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聚散

    理想的读者

    一个作者出版了著作，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能有读者来读。而最理想的情况，则是读者买之，读之，藏之，如果能够研究之，则更是善莫大焉了。辛苦著述是令人感动的事情，认真阅读同样是一件令人敬重的事情。我手边有两册特别的旧书，可作为我谈理想读者这个话题很好的佐证。这两本旧作，一册为许觉民的散文集《风雨故旧录》，另一册为王元化的学术随笔集《清园论学集》，皆是我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淘来的，因为两位作者都是我敬重的学人。两本书买来后，我对受赠的读者反而更感兴趣。许觉民的这册《风雨故旧录》，被列入上海教育出版社策划的“学人文丛”。许觉民生前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文学研究界处于执牛耳的地位，我曾在潘家园花费几元钱买到他的一册文学评论集《人生的道路》，系后来也任职于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位颇为有名的学者购于王府井书店，不过此书甚新，似少被翻阅。

    《风雨故旧录》系其在《南方日报》开设的“风雨故人”和《文汇报》开设的“文坛交友录”两个专栏的文章合集。之所以有此系列文章，是因为他认为，“所写那些人物的遭际，大抵都与‘文革’有瓜葛，因此文章就难免坠入悲怆与痛楚的情境里去”。他还特别指出，这些历史的“受难者”虽然受尽了折磨，但他们坚强的意志从未消弭，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志愿永不会变更。此书的旨趣由此可见一斑。许觉民的这本书于二〇〇二年十二月赠送给一位“季茀女士”，我对这位女士一无所知，但翻读此书，发现全书朱笔斑斑，各种划线、点评几乎满篇皆是。在此书的《前记》中，季茀女士就多有划痕、批注，并有多种表示重点的符号，在文末又写道：“‘前记’也是自序。写得好，全面而深刻，又充满了人情味。”由这些点评不难看到，这位季女士也具有较好的文学修养。

    再如在《沙汀的忧闷》这篇文章中，许先生写到文学家沙汀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身体虚弱，眼疾恶化，最终双目失明。季茀女士在旁边批注道：“双目失明者：陈寅恪、吴宓、沙汀。”又在旁边批注：“多少文化名人都被折磨致病致死，为什么，谁干的？好好想想吧！后世人必须刨根究底去问这个问题。”由此可见，这位季茀女士对于这段历史深有痛感，且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令人读后颇为敬重。许先生在此文中形容沙汀的不屈精神，“犹如一盏明灯，光亮与灯里的存油同在，直到油尽而随之光灭”，在此段文字后，季茀女士写道：“油尽光不灭是由于光已照亮了文坛！”在许先生文章的末尾，季茀女士又写了一段感受：“老一辈的名作家、名学者，大师级的人物，已寥寥无几了！后继无人，惨哉！民族的魂已逝去了，民族还有希望吗？”季茀女士阅读此书甚细，有些篇章也应是多次阅读，以至于此书书脊已基本破裂，故而在品相上算是较差了。

    我粗翻了此书之后，便对这位“季茀女士”很有兴趣了，后来我在网上查阅，发现资料甚少，最终在一篇私人博客上发现了这位受赠者的情况。在许觉民先生这部著作的最后一页，我用铅笔写了一段题跋，记录此书购买的相关情况：“此书以四十元购自孔夫子旧书网上的北京朝阳鑫顺书店。受赠者为岳季茀，系北京二十一中老师，曾自印有《晨昏漫笔》一册。季茀女士早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学院，曾受教于吴组缃先生。”如此看来，作为受赠者的季茀女士，虽然不是专业的研究者，但作为一名有着良好教育背景和文学修养的中学教师，不但认真阅读了许觉民先生的这本著作，而且从她的诸多批注可以看出，她还是一位视野开阔、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尽管她的这些议论很难说有多少深邃的见识，她也未曾写过什么精妙的文章，但这种阅读与思考的态度，足以令人感动。对于许觉民先生来说，这位季茀女士是他的理想读者之一。

    王元化的学术随笔集《清园论学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繁体字印刷，四十六万余字，厚达七百零七页，仅印两千册。王元化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学人，我读大学时曾经认真阅读过王先生的多本著作，深为钦佩。王先生以研究莎士比亚和《文心雕龙》而出名，理论功底深厚。学界有“北钱南王”之说，称赞王元化的学术造诣可与钱锺书并称。他早年参加左翼运动，后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平反后曾参与撰写关于“异化”的理论文章，随后出任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王元化晚年侧身士林，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主持《学术集林》丛刊的编纂工作，在上海学界地位甚高。王先生晚年还有一个举动，就是大力倡导“新启蒙”，撰写了一系列见地深刻的文章，故而在思想界也有“北李南王”之说，乃是赞其思想贡献可与李慎之先生并称。

    这册《清园论学集》系王元化的一册自选集，收录其从一九四〇年起发表的古典文学研究文章，到一九九三年发表的一篇人物随笔，并附录他写于一九四四年的一篇短篇小说《舅爷爷》。我买此书，乃是因为书的扉页上有王元化的签名题赠：“钱钢学弟指正 王元化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上海清园”。当时我在旧书网上看到此册，甚为惊奇，立即下单购下。因为这位钱钢先生，我也是知道的。之前我就曾买过一册由钱钢编选的文集《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内容系王元化的研究文集。后来我还买到一册《文景》杂志，记得其中一期就为纪念钱钢先生的小辑。细读之后，我才知道这位钱钢先生原系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潜心问学，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多有建树，可惜天妒英才，正值中年便因患癌而离世。钱钢先生已逝，但他的这册遗藏却不知何以流落书肆。

    然而，令我惊讶的是，这册王元化的文集中有着许多的批注和划痕，这些批注笔迹极细密，常常是大段大段的注文，显系读后颇有感触而随手所记。但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些批注的文字，大多又被白色的颜料涂抹，只能从痕迹中看出一部分，显然有着不愿让人去读的意图。不知这是钱钢的做法，还是去世后他人所为。从这些被涂抹的颜料下，依稀可以读到一些关于此书的片言只字，其中颇多关于王元化在黑格尔研究方面的心得体会，这些都不在我擅长的范围内，加之批注又多简略，故而无法完全呈现生者读书时的点滴思考。然则，无论怎样，从钱钢细读此书，又到其研究王元化的学问思想，可见这位向前者谦称“学弟”的钱钢，是一位真正符合理想的翩翩君子读者了。钱钢教授除了编选《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一书之外，还曾编成《王元化学术年表》。此外，他还拟与友人一起组织一个王元化研究小组，对王先生的学术思想展开全面研究，但不幸的是，因癌症发作，他的这一计划终未实现。

    二〇一七年二月七日

    （原载《中国艺术报》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九州”副刊）

    签名本搜寻记

    陈子善先生的《签名本丛考》由海豚出版社印出来了，我在网上买了一册，并很快读完。陈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但以“签名本”为话题来写文章，在学术界可算“人弃我取”了。在这本《签名本丛考》之中，涉及周作人、废名、陈衡哲、徐志摩、谢六逸、顾一樵、卞之琳、陆志韦、老舍、朱维基、丰子恺、何其芳、罗念生、韩北屏、李健吾、孔另境、张爱玲、路易士、陈白尘、南星、朱自清、唐弢、艾青、陈从周、郭沫若等二十五人的签名本，所谈作者多是文学名家，且所谈著作又多系一九四九年之前出版，故而较为难得。陈先生的这些文章写得也漂亮，或谈版本，或说品相，或考证作家交际，或议论著作内容，或讲讲这些签名本的前世今生，令人产生一番遐想。陈先生嗜藏文学签名本，上下求索，积累有年，所获早已闻名圈内。以上这些，不过是陈先生收藏的名家签名本的冰山一角罢了。签名本也是一种特别的研究资料，且还是第一手资料，我曾因此收藏过一阵子签名本，特别是在网上的旧书店搜购过几本心仪的名家签名本，并拟写成一册小书，但最终所获甚少，故也只能半途而废了。

    我始终认为收藏签名本，多少还是有一些追星的动机在其中的，与歌迷请偶像签名一样。我们热爱某个作家，也是很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一份手迹的。现代以来的作家之中，我最想得到的是周作人和钱锺书两位的签名本。周作人的文章是我最爱读的，《签名本丛考》中首篇就是谈周作人的《陀螺》，且还是赠送给作家林语堂的版本，可谓极为珍贵，颇合我的心意。我由此想到了也喜读周作人文章的谷林先生，他曾得到周的多册签名本，后来又将这些签名本分赠扬之水、止庵、沈胜衣等几位同好。谷林显然很珍视这些签名本，他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记其得书的经过，名为“曾在我家”。扬之水在得到谷林转赠的签名本之后，又写了一篇《今在我家》作为纪念。由此也可见，他对于自己喜好的作家签名本的珍重之情。北京的藏书家谢其章先生也喜爱周作人的文章，他无缘得到周作人的签名本，并言搞收藏就是人无你有，每每想到此事，便颇感无奈。后来他因偶然机会购藏了一册周作人的藏书，上面有知堂老人的一枚藏书印章，也算是聊胜于无。周作人的签名本我无缘获得，故而我说自己在收藏签名本上所获甚少，便是由此。

    钱锺书的学问是我最为敬佩的，能够获得一本钱先生的签名本也是我莫大的心愿。我曾在网上购得一册钱先生赠给诗人辛笛的《旧文四篇》。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仅收录钱先生的四篇论文。从各方面来看，此签名本都没有什么问题，价格倒是不太离谱。按说钱锺书乃时下热门人物，这种名家签赠名家的东西，捡漏的机会只能是极少的，但我实在找不到任何可疑的地方。某日，我的老师陆文虎先生过访，他与钱先生生前交往甚密，钱先生曾签赠其各种著作，故而我请陆老师判断一下。他反复欣赏，从笔迹、印章、称谓等各方面来看，这都系真迹无疑。后来老师说只有让他把这本书带回去，与自己所藏的签名本进行对比，才可以断出真假。对此，我当然同意。不多日，陆师再次过访，他同时还带来了一册钱先生签名的著作，与我的这册进行对比。他说我购买的这册签名本从各方面看，都很难发现问题，尤其是笔迹，与钱先生的笔迹极为相似，且钱先生写字喜欢用淡墨，这个也做到了。唯一露出马脚的，便是印章。这个印章的模仿也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许多细节几乎都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便是尺寸，与真正的那方印章不同，故而这位造假者很可能没有机缘见到真品。

    无缘得到最心仪作家的真迹，退而求其次，我将目标选定为张中行、汪曾祺、孙犁、黄裳等几位，他们的文章，我也爱读。先说张中行先生的签名本。孔夫子网上售卖的张先生签名本很是不少，这与中行先生生前的平易近人有关，但作为名家的张先生，自然也是造假者最易瞄准的对象。我搜购签名本，一般情况是著作为自己喜欢的内容，版本和装帧也说得过去，且受赠人最好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文人，这样才有趣，也可令人有一番遐想。但我百般寻求，这般条件的著作，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后来，我终于在网上购得一册张先生的签名本，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三月第六次印刷出版的一册《古代散文选》上册，受赠者是李葆华。后经查证，李葆华是共产党先驱李大钊的儿子，曾担任高官，位居中顾委委员。李葆华与文坛相关的事情有一件比较有名，一九二七年四月其父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后，李葆华曾在周作人的帮助下避难，并最终逃往日本留学。而周作人恰恰是张中行在北京大学的老师，也是对其影响颇大的一位文人。此书签赠时间为一九八二年五月，其时张中行已七十三岁高龄，但尚无专著出版。

    得张中行此签名本不久，鲁迅文学院的王彬和徐秀珊夫妇过访，谈起张中行，我才得知他们二位与张老生前交往甚密，尤其是徐秀珊女士，曾为张先生编过多部文集。于是我出示这册签名本，请他们鉴定。他们现场断定，论笔迹，非常相像，论受赠对象，也是可能的。他们告诉我说，张先生与李葆华的妹妹李星华十分熟悉，后者以研究民间文学为业，与张先生有交往。我后来还得知，李星华还是著名民间文学研究家贾芝的妻子，而贾芝又是学者贾植芳的哥哥，这些都是因这册签名本才得到的知识。但此签名本也有可疑之处，徐秀珊女士指出，张先生签名中的“张”字一般写成繁体，但此处为简体，应存疑。倒是我后来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一位友人晒出的张先生亲笔签赠给他的一本文集，其中的“张”字亦为简体。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王彬先生，他说要判断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李葆华的后人，了解他们交往的情况再做进一步的判断。我看此事如此复杂，当即打了退堂鼓。我本意是搜寻一册心仪作家的签名本，却不料此中玄机多多。如此看来，搜购签名本，有时已超过了单纯的文学研究的范畴了。

    再说说搜购汪曾祺的签名本。我在网上的旧书店购得了一册汪曾祺的签名本《榆树村杂记》，扉页上只有一个汪先生的钢笔字签名。此书一九九三年九月由华侨出版社出版，收录散文三十五篇。我请号称“天下第一汪迷”的好友和安徽作家苏北进行鉴定，他认为是真迹无疑，但遗憾没有上款，可能是汪曾祺在某次会议中随手所签。虽有诸多遗憾，但抱着有总比没有要强的态度，我还是把这册签名本买了下来，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后来苏北来北京开会，邀我与汪曾祺的公子汪朗见面，我赠了后者一册自己的随笔集，又请他对这个签名进行了鉴定。第二次与汪朗见面，他又回赠了我一册他自己的散文集《刁嘴》，并特意签了名。我见汪朗爽快，便提出能否为自己收藏的汪先生的著作盖上印章，他一口答应了。没过几天，我正在单位上班，汪朗电话我说，他正好经过我的单位，请我下楼来拿印章。我对此大感意外，连忙请他到办公室喝茶，他推说还有事情要办，便匆匆离开了。那天汪朗不但送来了印章，还特意为我带来了印泥。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把手边所藏的汪曾祺著作全部盖上印章，包括那册有汪曾祺签名的《榆树村杂记》也一起盖上了。在盖印章之前，我为这本签名本特意拍了照片，盖章之后又拍了照片，这事想来也是很有趣的。

    孙犁也是我很喜欢的作家。网上有一册孙犁的签赠本，售价甚昂，我与货主商谈，请其让价出售，结果遭到严辞拒绝。买签名本就是这样，之前我还在网上看到一册施蛰存的《唐诗百话》，系其签赠给著名编辑左泥的，价格倒也不贵，我立即下单，谁知这个店主很快强行取消订单，告知我店员弄错了信息，立即重新定价，且将价格抬高近十倍。后来我又买到了一册孙犁文集《尺泽集》的签名本，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版，价格颇不菲，书商遮盖了受赠者。我咬牙购下，待书送来，才知道系孙犁签赠给剧作家曹禺的。起初我很兴奋，但随即对这样的名家签赠本流落书肆颇感疑惑，一时又难以断定。这本签赠本的签名写在扉页底端，且是用钢笔签写的，很细小，上款为“曹禺先生教正”，我把这张扉页拍成照片发给《天津日报》副刊部的宋安娜女士，因她与孙犁先生颇有往来。宋老师回复我说，从她得到的孙犁签名本来看，一是孙犁从不称呼别人为“先生”，而多以“同志”为称；二是孙犁的签名多写在书页的上端，且字迹均舒展。根据宋老师的这个提示，我退了这本书，又在网上购买了一册孙犁的签名本《晚华集》。此书一九七九年七月出版，售价亦不菲，受赠者虽非名家，但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黄裳的签名本，我买到的是黄裳签赠给上海藏书家陈梦熊的一册《黄裳书话》。这本书显然也是陈梦熊的珍爱之物，不但用牛皮纸专门包了书皮，而且还在多处盖有“熊融藏书”这样的私家藏书章。后来我为此签名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书之归去来》，刊发在《中华读书报》上。上海作家韦泱读后，特意来信告诉我，陈梦熊先生去世后，不少藏书都是家属委托他售卖才散掉的，当时价格定得并不太贵，如今旧书商辗转抬价，已是超出预想了。韦泱先生对于我收藏了这册签名旧藏，甚感欣慰。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例。我曾在网上购了一册厦门大学中文系老教授郑朝宗先生的文集《海滨感旧集》，系郑先生签赠给一位“蔡先生”的，后又被学者谢泳收藏，并钤有一枚“谢泳藏书”的印章。我据此写了一篇文章，也刊发在《中华读书报》上，并推测这位“蔡先生”为谢泳在山西作家协会任职时的老上级蔡润田。后来谢泳告知我，这册藏书不慎流落书肆，能被我收藏，他很欣慰，而那位“蔡先生”据他推测可能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蔡厚示。由此可知，谢泳的这本书也是在书肆淘得。我的老师陆文虎是郑朝宗先生的学生，他认为若是赠给老朋友蔡厚示的，称呼“蔡先生”，则略显生疏，而蔡又系福建大姓，故可能另有其人。

    陈子善在《签名本丛考》中提及的二十五位作家，有三位作家的签名本我也收藏，虽不及陈先生所谈之珍稀，但也值得在此略做介绍。其一是唐弢的旧体诗词集《劳歌行》，系其签赠给扬州大学中文系章石承教授的。我爱读唐弢的书话文章，原本是想搜购一册《晦庵书话》的签赠本来作为纪念，但在网上看到此签赠本，真可谓大喜过望。此书的著者唐弢终生研究鲁迅，又是新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这位受赠者章石承则以研究古典文学为业，且师承词学大家龙榆生。虽然唐弢与章石承是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又处于不同城市，但他们又分别是当代著名学者汪晖的博士与硕士研究生导师，后者曾分别作文记之，故此签名本作为一种见证，也是很有意思的。其二是陈从周的《帘青集》，此书系“敬献给同济大学校庆八十周年”而出版的一册散文集，书前衬页有陈从周的签名，扉页又有其用钢笔所写“校庆留念 八七·五·十七 从周”字样，可见陈先生对此事的重视。其三则是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此系陈白尘的干校回忆集，收录在三联书店的“纪实文丛”之中，是签赠给导演“逸生 淑芝”夫妇的，联想陈子善收藏的那本《升官图》，系其签赠给导演陈鲤庭的，由此可以窥见作为剧作家的陈白尘的交际范围和他所看重的人。

    搜购签名本也常常会让人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我曾一次性购买了四川老报人车辐的三册藏书，系著名编辑家叶至善、作家吴祖光和画家马得分别签赠给车辐的，不料收到三本著作后，竟在书中发现各有车辐与几位赠书人的合影照片，并在照片下有大段的题记，书中也多有车辐所作的读书标注和跋记，非常有意思，我因此也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记之。再如我还收藏有一本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范用的签名本《我爱穆源》，系其签赠给书籍装帧家速泰熙的。书中夹有一张小彩笺，系范用的附信，内容非常简单：“这本书的封面是自己装帧的，请泰熙先生指教。”范用作为出版家，也热爱书籍装帧设计，三联的不少名作封面都出自他手，在他过世后曾以“叶雨书衣”为名辑录出版。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册签名本中还夹寄了一封复印的书信，乃是公开出版物中所没有的。此信系一位主管文化教育的国家领导人所写，称赞范先生写作此书之功劳。信纸下方还特意印有一行小字作为注解：“他在信中所讲的，正是我所想的。这样的领导人管教育，好！”范用的文人性情，由此也可见一斑。诸如此类意外的收获，还有很多。这或许便是搜购签名本的乐趣之一，我在此只简要记其一二。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原载《光明日报》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文荟”副刊）

    注释：此文原名“签名本搜购记”，在《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发表时，改为“签名本搜寻记”，后经编辑饶翔兄解释，读书人谈书通常不说“购”字，故改之。我对此解释也持赞同态度，收入文集亦改之。

    鹤西的书

    鹤西是少为人知的。朱学勤曾写过一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借用朱先生的这个标题，称鹤西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也是恰切的。鹤西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展露才华，在《小说月报》《骆驼草》《晨报》《华北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和翻译作品，并深得叶圣陶、废名等作家的欣赏。那时，鹤西还只是北平农学院的一名学生，文学创作和翻译只是他的业余爱好。鹤西原名程侃声，在文学与农业科学这两个领域，他所使用的名字也是界限分明的。他发表文学作品都是以“鹤西”为名；而在科学研究领域，世人则只知道“程侃声”。更为重要的是，在从农学院毕业后，鹤西回到了“程侃声”这个角色，一心扑在棉花和水稻的农业科学研究上，并做出了很大成绩，成为了云南农业科学院的院长。直到退休后，他才又偶尔提笔写点文学作品，似乎又回到了“鹤西”这个角色。

    可以说，鹤西一生中仅有他的学生时期和晚年这两个非常短暂的创作期，他的前期有诗集《野花集》和散文集《野菜集》，在其八十岁时，自费印刷成一册《野花野菜集》；后期则有散文集《初冬的朝颜》，在他九十岁时由上海书店出版。我很久以来都想买一册鹤西的著作，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发现一册《初冬的朝颜》的签名本，于是便下单购买以做纪念。收到这本书后，我急切地打开扉页，却发现并无签名，又急着往后翻，发现还是一张空白页，没有签名，再往后翻，才发现在第三页上，有鹤西的签名，系用蓝墨水的钢笔写成，抄之如下：“李纳同志指正 作者1997。”笔迹刚劲又带着几分老人才有的柔软，又不署姓名，只有“作者”二字。我查了查，李纳是云南彝族人，曾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编审，出版过长篇小说。

    这本《初冬的朝颜》系鹤西的一册散文集，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为《野菜集》，后半部分为《初冬的朝颜》。书前有扬之水的一篇序言，其中有两句话，颇为触动我。其一为：“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初冬，友人国平君过访，以《野花野菜集》一册相示——这便是与鹤西先生的初次‘相识’。”尽管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却着实显示了鹤西的文字传播不广，只是在很小的范围之中流传。扬之水结识鹤西，缘于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周国平的介绍，此君是扬之水做《读书》杂志编辑时结识的老朋友了。我最近恰好在止庵新出的《雨脚集》中，读到了一篇关于鹤西的文章，其中写到扬之水曾送给他一册《初冬的朝颜》，他回家后想起这位作者正是与废名多有联系的“小朋友”，待他写了一封信拟寄给老先生时，却收到了鹤西去世的消息，心中不胜怅然。

    扬之水序言中还有一句话，也是极有见识的：“其实文学本来不是职业，而只是人的一种修养。”这句话，也许正是对鹤西远离文坛，专心于农业研究的一种解释。扬之水说，恰恰是这种疏离，使鹤西的文字摆脱了时代的影响，具有了一种文学的纯粹。“所谓‘胸中积学，养成灵气’，不事经营，涉笔成趣，平生养学与识见，一见于余事作文的自如与潇洒。不种红药种野蒿，别一番朱朱粉粉，依然蔚成春色。”为此她又特意补了一句话：“这是‘中文系’以外的功夫了。”我读鹤西的随笔，感觉他笔下气息宁静，没有世俗与功利的味道，精神闲散，文字简练，颇有世外高人的气象。这种感受，用废名先生的话来形容，便是六朝文章的意味。这种不经意的修炼，却成就了一位真正的文章家。可惜，能够欣赏这种文章格调者，也是极为少见的。

    对于鹤西的这种人生选择和志趣，他在一九八七年给朋友蹇先艾写过一封信，似有夫子自道之意：“去年曾译Omar的诗一百余首，以小泉八云的论稿为代序。Omar这人的一生，颇与我有点近似，他研究数学和天文，也还是有点成就的，却写了几百首不合时宜的诗，盖亦自适其适者……”Omar即波斯诗人奥玛·海亚姆，有被称为“古波斯诗歌的最高典范”的短诗集《鲁拜集》传世。鹤西曾用数十年的时间翻译此诗集，但直至临终，也未出版。鹤西一九九九年离世后，亲友集资为鹤西编选了一册文集，收录其生前全部文学类文字，计三十六万字，二〇〇二年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印刷一千五百册。此书除收录他生前出版的几册集子的内容以外，还收录有杂文、书信、日记、谈话等文字。这本《鹤西文集》出版后，其命运与他之前出版的著作相仿，也多是赠送亲友留作纪念。

    二〇一七年一月八日

    （原载《中国艺术报》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九州”副刊）

    购谷林签名本记

    年初，我在微信公众号“废纸帮”上看到一篇介绍谷林的文章，才得知谷林先生去世已经八周年了。文章刊发那日，正是先生的祭日。想来这种推介，也正是读者对于自己所喜爱的作者的一种特别纪念。我也是爱读谷林的，由此便想作一篇有关购读先生著述经历的文章。对于谷林这位作者，虽然喜读他文章的人不在少数，但能知道其人的，数量毕竟还是有限的。谷林平生以会计为专业，曾在银行和工商单位工作多年，一九四九年后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任会计一职，但先生余时喜读文史书籍，尤爱现代文学著作。对于周作人的文章，先生更为青睐和痴迷。谷林开始作文，缘于他晚年为《读书》杂志义务做校对的经历。他为杂志写了一些补白文章，不料竟颇受好评。我读到谷林的著作，还是因为十多年前在鲁迅博物馆的鲁博书屋买到了一套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书趣文丛”，过年回家便带了其中一册《书边杂写》，读后爱不释手。他的文章中散发的严谨、精雅和谦淡，可谓深得我心。之后，我反复诵读，先生的几册著作，我也都想方设法地收齐了。

    或许读书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认识一下作者的想法，我也是深有体会的。正如那句文人的巧妙比喻，吃了鸡蛋，还想见识一下下蛋的母鸡。但我有个原则，便是不刻意为之，一切随缘。我有多位朋友与谷林先生都是熟悉的，但我却因这种固执，错过了机会。直到先生仙逝之后，才甚感怅然。之后，我便有一个小小心愿，就是拥有一本留有先生手迹的著作，以做纪念。但我多次在孔夫子网查询，也未见有先生的签名本待售。去年夏天我偶然加入了一个联络拍卖签名旧书的微信群“废纸帮”。甚巧的是，我入群后遇到的第一个拍卖中，便有一册谷林先生的著作《书简三叠》的签名本，是签赠给三联书店总编辑、著名出版家倪子明先生的，并钤有谷林先生的印章一枚。从品质来看，可谓佳矣。此一际遇，真乃天助也。然而，拍卖的那天晚上，我因有一件急事需要处理，便将一位朋友拉到了群里，委托他帮我“拿下”这一签名本。但事与愿违，朋友和我很快均被群主踢出了这个微信群，而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加入这个拍卖交流的微信群，是需要群主的邀请才可以的。

    这次与谷林先生的签赠本失之交臂，让我有了拥有先生一册签名本的更大决心。于是我便常在网络旧书店上进行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十月份，我发现有一册谷林先生的著作《答客问》的签名本出现了，且还是毛边本，售价也不算离谱。唯一令我有些不放心的地方，是此书是签赠给一位“佩秋妹”的，时间为“甲申岁暮”，也即二〇〇五年的年底。这位“佩秋女士”，我不熟悉，而赠书者也未署名，只盖了两枚印章。由于这两枚印章刻工古雅繁复，而我对篆刻没有研究，故而均无法识读。不过，仅从字迹来看，清秀健雅，与我之前所见谷林笔迹对照，系先生的笔迹无疑。但没有经过最终确认，便贸然下单，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放心。为了确认此书系谷林的签名本，我把其中两枚印章发给几位研究篆刻的朋友，一位朋友辨识其中一枚为“楊”字，而另一枚则只能认出“草草”二字。我的朋友对于这个“楊”字是确认无疑的了。这令我有些失落，谷林原名劳祖德，怎么也与“楊”字无关呀。

    但我还是有些不想罢手，便在网上随意搜索，某次在百度上搜索“草草”和“谷林”二词，不料还真的发现了一个线索。广东东莞的沈胜衣在《羊城晚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小寒大寒，书之暖意》，文中说他在二〇一〇年的大寒之日，接到了作家止庵从北京寄赠的《上水船甲集》和《上水船乙集》，系收辑谷林先生集外文而成，扉页又请谷林的女儿取老人的遗物印章钤印，其中一个为“勞人草草”，另一个则是“從吾所好”，我再回头辨认网上这本书上的印章，岂不正是这个“勞人草草”？那么，另一个被朋友认为是“楊”字的印章，又该怎么去解释呢？我又在网上搜索，发现一篇《读〈书简三叠〉》的网文中有一条重要线索，这位名为“清风廋竹”的网友说他得到《书简三叠》一册，“装帧清雅，后附谷林印章甚夥，每页皆有国画小品水印”，说来我刚刚翻读此书一过，但对于这些印章，却毫无印象。于是迅速在书架中找出此书，翻到书后查阅，原来这个所谓的“楊”字，乃是谷林先生的笔名“柯”字。如此一来，才算是终于坐实了此事，也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只是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位“佩秋妹”究系何人，想必也是爱书之人。

    “谷林”这个笔名，其实是老人的女儿的名字，被他借来一用，不料最终却沿用了下来。而他的另一个笔名“劳柯”，则是用得最早，却少为人知的。后来我重翻这册《答客问》，读到此书“附录”所收扬之水的文章《绿荫下的风景》。这是最早记述谷林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便是由谷林的笔名所引发的联想，甚能体会谷林对于书的深情：“清代藏书家仁和劳氏兄弟，是极有名的，弟弟劳格季言尤其在考证上颇具功力。凡手校之手，无不丹黄齐下，密行细书，引证博而且精，又镌一小印曰：‘实事求是，多闻阙疑。’钤在校过的书上面。先生的读书、校书，与‘求甚解’的考订功夫，便大有劳季言之风——‘丹黄齐下，密行细书’，是形似；‘实事求是，多闻阙疑’，是神似。有时甚至认真到每一个标点符号妥贴与否，因每令我辈做编辑的，‘塞墨低头’，惭愧不已。”此文最初由扬之水女士以另一笔名“于飞”刊发于《读书》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其时扬之水为该刊的编辑，而谷林则担任这本杂志的义务校对，从创刊始已有十余载的光阴。

    我得到的这本《答客问》的毛边本，已经一一裁过，显然受赠者已经逐页读过了。说来我已藏有谷林的一册《答客问》，毛边本则未曾见过。如今这册毛边书我以高价购入，却是已经被逐页裁过了，使我略略感到遗憾。但转念一想，若我购来的是一册未裁的毛边书，于谷林先生来说，则是赠书非人了。赠书他人，一般来说，还是很期待受赠者能够逐页品读的。毛边书的情调，便在于边裁边读的那份慢下来的心境。网上还有一篇关于此书的文章《夜读谷林及其〈答客问〉》，作者名为布谷，此文谈及他在冬夜里收到了友人赠送的一册谷林著作《答客问》，令他颇为感动的是友人的这份体贴的书情，还有谷林先生“隽妙无比”的文字境地。文中还有一段写他读这册著作毛边本的心境，很有一些“从吾所好”的滋味：“在冬夜的灯光下，用一把精致的小裁刀，边裁边看，裁一页看一页，于是，谷林文字的意境慢慢地铺张、浸润在冬夜的时光里，冬夜的时光像是一张淳而绵的宣纸，谷林的文字在其中慢慢地耗散，慢慢地显出一点淡淡的温馨而平静的墨痕。”

    《答客问》这本书还有颇值得一说之处。此书最早由内蒙古的张阿泉策划，他向谷林先生提出了四十五个问题，并经后者一一问答，拟整理命名为“有一道风景叫谷林”，列入“清泉部落”丛书出版。张阿泉为内蒙古电视台的编导，也是一位爱书人，曾创办民间读书报刊《清泉报》，因而有“清泉部落”丛书一说。此书后经止庵重新编辑，改名为“答客问”，或许由于止庵为此书的出版颇费了一些心思，故而在此书的折页上有“特约编辑”这一行，列有止庵的本名“王进文”。这本书不过戋戋小册，但对于了解谷林十分有用，附录收有张阿泉、止庵、扬之水、张放、谢其章等友人的评述文章，还有彩色插页多张，印有谷林各个时期的照片、出版著作的书影以及书房、印章、日记、手稿等图片，对于我们了解谷林精致散淡的人生很有帮助。特别是收录了几幅谷林收藏的周作人文集签名本的书影，颇有意义。谷林就此写过文章《曾在我家》，颇为动情。作为一位业余读书人，谷林得到众多书友的爱戴，这本《答客问》也是一种见证。

    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

    （原载《中国艺术报》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缘”副刊）

    寂寞的常风

    我买到过两册与常风有关的著作，一本系其生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逝水集》，另一本则系其去世后由谢泳等人主编的《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我将两册著作粗粗翻读之后，颇有感慨。今天的许多读者，对于常风这个名字或许会感到一些陌生。为此不妨先简要介绍一下常风的情况。常风，文学评论家，大学外文教授，祖籍山西榆次，一九一〇年生于太原，一九二九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后曾任太原平民中学、北京艺文中学教师。一九四三年起，任中国大学讲师，后又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一九五二年回到山西，任山西大学外文系教授，并任该系主任和研究生导师多年。曾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两年后得以摘帽。一九八八年，常风从山西大学退休。二〇〇二年四月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以上是我抄录并整理的一份常风简历。

    初看起来，这份简历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京派文学，就会关注到常风这个名字。与当代读者对常风的陌生有所不同，一九四九年前他是十分活跃的文学评论家，曾与周作人、朱光潜、李健吾、沈从文、萧乾等文学名流有过密切的交往，还参与过《学文》和《文学杂志》等刊物的编辑工作。这段时间，常风写作和发表文章的频率和质量皆很高，很快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并最终结集成《弃馀集》和《窥天集》两册。常风进入文坛的节点，便是他进入清华大学西语系学习之时，当时清华外文系正处于鼎盛期，而常风也很快表现出了才华。此时常风发表的一些书评文章，见识独到，文笔清新。他的才华不输同为山西人的李健吾。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叶公超教授就对常风很是器重，据说外文系有三个学生很得他的喜爱，除了常风，一位是梁遇春，另一位则是钱锺书。

    或许经此介绍，读者心目中常风的形象会丰满很多。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后，常风就从文坛销声匿迹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位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才因学界研究周作人、沈从文、李健吾等文学名家，应邀陆续写过几篇回忆早年文学经历的文章，并被结集到这册《逝水集》之中。与早年的文学影响不同的是，常风的晚年是寂寞的。以研究现代文学而出名的山西作家韩石山曾写过一篇《常风先生》，开篇就写道：“我真糊涂，在山西大学上了几年学，竟没有去看望过常风先生。”曾在山西大学外语系读书的梁贵东和周启庆夫妇合作写过一篇《他是真正的学者》，也是这样开篇的：“非常遗憾，我知道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常风先生逝世的消息已是八年以后，还是厦门大学谢泳先生告诉我的。”作为曾与常风有过接触的学生，这对夫妇在文章中深深地感慨道：“今天撰写此文，除了纪念常先生，也是为常先生在现代的湮没无闻而感到悲凉。”

    以上所引文章，都来自于我所购的这册《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这册纪念文集由谢泳和马竣敏编选，收录关于常风先生的回忆、研究、佚文、生平简谱、著作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等，并最终由三晋出版社在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出版。纪念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系由曾在山西作协工作多年的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发起，相关通知曾在他的博客上发布，研讨会最终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太原万象书城举行，可见此事承办之朴素，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术行为。我翻读这册纪念文集，发现除了邵燕祥、吴小如、姜德明几位早年的友人之外，写纪念文章的名流并不太多，以致在此文集的后记中，谢泳还写有这样一段话：“虽然先前答应撰稿的朋友，因为事忙最后没有完成，但多数都以其他方式表达了对常风先生当年学术工作的敬意。”显然，对于常风的研究，并未引起应有关注，毕竟这并不是一个热门的学术话题。

    对于常风的这种寂寞的感慨，还体现于我买到的另一册著作《逝水集》。常风的这册文集出版于一九九五年，早已绝版，故而只能求助于万能的网络了。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发现了一册常风先生的签赠本，从网上只能看到部分的题字，店主遮盖了受赠者的名称，对此，我询问了这家旧书店的店主，但他以不方便透露拒绝了我的请求。但越是如此，越使我想得到这本书，于是我便下决心购下。待这本签赠本送来，我打开书，真是大吃一惊。这本书是签赠给山西著名学者高增德先生的，而且还有高先生的一段跋语，这些都是之前在网上没有看到的内容，真是让我很有些暗自欢喜了。常风赠书给高增德的时间是一九九六年二月，并钤有他的印章两枚，一枚为名章“常风”，另一枚为闲章“秀才人情”。高增德的跋语则写于二〇〇四年，其时距离常风先生离世已经两年有余了。

    高增德是山西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史专家，其一大创举就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在《晋阳学刊》主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并最终编成总计二十卷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此后还编成六卷本的《世纪学人自述》和四十四卷的《百年学人档案》。高先生题写在常风赠书上的题跋不长，却颇有意味：“昨日收到鲁顺民先生一篇《常风先生在三十年代的文学活动》文稿，今天翻检之余，又从书架上抽出《逝水集》拜读，余之思绪又回到了谋面的那一天……常风先生逝世于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一日，终年九十二岁。我与先生交往时间甚短促，始终觉得是人生的一大遗憾！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记。”从高先生的这段跋语来看，常风作为一位新文学的先行者，在其生前并没有进入他的学术视野，待他真正熟悉了常风的学术经历后，先生却已归道山了。读过高增德的这段跋语，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学术史上远去的寂寞背影。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原载《中国艺术报》二〇一七年四月三日“九州”副刊）

    戈革的才情

    一个学者在本学科做出成绩，算是高人，而如果在不相干的领域里也能有所成就，就堪称是奇才了。我对具有“跨界”才能的人物，充满好奇。此类人物，最令我感到惊讶的一位，是研究科学史的戈革先生。戈革生前系中国石油大学教授，研究物理学和量子力学，以一己之力翻译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十二卷文集，获得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的“丹麦国旗勋章”。这样一位专业精深的学者，业余兴趣广泛，又能够触类旁通，且皆有不凡的成果。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这样评价戈革：“学贯中西，博通今古，懂物理学，会作极好的旧体诗词，会写漂亮的文章，会篆刻，会书法，会绘画，会玩玉，会玩葫芦……旧时士大夫的种种玩意儿，他几乎全会了，这样一个天生才子，真是天壤间一件宝物！”戈革教授的学生熊伟在一篇文章中对其才情也有评述，并对他的兴趣进行了如下排序：文章、篆刻、诗、翻译、玻尔研究、科学史研究、教育、绘画。戈革也曾毫不客气地谈道，他在篆刻、武侠小说和科学史研究方面都是可以带研究生的。从学科分类来看，戈革至少在艺术学、文学和物理学三个方面皆有极好的造诣。像戈革教授这样的“跨界”本领，当今已极少见。前不久，我有幸收藏了戈革教授的一册著作的签赠本，细细把玩，恰好可以领略戈革这种跨界的才情。

    我收藏的这册签赠本为《宏观电磁场论》，系一册十分专业的物理学著作，其内容包括静电场、稳定电磁场、似稳电磁场及讯变电磁场。由此看来，这本书与我的兴趣和专业完全无关。我之所以购买此书，与扉页上戈革教授的一则题跋有关：“世强老友哂存 辛酉仲秋拜鞠戈革赠自斋东之野。”并钤印两枚，一为“戈革之鉥”，一为“拜鞠庐”。这里的“辛酉仲秋”，即一九八一年秋天，此书一九八〇年十月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拜鞠”乃是戈革的名号，据说缘于其喜爱菊花，“斋东之野”或许系其书房的名称。戈革有名号多个，其中最为常用的有两个，一为红莩，另一个则是拜鞠。而戈革的书房名号，也有多个，如顽斋、玉渣轩、史情室等等，皆有深刻寓意。以“顽斋”这一别号为例，就有顽固、顽强之意味，是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史、诗词、书画、篆刻这些“旧文人”之喜好的一种幽默的自诩，而他还曾在文章中表示，自己对于王朔的小说《顽主》也是甚为欣赏。另外，“顽斋”还有“完哉”的谐音，也是他晚岁心态的一种通达的体现。由此可略见戈革的情趣所在。

    此书上的这两枚印章，堪称是难得的佳品了。书法批评家张瑞田先生有次过访，我特示此书，虽然他并不知道戈革先生，但对这两枚印章赞赏有加。这里便要再说说戈革的篆刻。他曾为张伯驹、顾随、钱锺书、杨绛、于光远等人治印，顾随称其刀法“厚重沉稳”“胎息汉玺”，赞赏有加。戈革对于钱锺书非常倾慕，曾为钱先生刻过六枚印章，分别为白文“钱锺书印”、朱文“默存”、朱文“槐聚”和朱文“默存存赏”，最后一种也可读为“默存赏存”。这些印章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刻，令戈革颇感自豪的是，以他所寓目，钱先生生前用印，不出此六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曾给钱先生去信请教问题，得到回信，开头就写道他的刻印：“辗转得来书，惊喜交集。尊镌印刻，至今宝藏，未遭劫火。”钱先生的那封回信的末尾钤了戈革所刻的三方印章，并特别注明：“此即兄妙手奏刀者也。”戈革在篆刻上有两大创举。其一系他曾为《红楼梦》中的五百余人物刻印，成一册《红楼梦人物印谱》；其二系其曾为金庸小说中的一千二百余人刻印一千六百多个，成一册《金庸小说人物印谱》。《红楼梦》和金庸的武侠小说系戈革最爱读的文学作品，对于后者，他曾撰有《挑灯看剑话金庸》。

    那么，戈革教授赠予的“世强老友”又系何人，真是难解。搜索网络，名为“世强”者，又何其多也。忽一日，在网上搜索“世强”和“戈革”这两个关键词，发现戈革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曾在《中华读书报》刊发文章《“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谈王世襄的著作《锦灰堆》，颇有见识。此文最末一段最妙，戈革笔锋一转，写下这样一段闲话：“我有一位平生好友和中学同学名叫王世强。他是河北深州（当年出‘蜜桃’的地方）人，想必和世襄先生并无瓜葛。他是数学家，对抽象代数甚有造诣，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由此一来，这位“世强老友”算是坐实了。但戈革教授的这篇文章真是极高明，这最后的一段闲文，却也是前后呼应，别有滋味。他继续写道：“有一年，他们请了一位前西德的数学家来讲学，活动结束时，在某个饭庄设宴为其送别。因为世强曾要我为那位德国教授及其夫人各刻一印，所以也被邀请敬陪末座。一进饭庄的雅座包间，我就看到墙上挂着一幅书法，落款正是‘王世襄’。于是我对世强说：‘这是你哥哥写的字。’所有中国人都笑起来，惟独那位洋人（他是奥地利出生的）不知所云。人们向他解释，还费了一点儿事呢。此事表明各国人的‘幽默’，有时也并不很容易沟通——正如不同世代的人的思想一样。”戈革用了一段轻松幽默的闲话，谈论了王世襄的专业古怪精深，“不同时代的人”是很难洞悉其中的妙趣和奥秘的，由此也略可见识戈革的文章之妙了。

    戈革除了翻译出版《尼尔斯·玻尔集》十二卷之外，还有《地震波动力学基础》等专业著述，还有关于玻尔的普及性著作多册。特别妙的是，他生前还写过大量妙趣横生的文史类文章，除了已经结集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挑灯看剑话金庸》之外，还有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开卷文丛”第三册的《渣轩小辑》，系其此类文章的一个选集。书名中的“渣轩”一词，来源于他的一个书斋名“玉渣轩”，其典故是他的一段旧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戈革曾痴迷于商周古玉器，某次他在文物商店看到一串“玉片”，用普通的棉线串在一起。店主对此颇不看好，以“玉渣”名之，售价也极低廉。此类东西，少为买家垂青，而囊中羞涩的戈革见后，立即购下。不料，此“玉渣”除两片确为不成形状的残片之外，还有两件：一为墨玉小戈，长约寸许；一为黄玉小斧，长仅半寸。戈革取名“玉渣”，一是取古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意，而另一层含义，是对自我劳作的“残渣”的自珍自爱。戈革以此为文集命名，可见他自诩甚高，又颇为无奈的心情。戈革爱玉，以为玉乃中华传统文化精粹之代表。他在《我曾送给钱锺书的几件寿礼》这篇短文中，便写他把一件战国时代的玉璧，作为钱先生八十寿诞的贺礼。在那篇文章中，戈革强调他一生对于古玉器的喜好是唯一达到“入迷”的境界之事，并曾在信中对一位朋友说：“看了这些东西，真令人‘舍不得死’！”

    还没有完。我收藏的这册《宏观电磁场论》的扉页上，还有一段精心所作题跋，更是精彩，抄录如下：“此书自属稿已至杀青凡二十余年，中经变乱，备历惨毒，万转千回，一言难尽。书既问世，曾自题二绝句曰：‘不识游湖李慧娘，也能开罪贾平章。廿年积恨明于镜，那肯冬烘学宋襄。’‘书生骨相太清寒，臭九穷三剧可叹。此卷当年呼毒草，而今印出几人看。’按贾平章即南宋奸相贾似道，此处用指加作者以莫须有罪名之某人云。”题跋用蓝色钢笔墨水写成，文字繁体竖行，后面有阳文印章“浩劫余生”一枚。其中录有戈革的自作旧体诗两首，可谓以诗言志与明心见性之作也。由此一处，可见戈革愤世嫉俗之性格，又足可见其在旧体诗词上的才情。在诗词创作上，戈革也是自学成才，他曾参与张伯驹的庚寅诗社，并与社中人多有酬唱，身后留有旧体诗词集一部。戈革对于聂绀弩的打油诗多有称赞，我读他的这些旧体诗词，也觉很有几分这种滋味。而“浩劫余生”这枚印章，则指刚刚经历的十年“文革”，其间戈革被打成“不戴帽的反革命分子”。也难怪，看其诗词，可感觉到他满腹才华，又多书生脾气。能够对于真心佩服的人脱帽致敬，又能够对于不平之事嬉笑怒骂，这就是至情至性的书生本色。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原载《中华读书报》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文化周刊”）

    唐弢的赠书

    我读了中信出版社新出的汪晖随笔集《颠倒》，其中收有记其师唐弢的文章《火湖在前》和记其师石承的随笔《明暗之间》，均堪称难得的佳作。有趣的是，唐弢研究新文学，一生追随鲁迅；石承则研究古典诗词，师从龙榆生。而此两文，则恰恰显示了汪晖学术脉络的驳杂与深远。学生时代的汪晖，曾在扬州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师从章石承；随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师从唐弢，并以研究鲁迅而在学界闻名。这两篇纪念文章，对于理解汪晖的学术脉络是很有价值的。尽管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汪晖早已被称为“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对此称谓甚不赞同，以为按学术规则，他或可被称为“新左翼”，而所谓的“自由主义”，则应为“新右翼”才对。汪晖的诸多观点我未必赞同，但他学问之余所写的随笔，我还是喜欢的，且认为并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而论”。

    编选花城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的中国随笔年选时，我曾选汪晖新作《墓园·颠倒》，而此年选，也收了作为自由主义旗手的朱学勤的随笔《三十年师恩难忘》。有网友买了此册年选，留言表示不满，以为编选者立场混乱。其实，我自己编年选，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看重的是文章本身的气息，而并非某种外在的思想标签。汪晖也是善写文章的，《墓园·颠倒》在我看来堪称佳篇。在此册文集的序言中，汪晖便如此阐述随笔之写作：“学术生活大多沉闷乏味，即便自觉有趣，要想感染别人实在是很难的；沉浸其中，往往被问题牵着走，下笔枯燥，不能顾及文辞。我偶尔写点随笔性质的东西，多半因事而起。一是纪念逝者，感怀旧事；一是完成新作，草成序跋；一是行旅之中，记下一点痕迹。笔端忽而有了感情，文字有所灵动，多半与此有关。”《颠倒》一书中收录有这篇《墓园·颠倒》。

    巧合的是，读了《颠倒》一书之后，我又从孔夫子网购得唐弢的一册签赠本。此书名为“劳歌行”，软精装，系唐弢的新旧诗选集，书名取自庾子山《哀江南赋》句“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收入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版的“花城文库”，仅印刷一千二百五十册，并由著名书籍装帧家曹辛之设计。我手中所藏的这册签赠本，是唐弢赠送给扬州大学中文系章石承和夏云璧夫妇的，扉页有蓝色墨水钢笔所写赠语：“石承/云璧同志指正 唐弢敬赠 一九八七年一月。”这里的“同志”“指正”等字眼，显得比较客气和生疏；而“敬赠”二字，则又显得十分郑重。书内一百四十九、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五等页码有唐弢校正的错字，也很能见出赠者的认真。令人感慨的是，章石承虽然藏书甚丰，但离世后其藏品多流落书肆，而唐弢的藏书则全部归藏于中国现代pleat Angler，系“a beautifully printed Nonesuch edition of 1929”，也就是既古旧，又漂亮，印数还十分有限，一千一百部在英国发售，五百部在美国发售，手写编号，他的这册是一千二百零六部。太难得了，这册《绝色》里写到的都是这样的“绝色”好书，如一八二八年出版的Adam Smith《原富》、英国插图大师赖格姆（Arhur Rackham）画插图的安徒生童话集、英国一九二三年初版且仅印四百六十本的艾略特诗集《荒原》、一九一〇年伦敦出版的描金七彩图版《鲁拜集》，如此等等。董桥真幸运，见识也很不凡，否则那么珍贵的好书，未必都有缘分带回家。

    《政法笔记》（增订本），冯象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一月出版

    好文章百读不厌，但真正能够让人百读不厌的好文章，却是少之而又少，正如卡尔维诺对于经典的定义一样，冯象是为数不多我喜欢的当代学者之一。起初在《读书》杂志读到冯象的“政法笔记”专栏，惊为高人，难得有如此古雅的文笔，将我等熟悉的法律事件剖析得深入浅出，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很有绵里藏针的效果。如他谈论鲁迅的肖像权，作家虹影小说《K》的名誉侵权案、县长状告百姓的诽谤案、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以及性贿赂是否能够进入法律程序等等颇有争议的事件，连我这样不通法律的门外人，也将这些讨论文章读得津津有味，甚至很有些豁然开朗之感。《政法笔记》中的文章，有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也有《圣经》中的故事剖析，还有对于法律事件的细致分析，其中的《性贿赂为什么不算贿赂》《索多玛的末日》《葛流帕福音》等篇章，便是典型的冯象文章，堪称汉语随笔文章中的上佳之作。增订版的《政法笔记》由两个部分组成，前者是他的专栏文字和讲座文字的集结，后者是他的翻译《圣经》内容的《利未记》，属于此次增订的主要内容。将创作与翻译合并出版，是冯象著作的一个特色，之前他的著作《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也是如此。

    《威尼斯画记》，李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一月出版

    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是一个太过美丽而独特的城市，正因为她的美丽与独特，使得如何更为清晰和真实地呈现它的魅力，成为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美国华裔作家李黎的游记作品《威尼斯画记》，便颇有匠心。其一，是作家试图通过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的经典作品《看不见的城市》来进行参照和解读，在此书的每一篇，都可以看到作家精心挑选的片段，与她的叙述形成互补，甚至包括她写到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即使身在东方，内心却还是属于他的故乡意大利。其二，是作家以一个画家培训班学员的身份来到威尼斯，因此，进行绘画创作，则成为她观看和审视威尼斯的另外一种方式，特别是对于威尼斯的色彩与建筑的凝视，此书一方面写到她在威尼斯进行美术创作的经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展示了作家在威尼斯所留下的美术作品，与她的观看和文字形成了互补。其三，是作为一个文字写作者的旅行家身份，她以干净优雅又不失简洁的文字风格，记录下了自己在威尼斯的见闻，以及对于这座城市的感悟和历史追寻，甚至还有她对于往事的记忆和遐思。尽管是一册薄薄的游记作品，却呈现出一个丰富的阅读者、一个美术爱好者、一个资深作家以及一个旅行者的不同视角。我读此书，感觉作家所保持的那颗不老的童心与朴素的真诚，让人看到了世界的多彩、美丽和丰富。

    《话题2011》，杨早、萨支山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二年一月出版

    《话题2011》，属于三联书店推出的一册“MOOK”，类似于流行的杂志书，每年都坚持出版一册。从二〇〇五年开始，已经坚持了整整七年。最初是北京几位毕业不久的青年学者创办的，他们好学深思，关心时事，定期组织聚会，畅谈社会热点，并以初次聚会的时间作为他们沙龙的名称“1217俱乐部”。这种雅集，很有些民国京派沙龙的意味，也有一些来今雨轩文人聚会的遗风。从二〇〇五年开始的七年时间里，他们选择了近百个热点话题，进行了近百次的思想交锋，也完成了近百篇见识与文采俱佳的精彩解读。难得的是他们看待问题的态度，冷静又不失关怀，温柔又不失深邃，独立又不失优雅。在这册《话题2011》中，谈到的话题有影响甚大的“钱云会案”“药家鑫案”“民国教材热”“故宫门”“辛亥年纪念”“郭美美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都曾经牵动国人，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也曾众声喧哗。在这本《话题》中，这些论者能够以尽量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来进行重新审视，颇有些尘埃落定后予以重新挖掘的意味，如施爱东对于“钱云会案”的论述，便是从表象之下看到“谣言”的流传，以及这背后的弱者对于自身权利的非正常途径的争夺，由此显示了论者犀利的眼光与深邃的思考。

    《董桥七十》，胡洪侠编选，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二月出版

    胡洪侠说：“董桥先生忽然七十岁了。我起念编选一文选为他贺寿，遂有《董桥七十》。”这册由胡洪侠编选的《董桥七十》，由香港的牛津出版有限公司与北京海豚出版社同时出版，精装，小开本，收文七十篇，除了分别出版简繁字体，两地出版的选文基本相同。胡洪侠是不折不扣的“董迷”，之前曾编选有董桥文集《旧时月色》，还曾编选过一套未曾出版的《董桥文类编》，这次编选是从董桥迄今出版的三十三种初版文集中的一千八百篇文章中，遴选出其中的七十篇文章，作为庆贺。董桥的文章几乎篇篇皆佳，从这么多文章中选出一本书来，实在是难，后来终于拟定以董桥“写父执、写师友、写同辈的文字”作为编选的标准，因为“他传往往是自传”。这本《董桥七十》还收有董桥专门为此书所作的长序《七十长笺》，并收录了他的近三十种初版本书籍的书影，同时还录有著名学者余英时专门为董桥这册书所作的书法题词。余英时的诗词《题〈董桥七十〉》，共分七首，既写董桥文采，又录董桥性情，还写董桥精神，我觉得其中第五首最为精到，评价董桥作文为人最得我心，乃是知人之论：“东篱采菊见南山，人道渊明镇日闲。读到刑天舞干戚，始知猛志在胸间。”为满足书迷的需求，出版公司此次还专门制作了真皮精装、仿精装、毛边本和签名本等各种版本，其中真皮精装版专门印制了董桥极喜爱的版画家Mark Severin的美女藏书票，也是颇值得“董迷”们收藏的。

    《余英时访谈录》，陈致访谈，中华书局二〇一二年二月出版

    董桥评价余英时是怀抱新学问的旧文化人，可谓是知人之论。一九五〇年初，余英时从北京的燕京大学历史系转入到钱穆先生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读书，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他说自己由此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后来他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读书深造，然后定居美国并在著名大学任教和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并于二〇〇六年获得美国国家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奖（John W. Kluge Prize in 2006），而这一奖项被称为人文学科界的诺贝尔奖，也是对他学术研究的总体评价，是终身荣誉的性质。作为一个海外汉学家，余英时坚持用汉语写作，也始终以中国作为自己研究的唯一对象，这册《余英时访谈录》回顾了他的人生与学术历程，以及他在学术研究中的“中国情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余英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始终关注，以及在学术研究中追求独立自由的学术态度，他谈论自己的学术研究是时刻不忘身入其中，并以“直入塔中，上寻相轮”来比拟，就是所谓做学术研究就像是在塔中攀登，必须身在其中，曲折蜿蜒，最后直入顶端，才会有真正的收获，与在外面简单观察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因此，余英时的学术研究能够气象不凡，自成大家，值得我们借鉴。他在这册访谈录中，还有议论陈寅恪、钱穆、俞平伯、钱锺书、胡适、冯友兰等学者的段落，均有透彻精彩之处。

    《枕边书与床头灯：英美随笔译粹》，高健选译、选注，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二月出版

    翻译家高健曾有这样的疑惑，为何某些原来相当不错甚至非常精彩的作品往往会在翻译之后变得不那么喜人，那么可爱，甚至流于平庸一般、枯燥乏味？对此，高健以为问题出在译者对于原文的风格把握上，但核心又可能与风格中的某个东西有关，他将这个难以言传的核心称为“诱人的品性”（aninviting quality）。而这个所谓的“诱人的品性”，在高健看来，可能包含语言上的可读性、明晰性、清新性；意念上的形象性、意解性；表达上的优胜性、完美性；色调词采上的鲜明性；记忆上的黏着性；词汇与句法上的确切性、丰盛性与富于变化性；以及在语际关系或语境的对待上对诸多因素的种种巧妙处理，比如关照、呼应、承接、铺垫、映衬、熨帖、烘托、渲染、分合、聚散、补救、回护、弥缝、设状、收拢、衔挂、附着等等；在遣词造句上的有效的间错配置，比如主次、正反、轻重、曲直、深浅、浓淡、疏密、明暗、虚实、详略、抑扬、隐显等等；再有笔态语气上的通体流贯性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出版高健的三册译文集，分别是《英国散文精选》《美国散文作品精选》和《枕边书与床头灯》，我读后均感译笔精细，古雅清新，想来正是他所提出的这种“诱人的品性”，使得他笔下的译文能够完全异于其他译者，特别是这册《枕边书与床头灯》的译文集，所收录的英文随笔不但有原文对照，还有详细的翻译注释，以及译者对于文章风格的鉴赏，从中不难看出译者对于原文风格的把握以及在细节上的卓越追求。

    《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北岛、曹一凡、维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二年三月出版

    萨义德说，文化是“记忆”反抗“遗忘”的一种方式。由北岛、曹一凡和维一编选的《暴风雨的记忆》，在我看来便与萨义德的这种思想不谋而合。此书选取了十八篇文章，记录了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〇年中国大动乱年代北京四中的具体形态，而我觉得编者所编选这册著作，一方面是反抗遗忘，另一方面则是将北京四中作为一个样本，试图还原和剖析那个暴风雨年代的历史真相。北京四中尽管是一所中学，却具有特殊的生源背景和教学地位，选择它作为进入和解读中国十年动乱的历史切入点，可谓视角独特；特别是此书中对红卫兵的缘起以及遇罗克的《出身论》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极有价值。令人注意的还有此书中对于往事的叙述态度，既有大梦先觉的自恋，也有津津乐道的回味，甚至不乏洋洋自得或者超然物外之感；但更有客观的描述、理性的分析，甚至还有对当年往事的忏悔乃至反思，因此，颇有些众声喧哗的感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在编选中尽量保持了某种历史的原生态，因而在不同的篇目之中，人物的回忆和叙述互有交叉、补充甚至是矛盾，而读者通过阅读、比较、思考乃至判断，对于真相，才可能更近了一步。当然，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此书的诸多写作者，尽管均非文学界中人，但他们回忆往事，文笔之佳，令人惊叹，如陈凯歌的《青春剑》、秦晓的《四中往事》、黄其煦的《四中的“先生”》、曹一凡的《留在北京》，等等。

    《见解》，燕舞著，重庆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三月出版

    台湾学者周志文赞赏燕舞的文化访谈能够“发潜德之幽光”。因为在燕舞的这册书中，他所采访与书写的诸多人物，都是通俗知名度并不高的学者与作家。而他的采访，仿佛是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样，因为获得了启发，产生了共鸣，并被受访者的文采与魅力所深深吸引，从而激发了他进行采访和写作的欲望。我十分喜欢他的这种立场与态度，作为一个媒体人，能够拒绝迎合大众，也从未制造所谓的社会热点，更不会去追逐那些脸谱化的文化明星，而是选择他自己认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然后耐心地去阅读，去倾听，去交流，去探讨，去追问，去思考。如采访李辉，是因为读了他的散文集《封面中国》；采访洪子诚，是因为读了他的散文集《我的阅读史》；采访吴思，是因为读了他的著作《潜规则》；采访雷颐，也是因为刚刚读过他的随笔集《历史的进退》；甚至采访先锋艺术家蔡国强，也是因为读了别人写蔡国强的两本著作。朱天文在序言中形容周志文《同学少年》中所写到的人物，是犹如“空山松子落，不是一颗，而是数也数不清的松子从树上落下，有的落在石头上，有的落在草叶上，有的落在溪涧中，但从没有人会看到，也没有人会听到，因为那是一座空山。啊，多么豪奢的一场坠落”。此番意境，真是极好。而我觉得用来比喻燕舞所做的访谈，也是恰切的。

    《走出白色恐怖》（增订版），孙康宜著，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二年四月出版

    读孙康宜的著作《走出白色恐怖》，让我想到了熊景明的著作《家在云之南》，因为两位写作者不但都是女性，而且都是回忆一段历史对一个家庭带来伤害的往事。前者写台湾“二二八”事件引发灾难，因为当局怀疑孙康宜的父亲有左翼的倾向，并试图通过她的父亲来获得莫须有的罪证，结果让她父亲入狱十年；而后者则写其父亲有民国旧政府的任职经历，结果在历史的暴风雨中历经磨难。更令人感到巧合的是，两位学者都以十分温暖的语调回忆了在面对灾难的时刻，这些历史的小人物如何渡过难关，并在暴风雨中显示了作为一个人的真正尊严和品质，令人读后肃然起敬。尽管历史曾经给予她们如此多的伤害，但在这些回忆文章中，更多的不是仇恨，也不是悲伤，而是对于在艰难环境之中曾经拥有的人性光辉的感恩与赞美，让人感到温暖，也充满希望。往事并不如烟，写下即是永恒。孙康宜后来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于一九六八年移居美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G Chace'56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一九七九年，熊景明移居香港，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并主持“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工作，退休后她又担任该中心的“民间历史”网站的相关工作。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十分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特别，但读了孙康宜和熊景明的两本著作，却让人颇觉不然。

    《马雁散文集》，马雁著，新星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四月出版

    诗人马雁在离世之前，曾写下这样的话：“每写下一个字都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或许是她对于自己写作的一种自我承诺，但冥冥之中，也有着一种献身于死亡的不祥预兆。因为危险总有出现的时刻，况且是生命的危险。因此，我总觉得马雁是被召唤去的，她对写作抱有神性的崇敬和执着，正如编者所说，她的归来也将是借助自己写下的文字，即使她写得如此仓促，如此短小，甚至是散漫，但我却从中看到了一种令人感慨的早慧、高贵与灵动。这位与我同龄的写作者，写作生涯竟与我有十分相似的地方，无论是对于阅读的挚爱，还是对于写作本身的迷恋，甚至是对于自我内心世界的清理，仿佛都是刻不容缓的。马雁对于我是陌生的，但幸好还有《马雁散文集》和《马雁诗集》得以留存。我读马雁留下的这些散文作品，包括她生前自编的文集《读书与跌宕自喜》，深切感到，她的文字之中隐含着一个真正对于文学具有纯正品位和追求的内心，可以感受到她通过文字获取温暖与满足的渴望，还有她在尘世间逆流挣扎的无奈。这种品质，人间少矣。马雁生前一直在怀念她的一个诗人朋友马骅，也是早逝，也是在异地，如今他们在天堂相遇，而我们纪念这些曾经默默无闻的写作者，最好的方式就是安静地阅读，以证明他们的曾经存在。如此，我推荐这册《马雁散文集》。

    《中国古典诗词感发》，顾随著，叶嘉莹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五月出版

    顾随终生执教，早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辗转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学校，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曾培养了叶嘉莹、周汝昌、史树青、郭豫衡等诸多名家，而叶嘉莹是最能承继顾随学术精魂的一位。在《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季先生》一文中，叶嘉莹记下了她当年聆听顾随在辅仁大学讲授唐宋诗词的情景：“先生对于诗歌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修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为此，叶嘉莹曾认真记录了老师顾随的授课内容，而这些跟随叶嘉莹辗转多年的讲稿，在顾随女儿顾之京女士的细心整理下，终于得以出版。我们这些后来者，还有幸在这些文字之中，感受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的一代大师的神情风貌。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古典文化被横刀割断的时代里，通过顾随对于古典诗词的研究与解读，便不难看到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理解，曾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与水准。因为那些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出入自由，举重若轻，特别是对于中国诗词细微与绝妙之处的理解，字字都饱含着中国文人浓厚而温热的关怀的。想来许许多多真正有价值的文化精粹，或许正是这样才流传不息的。

    《清白家风》，董桥著，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五月出版

    由于我偏爱老辈文人的文字，只要见到他们有新作出版，一般是会买下来，或者重温，或者寻找自己未见的新作。老先生们的文字，真是读一篇便少一篇了。董桥也是古稀的年岁了，但他的文章劲头不减，甚至是越来越老到，也越来越妩媚风流。董桥的新作《清白家风》，封面用齐白石国画小品，画的是白菜蘑菇，他说白石老人随意点染，都是真功夫。董桥文字依旧漂亮，内容还是谈往事、谈旧藏、谈文玩、谈雅趣，也谈自己的心得和见识，在我看来，字里行间都显现出一个有趣也有识的中国文人的作派，既陈旧又洋气，既古雅又时尚，这样的潇洒和自如，真是我们读书和写文章的人的榜样。不妨谈谈他这册新著中的那篇《写给刘若英的新书》吧，这是董桥给刘若英的新书《我的不完美》作的序言，但全文却一字不提刘若英新书的书名，想来怕俗也怕败坏了笔下的文字。刘若英乃名人，也是董桥的粉丝，后来又成了朋友，自然难免这样的应酬文字，但董桥的序言，却全篇风流，因为几乎整篇文章都是在写海明威在巴黎的往事，到最后也写点刘若英在香港的故事，然后夸刘若英“心里透亮”，但也不忘记写到其中的不足：“读刘若英的文章我也看出了她的尝试，不必说破，说破了怕坏了她的思路。让她静静地摸索才有趣。刘小姐谦逊，尊称我为老师，我当然不配。她的才华遮都遮不住，匆促间文字里的几粒沙石来日她更成熟了不难幡然醒悟，我没有挑出来，怕她下笔多了一层负担，碍事。”董桥文采风流，也精明得可以，难怪落得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呢。

    《旧山河》，刀尔登著，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五月出版

    对于说史的著作，近年来我是读了几本的，但读后印象都不够深，想想反而不如自己直接去读史书好。原因无非是如今很多说史者，要么只是机械地重新叙述历史，似乎只是做了一个古文翻译家；要么被古人所俘虏，文字感觉和思想意识全部都是古人的套路，真是迂腐得可以；还有一种更为可怕，分明是提前设定了自己的想法，“读史”只是包裹自己想法的一件华丽的外衣罢了。对于这样几种东西，我以为都是要离得远远的才好。不过，刀尔登的读史笔记《旧山河》却完全不是，我之前曾陆续读过他的这些文字，感觉他读史的背后始终有一个清醒、犀利、独立也顽皮的内心，对于那些历史上的各种记录，完全能够游刃有余地反思、怀疑、分辨，甚至是予以冷嘲热讽，因此我读他的文章，总感觉有一种透明清澈也令人愉快的酷劲，这是我之前少有感受的魅力。学者刘瑜形容刀尔登的这些读史笔记，我很赞同。她说刀尔登读史，能够进去又出来，而且其文风与思维方式给人的感觉，仿佛不是“红旗下的蛋”。这个比喻甚妙，但我对这些读史笔记所唯一感到不快的，或许因为是专栏文字的缘故，找题目的感觉很明显，论述也节制得很，总给人以入手轻慢，结束却仓促的感受，总之还是略感散漫了一些，不过想想也好，这样总比要完成一个气势恢宏却牵强附会的巨著要有意义得多。

    《乡关何处：故乡·故人·故事》，野夫著，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五月出版

    我读过野夫的散文集《乡关何处》，对作者“野夫”这个名字有几分揣度。想来这个名字的第一层含义是野性不羁的匹夫。在野夫的文章背后，不难读出他的落拓不羁和消散坦荡，他在这册著作中书写自己的故乡、故人与故事，其实也是在写自己的人生往事，下笔之处可见他的气节与襟怀，而他的文字也是洒脱与自由的，情绪是悲愤又克制的，襟怀是高远和孤独的，恰如荒村夜静听说书，让人顿生怆然之感。钱穆曾说，好的文章背后站着一个人，读野夫之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第二层含义是有野心的匹夫。这册《乡关何处》，野夫写自己故乡的人与事，有关于母亲、外祖母、大伯、幺叔等亲人的传奇故事，也有好友、难友与志同道合者的人生记述，这些向来不被“大历史”的宏大叙事所顾及的个体生命，却同样折射出这个国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而野夫的野心正在于此，他试图用这些“失意者”“苦难者”“受害者”“守望者”，还有他笔下的“瞎子”“畸人”“幽人”“烈士”等，来重新书写那段历史。野夫的这种重写，与章诒和对于那些“最后的贵族”的书写，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也成为极为必要的补充。或许这正是为什么章诒和在读了野夫的文章之后，竟能一夜无眠，甚至是“痛哭流涕”。章诒和对野夫说：“我是你的粉丝！”万千人中，能在文字中找到知音，应是如此。

    《耕堂读书记》（上、下册），孙犁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六月出版

    孙犁晚年的读书文章愈写愈老辣，我读这册《耕堂读书记》，就极喜欢这些短小、朴素的读书札记，这些文章初看只是谈古书的版本、装帧、内容以及自己购书、修书和读书的经过，本是很休闲和优雅的事情，但我读这些文字，却能时刻感受到一颗赤诚、热烈乃至洁净的心灵。他常由这些读书的笔记引发自己的一些慨叹，多是寥寥数字，却十分清晰地表达了对于文坛和社会的鲜明态度。如他读一册明代的《野记》就有这样的感慨：“余向不喜明人文章，包括钱氏等大人物之作。余以为明人文章多才子气，才子气即浅薄气，亦即流氓气，与时代社会有关。近日中国文坛，又有此气氲发生，流氓浅薄之作甚多，社会风气堕落，必有此结果。”再如，他读一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后写到：“余欲读孤行苦历之书。今不只无书可读，甚至无报刊可读。报纸扩版成风，而内容变为小报。世风日下，文化随之，读了一程字帖，亦厌烦矣。乃忆及此书。”孙犁的晚年，他将自己封闭在书房狭小的天地之中，但内心世界却极热烈地保持着对社会和文坛的关注。在《耕堂读书记》中，多有这样的议论和感慨。由此，我想到他在人生的最后岁月，每日只是枯坐在书房或病房中，不知道是不是与自己的这种热烈之后的大失望有关。孙犁最后时光的枯冷，或许是因为这个他曾经努力追求的世界，却距离他早年梦想的那个美好而洁净的理想越来越遥远了。我读到这两册《耕堂读书记》，才忽然想到，孙犁先生去世已经十年了。

    《文章选编》，叶朗选编，华文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六月出版

    叶朗说他编选这册《文章选编》，就是想提倡一种文风，一种趣味，用朱光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造成一种新风气”。为此，他说自己特别喜欢简洁、干净、明白、畅通，以及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的文风，而特别反感那种装腔作势、义瘠辞肥、自吹自擂、存心卖弄、艰深晦涩、空洞无物，以及武断、骄横、偏狭、刻薄、油滑、谩骂等低级趣味和鄙俗的文风。为此，我注意到他在编选文章时，一方面特别喜欢选取“五四”时期很多前辈学者的文章，因为他们很多人的文章，格局与气象都非一般人所能及，如他在编选中青睐傅雷、顾随、朱自清、俞平伯、胡适、冯友兰、林徽因、梁遇春，等等，便是如此。特别是《傅雷家书》，他就选取了其中的四篇，由此可见编者的趣味与态度。另一方面是他选取文章，特别讲求实用效果，以希望对当代人写作、欣赏和应用有所帮助，因此我注意到他所选取的这些文章或者短小，或者面目丰富，涉及的范围实在是广，有日记、书信、碑文、艺术鉴赏、艺术批评、知识小品、人物回忆、游记、短论、杂感、学术札记、评论、哲理散文、抒情散文，等等。从这册《文章选编》中的文章，可以见识他文字的魅力，也可以体会其中的博大与开阔，它是真正的中国式的，也是真正的古典式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细心阅读这样的好文字。

    《门外汉的京都》，舒国治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七月出版

    舒国治是不折不扣的文体家，他的文章文白相间，古雅可爱，但又似乎带有一种极为冷静的克制，这是十分难得的。正是这种恰到好处的克制，让他的文章不至于酸腐，也不至于冬烘，或者是显得卖弄与做作，而我觉得他文章的妙处，除此之外，还在于有着一种“萧散”的意境，这种意境带有一种洒脱、自由、优雅、浪漫的意味，又有一种孤独、冷静、内敛与忧郁的气质，或者竟可以直接说是一种魏晋人的散淡气息。宗白华曾写到魏晋人对于唯美绝俗的人生态度，其一是把玩“观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其二则是美的价值是寄予过程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所谓“无为而为”的态度。无论是读舒国治的《理想的下午》《流浪记》这样有关漫游的文字著述，还是《穷中谈吃》《台北小吃札记》这样有关饮食的文字结集，或者是这本刚刚在内地出版的游记《门外汉的京都》，都有宗白华先生所谈的那种魏晋人对于人生的态度和体味。在这册《门外汉的京都》中，舒国治写日本古城京都的建筑、雨、黎明、水、长墙、饮食、小景、手袋、鞋子、咖啡馆、晚上、旅馆，等等，很多都是我们所不注意，甚至觉得无大意义的细节，也没有什么宏伟景象，但在他的笔下，却真真是别有一番意境的。

    《民国了》，杨早著，新星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八月出版

    在诸多关于民国的著作中，杨早的《民国了》让我耳目一新。其一，此书集中记述了民国元年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逊位这短短一年间的历史，各地风起云涌，斗争轮番上演，犹如章回小说一般，而论者不光是简要地记述这段历史的变化，而且试图回答清朝统治何以在短短一年时间之中，迅速落入大厦倾倒的境地，究竟是什么成为压垮这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杨早给出的答案不是革命党，而是晚清以来日益壮大，且与政府形成利益对抗的地方绅商势力，他指出辛亥年的四川保路运动以及长沙的抢米风潮，背后都是地方绅商势力的利益冲突。其二，是论者写作和切入的方式，杨早试图通过历史旁观者的视角来感受这一年的具体情形，一方面要进入历史的现场，另一面则尽量回避当事人的记述，而是采取“他者”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年革命的具体形态，读来十分新鲜，由此大量被主流历史所忽略、遮蔽以及摒弃的各种细节经过论者的重新组合，似乎带读者“穿越”到了历史的现场，充满了一种可以触摸的现场感。如此书中的开篇《三个北京客的辛亥年》，则从忙于立宪新政的清朝翰林院学士毓鼎、倾向于革命的青年学子吴宓，以及在仕途上正炙手可热的郑孝胥等三人的日记，具体看待他们对武昌起义这一历史转折事件的态度和看法，由此来还原和呈现当时整个社会尤其是士子阶层的心理状况。

    （原载《文艺报》二〇一〇年三月至二〇一二年八月“书香中国”副刊“新书品荐”专栏）

    后记

    应夏春锦兄之邀，将近两年所作的随笔文章编成一册，纳入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蠹鱼文丛”之中。收入这本书中的文章，都是与书有关的，而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是谈周作人的文集《立春以前》和董桥的文集《立春前后》的，名为“立春书话”，于是借此一名，也便将书名拟定了。此名，听来真的不错，虽有取巧之嫌，但其实更有一种向前辈致敬的意味，而其中流露出的些许书香，也是令人颇感一些生机的。但后来转念一想，“书话”这个词，这些年来在读书圈中被议论得甚多，似乎有一些圈子化、江湖化和商业化的倾向，这是我一直以来所厌恶也力图避免的事情，我便向春锦提出，将书名改为“立春随笔”。他问何故，答之曰，我并非想成为一名书话家，不过是爱好读书，闲闲地写了一些文章，名为“立春随笔”，似更为妥帖。

    此书共有三个部分的内容：

    集一为“聚散”，谈旧书之购藏与流散，也谈签名本之因缘和情谊，虽仅谈自己所知所见，但也是我辈读书人的一份情愫。我写这一组文章，还有提供“一点材料”的初衷，想想这些很不起眼的小材料，或许能够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认识，也是其价值所在。写好文章，若没有新材料，实在难以有新见识，周作人说他晚年写《回想录》，没有新材料便不愿意着笔。然而，新材料又何其难得。学者张晖曾感慨，当前做研究写文章，是有钱人搞的行当，言外颇多寒凉之感。我曾在拍卖场上看到不少甚好的材料，可拿来做文章之用，但拍价惊人，是我辈不可奢求的。故而在旧书摊前徘徊的书生，偶尔捡得一两件可以言说的书本，流露出欣欣然之情，可以说既是穷书生的可爱，也可以说是当下做学问写文章者的寒酸穷苦相。

    书中收纳的集二为“缘分”，其实都是有关书缘与人缘的事情。正如写文章的材料之难得，我辈读书作文遇名师与佳友，也是同样的难得。这类文章实在难写，我并不是想吹捧那些名师高人，强调的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辈能在读书之余，得前辈与佳友之指点，或能沾上些许“仙气”，是人生的一种莫大的“缘分”。故而我一直爱读这类文章，以为可以提供很多难得的经验。对于学界书林的一些谈及“缘分”的文章，我也会别有关心，此集仅涉猎一二。

    集三名为“过眼”，便是平日浏览的书籍之评点与随感，可名之为“余时书话”，因都是在工作之余所作，不可与那些专业研究者的著作相媲美；想来也可名之为“杂书过眼录”，因为所看大都是“闲适文章”，多为粗粗经眼，不外乎是自己的一得一见罢了。

    浙江古籍出版社策划出版“蠹鱼文丛”，第一辑就收录了扬之水、陈子善、叶瑜荪、徐重庆等先生的文集，听说第二辑还将收录王稼句、孙郁、徐雁、李辉、子张几位先生的集子，这些人物都是我的前辈，他们的文章曾给我很多的教益，而他们的读书作文之路，也给我很多的启发。能够有幸将文集附于文丛之尾，对我而言真是甚感荣幸与温暖的事情。也因此，我想，在学术的庙堂之外，应该还有一个民间的读书空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批读书人，他们求真，求善，也求美，即使学识深厚，成绩显著，也不张扬，不盲从，不巧立名目，不急功近利，更不会拉帮结派，而只是以读书为乐，以求知为快事，也凭自己一点一滴的发现来写好笔下的文章。我觉得“蠹鱼文丛”的策划意图正在于此，也因此，我很乐意追随其间。感谢春锦兄促成此事，祝愿“蠹鱼文丛”的阵容越来越壮大。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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