初只见过两次面，所以他这种行为完全是出于无私的文化情怀。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欲祥先生，我今天也才第一次见到。“开卷读书文丛”主编徐雁老师虽也是首次见面，但我曾经读过他的书，算是早已有所了解的了。现在，他们几个人跟我的关系，可谓文字之缘深入骨肉，密不可分了。没有他们我的这本书就不可能出版，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随后，谢师首先发言，由书中《一枚书签》讲起，给予高度评价，谓作者“是一个有心的人，有心人做有心事，写对我们很有教育意义的文章。我真的感觉《美丽的旧书》里的这些文章都很实在、很亲切、很有教育意义”。

    燕京大学校友、温州市作家渠川先生主要讲了自己与作者二十多年的友谊，他说：“光辉是一个非常懂事，非常喜欢读书的人，也很勤勉，我非常佩服他。而且他不事张扬，为人老老实实。光辉看的书很多，他的研究涉猎非常广泛，写的东西也很多。我觉得，在温州文艺界，光辉算是一个修行功夫比较深的人，但是他不事张扬，不是一个好名利的人，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干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到今天才知道有这本书。我知道他喜欢淘书，但淘到什么程度，又淘到什么宝贝却不得而知。过去到旧书摊淘书，是学生的一大乐趣。从前天津、北京的不少旧书摊真是宝藏，可惜现在都没有了。现在的旧书摊不如解放前，以前开旧书摊的人都是文人，都很懂书的。说起旧书，就不免想起旧文人了。我觉得光辉这本书的题目很好，‘美丽的旧书’，美丽就美在旧书的宝贵。”

    “沈码”发明人沈克成先生说：“我与瞿光辉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在20世纪60年代，光辉读了一年大学，生病回来，我呢，高中毕业就没有书读了。我们两个都算是‘失学青年’。但我们都喜欢书，喜欢外文。记得当时我们俩都是自学英语，在60年代中期那个时代，我们两个的英语水平算是可以了，不用字典，外文书基本都看得懂。那时候我就年轻气盛，尝试翻译莎士比亚，而光辉翻译诗歌。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我们的书都被搞光了。那时候，真的是想读书而没有书读。1966年8月破‘四旧’以后，除了‘毛选’什么都没有了。光辉一直以来都没有离开文学，他写诗，翻译诗，具有很高的造诣……从二十多岁开始，直到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光辉还一直在坚持走自己的路，他的坚持和毅力很让我佩服。迟到的花开得非常美丽，他的书的的确确非常美丽。”

    公武先生说，瞿先生之书分“书话”“书人”“书情”三辑，实际上是由“话书”“忆人”和“书缘”三个部分组成。我觉得书名起得很好，“书是美的，而旧书从文献价值、收藏价值、文物价值上，更具有非常大的意义。读到这本书，我沉浸在美丽之中，同时心里又满蕴着一把辛酸之泪，为那个特定的时代，写书人、读书人、爱书人、藏书人磨难的经历。书是非常美丽的，但在20世纪的特定年代，书籍却经历了一场浩劫……瞿先生的文章语言很平淡，不太华丽，也不太激烈，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真实的写照，一种亲身的感受。尤其是，这本书记载了一种中国的文化现象，在特定的时代，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地位，凸现了政治对文学的干扰。”

    温州市图书馆退休馆员陈寿楠先生说：“我也是爱买书、爱藏书的人，我觉得光辉这本书的名字取得太好了。他不叫某某书话，不少书喜欢用某某书话来命名，这本书的书名显得更为内蕴深厚。如果单独以书话来出版，显得单薄了些。这本书用三个组合，而且彼此之间又互相贯通，十分完整厚实。我觉得这可以当成温州的首本书话。第二个是这本书带有我们温州的乡土气息。其中提到十多位温州的前辈名流，怀念数位温州籍的故人。”他还说：“这本书是完全可以更加美丽的，如果以后再出珍藏本，可以做到图文并茂。书的最后还可以加些附录，附上这些文艺家给他的题词、书信往来、合影照片等，既具有史料性，又具有观赏性。”

    温州市鹿城区文联编辑马必胜先生说：“本书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本色。这种本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编辑方面。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套书的风格是本色。比如，一般的书都喜欢找名人写序、作跋，提升书的知名度。而那些写序的名人不一定就认真看了全书。这样容易造成对内容的误读。而瞿先生这本书没有序也没有跋，就以文本为主，读者自己去看吧。其二是瞿先生方面。文章的语言、内容也很本色，用平静的语调娓娓道来，没有夸大其词，没有自吹自擂。另外要提出的是，我不是说写了序就不好，如果作者能自己写个序，描述一下写书的艰辛等，效果将会更好。还有，最好能把每篇文章的年代都注明，能让读者根据时代背景更好地理解文章。最后，《美丽的旧书》美在什么地方，三个部分连起来表现，谱写了读书、爱书、写书这样一段快乐、艰辛而美丽的生命历程。”

    温州市文联副主席钟求是先生说，他把这本书放在床头，以便睡觉前翻阅一下。以小说家的眼光谈谈所获取的印象：“第一，瞿先生是对生活充满爱意的人。我读着瞿先生的书，就能想象他的生活，一个很害羞的老人坐在书房里，当阳光投进来，或者花开的时候，老人有一种特别的感触，他打开一本书静静地阅读，而这本书正好符合他当时的心境。这是一幅很安详的画面，瞿先生是在细细品味安静的生活。瞿先生曾以这种爱意促使唐湜先生在遭受磨难时，继续坚持下去。第二，瞿先生是对艺术保持着敬意的人。在这本书中我看到《漫谈我的译诗》一文中收有几段译诗片断，分别是朱湘、徐志摩和瞿先生对同一段诗的翻译。我倒不是说瞿先生译得就一定比其他两位好，但我觉得读瞿先生的翻译有很舒服的感觉。其实瞿先生平时是个老实人，在生活中不善于交际，却跟很多艺术名家走得很近，我想，这是因为瞿先生对艺术的尊敬，使得他们能走得很近。第三，瞿先生是一直用诗意游历世界的人。温州过去是一个闭塞的地方，瞿先生应该没有去过太多的地方，但我感觉他一直在用精神游历世界。瞿先生很喜欢泰戈尔，他只去过一次印度，我也去过印度，而很显然，我对印度的了解远远不如瞿先生。”

    焕文兄说：“读瞿先生的书，我感受到一个读书人对书的情感，感受到读书、藏书时心情的愉悦。瞿先生的人生是非常宁静的。我觉得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那个时段，两个年轻人能自学外语，还能自己翻译外文著作，这是很令人震撼的事。这两个失学的青年，如此热衷于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我对江浙文化，对江浙的文人深表敬意，对瞿先生的这本书我印象非常好。它可以非常轻松地阅读，我感觉这点非常好。比如那篇《〈伊索寓言〉中译本》，写得真是好，写法从最初的译者利玛窦开始，一直讲到现在，《伊索寓言》在中国的完整的翻译、传承情况，用说书人的语言娓娓道来，真不亚于一本非常详尽的书志。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这一定是对各种版本做了详细的了解和比较，如果这样来做翻译，一定是非常好的。瞿先生是一名翻译家，我觉得他所翻译的作品读起来都很舒服。这篇文章把通常让人感觉到非常枯燥的版本知识，娓娓道来，让人非常钦佩。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功力，不亚于版本学家和目录学家。而瞿先生这种爱书的情怀，也是很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学习的。”

    余光学长说：“瞿先生的确是一位诗人。我个人特别喜欢海涅的诗，中学时就喜欢，直到今天还经常搜集海涅诗的各种版本，所以一拿到书，看到有相关的文章就很认真地读了，觉得很不错，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这五六年来，我们在写一部《中国阅读通史》，其中个人阅读史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从古人的文字中可以发掘出他们是怎么读书的，但在当代这个阅读史就不太好做了。特别在20世纪50到70年代，很多读书人、藏书人把自己的书都一本本烧掉，这一代人的读书史可谓充满了艰难和辛酸。瞿先生在这本书中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艰难和辛酸，而是美丽和愉悦，这是一种很博大、开朗的感受。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再把旧书当成美丽事物了。瞿先生的这本书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他写出了老一辈人对书籍的珍重，写出了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还说：“对于外国著作在中国的接受和流传，研究的人并不多。瞿先生对《伊索寓言》不同中译本的整理，给了我们研究文献学以很多启发。这些课题很值得我们关注。瞿先生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小文都写得很轻松，文字特别清新。书话我收集得也很多，写得做作的很多，瞿先生写得这么平实，很值得我们的专家、学者以及在读博士生借鉴。书话就需要这样，写得比较明了。”

    建华兄说：“这本书我是很认真地读了的。翻目录的时候，我翻到很多自己很熟悉的人和事，比如瞿先生在《无法投递的回信》中写到赵瑞蕻老师，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就曾听过他的课。还有朱维之先生，我也是见过的。这本书主要写了作者的藏书状况、翻译的得失、得书的甘苦，有很多故事，我都很欣赏。藏书是和学术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七十岁的时候出这本书，文章写得非常洒脱，无论长短都非常耐读。瞿先生潇洒自如地将自己的研究历程表达了出来，让人看了非常有感触。尤其是那些写书人的文章，虽然只有9篇，但每个人的写法都不一样，文笔老辣，真是非常值得借鉴。见贤思齐，我们以后写人就应该这样写。”“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书缺少序、前言或后记。这些都是导读性的东西。还有就是文章写作的日期也应该给标出来，因为不同的时间写的文章，应让人联系历史的背景来读来理解。”

    刘蔷女史说：“书名‘美丽的旧书’，正好也符合我对旧书的认识。我在图书馆做古籍工作，上到唐人写经卷，下至清民明初刻本，都是平常经眼过手的东西。我对这些旧书也是这种认识，旧书是非常美的，沉静而儒雅。刚才有一位先生也说到，旧书给人的感觉是很安静的，那这样一个书名正是暗合我心，如果我在书店看到它，我是立刻会把它拿到手上翻上一翻的。”“前面各位老师都对这本书做了很多具体评价，我再补充一点，古典学问里有‘书志体’，从版本的源流，从传播、流传来讲书的情况。我觉得瞿先生这本书除了这些方面写得非常好以外，还有很多知人论世的东西，可以给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些感触。这本书，对于我们读者来讲，不仅可以增广见闻，而且还能陶冶性情，作者写的都是些‘美丽的旧书’，其实书中的篇章都是美丽的书话。”

    中山大学副教授钟东兄说，他作为客人，来到温州这个地方，非常敬佩温州的人文、温州的文化。有道是“永嘉学术，南渡文章”，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人说广州康乐园跟谢康乐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关系，虽然谢灵运是在广州被杀的，但康乐园和谢康乐只是重名而已。但谢灵运跟温州却是有关系的。他来温州也带着一种寻根的意识，他的太老师就出生在这里。《美丽的旧书》这本书确实能给人很多的教益。通过这本书话，“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书的故事、书的背景知识、书外的掌故，这些都很难得”。

    此外，还有洪波兄、陈林女史发言，王欲祥副编审代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方做了总结。

    会后，瞿光辉先生以《最初的微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瞿炜以《巴黎的风》（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签名本相赠。又光辉先生遵我意，为南大硕士研究生陈慧鹏、唐曦与我各签题一册《美丽的旧书》，落款记以“于温州池上楼”，清末民初张之纲（1867—1939）有《池上楼诗稿》，其中有咏“永嘉学派”诗云：“儒效何曾薄事功，永嘉经制化宗风。纷纷世变今万亟，谁储弥纶运掌中。”

    返回宾馆，至余光客房内闲谈一切。

    4月18日，周五，温州，晴，热如盛夏。

    早餐后与会代表分两路参观，我择以“读可荣身，耕以致富”知名的楠溪江古村落之行。同行者有谢老师夫妇、公武先生、余光学长、焕文、建华、永贵等。

    出城沿江行车，但见群山苍翠，层林新绿，江水由浑浊而渐清而至于澄澈。车行一小时许，芙蓉三峰突兀而起，令人惊艳之至，遂停车一游芙蓉村，由东寨门入口。

    芙蓉村始建于唐末，南宋末年毁于元兵。至正元年（1341）重建，以“七星八斗”为布局依据，如今所见老宅大屋多明末清初遗构。先观陈氏宗祠，殊为恢弘，内悬清同治年间“状元及第”匾。闻“文化大革命”中此套院落被辟为“大队部”，如今楹柱上红色标语依稀可辨。这些实系全国遗存无多之当代史见证物，当留意保护，有心者游观至此，至少应如余之摄影以存史鉴。

    亭中人看亭外客，芙蓉池里芙蓉亭。芙蓉凉亭是一处临水休闲所在，此处所谓“八斗”之一，晴日芙蓉三峰可倒影入池，故称。时有老翁、少妇洗衣于长方形池中，形成一幅和谐民生之天然图画。池中水流尚好，惜水质甚差。前行得见芙蓉书院，同人皆有“书文化情结”，此行中武大弟子独多，于是纷纷请谢师作教诲状留得数影。余光学长与余同出北大，是时形单影只，不觉一叹。公武先生为留合影。

    又前行至村中广场，于磨坊凉棚内见一清健老者小憩其中，拄老竹为杖，闲看游客去来。询以年龄，答九旬矣，则辛亥前后生人也。亟嘱其保重，祝其长寿，由永贵摄影留念。

    随后与公武先生、钟东兄等作一路，深入村屋间游观。村道皆用卵石铺就，脚穿皮鞋走不甚快，意雨天当更为滑溜。循一长道，遥见村外走入一担柴汉子，担至一清初老屋曰“司马第”，遂入庭跨院，东张西望，不觉叹其为芙蓉村深宅大院代表作，古朴破落得出人意料。由花墙出侧门，回返来路，已至村寨西北。此地为水流入村处，有二三村妇洗涤渠边，遂微笑以为招呼，彼亦点头还礼。老屋歪斜，炊烟正起，主人担柴烧饭，于生生不息气象之外，令人心头顿起一种沧桑感。

    继至以“笔墨纸砚”立意的苍坡村，闻村屋即为纸幅。进寨门，过小桥，左为“西砚池”，右为李氏大宗祠。见一屋内有“耕读文化”展览，同人莫不被吸引前往，进屋观之，内容为移花接木，真是乏善可陈。祠外街边放置数石条，乃所谓“墨锭”。其侧水池，浮萍满塘，不堪一看。

    与余光等逆溪流之水，沿东西向所谓“笔街”者一路前探，尽头有山，果然逼真如“笔架”。沿途所见大屋无多，但构架不凡。

    于村头李氏大宗祠北侧见一别构，天穹甚为精美，尤其北墙面上题壁文字墨迹依稀，亟待抢救性记录焉。仁济庙前数株古柏，虬枝干劲，森森如盖，已八百余龄，如老祖般看护村中后裔。

    午餐于“岭上人家”餐厅。先须过横跨山涧之铁索桥，然后上山至坡间，地颇高爽，堂中设所谓“烤全羊”席两桌。同人啃食颇香，我与谢老师仅食鱼。此餐实无可口者，然身在山野，诸人聊以轰饮为快耳。

    饭后至楠溪江中游西侧之岩头村，大抵为卵石砌成的一座合围式城堡建筑。其中所谓“丽水街”者，为依傍一弯水流之里许长廊，同人多以其后山峰为背景，坐所谓“美人靠”上作“美人”状留影。余独以廊头石桥、桥边老树、树侧古亭、亭下食摊为美，前往摄影多帧。桥建于明嘉靖年间，用48根条石竖筑横铺而成，乃与余光合影于此。过桥为一人迹罕至小道，我爱其静僻，复留影焉。

    据说，朱熹（1130—1200）任职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之际，曾有沿楠溪江走访学人之旅。到此岩头村拜访理学家刘愈（字进之，1096—1166），结果天未假缘，于是《永嘉县志》留下了他的一声叹息：“过楠溪不见刘进之，如浮洞庭不尝橘之食也！”想当年朱夫子一叶扁舟，一袭蓑衣，沿荒江，循僻水，辛苦之余访前辈不值，其憾何如！

    余多年前起兴从事“耕读文化”研究，关注及于楠溪江古代村落文化。藏有陈志华《楠溪江中游古村落》（三联书店1999年10月版），丁俊清、肖健雄《温州乡土建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及胡念望《芙蓉、苍坡以及楠溪江畔的其他村落》（浙江摄影出版社2001年2月版）诸书（该书第97—106页有对乾隆间富人陈士鸾所建“司马第”之详尽介绍，值得参看）。

    返途至江边坐竹筏漂流一小时许，唯不见大小游鱼。江水清冽，一筏五人。蓝天白云下，丽日清风中，有光脚丫戏水如刘蔷、王蕾者，有撑篙奋力如余光、永贵师徒者……莫不童心回归，各露天真。建华身套黄色救生衣两件，手脚四摊堆满一竹椅，不言不语，闭目作“惬意太爷”状。谢师年最长，占首椅，我与公武先生坐后排，郑笑笑馆长与刘蔷坐中间排椅，于是齐呼谢师为“一排长”。

    筏将行，“一排长”忽呼其弟子程焕文之名询曰：“可知为师现在正想什么？”焕文于同行间向具急智之名，是时却发一懵，竟无言答对。谢师乃自揭谜底道：“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我什么也没有想啊！”立时众人齐发一笑，禅趣荡漾江面之上，筏遂行。

    5时许，同人游兴未尽，于是渡江游江心屿。据说此乃与厦门鼓浪屿、镇江金山岛、上海崇明岛齐名的“中国四大内河岛屿”。夕阳西下，游客尽退，渡江上岛如入清寂世界，真是一次难得的阅历。

    此时礼阳兄短信告知，今日《温州晚报》记者朱曙辉以“我与旧书的美丽约会”为题，分“书：美丽清新又本色”“人：儒雅豁达又朴实”和“情：赤诚细腻又动人”三辑，用半版篇幅刊出昨晚《美丽的旧书》专家品评录摘要。

    今晚温州市文联的朋友张索等招公武先生饮，遂邀余光、建华、永贵、黎明同赴其约。晚饭后，至张索办公室听其详谈所策划温州大学校史馆布展细节，并赠《温州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册。张兄果一创意性人才，临别得其赠书两种：张宪文《仰云楼文录》（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6月版）和林冠夫《溪山话本》（作家出版社2007年9月版）。张先生序称：

    我素好史学方面的考据文章……温州图书馆是浙南的图书渊薮，素以贮藏善本和地方文献的丰富而著称。我在馆十年，是一生中读书最多，得益最大，写作兴趣也最为旺盛的时期。“藜阁有情容倜傥，芸窗萦梦最缠绵”，我曾以粗浅的诗句，写下当时对图书工作的美好回忆。这本集子收录了我居馆期间业余所写的20多篇文章……书名取为“仰云楼文录”，是为了纪念我的业师、著名语言学家蒋礼鸿教授，他字云从，嘉兴人，1938年执教温师时，我受其熏陶启迪，此后五六十年间，虽世事沧桑，而从游无间，我治学之所以尚能粗知门径，稍涉藩篱，主要是由于云师的教导。

    本书篇目多涉及温州地方藏书和乡邦文献事，甚有史料价值。温州市图书馆赠郑笑笑、潘猛补主编《浙南谱牒文献汇编·诗词篇》（香港出版社2007年1月版）。整理行囊时，复得公武先生转赠三书：蔡一鸣（1902—1969）子女于1997年自印的《香白诗存》、朱鹏《复翁诗集》，及姜善真主编《瓯海历代诗词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0月版）。检《瓯海历代诗词选》中有民国初年何士的《丽岙楮溪八咏》，兹录两首：

    木莲曾发在秋江，何向峰头色不降。

    露冷含花西子笑，时拖红粉到山窗。

    （《芙蓉峰》）

    南离灼灼照群峦，惟有文章发秀观。

    自古右军千载笔，垂名今日着章安。

    （《笔架山》）

    4月19日，周六，温州晴—深圳暴雨。

    匆匆早餐后，与余光、永贵同车赴机场，焕文一行则前往孙氏玉海楼，公武先生与建华、刘蔷则前往青田参观。工作于深圳之肖永钐、孙艳先后发来台风影响深圳的短讯，抵达机场，果然风雨已至。深圳图书馆来车接至景田酒店入住。

    朱月瑜先生小说集《大屋的丫环们》

    20世纪中国的“乡土小说”史上，蹇先艾（1906—1994）笔下的贵阳、裴文中（1904—1982）笔下的榆关、许钦文（1897—1984）笔下的绍兴、台静农（1903—1990）笔下的淮南、王鲁彦（1901—1944）笔下的浙东、沙汀（1904—1992）笔下的川西北、沈从文（1902—1988）笔下的湘西，乃至鲁迅（1881—1936）笔下的鲁镇和未庄等，都是作者以对故乡民风和乡亲面貌的谙熟而设置的生发感人至深的乡土故事的地理场景。唐弢先生（1913—1992）曾经评价道：“这种乡土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很深的根基。”（《晦庵书话·乡土文学》）

    可是这一“根基”，似乎为当代文坛轻忽已久了。近二十年来，文坛上平添了许多这一“派”那一“代”的作家，就是少见默默立足于本乡本土，静静地追迹着一方风物一地人情者。假如说有，则浙江作家朱月瑜便是其中难得的一位。

    朱月瑜先生生于1951年，系温州人氏。因创作以楠溪江为地域背景的小说而著称，他的审美趣味显然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他在作品中曾经反复表述过：

    瓯江有许多支流，最大的支流叫楠溪，浦边路的老辈，几乎全是从楠溪上游迁徙来的。……老辈总是对故土有扯不断的感情，于是对小辈们也就有了关于故土的扯不断的话题。

    （《蓝旗的九姑太》）

    二三百里长的楠溪江从一个县份的山丛间流出来，末了汇入绕经市区的瓯江，一起涌向不远的入海口。称它“溪江”，可能因为比概念中的溪要宽，比江要窄。楠溪江不枯不竭地流着，流出了悠久的历史，流出了现今的文明，流出了两岸风光如画，流出了许多的传说故事。

    （《鼋王》）

    楠溪江地域出产强盗，原因是地瘠人贫，且民风强悍。地瘠人贫使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三十六行以外的勾当，民风强悍使人很轻易地愿意铤而走险，割脑袋也不在乎。楠溪江地域的强盗，与别处又有所不同，他们分“专业”与“业余”的两种。……

    （《霉季》）

    《蓝旗的九姑太》《鼋王》和《霉季》，都是收录在《大屋的丫环们》这部中篇小说选集中的作品。同时选入的还有同名小说《大屋的丫环们》和《蟑螂》。全书不足18万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小32开平装本，250页，定价9.50元。

    作为小说集出版的《大屋的丫环们》，是应当被视作“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坛“根基”长存的标志的一个新文本。因为收集在书中的五篇作品的题材，都没有离开过那“二三百里长的楠溪江”流域，而在作者笔下表现出来的，几乎又都是在这片土地上为乡亲们所关注过的那类“扯不断的话题”。无论是“关于我妻子的三个干娘和一个叫蕙、一个叫丫、一个叫豹、一个叫楚帆远等人的故事”（《大屋的丫环们》），还是“我浦边路楠溪乡亲口头的故事里的九姑太”（《蓝旗的九姑太》），乃至乌枥镇上“百年大屋的主人”屈参议的兴败传奇（《霉季》），或者是写“传闻大鼋出没的上游叫老牙寨的地方”（《鼋王》），还是记“蟑螂竟奇迹般地前后毁掉两代人开创的事业”的往事（《蟑螂》），字里行间，无不传达着诡秘的区域色彩，读来令人神往。

    朱月瑜笔下的楠溪江流域的故事，几乎都发生于一个特定的场景，那就是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大屋”“古屋”。也许是因为“楠溪江地域出产强盗”的缘故，所以当地有钱人往往将居处建成高屋深宅。你看，偏远的大屋镇上坐北朝南、前后七进的“陈家大屋”（《大屋的丫环们》），楠溪江上游九丈镇上四围有丈把高的石墙包裹的“周家老宅”（《蓝旗的九姑太》），山区乌枥镇上方圆数里有名的百年“揽溪大屋”（《霉季》），甚至连老牙寨的“寨主”（或者说就是当地人群中的“鼋王”）拿佬新翻的那石基砖墙瓦檐的“五开间大屋”，也都“像一方固定的云块横在寨人头顶”（《鼋王》）。也许，在楠溪江人看来，田地和屋宅，真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

    通过收在《大屋的丫环们》这部集子中的五篇作品，实不难发现作家朱月瑜在处理这些乡土题材时，多用采访纪实的叙事方法。他常常在作品的开篇，唯恐读者不信似地对作品的素材、人物的原型及其与自己的因缘，做出异乎寻常详细乃至迹近笨拙的交代。这对于乡土小说而言，无疑有益于渲染题材的“真实”气氛，便于调动读者进入作品情境的阅读情绪。

    此外，作家对于人物的遭遇经历，往往不做节外生枝的阶级批判和价值判断，而是通过情节的组织、结局的交待，寄托其博大的道德同情和深挚的情感取向。如《大屋的丫环们》中对于丫环芍人生结局的终于“团圆”，《霉季》中对工于心计的“老香山”药铺老板屈子亭的“下场”等的处理等。这在某种意义上，使本书具有了区别于前辈“乡土小说”的某些思想倾向和艺术特征。至于对“地方色彩的点染和乡土气息的醇化”（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编第十章《流寓者植根乡野的“乡土文学”》）的出色处理，还是其余事。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涛走云飞，花开花谢，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在由小说改编，姚远、张波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大屋的丫环们》里，有这样一首由阎肃作词、孙川作曲的主题歌。歌曲经过著名歌手那英的演绎，感人甚深。

    其实，在古老神奇的楠溪江流域，族群关系复杂，民间人事纷扰，没有一双洞明世事的“慧眼”，也是难以写好它的。所幸朱月瑜先生已通过自己的作品，做了文学视角上的区分和辨识，从而让我们得以窥见楠溪江流域近百年来的“涛走云飞”和“花开花谢”。

    （1997年8月12日于金陵鼓楼雁斋）

    戊子夏秋间海宁、安吉、杭州行记

    应浙江省海宁市图书馆《水仙阁》小杂志执行副主编陆子康先生（笔名“子午源”）约稿，我近日来不断增补充实着为该刊“海昌书话”栏目所撰写的纪念我国知名诗人、文学翻译家穆旦（本名查良铮，浙江海宁人，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逝世三十周年的一篇文章。前日托林英从南大图书馆借得百花文艺版《李霁野文集》、上海文艺版《李霁野纪念集》以为参考，唯杜运燮先生（1918—2002）等为穆旦去世二十周年所编第二部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本校图书馆失藏，余意海宁图书馆当有此书，改文稿至子时，遂打印带上，拟到海宁后借观后书，即在宾馆浏览后，将书面定稿交付陆先生。经多日来对穆旦人生的研究，决定将原拟文题“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改为“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系用其晚年诗作《冬》中之句。

    《水仙阁》小杂志因清光绪三十年（1904），我国首家县级图书馆诞生于海宁州盐官镇海神庙之水仙阁而得名，故海宁图书馆内设有“书香屋”以为纪念。有联语曰：“茶品春夏秋冬，书读古今中外。”

    海宁固旧游之地。四年前的五月，海宁图书馆举办百年馆庆（1904—2004）座谈会，余应南开大学徐建华兄之介，与津门来新夏先生、海上王宗义兄有两日之会，遂得伴游于硖石镇徐志摩故居、张宗祥故居，以及盐官镇海神庙、王国维故居诸地。

    2008年8月18日，周一，南京—海宁，南京晴，昨日雨后天气尚凉爽。

    早起。6时至宁海大厦门楼下，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苏省委直属支部工作委员会诸同仁会合，坐中山旅行社大巴车出发，同行凡二十余人。

    车行甚速，由宁杭高速转沪杭高速公路，10时许即至海宁市盐官镇。雁斋藏有《盐官镇志》一种（南京出版社1993年4月版），精装一册，印3000本。

    车停浙江省人民政府1991年命名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盐官镇后，步行转入仿古修建之古街。一行人在导游小旗指引下，懵里懵懂地就进了“花居雅舍”，耳朵里开始灌进半是历史半是戏说的讲解辞。

    所谓“花居雅舍”，展示的是历史上青楼女子的生活情状，实系一“中国青楼文化博物馆”。通过图片和实物，展示妓女日常生活之场景，及其与所谓“名士”“历史”的关系。南京秦淮河畔实是最有资格设此种博物馆者，终因此创意太过另类而未敢有所动作。却不料这里早就“艳帜高树”，收取游客眼资了。“江浙”“江浙”，浙商之勇为人先，多类此，故其致富步子也在江苏之前。

    盐官镇以西汉吴王刘濞于此设海盐监督官而得名。入唐经济繁荣，宗教发达。自永徽六年（655）起，至1937年底沦陷于日寇，历为县、州治所，故历史上有此繁华一景。网络上有佚名所写《我的海宁游记之花居雅舍》，云：

    据说“花居雅舍”是宋朝李师师的宅地，黄晓明版《鹿鼎记》就是在这个两进两楼的木结构建筑里拍摄的，张纪中导演选择金庸先生的故乡翻拍这部片子是不是为了更好地贴近原著啊？一面墙上贴满了照片，我没兴趣也没时间看，因为光顾着拍照的我已经落在最后了，我得赶紧出去追大部队。

    “花居雅舍”的前一进为“青楼”区，主要展示与青楼及青楼女子相关的文化现象，楼上楼下各两个厢房，分别展示青楼与音乐、与文学、与名士、与历史的各种复杂关系，底楼和二楼的大厅则试图展示青楼作为当年的公共娱乐场所的情景；后一进为“红粉”区，主要展示青楼女子的生活场景，包括她们洗澡的湢室、敬神的场所、睡觉接客的房间等等。

    那半真半假、戏说为主的解说其实不必听，倒是环境、场景布置之类也许有值得看看之处。于后进“红粉”区域二楼，见有布置宛然之女子私室，如“兰心阁”“梅香斋”“竹韵轩”之类。门口对联无非是“东都才子爱淑女，南国佳人配郎君”，或“九天仙子会佳偶，一等玉人成好合”之类。这些“四旧”真不知是从何处扒拉出来的，如今竟又登堂入室，且堂而皇之地上了台面了。

    这里虽然装扮如闺阁，貌似私室，实系“有钱男人的客栈”。大抵“是有才没财别进来”的势利去处，其实是既无温情又无风雅的。书本上的那些温柔乡，多是文人骚客的笔墨意淫，是看得信不得的，不能当真。可惜这一点，那博物馆没有给以任何“批判性”的导向。

    尝忆有笔名为“甲乙”的一位作家，曾在《寻找往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中细细地记述过一栋他家住过三十多年的楼房。在他于20世纪50年代刚搬进这胡同里住的时候，“那楼还是满像样儿的”：

    记得楼是那种雕梁画栋的样式，倘若不是两层，和大瓦房的格局没什么两样儿。廊柱是紫红的，门窗是翠绿的。翠绿的窗棂上糊上高丽纸，甚是清爽。廊沿和廊栏杆也十分讲究，是那种西番莲的图案，雕刻和彩画得煞是精致。楼是马蹄形，因此便还有一面墙。墙是沿楼梯砌起来的，只要上楼，必会惊叹墙上的彩绘，那上面画着山水，有小桥，有亭台，还有划船的男女。

    原来这就是一座曾经繁华艳丽的津门妓楼，“听胡同里的老人讲，楼的主人是一个妓院老板，解放后被政府镇压了，尔后这楼便充了公，于是就成了我父亲单位的宿舍。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任凭岁月剥蚀，加上没有好好维修，本来漂亮的楼，便日复一日地残破起来……”，以至于“像一座贫民窟”。

    把马蹄形的妓楼装修成大红大绿的扎眼样式，就是要处处体现出与寻常家居的不同，将人欲诱发至最大，使主顾目眩神迷于时尚、俗艳和闹热之中，乐而忘返，一步步地成为这“销金窝”套牢乃至宰杀的对象——凡此皆是贫富分化惹的祸，岂有他哉？

    沿途看过江南民俗风情馆、国棋胜院后，行至俗称“陈阁老宅”之陈元龙故居。就旅游价值而言，陈府规制可谓架构犹存，真可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与其隔河相对的“杨兵部宅”，格局就要小了许多许多。

    按：“陈阁老宅”位于盐官邑庙街东端堰瓦坝，是清雍正朝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1652—1736）的府第。

    陈元龙，字广陵，号乾斋，世称“广陵相国”，亦称“海宁相国”。在清朝，“大学士”又称“阁老”，故其故宅有此称呼。海宁陈家素有“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之称，为世代簪缨之家，人才辈出。海宁陈家经有乾隆六下江南四驻海宁的史实和乾隆身世之谜的民间传说的渲染，遂有诸多与之有关的小说、影视剧问市，使得这座清代相国私第洋溢着传奇的色彩。

    陈阁老宅历近400年，建筑端肃，布局雅致，现尚存正路轿厅、东偏房祠堂、寝楼、双清草堂和筠香馆。存有“陈家三宝”——享誉书法界的明代陈氏法帖碑刻、雍正帝御赐的“躬劳著训”九龙原匾，以及一棵树龄高达600余年，至今苍翠挺拔的古罗汉松。

    宅内爱日堂中有一副陈元龙所书中堂云：“蔼乎若向春风坐，皎然似在玉山行。”可见其精神旨趣。双清草堂内陈列有陈元龙书札，可见其手迹劲而秀，十分耐看。

    双清草堂内还有一座安澜园模型，这是我首次来参观时就十分感兴趣的。因为这安澜园曾被复制到圆明园之中，因而名闻天下。至则安澜园模型仍在，可惜墙上关于安澜园的注释文字中笔误甚多，多年沿袭未改。大抵多数人只听讲解不看文字说明，自然发觉不出错讹；或许有细心人发现后当场指出，导游却持事不关己、得过且过的态度，并不会向管理方认真汇报此事，故能贻笑至今！

    日内奉到海宁王国维研究会副会长张镇西先生签赠新著《失落的安澜园》（科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始知此园大有学问。其书后记云：

    1986年以后，我便开始搜寻安澜园的资料，这中间愈来愈觉得人们对安澜园的认识、宣传失之偏颇。比如1982年至1985年间，当地老艺人陆静岩先生受文化部门之聘，穷四年之力，用最普通的丝瓜筋、煤渣、石灰、水泥等材料，制作了一座“安澜园模型”，在盐官陈阁老宅内展示，首次较直观地向人们揭示安澜园的面貌。制作技艺相当高超，但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事前未进行很深入的研究，因此模型中的山水布局、屋宇样式及安置等，与安澜园之造园艺术、安澜园之原貌相去甚远。可以这样说，这是一座很好的园林模型，但不是一座真实的安澜园模型。数年来，不知者叹为观止，知之者为之惋惜，实也无奈。

    这里揭示的，其实就是历史真实与世相传播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失落的安澜园》是一部严谨的乡土文化著述，著作者张镇西先生为发掘、保存数代名园的历史真貌而付出的努力，真是可嘉可勉。本书主体依次为《名园在这里诞生》《乾隆驻跸的行宫》《坡池深邃话渊源》《显赫的东南望族》《崛起的江南名园》《安澜园盛衰初探》《寻觅失落的经典》《构筑园林的先贤》《令皇上依恋的“家”》《弥漫园上的紫雾》。

    最后一个单元名为“愿在向往中永生”，实际讨论的是当代是否有必要重建安澜园这一现实问题。著者结合两次前往圆明园寻访安澜园的经历，认为：“我国古代成功的园林，那是经过多少代文人墨客、艺术大师的陶冶而成就的。说得白一点，那是‘玩’出来，是不惜成本、不计功利、不耽时日的艺术创作。如以功利目的为初衷的建设必将注定失败。圆明园的重建，尚且做不到恢复原貌或比原貌更胜一筹，安澜园又怎么能做得到呢？”

    因此，他的献议是：

    对安澜园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作为园林遗址保护并加以利用是最好的选择。这样不仅能很好地把一座从宋代到清代的名园遗址充分地保护起来，也可以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保留了海宁陈家扑朔迷离的历史信息。另外，可以用现代数码技术复原安澜园，这样既可游览遗址，又可比较全面地了解安澜园的原貌，使一座失落的名园在人们的向往中真正得到永生。

    这番见解基于高度的知识理性，凝聚着一个学人的心得、见识和智慧，不仅精湛，且甚为高明。

    午餐于陈宅旁新东坡酒楼进行。所谓“东坡肉”尚佳，又食当地民间名产“臭苋菜梗蒸豆腐”，同人多不耐其怪味，余则以为佳品，含食多枚。不觉想见儿时伴祖父用餐时，首次食用此物之光景。噫嘻，三十年前事矣，人生非白驹过隙谓何？

    餐后即至钱塘江畔观潮处凉棚内候潮。

    迎面见“中山亭”北面墙体上有移植来之孙中山先生手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此情此景，真有振聋发聩之效。中山先生于1916年9月15日（农历七月十八日）、1917年两度到此，旨在考察建设“东方大港”。首行所题为“猛进如潮”，表达了他对国民积极参与社会发之期许。当代“海宁精神”，据说即“敬业奉献，猛进如潮”。

    东望海楼有镇海之塔（一名“占鳌塔”），以日烈暑酷，余等仅遥观而已。

    今日为农历七月初八，约1时30分，“一线潮”至。始则白线隐约，耐心注视之，则白线加宽如飘绸，愈近愈闻海潮奔腾上行之声，于是出棚至乾隆手植大树下站立凝视。潮在距人数十米处，顿化千马万骑以挟沙带土之势狂奔而至，瞬间过眼，又绝尘而去。即时满眼浑浊之水，鼻中多海腥之味。知名教育家郑晓沧（1892—1979）《海宁观潮》诗中有句谓：“八月江头卷怒潮，奔腾万马逞天骄。千峰银岭惊方过，万丈黄流看已遥。”真写实也！

    继看位于镇西门内周家兜之王国维（1877—1927）故居，此为静安先生少年生活读书之地。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静观。自幼沉静好思。五岁入私塾，诵读并学作诗文。九岁时随父回乡奔祖父丧，此后便长居家中，习骈散文及诗词。十六岁得中秀才。随后两次应乡试未中。二十二岁进上海《时务报》，学习物理、化学与外文，由此开始接受西方文化。辛亥后，随罗振玉（1866—1940）东渡日本。此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研究，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和唐人写本考释。其历史文献与出土资料密切参证的治史“两重证据法”，为海内外学术界所推重。著有《流沙坠简序》《殷墟书契考释序》《宋代金文著录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论文汇编为《观堂集林》20卷。

    雁斋所藏王国维及其有关著作甚多，可惜余未曾看过，看亦基本不懂，仅浏览《人间词话》而已。可见所谓“国学”，须得私塾发蒙，诵读古诗词，习作骈散文之“童子功”。若得家学传授，师心自得，勤于探究，则或有大家气象。

    故居为一坐北朝南木结构建筑。前厅正中置放王国维半身铜像。后厅楼下为生平事迹陈列区，介绍家世及其生平、主要学术成就，陈列有手稿和著作，以及海内外有关研究著述等。楼上为其家人生活区和王国维书房所在地，东屋为其双亲卧室，西屋为其书房，中堂为其本人卧室。这布置是为展览而展览，大抵也是“反历史真实”的，不合“家长制”的封建伦理。

    江南的历史文化名镇，本是和谐的人才孵化器，故地灵与人杰交相辉映。海宁尚存之清代以来名人故居甚多，故居主人生平为人熟悉者即有张宗祥、陈乃乾、陈学昭和赵万里等，均如王家，家资不过中产，可见其地小康之家出产人才之盛。而巨富之宅、显贵之府，子弟稍稍教导不慎，即有可能沾染纨绔习气，成“衙内”“败家子”矣！

    瞻仰盐官镇东海神之庙。此庙在当地俗称“庙官”，专祀浙海之神。清雍正八年（1730）三月，由浙江总督李卫（1687—1738）奉敕督造，于春熙门内辟地40亩，于次年十一月建成。海神庙规模宏阔，布局严谨。原本主要建筑分布在三条轴线上，主轴线依次有庆成桥、仪门、大门、正殿、御碑亭、寝殿。仪门前广场两侧分别建有一座汉白玉牌坊。正殿为五开间歇山顶建筑，下部为汉白玉造台基。敕令建造此庙时，共发内帑银十万两。以当日承康熙之后，有此国力也。相传大殿是依照北京皇宫太和殿格局建造的。如今幸存之庆成桥、仪门、正殿、汉白玉石坊、御碑等，依稀可见皇家气度。

    海神庙初建时，正殿祀主神武肃王钱镠、吴英卫公伍子胥。建筑面积546平方米，高20米。陛四出七级，廊柱、台阶、石栏板用汉白玉精雕而成，石栏板上刻有龙虎花鸟云水之纹。历代潮神、水神，则从祀左右配殿。左轴线为天后宫，右轴线为风神殿、水仙阁等。咸丰十一年（1861），部分建筑毁于兵火。光绪十一年（1885）重修。

    据方志记载，宋、元后海宁潮情加重。雍正年间，海宁潮灾猖獗，塘岸屡遭冲毁，良田、民宅毁坏无数。雍正多次派遣朝内重臣和地方总督、巡抚等赶赴海宁督办塘工，修堤固塘。雍正十三年，共修筑海宁塘工18次之多，计各类塘工54080丈，用银34万余两，并为后世开创浙西海塘岁修之制。

    近4时至海宁市政府驻地硖石镇，旅行社安排宿于工人路之海宁假日国际酒店，开窗可见西山紫微亭。约南京理工大学武晓松教授同逛新华书店。

    携带折扇一把，经两三回合问讯后，步行十分钟许，寻至干河街36号门市部。至则莞尔，原来即在徐志摩故居之侧，似曾相识。步入店堂，见一楼普通图书部，正度暑假之中小学生得图书开架且有空调之便，在此或坐或蹲或靠，人人手捧一编，而二楼教材、教学参考书部，则人可罗雀。可见学生自主读书，志在知识趣味而不在功利。由趣味而功利，如能以“可读性”为切入点加以引导，则阅读指导及推广之事，或仍有可为者。

    于店中得书多种，其一为马相武主编《吾城——文化名人眼中的乡土之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1月版），其中名人名篇多已读过，倒是所谓“旧名人”之作，如姚苏凤（1905—1974）《苏州闲论》等未曾见过，遂买下翻阅，所谓读“旧文”以获“新知”也。

    同例得《广州旧闻——听报纸讲过去的故事》（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8月版），所谓“广州旧闻”，系《南方都市报》品牌栏目，回溯20世纪旧报上曾经引起关注的社会人事新闻，“记忆那些曾经生动、曾经流淌的旧闻，回味那二十年里，可爱的广州、广州的可爱”（出版者前折口推介语）。书由该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共同编撰。翻阅其目次，得五辑“轰动事件”“奇闻趣谈”“当年人物”“旧时世相”“尘封记忆”。遂见数篇颇令人感兴趣的文字：《把“读书”叫“读赢”的年代》《把“汽车”叫“市虎”的年代》以及《旧时“妓女界”高调选举“总统”》《珠江当年风月，都付与飘蓬断梗》等。

    见“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导读版）”之《周国平散文精选》（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版）中有《读永恒的书》一篇，作于1996年7月，或可推荐为家乡太仓市图书馆馆刊《尔雅》小杂志转载之用。又见20世纪50年代出生之周佩京，有《阅读无涯》一文，载于其散文集《流淌的花瓣》（作家出版社2006年6月版），其一段回忆甚为真实有趣，云：

    记得小时候，家境贫寒，手中的零花钱是以“分”积攒的。口袋里有了几分钱，就去书摊上租几本“花书”（连环画）或“字书”（小说），回到家里，一口气读完。第二天必须还掉，否则要加钱。杂七杂八的“闲书”读得多了，小脑袋中装的语汇也就自然而然多些，所以每次作文，必定会受到老师表扬。于是，阅读课外书的兴趣也就愈发浓厚。

    小学六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懵懵懂懂的小学生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对老师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我因为一向学习成绩好，又是贫农成分，就成了“红小兵”头头。学校腾出一间小屋子给我们做“指挥部”。“停课闹革命”的那一段长长的日子，我就在这间小屋子里“办公”。“指挥部”的隔壁是学校图书室，不大的一间屋子，满地都是书，门没上锁，无人管理。于是，喜欢阅读的我便一头钻了进去。《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暴风骤雨》等一系列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便是在那个时期读到的。

    初中毕业后，下了乡。清苦、孤寂的乡野生活中唯一的消遣就是读小说。朋友告诉我，读小说当读名著，而读名著就该从《红楼》《水浒》《三国》《西游》开始。于是四处访借，终于到手……

    又得上海《新民晚报》高级编辑曹正文《我读过的99本书——我的读书笔耕生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凡19章，分为3卷，依次是《少年时代：我最初接触的文学作品》《青年时代：博览群书》《中年时代：读书是一种享受》，系其读书作文生涯的自我梳理和总结。其中第17章《情色文学》，写得不错，可见其笔力功底。

    曹正文笔名“米舒”，自署“米舒博士”。所谓“米舒”，谐音“迷书”。所创《新民晚报·读书乐》专刊问世千余期，于书香传播有巨功也。他曾主编丛书累计118部，数目之多真令人瞠目结舌。作为当今学院派外自学成材之典型，其何以致此，书中自有剖析。其所藏作家学人签名本多至3000种，后以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先生之介，捐赠苏州市图书馆，建为“曹正文收藏签名本捐赠陈列室”。承今夏供职于苏州图书馆之江少莉告知，其陈列室设于该馆地方文献阅览室之内，便中拟前往一探究竟。

    以雁斋特藏故，购《城南旧事》未见版本两种。一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版，所得为第12次印刷本，傅光明选编，包含《城南旧事》《婚姻的故事》《孟珠的旅程》和《晚晴》；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新版之作品单行本。

    此外所得之书，一为白化文先生著《闲谈写对联》，二为郑绍昌、徐洁著《国学巨匠——张宗祥传》，三为赵福莲著《走读海宁》。

    此门市部一楼设有“海宁文化”一柜，颇有特色。上下九格，陈列当地历史文化名人著述甚多。除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陈鸿祥《王国维全传》（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窦忠如《王国维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版）外，独多久销不衰之徐志摩作品，如《徐志摩散文》《爱眉小札》等，其主题新书，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最时新者有《她们仨：一个诗人的情感生活》（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年6月版），相比之下《才女文章》《林徽因传》《众说纷纭陆小曼》等书，似已落陈套。

    海宁中心书城在海昌南路165号，想来规模更大。出书店，即至徐志摩故居周遭一看。故居庭院内花木甚茂，有桂花、玉兰、夹竹桃等七八种，石榴硕果累累，而紫薇、红薇、白薇花事正盛，风来摆舞，婀娜多姿，犹似“她们仨”之争妍于“一个诗人”也。

    晚饭后随意看书至夜深。今日购得之书，或一目十行，或抽读细观，至此已“消费”过半了。是晚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所播放“历届春节晚会”节目，正好伴我夜读，此为暑期中不可多得之“读书夜”也。

    8月19日，周二，海宁—杭州，晴，甚热。

    早餐后集体参观海宁“中国皮革城”。

    午饭后前往杭州，入住西湖大道一宾馆。民革苏州市委章念翔副主任委员由苏州赶来宾馆会合，帮助联系安排明日参谒1988年1月在南屏山北麓落成之章太炎纪念馆事宜。

    按：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是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纪念馆占地近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余平方米。馆后有章太炎先生墓，现为混凝土结构圆顶墓。墓碑上“章太炎之墓”五个篆字，系他本人生前亲书。右旁侧为其夫人汤国梨女士墓。在纪念馆右侧，还有章太炎生前仰慕的民族英雄张苍水（1620—1664）的祠墓。张苍水，名煌言，浙江鄞县人，南明大臣，因抗清不屈被俘而牺牲。

    纪念馆坐南朝北，以原有墓道为轴线，前后贯通。建筑布局为北方四合院，兼采江南庭园的构筑手法，馆舍为明清建筑风格，白墙黑瓦，其风格融敦厚、凝重与灵秀、精致于一体。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为纪念馆题写馆名。纪念馆设有章太炎生平事迹陈列室、真迹陈列室、学术成就陈列室，拥有1000余件文物和2000幅资料照片，其中以海内孤本及《訄书》《膏兰室札记》等章太炎手稿最称珍贵。其中《流血革命》《狱中联句》《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等，系国家一级文物。此馆因章家人慷慨捐献而建，为中国收藏太炎文物最为丰富之地。也是我国唯一集章太炎生平展览、文物收藏、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名人博物馆。

    3时30分集合前往省府路5号楼会议室，与民革浙江省委及其直属支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座谈，民革省委计时华副主任委员、俞建民秘书长接待并安排座谈。计主委、俞秘书长与余等各做一简短发言，近6时结束。赴环岛宾馆之欢迎宴会，杭帮菜肴甚为可口，饮绍兴老酒颇酣。

    饮宴后，即归宾馆观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队胜俄罗斯队。

    8月20日，周三，杭州—安吉，晴，热甚。

    早餐后前往西湖“花港观鱼”，等候坐船游湖。往来湖上五六回，游湖尚为首次。惜气温太高，窗帘半垂，无全景可观。

    游湖毕，行至章太炎纪念馆。章太炎先生墓地在馆后苍松翠柏之中，遂以民革江苏省委直属支部工作委员会名义敬献花篮，全体人员三鞠躬后绕墓一周，默观汤国梨女士（1883—1980）墓。至纪念大厅及两厢听解说，观展览。此地花木扶疏，闹中取静，诚为湖滨宝地也。章副主委云，其祖父当年因此地近张苍水墓而择其为百年吉地也。

    至河坊街之元宝巷参观胡雪岩故居。四年前早春，余率民革江苏省委调研处诸同志至民革浙江省委调研参政议政工作时，曾一观焉。

    按：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胡雪岩（1823—1885）共耗资10万两白银在杭州兴建巨宅。宅内有十三楼、芝园等亭台楼阁，又有小桥流水、明廊暗弄，建筑中，砖雕、木雕、石雕、灰雕乃至堆塑艺术可谓无品不精。其中芝园假山为我国现存最大的人工溶洞。宅内选用了大量的紫檀、酸枝、楠木、银杏、南洋杉、中国榉等高档木材，还有董其昌、郑板桥、唐伯虎、文徵明等名家的法书石刻为其点缀，堪称“晚清中国巨商豪宅之首”。故居内有两顶罕见的红木官轿值得一看。该豪宅占地面积10余亩，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历时三年竣工。

    1903年胡雪岩子孙将豪宅抵债给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1820—1884），后又转让蒋家，此后日渐破败。先后被一些工厂单位和居民占用，内部建筑被严重破坏。2001年1月20日，杭州市政府投资2900万元，经过一年多修建，以胡雪岩故居名义对外正式开放。其址位于杭州市河坊街、大井巷历史文化保护区东部，建筑面积5800多平方米。

    胡雪岩故居亭台楼阁，从建筑群落到室内家具陈设，都堪一看。惟余此行重点，在看百狮楼前坐北朝南之照厅。见仪门匾额行书题“映瑞临吉”，左侧门题“安然”，右侧门题“宛如”，据说还有“含和”“优柔”，匆匆未见。足见主人实有安神养性之精神内涵。

    所谓“百狮楼”，乃是上下两层之正厅。楼下大厅供胡氏大家庭成员全体重大节日欢聚，以及接待宴请贵宾之用，楼上是胡母以及胡雪岩夫妇的卧室。

    又“和乐堂”，面阔七间，两层，位于鸳鸯厅正西，别称“老七间”，是为宅中最大建筑。其底层是胡雪岩书房，各间不同，分别设有琴、棋、书、画等，极为考究。后轩可见一长方石砖砌地下室入口，据说这里是主人放置金银财宝的金库和密室。

    清雅堂在鸳鸯厅北面，又称“新七间”，也是面阔七间的两层楼屋，但建造较晚。楼上是胡雪岩子女居住的地方，楼下厅堂曾是其宴请至亲好友之地。

    两次游观所得印象是，尽管胡雪岩对内不惜重金，对外保持低调打造此等豪宅，但毕竟奢华太甚，终折其寿。台湾作家许晏骈先生（1922—1992），以笔名“高阳”知名于海峡两岸文坛，许先生出身于杭州望族，所著诸多中国历史小说拥有无数读者。其代表作有《胡雪岩全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版）等。

    临行以十元钱买薛家柱撰文，翁家澎、方宁等绘图之连环画本《胡雪岩》（杭州出版社2003年4月版）。云胡氏以贫寒起家致富，一时因国难而发财至可敌国，卒及身而败，于六十二岁之年亡故：“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今人亡财尽，无产可封。”所谓世间富贵，真如烟如云。

    午饭于杭州南山路11号之杭州花中城藕香居大酒店进行。

    饭后天气转阴，前往西溪参观。此地已经三至，爱其河汊密布，富有草木野趣。

    傍晚前往“中国十大竹乡”安吉。近6时遥望“藏龙百瀑风景区”，但见山坡竹林层层叠叠，竹冠或如云鬟或似雾鬓，犹如姿态万千的小丽人作态弄姿于暮色之中，让人且爱且怜。

    车上盘山路，山区多犬，竟当要道而不惊不惧，车至方从容逸去。穿越一数千米长隧道之后，至一山谷地带。此处有楼有铺，乃一典型的旅游山村也。导游安排入住天荒坪乡之所谓“飞龙山庄”，实为一处前涧后山之农家楼屋也。

    饭后漫步于村前，浏览各杂货铺，听淙淙山涧声，始觉身在海拔数百米之高地也。返屋忽见南窗明月，高挂山巅，殊有情致，遂闭上空调，开启窗户，听鸣虫声酣然入眠。

    8月21日，周四，安吉—南京，晴，热。

    晨5时许醒，耳畔忽闻啼鸟啾啾。目转窗外，但见晨曦中满山苍翠，心眼里顿时扑满欢喜。回笼觉后起身，早已日出东山之巅，山林层次分明，有的苍青，有的翠绿，已不复清晨之静谧。复闻汽车喧嚣声、人群嘈杂声交相共鸣。“一日之计在于晨”，想系村民们又要各为生计之事忙碌了。

    早餐后乘车上山，看所谓“江南天池”——天荒坪水电站。闻山顶水库蓄水总量等同于一个西湖，此项奇迹完全是人工创造。于观景台极目四望，为人类智能及科技水平而大感叹。

    今日大热。下山至1974年起始创之“竹博园”，此园号称有竹约四百种。园中却绝无曲径通幽之致。因园中观竹道皆为电瓶游览车而设，行驶在宽阔的水泥路上，头无遮拦，热自地生，实为一大败笔也。看附设之“中国竹子博物馆”，内容甚为丰富，印证六千年“竹文化”，令人眼界大开。大抵器物皆为实用而生，入于富家豪门，则装饰之，务为美观，遂有超越实用而达“形而上”者，人文遂生，后世发扬，光而且大云。

    午饭后看竹产品市场，正招商中，无甚可观。乃与同人坐铺前店中小竹凳上闲话，以捱时间。久闻湖州学人张建智先生云，安吉有章村风光甚美，可游。又递铺镇有“中南百草原”景区，拥有大片原始淡竹林等，均可游观焉。惜以团队行动之故而无缘。

    返程，车行四小时许，于晚6时前回到南京。路上获得信息，李生海燕在其供职之金陵图书馆借得《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即嘱其交小林转我。

    回到江淮雁斋，见有福州书法家、藏书家林公武先生快递来一小纸箱赠书，大喜。

    赠书箱中有甫问世之《闽都学刊》第4期，刊载余今年5月1日定稿之文《书郭风〈福州的三坊七巷〉后》，排版甚好，插影八帧出自福州作家、摄影家唐希先生之手。

    唐希之书雁斋原藏有《话说三山两塔》（福建电子音像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福州文化行旅》（海风出版社2002年2月版）等。其中《福州文化行旅》系其叙写福州文史山水之乡土随笔集。余尤喜阅其中《三代琼斯与48幅福州老照片》《鸟瞰三百年前的福州》《三坊七巷说古事》《都市留井》《百年女服饰》一组。此次林先生所赠书中，有其为唐希写序之散文集《家园梦想》（福州市作家协会2000年12月自印本）。其中《郭风八十华诞时》一文，叙事纯基于摄影家视角，适可补充余文细节：

    一个阳光和煦的早晨，在省文联大榕树旁的住宅大楼里，我们敲开了郭老的家门。室内淡淡地袭来了兰花的芳气，谦和的老人将我们让进他的书房。

    这是一间很不错的“摄影棚”，阳光从南端的两大扇窗口射在书桌、躺椅和茶几上，东西两面壁橱式的书架，构成两堵漂亮的书墙，北墙上那天正悬挂着老画家郑乃珖的《雄鸡图》，墙下是一套枣红色雕花的中国古式靠背椅和几案。

    支起三脚架，用自然光，我们边谈边拍照……谦和的老人安详地面对镜头，让我拍下一幅幅神态自然的肖像。如果我提出的建议他觉得自然而真实，便会欣然接受。如果他没这个习惯，便会坦诚地告诉我。所以，镜头里几乎没有刀斧加工的痕迹，一似老人的人品和文品。

    余《书郭风〈福州的三坊七巷〉后》一文，专有两章谈郭风为文之“古巷情结和书卷气质”的，可惜唐先生未能配插当年所摄作家书房影像一二帧，甚为可惜。

    赠书中又有1997年10月郭风圆珠笔签名之本，林先生赠书跋云：“是书为郭风先生赠于十年前，现老先生正好九十高寿，但住院卧床不起。上月徐雁兄撰万余言长文，解读郭老名篇，并刊载于《闽都文化》第四期，特检出此书转赠。二〇〇八年七月廿六日，公武书。”

    又，《福州散文选（1978—1988）》（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由郭风题签，俞国强的封面设计清雅绝尘，书品甚佳，颇为耐看。书分五辑，曰“闽都抒怀”，曰“乡情人情”，曰“旅踪感悟”，曰“花鸟知音”，曰“五味人生”。于中得读福建作家李乡浏《书林漫咏录》，内咏读郭风文后印象云：“你的作品，在书林里，是散文，又是诗；是诗的散文，又是散文诗。”

    又读卷中福建作家姚鼎生《话说三坊七巷》，写其20世纪40年代之见闻：

    我头一次看到三坊七巷里大厦连片，一些朱漆大门上方，高悬着显示屋子主人上代的显赫功名的金字大匾额，感到很惊奇……不过，在这里也看到一些简陋不堪、破旧的古老的木头房子，住着众多衣食不周的人。这种屋子在这一带占地不大，住户的总数远远超过了生活在漂亮大厦里的人家。那老旧的破屋，在过去也绝不会是什么相爷、尚书、将军大人们的府第。可见在福地里，并没有人人享福。

    三坊七巷之间有一条街，叫“南后街”，是历史悠久的灯市。那里有很多花灯店，还有裱褙店、旧书店。木头的房屋、不大的店面、幽静的街道、整齐的路边树，初来南后街，仿佛踏进一个古老的富有诗情画意的世界……

    可是到了“40年代后期，灯市和裱褙业已败落，纸币贬值，物价暴涨，人们劳动终日难求一饱，有钱买灯和裱褙字画的有几人？行业不景气，萧条，凋敝，一日不如一日，这宁静、美丽的环境里，又笼罩着阴影，充塞着悲凉”。以至于作者和他的同学曾在他俩所借住的东家——一个有些名气的画家、篆刻家先生那里，作打油诗《三坊七巷歌》云：“文儒坊里穷儒苦，衣锦坊口破衣多。灯市萧条门庭冷，寂寞裱店师傅饿。几家福禄享不尽，千门日月愁中过。”

    其中可资余古旧书业研究而至为珍贵者，为书品甚好之《古籍版本知识》油印刻写本，上下两册，线装。北京市中国书店于1961年12月所撰《前言》云：

    这是我店内部业务学习的一本讲义。

    收售古书，对保护古笈和为批判地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提供资料，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北京古书店的从业人员，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知识、经验。为了继承这些有用的知识、经验，做好古籍收售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本着敢想敢干的精神，编印了这本讲义。

    本讲义是采取集体编写、分工负责、专人整理的方法编成的。

    由于我们水平很低和时间短促，目前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的初稿，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大家指正。

    这最后一段自是例行套话，引以为憾者，是此书究竟是由哪些人员组成的“集体”执笔编写，又是命谁“分工负责”，由哪个人专事文稿“整理”的这些重要信息，因年久事湮、老成凋零而难以访问得知了。不过当年政治氛围紧张，所谓“集体编写”，也算是一张护身符了。其实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之际，这欺人其实也是自欺的“符”，照例是没有一点用处的。

    《古籍版本知识》包括《常用名词术语浅释》《中国板刻图书源流》《关于活字板》《古书用纸》《怎样鉴定板本（附：〈宋金元明清帝王历祚及避讳字简表〉）》《历代藏书家举要》《古书装订修补知识》《同书异名考》《同名异书考（附：〈有关参考书、工具书目录〉）》。想来本书的写作应该集中了当时经“公私合营”进入北京市中国书店的民国古书业界精英的古典文献知识和见解，在内容上应予重视。但实际印行的两册，只到《怎样鉴定板本》附录之《宋金元明清帝王历祚及避讳字简表》为止，其余《历代藏书家举要》《古书装订修补知识》《同书异名考》《同名异书考》（附：《有关参考书、工具书目录》）似并未印行。

    此书钤有阳文图章“福建省文管会办公室赠”，另有原收藏人在封面上用钢笔草书所记“1979年10月发于学会成立时”字样。林先生于书面濡墨题跋云：

    油印精善，已成收藏珍品。吾友陈苏持赠。之前曾得有是书。油印精佳，装帧亦善。此为王子霖撰写，上古出版其专集已收录，并加图版，文字略有不同，可收存。二〇〇八年三月四日师堂林公武。

    扉页天头补题“徐雁兄存。师堂，二〇〇八年七月下旬”等，前后有“公武”“林公武”“一明百清轩存本”三印。

    承公武先生跋文指示：“此为王子霖撰写，上古出版其专集已收录。”余据此检出雁斋所藏《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书为王雨（字子霖，河北深县人，1896—1980）孙女王书燕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全三册。首册为《古籍版本学》，卷首印中国书店1962年油印刻写本书影，其在此本天头、地脚、行间留下的墨笔增补手迹，以及彩印图版百余帧。书后有1963年6月26日王雨所写《校改后语》，述其源流云：

    这本书的撰写，源于1960年掀起的业务学习，中央有关领导让我写些关于古书业务方面的东西。但是我自感文化与知见有限，有丑妇怕见公婆之感。经过一再鼓励，只有大胆涂鸦搪塞罢了，遂决定写《古籍版本常识》。经过一年的努力和魏隐儒同志和姒兼山同志帮助整理，于1961年总算拼凑成熟。之后又经过郑宝瑞同志逐篇逐字地校订，再经朱桂林同志日夜辛勤誊刻油印，总算是勉强完成初稿。可是在翻阅中，发现错讹疏漏，不止一处。好在内部之物，边学边改可也……

    如此，则所谓“集体编写、分工负责、专人整理”该讲义的“我们”是谁，就昭然若揭了。

    该“内部印行”本流传之后，时在中华书局任职的陈乃乾（1896—1971）即“怂恿出版”，认为“对古书整理编目不无益助”，于是以“中国书店”的名义，联合邀请了王冶秋、魏建功、向达、赵万里、赵元方、谢国桢、王重民、刘国钧、路工、张申府、杨殿珣在来薰阁开了一个征求意见校订会（王冶秋、王重民因事未能参加），并各自缴还了原书的校改本，并由魏隐儒（1916—1993）现场记录到会专家即席发表的意见，吸收以后予以校改。

    修订完工后，“经过陈公看过，仍有发现讹误、重复之处，并允自手修订……近又承王重民教授赐校多条”，结果夜长梦多，情况有了变化。王雨不无抱怨地说：“这一本《常识》经过将近一年虚张热潮，仍压在陈乃乾桌上。访其究竟，仍以有待校订加工相答；并以纸料缺乏为由，如此迁延，风消浪平，不无花谢之叹。前有人曾说，有一种事物想起就应去办，搁下便自息，这确成事物规律了。”

    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王雨先生惨遭批斗、抄家，不堪其折磨，遂返回深县，一代“厂肆书业巨匠，古书版本大师”从此湮没，终老于乡下。如非书香一缕有传人，这《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岂能重现世间？

    公武先生其余赠本尚有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战地新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创作歌曲选集》5册、何威编著《近代八十年》（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1月版）4册，以及金克木《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8月版）等十余种。

    其中《战地新歌》第五册有《夜读》歌词云：“一盏盏明灯映窗花，映红了多少社员家……阶级斗争永不忘，继续革命开新花。”其中省略的部分，即为三段唱词。一曰“贫下中农学马列，粗壮的大手把书拿；越学越觉得毛主席亲，阳光雨露心头洒”；二曰“老支书认真抓路线，铁姑娘钻研辩证法；社员们攀登理论山，反修防修雄心大”；三曰“心明眼亮跟党走，思想阵地红旗插；阶级斗争永不忘，进行革命开新花”。其余“新歌”，由此可推想而知。呵呵。

    按：本册《战地新歌》由人民音乐出版社1976年4月出版，六个月后，中国政坛即有粉碎“四人帮”之举。世事苍茫，人民的眼睛还是“雪亮”的。2008年8月25日补记。

    9月19日，周五，南京—海宁，晴。

    昨天上午听了江苏省政协十届三次常委会所请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研究员的讲座《人与自然和谐是生态省建设的基本标准》，感觉当代中国自然环境污染问题已至刻不容缓之境。下午代表民革江苏省委做大会发言，当晚集体宴会于双门楼宾馆，并入住十一楼。

    今天上午继续听取大会发言，下午请假回家，继续准备海宁“紫微讲座”文本，至晚10时许。本次讲题为“知识·学识·见识——‘一本书主义’和‘四种大阅读法’”，重点在于讲解第四种“大阅读法”——“读乡土人文，得文化根基”，将发表新观点云：

    一个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必然归属于一方水土、某个家庭，因此任何一个人都是“地域之子”。一方水土有地域文化，一个家庭有家族文化，因此，由感知家族文化，熟悉地域文化，进而进入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辉煌殿堂，就成为一条卓有成效的可能成材路径。

    我将借此机会，对浙江海宁和江苏太仓这两个人文荟萃的县级市的乡土人文资源做一比较。与王冰、郑闯辉约定，晚11点半在南京火车站检票口处会合。此前布置王生此行有采访海宁市图书馆任务，郑生则负责写《海宁行记》并《国学巨匠——张宗祥传》的书评。

    9月20日，周六，海宁，晴而热。

    0时15分，坐上由南京西发往广州之k527次车，至海宁约需五小时。进站上车，即令郑生联系乘务员补上硬卧铺票。凌晨4时许，为车厢内婴儿啼哭声惊醒。坐看窗外朦胧景色，雾气缭绕。到达海宁站时，天已大亮。坐出租车至位于西山路之龙祥大酒店，遂补一觉。

    8时许醒来，凌生冬梅已自其家乡桐乡赶至酒店来会合，遂同往自助早餐厅。餐毕即步行前往海宁博物馆参观，约十分钟至。至则见钱君匋艺术研究馆，与之相对矗立于西山之麓。

    博物馆之地下一层是文物精品馆，一行人匆匆一看所藏瓷器、玉器；地面一层为书画馆，可惜因时间关系，也是走马观花。其中灯彩陈列馆，是海宁硖石灯彩的唯一主题展馆。展示制作工艺、民间历史的同时，还荟萃了硖石灯彩的精品之作，其品字亭、百幅塔、文辉阁、聚宝盆、梅亭、珠帘伞等，真是精美绝伦。

    按：海宁博物馆成立于1958年6月，位于风景秀丽的硖石紫微山西侧，占地面积13亩，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米。藏品自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延续而下，有历代约20个门类之6000余件文物，包含陶瓷、玉石、字画等珍品，藏品层次多样，结构完整。与所辖徐志摩故居、衍芬草堂等连接开放。编有馆刊《海宁文博》季刊。目前藏品结构较为完整。据浙江省文物局统计资料表明，海宁博物馆藏品数已列嘉兴市首位，在浙江省县市级博物馆中名列第三。

    由海宁博物馆出门，横穿马路，即到钱君匋艺术研究馆。余对钱先生感到特别兴趣者，全在其书籍封面之设计，这也是此行携诸生必至一观的用意。

    雁斋旧藏，有吴光华所著《钱君匋传》（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6月版）。柯文辉先生在题为“书中似见活匋翁”的《代序》中，首先高度肯定其在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领域内的成就。他评介：

    先生的书面画开几代人新风气，对书籍艺术的现代化起过推波助澜作用，有较高的审美情趣，较早地自觉靠近民族形式。是把镌刻因素引入装帧的先行者，对青铜器纹样、汉画像砖、敦煌图案、书法、国画、西画，做到合理吸收。有突出的书卷气，不沾染广告味。由于他的辛勤创造，提高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地位，并以实践启示后学，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多面的艺术修养，不是深受东方艺术的熏陶，不可能做出优秀的设计。先生作品清新但不时髦。愈老愈尊重民族欣赏习惯，几十年后重读仍有不陈旧的魅力。

    本传记凡二十七章，其中第五章为《“开明”的起步》，第六章为《“钱封面”》，均对传主的书籍装帧艺术成就有具体而微的评述。附录有《钱君匋年表》，大抵钱君匋先生（1907—1998）于1927年因为茅盾（1896—1981）的长篇小说《虹》设计封面而涉足该领域，他晚年的心得是：“无论是正面、侧面去开掘书的内涵，或借重于装饰手段，都要杜绝陈言，惟有新颖的内容与形式，方能征服读者。简单地图解书中的思想或事件，似书的附庸，没有独立的艺术生命，是画家对原著最大的不忠实。”

    钱君匋艺术研究馆有两个展厅，设计很别致。其中的作品陈列厅，正面是钱君匋半身雕塑像，背景屏风图案是钱先生的篆刻作品，屏风背面全是他各个时期设计的书籍封面代表作，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遂与诸生在此留影。

    另一个展厅在做油画展览，在展厅一角偶然发现一幅张宗祥先生（1882—1965）素描，即令郑生摄下一影。

    按：钱君匋祖籍浙江海宁，生于浙江桐乡屠甸镇。师从李叔同的三位弟子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曾任上海市文艺出版社编审、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副社长。从艺七十余年，遍涉书籍装帧、音乐、新诗、散文、书法、绘画、篆刻、艺术理论及教育、出版、收藏等领域，尤以书画、篆刻自辟新境，而名重当代。

    1996年，钱君匋先生将其收藏的艺术珍品，以及他本人数十年来创作的艺术代表作，捐赠给故乡，于是当地政府特建海宁艺术研究馆予以收藏，并作陈列、展示和研究。由乔石亲笔题写馆名，1998年5月9日正式对外开放。该馆占地10亩，总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由上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整组建筑空间层次丰富、次序和谐，自然通风，采光良好，内设一大二小展厅，其中大厅独立，二小厅相连，大厅常年展示钱君匋先生创作的篆刻、书法、绘画、书籍装帧的精品，二、三展厅经常举办各种展览。

    11时许，浙江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袁逸学长抵达宾馆。海宁图书馆《水仙阁》杂志执行主编陆子康先生即带车前来接吃午饭，并带来新一期《水仙阁》杂志（2008年第4期），本期刊有8月27日定稿之万余言长文《“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兼读陈伯良先生的〈穆旦传〉》。陆主编特意选配穆旦不同时期照片和书影八幅，为拙文补版增色。

    陆先生随后引我们瞻仰钱君匋墓、徐志摩墓。原来就在该研究馆后西山公园内，沿山路上至山麓即至。徐墓设计尤体现文学意味，左右以汉白玉雕刻成开卷两书模样，上镌徐诗名作，分别是《偶然》和《再别康桥》；钱墓则艺术意味略显不足。

    午饭菜肴精美丰盛，足见馆方殷勤热情。我们师生一行四人外，主人方还有海宁市图书馆王丽霞馆长和杨明达书记，以及汪莉薇、褚晓琼副馆长等。席间谈笑甚欢，不觉已饮啤酒两瓶。

    饭后王、凌、郑三生前往参观徐志摩故居、蒋氏衍芬草堂、张宗祥故居等。袁学长回宾馆休息，我则至海宁市图书馆准备下午讲座。今日讲题为“知识·学识·见识——‘一本书主义’与四种‘大阅读法’”，于2时30分开讲，至四时而毕。

    有当地娄关炎先生（笔名“徐放”）写来一纸条提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几部感动人心、撼动人心的好作品？二三十年来，有哪几部作品是可以感动你、撼动你的？我所说的‘好作品’是指有历史反思，有时代感，有深度的作品。李欧梵说过好几次，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应该有一部重分量的作品产生，你认为产生的可能性大不大？”显见提问者是民间高士。散场后，承其赠送所编著《休闲保健小百科》一册，是其《人生保健小百科》的姐妹篇。询问后知，作者长期从事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却对文化甚感兴趣，撰著有吴方言方面的文稿20万字。时三生已依约到馆采访馆务，拟为上海《图书馆杂志·悦读时空》做一篇采访稿也。

    晚宴于龙祥大酒店，以各项既定任务已毕，于是以白酒为饮。席间探讨共同关心的业务问题，气氛欢洽。宴后至袁学长室内闲谈一小时许。

    9月21日，周日，海宁—南京，晴而热。

    早餐后，前往路仲古镇游览。先是，阅《水仙阁》2008年第3期，刊有海宁作家张毅强先生《走读路仲》等文，以及封三一组四帧海宁摄影家王辉作品，油然而生访古之意。遂由海宁图书馆汪莉薇副馆长陪同，陆子康主编带车接上精瘦有神的张先生为我们导行。

    路仲镇距离硖石镇有十余里。三国时期称为“埭上”。时东吴名将陆逊（183—245）屯兵于此，带动了生活物资的消费，商贸活动因之活跃，聚集成市。因有渟溪河流过，别称为渟溪镇。相传唐朝末年此地闹起了饥荒，有路、仲、毛三人派粮赈济乡民，于是百姓尊三人为当方土地神，塑金身永享香火。遂改称此地为“路仲毛”，后简化为“路仲”，地名沿用至今。

    三王庙至“文化大革命”时被拆毁，近年又集资新建而成。张先生在《走读路仲》一文中的议论颇具见识：“作为地方上的一个小庙宇，它具有特殊的地域文化信息，它反映了当地人民的一种道德观念、精神追求和生存常态。古老的庙宇，其实蕴含着老百姓的一种崇拜、一种敬仰，香烛也好，果蔬亦罢，寄托了人民的思念，这一种思念似乎不能简单地用迷信两字加以断然封杀。”他认为：“路仲毛”的急公好义，犹如岳庙、关帝庙、孔庙，“都传承着一种普遍意义的文化，爱国爱家，忠义正道，这样的道德信念即便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并说：“路仲人的许多优秀品质，或多或少浸润着‘三王’的一些精神。”他写道：

    路仲的地理位置比较特别，她以南北走向的渟溪河为界，分为东、西两大板块。河东区块三面环水，且有多条小河浜穿插其间，沿市河及小河浜原来均筑有临水阁房。河西区域四面环水，中又有一条东西向小河将其拦腰截断，沿河筑有石驳岸和水阁房。60年代初期，全镇尚有十多座各色石桥横贯在各条河流上，河上小船悠悠，来往不绝，颇具水乡风貌。

    这样的文字，不能不让一个对中国乡土文化感到兴趣的外乡人，对路仲古镇起神往之心。

    正是稻熟棉开之季，一路景致，纯粹田家风光。车至镇头路仲大酒店旁停下，即发现乡间公路北侧有平板小石桥一座，走近观察，知为“盈家桥”，显然已久废不用。桥下有遗弃在河的两艘破木船，被茂盛的水草包围着，显出昔日水陆交通要道的凄凉。

    南行百米，有一自然村，一道新建白围墙十分惹人注目。张先生联系了当地名医朱菊初先生（1915—2002）之子朱君专程开门，参观其故居。朱先生擅长中医外科，以一把刀、一帖膏药打天下，因早年医好了两个重症患者而名声大振。从此杭、嘉、湖、宁、绍一带坐小划船前来寻医问诊者络绎不绝，屋旁卜家浜船满为患，其家为此特置十多副灶具以便患者家属之用。

    开得门来，大吃一惊，但见墙院内矗立着一座高门楼。门楣大书“朱宅”两字，门联为“水能性澹为吾友，竹解心灵是我师”。门内额书“五世其昌”四字。庭院之中花木扶疏，承继着朱老先生爱好花木的传统。但见木本如石榴、腊梅等，草本如兰花、凤仙之类，满目芳菲。如是桂子花开时节，必是满院浓香关不住，路人争把鼻来嗅了。

    宅旁有一个池塘，留得一影。三株高大古树，当推路仲第一了。所谓“故家乔木”，此之谓也。临别，向主人询问起“盈家桥”来历，朱君说，要不是当年他父亲在世时，以古来只听说有“修桥铺路的”，没听说“为求新房的好风水要拆掉老桥的”话相阻，这桥早就被新贵之家给拆掉了。

    我们一行在张先生引导下，由南朝北，从小巷子进入东西向的直大街，差不多就是中市的位置了。但见两行参差的街楼矗立着，蜿蜒着一条油光光的石板路面，好一条古色古香的老镇街！

    走上十余步，忽见北侧一家竹器店，从门口到客堂，一溜摆放着各种竹篮、竹筐、竹椅之类。一个老师傅坐在屋后部光亮处，正埋头做着手中活，这是典型的“前店后坊”式的传统小手工业作坊格局了。听到我们一行说话的声音，他任由我们在兼作店面的堂屋里指点评说，却并不抬头招呼，绝无“贵客临门，生意到家”的那番假意虚情。

    大概老师傅知道，又一群瞧热闹的外地观光客到了，这些把他的手工产品当“稀罕”看的游客，常常口惠而实不至，并不能成为他的消费人群——这是一种经验，更是一种高明的世故啊。看着他专注的神情，想到他那世事洞明的心理，我不禁肃然起敬，不禁为我们身处领域的肤浅和心灵躁动感到深深羞愧，我们多么需要锻炼这种“任尔东风西风，我自岿然不动”的坚定执着品质，我们多么需要回归这种“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专业主义精神呵。

    联想到我一位朋友的经历，他到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1903—2002）府上拜访时，适逢他的几位民俗学研究生进门，见其自动寻出一个个小板凳，围着老师和客人坐下，静听他们谈话的情景，便对郑生说：“这竹板凳很好，要是在南京有，就给你们每个入门弟子发一只，毕业时就在凳腿上刻上大名，留给后来的研究生坐，不也有趣么？”

    前行见街两旁店家甚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编了号的木排门和曲尺形的柜台。开业后将木排门一一卸下，靠墙横放码齐在柜台前，正好摞成一个长条凳，可供顾客歇脚闲谈。想来此亦数百年的传统。

    从一家卖农业生产材料的店面东侧进去，有三进清代古宅。张先生介绍说，这是路仲望族管氏的“惠长厅”，建于清道光年间，也是整个海宁境内保存得最完整的厅堂。因1949年后被没收为“公房”，先后做过卫生院和供销社仓库，这才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中幸免于难。

    走进院落，碎裂的方地砖上早就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泥。人在天井中，但见四面高墙围合，楼屋木构件雕刻精细。这里本该是一个“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去处，如今却因当地没有任何积极的保护管理措施而门户洞开，任人进出。我也因此得以踩着第二进木梯，小心翼翼地登上二楼，一边欣赏着东、西两侧供透气通风和瞭望用的砖窗，一边以朝北的一排木窗为背景留影纪念。

    偶见一棵不知名的野生树竟盘根于门楼砖缝之中，正肆意破坏着墙体结构。同行的汪馆长是懂得这些古建筑价值的。她说，这里面的砖雕木刻都是不可复制的文物，我真为如此任其破败感到可惜！她带我们走进第三进，去看门楼上的“澹泊明志”四字砖雕，果然精美。

    据说，路仲管氏有人文传统，人才辈出，有清一代举人和进士多达十余人。管氏文人中有一位管庭芬（1797—1880），因其编撰、校勘书籍多而为从事历史文献学的人所熟知。钱泰吉在《曝书杂记》中说他喜钞书，特别留心海宁掌故，“于目录之学，尤为专门”，曾经帮助硖石别下斋藏书主人蒋光煦（1813—1860）校订《别下斋丛书》等。他的家产因书事而尽，晚年竟至卖画度日。但经他手校的古书，都成为了善本。1860年太平天国农民军攻陷杭州，面对乱世兵火，他只得奉母避居僻乡。等到回到路仲，发现“故家典籍半毁于劫火”，于是有“天丧斯文”之叹，发愿取杜甫（712—770）“花近高楼伤客心”诗意编纂《花近楼丛书》，得七十余种。生平著述甚多，有《海昌经籍志》《渟溪旧闻》，及《渟溪老屋文存》和《渟溪老屋诗存》等。

    对于这渟溪老屋，他曾经在诗中描写道：“东倒西歪屋几间，虽居尘境亦深山。门临小市无车马，篱旁清溪绕曲湾。”“绣闼雕甍事莫论，且求容膝度晨昏。秋来丹桂香飘户，雨过黄昏水到门。”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过着“佣书未许主人闲”的书人生活。其《典衣买书歌》云：

    天涯有客芷湘子，青山不隐隐村市。

    贫居陋巷无所求，愿与史籍同生死。

    既耕还读甑屡虚，仰天狂笑心不舒。

    天生我材必有用，供我岂乏今古书？

    叩门喜接西吴客，一笑相逢皆秘册。

    绕床真奈阿堵无，欲舍仍留费筹画。

    “芷湘”是管庭芬的号。诗歌使人想见一个爱书人，面对书船贾人送上门来的好书，因囊中羞涩欲休还买的情景。虽然这渟溪老屋比不上惠长厅富丽堂皇，但如今只要说起路仲管氏来，首先让人想起的人物，却是管庭芬。这其中实有发人深思的历史辩证法在。

    接着看了建于晚清的“黄家厅”，厅前为石板铺地的天井，堂窗雕刻完好，系走马楼结构。此地原来做过当地医院，因此得以比较完整地保护。唯后楼漏雨严重，主人家出资做了整修。黄家大屋初建时为不影响公共弄堂的使用，把西山墙建成了一个大弧形，这是一大看点，千万不可错过。

    路仲现存最古老的房子是原属张家的“明厅”，线条简洁轩敞，完全是十分讲究的官家气派。现今却做了直大街上一家画店的大仓库，里边堆叠着许多画框。我们看过“明厅”以后，踩着凄迷的荒草寻访到了“钱家厅”。这里是当代植物学家钱崇澍先生（1883—1965）的故居，如今早就空锁着大门，从锁眼中望去，厅前杂草丛生。如此下去，真要被岁月的风雨彻底毁了。

    “钱厅”西侧岸边向北有一座石桥，即德义桥。桥下就是分隔镇区的渟溪河，这一带的河西老屋让我再次领略了“江南水乡吊脚楼”的样式。

    德义桥是一座始建于元代，在明代永乐十二年（1414）重建的老桥。站在桥上，抚摸着桥头数百年来无数人抚摸过的两对镇桥石狮，悠闲地与河东直大街的行人和河西水阁里的居民相望，真是一种十分难得的体验。“泛舟过渟溪，人家两岸齐。到门才咫尺，水涨板桥低。”陆嘉淑（1620—1689）的小诗大概就是在这种情景中吟咏出来的吧？

    去年早春的一次雨后，徐玲芬女士在“小镇义务导游”张智华先生陪同下游览了古镇。她随后在3月3日的《嘉兴日报》上发表了散文《杏花深巷里，春到路仲》，对这座古桥用墨尤多：

    走上德义桥的时候，老张告诉我们，这是一座建于元代的古老石桥，有“如意石柱”为证，还有桥墩下那架桥拓木，是明永乐重建时，把一块有拓木孔的条石放错了位置而留下的美丽遗憾。老张说，这些都是古建筑专家阮仪三先生上次来路仲时专门考证过的，可见这桥的年代之久远。

    有意思的是，我听另外一位刚巧从桥上走过的姓吕的老人讲，这桥称作“大枫桥”，是师傅造的，后来他的徒弟在镇西造了一座他们称为“小枫”的德风桥，师傅看了徒弟造的桥说：“好，这桥不会塌了，你已经出息了！”从此便有大枫桥、小枫桥之称。实际上，后面的这座桥，建于清代，与前者完全是两个朝代之物。也许，我们的生活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美好传说才变得更有意思吧，但“西接彩虹，云蒸霞蔚；东连德义，璧合珠联”的桥联，让你无法将这两座小桥分割开来，它们完全可以讲是贯穿小镇的纽带。桥下的水一头连运河，一头通大海，也把小镇路仲的过去与未来连缀起来。

    过了德义桥就是镇西街。看了当地摄影家自设于溪边一屋的“路仲摄影展”上的精美图片，方知上午行经之处，只不过是镇子的一小部分。

    原来这里还是与李清照（1084—1155）并称“北李南朱”的宋代女词人朱淑真（约1131—约1180）的故里。朱小姐原生于一个官宦之家，幼时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工于诗词，为海宁才女之一。相传父母为其作主，把她嫁给一个市井间的文法小吏。因志趣不合，她的家庭生活很不如意，于是寄怀于诗词。其《写怀二首》中有“孤窗镇日无聊赖，编辑诗词改抹看”等自况之句，但终于抑郁而终。她的愁苦，却酿就了“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宁可抱春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等名句，从而构建了自己独有的文学世界。这其中想来也有发人深省的人生辩证法。其作品为人搜集辑为《断肠集》十卷，另有《断肠词》一卷，故她有“断肠词人”之称。

    走到位于渟溪边桑园里的张智华先生家小憩。其家狭长庭院中亦多植花木，据他说，这里是外乡人士来到路仲游览的“民间接待站”。我在签名簿上果然见到了嘉兴秀州书局主人范笑我的签名。

    我遵嘱题词并率众弟子签名，主人取出一册《古镇路仲：虞自强写生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4月版）相赠。我相信，这是他们主动宣传路仲、义务广结人缘的一种方式。这种自觉保持乡土的“志愿者行动”，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但其间所折射出来的，却是守土有责的行政当局的不作为。智华先生在序文中说：

    到了宋代，有余杭超山张姓、临安钱姓（吴越王钱镠后代）、安徽朱姓（朱熹后代），以及明代成化年间余姚管姓等族迁入。形成了四大家族，逐渐繁衍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大镇。从明清开始，大量建筑群出现，有钱家大院、管家大厅、朱祥和大宅院、张家大厅，及一批具有规模的花园及书楼。状元桥东有钱家节孝牌坊，状元桥西有张家孝友牌坊。钱家花园、楠木厅、清风室、澹园、蠡园、息心窝，以及三王庙、东岳庙、秋水庵以及五圣庙等，分布在镇的四周，及渟溪河两岸……

    在这河流纵横、绿树成阴、宅院成群的水乡，孕育了大批文化名人，从宋代著名女词人朱淑真到明代礼部侍郎吴太冲、刑部侍郎陆子孟和清代湖北学使管式龙、成都知府钱保塘、著名编志学者管庭芬、学者陆家淑等等，到现代中国著名植物学家钱崇澍、医学家钱崇润、动物学家钱燕文、装帧篆刻书画家钱君匋、中国第一代水彩画家张眉孙、收藏家钱镜塘、外交家朱黎青、新闻学者朱汝谐等等一大批人，都是路仲人的骄傲。

    张先生的如数家珍，体现着浓厚的爱乡情愫。诚如其言，地灵是因为人杰，一地一族一家追求和谐小康的意义，端在于为时代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造就杰出的人才！或如徐玲芬在《杏花深巷里，春到路仲》中所说：“没有古石桥的江南小镇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名人的小镇是没有生命力的。”

    应我们的要求，张毅强先生带我们看了他们兄弟集资共建的新宅之后，便引我们走过石板路面的三角街，前去看那座连接镇街和乡村的老桥德风桥。其面南一侧的桥联是：“何须司马方题柱，但遇留侯便授书。”各用了一则历史典故。难怪人们要把这座建于清道光二年（1822）的古桥与德义桥联系起来，除了桥名中都有一个“德”字外，桥上也都有两对镇桥石狮！

    看过德风桥后，我们的路仲半日之旅也差不多结束了。

    虽然目前路仲已被划为“海宁市级历史文化遗产街区”，但由于保护措施和保护目标过于笼统，这里实际上仍处在过去那种自为放任的状态。二三十年来，一方面是镇上原住民越来越多地走出路仲，落户硖石、杭州等中心城镇发展自己的家业，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四川等地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地租住于此。新居民历史文化背景和乡土人文感情的不同，增加了古镇老宅的使用性破坏几率。据说镇上有好几处老厅大屋因为民工杂处，已经无法前往参观。而本地百姓因受见识的局限，也不免对此古镇的历史文化价值无知少识。这些客观存在的隐患，是最让人感到忧虑的。

    我献议说，当地政府该为路仲组织一次由文人、学者、画家、摄影家、媒体记者组成的“笔会”。只有通过多方位、多层面、多角度的发掘，将这一古镇的历史人文美、风俗民情美、建筑内涵美和自然风光美等一一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才会有更多的海内外人士，走进路仲来寻美。真诚希望爱乡爱土爱古镇的张毅强、张智华等人士，将热切呼吁和主动保护的工作，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因为保护自己的家园，是一项有开端而无终点的重大历史工程。

    需要特别记上一笔的是，小镇各处依稀残留着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痕迹，这是只有原生态古镇才会侥幸存留的，在我们江苏已经很难见到了。据郑生的记忆，其中一处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另几处写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一心为革命。”“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在路仲大酒店用完颇具乡土特色的中饭后，即回海宁市里探望八旬老人陈伯良先生，他是本地最有学问的人之一。我们在路上选买了一盆花，陆、汪两位则选买了两种水果。1925年11月出生于盐官镇一个书香之家的陈先生身材瘦而短小，但依然精神矍烁。早在1955年，正当而立之年的他因所谓“历史反革命”问题被“劳动改造”，受到二十多年的不公平待遇。回乡后从事海宁地方文史研究，所著《穆旦传》《海宁文史备考》等书，十分严谨。素有“海宁文史的资料库、活字典”之誉。

    至陈先生家中，发现虞坤林先生已在。虞先生长期从事日记研究，利用工休、节假日时间前往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查阅抄录日记原稿，所见甚丰，精神可嘉，其治学精神更令人敬佩，此亦可见海宁地方文脉尚存。

    陈先生见我们一行到访十分高兴。他说如今年老手颤，图章刻不成了，但毛笔还能拿得起。记得多年前，他曾用青田石为我刻了一枚“雁斋藏书”的肖像章寄我以定“忘年交”，后又曾应我所托，为上海《图书馆杂志》的专栏“悦读时空”题写刊头。说话间，老先生自书房取出珍藏的名家签名本《田间诗选》等，还有《京报副刊》给我们看，又以数帧墨宝相赠。临别时，他坚持送我们到楼下，却之不获允，只好扶着他老人家下楼，却因此得以在楼下树丛前合影留念。

    随后，陆、汪两位将我们送至海宁火车站道别，直到检票声起方才别去，其殷切情意令人感动。

    当晚8时30分，正在返回南京的火车座席上，忽接陆先生发来七绝《偕徐雁教授诸友人游路仲》云：“千年小镇水悠悠，破壁颓垣翰墨留。德义桥边访古迹，低吟月上柳梢头。”那千古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是朱淑真的名句，用在这里适可表达吟主对于这位愁苦词人的怀念和同情。

    可见年已六旬的陆先生，是一位觅古怀旧、寄情山水的文士。闻其曾创作章回体历史小说《刘伯温出山》，著有《形近字举要》。此行承其相赠《汉字形近偏旁辨析》（三秦出版社1994年4月版），此书为学子误读、误写汉字而著，虽仅十万余言，却是教学致用之书，有助于国文基本功训练可知。

    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集》

    “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这是现代佛学大师马一浮（号湛翁，1883—1967）为丰子恺（1898—1975）1954年9月乔迁上海陕西南路新居所撰并篆书的对联。横批是丰氏自书的“日月楼”三字。所谓“日月楼”，乃丰先生以所居二楼阳台有天窗，可兼采日月之光华而命名。丰先生晚年即以此为笔墨歌哭之乡，直至终老。

    作为有雅号的居停，日月楼应是丰先生尘缘的最后一站。回溯上去，尚有他1943年在重庆沙坪坝正街以西庙湾自造的简陋平房“沙坪小屋”，有1941年在遵义南坛租借的“星汉楼”，有1933年在故乡桐乡石门湾自造的“缘缘堂”。比较起来，缘缘堂最为丰先生牵记：

    现在漂泊四方，已经两年。有时住旅馆，有时住船，有时住村舍、茅屋、祠堂、牛棚。但凡我身所在的地方，只要一闭眼晴，就看见无处不是缘缘堂。

    你是我的安息之所，你是我的归宿之处。我正想在你的怀里度我的晚年，我准备在你的正寝里寿终。谁知你的年龄还不满六岁，忽被暴敌所摧残，使我流离失所，从此不得与你再见！

    1937年11月21日中午，正是丰子恺正式告别家乡而辞缘缘堂的日子。从此他便颠沛失所，舟车劳顿，备历苦辛。譬如说，星汉楼就是次年初春，他在遵义由罗庄移居到较为宽敞幽静的南坛以后，一日临窗独酌，面对青山，俯临小溪，仰观月明星稀的夜景，忽悟苏东坡（1037—1101）“时见疏星渡河汉”词意而命名的。再如重庆的“沙坪小屋”，实际上极为简陋，墙壁以竹片编成，涂以垩土。小屋周际隙地，圈以篱笆。园内遍植花草芭蕉，复饲白鹅灰鸽。这样布置下来，居然也别有情趣。然而，这一切对于丰氏而言，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对旧日故乡缘缘堂生活的追忆罢了。这就是丰子恺同缘缘堂的生死恋。因为当年日寇炮火所毁了的缘缘堂，不仅是丰氏以多年辛勤劳作所得建设起来的衣食之所，更是他半生理想所寄的精神家园！

    众所周知，缘缘堂尽管赋形于1933年春，但丰氏开始使用这个堂号，却早在他二十八岁时。1926年8月，弘一法师（李叔同，1880—1942）云游抵沪，下榻江湾水义里丰氏所租的寓邸。有一日，丰氏在小方纸上写下了许多私心窃喜的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他随后试抓了两次阄，居然拿起来的都是“缘”字，于是弘一法师便随缘书写了“缘缘堂”三字，丰氏乃装裱后钉壁以供。“这是你的灵的存在的开始，后来我迁居嘉兴，又迁居上海，你都跟着我走，犹似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丰子恺先生后来这样诉说。

    因此，落成以后的缘缘堂，在丰先生看来，简直就是他的天堂：“你是灵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我同你相处虽然只有五年，这五年的生活，真足够使我回想。”你看他状摹的缘缘堂“四时清赏图”是多么美妙呵——

    春天，两株重瓣桃戴了满头的花，在你的门前站岗。门内朱栏映着粉墙，薔薇衬着绿叶。院中的秋千亭亭地站着，檐下的铁马丁东地唱着。堂前有呢喃的燕语，窗中传出弄剪刀的声音。这一片和平幸福的光景，使我永远不忘。

    夏天，红了的樱桃与绿了的芭蕉在堂前作成强烈的对比，向人暗示“无常”的至理。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的人物映成青色，添上了一层画意。垂帘外时见参差的人影，秋千架上常有欢乐的笑语。门前刚才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挑来一担“桐乡醉李”。堂前喊一声“开西瓜了！”霎时间楼上楼下走出来许多兄弟姐妹。傍晚来一个客人，芭蕉阴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这一种欢喜畅快的生活，使我永远不忘。

    秋天，芭蕉的长大的叶子高出墙外，又在堂前盖造一个重叠的绿幕。葡萄棚下的梯子上不断地有孩子们爬上爬下。窗前的几上不断地供着一盆本产的葡萄。夜间明月照着高楼，楼下的水门汀好像一片湖光。四壁的秋虫齐声合奏，在枕上听来浑似管弦乐合奏。这一种安闲舒适的情况，使我永远不忘。

    冬天，南向的高楼中一天到晚晒着太阳。温暖的炭炉里不断地煎着茶汤。我们全家一桌人坐在太阳里吃冬舂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堆着许多晒干的芋头，屋角里摆着两三坛新米酒，菜厨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孩子们陪我写作到夜深，常在火炉里煨些年糕，洋灶上煮些鸡蛋来充冬夜的饥肠。这一种温暖安逸的趣味，使我永远不忘。

    就在石门湾缘缘堂这“和平幸福”“欢喜畅快”“安闲舒适”和“温暖安逸”的四时生活图景中，丰先生“读书并不抛废，笔墨也相当地忙”（《辞缘缘堂》），这实际上正是其文艺创作的丰收期。然则早在1926年，缘缘堂立名甫始，其主人就把自己创作的散文数十年一贯制地以“缘缘堂”命名了。

    不说别的，单道被结集了的随笔作品，就先后有《缘缘堂随笔》（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初版）、《缘缘堂再笔》（同上，1937年初版）、《新缘缘堂随笔》（稿本，1962年）、《缘缘堂续笔》（稿本，1972年以后）和合选本《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此外还有《缘缘堂集外遗文》（香港问学社1979年初版）等。更不必说他当年所写的《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和《辞缘缘堂》等辞意激愤的名篇了（均见《丰子恺文集·文学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尤可感泣的是，丰先生76岁高龄的时候，竟然在黑云摧城的恶劣氛围中，利用家居的机会，每日清晨“劳者自歌”地进行写作所完成的作品集，竟然还是以“缘缘堂”命名的！而此前三年，丰先生重绘平生珍爱的百余幅漫画，结集为《敝帚自珍》时，自序云：“旧作都已散失，因追忆画题，重新绘制，得百余帧，名之曰‘敝帚自珍’，交爱我者藏之。此生画缘尽于此矣。”似已将生平绘事做一交待。岂料三年后，他又竣事《缘缘堂续笔》，岂非“画缘”而后，又预为生平“文缘”做一终结耶？缘缘堂——“你是我的安息之所。你是我的归宿之处。”“我正想在你的怀里度我的晚年，我准备在你的正寝里寿终。”引述先生中年时期的文字至此，我不禁为子恺老人的生平遭际一掬同情之泪！

    早在1930年11月13日，先生在浙江嘉兴为《中学生》杂志撰稿谈读书经验时，就曾总结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我的一生都是偶然的，偶然入师范学校，偶然欢喜绘画音乐，偶然读书，偶然译著，此后正不知还要逢到何种偶然的机缘呢。

    （《出了中学校以后》）

    我由此联想到曾经读到的先生幼女丰一吟女士在1988年7月5日广州《现代人报》上发表的《丰子恺潇洒的一生》一文，该文追忆了丰氏“创造中国风格的漫画，为中国唤醒国魂，文革中又表现出非凡的风骨”的生平终始。如此说来于青史可谓“潇洒”矣，然则当先生于1975年9月15日，在上海日月楼中伴着尘间恶梦撒手人寰的时候，观照先生当年对“偶然机缘”的热切期望，观照先生早年为室名“抓阄得缘”的喜悦，观照先生抗战初期艰难的身家漂泊，观照先生晚年所遭受的折磨，那么星河界、日月楼，于先生个体的生命史而言，又岂有分毫“潇洒”之处？丰先生热忱追求的所谓“缘缘堂”的祥气善缘，到底在尘世间的何地？

    “劳者休息的时候要唱几声歌。……他原是自歌，不是唱给别人听的。但有人要听，也就让他们听吧。听者说好也不管，说不好也不管。‘聋人也唱胡笳曲，好恶高低自不闻。’劳者自歌就同聋人唱曲一样。”

    也许早在20世纪30年代，先生就参透了这“偶然”的机缘，因此对于来日所至的无论“何种偶然”，早就已经心如止水而能随遇而安了吧？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这才是丰子恺生命长河里与三光争辉的“潇洒”，于三界涅槃的“善缘”。我想，也惟其如此，“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才具有了它那不竭的时空真谛。

    （1991年春于南京大学桃园南楼雁斋）

    戊子冬日杭州归去来记

    2008年11月21日，周五，南京—杭州。

    上午在江淮雁斋备课。午间打车前往南京火车站，乘D471次列车前往杭州，票价156元。

    傍晚至曙光路124号之天伦大酒店，入住210室。时袁逸学长已携其爱女在点菜，相叙甚欢，遂尽黄酒一瓶。袁兄到室略谈“观澜文丛”中他所集的《书色斑斓》一书的选文篇目，并相赠其审校修改之《嘉业堂志》（应长兴、李性忠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10月版），检得其中所记嘉业堂藏书流传始末：

    1916年6月，从钱长美购入太仓缪蘅甫东仓书库藏书23种，价550元。

    钱长美是一名书商，携古籍登嘉业堂之门推销，从民国初年一直坚持到1935年左右，是嘉业堂藏书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仁和朱学勤“结一庐”藏书大都经由钱长美之手归嘉业堂插架。“结一庐”的版片《金石录》等四种，亦是钱长美卖给刘承幹的。

    嘉业堂藏书来源有三个途径：一为购买，二为抄录，个别藏书来自向刘承幹借款而到期无力赎回的抵押品。购买有三种方式：从友人处购买或由友人代购、到书店现购及购买书商上门推销之书……携书登嘉业堂之门的书商大多来自上海、北平、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地。有段镜轩（北平镜古堂书铺）、朱甸卿（亦作朱甸清，金陵萃文书局）、钱长美（后来在南京经营合作书店）、王仁权（后来在南京经营保古堂）、刘少卿（后来在南京经营聚雅书店）、柳蓉春柳企云父子（先是在苏州，1917年后又在上海开设博古斋）、杨云溪杨寿祺祖孙（苏州来青阁书庄，1913年在上海建立分号）、邱绍周（扬州富文堂）、郑长发（杭州古欢堂）、李宝泉（杭州述古堂）、李紫东（上海忠厚书庄）、陈立炎（上海六艺书局及古书流通处）、罗振常（上海蟫隐庐），以及卞瑞芝、杨馥堂、汤治平、李培华、汤怀之、魏照明、管振之、冯选青、夏炳泉、唐升、徐松甫、陈新斋、金守梅、严志斋、倪子卿等。这些书商为嘉业堂增添了大量善本……

    整理定明日教学资料后睡下。睡前翻阅1931年出生、曾任岳麓书社副社长之刘皓宇的日记《鉴往知来：一个右派分子在乡下的忏悔日记》，甚有当代野史之趣味。

    11月22日，周六，杭州，阴，晚间有雨。

    上午8时30分，前往浙江图书馆，为南大在此联办之“图书馆学研究生班”授课。至则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馆员阮桢、临海市图书馆副馆长彭春林等已在焉。先播放《南京图书馆百年记忆，1907—2007》影像资料，然后开讲《阅读文化学》课程，由“藏以为用”说起。

    课毕至浙江图书馆所办双休日旧书集市外侧两摊，以每册三五元得《孙中山与浙江》《人文和孚》和《长街灯语》三书。《长街灯语》（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版）为秦牧（1919—1992）杂文散文集，其中《中国的“书龙”》一篇记述三十年前我国城市奇景——春夏之间，特别是劳动节前后，新华书店门口，普遍出现排队买书的队伍，形成了一条条蜿蜒街头的“书龙”——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阅读史的珍贵史料。又得一份故纸——1962年3月“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所打印之《杭州山村民居说明》，题下有“仅供会议讨论，会后收回”字样，凡19页，尾页已经散佚。其中涉及的民居资料如今其建筑实体已多不存，则其珍贵可知矣。

    午饭于天伦大酒店，2时许继续到馆教课。傍晚散课后，继续闲逛旧书摊，唯临近天黑，书摊皆在开放式之廊下，不甚分明也。遂沿老曙光路，步行至白沙泉路闲看风景。

    11月23日，周日，杭州，晚间雨。

    今日讲课至3时毕，至浙江图书馆内所办之收藏品展览部略看半小时，旋至旧书摊前流连淘书，费百余元，所得甚多。

    在浙江教育报刊社工作的文友周维强兄来，小雨中同至杭州树人学院图书馆馆员蔡静所选之公元大厦底楼“外婆家”连锁店用餐。

    餐毕乘林英帮订之K552次20点42分回返南京，票价123元。至凌晨2时许抵达南京火车站，遂打车回到江淮雁斋。

    12月8日，周一，南京—杭州，转暖。

    上午在江淮雁斋，备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所约之课。

    半月多来，东莞书友徐玉福君所创编之导读杂志，经我指点提升为“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刊”《悦读时代》，先于元旦前后编印“试刊号”，2009年改为双月刊。遂议定曾祥芹、王余光等先生为学术顾问；徐雁、李东来、徐玉福为主编；童翠萍、李娟、余珍为助理。

    午间前往南京火车站，仍坐D471次前往杭州。出站下地道口前见一老妪正为随身所携三件行李发愁，遂腾手相帮。乃知其年逾七旬，方同车自上海返回，家住文一路。见其行李沉重，于是决意打车相送后再赴浙江图书馆招待所。

    至招待所，原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王效良先生正与原深圳南山区图书馆馆长程亚男女士在候，遂至馆旁曙光路白沙泉17号之“宋府”饭店用餐，饮黄酒微醺。饭毕与程馆长沿白沙泉路至北山路一带散步一小时许。

    12月9日，周二，杭州，天气转暖。

    上午讲课间，海宁汪莉薇副馆长受陆子康主编所托，送来30本新印《水仙阁》杂志（1999年第1期）。是期刊有余海宁讲座摘要，以及长篇纪行文字《戊子夏日海昌行记》。略为讲解并散发学员浏览，课后仅收回三分之一。

    用餐于宋府饭店，饭毕以天气晴暖，尽啤酒一瓶后，散步于曙光路周边闲看市景。

    下午重点讲授阅读心理学，至4时30分毕。

    晚餐间闲暇用手机录得吴道富诗：“宝石山下白沙泉，浓荫深处好酒家。家乡风味弥珍贵，口干盘菜鲜鱼虾。高朋论谈似珠玑，笑声胜过啤酒花。今夜难得乐逍遥，明日耕作劲更佳。”

    晚6时30分应浙江工商大学梁春芳老师邀往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旁门耳茶坊（曙光路160号）喝茶，时吕生竹君已伫立门口等候多时。托其转蔡静再转该校梁树德书记《尔雅》一套，并书信一通，旨在打探其在太仓东郊老家之梁氏家史。

    12月10日，周三，杭州—苏州，有暖洋洋之感。

    上午在招待所以干粮为早餐。时窗外一缕阳光透林入室，令我忽悟“淘书不如读书”之道。于是泡茶一杯，移动沙发于向阳之处，开卷细阅《阅读致富》一书，至下午1时许。

    随后打车前往杭州长途汽车北站，购得下午2时许至苏州票，于下午5时许抵达苏州。再打车至金门路宜家开元酒店，于大厅见民革苏州市委章主委、民革省委黄处长等。章主委以精装两册之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文集》（黄山书社2008年版）相赠。

    己丑春雨中的新碶之旅

    以筹备将在宁波市北仑区举办的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习称“中国阅读学研究会”，英文简称“CCRA”）第十届年会（5月24日—5月27日）之故，近日与联合主办方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袁逸学长商定，一起于2月27日赴北仑区新碶街道办事处略事考察并商定有关会务事项。

    本届年会以“科学发展与全民阅读”为主题，同时进行学会第四次领导集体换届工作。旨在进一步研讨如何在网络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中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实现图书、报纸、期刊杂志和网络联合互动合作，造就以大、中、小学校园和图书馆为主阵地，书、报、刊、网读者为主载体的“书香家庭”“书香校园”“书香馆舍”和“书香社区”的国民阅读新局面，会议计划得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办事处的热烈响应，并获得北仑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2009年2月25日，周三，南京，寒，中到大雨。

    今天为本系2006级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日。

    上午答辩之论文为本门研究生阎燕子之《“良师须具补天之手”——中国古籍修复：人才与队伍》、吴静之《八年来“图林博客”现象研究》、浦清莲之《〈博览群书〉研究》和林英之《“求知性读书”：图书馆二十年》，余须为四生做一研学情况简介。下午则是陈、叶、郑三位老师所指导的七位硕士生之论文答辩，以余为主席，至下午6时许结束。

    晚例由答辩同学集资设两桌“谢师宴”，师生同堂欢叙，由姜成松硕士张罗，择址于校侧四条巷口之荷湘汇餐厅。席间赠姜生《雁斋书事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毛边本《李小缘纪念文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07年印行）两书，赠阎、吴、林、浦四生各一枚姓名图章，以贺学成卒业。

    图章为杨治华先生所镌。杨先生系余在南京图书馆所开讲座“江苏历史文化名镇的人文底蕴和资源保护”之听友。其去年6月16日来第一函云：

    承您在我前所购大作《故纸犹香》上签名钤印纪念，甚谢！讲座后见先生《秋禾话书》上三印及先生签名后钤“秋禾”一印，我年轻时喜欢篆刻，且对藏书印尤感兴趣，加之先生谦谦之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故就先生所用印类敢与先生放言。纂刻印风，大致分“工”“放”二类，现时读书虽不像古代那么讲究焚香沐手之类，但风雅之事，亦要敛神、静心，所以书上用印宜工致、端庄，以风雅为上，近代藏书印多由风雅一派的大家（如陈巨来、王福庵等）所镌，而非别派诸人的大刀阔斧形制，大抵也是这个道理。另中国印泥虽好，不像公章所用印油那样会“跑油”，但究竟是油质……故藏书用印宜小，印文线条宜细，白多红少、清晰易认为好。

    随函以所治“秋禾”“雁斋藏书”两印为赠。读其函而感其诚，即命郑生闯辉以拙著《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精装本造府致谢。即奉其8月7日复函云：“读得先生《雁斋有书钤印迟》文，方知先生用印十分专业。”“遵嘱，两门生之印已制好……先生指导研究生而为其求印，前已有三四届，用心良苦。此两生大概是五六届吧，能为南大献点‘薄技’亦是一快，惟望诸生皆成‘读书种子’，故边款上多加八字：‘书情深意，朱印灿然。’为两君夫子庙购石时，恰见一传统凤钮小冻石，便中为女公子镌一小印，尽量刻得端庄典雅些，愿令爱喜欢用。”

    奉印大喜，于是再续此缘，约请杨先生至校旁新杂志咖啡店便餐，席间托其为余光长子牧野治印，又为余镌拟用之“斯文”印，以及本门六弟子印（上述四子外，还有2007级硕士生王冰、刘艳梅两名女弟子），杨先生11月20日来函云：“因有执意要余收费之言，余不敢怠慢，考虑到印主全为女生，自然讲究点品位和美，故选了点瑞兽钮的章料（价格较“光头”印材稍高）和包装。民俗推崇瑞兽有镇宅、避邪、祈福和保平安之功力，算是附上一份祝福吧。刻润我将比照南京市井小摊价格下限收取，故四方兽钮印工、料合并每方60元。惟不知四位中，有否家境困难者，若有，减半或全免皆可。”又云：“一涉及钱款，‘印章’便成‘商品’，我不敢拍胸脯自诩‘物有所值’，但必遵循商品‘品质三包’之规则，诸生中若有觉印章不适意者，可退章或重刻。收钱也自有它的好处，诸生付过钱的东西多少爱惜点，否则弃之若（敝）屣，吾之手艺似一文不值……另望诸生万勿使用劣值印泥，盖不出印章效果且‘跑油’污损书页。福建的‘八宝’印泥、浙江的‘西泠’和苏州‘姜序堂’等印泥较好。”此为诸印之来历。而于杨先生所赠之诸印章中，以其冬至日所赠“肖形印”最有创意，为仿照汉代瓦当图案而成，圆形中阳刻一雁，作凌空展翅状，颈部左右分布隶书“徐”“雁”两字。附函谓是印寓有“鸿雁传书”“飞鸿延年”之吉庆意义。

    当晚酒酣宴毕，已逾9时。与众生一同出门时，但见风雨交加，且有小冰雹夹杂而下者，即打车返回江淮雁斋，收拾妥当明早出行之应用物件。如《今日阅读》《悦读时代》各两三册，又《尔雅》一套七册等。

    2月26日，南京—杭州，周四，寒，杭州中雨。

    今晨6时许起，为赶中央门8时所发赴杭州北站之汽车也。一路顺利，至苏南段雨势渐大，12时至站，即冒大雨上一出租车，于风雨中抵达文一路、教工路口之宾馆，袁兄已等候于此，命下榻15楼1号室小单间，遂共进午餐并茶叙。

    下午近2时下至四楼，为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所办第二期“读者服务工作”培训班学员讲授“公共图书馆如何拓展‘全民阅读’工作”，至5时许毕。即赴学员班聚餐。

    2月27日，周四，杭州—宁波北仑，雨。

    早餐后，继续讲授“公共图书馆怎样引领‘全民阅读’风气”，至11时许结束。午餐后，即随袁兄驱车前往宁波。车行许久，雾气中瞥见一座绿岛隐约浮动，看路牌方知为绍兴名景“柯岩”也。

    下午3时许，顺利抵达颇繁华热闹的北仑街区。把等候在路口的原新碶街道文化站站长贺惠忠先生接上车，即引车至北仑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大厦斜对面的好丽登商务酒店。

    北仑保税区大厦我于2005年7月4日曾一至，乃应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程峰君所邀，为其员工讲演“终身阅读与人素质的全面提高”一题。记得当日上午到宁波市里宾馆下榻，下午即赴北仑保税区大楼报告厅开讲，从“阅读与人生”角度，通过传播“终身阅读”与“成功人生”两个理念，论证“终身阅读”与不断提升人的全面素质之间的关系。

    在报告起首，余以“阅读具有使我们从现在的样子，变成将来可能变成的样子的力量”（美国学者贝克·哈克斯语）和“闪光的人生始终伴随着阅读，高明的阅读不断改变着人生”（中国汉文阅读学专家曾祥芹语）作为导语。然后讨论了“阅读汲取智慧，智慧指导行为”“信息时代，知识为先；知识天地，阅读为先”“万物皆书卷，天地阅览室”“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阅读在于求知明理，益智导行”“智者举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等一系列重要的阅读学命题，并以《围城》中求学失败的方鸿渐为例，讲解了“本能的人与文化的人”“人—从—众”，以及“人生最初的财富到‘第一桶金’”的人生道理，提出了“博览深思使人进步，完美细节催化成功”的新观念，最后推荐了郑丰喜《汪洋中的一条船》、范小青《女同志》，美国作家斯腾伯格的名著《成功智力》《决定成败的49个细节》等书，并以“到书海看潮”为期许，而以“知识学识见识，以识养识；智商情商健商，在商言商”二十字赠言结束。入住酒店客房后，即发一短信致程君尝试恢复联络，得知其已调至管委会办公室工作，想来前程正不错也。拟通知东莞方面邮赠其《悦读时代》杂志。

    按：新碶街道是北仑区首善之镇。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远古为“海壖之地”。二十多年前的考古发现，证明横山、大岭下、沙溪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上古先民就在此依山而居，傍海而作。到春秋战国、两汉魏晋时代，北方移民逐渐迁入，留下了长墩冈、山前、长山、黄蛇山等古代墓葬群。随着佛教传入，东汉时，灵峰已有“佛国道场”之称，说明这里的人烟日趋稠密了。

    北仑一带的自然村落和集市，往往是在建造碶闸之后逐步形成的，因为建碶后，才能拦咸水，蓄淡水，从事农耕生产，并开辟交通水利，所以留下了大碶、新碶、石湫碶之类的地名。

    唐代社会文化发达，对海外交往十分密切，古阿育王寺（塔院）、瑞岩禅寺都有相关的记载。据说，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从这里开端的。北宋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在鄞县任上曾兴修过这里的水利设施，“浮石湫之壑以望海”，并率众筑海塘，兴修水利，惠及黎民，此后“宋塘明碶”遍及沿海各地。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等民族英雄都曾于此留下过保国安民的抗争事迹，并留有烽火台、兵营、炮台、碉堡等海防遗址。此外，域内还保存下来不少古石桥、宗祠、传统民居以及门楼等民间建筑，成为发展古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而孙中山先生则在《建国方略》中，提到这里“天然深水良港”的优势，而勾画过“东方大港”的建设愿景。如今的北仑区，面积585平方千米，人口超过33万。

    承贺先生告，区档案馆所办北仑区“历史文化展”和“名人展”即将结束，遂商定抓紧前往一看。至则先看“名人展”。

    此前久闻大名而不知为本地人氏者，有祖籍“大碶头”横河的美籍华裔作家於梨华女士。她的同乡在一篇文章中说，此地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征：“与海域相连的岩泰水系河道密布，横河就是岩泰水系的一脉支流，长2公里，宽约15米。以前这地方人口不多，河里也鲜有燃烧柴油的机动船，因此河水总是清凌凌的，微风拂过，泛起一阵阵涟漪，给人以安详、宁静的感受。”1964年夏天，作者从上海回家乡务农时，“得知她家的祖屋在与我家仅隔开十几米宽的横河。她家在河岸南边，我家在河岸北边，站在横河岸边，於家人聚居的屋子尽收眼底。她家的旧宅就在公德小学旁边，和许多‘出门人家’的屋子一样，因好长时间无人居住，门楣和墙面显得有些破落，后来就变卖给了村里的农户”。

    到了1975年，作者竟在《参考消息》上意外读到了一篇原载于海外华人报纸的文章，说她不久前首次回国观光，回到了家乡，探望了曾经养育过她的姨妈，漫步在梦中游玩过无数次的横河边，并在小时候买吃食的横河街上流连……最大的体会是时隔二十多年，“这小街几乎没发生什么变化，让人触景生情”。

    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梦回青河》，就是追忆故乡生活，以横河为背景创作的。还有一位名人就是著名画家陈逸飞（1946—2005），他们陈家的故居就在新碶街道所辖的星阳村。此外就是连环画家贺友直先生（1922—2016）了，也就是题写《新碶文艺》刊名的那一位。

    我在路上向贺先生请教得知，所谓“碶”者，即是水利设施中的“闸”。展览中更见到了实地图片，有了感性的认识。后来翻阅到获赠的某期《新碶文艺》杂志，见其中有石志藏先生所写的散文《浙东两题·浙东的碶》：

    何谓“碶”？“碶”，音“气”，乃水闸也。《农政全书·水利》注：“四面为斗门碶闸。”《汉语规范字典》诠释为：“碶，从石，碶声，形声。”同为东南沿海的福建省，此类海边建筑，只用“闸”，而未见用“碶”。由此可见，“碶”字的应用范围，极狭，自以为仅局限于浙江东部沿海一带……

    “碶”是古代浙东沿海百姓为拒咸水，泄洪流发明的水利设施，大凡沿海有田耕农牧的地方，多筑有“碶”。“碶”一般分为“内碶”和“外碶”两类，“内碶”一般起到二级防洪作用，“外碶”则往往建在海塘，平时一般不开启，待洪水或内河水过量时，则利用潮位的涨落，开闸泄洪。

    据石先生文章介绍，镇海自五代置县建城至于民国年间，境内历代建“碶”多达百余座，“可见古代劳动人民为拒潮泄洪而筑‘碶’的不朽业绩”。至此我才明白“碶”的来历，不由得生出一种敬意。

    主人设宴于好丽登商务酒店，招待以鲜牡蛎等多种海鲜，尽三瓶地产名牌“阿拉老酒”（方言意为“我的老黄酒啊”），交谈甚欢。饭后回房间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菲律宾电视剧《诺言》至甚晚。于南窗遥望，知雨帘深处，当为海滨，导航灯塔所在的“北仑山”或即在彼耳。下回到此，当与诸友生一探究竟。

    灯火明灭之中，忽然想起主人席间的笑谈。北仑一带虽然海水浑黄，缺少蔚蓝深邃的魅力，但这里的海产品却是既鲜美又肥腴，为其他各地所不及。想来这点与宁波人深入骨髓的不讲虚面、务求实惠的地域精神是异曲同工的。可惜为了防止年会期间外地代表因食用海鲜而引起的肠胃不适，影响身体健康和开会情绪，承办方提出欢迎宴会上将不安排最有滋味的“生冷海鲜品”上桌……考虑到代表中既有年老体虚者，又有相当多不惯食用海鲜的内陆省份代表，我只能忍憾应允。

    2月28日，周五，宁波北仑—南京，雨。

    早餐后，即与袁兄等驱车离开北仑，半小时车程后到达宁波，即至火车站，适逢大雨如瀑。

    午后回到江淮雁斋。晚饭饮黄酒一小碗，即开启电脑，记述此行见闻。又从《宁波晚报》社副刊部征文库中，读到了石志藏先生所写的《烽火总台山》，文中记述了我多年来十分关心的明代浙江沿海的抗倭历史：

    初秋时节，我从郭巨古刹云隐寺边登浙东峙头半岛的总台山，几经拐弯，在峰回路转的山顶，终于见到了当年守烽火台的官兵用来挡风避雨的石屋。那是一座台基用沙土夯成、以长石条为主骨的石屋，呈梯形，上边长约7米，下边长8米许，高近4米。石屋由条石盖铺，石柱和石梁采用卯榫结合，四壁用孔石垒筑，设有望窗孔。

    几个世纪过去了，历史的风尘已使烽火台石屋布满了细密的青苔，它像一位极度忠于职守的卫士在山顶矗立了600多年。它虽然退却了往昔烽火灼烫的温度，但我的内心仿佛通过与石屋的近距离接触，情感再度升温，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那血雨腥风的抗倭岁月。

    地处浙东沿海的北仑区域，历史上曾经是倭患最重之处。据史料记载，元明两朝长达276年间，倭寇从北仑海岸登陆，入侵骚扰达数百次之多。郭巨作为浙东大陆的东端，无疑成为倭寇经常骚扰的地方。为避倭患，明初朝廷即规划构筑“郭巨城”，在郭巨设立了“千户所”，后于洪武二十年（1387），又在城后的三塔山，后称郭巨总台山的山顶处建烽火台以及守护烽火台的士兵所居住的石屋。总台山还下辖高山、土泽、观山、梅山等五个烽火台。总台山管辖范围除大陆端外，还包括梅山、六横、佛渡等岛屿，总台山由此成为当时浙东门户的一个重要军事哨所。关于烽火台，明嘉靖二十四（1545）年，黄洪毗上疏曰：“各路建设墩台，连属内地，使东西毕达。有军处，每墩拨军五名住居，其下架炮传烽，无军处佥居民五名，免其差役，有警时给以口粮，一体传报。”

    从总台山俯视现在的古城郭巨，民居或集中，或散落，虽然街巷尚存，但城围已难觅其踪。没有围城的郭巨，在习习秋风中显得一片安详。但有谁知道，在倭患期间，郭巨城曾遭两次大的劫难？

    嘉靖三十二年五月（1553），两百多个倭寇登陆进犯郭巨城，由于守将率主力随俞大猷去舟山芦花港剿倭，当时守城的只有几十名士兵，寡不敌众。倭寇攻陷郭巨城后，沿途抢劫，商铺民宅被洗劫一空。后来，朝廷派兵收复郭巨，幸存百姓重修城围。

    时隔六年后的三月，倭寇再度进犯郭巨。郭巨守军与倭寇激战，由于守军人数较少，武器不精，眼看撑不住了，当时的浙江按察使副使谭纶派兵支援，主力部队与倭寇大战于北门外，最后军民合力大败倭贼，倭寇跳海而逃。

    在抗倭的历史上，北仑曾经也是主战场之一。郭巨、白峰、梅山、三山、穿山、新碶、小港、后所等地，不仅留下了倭寇的暴行，更见证了军民协力抗倭的史迹。俞大猷、戚继光、卢镗、谭纶、武毅、李镠等历史人物，都因抗倭而在北仑这块土地上留下足迹。血战双屿港、郭巨卫城战、三山保卫战、刘梦祥抗倭、刘锦张镗激战灰鳖洋、穿山事件等都是军民不畏外敌、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动人事迹。血战双屿港时，卢镗屯兵处就是现在的司城岙。

    “抗—倭，抗—倭”，总台山上的“抗倭鸟”，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据说，“抗倭鸟”是生活在总台山一带一种的特别的鸟，那年郭巨卫城士兵牺牲后，山上就有了这种鸟。此鸟毛羽呈土黄色，头上有一撮黑毛，喜盘旋低飞，声音高亢。

    当我回望石屋时，总台山上“抗倭鸟”的啼叫，仍久久回荡在山谷中。

    《烽火总台山》，真是一篇考据精审、情真意切的佳作。读着石先生的文章，我不由得联想起去年仲夏拜访过的海宁陈伯良先生，这位如今已八十四岁高龄的文化老人，就曾写过《明代海宁倭害录》，其开篇云：“明代的倭害，使我们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海宁更是如此。这里辑录了部分有关的材料，供广大读者特别是爱好乡土史的研究者参考。从这些材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年海宁遭受倭害的惨痛情景……也可以看出广大军民团结一致、守土抗敌的英勇气概和战斗风貌。”

    而以我有限的见闻，从去年春天在邳州土山镇所见，到今年初夏在福州平潭岛所闻，能真切感受到中国如此漫长的海岸线，都曾饱受“倭害”。位于苏南的太仓吾乡更是首当其冲。因此，我年来常常呼吁中国政府和民间人士，择地建立“中国抗倭胜利纪念馆”，以歌颂和纪念历史上的抗倭民族英雄，激励和鼓舞中华民族自信力。而其首选之地，今于北仑得之矣！未知北仑有识之士有意否。

    附记

    此行回到南京，统计了一下春节以来收获的各地师友所赠新书。

    前辈送的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沈立人先生签名本八十自述《徉徜人生（1927—2007）》、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签名邮赠《来新夏说北洋》（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青岛芮少麟先生签名钤印相赠的其母黄哲渊（1911—1972）女士所撰《离乱十年（1937—1946）》（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5月版）和其父芮麟先生（1909—1965）所撰《神州游记（1925—1937）》。我即以《离乱十年》转赠荣生方超，嘱其作一书评，以备发表。

    友朋送的有上海陈克希先生《旧书鬼闲事》（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1月版）、燕园同窗姚伯岳研究员主编的《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我即将姚著转赠郑生闯辉并嘱其作一书评。另有武汉大学吴永贵博士寄赠其译作《书·阅读》一册。

    董宁文转寄来北京书画家许宏泉先生2月上旬途经南京时所赠签名本《管领风骚三百年》初、二集两册（黄山书社2009年2月版）。此外得李纯所赠书评样书《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江苏科技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傅华所赠《傅焕光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按：傅焕光先生，1892年2月1日出生于太仓，1972年11月10日逝世于黄山，吾乡之浏河人，中国水土保持学开创者、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南京中山陵园建设者和管理者，曾为紫金山天文台、中山植物园造林绿化多所规划。其咏《中山陵》诗云：“大道胜康庄，浓荫射翠光。朝忝先觉者，诚敬上灵堂。”又咏《陵园林阴道》诗云：“梧桐十里我规栽，如盖亭亭左右开。隔尽俗尘飞不到，游人清步好徘徊。”又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于日寇前十一天，他作有《别陵园》诗云：“风雨凄凄江水寒，枫林叶落百花残。名园抛却无人管，回首崇陵不忍看。”

    拟建议太仓图书馆《尔雅》杂志刊其亲友纪念文章，并选其若干诗成一组，于今年第6期刊出。

    又子晨从当当网上以九折价格购来我的论文选集《藏书与读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10月版）两册。

    “毛边本”亦获多种：苏州王稼句赠《看书琐记二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12月版），薛冰赠《版本杂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版），以及湖北李传新兄寄赠《拥书闲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版）毛边、切边本各一册，该书分“书人合一”“书香缭绕”“十七年书”“淘书者说”“民间书声”五辑，辑封分别由谷林、徐重庆、黄家喜、刘宪章、自牧题签，书前有流沙河、黄成勇所作序，即以切边本转赠唐曦，并嘱其作一书评。另有厦门大学谢泳兄邮赠《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按：谢书系《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版）续编本。书分三辑“晚清以来”“民国以来”“近期以来”，去年12月5日作者于厦门所写《靠不住的历史·后记》一文说：“2004年，承贺雄飞不弃，帮我印过一册《杂书过眼录》，原本也是一册小书，但为显得厚，非要加几篇论文进去，我也无奈，大家都不容易，我也不去计较。但在我心中，最想出简单的书、单纯的书、朴素的书、便宜的书、小书、薄书。现今的人学术差，趣味少，可书却越做越大，越做越厚，我们忘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道理了……我只希望这是一本朴素的书。”而2004年4月12日作者于太原所写的《杂书过眼录·后记》一文说：“这是一本小书。内中收入的文字，多数是读书笔记性质。我平时对旧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想把它们从历史尘埃中带回到现实中来。在读这些旧书的时候，我时时在想着当下中国的学术界，我以为中国现代的学术工作，到了1949年以后，基本是一代不如一代。大陆今天最好的人文科学研究者中少有能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的，这主要不是学者个人的因素，而是一个时代整体失去了学术自由和独立研究的环境，而学术工作如果没有了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它要进步是很难的……”

    己丑初夏浙东、西行记

    2009年5月24日，周五，南京—宁波北仑，晴而热。

    晨起后匆匆用早餐，时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宋洁已打车在等，遂与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钱军会合后同往南京火车站。检票上车前，又与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陈亮一行会合。上车后，唐曦、李海燕、陈慧鹏三生亦至，皆相约赶赴宁波北仑区新碶镇参加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组织召开之“科学发展与全民阅读”研讨会者。

    车行两小时许到达上海站，换乘地铁1号线至上海南站。其间在候车室巧遇亦同车赴宁波开会之现代文学学者、南通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学勇学长。车行近四小时抵达宁波站，出站见广场颇整洁。

    唯广场西侧之远途公交车，未能以乘客为本，既未讲究以车等人、人满走车之道，又不设乘客排队候车通道。余师生一行久习于文雅，连等两车皆未能挤上，只得派人交涉租车事宜。迁延近一小时，方得发车，众人已汗且惫矣。

    其间亦有一得：山东新泰郭伟兄与王玉民老师适亦由杭州乘汽车至宁波南站，遂同一面包车而往。途中问其所编之《我的中学时代》组稿进展，承告已收李济生、文洁若、来新夏、刘绪源、龚明德等二十余位专家学者的文稿，乃献议以作者生年为序编次文章。

    车行一小时许，抵达北仑区好丽登国际商务酒店，时已下午5时半。

    会务主办方贺惠忠站长、浙江省图书馆袁逸学长已来电催至二楼包厢，与等候在彼之中共北仑区委宣传部楼副部长共进晚餐。遂与曾祥芹、韩雪屏、甘其勋、刘真福、林公武诸先生，以及贺站长、袁学长同席，餐后至会议厅实地看过，确定主席台人数，以及次日林先生两帧贺诗墨宝张挂位置。

    至刘真福副会长房中参加学会领导层预备会，通报会议情况至10时许。其间门生孙艳已自深圳至，短信告知携有荔枝招待同门，遂令其分一半送到会议房中招待诸同人共啖。不久徐玉福与童翠萍亦至，并携来甫在东莞印出之《悦读时代》第四期，于是分发诸人。本期刊有童生翠萍拟稿我增删改定之《〈悦读时代〉征稿启事》如下：

    本刊把“阅读”之“阅”易为“喜悦”之“悦”，是希望《悦读时代》上发表的文章，能在“可读性”的引导下，让读者进入一种怡适的人文阅读的佳境……为此，本刊编辑部衷心期待如下八方面的来稿：

    1.“阅读众人谈”：可以务虚谈谈阅读的好处，也可以谈具体的阅读方法。

    2.“阅读动车组”：可以是阅读学新观点、新理论、新著作的介绍，也可以是对当今阅读环境新变化、新问题的研究。

    3.“读书人物记”：中外读书界人物的访谈或介绍。

    4.“书评书话族”：对新、旧书的评介或与书有关的掌故记述。

    5.“闲趣书文化”：对毛边本、藏书票、书籍装帧插图、签名本等的鉴赏札记。

    6.“淘书新地图”：介绍一城一地的特色人文书店、淘书指南，或具体淘书经历。

    7.“书人联之话”：对古今联语内涵的介绍和研究。

    8.“莞城人文录”：对东莞文史的介绍和回忆，对东莞籍文人学士的介绍。

    此外，本刊还设有“莞图讲座”（东莞图书馆整理刊登的“市民讲堂”内容）、“学会动态”（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活动动态）、“书僮阅读在线”和“书僮荐书”（按月报道中外人文阅读界的重要动态和新书讯息）等固定栏目。

    本刊创办于2009年元月，是由东莞市图书馆和东莞市树正职业培训学校合编的公益性人文阅读交流杂志，也是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会刊。本刊热诚欢迎各界人士投稿，把您对阅读的爱好、情怀和心得见解传递给更多的渴望读书的人。文章发表以后，将赠送每位作者样刊10册，以表谢忱。本刊免费赠阅，亦无稿酬。凡愿阅读者欢迎致邮[email protected]索取。

    回屋休息，检阅会议材料袋，见有太仓市图书馆编印之《尔雅》2009年1至3期、苏州市图书馆编印之《今日阅读》2009年1期、山东新泰文友阿滢主编《泰山书院》第3卷、厦门对外图书交流中心主办《书香两岸》2009年第2期、《悦读时代·东莞4.23世界阅读日专刊》2009年第3期、《新碶文艺·全国“科学发展与全民阅读”研讨会专辑》2009年第6期，及吉林作家白韵娟女士捐赠会议之自传《雨后丁香——风雨人生路》。

    拜会与陈亮同屋之陈江峰学弟，略谈后返屋，始得与林先生从容叙谈。林先生为余展示其赠来新夏先生的对联一副：

    立足于勤，持之以韧；植根于博，专务乎精。

    跋云：“南开大学邃谷主人撰文谓，读书、藏书之要在于治学，做学问乃关乎人文素养之大事，又自述治学四律开示来者，谨录其语，以赠萧山图书馆来新夏教授捐赠藏书室。己丑夏师堂林公武书。”

    5月25日，周六，宁波北仑，阴，傍晚开始有雨。

    自助早餐时，与上海《图书馆杂志》王宗义、上海图书公司虎闱（陈克希）、《东方书林》杂志主编鲍振华等参会友人略叙。餐后即与林先生将其两轴赠字张挂于主席台前侧左右两楹。

    上午9时，在酒店内二楼会议室举行“科学发展与全民阅读”研讨会开幕式，由副会长兼秘书长甘其勋先生主持。有来自北京、江苏、浙江、河南、福建、上海、山东、陕西、广东、安徽、云南、天津、湖南、重庆、深圳、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等18个省、市、自治区的80余位代表出席。中共北仑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苗女士出席并致辞，北仑区政府领导介绍说，北仑港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通航，每年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列大陆沿海港口第二位，列世界港口第四位。看来此地甚是了得！

    接着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副会长、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戴言先生，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会刊《今日阅读》杂志编辑、苏州市图书馆江少莉硕士，福建省阅读学会副会长林公武先生先后致贺辞。公武先生特向新老会长赠送了古人读书诗条幅以为纪念。其书赠曾祥芹会长者为纪晓岚（1724—1805）《阅微草堂》诗：

    读书如游山，触目皆可悦。千岩与万壑，焉得穷曲折。

    烟霞涤荡久，亦觉心胸阔。所以闭柴荆，微言终日阅。

    跋文云：“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曾祥芹教授云，诗性文化为中国传统阅读文化之表现，旨哉斯言，特录纪昀《阅微草堂》诗作以赠，己丑夏师堂林公武书。”公武先生所赠余者，则为翁承赞（859—932）诗：

    池塘四五尺深水，篱落两三般样花。

    过客不须频问讯，读书声里是吾家。

    亦有跋谓：“己丑夏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再开年会于浙东新碶，并更换新届，余得躬与其盛，特录唐人翁承赞《书斋漫兴》诗赠徐雁教授，兼与全体会友同仁共勉，师堂林公武书。”

    开幕式毕，同与会人员下楼合影后，即令诸弟子返回二楼现场摄得一帧同门合影。

    接着，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河南大学教授曾祥芹先生做了题为“阅读学研究的历史检讨和未来愿景”的年会主旨报告，甘其勋先生做了题为“同心同德，尽智尽力，积极培育‘读书人口’”的对学会成立十八年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的报告。

    慈溪上林书社的童银舫、励双杰、胡遐三君，于昨日午后自费入住酒店，意在先谋一面相商会后至上林书社交流事，昨晚竟无暇一晤。乃于会间略晤，并为其携来之《秋禾书话》等近十种著作一一签题。

    午宴后，回屋稍作休憩。下午2时许，曾祥芹、林公武、袁逸分别前往北仑职业技术学院、街道机关、社区等地举办讲座，余则前往大港社区讲“人生惟有读书好”。讲毕又与曾先生赶往宁波大学，分别为文学院、教育学院开讲座。

    晚饭时节雨渐大，周志锋院长招待晚餐。讲毕返程，大概10时许回到宾馆房间，见诸友生济济一屋，人气鼎盛，正在品茗聊天，大喜。

    闲聊中得知下午大会发言甚为热烈。慧鹏谓，讲得最精彩的一是徐小丽，一是哈尔滨三中关老师，但前者实而后者虚，故高下又有分别。复闻郭伟兄评论：“这种会议与其他会议不同，无论是工作报告还是代表发言，都没有空话套话，与会者都听得津津有味。中国阅读学研究会自1991年5月于重庆师范学院成立以来，为开展与阅读有关的课题研究，广大会员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了数千篇学术文章，编写出版了近百部图书，并在各地组织了数百场读书报告会。”

    在电梯口，与孙艳、徐小丽站立半小时，晤谈一切。孙艳此行买来多册《私人阅读史，1978—2008》（胡洪侠、张清主编，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年1月版）赠送同门，其中给我的一册为精装之毛边本。又赠我以中华牌香烟一条，乃转赠予林先生。

    本书是一册有关三十年间个人阅读状态的采访录，依次收录陈思和、刘苏里等34位人士的阅读经历与感受，并附以《我的30年30本书》个人书单，组合起来，大抵可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书籍阅读方面的基本取向。洪侠于书尾之《编余零墨》中说，“私人阅读史”最容不得作伪，因为“太容易露出破绽”，“回忆自己三十年的阅读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激活记忆、逡巡书架、翻看笔记、复原阅读现场，甚至揭开久已痊愈的伤疤，梳理杂乱无章的碎片，重温‘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文字”，所言甚是。唯个中人，方能知此甘苦。

    5月26日，周日，宁波北仑，阴转晴，渐热，晚凉。

    上午9时，与林先生、徐玉福及小孙、小江、小童前往北仑区“海韵读者公园”，为学会首个“阅读创作活动基地”揭牌。

    10时30分返回宾馆会场，时曾先生正在宣读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新一届领导成员名单，以余为会长，甘其勋为常务副会长，王余光、王云峰、伍新春、刘真福、郭英剑、王荣生、梁春芳、曹明海、林山、张正君、钱军、郑浩、陈才生为副会长，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副馆长陈亮为秘书长，组成第四届学会领导集体。另聘任徐玉福等十三位副秘书长。

    研究会下设阅读学基础理论研究部、阅读课程教材研究部、书香校园建设部、儿童阅读与阅读心理研究部、国外阅读研究部、文体阅读研究部、中国阅读文化史研究部、图书馆阅读指导部、人文读物研发部、网络阅读研究部等十个部和快速阅读联盟、读书报刊联盟等两个联盟。“十部二盟”分设主任、副主任、秘书、专员，可以学会名义独立发展成员，举办活动。

    在会议闭幕前，我代表新一届学会领导集体做了题为“‘全民阅读’的危机与中国阅读学的‘时代使命’”的会议总结发言。提出“阅读”作为一门学问乃至学科，是因相应的社会问题的出现而横空出世的。阅读危机的具体表现为：

    1.“公众阅读”遭遇冷遇，“书香社会”建设彻底泡沫化。

    2.“生存压力”严重侵占公众的阅读时间，“时尚生活”大量分割阅读空间。

    3.“出版物产品”大行其市，“读物精品”严重不足。

    4.“左书右网”轻重失度，“前语后文”偏正失衡。

    5.“信息焦虑”泛滥于世，“知识渴求”后劲乏力。

    因此，为应对时代性的“阅读危机”，我们必须首先促进和推广“全民阅读”。“拯救阅读”成为中国阅读学刻不容缓的时代使命，而中国阅读学的紧迫任务，就是既要“救救孩子”（限制“应试教育型阅读”，鼓励“素质教育性阅读”），更要“救救汉字”（人生读书识字始，人文认知汉字始）！

    我认为，来自中国阅读学界的专家阅读指导亟需“与时俱进”，阅读文化的传播更须“以人为本”，祥芹会长所期许的“汉文阅读学”的现实平台，期待“前语”与“后文”两手都要“硬”。而鉴于当今“阅读情意”的时代性缺失，我特别呼吁重振“导读（推荐）书目”的作用。为此，自去年以来，特从“可读性”出发，连续拟出了《一个提升“国民阅读情商”的“书与人”图书选读书目》和《一个提升“人生悟性”的中国女性自传类图书选读书目》，为迎接今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到来，又拟出《一个培养“读书种子”的少儿读物书目》（正征求意见，在进一步完善之中）。

    午餐后，同与会代表前往阿育王寺和天一阁参观游览。

    阿育王寺背靠宁波鄞州区阿育王山，创建于距今一千七百多年的西晋时期。相传印度国王阿育王把佛陀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令羽飞鬼，各随一光尽处，安立一塔”。中国得以建造十九座舍利塔，而阿育王寺之舍利宝塔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山门内放生池阔大幽深，宝殿后巨樟两棵，枝繁荫浓，令人深感古意。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天王殿、大雄宝殿、舍利殿、藏经楼，众人争欲一睹藏经楼风采，竟因时间关系未果。沿东侧钟楼、念佛堂、客堂、先觉堂、大悲阁返回，偶见沙孟海先生（1900—1992）大字题匾废弃于一廊檐下，日可晒到，雨可淋及，为之一声叹息！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此阁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1506—1585）主持建造。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典籍，存书达7万多卷。天一阁因余秋雨在散文《风雨天一阁》中加以宣传，而为当代民众所熟知。我曾多次出入此阁，遂与公武先生、小童等友生随着《天一阁文丛》编辑饶国庆兄自由观览。

    观天一阁毕，余等随车返回北仑。

    回宾馆晚餐后，见月色甚好，遂倡议散步于北仑保税区，得公武、克希诸先生，及钱军、陈亮、徐玉福、曹琳娜等十余人同行。归来后公武先生乘兴为小童、小唐、慧鹏等分别作斗方之书，并留题识于著名画家贺友直（1922—2016）所绘《新碶老街风情录》。

    5月27日，周一，宁波北仑—慈溪，晴，热。

    8时许，与会者大都返程。余则与陈学勇、林公武、徐玉福、陈江峰、郭伟及小童、小唐一行十人前往慈溪（古称“句章”）。

    车停慈溪市新华书店楼前，下车后见左侧是慈溪籍作家余秋雨题写之慈溪图书馆大楼铭牌。2008年11月成立之上林书社设于“慈溪书城”三楼，为慈溪市读书爱好者协会之载体。闻社长童银舫介绍，市政府拨款10万元以为支持经费云。余致辞谓：

    上林书社虽然成立只有半年，但已名声在外了。创办的网页和社刊，都很有水平，很受大家的欢迎。特别是《上林书社》这份刊物，这次在全国“科学发展与全民阅读”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编辑很精致，文章很有水准。

    慈溪历史上出过很多大学者、大作家，上林书社可以在自己的杂志上进行系统的介绍。先开列出慈溪从古至今到底有多少名人、多少著作，随后排出18个或者36个历代著名的学者、作家，让社员和市民通过投票的形式来评选，以宣传这些作家的事迹和作品。选出来的这些古今慈溪文化历史名人，就是慈溪的“人文名片”。

    然后，策划一个“上林讲坛”，进一步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来详细讲述这些名人和著述。将来也可搞城市的名人雕塑，或者在新的城市道路开发建设中，用天然岩石雕刻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塑像，让它成为一条有特色的“文化街”。

    我认为，城市除了种树以外，更要提倡树立具有历史文化含量的碑石，所谓“十年树木，百年立石”。听说如今的慈溪市是在现代城市规划中新组建出来的一个“新慈溪”，因此要从现代视野出发，把相关区域里的历史人文资源都整合起来。这在浙江有成功的例子：当代艺术大家钱君匋先生，既是桐乡的，又是海宁的，因此两地各有一个钱氏艺术馆，我都去看过，办得各有特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大家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但最后弘扬的还是人文和艺术……上林书社就是一个很好的依托。如今排出一个当代慈溪地理范围内的“文化历史名人榜”，这个工作可以作为明年的一项重点活动，社刊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要发展成为双月刊。我们还要进一步呼吁，让政府财政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

    不过社会的法则是：有为才能有位，只有有所作为，才能有社会影响力，才能有社会地位。上林书社的同人们先要克服困难，着眼长远，把事做起来！“蛋糕”是靠自己做大的，不是靠资助买来的。把一批有志有识有趣有才有学的读书人团结到了社里，就一定能够做大。“蛋糕”做大之后，来分享这个“蛋糕”的人就会越多，分享多了以后，口口相传，好事美事佳事善事自然就传扬开来了。我们期待着，上林书社经过三五年的建设发展，可以为慈溪文化建设做更多的事情。

    另外一个意义是，对于当代城市来讲，一直都有新的人群在进入，这些“新慈溪人”进入你这个城市之后，怎么让他来认同你的这个“地域文化之根”，让他对这个地方的人文传统有一个了解，形成一种文化的自信心、归属感，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注意到，随着地方文化经济的发展，一个“地域文化时代”正在形成。所以慈溪要打造一个“书香政府”也好，上林书社要办好各项活动也好，我们都不妨紧随着这样一个热点，推动其升温，在与时俱进中，真正找到上林书社可持续发展和不断登上新台阶的文化能量、社会动力。

    余以《悦读时代》等杂志赠与上林书社，并为之题辞：“溪上结社，书林会友。”玉福、陈先生、林先生等众口称赞了该社为慈溪当代文化建设所做的切实贡献。多位同人介绍了《东方书林》《闽都文化》《泰山书院》等人文杂志的编辑经验，热情洋溢的胡遐副主编、沉默寡语的陈墨副主编，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座谈结束后，上林书社赠予我们每人一袋书：童银舫著《流响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版）、《上林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5月版），胡遐著《又见梨花开》（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陈墨著《敬畏厚土》（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以及励双杰著《慈溪余姚家谱提要》（漓江出版社2003年11月版）、《中国家谱藏谈》（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用过丰盛的招待午餐后，同人一行应励双杰之邀，前往其家“千乘楼”参观。励家位于慈溪市郊一条老街河边，为两层楼房。楼院内植有一棵茁壮的翠绿色嘉木，已见柚子挂满枝头。其二楼即书房，四壁皆阔大厚实之线装本族谱也，堆叠于地板上者亦复不少。

    千乘楼别名“思绥草堂”，在此见到来新夏先生题写之匾，却尚未挂起。闻励氏自20世纪90年代始，累计投资数百万元，先后收购并编目家谱近十万册，其楼所藏旧家谱已逾万册，是当代中国民间家谱收藏之第一。所著《中国家谱藏谈》介绍其所藏稀姓家谱、合姓家谱、复姓家谱、彩绘家谱、红印本家谱、少数民族家谱、红色名人家谱、边缘谱牒种种，并配有大量的实物图片，观赏性与资料性俱佳。

    参观完毕，玉福与小童回宁波机场飞返广州，郭伟则与小鲍、小唐前往上海。我与林先生、江峰学弟入住慈溪国际大酒店。于书城购得肖占鹏、李广欣著《唐代编辑出版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陈子善编《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先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版）等书。

    晚饭后，林先生为励双杰留下“思绥草堂”等墨宝。

    5月28日，周四，端午，慈溪—绍兴，晴而热。

    今日晚起，自助早餐后，即与林先生随江峰乘十一时许的长途汽车前往绍兴。

    江峰之兄益锋来车站接，我们于老街午餐后即往兰亭参观。兰亭景区幽篁如盖，修竹成林，可惜不曾注意水质保护，亦未突出曲径通幽的特点。出口处的驿亭有“新世纪第一春——中国兰亭书法节”纪念封暨明信片在售，即买两帧作为留念，于亭中请林先生用钢笔为书一帧“兰亭碑”。想起今日有人在手机短信上发来《端午口号》，于是请江峰录出：

    桃儿红，杏儿黄，

    五月初五是端阳。

    粽叶香，包五粮，

    剥个粽子裹上糖。

    幸福生活万年长！

    傍晚入住稽山宾馆。益锋、江峰兄弟设宴于宾馆餐厅，饮绍兴老酒甚乐。

    晚饭后同至罗门公园绍兴中山书画院。林先生为绍兴友人陈益锋、方栋楚等现场作书，为江锋留下“西窗书屋”等墨宝，又为太仓图书馆诸君书“枳篱茅舍，乞竹分花”“闲窗听雨，独树看云”等吴梅村（1609—1672）诗句斗方多件。

    5月29日，周五，绍兴—湖州，晴而热。

    用早餐后，与林先生散步于宾馆侧之投醪河，如今河水发青，即使有越王投以美酒，亦无勇士敢于一饮了。上午先后看了东湖景区和大禹陵园，益锋、江峰兄弟假座于鲁迅故里入口旁一家酒馆送行，并以八年陈绍兴老酒两瓶相赠，盛情感人。

    坐1时许长途汽车由绍兴前往湖州。4时许入湖州境，见到平缓的青绿丘陵，忽然想起了一首极口称赞此方水土的绝句：

    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

    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戴表元《湖州》）

    出站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王欲祥兄已依约自南京到湖州站矣。打车至新华路宾利大酒店，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龚景兴馆长等已在候。晚间与王增清、徐重庆、张建智等酒叙甚欢，商谈整理出版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赵萝蕤教授《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集外遗稿为一新文集事，余献议以“现实的憧憬”为书名（《现实的憧憬》一文，原载1944年5月21日昆明《星期增刊》）。

    增清先生携来赵教授自存文稿，凡手稿存底者无不笔笔娟秀。偶见一张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赫然见其致陈梦家（1911—1966）诗一版，令人印象深刻。重庆先生谈及赵景心老先生对其所说过的话：“‘昨日校花系列’之《赵萝蕤的‘才学人生’》一文笔触细致，惟不知作者‘言文’确为何人？”余闻言不禁大笑：“近在眼前者是也，‘言文’为余做编辑时曾用之名。”

    5月30日，周六，湖州，晴而热。

    早餐后，龚馆长来车接我们至学士路湖州师范学院参观赵紫宸赵萝蕤纪念馆。王绍仁先生至并同看，临别以徐悲鸿（1895—1953）绘画《马》的复制品相赠。本拟再看湖笔博物馆，因装修闭馆，遂转至潜园一览。

    回到宾馆午餐。餐后王兄前往杭州，余则与林先生稍事午休，待傍晚，打车前往徐重庆先生旧居所在之“衣裳街”。此处已成一片机器轰鸣之拆迁工地，我们却于瓦砾中捡得碎小青瓷碗片甚多，不胜怀古之情。

    所谓“衣裳街”，本为宋代湖州州治大街（市街）、明代府前街（小市街），是湖州府衙通向馆驿的必经之路，清中叶因拥有众多估衣店而易今名。古街一侧有钦古巷、馆驿巷、小弄、吉安巷、当弄、竹安巷、包家弄、平安弄等十余条小弄短巷直通“馆驿河头”。而这正对苕溪的“馆驿河头”，正是当年官商士民往来湖州时，停舟住宿、沽酒饮茶之地，也是湖州沿水道通向江南江北的交通起点……凡此足以让人想见其曾经的时尚和繁华。《记忆湖州》一书之104至110页，即以图片和注的形式，反映了这一片民居的特色，可惜这一具有“江南水乡都市人文历史街区标本”意义的原生态建筑群，已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变成一堆瓦砾了！

    流连于馆驿巷，寻觅至苕梁桥畔，又自幽静街巷回返人行如织之衣裳街，再从衣裳街走到灯红酒绿，坐落着浙北大酒店、银泰大厦之华丽时尚大街，真恍如隔世。

    与林先生跨入丁莲芳老店，畅饮当地老酒一瓶，品尝湖州传统名点千张包。

    据介绍，千张包为清光绪八年（1882）湖州人丁莲芳所创制。其馅心用鲜猪肉、开洋、干贝、笋衣、熟芝麻、精盐、味精、黄酒等制成，外面用千张豆腐皮包裹，制成三角形包子，与粗绿豆粉丝同煮。食时佐以辣油、米醋、白胡椒粉、小葱等调料。其特点是肉嫩不腻、香气四溢、风味独特、营养丰富。湖籍著名书法家费新我品尝之后，曾亲笔书“鲜而精，名乃扬”，但吾等食用之后，却感味同嚼蜡，可见丁莲芳千张包子之真正手艺已成昨日辉煌了！

    回到宾馆，林先生捧上佳茗，以明日上午无事，闲聊至于子时。

    5月31日，周日，湖州—太仓，晴而热。

    今日晏起。出宾馆散步至新华路用简餐后，即与林先生打车前往湖州汽车站，坐1时许车前往我的家乡太仓。途经昆山汽车站，下车人极多，皆为赴昆做工之外地青壮男女。至太仓城厢镇娄东宾馆入住。

    浅斟一杯杨梅酒——致上林书社的文友们

    不知今年杨梅的收成好不好，但我的口福一定算不得浅。

    上月底在宁波北仑开会，一夕雨中从宁波大学文学院开讲座归来，口渴人困之际回到宾馆房间，忽见友生满座，原来是福州夜趣斋主人林公武先生正用自带茶具招待众人喝茶，更为难得的是桌上放了满满一盘又红又紫的水果，都是带着刺的——硬的是荔枝，软的是杨梅。

    荔枝显然是广东产的，来自现在鹏城工作的弟子的孝敬；那杨梅呢，来自何方？个头那么大，颗粒那么饱满，色泽那么红艳？

    “哦，这么大个头的杨梅啊！”我夸赞道。“徐老师快尝尝，一点都不酸的！”接话的是从厦门来的一位弟子。

    “你们那里也产这么好的杨梅？”从小耳朵里灌满了苏州东山杨梅美誉的我，不禁大为诧异。“有啊，有啊，是龙海的，很甜，很好吃。”带着闽南口音的女弟子说话从来都是急急忙忙的。

    那筐杨梅我每天都要抽空品尝几个，直到会议结束。饱啖之余也顿生“不能带些泡成杨梅酒”的遗憾，因为会后还有旅行。

    行旅的第一站是慈溪，与去秋成立的上林书社众书友座谈。童银舫社长的欢迎词中就有这么一句：“要是再晚上十天半月，我们就可以用杨梅来招待大家了。”说得众人满口生津。

    不想刚过了二十天的光景，童社长真的带着新摘的杨梅，坐当代藏书界知名的“千乘楼主人”励双杰兄的车驰行数百里，亲自送到酷暑中的南京来啦！

    当在秦淮河畔福都山庄席散之时，南京朋友从同来的胡遐女史手中，接到满筐的馈赠，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欢喜！酒酣的女作家还没有忘记及时交代这一句：“慈溪杨梅可别水洗，直接吃味道最美。”

    我是敢于直接吃的，因为我读过胡女史的《又见梨花开》（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书中有描写戚家大山的一句话：

    从窗口望出去，路旁的色彩越来越丰富，天蓝蓝的，空气中流动着多彩的气味，两边山坡上棵棵杨梅树浓得像一团团化不开的墨，绿得发黑……

    诚然，这是在洋溢着画意的生态环境中结成的佳果，为它洗礼的是春雨夏雾，披拂它的是朝露暮霭，它所凝聚的天地灵气确是不可用凡水俗流来稍加洗涤的。

    同是浙东人的鲁彦（1901—1944），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名篇《杨梅》中写道：

    倘若我爱故乡，不如就说我完全是爱的这叫做杨梅的果子吧。

    呵，相思的杨梅！它有着多么奇异的形状，多么可爱的颜色，多么甜美的滋味呀。……它真是世上最迷人的东西。

    对于这“世上最迷人的东西”，我更有我的升华妙法。

    杨梅拎到家，我立即在林林总总的酒阵中，小心翼翼地挑出两瓶徐州友人赠送的“沛公家酒”。却没想到，碰爆了一瓶脾气特大的青岛啤酒，或许是因为它看不惯主人竟是如此重色轻友，故而自爆泄愤吧？

    “沛公家酒”46度，浓香型，以大小麦、豌豆、高粱酿制而成，素以滋味醇正著称一方。有诗为证：“台上风云丰沛酒，马头烟雨古今情。”

    用淮北烧酒来泡制江南杨梅，寓刚于柔，想来自可臻一种化境。

    网上有“指南”说，杨梅泡酒，以一个月为宜。待酒色变深，酒香中溢出梅汁的清醇香味时即可饮用了。可还不到一天一夜，我就品尝它了。

    昨天是夏至，到了晚上竟有小雨淅沥，我以为是梅雨前锋到了，兴奋得睡不着觉，半夜起来看了一会报，还是安不了神，索性就蹲下身子，欣赏起那杨梅酒来。

    与东山杨梅、龙海杨梅不同，这些慈溪杨梅都是结结实实的小个子，个个圆溜溜的，红得发紫。只有从近处看，才能发现那参差的软刺，似乎有些毛茸茸的样子，让人联想起小男娃的板刷头。

    我忍不住旋开了盖，一股略酸微香的酒气，顿时从鼻腔直冲向脑门，让人不由得连续做几个深呼吸。我忍不住倒出一泓来，眼中的杨梅酒竟如玫瑰露一般，红艳得让人眼睛闪亮——我想那一瞬间，兴许赏酒人的眼球也被映得亮丽起来了。我再也忍不住了，吮上一口，果然有点酸，但回味却是甘甜的。奇怪的是，“沛公家酒”近50度的扑鼻浓香不在了，四溢出来的酒气，竟是那么绵长而又柔和了！因而相信了刚柔相济的神奇，以及其中蕴含着的对立统一的人生哲理。

    记得好吃贪嘴的苏东坡（1037—1101）曾经给神州名果排过名，大抵“吴越杨梅”胜“西凉葡萄”，又胜“闽广荔枝”。我想，这该是他老人家初到岭南，“日啖荔枝三百颗”上了火后所下的评语。

    确实，杨梅全无葡萄之不足和荔枝之缺点。它酸、甘、温、无毒，利尿益肾助消化，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杨梅酒不仅能止渴、开胃，更有消暑、抗疲劳之功。

    据说，“形如水杨子而味似梅”，是“杨梅”名字的来历，它与姓杨人家并无相干。在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中，科学家发现早在6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开始食用野生杨梅了。这一佳果如今已有1300余年人工栽培史。

    每年6月28日，是慈溪的“杨梅节”。我算术不好，但这一天却记得牢，因为它是我太太的生日。有传闻今年是慈溪杨梅的“小年”，总产量不会超过两万吨。我却顾盼自雄，因为家中藏有两百颗，那藏在冰箱中的在等待女儿暑假归来，那泡在酒瓶子里的则无时无刻不在引诱着我。

    慈溪位于浙江省东部、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北侧，“两山一水七分地”，得名“杨梅之乡”为时甚早。想不通这慈溪得到了何方神灵的关照，竟成为神州大地最重要的杨梅产地。而在慈溪，又以横河童岙杨梅最负盛名。网上有写手道：

    每年六月，童岙山上的杨梅树上挂满了一个个的深红色、浅紫色或白色的杨梅，色彩斑斓。梅农们背着刀箩上山采摘，山上洋溢着山里人纯朴而又幸福的笑声……

    我生平第一次品尝到的慈溪杨梅是上林书社的朋友们赠送的，领头的恰好就姓童，于是没来由地悬想着那已泡在我“徐氏家酒”中的杨梅，是产自童岙山的了——这一份浓情厚谊，怎么想都有些化不开。

    那么，就允许我浅浅地斟上一小杯杨梅酒吧，让源自慈溪、来自上林的友情，慢慢地荡漾在这亮丽的暖红色里，就在这梅雨将临的时节。

    （2009年6月22日夜于金陵江淮雁斋）

    己丑岁尾嘉兴行记

    2009年12月14日，周一，南京—嘉兴，阴转雨。

    上午在家，提早吃过中饭后即前往南京火车站。此行由研究生郑闯辉陪同。

    行间取出先期打印成稿的周燕妮、陈蔚所写《秋禾话书》书评，命闯辉校阅，改正其中笔误后，即进行文字删改和润色，有的地方需段落重组，有的地方表述不清，需一一加以批注指出，并直接纠正。晚餐各饮啤酒一瓶，以闯辉所购备之400克袋装豆腐干佐之。

    晚上8点许，到达嘉兴火车站。即打车至城中老字号“五芳斋”晚餐，点了酱鸭、腌鱼、蚕豆、菜心等，并猪肉粽、蛋黄粽各一，温绍兴花雕酒一瓶。饭后打车入住位于海盐塘路139号之忆江南大酒店。

    标准间桌子上有台式电脑可用，因余之邮箱空间已接近用完，即请闯辉帮忙另行申请一个网上免费邮箱存放以往邮件。

    至晚上10点30分邮件处理完毕，遂一同出外散步。于细雨濛濛之中，沿南湖岸边行走至老码头处，旋折返，沿大马路继续行走。一路上，略谈经历，1984年夏被北大分配至国家教育部（教育委员会）机关大院之教材办公室做公务员，随后被下派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做实习校对员、见习编辑，1989年10月又被调动至南京大学，先后在出版社、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2002年6月复被调至信息管理系任教至今。

    12月15日，周二，嘉兴—嘉善县大云镇—西塘，雨。

    忆江南大酒店配的宾馆早餐，竟是在宾馆对面的真真老老粽子店吃。这里除了嘉兴粽子，还有春卷、稀粥、馄饨等。饭后至嘉兴市图书馆三楼，走访南京大学文献情报学系系友，出自王继如教授门下的硕士沈红梅副馆长。

    沈馆长带领我俩到该馆三楼，部主任吴美娟副研究馆员取出倪禹功先生（1911—1964）所著《嘉秀藏家集录》手稿本四册。

    按：倪禹功，嘉兴人，能书，善画，著有《嘉秀近代画人搜铨》。所著《嘉秀藏家集录》，曾连载于民国时期的《上海市立图书馆馆刊》。其手稿本于2006年9月27日，由倪氏子女捐赠于嘉兴市图书馆。据报道，同时被捐赠给嘉兴博物馆，还有钱能轩八言对联一副、钱云门画花卉图一幅、王枣坡七言对联一副。

    午饭由嘉兴市图书馆馆长章明丽出面，招待于南湖船菜馆。陪同人员有沈红梅副馆长、地方文献专家范笑我先生。

    饭后嘉善县大云镇政府来车接，暴雨如注。下午2点整，做讲座“江南乡土文化与大阅读”。即从大云镇本地文化讲起，谈到读书学习之必要，并穿插以翁同龢（1830—1904）、朱棣文二例，强调子女教育投资的重要意义。复结合自身求学求知之例，说明从“读有字书”到“大阅读（读无字书）”的必要性，这一阅读法有助于形成“常识—知识—学识—见识—胆识”之链。

    讲毕回镇政府机关略事休息，又借办公电脑处理往来邮件。随后驱车至西塘古镇入住，晚餐于“钱塘人家”，各饮西塘地产黄酒一瓶。出席者除了我们仨外，还有一位西塘镇的团委书记，我分赠在座者《秋禾话书》各一本。席间，从嘉兴赶来了“梦之仪”等两位书友，她俩特意带来了几册我的旧著要求签名题辞。

    饭后回宾馆，10点多钟，雨渐歇。于是夜逛西塘老街，居民早歇，游客无踪，穿小巷，走古弄，跨石板桥……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生活体验！

    12月16日，周三，西塘—嘉兴—昆山—太仓，晴。

    晏起后用早餐毕，继续游走于西塘街巷间。偶然于一家小书店购得阮仪三所著《西塘》一册。

    当晚8时许，坐上嘉兴站到昆山的火车，夜抵家乡太仓市城厢镇入住。

    甲午春日的金华、衢州行记

    昨天下午自南京到上海，当晚应上海大学图书馆邀请，为大学生做一讲座。然后有金华、衢州之行。金华古称“婺州”。辖有四市（兰溪、义乌、东阳、永康）三县（武义、浦江、磐安），诸地除永康方岩、兰溪诸葛村外曾涉足外，其余虽心向往之，然未曾有缘。南宋词人李清照（1084—1155）避难金华时，曾有《题八咏楼》诗云：“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衢州南接福建南平，西连江西上饶、景德镇，北邻安徽黄山，东与浙江省内金华、丽水、杭州三市相交。“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阳之肘腋，制闽越之喉吭，通宣歙之声势”，历史上为浙、闽、赣、皖四省边界的贸易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素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其孔氏家庙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孔氏家庙之一，仿曲阜孔庙、孔府的规制而建，唯建筑面积较小。

    2014年4月25日，上海—金华，雨。

    早饭后，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宗义兄驱车来接，遂至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午饭后，即携带“全民阅读书香文丛”第一辑六种样书及我的新著《书来话多》50册，前往虹桥火车站，往金华而去，参加浙江师范大学图文信息中心承办的为期三天的“2014华夏阅读论坛”。

    当晚在浙师大图书馆报告厅，为大学生做一题为“读书与人生：阅读名人传，汲取正能量”的阅读推广讲座。讲座完毕，在倾盆大雨中应邀前往当地一家婺菜馆“补晚餐”，顺便与多位参会同人一起喝了点本地白酒祛了寒。

    4月26日，在金华，雨。

    在浙师大图书馆报告厅，“2014华夏阅读论坛”开幕。余作题为“书海慈航：重视‘馆员书评’工作，建设‘学习型图书馆’”的主旨报告。

    上午其他的专家报告有：（1）“务实建构“书香校园”，大力引领校园文化”（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钱军研究馆员），（2）“中原工学院图书馆重视校园阅读推广，务实建设‘书香校园’的积极举措”（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学术顾问、中原工学院图书馆馆长张怀涛研究馆员），（3）“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重视校园阅读推广、务实建设‘书香校园’的积极举措”（浙江师范大学图文信息中心主任兼校图书馆馆长陈玉兰教授）。

    下午的同行交流发言有：（1）周建彩：“基于知识传播的‘悦读时光’节目案例创意构架与内容分析”，（2）陈洪滨、陈茂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与馆办内报初探——以长沙理工大学《云湖导读报》为例”，（3）周婷、周同、蔡思明、田志艳：“高校图书馆导读性馆刊的责任与使命——以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刊《书林驿》为例”，（4）陈敏芳、王晓敏：“寻找书飞的印记——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导航员’模式下的图书馆漂流实践探索”，（5）杨云芳：“图书漂流：图书馆组织阅读推广活动的可取形式——以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组织图书漂流活动为例”，（6）马辉洪、麦乐文：“在散步中学习中文——‘轻松散步学中文’计划案例分析”，（7）屈南：“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与思考——以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8）储开稳：“最是书香能致远——苏州大学阳澄湖校区图书馆阅读推广二十年活动回眸”，（9）蔡小红、包祖军：“快乐阅读，健康成长——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阅读推广活动概述”，（10）张思瑶：“浅析南京高校‘读书节’——以13所南京高校举办“读书节”为例”，（11）王梅：“‘馆员阅读讲座+读者互动’案例的总结与探析——以我校图书馆‘书香雅舍读书沙龙’为例”，（12）张宛艳、李峥嵘：“基于中原文化传承创新的高校阅读活动实践”。

    4月27日，金华—南京，晴。

    今日上午东道主本来安排的是“走读金华”活动，内容有登沈约（441—513）八咏楼、参观金华剪纸博物馆、淘宝古玩旧书街等。我则在钱军馆长安排下，与雷雨、陈亮等一行十人，一同驱车两小时前往衢州参观心仪已久的孔氏家庙。

    孔氏家庙位于衢州市新桥街，西至新马路，东依大马坊。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宋高宗赵构（1107—1187）南渡建都于临安。第四十八代“衍圣公”孔端友（1078—1132），抱负着孔子和亓官夫人的一对楷木像南迁至衢州，建庙立祀，即南宗孔氏家庙。院落中多栽柏树、银杏，有吴道子（680—759）所绘先圣遗像碑等。

    自“孔氏家庙”出，途经坊门街，往老南门而去。站在多年前修复的城墙下，放眼护城河旁雪松、水杉等，心旷神怡。漫步偶见一条老巷子，步入其间，但见一方水塘，细看所在地，正是古老的费家巷。所谓“费家”，是嘉庆朝体仁阁大学士费淳（1739—1811）的府第，而这费家塘正位于当年府中私家花园之中。而今只剩下费家巷12号这幢古朴老屋，木结构的门楣和青砖地坪，还在诉说着两百年间的人世沧桑。

    按：费淳，字筠浦，卒谥文恪，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就读于其祖父教授的三衢学舍，因而定居于此。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常州知府等职。任太原知府时，知民间因争水利诉讼多年，命按旧河道开渠，民田灌溉受益。民建桥其上名“费公桥”。任江苏巡抚时，严禁大米出口。兼署江督、河督时，赈济灾民，蠲除欠赋，疏浚浏河9512丈。嘉庆三年（1798），淮徐水患，淳请准以所征漕米散赈，公私两便。次年升两江总督，漕政积弊久，疏请整饬，条举加惠疲丁、严禁浮收、痛惩绅棍、停止巡漕四事，奉旨议行。与河督吴璈区划河务。复制混江龙、铁篦船，兴修高家堰，抢护贾家楼大堤。工竣，加太子太保。八年，升兵部尚书。黄河水溢，漕运受阻，奉命赴山东查勘，疏请培堤筑坝，浚汶水入黄河。于兖、沂、泰、济各州府浚484泉，修袁口闸，从此漕运无阻。十一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次年又授体仁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坐失察事降职，逾年复授工部尚书，为官廉洁。

    午间，衢州本地书友李剑明赶来一叙。寻得一本地餐馆，饮黄酒。餐后至位于小西门的书友书店淘书。店主人为郑忠华先生。在欣赏了一番店堂里的陈列书刊后，依自己多年来空手不出书店的惯例，从书架上取下一册徐小棣女士的回忆录《颠倒岁月》（三联书店2012年版）作为到店一游的留念品。不意开卷阅读之后，大有所感焉。

    按：本书作者徐小棣，1953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因双亲离异，其童年生活曲折坎坷。正当小学六年级，她十三岁时，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社会动乱，其在北京小学所受基础教育随即中辍。在116中学度过了有名无实的初中三年之后，被迫随1969届“知识青年”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上山下乡”的八年中，她先后务过农，做过基建工，任过小学教师，直至1977年底才返回北京就业。

    随后至私家书苑乾园一游。有对联云：“三面书迎日暖，一墙光影入诗。”

    衢州城旧有宁绍会馆。西起上营街，东至县西街，宁绍巷以明代以来的宁波绍兴会馆而得名。巷长200余米，宽3米，在20世纪80年代石板路被改为水泥路。精致的会馆照壁，见证了小巷的兴废沧桑。宁绍巷中间有殿曰“神农”，又称“药王庙”，为元代至元年间（1271—1294）衢州路医学教授刘光大所建，时称“神农殿讲堂”，为传授中医药理之所。殿中供奉的是炎帝神农氏，即民间所尊崇的“药王佛”。每逢初一、十五，及农历4月26日炎帝诞辰日，附近百姓便会从各地赶来。燃香祭拜祈福。

    至当地政府为开发旅游而建设中的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水亭门古称朝京门、航远门，民间俗称大西门，是衢州城的正门。城门上两层重檐翘角的建筑名为“碧春楼”，得名于清康熙间周召诗句“骚人重醉碧春楼”。城楼正对衢江，悬有“飞阁流丹”匾，雄浑壮阔，为衢州城九楼八阁中的九楼之一。城门外古时是水路上岸的大码头，帆樯如林，物流不绝，“肩摩毂击不绝道，为衢郡六门之冠”（民国《衢县志》）。

    随后又至孝烈祠、天后宫，途中买得一书，名为“通衢”，始知所谓“衢州”者，地当战略要冲，是九省通衢之地。衢州特色名小吃为“余记烤饼”，即普通食客所谓“金华酥饼”。

    晚霞将至，一行人等告别李文友，自衢州火车站上车返程。

    乙未春日的杭州、台州阅读推广行记

    2015年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做了“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请全国人大代表审议。其中提出：“提供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扩大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范围。”而今年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4·23世界读书与知识版权保护日”二十周年，按惯例，从4月5日清明节开始到5月6日立夏的这个月，便是人在旅途的“全民阅读推广月”了。

    4月10日，周五，南京—杭州，晴。

    上午在江淮雁斋写作。

    午后至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上的江宁织造府，参与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丝绸名企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建华所著《〈红楼梦〉丝绸密码》（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的对谈活动。

    对谈结束，即坐地铁前往南京南站，乘坐高铁赴杭。抵达杭州东站后，转乘地铁到城站，入住铁道大厦，独酌黄酒于新和园餐厅，点得一份铁板锅塌豆腐，一份干锅包心菜。

    4月11日，周六，在杭州，晴。

    打车前往杭州市图书馆，按预设计划，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研究生进修班学员上“阅读文化学”课程一日。讲课后与在该馆工作的聂凌睿女棣同至新和园晚餐。餐后行走至中山中路105号，入晓风书屋河坊街门店，观书半小时，购得十年砍柴（本名李勇，现供职于语文出版社）《找不回的故乡》（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以为纪念。又途经民国十二年（1923）落成之浙江兴业银行大楼，据说此楼占地3亩有余，建筑面积为3487平方米，至今仍雄视街市，洋气十足也。

    4月12日，周日，杭州—台州，晴。

    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主持人单骅女士带车来接，上午9时做一讲座“阅读名人传，汲取正能量”，通过传记读物推广，讲述“人生惟有读书好”“人贵有读书求知之志”的理念。

    午饭后，带小聂淘书于浙馆广场前的“双休日书市”。一小时有余，淘得十余种，其中有“非正式出版物”如下：

    （1）杭州师范学校教师朱保莉（1933—2002）弟子们集资编印的《回首往事》（2008年12月编印），正文为朱老师的《童年》《中学》《我的婚姻》《女儿们》等十章。她写道：“‘文化大革命’十年，把最好的年龄段，最好的时间都莫名其妙地给浪费了，简直像做了一场梦！”

    （2）杭州中国丝绸城总经理鲁灿松在《岁月回眸，解读人生》（2012年自印本）中回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作为杭州江干区政府的干部，亲见该区“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十五奎巷、雄镇楼一带，把一批抄家得来的名贵古董、字画、文物就地焚烧。

    （3）孙义昆、胡元福编注的《奉化溪口揽胜》（奉化县开发溪口风景旅游区办公室1985年编印），介绍当地名土特产之一为竹木材料的“跸驻门帘”：“家里挂上这种工艺门帘，珠帘影动，清风自来，不仅自然美观，更能使住房显得清净幽雅。”

    （4）《吴晓邦舞蹈艺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吴晓邦舞蹈艺术思想研究会1986年编印本），卷首有吴晓邦（1906—1995）八十岁时所作的长篇致辞，此书可赠予太仓市图书馆。

    （5）《浙江出版论文集》（浙江省出版工作者协会编辑委员会编印），我购此集是因为其中有浙江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严麟书的《试论书评与出版工作》一文也。

    淘到手的正式出版物自然更多一些：

    （1）旅美作家应文婵（笔名映芝）的散文集《书斋志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其中写道：“我初次阅读《红楼梦》，那时才十二岁。在家乡慈溪丈亭镇老屋，屋大人少。西楼是藏书楼，有堆积像小山般高的书，我常常去。”“（故乡）住屋的西边有幢藏书楼，门上刻着‘书斋’两个大字。建筑古雅，内有四大间，但是经年不见有人进去……室内有许多书架，上面放着一册册一叠叠的书本，像城墙一样，我们就在书架之间穿来穿去奔跑游戏，玩得好热闹。”

    （2）姚鸿恩《家庭图书角》（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说：“大多数家庭目前还只具备布置一个图书角的条件。室雅何须大，这个‘雅’是广义的。图书角的环境雅，主要是指环境要有利于阅读、学习……若条件许可，可用家具或屏风将图书角略加隔离，使之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样，一进入图书角，便形成条件反射，大脑会迅速活跃起来，从而大大提高阅读、学习与工作的效率。”

    （3）《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其中有关于“绍兴师爷”的两文、关于弘一法师李叔同（1880—1942）的四文可益见闻。

    （4）《图书馆研究与工作论文选（2000—2005）》（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有李芳《王修与诒庄楼藏书》等文，可资学术参考。

    （5）现代散文家李广田（1906—1968）的长篇小说《引力》（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此外，还在无意中淘得多种作者的签名赠送本：

    （1）收藏家朱德水签赠友人的钤印本《情系老杭州》（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写杭州城站云：“城站是杭州火车站的专称……从清泰门城楼南侧破城墙，在城墙边建车站，故称‘城站’。铁路则向南直贯望江门再出城。”

    （2）杭州江城中学教师朱祥林的签赠本《浮生小记（初集）》（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2年版），其中《亲娘与我》一篇，写尽作为人子的作者，在一个缺乏诚信的“人治社会”中被人整治的辛酸遭际。

    （3）曾任浙江省富阳市文联主席的蒋增福（笔名虹河）的游记集《浮踪掠影》（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历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浙江省杂文学会会长、之江书画院院长傅通先的签赠本《天堂游踪》（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编者于海洲的签赠本《辽海联话》（辽宁省楹联学会1993年编印）。

    （6）杭州书画家金鉴才《俨思堂吟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仿中国古代木版线装书字体、版式，颇值得收藏。

    下午坐地铁到杭州东站，前往台州。至则椒江区图书馆馆长汪筱萍女士等接站，入住椒江宾馆，随后至一乡土菜馆，共进晚餐。

    4月13日，周一，台州椒江—温岭，晴。

    上午在椒江区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查看并抄录、复印当地文献中有关1966年8月“红卫兵”破“四旧”所造成的文献资源损毁记录。

    下午至椒江所属城市港湾社区，做“读什么，补什么——文学名著与传记佳作导读”专题讲座。基于日本名流池田大作的“精读一本书”主义，提出小孩子应到图书馆或书店自己去挑书来看，而家长的责任，则是从其好奇心出发，加以引导，逐渐使其形成个性化的知识兴趣和阅读爱好，进而形成学业专长。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大阅读观”，讲究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结合着深思考，就不会“读死书，死读书”了。

    讲毕，即赶赴温岭，连夜为“2015温岭市全民读书月”之“人文大讲堂”开讲第一课。我在讲课中提出“面临书山学海，如何选择好书”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并推荐了成龙名为“还没长大就老了”的传记读物和林海音《城南旧事》等书，阐发了高希均“读一流书，做一流人”的观点，认为应以成龙童年时代“没有好好读书”为戒，而以莫言童年时大量阅读文学经典书籍为榜样——成长、成才、成功，需要插上“书香的翅膀”，也就是说离不开大量阅读经典作品和中外传记佳作。强调传记文学有励志及心理疗愈等作用，可读性和可借鉴性强，从书上读到的知识要活学活用、学以致用，及时不断地转化为自身精神的“维生素”。

    最后还对听众提了两个有关儿童教育和引导孩子读书的建议。若是孩子没有兴趣读《城南旧事》原著，可以先从电影着手，让他看完电影后再去读小说，并有针对性地从书中找出与影片相同或相异的故事情节，以培养细节关注和启迪思想的读书习惯。同时指出，对待孩子的显著缺点需“当头棒喝”，但更需做好批评教育前的“备课”，不能随心所欲，张嘴便说，要胸有成竹，坚持“一次性把道理说透”的教育原则。因为受过教育的孩子具备由此及彼、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知识理性和道德悟性。良好的习惯需要家庭、学校双管齐下，形成合力。后来这些观点被《温岭日报》记者庞辉斌采入《徐雁：充满“书香情怀”的阅读推广人》一文中，于5月4日见报。

    4月14日，周二，台州—三门，晴。

    上午到台州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查看并抄录、复印有关资料。午间与临海彭春林馆长、三门阮音波馆长会合，共进午餐。

    下午前往三门县。该县位于浙东沿海三门湾，地处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北接宁波，南连温州，为上海经济区南翼。记得前年夏间曾携许琳瑶、蔡思明两生，暨福州林公武先生到此下榻，并做一讲座。

    17:30到三门县城关中学，做“读什么，补什么——‘一本书主义’的读物选择与幸福追求”专题讲座。强调“大阅读”要结合“深思考”，也就是“在有了一定知识积累和学识储备的基础上，结合自我社会经验和生活阅历进行刨根问底式的求索性思考”。

    4月15日，周三，台州—成都，晴。

    早起与彭馆长行走于江滨亲水步道，但见南侧江滨多被附近百姓开辟为菜地了。

    早餐后赴台州路桥机场，并与仙居县图书馆蒋恩智馆长会合，同赴成都参加超星公司主办的“数字时代全民阅读研讨会”，结果航班延误，至下榻宾馆已过了晚餐时间。

    晚上手写发言稿三纸，以备明日上午之用。

    丙申冬日的宁波阅读推广之行

    2016年11月18日，周五，赴宁波，晴。

    上午由南京高铁南站赴宁波，应邀参加第二届浙江全民阅读节暨宁波书展、宁波读书周活动。

    首先至宁波博物馆，参加浙江省全民阅读高峰论坛开幕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单烈先生在开幕词中说，十年来，浙江省和全国各地一样，全民阅读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互联网＋”时代，全民阅读工作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需要我们不断加以探索和创新。以宁波为代表的城市创建“书香之城”，是城市整体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继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赵惠峰先生做“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之城”的报告之后，主办方安排了“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浙江”（徐雁讲）、“阅读是一种责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先生讲）、“阅读节里说读书——为全媒体时代的全民传统文化阅读服务”（中国编辑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桂晓风先生讲）三个主题报告。

    讲演毕，即转场赶赴宁波市图书馆主办之“2016书香城市（区、县级）”开放论坛，致一总结辞。

    19日，周六，在宁波，晴。

    上午参加“浙江省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暨学术研讨会”。

    下午在宾馆观书。一为《天一讲堂：2015》（徐益波、贺宇红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有庞培所做讲演《论旧书：读者的桃花源》云：“唯独陈旧了的书籍，在陪伴新人、年轻人、更年轻的一代或新的自我……事实上，我们称之为‘书’的册籍，都是旧书。因为新书并不存在。人们所谓的‘新’，恐怕只是市场的新，而不是书籍本身，不是‘新旧文学’的‘新’。中国人如何读书，如何读旧书，读进书籍中的旧境？”

    另一册为《乡愁的天际线》（李冬君著，李玉祥摄影，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是以慈城（今属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的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观后得知柔石（1902—1931）曾于1924年春，经亲戚介绍执教于慈城普迪小学而有小说《二月》之作。普迪小学系慈城乡贤、金融家秦润卿先生（1877—1966）为家乡捐资创立者，取意于“普及文化，启迪民智”，校训为“勤、俭、公、忠”。书中介绍，该校“专供贫苦儿童入学，学、杂费全免，赠送笔、墨、文具，教师待遇从丰”。后设“抹云教育基金委员会”，“为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并资助考上中学或大学的慈城少年。对不升学的学生，则推荐到上海工商界谋职。”此外建有专供藏书的“抹云楼”，“有四万多册藏书，1949年以后连同不动产全部捐赠于浙江省图书馆”。

    秦先生名祖泽，以字行，又取秦少游（1049—1100）《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词意，自号“抹云”，慈溪城厢镇人。1891年到上海协源钱庄做学徒，1917年被提升为经理。后又兼福康和顺康钱庄督理，在他主持下，三家钱庄业务不断发展，名列同业前茅。1917年任上海钱业公会副会长，三年后任会长，并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上海华人纳税会董事、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中央银行监事、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等职。1929年与王伯元（1893—1927）、李馥荪等接办天津中国垦业银行，将该行迁至上海，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4年，美国施行“白银政策”，导致许多银行倒闭，垦业银行则安然无事，这是该行平日一贯采取持重务实方针的结果。自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后，经营日趋困难，于1935年冬秦辞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职务。日军占领上海后，坚持不任伪职。1947年任全国钱业同业公会理事长。1949年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及公私合营银行副董事长。

    20日，周日，宁波—广州，至从化，小雨。

    上午前往宁波机场。机场书店内有“宁波地方文献”专柜，选购龚烈沸《书城木石香——天一阁博物馆匾联释读》及虞浩旭、张爱妮《甬藏书香——宁波藏书文化》（均宁波出版社2014年版）两书。

    飞广州，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主任黄燕接至从化区沿江南路302号，至校内招待所入住。馆长程大立教授接待殷勤，颇让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晚上为该院学生做“最是书香能致远——读物选择与幸福追求”讲座后，步行回所。听窗外雨声风声鸣虫声而酣然入睡。

    丁酉春夏走南行北的阅读推广之旅

    2017年4月6日，周五，南京雨，台州晴。

    早饭后自龙江小区出发，冒雨坐4号线转3号线地铁，前往南京南站。乘坐9时11分的高铁列车赴临海站，临海图书馆馆长彭春林接站。

    午后随天台县图书馆王水球馆长车赴天台，至则参观国清寺。

    寺中老梅枝干盘曲如龙，遒劲多姿，旁有陈钟祺、赖少其等书法名家所题“隋梅”石刻。相传乃隋朝寺院初建时，天台宗五祖章安大师（561—632）手植，是国内最为古老的梅树之一。据介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此梅日少生机，濒临枯绝。后经全面整修，竟枯木回春，繁花满枝，结果累累，堪称神奇。

    于书店购得赵朴初（1907—2000）题签之《国清寺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其中记载云：“清乾隆以后至民国初期，国清寺基本维持旧局。殿堂年久失修，渐现衰象。”后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可兴、静权、谛闲法师共同努力下，“恢复了国清寺天台宗祖庭地位”，并于1932年，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分会。修缮三大殿，新建屋宇数十处，于是，“妙域庄严，佛像辉煌，寺貌焕然一新，名声大振”，而“教规并重，讲修并进，清规整肃，海众乐道”。然而，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寺庙遭受劫难，“佛像全毁，法物损失殆尽，殿宇被占用，僧侣被驱散，千年古刹面目全非”。

    游览毕至茶馆品尝特产黄茶，于农家乐饭店用晚餐。

    晚饭后，至天台县公安局做“读书与人生——阅读名人传”讲座。

    讲毕至天台宾馆入住，雨始潇潇而下。偶阅床头所摆设星云大师总监修之《献给旅行者365日：中华文化与佛教宝典》（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本日荐有孟浩然（689—740）诗，其中有句云：“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又：“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复阅浙江作家王寒女士《无鲜勿落饭》（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所写乡土散文，情、景、物、思交融，颇堪旅人一读。

    4月7日，周五，天台—椒江，阴有小雨。

    早饭后，赴椒江，入住工人路上之椒江大酒店。

    下午为椒江小学生做一题为“在书香中健美成长”讲座。

    晚餐食海鲜，饮黄酒，即回宾馆就寝。

    4月8日，周六，椒江—临海，晴。

    早起，应椒江区图书馆馆员吴晓慧之邀赴临海，登括苍山，然后至其娘家所在的张家渡镇吴家新屋午餐。两位老人备菜丰盛可口，热情可感。

    午餐后，凭吊吴家紧邻的临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士琦（1551—1618）墓。墓前有石人、石马、石虎、石羊和华表各一对，雕饰精美，保存尚好。据说墓内于1954年出土了紫金冠、金凤冠、金丝帽、金带等文物107件，仅国家一级历史文物就有22件。临海博物馆丁伋先生曾撰《王士琦抗倭援朝功绩考述》一文，考证翔实。

    按：王士琦，字圭叔，号丰舆，临海城关镇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后任兵部郎中。万历十八年，出任福州太守。历任四川按察副使、山东参政、山西右布政、山西左布政，兼领冀北军防。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万历二十六年（1598），任监军参政，与总兵刘綖、陈璘所率广军，邓子龙所率浙直军，并原驻地的麻贵、董一元两军，开始了与丰臣秀吉所帅日本侵朝军的决战。终于在栗林大败日寇，乘胜入城。事平，升河南左布政使。朝鲜朝野出于对王士琦的景仰，在全州立“去思碑”以为纪念。他回国后任右都御史，巡抚大同，刚柔相济，北疆平靖。万历四十六年（1618），奉调巡抚江南，未行，以积劳疾深而卒。

    临海城区巾山脚下的王宗沐（1523—1592）旧居，有“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之说。因王宗沐与其子士崧、士琦、士昌皆为进士；而除士崧外，三人皆官至都御史兼巡抚。此宅南起三抚基，北到水门街，长百余米，因王家为官有清名，家有百姓所送“万民伞”十把，宅外长巷以此得名“十伞巷”。

    下午至临海市图书馆，为读者做一阅读推广讲座。

    临海是我旅踪多涉之地。市内所遗之东西通衢“台州府街”，体现着古代民居“里坊制”遗规，乃台州重要的历史文化街区。其街有樱株巷，是宋代道教南宗始祖紫阳真人张伯端（983—1082）旧居，1988年被政府冠名以“紫阳街”，有紫阳井。这是一条石板古街，每隔一段，就有大块青砖砌成的一堵坊墙，有悟真坊、奉仙坊、迎仙坊、清河坊、永靖坊等。墙体高三余丈，宽五六丈，中间拱门也高达丈余，有防火、防盗之功能。坊间多有水井，如千佛井等。其中段十字路口，与西大街、小街头、南门头连通，商号密布。清光绪年间，店铺多达400余家。至今延续下来的老字号店铺，尚有20余家。其南端临灵江，有江厦街码头，是当年水陆交汇之处。府街周边多人文古迹，有纪念唐代郑虔（691—759）的郑广文祠及北宋始建的孔夫子文庙、天台宗发祥地之一龙兴寺、引荐徐霞客（1590—1646）考察台州山水的陈函辉（1581—1641）的故居等。

    晚餐后，早寝。

    4月9日，周日，临海—镇海，雨。

    早餐后坐宁波镇海区图书馆钱俊馆长所派车，前往镇海。入住九龙湖度假区之九龙山庄，见山环水绕、水绿山青，悦甚。

    下午在镇海区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抄录有关“破四旧”的资料。

    晚餐时结识镇海区作家协会主席、心斋书屋主人林伟先生，交谈甚欢，知其所著《唐弢年谱新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系其所著《唐弢评传》之基础学术工程。回宾馆，展阅《唐弢年谱新编》。

    4月10日，周一，镇海雨，长春晴。

    上午为镇海区基层文化系统员工讲课。林伟先生至，获赠其《鲁迅诗歌注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其后记云，他1988年9月至1992年7月在浙江大学中文系本科求学四年，经过“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学海迷茫，“终于找到了读书要‘博学守约’和精读、泛读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读书、买书的爱好。就业后，就常常跑书店，然而遭遇了是“买纸质书”还是“读电子书”的困惑：“如果我不买书，而想在电脑中读遍世上所有令我感兴趣的书，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我觉得电子书究竟无法替代纸质书，原因不仅仅在于纸质书能让人有捧着读的感觉。”

    午餐毕，即赴宁波栎社机场，拟乘坐春秋航空公司16时20分的9C8546航班飞往长春，因空中管制原因误点近两小时。幸于机场书店购得《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翻阅数页，颇有所得。冯先生自命其书房为“瓜饭楼”，其于2015年10月15日所写自序云：

    我一生受过不少磨难，小时是经常挨饿。日本侵华期间，我从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躲了过来。三十岁我到了北京，常常受到当时极左运动的批判。“反右”运动时，我被学校内定为第三名“右派”，幸得中央领导来听我的发言，称赞了我，才幸免于难。“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人民大学第一个受批斗，我熬过了这场噩梦似的十年浩劫。1975年，我被借调到文化部，主持《红楼梦》的校订工作，我的命运开始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我的许多著作，都是在1975年之后写成的……我的学术路径，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

    长春市图书馆范敏副馆长、刘怡君主任接机，安排入住长春市清华宾馆。

    4月11日，周二，长春，晴。

    上午至长春市图书馆谢群馆长联系之小学讲课。午饭后，应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刘青华副馆长之邀，与馆员们座谈。

    4月12日，周三，长春，晴。

    上午为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年会讲“全民阅读推广”。

    长春师范学院秦亚欧副馆长驾车接余至长春师范学院，为大学生做讲座。

    3月28日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为余颁发“吉林省全民阅读研究中心（挂靠于吉林人民出版社）顾问”的聘书。当晚，该会会长赵家治先生及会刊《天下书香》执行编辑马犇先生推荐至龙海虹夫妇所办正大书苑为读者做一讲座，并为听众所购《全民阅读参考读本》（海天出版社2011年版）签名题辞。活动结束后，与龙氏夫妇小酌于邻近一夜宵铺。

    4月13日，周四，长春—杭州—嘉兴，晴。

    早饭后，至吉林金融学院做讲座。

    午饭后，即赴机场，乘13时55分的航班飞至杭州萧山机场，转赴嘉兴。

    4月14日，周五，嘉兴—桐乡—嘉兴，晴。

    早餐后，前往桐乡，至浙江传媒学院桐乡学院图书馆讲座。

    午饭后，直接前往中共嘉兴市委组织部，做题为“家训与家教”讲座。

    讲座毕，至嘉兴市图书馆查阅资料，与郑生闯辉夫妇、凌生冬梅一晤。

    4月15日，周六，嘉兴—徐州—睢宁。

    上午9时56分乘坐高铁从嘉兴南站至徐州东站，午餐水饺后，坐睢宁菁华学校车，转赴该校承办之江苏省民办学校年会。

    4月16日，周日，睢宁—沭阳。

    上午在民办校论坛上做一报告。

    午后应沭阳县潼阳中学范校长之邀，前往该校讲座。潼阳中学以“脚踏实地走潼阳路，志存高远做潼阳人”为学生励志之语。

    4月17日，周一，徐州—无锡，晴。

    早餐后，乘坐潼阳中学车赴徐州东站。乘坐上午11点G107次列车，赴无锡。

    下午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小王来车，陪同逛南长街。于无锡“惠山泥人”铺面赵建高先生处，购得一组泥塑书偶，并预订下一组“渔樵耕读”彩塑，一件“抓周”彩塑。

    按：赵建高先生出生于1956年，江苏无锡人，现系国家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无锡市惠山泥人研究所所长。自1972年起，随同著名艺人，有泥塑“猫王”之称的蒋金奎先生学艺，专事惠山泥人彩塑艺术至今。代表作品有“阿福”“老渔翁”“童趣”“一个好宝宝”“十八般武艺”等。

    晚餐后入住宾馆。

    4月18日，周二，无锡，晴。

    应位于惠山区南狮子山与牛头山之间的阳山中学校长姚岩先生之邀，至校区内安阳书院参观，并于午后为学生做一讲座。

    按：安阳书院，由钱勖通过募捐兴建，现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光绪八年（1882）落成，坐西向东，原布局为两进两厢，三面有廊，中间为天井。房屋十余间，均为硬山顶建筑。现除南侧厢五间已拆除改建新房外，其余房舍都还较完好地保持着原状原貌。由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和其他校友共同提议修复安阳书院。目前设有安阳文社。

    书院旧址占地约400平方米。四面环河，正门通以一条古朴的小石拱桥。该桥建于明成化八年（1472）。书院正门外，拱卫有两棵200余龄的古银杏树。向天井一面的墙门门额上，篆刻“樾朴作人”四个大字。整个书院，清幽而雅致。

    13时20分讲座结束后，即驱车赴无锡科技职业学院。随后与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先生会合，同在该院报告厅联讲“我的读书与写作”。

    4月19日，周三，无锡—靖江。

    上午与赵兄同赴靖江。先至靖江市图书馆喝茶，得见该馆馆刊《显华》杂志第二期。然后入住靖江国际饭店。

    午饭后，做“全民阅读推广与‘书香靖江’构建”讲座。赵兄则至靖江高级中学作报告。

    4月20日，谷雨，周四，无锡—衢州，大雨。

    早饭后看靖江市图书馆在靖江公园的服务点后，即到馆查阅地方文献资料。

    午饭后靖江馆小李开车，送至无锡高铁站，前往衢州。

    4月21日，周五，衢州—义乌，小雨。

    上午参观衢州二中校园，为高中学生做“人生惟有读书好”讲座。该校是吕竹君女棣的母校。

    午饭后赴义乌。由《水枝书话》（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作者吴振华接站后，即往冯雪峰（1903—1976）故居参观。于神坛村口见有《神坛村训》云：“家若富须勤俭，家若兴须和气，家若稳须谦让，家若顺须仁义，家若善须慈悲，家若和须忠孝，家若明须诗书，家若正须道德。”

    返回市内，振华安排与律师丁宁君等共进晚餐。

    4月22日，周六，在义乌，晴。

    上午振华约来义乌市烟草局吴晓磊君同看吴晗（1909—1969）墓、吴晗故居。

    吴晗墓地在吴店乡苦竹塘村一处山坡上，但环境颇为简陋，墓旁一亭尤为粗糙，令人唏嘘。至吴家老宅，是1924年所建楼屋，有正房三间，正房左右各两间，左右厢房各一间，其中左次间为吴晗当年的卧室兼书房。一楼堂屋壁上，有相传为吴晗六岁时所写之诗云：“桌中无菜市上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谓我读书好，吾谓耕者比我高！”（莫志恒所书）

    振华赠我《故乡的怀念——献给吴晗同志诞辰八十周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11月版），其中多有其子弟的怀念文章。

    吴晗养子吴彰回忆，当年社会上掀起批判“三家村”狂潮时，他才小学一年级，当日：“爸爸三天两头被造反派拉出去游斗。造反派把他绑在烈日下的枯树上，往他脖子里灌被晒得滚烫的砂子，用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用各种想得出的法子侮辱他。1967年初，我们一家被轰到了北京城南一角落……从早到晚往来的人群络绎不绝。爸爸被迫站在四楼阳台的一张凳子上，手持（毛主席）语录本，一天无数次地向楼下的人群‘请罪’。没过多久，爸爸进了劳改队，被打致伤，经常吐血。”“1969年10月11日，我们姐弟连死去的爸爸也没有看到一眼，只哭着拿回了爸爸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下的香烟。爸爸的骨灰至今没有下落。后来我们听说，爸爸是戴着手铐，从监牢押到医院看病的。他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还大口大口地吐血。我们一家四口，现在只剩下我一人了。”

    王煊城是1941年入学西南联合大学的义乌籍学生。他在《“天真犹自笑盈盈”——悼吴晗师》文中，引用廖沫沙（1907—1991）七绝诗云：“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可怜一觉开封梦，留得身前身后名。”他写道：

    “往事如烟，有许多是记不清了。但是，在和吴先生有较多接触的四五年中，我感到吴先生在当时虽然已经是名教授、名学者，却从来不搭架子，而且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一言一行中，从“心底无私”中流露出可贵的纯朴天真，还带着浓厚的义乌一代农村的乡土气息……他正直、善良，又加上天真，我想不到这会招致杀身之祸。”

    振华又为我提供《义乌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资料如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公开点名批判，从而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次年7月6日，义乌县城首次出现500多张“大字报”。次日晚，中共浙江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义乌分团和中共义乌县委召开县机关干部大会，动员机关开展“文革”，分团领导做报告部署“破四旧”运动。8月25日，在义乌中学大操场举办万人大会，庆祝“文革”。在会上，义乌中学“红卫兵”“公审”并焚烧了“城隍老爷”神像，揭开全境“破四旧”之幕，影响到全县农村。随后“红卫兵”下乡，“烧古书、家谱，烧祖宗像，烧龙灯，烧古装戏具，砸牌坊，挖祖坟，烧毁各种珍贵雕刻及其他文物”史载：“这一浪潮中受灾最重的是文化领域……全县所有庙宇、神像几乎全被捣毁；一大批宗谱、祖宗容像被当作‘毒草’烧掉。”值得一书的是，1967年，“红卫兵”曾以“破四旧”为名，“冲进县图书馆，欲将馆藏古籍付之一炬。由于管理员坚持原则，4万余册古籍得以幸免。但基层图书馆的近万册图书有的被当作‘毒草’烧掉，有的被人拿走，所剩无几。”

    又浏览位于金华的艾青故居。艾青（1910—1996）本名蒋海澄，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以1933年发表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一举成名。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高瑛著有《我和艾青》（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其故居实为蒋氏老宅。东门门楣上有“耕读家风”四字，两旁悬挂“艾青故居文保处”和“艾青故居纪念馆”两块木牌。中堂有一副对联：“百年燕翼惟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

    晓磊君提议看看金华与义乌交界处，今属金东区傅村镇境内的山头下村。据说该古村在东、西、北各有一个门，南面则有两门，五门连接着五条路巷，是按“金、木、水、火、土”五行原理规划设计并建造而成的。只要关闭五门，整个村舍自成一座独立的“城堡”，村民可以互通而外人无法入内。

    该村位于金华至义乌的官道旁，又是潜溪和航慈溪汇流后注入婺江之地。整个建筑因地制宜，南高北低，东高西低。沿着村边潜溪旁的小道，由南门步入此一独特的明清古村落，但见青砖黑瓦、砾石铺路，乃藏风聚气之地。晓磊云此乃其外婆家所在、他童年游钓之所。闻村中故老云，太平军曾据此，烧毁了南门侧的沈家祠堂，其遗迹尚存。目前保存有沈氏宗祠、三益堂、西溪殿等明清时期重点文保单位28处。

    传统民居的每扇门旁，各有一个“眼洞”（好比“猫眼”，用以辨别来者何人）；而对外街道的拐弯处则设有枪眼，以备外人侵之后的巷战；有的交叉路上方建有“过街楼”（犹如现在城市中的天桥）；每幢房子都有“马头墙”，起到防火防盗的作用；排水系统非常完善。当年，此地为水陆要冲，村中多有粮油铺、石蜡铺、当铺、染坊等。村西的石板桥、村东的古樟树令人瞩目。

    据该村保存下来的《沈氏宗谱》记载，村中沈姓村民均为曾任金华太守的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沈约（字休文，441—513年，吴兴武康人）后裔。明景泰七年（1456），其三十一世孙沈永进三兄弟，由义乌沈宅迁居山头下建村定居，繁衍至今。在当代，该村仍传承着重教崇文的风气。

    下午在义乌图书馆为读者讲“最是书香能致远——读物选择与幸福追求”前，与该馆馆长王瑞亮略谈。讲座结束后即坐车前往海宁。海宁图书馆吕佳兰副馆长来接。入住预订宾馆。

    4月23日（第22个“世界读书日”），海宁，晴。

    上午在海宁市图书馆查阅有关“破四旧”的资料。

    下午为读者讲“最是书香能致远”。

    晚参加浙江省图书馆“世界读书日”之“海宁图书馆之夜”活动。

    4月24日，周一，海宁—天津，晴。

    早餐后，即赴海宁西站，乘坐上午10时19分发出的G1228次列车赴天津。

    津门书友王振良、周东江接站，入住今晚宾馆。

    4月25日，周二，天津，晴。

    早饭后，至“2017书香天津春季书展”现场，为读者做讲座。

    至问津书院，参观其地方文献收藏。

    《天津日报》副刊主编罗文华学弟应邀共进午餐，叙谈甚欢。餐后即赴空港区图书馆，应张欣馆长之邀，于14时在空港区小学为教师们讲“在书香中健美成长”。讲毕参观空港区图书馆，随后赴海军勤务学院讲“最是书香能致远”。

    4月26日，周三，天津—南京，晴。

    早餐后乘坐天津南站9时34分发出的G113次列车返回南京南站。

    7月11日，周二，南京—合肥，晴，热。

    上午在江淮雁斋。12时47分从南京南站出发至合肥，三时许在合肥市图书馆开讲座。

    7月12日，周三，合肥—苏州，晴，热。

    上午在宾馆，洪权上门招待，并邀北大同窗徐建来，同进午餐。餐毕，赴合肥工大开讲座。

    讲毕，乘G7270次列车赴苏州，应邀参加第七届江苏书展活动。入住苏州会展中心附属宾馆。嘉宾资料袋中赠书有：

    （1）《市民阅读手册（修订本）》（苏州市图书馆邱冠华执行主编，古吴轩出版社2016年版），编委会成员有江生少莉，她参与撰稿时尚在苏州图书馆编辑《今日阅读》杂志。全书分为“阅读渊源”“阅读向导”“阅读活动”“阅读方法”“阅读推荐”“阅读经典”等版块。

    （2）《孩子是个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其封面导读语云：“重新发现孩子，重新发现自己。”译者张晶谓，本书是“一部写给当代父母的精神启示录，以童心为镜，省察成人世界的缺失”，“美、爱、纯真、游戏、痛苦以及死亡，透过孩子的眼睛，人生的一切呈现为全新的景象”。作者皮耶罗·费鲁奇是意大利心理学家、哲学家，被誉为“当代欧洲精神心理学”的引导者之一。他在书中教导为人父母者要“以孩为师”——“从孩子对世界的专注中，学会活在当下；从孩子的创造性中，学会摆脱经验的牢笼；从孩子的情绪中，觉察自我的精神状态；从孩子的纯真中，发现日常生活的独特之处；从与孩子的交锋中，增强自我意志的力量；从孩子对死亡的最初思考中，体验对什么的感激之情……”

    （3）《童眸》（黄蓓佳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版）。作品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苏中地区一个小镇，活动在富有历史积淀的仁字老街上的白毛、朵儿、马小五、弯弯等孩子们，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成长的故事。作家用理性的头脑，写出了曾经令她和她笔下的孩子们同样惊惧过的真实的成人世界，其中有多少的虚假，又是多么的不公平！

    7月13日，周四，苏州—义乌，晴，热。

    上午9时许，至第七届江苏书展新闻中心现场，接受凤凰网“读书、藏书”主题采访。然后至书展现场淘书两小时许。先后得书14册，花费约400元，分装于两书袋，提在手上颇觉沉重。所购书目如下：

    （1）《书书书（版本与书籍）》（周越然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2）《七十二沽书脉长》（彭博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那时书妆——“百花小开本”散文书衣》（刘运峰编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4）《阅读的力量·经典的魅力》（斋藤孝著，武继平译，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

    （5）《我与书：被书改变贫穷命运的往事》（颜春连著，群众出版社2016年版）

    （6）《逃难记——章桂和丰子恺的风雨人生》（张振刚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7）《我们这些人的幸与不幸》（鄢烈山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8）《点燃心灵之灯：致恩师、先辈、挚友》（宁宗一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9）《最美乡愁——老北京门联的故事》（舒了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版）

    （10）《我的祖父小德张》（张仲忱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1）《乔家：家规家训家风 商规商训商道》（乔添锋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12）《对联书写答问》（章用秀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

    （13）《新疆历史与民族史讲座》（田卫疆著，新疆美术摄影2015年版）

    用自助午餐于宾馆二楼西餐厅。

    午休后径至书展现场之“中国分级阅读长三角论坛”就座。本届江苏书展以“中国儿童与青少年：分级阅读与智慧成长”为主题，邀请邬书林、王志庚等20余位阅读推广领域的学人、作家、编辑出版人、儿童和青少年教育专家、阅读推广名师等，就中国分级阅读的实践与理论问题进行研讨。活动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祁智主持，余继邬先生之后，讲“知识授受与心智成长”，讲毕即赴苏州站，乘坐G7371次列车，于17时28分前往义乌。

    义乌市烟草局办公室副主任吴晓磊君驾车来接，入住位于望道路258号之嘉苑商务酒店。于《全民阅读知识导航》（徐雁、李海燕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扉页题“门对千个竹，家藏万卷书”联语，签赠此书及《2017江苏好书》等予吴君。

    7月14日，周五，在义乌，晴，热。

    全天在义乌市烟草局机关，为其员工做“家训、家教、家风”主题讲座。

    7月15日，周六，义乌—浦江—义乌，晴，热。

    上午9时许，赴浦江走读。

    先看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陈望道故居。

    按：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南山、张华、一介、焦风、晓风、龙贡公等。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大学等高校教授。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篇《共产党宣言》，担任《辞海》总主编，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和《修辞学发凡》等专著。现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里仍保留着陈先生的旧居。

    然后前往“江南第一家”所在的郑义门镇。

    于郑祠右侧偶见“江南第一家书店”店招，入得店堂，选得《江南第一家传奇故事》《江南第一家——中国古代家族文化的辉煌遗产》《宋濂暨“江南第一家”研究》。

    午餐后上车。车行二十分钟，山重水复之际，已达嵩溪古村。在门插四个旗杆的古居前小广场停车后，即踏上曲折的石板村街游览。如果说每家每户窗台上的花草盒子，犹有仿欧的匠气的话，那么，街角巷边丛生着的南天竺，屋前房后隙地里，野生着的粉白、玫瑰红的凤仙花，则不免令人惊艳。村民们在耕读之余的草木闲情，还体现在古朴的庭院里。随便走进哪一家哪一户的天井，总能看到不知名的花草，在酷暑中烂漫着。

    知名的看点——暗溪出现了。于是我俩走下七八个石台阶，站在颇为高大的涵洞口，细细打量起来。一侧山溪正有流水潺潺而下，我忍不住掏出手绢在清澈的溪流中浸湿了，洗涤起脸面来。一位提着板凳独自下到溪洞口纳凉的老妇人，指点我说，要用石壁上刚刚流出的水帘子，不要用洞中流淌过来的溪水，因为后者已经沾染了生活污水。我谢过了老人家的善意，便闲聊起来，得知她小学文化程度，年轻时，从附近山里人家嫁到了此村，将一双儿女培养成人。儿女先后在金华、嘉兴上了大学，如今都已在城市中成家立业了。

    村内地标有古樟树、徐希仁壁画、逸人故居、八字台门、古三层楼、王姓书屋、王姓门里、当店门里、先得月民居、塘角里民居及四房里建筑群等，令人目不暇接。此外，村中还散布着多处祠庙建筑，如关帝庙、徐氏宗祠、邵氏宗祠等。

    一路漫游到村口，见一桥亭无人，乃与振华散坐，闲谈近两小时。其间遥望白虎山，近看荷花池，耳闻蝉鸣之声，眼见游客三两人往而复来，体会到前人所谓“偷得浮生半日闲”也。

    由义乌站，乘G1732次列车下午6时许回到南京。

    德清一周记

    德清县图书馆以“驻馆作家”名义相招，遂于2018年秋冬学期末稍暇之时前往德清，以一周时间游观了这片山水与人文俱秀之地。

    宋代诗人葛应龙《左顾亭记》云：“县因溪而尚其清，溪亦因人而增其美，故号德清。”余首次前往德清，是因为促成了北京大学教授赵萝蕤女史的随笔文集《读书生活散札》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5月8日午间，应邀参加在德清县城举办的“纪念赵萝蕤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外国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时有2010级蔡思明及其师妹陈路遥两位硕士研究生同行。约经3小时50分钟，抵达德清县长途汽车站。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梁正宇先生带车来接，安排我入住新雅兰国际大酒店。

    次日上午研讨会开幕，余以此前所作《赵萝蕤：才学兼备的“燕大校花”》一文为底稿讲了十余分钟，云：“红颜易逝，文学不老，读书女子生命之春常在。”其余专家则侧重在欧美文学翻译与研究成就方面发表高论。9日上午会议将结束时，余动议与会者午后一同前往新市镇采风。因在修路中，由县城一路向东的车辆开得很慢。

    2018年1月17日，周三，南京—德清。

    上午在江淮雁斋家中。

    午后至南京南站乘坐高铁赴德清，一小时许至。德清图书馆派车将我接至新市镇用晚餐，饭后看了一会新市镇夜景。

    镇上以仙潭为中心的河边老街，还基本保留着清末民初江南古镇的建筑格局。一路前往，在灯光映照下，只见石头桥下的潺潺流水、高墙深宅中的斑驳民居、歪斜廊棚下高低不平的石路，犹如一幅历史民俗画卷缓缓展示着。

    走到一座石桥旁，只见对岸的门面上挂着“林家铺子”的店招，据介绍，这里正是20世纪50年代末，水华执导、夏衍编剧、谢添主演、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林家铺子》的外景地之一。

    该片根据茅盾（1896—1981）的同名小说改编，以1931年的中国江南某小镇为背景，通过小工商业者的挣扎生存、最终倒闭，和林老板一家的命运，展现了当时整个社会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黑暗现实。

    晚宿镇西侧一座新建宾馆。

    1月18日，周四，新市镇—武康镇。

    早饭后正式观览新市镇。该镇已有1700余年历史，因水道交通之便，历来商贾云集、贸易繁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蚕丝生产基地。据明嘉靖年间编纂的《德清县志》云，当地素有“琳宫梵宇之壮，茧丝粟米之盛”的声誉。

    “吴兴养蚕三月杪，桑间女儿何窈窕？”新市镇有许多与“蚕”有关的民俗，流传至今的以蚕为主题的诗、词、谚、谣甚多，因而知名的影片《蚕花姑娘》也曾到此选景拍摄。本地有“蚕花庙会”，相传春秋时期，越国范蠡送西施去吴国姑苏，途经新市，给沿途围观的养蚕姑娘送了鲜花，祝愿她们养蚕顺利，蚕子丰收。后人为纪念西施，每到清明时节便聚集在一起，举办“蚕花庙会”。这一习俗历经唐、五代、两宋而盛于明、清，直至1937年夏日寇全面侵华战火燃起时才中断，至1999年又得以恢复。

    德清县图书馆新市镇分馆的潘馆长，特意约请了熟悉镇史典故的韦秀程先生为余导游解说。原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此镇有“三潭九井、十八块、三十六条弄、七十二座桥”之盛。南宋诗人吴潜（1196—1262）、清朝画家沈铨（1682—1760），还有中国古桥古船专家朱惠勇先生等，都是这座小镇所孕育出来的菁英人物。而沈铨的后裔至今还有居住于此的。

    与六年前相比，新市镇因开发旅游被修缮一新了，尤其是宁夏街方向，幸而仙潭一带还较完整地保住了原貌。记得上回初来，展望所及，老屋房顶和墙壁无不密布着绿色藤萝，与石板缝间绿色的苔藓、清澄的潭水相映照，使我顿悟时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的赵紫宸先生（1888—1979），何以为女儿起名为“萝蕤”了……

    记得当日我在陈家潭旁由仅存一进的老屋改造成的“新市镇文史馆”里，看到了一函以镇政府名义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仙潭文史丛书》，由舒乙题签，姚小倩设计封面。姚永奎先生为该文丛题诗云：“仙潭古镇越千年，咏史明志百万言。纵观千秋人与事，遗迹长存丛书间。”《仙潭撷英》云：“陈家潭又称‘神驾潭’，位于西河口的最南边，环绕陈家潭有三座古朴典雅的石桥，潭南叫‘驾仙桥’，潭西叫‘会仙桥’，潭北叫‘望仙桥’。”

    午饭后至武康，入住宾馆后稍事休息。

    晚出席德清县图书馆新馆四周年庆。上台接受德清县图书馆所颁“驻馆作家”聘书，其中写着：“因广大读者对您的厚爱，本馆特聘请您为第十七位‘驻馆作家’。”

    1月19日，周五，在武康镇。

    早饭后，在小雨飘潇中，前往下渚湖湿地公园游览。

    下渚湖湖水开阔，环岸芦苇丛生，是江南最大的湿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良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传说中的防风氏故里。“湖中有墩，墩中有湖，港中有汊，汊中套港”，湖区有数百个岛屿湖墩分布。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栖息于此。

    游毕，于一农家饭店午餐后，前往德清老县城城关镇（现称乾元镇）游览。1994年5月17日，德清县城移至武康，因而城关镇还基本保留着20世纪老县城格局。从西侧的丁家弄，一路步行，于街口的一花草摊上，选购得粉色茶花一株、兰草一盆。于务前街北端见俗称“孩儿桥”的清河桥（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桥用武康石砌筑而成，单孔，古制古韵，令人徘徊不能去。随后至老孔庙所在的校园参观。

    晚饭后，在德清县图书馆影视音乐厅观影片《城南旧事》。

    1月20日，周六，在德清县图书馆。

    上午与德清图书馆书友会成员座谈，并签题旧著《秋禾行旅记》《旧书陈香》等。座谈会由朱炜馆员主持。

    朱炜笔名清书，著有《诗词小品》及《湖烟湖水曾相识》（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百里湖山指顾中》、《君自故乡来：用乡情为德清人塑像》（团结出版社2017年10月版）。其中，《湖烟湖水曾相识》为浙江图书馆研究馆员袁逸学长作序，《百里湖山指顾中》为余作序。序题为“清书之书清兮，可以悦人目”，云：

    本书书名出典于清代德清人戴望的《洛舍漾》诗，其句为：“抽帆齐唱大江东，百里湖山指顾中。雪浪高飞云倒卷，狂歌不怕鲤鱼风。”这样，它便成了书名出典于俞平伯《重圆花烛歌》的《湖烟湖水曾相识》（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之后的又一部新集了。

    顷观《湖烟湖水曾相识》，颇感动于作为一个外乡学子的朱炜，对于杭州西湖人文的倾情。我的北大学长、浙江图书馆研究员袁逸先生在序言中推介道：“《湖烟湖水曾相识》一书，收文凡七十篇，以历史名人与杭州西湖之因缘为线索，探幽述胜，凭吊抒怀，于清丽文辞中时见少年老辣。尤其写德清俞家影事的几篇，经由这位小老乡的灵秀笔墨，其逸闻掌故，多有可采、可叹、激励后学者。”“感觉朱炜的书好看，有料，值得；除了文采禀赋，更因了其真切而难得的在这样的年纪所能具有的古典情怀、历史视野。朱炜下了功夫，博览广收，肚里有货，笔下生辉……即使是一些为人熟知的内容，如东坡、岳飞、柳如是、秋瑾的事迹，也写得富有创说异见，颇新耳目。”

    《湖烟湖水曾相识》已赢得袁学长如是推许，则作者专写其家乡德清山、水、人、家的《百里湖山指顾中》之可读性，更不在话下了。概而言之，《百里湖山指顾中》是与《湖烟湖水曾相识》一脉相承之作。此脉，乃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的乡土人文之脉。朱炜在本书《后记》中说：“我相信读者拿到《百里湖山指顾中》的那一刻，会一见钟情，读而难忘，甚至手不释卷的。天下的地方千千万，德清只有一个，对这里的饮食和风俗，我们要偏爱一辈子；关于这里的自然风光与历史故事，必须知道一点。否则何以证明你是德清人，你的故乡是德清？”

    清书之书清兮，可以悦人目。其实他笔下写的比嘴上说的还要好。无论是记黄郛、丰子恺、梅滕更的莫干山缘，还是写静静的余英溪、绿绿的下渚湖、黄黄的枇杷季；无论是叙“书男”许宗彦、“书魂”蔡剑飞、“校花兼才女”赵萝蕤，还是忆俞樾的先祖们、俞平伯的德清情结、俞陛云家的三位女史……无不言下有史而史中有文，文辞清通而史识清明，篇篇都是令人开卷有益、掩卷成思之作。我为此深深认同作者在大学毕业返乡之后，经年所做的这件解读家乡文献、弘扬乡邦文化的功德，他因此足以成为我国图书馆界不可多得的“学习—研究型馆员”的楷模。是故为序，以表深心嘉许。

    查文件夹，知该序文作于四年前的6月2日，正值农历端午。逝者如斯夫！

    午后2至4时，为图书馆读者和听众做“最是书香能致远——读物选择与幸福追求”讲座。

    讲座前，知名学人、藏书家张建智先生自湖州赶来相会。晚餐后回到宾馆，叙谈至于夜深。

    1月21日，周日，前往莫干山采风，微雨。

    早餐后，即往莫干山镇。于镇街上用午饭，随后至慎氏见山庐茶话。

    是日天气甚寒，热情的女主人俞秀娟女士则预案在心，胸有成竹，首先点起木炭盆，烤香小红薯，然后为每人泡上一杯莫干黄芽。宾主于八仙桌边坐下，谈兴正浓，间壁厨房忽然香味逸出，原来六菜一汤的佳肴已成，遂撤去茶杯，倒上温热的绍酒，不觉食指大动，谈兴益增也。叙谈一切，至于子夜。忽闻溪流声益大，原来有夜雨助其势也。透过雨帘遥望远山巅一丛灯火，恍惚间生出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于见山庐客房酣睡。晏起。洗漱完毕，推窗但见满目翠竹，想起“门对千个竹，家藏万卷书”的名句。早饭后，于屋场上饮茶，稍后建智先生辞归湖州，余等则驱车上山，于农家饭店用午餐。

    1月22日，周一。

    早饭后进入莫干山区。

    午饭后继续浏览。

    晚宿于莫干山风景名胜区502号之白云饭店。

    1月23日，周二。

    晨起，大雾弥漫，微见曙光。早餐后，被来车接至德清县图书馆，接受朱音馆员之“德清县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访谈栏目第23期”访谈。对儿童导读问题发表看法云：

    阅读推广要从娃娃抓起，从绘本抓起。可以从生肖开始让孩子了解动物世界，然后让他们走进身边的动物园直观感受动物的特点，以培养兴趣；接着可以从植物绘本、人物类绘本开始自由阅读，慢慢培养孩子对阅读的兴趣。我认为，教孩子认字、讲故事、看绘本主要都是要靠妈妈来完成的。

    现在一些公共图书馆在实施的“阅读宝贝计划”值得借鉴。以苏州图书馆为例，“悦读宝贝计划”覆盖率达到100%。他们为0—6岁小读者专门设计一个阅读礼包，里面有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以及成长记录等。还为儿童开办“悦读园”，这是苏图实施“悦读宝贝计划”的重要园地。2013年，苏州图书馆的“悦读宝贝”计划被“阅读起跑”（Bookstart）英国总部承认，成为中国大陆首家“阅读起跑线”的成员馆。

    倡议建立“好家长学堂”。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只有家长自身具有了一定的知识，才能有效地推动全民阅读。

    旋至馆内地方文献阅览室，浏览《新市镇志》《德清县志》《湖州市志》及其他德清本地的镇、乡、村志等，查看得当地城乡有关1966年复“破四旧”毁书的记载若干。

    午饭后返回南京南站。傍晚先打车至仙林和园之雁斋山居，投湖石于水池，置兰草于月台后，即乘坐2号转4号线地铁回到江淮雁斋。

    不日收到朱炜馆员寄赠的列入“四库德清文丛”的明陈霆（1468—约1549）《水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6月版，上、下册），据记载，德清籍作者之书被清乾隆朝文臣编纂的《四库全书》采入者，多达42种。慎馆长在文丛序言中说，德清虽是江南小邑，却是文献彰著的重镇。藏书传统开始于南北朝时梁代文史家沈约（441—513），“此后千百年间，德清书香传绪千年，著书立说，代有名篇……近年来，德清县图书馆组织人力物力，遍搜省内各大图书馆，征集乡邦文献的善本，聘请邑贤陈景超先生进行点校注释，而后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以期传承不息”。

    其余两种附赠之书，一册为刘正武先生《湖州批判》（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7年1月版），余阅其中《徐献忠的吴兴情结》《乌程归安今何在》《湖州文献整理研究报告》诸篇，甚感开卷有益。又一册为朱胜萱、杨莹主编的《一叶知山：莫干山自然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3月版），创意颇佳，文笔亦好，图文并茂。其序言交代背景云，五年前于上海蜗居，选择离上海近的莫干山，盖房种地，有了自己的小民宿和小农园，从而开始了自己“半城半乡”的生活。他深刻体会到莫干山的魅力，其实不仅仅存在于那些秀美风景，更蕴藏在山林乡野惯常的微小生活里，旨哉斯言！

    在江淮雁斋获读诸书，深化了我多年来对于德清的人文印象，遂为一周来的德清之行，圈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圆满的自亮”——解读北京大学教授赵萝蕤女史的才学人生

    钱穆先生（1895—1990）晚年于台北素书楼写《师友杂忆》，追忆到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生活时，有一节特别说到陈梦家（1911—1966）、赵萝蕤（1912—1998年）夫妇云：

    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予。及是夫妇同来联大。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

    梦家在流亡中第一任务，所至必先觅屋安家。诸教授群慕与其夫妇游，而彼夫妇亦特喜与余游。常相过从。梦家犹时时与余有所讨论。一夕，在余卧室近旁一旷地上，梦家劝余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

    其教学相长如此，亦可见钱老夫子对这一对知书识礼的人间佳偶，自有美好印象。而其中赵女史“勤读而多病”一说，则不难于燕京大学校友李秉德的回忆和吴宓（1894—1978）的日记中得到实证。

    1936年秋考入燕大的李秉德回忆说，当年十月间的一个星期天，校内贴出一份组团前往西山戒台寺看红叶的布告，愿参加者可报名，但需驴子代步的须交雇驴钱一元。结果参加的学生、教师及家属等共有十多人。“坐车到山下后，有三头驴子等候着。一头是代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雇的，她身体不好。另一头是给一个孩子的。最后一头就是给我雇的。我看陆先生和文学院长梅贻宝先生都未雇驴，真不好意思骑了。这时陆先生说：‘不要骑了！一块儿爬上去吧！’我说：‘对！’一路上大家随便谈天论地，非常自然亲切。我虽白花了一元钱，也感到非常愉快。记得那次陆先生和陈梦家谈的最多的是诗。”

    1938年3月1日午后，在从香港经越南海防向昆明的辗转途中，吴宓与陈、赵夫妇先后有同舱、同车乃至同座之谊。当天方开四五个小时船，因船体剧烈颠簸，“宓尚可安卧，而萝蕤等已病，且呕矣”，想来是晕船之故。6日，在进入中国云南边境的滇越火车上，“与萝蕤谈英国文学，及刘廷芳夫妇之行事，有为宓所未知者”。8日，时已抵昆明一日，记云：“圆通公园则红墙金瓦，绿树碧空，极似故都中央公园，宓殊爱之，屡独游。或与诸友同游。其后毛子水、程毓淮二君，租居园内。宓更屡过，且与梦家夫妇，在二君室中茶叙。”旋为推荐赵萝蕤任云南大学英文讲师，而专程至云南大学走访校长熊庆来。其后遂有生动笔墨云：

    萝蕤到此即病。宓三月九日由云南大学归，即至登华街联大女职员、女学生宿舍报命，萝蕤隔帷而语。旋与其弟景伦同迁入陆军医院。梦家导宓往探候……及梦家夫妇奠居于林同济寓宅之另一座房中，宓数往访，且与子水在其家晚餐。萝蕤自治菜饭，叹言：“淘米烧柴半日，已苦死矣！”

    显然，吴先生对这位标致又好读小说的女弟子是关爱备至的。3月31日晚，吴老师随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迁往蒙自之前夜，在昆明共和春酒家设宴告别贺麟、毛子水诸友好时，还特意请来了时任云大文法学院院长的林同济教授（1906—1980）夫妇及陈梦家夫妇，“盖宓欲林君助萝蕤谋得英文教职也”。作为主人，年已四旬的他周旋于席间众宾客之间，竭力营造欢洽热烈气氛，至散席时竟已有了些醉意。

    不久，陈梦家亦至蒙自，寓居城内桂林街14号楼上。“房屋陈设均甚敞洁而华美。宓间往访，与萝蕤谈文学，并借书与之。萝蕤后（于）梦家，偕张遵骝（1916—1992）来蒙自，宓亦迎于车站。”10月31日，吴先生回到昆明的次日上午，即与毛子水同至登华街25号楼上，“访赵紫宸君，及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并见紫宸之次子赵景心，即在其宅中午饭”，11月1日，又赴毛子水设于当地光华街海棠春菜馆的午宴，客人为赵家全体成员。6日，为星期天，吴先生亦假址于海棠春设午宴招待在昆明诸友好，赵紫宸及陈赵夫妇、毛子水等均被邀出席。17日午后至赵紫宸处道别，获悉梦家夫妇已迁居。

    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赵萝蕤在《我的读书生涯》中亦有所忆述：

    从七七事变以后，我一直是失业的。当时西南联大继续清华大学的老规矩，夫妇不同校；丈夫在联大就职，妻子就不能在同一学校任课。而且那时物价腾贵，金圆券不值钱，教书还不及当个保姆收入多，因此在联大的八年里，我基本是操持家务。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做出牺牲。但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柴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

    “我是老脑筋”“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菜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由赵萝蕤的自述，笔者似乎找到了解读其“才学人生”的一把人文钥匙。

    一

    《我的读书生涯》一文是1994年春夏间，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发起征文时，年已八旬的赵萝蕤教授写的一篇回忆录，随后收录在公开出版的文集《她们拥抱太阳——北大女学者的足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之中。随后北大出版社要结集出版她的代表性论著文集时，这篇文章被冠于卷首，并以之为书名。

    可见“读书”是赵萝蕤教授一生最美好的回忆资源，也是她晚年所认可的自己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根源。她的弟子刘树森在《我的读书生涯》“编后记”中说：“本书汇集了从赵萝蕤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著述中择选出来的34篇文章，是作者个人的一部文集。在文学翻译界、英语教学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赵萝蕤先生均以其学术业绩闻名已久。以其翻译成就而论，从30年代的《荒原》到90年代的《草叶集》，口碑不凡。就教学建树而言，赵先生执教50余年，至今仍在指导研究生，受益者不记其数。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赵先生担任主编之一的两卷本《欧洲文学史》及其诸多文章行世，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文集可谓赵萝蕤先生治学数十载的写照。读其文章，可知其人，可领略其治学之道。”

    赵萝蕤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同他父亲赵紫宸先生（1888—1979）的启蒙和教诲是分不开的。

    赵紫宸出生于浙江德清县新市镇一个贫寒的家庭。1914年东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后，任东吴大学教授并兼教务长。1926年携家北上，担任燕京大学教授。1932至193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主讲中国文学。

    1912年，赵萝蕤出生在杭州，从此她获得的是良好的家庭教养和优渥的知识教育：

    我在苏州圣约翰堂附近的幼稚园玩了三年，七岁进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年级，并在童年开始学英语。父亲1914至1917年留学美国，因此我一进小学不但学了英语，还开始学弹钢琴，完全是美国的那一套。但是父亲又是个祖国文化修养极深的学者。他怕教会学校不注重祖国语言的培养，又亲自教授我《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而且吟诵起来像是在唱歌……12岁那年，苏雪林女士（绿漪）到我班上来教国语。她重视写作能力，我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双行密圈……六年级时我的语文成绩被评为全校第一，甚至超过了高中三年级的同学。

    十六岁了，赵家有女初长成。1928年，豆蔻年华的赵萝蕤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

    她回忆说，那时中文系的名教授有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她顿时优游在中国文学的海洋里；可是当二年级读毕，她却在美籍教师的劝说下，转系去读了英国文学，“那时的学校是很自由的；学生除上课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我酷爱读小说，便从父亲的藏书中选读了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的小说，家里没有的就到图书馆去借。后来桑美德教授开了一门小说课，我选修了，但是她要求读的小说，我差不多都已读过。在大学的四年中，我选了多门音乐课，并继续学弹钢琴”。

    1932年夏她本科毕业时刚好二十岁，于是在父亲的鼓励下，投考了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学英美文学。才貌双全的女生，自得人间偏爱。自入清华始，她就不断得到老师们的照拂和赏识。她回忆说：

    当时研究所除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但是我英语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以后再补吧。”于是我被录取了，还得了一年360元的奖学金。我对父亲说：“我不用花你的钱了。”那时小灶食堂一个月才花6元，还有24元零花钱。

    在清华大学三年，赵萝蕤听了吴宓教授的“中西诗比较”、叶公超教授的“文艺理论”，以及美籍教授温德老师所开的各种法国文学课程。由着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指引的方向，她努力求新知，而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研学到三年级时，天赐良机了！应时在上海的戴望舒之邀，此前“没有做过任何形式的翻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只知一味读书”的赵萝蕤，开始了艾略特长诗名作《荒原》的翻译工作，并在温德教授指导下，完成了作品“译者注”部分。译诗在1936年由上海新诗社出版。

    对于这位兴趣广泛的单身汉教授，赵萝蕤晚年在《我记忆中的温德老师》中描述道：“温德老师法国文学的知识很丰富，后来我还念过他的波得莱尔、司汤达、梵乐希等课。他讲课十分传神，通过他的讲课，也随着我的鉴赏日益成熟，我对波得莱尔的诗歌养成了强烈的爱好，甚至梦想到法国去留学。”“我想他最主要的活动还是读书。他的头脑十分灵活，没有他不愿涉猎的园地。他听说我在美国读了些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于是他也读起来，而且偏到一些次要著作。我喜欢去找他聊天。”

    素谙现代文学作品资源的姜德明先生，知道赵萝蕤早年写过不少白话新诗和散文，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期间和60的年代“运动”期间，剪报都已散失，“再也找不回来了”。在读到她发表在1994年2月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的这篇文章后，他特别赞赏其“为文的真诚”，说她的文章“淡雅朴实，没有多余的废话，但充满了丰富的知识和细致的分析、观察”。为此姜先生为北大版《我的读书生涯》没有“多收几篇散文”倍感遗憾，但赵萝蕤的回答是：“下一本就该是散文了。”于是姜先生推测，也许她自己曾编选好了一部什么散文集了，但尚未问世。所幸2009年，由秋禾（笔者笔名之一）、董宁文主编的“凤凰读书文丛”，特意将赵女史的诗歌、散文、随笔文集作为其中之一，以“读书生活散札”为名结集出版，凡24万字。

    为组稿编纂赵萝蕤诗文随笔遗作集一事，湖州知名文士徐重庆先生于2009年2月28日复函笔者云：

    关于赵萝蕤先生的文字，北京姜德明前辈估计是听了失误的传言。赵先生在世时，曾要我帮她办两件事：一是帮她向地方政府要回解放初被没收的祖宅，此事较顺利，当年我是湖州市民盟副主委、市政协委员，向德清县政协一反映，没有多时，即得到同意，我曾去新市镇看过该宅，甚大，解放后被用作粮库，老屋框架结构没破坏，仅二楼的楼板损坏。要回祖宅后，赵先生立即将此宅送给了在新市的亲戚（其父的妹妹赵雅言一家）。我请他们保存好此故居，并请冰心、雷洁琼两位写了“赵紫宸故居”的题字，雷字交给他们后，才知此宅被全部拆除重建新屋。如此，冰心一纸题字没交去，至今在我手里。二是在湖州建一“赵紫宸纪念馆”，只是地方官员感到涉及宗教而不表同意。

    赵先生谢世后，其弟赵景心先生仍希望建一纪念馆，但要包括她姐姐。几经努力，终于在湖州师院建成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纪念馆。兄前年来湖州时，当去参观过。此事自赵先生托我到办成，前后十三年！赵先生的一些遗物，景心老先生全部捐给了纪念馆，其中包括赵先生的手稿与一些作品剪报。与校方办交接时，这些手稿与剪报均由校方整理了目录，此目录交景心先生与景心先生所委托的律师各一份外，纪念馆也备留一份。此目录及实物我均看过，数量不是很多，看样子亦不甚完整，如发表在解放前《大公报》副刊上的诗作，还需查阅该报作增补，其实我也早有意将这批文字整理出版（只有新诗、随笔并无札记），兄也想到此事，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馆留的这份目录，日内我当去师院复印一份，给兄寄上，看看是否有出版的可能……本信的内容，乞亦转告德明前辈！

    又续奉其4月17日函，云：“二月廿八日寄奉一信，想是见收。萝蕤先生的文稿目录今已取得，即寄兄过目，前两页是剪报，后一页是手稿，诗文共50种。兄能费心联系到出版社的话，真大好事……这些剪报与手稿，都是萝蕤先生生前自己集中保存在一个很破旧的文件夹里的，估计遗漏的不会多，单就这50种诗文，插一些照片（作者照片、报纸照片、手迹照片），估计可成一小书。”

    据《读书生活散札》编集者、原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王增清先生在《读书生活散札》的“编后记”中所述，赵教授在译作外，还有大量的文学评论、杂文、游记、诗歌等作品，有的已见诸报刊，有的还没有发表。2006年春，赵萝蕤胞弟景心、景德、景伦先生捐资在他们的家乡与湖州师院共同建造了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纪念馆，赵氏兄弟捐赠了赵紫宸父女的部分遗物，其中包括赵萝蕤的手稿和她生前保存的著作剪报。

    2009年9月，王增清先生在本书“编后记”中指出：“这些剪报大部分发表于20世纪30、40年代，手稿也写于同一时期，大多数还未发表。这些文稿当代人已难得一见。结集出版赵先生的文稿，既是‘两赵馆’的责任，也是读者的祈盼。”

    赵萝蕤文集曾有1996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我的读书生涯》，收录自1940年至赵先生谢世前的34篇文章，而赵先生的著述远不止这些。因此，继续搜集和出版赵萝蕤先生的著作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件事情。

    本书稿主要来自“两赵纪念馆”收藏的手稿17篇、作者生前整理自存的报刊剪辑文稿27篇，辅之以我们检索各种数据库所得的12篇，共计56篇。

    值得指出的是，收录在本书中的这些篇章，凡24万字，多于北大版《我的读书生涯》4万字，且与其34篇文章无一重复。杨振华在读了《读书生活散札》之后，作文表达读后感：“读这些六七十年前的温婉文字，让人如同回到那段烽火岁月，看到美丽的心灵展现在面前，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保持乐观的精神，善待生活，关怀社会。这颗心灵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生活睿智和浪漫情怀。”

    二

    赵萝蕤在《我与艾略特》一文中说，最幸运的是，她请老师叶公超（1904—1981）写了篇序：“这篇精湛的序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水平，使译本生色许多，而当时的叶老师还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教授。”

    有关这位“叶老师”，赵萝蕤自然记忆深刻。她在晚年所写《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说：“我在燕京当学生时，曾在朗润园的草坪上演出过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充当女扮男装的罗莎林，那时候听说过叶公超老师也来看了，并且有人指出：‘呶，那就是他！’”至于做他门下的研究生，则是1932年以后的事：

    我是个拘谨怕羞的姑娘，严肃安分得像座山一样，而他那时还没有结婚，我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他的屋里书架遮满墙壁，直碰到天花板。我上的课是“文艺理论”……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不像后来我自己当老师时恨不得字字句句都早早准备好才上堂去。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我请他写序时，他说：“要不要提你几句？”我那时年少无知，高傲得很哩，回答“那就不必了”。现在想起来多么愚蠢，得他给我提些意见，不管是好是坏，该多有“价值”！

    那家居生活场景的雅致，让这个书香之家出身并见过世面的女生也心生羡慕起来。那个“家”在位于前铁匠营的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里：“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

    对叶老师的垂注视而不见，其实是有其特别的心理背景的。赵萝蕤说：

    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人们还是喜欢听他那天南地北的神聊。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

    也许正是叶老师那点令一个拘谨怕羞而又严肃安分的女生，多少有些感到不自在的“少爷”风度和出众才华，使得赵萝蕤对这位老师少了一些信任感，以至于“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这也许很令当年的叶老师郁闷。尽管他对于这位女弟子从来都是青眼有加的。在许多年之后，赵萝蕤还清晰地记得叶老师当年赠送给他们夫妇的新婚礼物：一个作灯具的朱红色大瓷瓶、一套带着硬壳的精装本哈代诗剧《统治者》，以及一个单人沙发床。

    许多年以后，陈子善回忆说：“与赵萝蕤先生聊天是一种精神享受……赵先生说得最多的，是他的老师叶公超，对这位‘新月派’重要人物、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赵先生十分尊敬。她所说的叶公超，比她笔下的叶公超还要生动，还要有个性，更具文人气质。但当时没有录音机，赵先生的许许多多妙言隽语，就这样随风而逝了。”

    1932年9月，陈梦家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刘廷芳教授（1891—1947）推荐，入院学习。在学业上很快为院长赵紫宸所看重，一袭长衫，黝黑的脸庞散发着中国传统文学家古典气质，而神情多少显得有点落寞的陈梦家，终于为赵萝蕤芳意所属。或许正是紫宸先生自己的诗人气质及早年给长女的国学教育，为“梦萝姻缘”埋下了伏笔吧。

    在上海天通庵，陈梦家在一首题为“我是谁”的诗中写道：“不是，你想要听我的身世？我寒伧，讲来真要红脸。我轻轻掀过二十张白纸，有时我想要写一行字：我是一个牧师的好儿子。”

    陈梦家原籍浙江上虞，出生于其父陈金镛所供职的金陵神学院，八岁那年随家迁往上海。他在《青的一段》中回忆说，当他还是个婴孩时，就有一位老牧师为他施洗了，因此在情感上，他受到不少“宗教的熏染，爱自由平等与博爱，诚实与正直，这些好德性的养成，多少是宗教的影响”，而其家庭宗旨也正是“不受时俗的熏染，而完全享幸福于一个维新的家庭”。

    他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十六岁时开始写诗，四年后因《梦家诗集》问世而一举成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新月派”诗人。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的本是法律学，并得有一张律师执照，可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大学毕业后，曾经执教于芜湖的一所中学半年，后赴燕京大学神学院修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古文字学，并任该系助教，从此致力于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研究。

    一位曾经的浪漫派的诗人，从事着艰涩深奥的中国古代文字和文化钻研，这种复合的形象，给予他非同常人的魅力光环。正是在燕大期间，他邂逅了与其相伴一生的赵萝蕤。

    1935年，赵萝蕤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留校任西语系助教。据分析，郎才女才外，“梦萝之恋”与两人的新诗爱好、相似的家庭出身，都有一定的关系。陈父是一个新教牧师，赵父则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活动家、神学教育家。共同的文学兴味和近似的家庭背景，促成了才子佳人的相互吸引，因此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婚嫁之约。成婚后，两人入住燕东园赵家。

    不过“梦萝姻缘”，也并不是如外人设想的那么容易联成的。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说：

    在宿舍，阿季还是和赵萝蕤交往较多。他们还一起学昆曲。当时清华俞平伯、朱自清等多位先生喜欢昆曲，曾请红豆馆主来清华大礼堂清唱，阿季和赵萝蕤以为老师有红豆馆主，忙也报名学唱，但教唱的只是平平常常的拍曲先生。

    赵萝蕤当时正在恋爱，追她的男生很多。一次曾问阿季：“一个女的被一个男的爱，够吗？”她的追求者之一、燕京同学吴世昌，从报上读了阿季的《收脚印》后，对她说：“杨季康，你可以与她做朋友。”赵萝蕤最后选定陈梦家为爱侣，家里不赞成。陈梦家家境清寒，此时在燕京大学做研究生，从容庚习古文字学，住在赵家，生活费需赵萝蕤帮助筹措。赵紫宸当时在国外，本来每月给宝贝女儿八十元零花钱，听说陈梦家的事后不再给女儿钱。赵萝蕤在清华也是优秀生，享有奖学金，她每月向阿季借十元，下月还了又借。

    而另一个版本则说得更明白了。

    据当年曾出入陈家，晚年从厦门大学中文系退休的应锦襄女士（1927—2011）回忆：“因为去拜访陈梦家先生，倒是常见赵萝蕤先生。或许在家中见面，就觉得容易接近。赵当年是‘燕京校花’，陈先生又正是个风流倜傥的‘新月诗人’，追求赵先生，时人当然视为佳偶，但她的父亲赵紫宸却坚不许可。认为写诗已是雕虫小技，何况写的还是白话新诗：‘要娶Lucy（萝蕤的洋名），就拿真学问来求聘！’逼得梦家先生远涉重洋，负笈海外，去求‘真学问’了。有趣的是，他学回来的真是与新诗之道全不相关的中国古文字学与考古学。从此他就真正成了沉湎典籍的学者。赵先生在女士们都穿旗袍时，就常穿长裤，显得身长玉立，很时尚。”

    就这样，在赵小姐的爱情力支配下，一个写作新诗已经成名于文坛的“新月派”才子，开始向学人转型了。陈梦家因研究古代宗教、神话、礼俗而治中国古文字之学，由古文字学研究而转入古史，终于从一个名诗人转化为大学者。可命运也真会开玩笑，当昔日的赵小姐变为陈夫人后，竟独自写起了新诗——这一事实，一定令赵紫宸先生大跌眼镜！

    试看发表在1938年10月24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组诗《更生——此诗以赠梦家》中《沿途驻足·北平》里的一个断章：“北平的白天是严肃的，北平的黑夜是静穆的。北平没有大海，北平的巨浪是看不见的……北平的大海是看不见的，他的波涛永远是静穆的，望那最远最宽最大的大海，限制永远是看不见的。”

    你能想到如此沉郁又如此豪迈，洋溢着文学想象力的诗句，竟出自一位青年女子之手么？当我读到《沿途驻足·南京》里的最后一句“站在总理墓旁的马路上，谁能忍得住那嫉世忿俗的眼泪”时，也忍不住要与作者同洒热泪了！

    在应小姐心目中，杨、赵这两位才女教师的学问在伯仲之间，但教学风格，尤其是待人接物方面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两位女士都留学海外，专攻文学，学有所成，并为一时翘楚。杨绛先生从西班牙原文翻了塞凡提斯的《唐吉诃德》，赵先生萝蕤则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两书文笔准确工丽，都是经典之译，足以垂世。两位那时都开“英国小说选”。我按导师的布置，选修杨先生的课。那一学期她只讲了四个18世纪的作家……杨先生讲来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学生很有收获。赵先生也正在燕京开这门课。我从梦家先生那里专门去听。但毕竟是去旁听的，虽也去了好几次，只记得她专门讲了几个女作家，竟不记得那些内容了。只记得她的文本分析，常从字词句着手，很有国外教授的作风。

    和杨先生接触都只在教室内。教室中见到的杨先生和从文字中感受到的她并不一致。她显得文雅端重，虽然细心修饰，但不露脂粉痕迹，只是画眉而已。常穿一件黑色旗袍，外面套着亮丽的红色或浅蓝色毛衣。说话总是带着笑容，谈吐谦和平易，全不露锋芒。但是隐然中则觉得她若有藩篱，并不轻与学生畅所欲言。这或许是我虽忝列门墙，却总未敢登门求教的缘故吧……（赵先生）看来似乎比杨先生更目无下尘，但一颦一笑之间，都保留着一份真诚。

    曾经得到姜德明先生夸赞的赵萝蕤的另一篇文章，是她所写的《杨刚二三事》。杨刚与赵萝蕤是燕京大学的同窗，毕业之后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赵萝蕤写道：“我出身大学教授家庭，上学又很早，是地道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花朵，十分脆弱无知。”“我们几乎从不谈政治，谈的都是自己对文学的爱好和生活琐事，如评论同学与教师等。”“我的政治神经发育极晚。”然而到1944年秋，她俩竟在印度孟买街头不期而遇了。

    见识了人生的困难，经历了时代的危难，牵记着民族的灾难，老同学之间发生了一场“头脑风暴”。姜先生在《赵萝蕤教授》一文中说：

    当时她们都在候船赴美，一个是奉命去美工作，一个到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这时候两位同学已经谈起了政治，杨刚批评赵萝蕤在对待人生问题上的思想“愚蠢”，批评了赵的“好人哲学”和“好人政治”，甚至批评赵在抗战的大后方当了“贤妻良母”，一切都以丈夫陈梦家的利益是从。全国解放初期，杨刚又直言批评赵萝蕤是“学院派”“十足的书生气”。

    面对以献身革命为人生目标的老同学的激烈批评，赵萝蕤却从不以为忤。她自信而且自豪地说：“革命志士和书生也还是可以结成好友的。”

    姜先生为此发表观感道：“杨刚是我敬畏的老领导，她确有这样直爽强烈的性格；赵萝蕤是我尊敬的前辈，她果真如此善良温和。”她们“一个是风暴中的战士，一个是温室里的闺秀”，赵萝蕤在忆文中赞美了杨刚的人性，而读者则从中看到了她的“真诚”。他随后议论说：“她们的率真都是一种美，充满高尚的情操，做人和作文，如果离开了真诚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他认为《杨刚二三事》写得“很动人”。

    郭汾阳也注意到了《杨刚二三事》这篇文章的典型意义，因此在《女界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之《中国的贞德们》中引用并评说道：

    都是才女，赵小姐与才气横溢的陈梦家结婚，杨刚却与不能革命到底的郑侃离异，及后毕业两人曾美国相遇（另一个同学是定居美国了）。虽是在一起欣赏西方古典音乐，但在如何对待人生的问题上，杨缤（即杨刚）经常批评我的“好人哲学”和“好人治国”的愚蠢思想，她也批评我的“贤妻良母”观念，因为我常常把丈夫的利益放在首位。

    （赵萝蕤《杨刚二三事》）

    “常常把丈夫的利益放在首位”，是由赵女史先天的女性特质所指引，还是由她后天的知识理性所决定，他人已难得知，也许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吧。我有时会这么去揣想。

    三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于日寇之手。随后赵萝蕤与家人回到位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的赵家祖屋闲居。她后来深情地回忆说：

    那时我已和陈梦家结婚。新市镇是水乡，物价低廉，生活极丰盛，天天吃的不是鱼就是虾。又因无书可读，空闲太多，因此或在桥头看赶鸭子过河，或看着一担担蚕丝茧子从门口挑过……

    这所旧屋在镇东的市梢头，在一面街，一面河滩，一面桑园，一面祠堂的中间，孤兀的铺设在一片空场上，有大小两座石库门吐出两条石子路，连到街上。右手河上通街的平桥，桥上有个戴王庙，祖父、父亲都在里面寄过名，现在轮到一些表兄弟们。桥上摆着一个猪头肉摊，周转着香瓜、樱桃、甘蔗。河滩头照常是淘米洗菜，子祥伯伯钓过叉条鱼，听说祖父时代两次来贼，也是河里停的贼船。后院住着许多人家，箍桶的、缝穷的、卖鸡鸭的、做小生意的。正楼已没了地板，像一间走失了马的草料房……我对于家乡的琐细寄以无限的感情，对于家乡的景物则只有赞美而已。

    后来因为闻一多先生的推荐，陈梦家得以到长沙临时大学任教，“这样，我们就通过京杭国道到了南京，然后乘船到了长沙。文学院在衡山，于是又举家到了衡山……最后都长途跋涉到了昆明”。这一路的颠簸，偏巧在吴宓日记中有些片断记录，可为其流离生活的一点注脚。

    1944年秋，陈梦家又得贵人相助，在哈佛大学费正清先生推荐下，得以到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字。赵萝蕤随其从昆明机场出发，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在印度换船前往芝加哥大学。四年后，以研究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回国与已早一年回北平的陈梦家在清华园里团聚。这是后话，下文另表。

    在美期间的可记之事，首先是她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重要人生抉择。

    赵萝蕤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记下了这重要的一刻：

    这时我有了在芝大英语系学习的机会。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四年。那时芝大的英语系在美国是第一流的。世界知名的克莱恩教授正开设‘理论与实践’一课……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维尔特教授是温德老师的好友。

    维尔特教授问我有多少时间学习，打算学三年还是四年。他说若是跳过硕士学位这一关，可能三年就得到博士学位，不然就至少用四年。这时我想起了十岁时祖父和我的一段对话。祖父曾问我：“你将来想得一个什么学位？”我夸口说：“我只想当一个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第一流学者。”我犹疑了。梦家此时却竭力说服我：“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于是我对维尔特教授说，那还是四年吧，我想多学一点……

    除此之外，值得一记的便是赵萝蕤与艾略特（1888—1965年）的会面。

    她在《我与艾略特》中说：

    1946年7月，梦家在哈佛大学会见了回美国探亲的艾略特，并打电报让我立刻起程东行到哈佛与艾略特见面。7月9日晚上，艾略特请我在哈佛俱乐部晚餐，晚餐后他为我朗读了《四个四重奏》中的片断，并嘱咐我下一个任务就是翻译这首和《荒原》的风格很不相同的长诗。

    他还为我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签上他的名字。在前者的扉页上，他写了“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他还给了我两张照片并在上面签上了名字。这两张照片后来在多次的抄家中丢失了。梦家告诉他我也写了许多诗，他听了十分高兴，建议我把它们译成英文，先在英国出版。当时我把我写的诗抄在一个小本本上，但后来它遇到了与照片同样的命运，没有留下只言片字。

    这部《1909—1935年诗歌集》签名本，携带回国后，一直成为赵萝蕤的珍藏，并随主人一起度过了三十多年的人生劫波。在美国留学期间，她曾与陈梦家形成一个共识：“必须尽我们所能，享受美国社会所能提供的和个人文化教养有关的一切机会。”以至于在回国时的行李中，“装满了书籍和唱片，钱包里的余款只够旅费”。这是一个才女所持的价值观，原来她醉于“纸”而不迷失于“金”。

    1948年12月31日，赵萝蕤毅然回国。两周后，她由上海搭乘一架空运粮食的飞机，降落在天坛空地上，返回阔别的故都。赵萝蕤在晚年悲伤地写道：“1948年冬我登上了回国的航程，船上的广播还在报告北京西郊的燕京与清华已经解放……此后度过了忙碌的与艾略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三十多年时光。”

    在当年，学成回国后执教的陈梦家、赵萝蕤夫妇，无疑都是敬业而且乐业的。1947年回到清华大学后，陈梦家以极大的热情，在授课之余，以其专业学识为学校积极置办了大量珍贵文物，筹备建立了文物陈列室，“使之成为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内大学博物馆”。尽管社会制度发生了本质变革，但在五十年代初期，师生仍然遵循着往昔建树起来的校风惯性和学风传统。

    1951年秋入学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傅璇琮先生回忆说：

    清华当时是比较宽松的。我们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自由活动。我吃了午饭，有时好好睡一觉，就到清华颇有西欧建筑风格的图书馆阅报看书……我们一年级的课，老师讲得也很轻松。诗人陈梦家先生当时教“语言文字概论”，他每次来上课，总要先讲路上乘车时碰到什么人，这几天看了什么书。星期天有时还请我们到他家（当时住燕京大学的燕南园）去玩，夫人赵萝蕤先生出来招待我们喝咖啡。

    傅先生说当时去的是燕南园，可能记忆上有误。因为据1949年秋转学到燕大中文系，然后追随陈梦家先生学习文字学，并随同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十八年的周永珍女士说：“回想在燕京读书时……每周都到先生家上课，每课两小时，中间休息，先生必拿出茶点招待我们，间叙闲话。先生最早住在朗润园，后搬到燕东园。那是一栋两层小楼，篱笆墙内外，凌霄与蔷薇等相间开放。先生授课在楼下，环境清雅而舒适。进城以后住在钱粮胡同一所面南的大院子里。1957年以后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所面北的房子，回形屋宇，中间一个小院……”

    因抗美援朝的发生，燕大的美国籍教授纷纷离去。于是，1951年的西语系只剩下了吴兴华和赵萝蕤两位教师。为将燕大西语系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系科，赵萝蕤热情邀约了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和才到北平的俞大絪加入，成为同仁：“我们的阵容似乎很齐整。我还立即得到了去湖南常德参加半年‘土改’的机会。”令人惊讶的是，赵萝蕤晚年如是说，言下尚不乏与时代俱进步的欣然。

    四

    1951年夏回国的巫宁坤，乍见分别才数年的赵萝蕤，便发现，这位美丽的女性已有了令其惊讶不已的改变：

    8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来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

    随后，陈梦家被调离教书育人岗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了研究员，专门从事考古书刊的编辑工作，转入古史研究领域，夜以继日地工作。1982年12月，周永珍在《陈梦家传略》一文中，留下了他在此时期的一些生活细节：

    由于陈先生研究工作中重视考古发掘资料，在方法上，采用比较严密的科学方法，使他远远地超过了一般旧式的小学家、金石学者，而成为一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他还表示到老年时，将进行中国版画的研究，年岁大了，作些有兴趣的工作。后来翻检先生的藏书，发现其中确有一些宋代以来的绣像、插图本小说、书刊及版画等。

    陈先生身体健康，精力旺盛。治学异常勤奋，孜孜不倦。他常常每天工作十五六小时，有时课间休息，到黄图岗一家小酒店喝一杯啤酒，用以清心。陈先生工作的院内，长满了丁香，还有藤萝和牡丹，或见他低徊其间，思有所得，则回室急书。

    陈先生把主要精力用于治学，生活也饶有风趣。他喜欢看戏，曾说：“京戏有时流于板滞，不如好的地方戏，清新活泼。”也偶尔写戏评或杂文，那是枯燥的著述生涯中的文学点缀。先生不购置铜、陶文物，但好收集明代家具。近年落实政策，将其全部运回，得以物归原主。陈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虽大部散佚，劫后所遗，更足珍贵。

    陈梦家先后著有《六国纪年》（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以及《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等。

    当年，发表文章和出版著述，不仅可以得到名誉，且获利丰厚。而名利双收的诱惑，不免激发出当事人更多的激情和更大的动力。殊不知，高调做事的结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五

    陈梦家去世后，孑然一身的赵萝蕤，只得住到产权属于其父母的一个四合院的两间小屋里。她在此作息十二年，成就了惠特曼《草叶集》中文全译本这一桩大功德。1993年7月，陈梦家的女弟子周永珍女士在回忆文章中说：“师母年逾八旬，仍笔耕不辍，去年送给我她译著的一部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本的《草叶集》，就在座右，不时拜读。她秉性纯真，愿她百年不老。”

    1980年早春，巫宁坤回到北京走访后记述说：

    她自己的家、梦家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她的斯坦威钢琴，都没逃脱被“横扫”的命运。两间小屋的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睡觉、工作、休息，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詹姆斯小说和艾略特签名题赠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是目力衰退而不得不有所节制。尽管如此，劫后余生，年近古稀，她毅然投身翻译惠特曼的巨著《草叶集》的工作，夜以继日伏在小书桌上用她那一笔不苟的书法，一字一句重铸惠特曼的诗篇，《纽约时报》曾在头版发表长篇报道。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和沈从文一样，她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丧夫之痛。我知道她仍在为精神分裂服用药物……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吊，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魇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悲剧的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

    据姜德明先生披露：“冯亦代先生得病前告诉过我，赵萝蕤先生晚年有件快乐的事。她把东城钱粮胡同的旧宅交给公家，得了一笔回报，借此去欧洲做了一次旅行。当年我曾去过那套四合院，欣赏过陈梦家先生搜访来的明代家具。我为赵先生晚年的这趟欧洲之旅感到欣慰，不知道她此行是否写有笔记。如果有的话，当又是一组优美的散文。”

    陈梦家、赵萝蕤夫妇无子息，因此晚年的赵萝蕤才长期与其弟赵景心一家，居住在中国美术馆后街22号旁门的赵氏故居里。逝者已矣，可是人间的非理性和无人道，竟然还在继续着一个令人扼腕的荒唐故事——

    1999年3月24日，据《中华读书报》记者李颖的报道《名人书信流落潘家园》，在赵萝蕤去世后没几个月，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就神秘地出现了赵萝蕤及其丈夫陈梦家的书信，开价达数十万元之巨。

    那是1998年2月，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想借修平安大道之机，把包括赵氏故居在内的那一带四合院铲除，兴建一座商业大厦。此时距赵萝蕤去世还不到两个月，她生前的许多东西，包括藏书和来往书信等等，都还来不及清理。于是，赵景心一边为保留四合院奔走呼吁，一边着手整理工作。

    由于赵萝蕤遗存的东西很多很乱，而当时的形势又非常紧迫，仅仅依靠年老体衰的赵景心、黄哲夫妇俩的力量，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清理好根本没有可能。加上他们对灰尘、霉斑之类的东西都很敏感，所以就从外地请来了一个朋友帮忙。凡是那些整整齐齐的藏书、书信，都留下来；那些破破烂烂、零零碎碎的纸张、纸片，就让保姆用箩筐装着当废品给卖了；这些“废品”让保姆先后卖出去好几箩筐。他们在清理中还发现了陈梦家在“文革”期间的一本日记，就用火给烧掉了。

    赵萝蕤的弟媳黄哲对记者说：“当时实在是被逼得太紧，为了搬家，我们把能扔的都赶快扔掉，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仔细看那些东西。现在那些书信再值钱，也跟我们赵家没什么关系了。”

    当记者告诉她，那些被他们视为“废品”的书信曾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大量出现时，黄哲并不感到惊讶：“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这事，我们有位朋友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曾从一个女人手中买过赵萝蕤和陈梦家的书信。后经这位朋友辨认，这个女的就是我们家的沙保姆，但沙保姆坚持说她只是把那些‘废品’以八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附近一个收破烂的，她从没去过潘家园，也根本不认识我们那位朋友。”而事实上，这位朋友花了数千元钱从她手中亲自购买了赵萝蕤和陈梦家写于建国初期的约40封书信。

    据潘家园一位摊主作证，确曾有一个保姆模样的人，把一位“姓赵的女翻译家”书信用麻袋送来求售，当时大约有500来封，其中包括与闻一多、朱自清、胡适等名家的书信，开价数十万元，后来因卖主抽走了胡适等人的书信，就有摊主认为所余书信不值此数，便没有成交。这批书信在出现过不下五次以后，在潘家园神秘地消失了。

    据1999年3月24日《中华读书报》记者李颖报道：“赵萝蕤一直存放于家中的书信，在其生后不久就频频出现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一位摊主透露，曾有一位‘姓赵的女翻译家’的书信被一位保姆模样的人用麻袋送到潘家园来出售，开价数十万元。这批书信出现不下五次……大概有五百来封，其中包括与闻一多、朱自清、胡适等人的书信。”这些书信中的二百余封为当代收藏家方继孝所收藏。据其对王世襄先生说，包括“朋友写给他们夫妇的信大概有150封，亲友写给他们夫妇的大概有80封”，以及“陈梦家先生的诗稿、文稿、记录本、照片底片；还有赵萝蕤先生的手稿、日记、家庭支出记录本等”。应方氏所请，已高龄的王先生为其拟编著的《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题写了书名。

    六

    一个曾经在温室中成长的阳光女生，一个有幸接受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最上等教育的优雅女史，一个不曾因人世的暴虐而改变其温良品质的大家闺秀，是如何以自己的人生哲学，熬过了那艰难岁月的呢？

    那是1940年，赵萝蕤曾应宗白华先生约稿，在《艾略特与〈荒原〉》一文中用“浮滑虚空”四字，显示了自己的人生见识：

    什么叫“浮滑”，什么叫“虚空”？也许世界万物尽皆浮滑虚空，而且有很多人正觉得越浮滑空虚越美好。我可以试用一个恳切而实在的譬喻：浮滑就是没有用真心实意的胆识，而是装腔作势；虚空，便是心知（或不知）无物，而躲闪于吹嘘。浮滑到什么程度，空虚到什么程度，必须是有切肤之痛，正面做过人的人才能辨得出深浅。而艾略特最引人逼视的地方，就是他的恳切、透彻、热烈与诚实……

    读书，须多读“有字书”，读比较好的中外小说、散文和诗歌；还须多读“无字书”，无论是听音乐、看戏，还是参观博物馆和随处旅行观光……这也许就是赵萝蕤应对多舛命途、孤寂人生的重要法宝，也是其才学人生的真谛。

    1944年，赵萝蕤在《我们的文学时代》一文中，总结文学的本质道：“（它）是人类灵魂的表现，一国的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表现，个人的文章就是他个人的灵魂的表现……当作技艺与消遣来看的文学，算不得真正的文学，文学应该在人类的‘心理建设’上占最重要的一席。”原来她是把文学当作人类灵魂一般供奉着的！

    1982年，头发开始花白的赵萝蕤的万言旧作《美国〈迷人之乡〉四日记》，刊登在上海《文汇月刊》第8期上。约稿人谢蔚明的读后感是：“作者以日记形式叙述四天来所见所闻，让人读来身临其境，文笔的细腻优美，反映出作者文字功力的非凡，令人倾倒。”次年第1期《英语世界》上，她在《多读点文学作品》中，语重心长地说：“想把英语学好，总得多读点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好的文学作品，而且还得付出一定的辛勤劳动，把作品读得透一点，不光想着图快，图省力。”“知识像海洋，给自己定下过多的狭隘界限是不智的，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有限，很有必要区别良莠，有所选择，才能从中汲取最大的教益。”她指出：“哪里有什么脱离内容的文字呢？不充分理解内容是无法欣赏它的表达方法——即文字的。反过来，对文字只是泛泛一读，也不可能充分接受其内容，因为文学作品往往有极丰富的生活内容，而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好的作品还往往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读了不但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还能极大地提高鉴别能力与表达能力……”

    1994年，满头白发的赵萝蕤应《光明日报》编者之请发表了一篇《读书笔记》：“我这个八十出头的老妪近日在读些什么书呢？当然逃不出我的职业范围。时间已很宝贵，必须每天抽出两小时来阅读我刚刚收到的精装的1984年纽约大学版的惠特曼《笔记与尚未出版的手稿》……我的职责不是研究原稿而是熟读正文，增加我对诗人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理解，正文当然是最宝贵的部分。”

    当一个人的眼界开阔了，知识增长了，对于文学作品的鉴别能力“极大地提高了”，那么一时的功名利禄，就没有什么不能抗拒的；一生的艰难险阻，就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了。赵萝蕤以自己的学识追求，抵挡了“浮滑虚空”的昙花般的人生，更成功地拯救了自己的后半生。

    “冬天保我们温暖，大地给健忘的雪盖着，又叫干了的老根得一点生命……”（赵萝蕤译《荒原》诗句）将近八十年前的燕大“校花”，以文学娱己、著述终老的知识人生，给予后来者一个重要的智慧启迪：“红颜易逝，文学不老，读书女子生命之春常在。”

    十八个字的谕示，千金不易。这十八字，象征了花季少女的十八载命途。有了这十八字作为人生的底蕴，也就有了“看不出一般漂亮女人常见的骄矜”（叶廷芳语）的深厚涵养和丰沛学识。

    这十八个字，是从一位知识女性的人生萃取出来的智慧；在这名女性的命途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三顶千金难买的金冠，也是其成功人生的三个里程碑：“燕大校花”、芝大哲学博士和永远的北大西文教授。

    早在1936年11月，芳华正茂的赵萝蕤在诗中写道：“今天我看见月亮，假的。何以这样圆，圆得无一弯棱角。何以这圆满却并不流出来，在含蕴的端详中，宛如慈悲女佛。岂不是月外月，月外还有一道光，万般的灿烂。还是圆满的自亮……”（《中秋月有华》），后又有诗咏怀道：“月亮被乌云挡住了！非是她不肯亮，是被乌云挡住了。”“月亮笑吟吟的浮游了！非是她喜欢笑，原是乌云走过了。”“这是一颗月亮，一颗非常寂寞的月亮，她又可以发亮，又可以消灭。”“这是一颗月亮，一颗非常寂寞的月亮，她常常激起我的思想。”（《咏月亮》）

    1998年元旦，赵萝蕤教授在北京寂寞谢世，享年八十六岁。

    基于才学的赵萝蕤的人生，标志着一个知识女性可以达到的理想生命高度。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才有着开启一名女性生命通衢的“希望之门”。虽然她曾如乌云遮挡下的月亮那样，“非常寂寞”，但她终于实现了“圆满的自亮”！

    （初稿于2007年5月4日“青年节”后一日，增补改写于2012年9月4日，于金陵江淮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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