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剪烛”，本就是个现成词，旧时夜来照明，要点蜡烛，当烛泪下淌，露出的烛芯就越来越长，上端烧焦后还会结成烛花。如果烛芯过长，火焰就大，会浪费蜡烛；烛芯过短，火焰就小，虽是省俭之法，光照也就不足。王君玉《杂纂续》举“奴婢相”就说：“挑灯长，剪烛短。”挑灯太高，光照面大而不明亮；剪烛太短，灯光就暗淡了。那就需要将烛芯稍稍剪去一点，使之长短适宜，同时还要剪去烛花，以维持室内的照明。

    因此，剪烛是古人夜间生活的一个细节。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有云：“小妓携桃叶，新歌蹋柳枝。妆成剪烛后，醉起拂衫时。”苏辙《戏呈试官》有云：“剪烛看书良寂寞，披沙见玉忽喧哗。”刘过《贺新郎·赠邻人朱唐卿》有云：“烛花细剪明于昼。唤青娥、小红楼上，殷勤劝酒。”夜看美人夜读书，都要剪烛，灯儿亮一点，可以看得更分明。将剪烛一事推入境界的，当数李商隐的《夜雨寄北》，那是脍炙人口的，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人滞迹巴山，又当夜雨，却思剪烛西窗，将愁绪细诉，可谓是婉转缠绵，倍为沉挚。自此以后，“剪烛”就成为促膝夜谈的典故，“剪烛西窗”也成了成语。清顺治四年，吴伟业在苏州遇见外戚刘文炤，夜来文炤说了不少皇室鼎革前后的遭遇，伟业听了，很是感伤，写了一首《吴门遇刘雪舫》，其中有“当时听其语，剪烛忘深更”之句。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三《连琐》说，有杨子畏者，居泗水之滨，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忽有女鬼来访，不但调情，且与长谈，“与谈诗文，慧黠可爱。剪烛西窗，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闻微吟，少顷即至”。如此艳遇，且在剪烛前后，明明暗暗，朦朦胧胧，真如同梦境一般。

    时至如今，不值几文的旧烛台都成了收藏品，剪烛自然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甚至什么是剪烛，也说不清楚了。但剪烛的事，本是古人日常生活的故实，也包括他们的秉烛读写，甚至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如果从窗外望去，荧荧烛光下的身影，实在也是动人的画面，那会让人想起前人的吟哦，如杜荀鹤《闲居书事》云：“鬂白只应秋炼句，眼昏多为夜抄书。”刘克庄《题陈霆诗卷》云：“不惜矮窗残烛下，与将朱笔撷菁华。”赵师秀《送翁卷入山》云：“小雨半畦春种药，寒灯一盏夜修书。”最有意思的是袁枚，有《寒夜》诗云：“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那美人不但不帮着“剪烛”，还“夺灯”而去，闺房情景宛然，很有一点生活情趣。

    这本小集，以“剪烛”名之，意思应该说明白了吧。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藏书票琐谈

    一

    藏书人都爱自己的书，为了表明这本书的所有权，就要在书上做点标识，在中国是藏书印，在西方便是藏书票，虽然一钤一贴，情形截然不同，但就其初衷而言，实在是殊途同归的。

    凡钤于书上的印，都称藏书印，与钤于书画拓片上的印别无二致。据文献记载，最早的收藏印是东晋周的私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著录：“诸好事家印，有东晋仆射周印，古小雌字。”可见这方私印，印面不大，字作阴刻。至今可见最早的收藏印，是敦煌写本《杂阿毗昙心经》上的“永兴郡印”，乃南齐时物。收藏印的形制不一，风格各异，就印文内容而言，有姓名字号、生年行第、乡里籍贯、家世门第、仕途经历、爱好志趣、警句箴言、成语闲文等，简的仅一个字，繁的则絮絮叨叨数十言，无非规箴子孙谨守先泽，如明长洲钱穀的藏书印曰：“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真其愚。”再如明山阴祁承㸁澹生堂的藏书印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如今看来，很有点迂腐可笑，但从中也能看出主人的心态来。书与书画金石一样，聚散是必然的，于是辗转收藏，遍钤印记，累累满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谈到项元汴时便说：“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镠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复载其价于楮尾，以示后人。此与贾竖甲乙帐簿何异，不过欲子孙长守，纵或求售，亦期照原直而请益焉。”即便如此，也有朱墨相映之趣，也有朱痕楚楚之姿，从中可看出藏家的情味，更重要的是，收藏印记录了藏品的收藏和流传过程，凡作鉴定和研究，乃是重要依据。

    藏书票，即是粘贴在书封内上的印刷小纸片，拉丁文称为Ex-Libris，英文则称为Bookplate，起始于十五世纪的德国，相传第一枚藏书票约制作于一四五〇年，署名“刺猬”（Igler），这是一款画有刺猬嘴衔野花、脚踩落叶的木刻画，上面的缎带上写着一行德文，大意是“慎防刺猬随时一吻”，为德人汉斯·埃格尔（Johannes Knabensberg）所有。另一枚藏书票制作稍后，发现于一家德国修道院，票面是天使手捧纹章，盾上有一只牛，无题字，据设计原稿的一段拉丁文记录，可知是勃兰登堡（Brandenburg）家族赠书给修道院时特制的藏书票，手写年份从一四七〇年至一四八〇年都有。随着活版印刷术的发明，出版业的发展，藏书票逐渐在欧洲流行起来，吴兴文《图说藏书票》就其大势而言曰：“藏书票和西方的印刷术和版画的发展有关，从十五世纪的木版，十六世纪的铜版，十八世纪中叶的木口木版，到了照相凸版印刷术的兴起，画家可以在纸上设计藏书票，按照大小比例拿去照相制版，印成精美的藏书票。”它的形状不一，有方形、长方形、椭圆形、三角形等，尺幅不一，一般以纵三点四英寸、横五点六英寸为最常见。它的图案十分丰富，以纹章、动植、书房、风景、建筑、裸女、色情、神话、寓言等较为流行，这往往根据票主本身特点或自我意愿设计图案，也有根据某种特殊需要设计图案。图案之外，一般只刻藏书人的姓名，至多再加刻一两行箴言诗句。可以这样说，藏书票既是书封内的装饰画，也是独立的艺术，它运用各种版画技巧，采用写实、写意、象征、抒情等表现手法，体现了藏书人的思想、情感、修养、趣味。藏书票不仅美化书籍，标志藏书的所有权，也以绘画形式表达藏书人的情怀。

    中国藏书印和西方藏书票，两者并无轩轾，但可看出东西方文化趣味的异同。藏书票至少有三点不同于藏书印，一是它以画为主，而藏书印大都只有文字，故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二是它粘贴书里，虽不是插图，但与书有自然的联系，书装和它有一种感情上的默契，欣赏起来比藏书印来得更有异趣；三是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可以引发人们集藏的兴趣，就像是邮票、火花一样，丰富精神生活，不像藏书印只有版本目录学家去关心。

    二

    藏书票既是艺术，又是历史。一幅方寸小画，洋溢着艺术的情味，也记录着历史的陈迹。一个藏书人，可以有图案各不相同的藏书票，这不同的藏书票标志着收藏时间的先后，有的甚至具体地刻上年代或地点。由于主人身份不同，在藏书票上流露出的学养、趣味、癖好也大相径庭，其中含有的意思，也就可供寻析探索了。另外，由于各国的艺术传统不同，藏书票反映出来的物象、寓意、观念也不同，从中也就可以知道一点各国艺术风尚沿革蜕变的情形。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大都喜欢“漂亮小玩意儿”（pretty things），在剪贴簿上粘贴零零碎碎的印刷小纸片，享受集藏和欣赏的乐趣，许多古老的藏书票，全靠他们的粘贴收藏才得以保存。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各地的文具书报店，都可接受顾客订制藏书票，这对藏书票的市场推广，起了积极作用。同时，至十九世纪下半叶，更多的书籍装帧家和版画艺术家开始参与藏书票制作，使藏书票的艺术价值大幅提高。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波烈-马拉西（A. Pouler Malassis）出版了《法国藏书票》（Ex-Libris Francais），一八八〇年，英国人华陀（J. Leicester Warren）出版了《藏书票指要》（A Guide to the Study of Bookplates）。这两本书的问世，标志着欧洲收集藏书票风气的形成。一八九一年，一批热心藏书票的人士在伦敦开会，成立“藏书票协会”（Ex Libris Society），并刊印《藏书票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x Libris Society），接着德国、美国以及欧洲各国也陆续成立组织，收集藏书票遂成一时风尚。

    藏书票的价格也高下悬殊，一般藏书人或一般制作者的藏书票，价格相当便宜；名家所制、名人所用的藏书票，价格也就昂贵得多。董桥在《藏书票史话》中说：“藏书人在藏书上贴藏书票，后世人从这本流传下来的书上认出前代藏书人是谁，平添不少意义。万一藏书票的署名居然是狄更斯这样的名人，那么，不论这本书是什么书，售价必然百倍，而且很快让识者买掉了。书上藏书票的署名即使不见经传，那本书自也格外显得亲切：到底曾经前朝前代的人摩挲翻读，手泽犹存，馀韵无穷！有的时候，藏书票上的图案文字竟是出自名艺术家的手笔，虽说是轻淡白描的小品，还是讨人欢喜，不忍释手。”因此，有的商人就假冒制作名人藏书票，赝品故事也是说不尽的。

    本来，藏书票和书是不可分离的，正由于对这“漂亮小玩意儿”的热忱，使藏书票脱离书而独立存在，可以不再贴在书里，而作为单独的收藏，正如信和邮票、火柴和火花的关系一样，通过交换、买卖的方式，丰富各自的收藏。当时西方的许多旧书店或古画铺就兼卖散张的藏书票，形制各不相同，年代有近有远，有的是从旧书上细心剥下来的，有的则是藏书人没用过就转手流出的。二十世纪以来，出版业迅猛发展，个人收藏日趋炽热，出版商大量印刷不具名的藏书票，即所谓通用藏书票，让藏书人自己填上名字贴在藏书上，有的涂背胶，有的还打上齿孔，撕下一张，贴上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个人专用藏书票和通用藏书票出现了同时并存的格局，而对专门的藏家来说，品种更丰富了。

    三

    藏书票的制作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凹版的雕刻钢版、雕刻铜版、蚀刻版、平刻版、飞尘版等，凸版的木刻、木口木刻、铅版、锌版等，平版的线画板、网版、珂罗版、照相凹版等，孔版的丝网版、型染、油纸版等。由此可见，藏书票都是采用版画的制作方法，因其尺幅精微，如袖之珍，故也称之为“版画珍珠”或“纸上宝石”、“纸上明珠”。这种赞美并不夸饰，一枚好的藏书票确实是精致的艺术品。董桥《藏书票史话》说：“光从审美观点看，藏书票的魅力的确不小。一位研究藏书票的专家说，藏书票画面既小，其工笔细纹正好可以教人明察秋毫，慢慢看出惟妙惟肖的神韵；既可训练艺术风格鉴赏力，也可以领会黑白明暗的线条布局及藏书票集书法绘画和雕版刻印的高深造诣。”

    但藏书票并不是版画特有的艺术，也不是版画家的专利，早期的藏书票也有钢笔画，然后经过制版印刷，以供实用。版画方式的确立，由藏书票的性质决定。藏书票是个人藏书的标识，数量不会太多，因此一幅幅拓印出来，都原汁原味，神采风韵不减，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反之，大量印刷的藏书票，因为只是印刷品，不是原作，它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也就不高。如今世界各国的藏书票，绝大多数由版画家来完成，这是因为版画家能利用各种版画品种的特殊形式和艺术技巧，在方寸之间游刃有馀，并且不断创造和完善自己特有的风格。然而绝不能将藏书票仅仅看作是一幅小版画，它的内涵非常丰富，首先是为个人藏书设计，也就是藏书人的藏书印记，又是美化书籍的手段。因此藏书票的制作，至少有两个要求，一是要体现藏书主人的命意，二是要对书籍装饰效果有所增益。

    随着阅读和收藏的日趋炽热，印刷技术的进步，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书籍装帧的精美化走向，藏书票的出品，自然可以更加多样化，特别是通用藏书票的大量印刷，也就未必一定要用版画的表现形式，可以更加丰富多彩，如摄影、水墨画、民艺诸多样式也能成为藏书票的表现途径，以剪纸藏书票为例，早在一九九八年的“上海国际藏书票邀请展”上一露风采。当然既为藏书票，应首先考虑它的书卷气，它与藏书精神的内在联系，将它作为书籍的一部分，仍是与书籍命脉相关的“漂亮小玩意儿”。

    四

    西方藏书票随着传教士带来的图书而进入中国，上海图书馆就藏有一批欧洲早期藏书票，其中最早是一六〇六年制作的。但由于西方图书的传播范围受到限制，且藏书票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故未引起任何关注。迄今所知，最早由国人制作的藏书票已在二十世纪前期，如一九一四年的“关祖章藏书”，一九一六年的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纪念册藏书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的清华学校毕业纪念册藏书票两种，一九二八年的“饮水思源”，一九三一年的“伍连德书楼”，一九三一年或稍后的宋春舫“褐木庐”等。这些都是中国早期藏书票的尝试之作。

    就在三十年代前期，叶灵凤开始收集、研究藏书票，并作了积极的推广。当时他订了一份日本版画协会刊印的《版艺术》杂志，时常见到日本版画家所作的藏书票，大感兴味，又从广告上得知日本的斋藤昌三出版了一部《藏书票之话》，便写信去购买。斋藤昌三不仅回了信，还送了他几枚自己的藏书票，并告诉他，日本有藏书票组织，可以将自己的藏书票去交换。叶灵凤就做了一枚藏书票，他在《藏书票与我》中回忆：“至于我自己，确也设计过一张藏书票，采用的是汉砖上的图案，是一只凤，我将它加工，变得更繁复一点，又采用汉碑上的一些碑阴花纹作边框。红字黑花，印了几千张。试贴了几本书，已经觉得过了瘾，就搁下来不曾再贴下去。”这枚藏书票是在灰纸上拓印黑版，上面有“灵凤藏书”四个红字，很是醒目。他就用这枚藏书票去交换，得到了百馀枚日本藏书票，全是木版彩印，纯粹东洋风格的。当时日本杂志刊登了叶灵凤的这枚藏书票，称他是“在中国惟一的一个热衷于藏书票搜集的藏书家”。

    叶灵凤收集藏书票，想方设法，费了不少心力。相传有个故事，郁达夫藏有一枚一八七二年日本最早西洋风格的藏书票，他十分羡慕，每去做客，总要求拿出一赏。郁达夫知道叶灵凤钟爱于此，但这枚藏书票是自己留学日本时的纪念物，不忍割爱，最后叶灵凤以一部《古本金瓶梅》，外加到杏花楼聚餐几次的代价，才得到这枚藏书票。七十年代，范用先生到香港，见到叶灵凤在三四十年代收藏的中外藏书票数百枚，于是向他的遗孀借归。一九八五年，范用在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举办了“叶灵凤收藏的藏书票艺术作品展”，这应该是北京的第一次藏书票展览。

    叶灵凤还是向国人介绍藏书票的第一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他在《现代》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藏书票之话》，全文四千五百字，分“所谓藏书票”、“藏书票小史”、“藏书票的制作”、“馀话”四部分。应该指出的是，叶灵凤这篇文章，不但题目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内容上也深受其影响。陈子善在《中国作家与〈藏书票之话〉》中说：“第二部分‘藏书票小史’，借鉴《藏书票之话》尤多，关于日本藏书票发展史更是几乎一字不改地照录。因此如果说中国藏书票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受到日本这部藏书票‘圣经’的启发，恐不为过。”尽管如此，这篇文章对藏书票在中国的推广，还是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叶灵凤期待在中国也出现藏书票的收藏热：“这样一张小小的纸片，也会有人发狂一样的忘去了它原来的作用，搜集起来作为一样独立的收藏品。关于这种嗜好的解释，我想，凡是知道有人用着怎样的精神和财力在收集着渺小的邮票，对于藏书票的收集，我想可以是不用解释的了。我们不必说藏书票的收集，对于印刷术的进退，藏书的兴替，装饰艺术的沿革，甚而至于整个文化史都有相当的连系。仅仅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而加以鉴赏，纵然不是一种相当有益的事，但是至少也是一种很有趣味的嗜好。”

    随着新兴版画运动的兴起，一批青年版画家在创作版画的同时，制作了不少藏书票，代表作者有李桦、赖少其、唐英伟、陈仲刚、刘宪、刘仑、张在民、潘昭、潘业、胡其藻、刘影、王寄舟等。诚如唐弢在《藏书票》中说的那样，“三十年代新的木刻画兴起以后，藏书票之作，屡见不鲜。不过大都着重于图案的试作，并非真为藏书而刻。”藏书票在中国沉寂既久，而版画作者自刻赏玩、脱离藏书而存在的现象，持续了很长时期，直到近二十年来，藏书票才与书建立了联系，出版者、著作者、收藏者开始重视藏书票，制作和贴用逐渐成为风气，但在读书界、藏书界的进一步普及，似乎还有待时日。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修改

    文献的延续

    说起整理文献的事，认识不一，说它艰难的，就像涉水登山，说它容易的，就像上街买菜。不管如何，愿意做这事的人本来不多，而有能力去做的，真越来越少了。整理文献的总体水平正在下降，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苏州向称文献之邦，卷帙之繁富，可谓汗牛充栋。前代学者热衷从事，不遗馀力，前后相继，成绩相当可观。署名郑虎臣编的《吴都文粹》，虽说来历可疑，但总有筚路蓝缕之功。钱穀编的《吴都文粹续集》，则承前启后，功莫大焉。至道光时，顾沅更辑成《吴郡文编》，凡二百四十六卷，稿本流传近二百年，新近影印问世，精装大本六册，煌煌可观，可谓苏州文献史上的一桩大事。在苏州历史上，热心搜集、整理本地文献的乡贤很多，即以丛书来说，如吴伟业的《太仓十子诗选》、徐行的《依园七子诗选》、顾士琏的《吴中开江书》、任兆麟的《吴中女子诗钞》、邵廷烈的《娄东杂著》、谢家福的《望炊楼丛书》、缪朝荃的《汇刻太仓旧志五种》和《东仓书库丛刻初编》、俞庆恩的《太昆先哲遗书首集》、丁祖荫的《虞山丛刻》和《虞阳说苑》、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的《吴中文献小丛书》等等，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乡邦文化遗产。一九六二年，旅居北京的顾颉刚、俞平伯、王伯祥拟编印一部《吴门风土丛刊》，以顾禄的《清嘉录》和《桐桥倚棹录》为树干，前冠蔡云《吴歈百绝》，后缀袁学澜《苏台揽胜词》、《虎丘杂事诗》、《姑苏竹枝词》、《田家四时诗》、《吴门新年杂咏》、《岁暮杂咏》六种，“聊为吾乡掌故所寄”。但当时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此议只能搁置，至今未能如愿，却可见乡前辈的桑梓之情。

    文献的作用之一，乃供学者研究、参考、引用。如今热心苏州文化的人很多，研究或描述的著作总已有几千之数，作者自然要借助文献，可惜的是，其中不少都存在引用文献的差错。究其原因，一是凭记忆，自然不可靠；二是转抄而来，前者错后者自然也错；三是依据的版本有问题。大概没有人认为文献不重要，也大概没有人认为学术研究可以不要文献，但实际上认真对待文献的人不多，好学之名，莫不追逐，好学之事，也就难说了。至于去做文献的辑存、校勘、研究，不但是寂寞的事，更有点吃力不讨好，做的人自然也就不多了。

    我却有点不合时宜，对整理文献满怀兴趣，一是不能天天写书写文章，需要变换状态，聊作休息；二是知道自己根基差，需要补做一点功课。做功课就要交作业，这些年来也交出几份，既有快乐，也有教训。如《苏州文献丛钞初编》（古吴轩出版社版）三十种，虽然也改正了前代印本的错误，但“校书如扫叶”，印出后看看，纰漏仍有不少，悔之莫及，更明白这事不容易做，非得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不可。但在这个过程中，也知道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东西，那是颇有快意的。如整理《浮生六记》（北京出版社版）时，发现沈复的少年友人顾鸿干，其实名鸿千，乃石韫玉表弟，石韫玉集中有《顾鸿千椿萱棣萼小影题词》。而憨园的养母温冷香，应该是潘冷香，在《虎阜志》等书上都有记载。这都是《浮生六记》传抄本留下的错误。沈复也并非名不见经传，《畊砚田斋笔记》就著录：“沈复，字三白，元和人。工花卉。殿撰赵文楷奉诏封中山王，复曾随往琉球，其名益著。”这段话后来被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卷五十引录。我没有找到《畊砚田斋笔记》，而《历代画史汇传》今存道光五年家刻本，付梓之时，沈复应该尚在人世，不像杨引传说的“遍访城中无知者”。同时可知，世界书局本《浮生六记》伪作两记，说沈复是嘉庆五年随赵文楷出使琉球，依据的就是这段记载，而《畊砚田斋笔记》记载的谬误，是将沈复与另一位随赵文楷出使的苏州人缪颂弄混了。再如整理《桐桥倚棹录》（中华书局版）时，发现袁学澜《重过抱绿渔庄感旧记》中写的就是顾禄，他的卒年也就清楚了。最近我在编选《虎丘文献选钞》，天一阁藏抄本《虎丘百咏》，作者施於民，生平无考，苏州某君的一本书里说他是晚清人，但抄本有作者自注：“曩与毛西河先生试茗于澹香楼，又已六载馀矣。”同一抄本上的《题虎丘百咏》，作者焦袁熹，乃康熙三十五年举人，则施於民当是康雍间人无疑。这些爬梳之乐，不去做自然也是得不到的。

    文献延续了历史，延续了文化，切不可小觑。苏州前辈学者钱仲联、朱季海两先生的最大学术成就，就在整理前人的文学、史学著作上。虽然事属寂寞，几无名利，却值得去做，并且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文献、重视文献、整理和刊印文献，让文献更好地来为学术进步服务。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天堂里的书房

    自古有句谚语，脍炙人口，那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它本来是“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约五代吴越时开始流传。当时杭州是首府，如何会将苏州置于杭州之前呢？范成大解释了这个疑问，《吴郡志》卷五十说：“白居易诗曰：‘霅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钱塘郡，闲忙正适中。’则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一个地方是否繁荣，就看地方官是忙是闲。白居易认为，在“霅川”（湖州）做官太清闲，在“茂苑”（苏州）做官太忙碌，在“钱塘”（杭州）做官则忙闲恰得其中，就来得正好了。由此看来，虽然苏州、杭州都是天堂，在历史上还是有点差别的。

    人间天堂，首先要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

    如果要说苏州的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具有明显的东亚季风气候特征。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春天风和日丽，山温水软，花木繁盛，景色宜人，时或有濛濛细雨，更添烟雨江南情致。夏天炎热多雨，时有东南风，仲夏有一段黄梅天，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雨绵绵不绝。秋天则晴朗高爽，枫红时节，最宜郊游，持蟹酌酒，更为美食胜事。冬季干寒，多西北风，隆冬有雪，以雪融时最为寒冷，可见冰棱悬檐。

    如果要说苏州的物产，那真是鱼米之乡。以水稻、小麦、油菜籽为主要农作物，尤其是水稻，质地优良，有香粳米、鸭血糯等名品。水产资源丰富，有各类淡水鱼和虾蟹蚬蛤之属，以太湖银鱼、吴江鲈鱼、常熟鲥鱼、阳澄湖大闸蟹最负盛名，又称鲥鱼、刀鱼、河豚为“长江三鲜”，称白鱼、银鱼、白虾为“太湖三白”。水生作物繁多，其中莲藕、茭白、茨菇、菱角、芡实、荸荠、水芹、莼菜俗称“水八仙”。碧螺春茶、洞庭柑橘、白沙枇杷、乌紫杨梅等也名闻遐迩。

    如果要说苏州的街市，自古整洁，俗话说：“苏州街，雨后看绣鞋。”城内河道纵横，桥梁密布，港里交通，随处可达。街巷依河而建，民居临水而筑，构成水陆平行、河街相邻的格局。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云：“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绿浪东西南北水，红阑三百九十桥。”杜荀鹤《送人游吴》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南宋时尚有桥梁三百十四座。驾小舟一叶，顺水巷而行，景致独绝，诚如前人竹枝词咏道：“亚字城西柳万条，金昌亭下水迢迢。吴娃买得蜻蜓艇，穿过红阑四百桥。”

    如果要说苏州的繁华，旧时首推阊门内外，王心一《重修吴县志序》说：“尝出阊市，见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则谓此亦江南一都会也。”大街上，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七里山塘，红阑碧树，与绿波画舫相映发。故《红楼梦》第一回便说：“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纵横巷陌间，匠作麇集，工巧百出。阊门内有一条专诸巷，琢玉、铸金，镂木、刻竹、髹漆、装潢、像生、针绣诸业，列肆而聚，四方客商趋之若鹜，故虽是一条小巷，却声名远扬，清高宗就写过三首诗来赞美那里的玉作。一个工匠聚落，能得到皇上如此关注，大概也是破天荒的。

    如果要说苏州的美食，那更为人向往了。苏州人讲究饮食，正餐小食，无不力求精美，出落得清新秀逸，淡雅隽永。名店名厨，工艺更是精巧细致，由刀工而调味，乃至烹制中炖、焖、煨、焐的用火，都恰到好处。苏帮名菜枚不胜举，以松鼠桂鱼、千层桂鱼、煮糟鲭鱼、清汤鱼翅、鲃肺汤、碧螺虾仁、三虾豆腐、响油鳝糊、细露蹄筋、西瓜鸡、荷叶粉蒸鸡镶肉、黄焖鳗、太湖莼菜汤等较为常见。菜肴以外，卤菜、面点、糕点、糖果、蜜饯、小吃、糕团、炒货、酱菜等也被人津津乐道。

    至于山水之秀丽，园亭之精雅，昆曲之丝管悠扬，评弹之弦索叮咚，吴侬软语之动听，风俗人情之淳厚，自然是不消说了。

    自古以来，苏州城内的东南西北，就因商业布局不同，居人阶层不同，人文环境不同，形成不同的风气。曹自守《吴县城图说》说：“卧龙街东隶长洲，而西则吴境。公署宦室以逮商贾，多聚于西，故地东旷西狭，俗亦西文于东也。”而城南一带相对冷清，“在城之图，以南、北为号，各分元、亨、利、贞，以统部居民。南号差不及北，以地有间隙，稍远市廛”。乾隆《元和县志》卷十进一步分析说：“娄葑偏东南，其人多俭啬，储田产。齐门勤职业，习经纪，不敢为放逸之行。盘门地僻野，其人多贫，类乔野，习于礼貌，娴于世务者鲜。阊胥地多阛阓，四方百货之所集，仕宦冠盖之所经，其人之所见者广，所习者奢，拘鄙谨曲之风少，而侈靡宕佚之俗多矣。”

    这需要作点说明，自唐万岁通天元年至清雍正二年，苏州城内以大街（清卧龙街，今人民路）为界，西属吴县，东属长洲县，雍正二年自长洲县析出元和县，一个府城内有三个附郭县，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以城内第二横河为界，可分南北两片。明清时期，城南少阛阓之地，而官衙密集，学校、园林、寺观、祠堂众多，街巷间民居相对较少，在苏候补官员大多赁居其地，诗书之家、世族之第则聚庐错处，较多集中在葑门内一带。

    至清代，江苏巡抚行台在南宫坊（今书院巷），江苏兵备道署、江苏提刑按察使署先后在歌薰桥东（今道前街行政机关大院），苏州府治在府前街（今道前街会议中心），苏州卫治在卫前街（今道前街市立医院本部），长洲县治在乌鹊桥西北（今长洲路），元和县治在十郎巷（今元和路），织造府在带城桥东（今第十中学），织造局在孔副使巷（今第十中学）。据乾隆十年《姑苏城图》标注，在城南占地较大的建筑群，还有府学、紫阳书院、元和县学、近山林、沧浪亭、李家园、报国寺、东禅寺、南禅寺、开元寺、瑞光寺、报国寺、双塔寺、结草庵、羊王庙、文星阁、万寿宫、东天王堂、先农坛、狱牢、常平仓等。

    旧时城南，还有南园、王废基、天赐庄三大片旷地。南园在城之南隅，乃五代吴越国王钱镠始建，其子元璙扩建，酾流为沼，积土为山，在苏州园林史上，可说是占地最大的一处。至大中祥符间，因京师建造景灵宫，园中的奇峰异石被郡守进贡以去，楼榭台阁也岁久摧圮，它的最终毁灭当在南宋建炎兵火之际，如今从《平江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里几乎是一片空白。自此以后，南园大部都为田野，早春时菜花极盛，暖风烂熳，一望金黄。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其东南隅属娄葑公社南园大队，以种植蔬菜为主，茅舍竹篱，鸡犬桑田，真正的是“都市里的村庄”。王废基在城之中央，本是子城，历唐、宋、元均为郡治。元末，张士诚据为太尉府，兵败后，纵火焚毁，成为一片瓦砾荒墟，那里就被称为王废基或王府基。明洪武五年，知府魏观拟将府治徙移于此，便有人举报，说魏观“复宫开泾，心有异图”，加上高启写的上梁文中有“龙蟠虎踞”诸语，朱元璋龙颜震怒，魏观和高启等都被腰斩。正因为这个原因，明清两代，没有人敢在那里大兴土木，杨循吉《吴中故语》就说：“而伪吴故基，独为耕牧之场，虽小民之家，无敢筑室其上者，惟宫门巍然尚存，蒿艾满目，一望平原而已。”直至清末，那里仍是城中最荒落的地方。天赐庄在城之东隅，五代吴越时钱元璙之子文奉始辟东圃，崇冈清池，茂林珍木。宋元时的情状，无可稽考，想来也是一片田野。及至明代，韩雍于此建葑溪草堂，吴融于此建东庄，徐廷祼亦于此建园，被袁宏道《园亭纪略》所称道，至明末清初逐渐荒芜，终成一片瓜圃稻畦、鱼池菱荡。直至光绪初，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就在那里建立传教基地，建造教堂，开办学校和医院。

    正因为如此，旧时城南的大部分地方，街巷里店肆不多，人家不多，一方方建筑群被长墙围起来，墙外的街巷格外静谧，惟有墙内的花枝探伸出来，给寥落的行人带来几分耀眼的亮丽。

    水巷逶迤，石桥静卧，梵刹钟鼓，人家炊烟，真是一个宜居宜家的地方。特别是读书人，更喜欢这种幽雅宁静的城市环境。他们就想在这天堂般的城市里建一个书房，颐养天年也罢，隐逸于市也罢，即使为功名利禄而作寒窗苦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有赀者小筑庭院，囊羞者赁屋而居，富赡者汗牛充栋，简陋者一架一桌，总之为了自己的读书理想，也不屑去讲究什么。

    庆历五年春，苏舜钦挈家南下，到苏州已是初夏。由于心情烦闷、天气蒸燠，他觉得租住的屋子褊狭低小，不能出气，半年里搬了三次家，还是不能满意。一天，他偶尔走过郡学，见东面草树郁然，崇阜广水，有一片弃地，三面皆水，森森古木相掩蔽，静落落的。问老人，才知道那是当年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的池馆，虽废圮已久，但遗意尚存。苏舜钦实在喜欢这个地方，就以四万钱买了下来，修葺亭园，由自己的遭遇，联想到《楚辞》里的那首渔父之歌，就在水边筑了个亭子，题名沧浪亭，还写了一篇《沧浪亭记》。苏舜钦非常满意自己的居家环境，在《答韩持国书》中就说：“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远，而伏腊稍充足，居室稍宽，又无终日应接奔走之劳，耳目清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体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愉悦；逾月不迹公门，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既然官场失意，那就在沧浪亭里与风月诗书相伴吧。

    苏舜钦是梓州铜山人，遭贬而来苏州，其实也是一种机缘。另如越州山阴人贺铸，字方回，元祐中通判泗州，然不事权贵，退而侨寓苏州，在升平桥侧筑企鸿轩，聚书两万馀卷，悉心校勘，朱黄不去手。另筑别墅在横塘，扁舟往来其间，尝作《青玉案》词，下阕云：“碧云冉冉衡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当时推为绝唱，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引《冷斋夜话》：“山谷云：‘此词少游能道之。’作小诗曰：‘少游醉卧古藤下，无复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断肠句，而今惟有贺方回。’”他也因此被称“贺梅子”，假如不居苏州，何来此作？又如扬州江都人史正志，字致道，乾道末官至江浙荆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以“奏课诞谩”罢职，奉祠居苏，自号吴门老圃，在带城桥南筑万卷堂，陆友仁《吴中旧事》称“万卷堂环列书四十二厨，写本居多”。其又在园中广植牡丹和菊花，撰《菊谱》一卷，至今尚存。再如棣州商河人孔元忠，字复君，以其父尝官苏州，就以此为家，在乌鹊桥南筑静乐堂，储书万卷，叶適《孔复君架楼贮书，疏池累石，花药环列》诗云：“老夫一编未得妙，颇以书多为世笑。旧友从余不复求，楼藏万卷犹嫌少。书中之理甚周遍，可惜有眼无时见。管葛褊陋空碍塞，周孔深微常运转。楼东兼水更兼山，四时红翠交飞翻。付与儿孙好门户，光芒应射斗牛间。”以上所举都是宋人流寓苏州，安居城南，以诗书花石娱老的典型。

    至于苏州人，则更多世代相守，留下一篇篇诗书传家的佳话。就举一个例子，宋末元初学者俞琰，字玉吾，号石涧，居洞庭西山甪里，以治《易》著名，而其故居在南园采莲里，但已数易主人。俞琰殁后，其子仲温，字子玉，于至正十二年在采莲里买地筑石涧书隐，陈谦《石涧书隐记》说：“仅得地二亩有馀，是秋相旧址，筑屋若干楹，中祠先生像，前后列植以松竹果木，有井可绠，有圃可鉏，通渠周流，而僧龛渔坞映带乎其右，旁舍之所联属，湾碕之所回互，石梁之所往来，烟庖水槛，迤逦缮葺，是则可舟可舆，可以觞，可以钓，书檠茶具，鼎篆之物亦且间设，环而视之，不知山林城府孰为远迩。用先生所自号者，榜曰石涧书隐，竟先志也。”至元末明初，石涧书隐归俞琰孙贞木，增筑咏春斋、端居室、盟鸥轩。贞木初名桢，更字有立，号立庵，修身砥行，绩学能文，建文三年因事被逮至京，病卒于狱，他著有《立庵集》、《种树书》等。至天顺、成化时，石涧书隐又归贞木孙嗣之，增筑九芝堂，并延请周筑山。嗣之字振宗，号绍庵，以教塾为生。朱存理曾往访书，他在《题俞氏家集》中说：“山人所藏石涧手钞诸《易》一百馀册，及古《易》三百馀册，《集说》三脱稿凡六十册，《通玄广见》四十册，老眼蝇头书也，《立庵文稿》廿巨册，并前代子昂与玉雪老人、遂昌、云林辈诸名胜书扁、序记、简札二十馀卷。山人喜予至，出而观之，或乞归，山人不予靳也，曰：‘聚散有常，散而得其人，是不散也。吾付子，斯文有托矣。’”像这样数代人聚书相守，延续一二百年的事，苏州还有不少。

    俞氏石涧书隐，终于在明末清初消亡了，但那里的文脉仍在，还在延续诗书的生命。至乾隆间，其故址为薛雪所得。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少学诗于叶燮，工画兰，尤精于医，与叶桂相埒，著有《医经原旨》、《抱珠轩诗存》、《一瓢诗话》等。他就在那里筑扫叶庄，沈德潜《扫叶庄记》说：“扫叶庄在郡城南园，薛征君一瓢著书所也。地在俞家桥，沿流面城，树木蓊郁，落叶封径，行人迷迹，宛如空林。呼童缚帚扫除，静中得忙，久矣，成课业矣。昔有元时俞叟石涧，隐居注《易》于此，故桥以俞名。”薛雪自己在《一瓢诗话自序》中说：“扫叶庄，一瓢耕牧且读之所也。维时残月在窗，明星未稀，惊鸟出树，荒鸡与飞虫相乱，杂沓无序。少焉，晓影渐分，则小鸟斗春，间关啁啾，尽巧极靡，寂淡山林，喧若朝市。不知何处老鹤，横空而来，长唳一声，群鸟寂然。四顾山光，直落檐际，清净耳根，如为我有。”那样一种境地，哪个读书人不为之心旷神怡呢。

    即使在一条小巷里，读书人先后结为芳邻的故事也很多。举一个例子，饮马桥南的金狮巷，入清后寓贤不绝，何焯、石韫玉、何绍基、俞樾先后居住于此，他们都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巨擘，故石韫玉戏改巷名为“经史”，确乎也是当得起的。

    何焯字屺瞻，号茶仙，学者称义门先生，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官至编修。藏书数万卷，以宋元旧刊及故家钞本为多，金狮巷寓舍就有赍研斋，其《与友人书》说：“家中偶起三间小屋，适获文待诏所用圆研，殊不下墨，底有八分‘赍尔敬游翰墨之用华阳隐居’十二字。相传陶贞白十赍文中第九，是研即其故物，因名之曰赍研斋。”除赍砚斋外，他题跋时还署“承筐书塾”、“语古小斋”等，不知是否另有建构。因他精于校勘，长于考订，殁后藏书散出，为人所珍，更有人欲窥其学，出重金收购他所批校之书，不少书贾作伪求售。石韫玉字执如，号琢堂，乾隆五十五年进士第一，官至山东按察使。他就住在何焯家东隔壁，在他父亲时已将何宅划入了一半，又经修葺，号为五柳园，有花间草堂、花韵庵，微波榭、庐若舫、瑶华阁、晚香楼、独学庐、凌波阁等。他在《古香林丛书十种序》中说：“余生平无他嗜好，惟喜于故纸堆中觅生活。”在《凌波阁藏书目录序》中又说：“余性淡漠，无所好，惟好蓄书，自弱冠以来至今，积至四万馀卷。”据他自己说，藏书分十类，经史子外有专集、总集、丛书、类书、地志、词曲小说、释道二藏，分贮为二十橱，排为六行，两两相对，标其类于橱，索检甚易。他又遍访书肆，尽力搜购淫词小说和有违名教之书，置一孽海书库，为防止传播，全部焚毁。何绍基居住金狮巷，时间很短，只是匆匆过客，除在日记中记述外，还在读书批语中留下痕迹，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他旧藏的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三十六卷，从头至尾，墨迹累累，批语都在书眉之上，书后有“庚午八月初四日阅竟，蝯叟记于吴门金狮巷”。俞樾也是赁居，那是在搬入曲园之前，他在《余故里无家，久寓吴下，去年于马医巷西买得潘氏废地一区，筑室三十馀楹，其旁隙地筑为小园，垒石凿池，杂莳花木，以其形曲，名曰曲园，乙亥四月落成，率成五言五章，聊记其事》中咏道：“吴中五柳园，昔曾寄游瞩。乱后废为墟，止馀水一掬。幸兹马医巷，有地吉可卜。爰自去年秋，辛勤事版筑。”又有《忆旧游》一阕，小序说：“余旧寓吴中石氏五柳园，颇有亭榭泉石之胜。庚申之乱，付之劫灰，一阍者、一犬死焉。重来感旧，吊之以词。”词云：“记徽波小榭，五柳名园，风自徜徉。小筑临流，屋有牡丹国色，桂子天香。鼓鼙一朝仓卒，松菊顿荒凉。想赍砚楼高，归云洞古，总付沧桑。金阊。更回首，只蔓草荒烟，碎瓦颓墙。碧血埋何处，叹苍头黄耳，都化燐光。即今燕飞重到，难认旧雕梁。待更葺春泥，金狮巷口空夕阳。”这些记咏，可补石氏五柳园史料之阙。

    有的读书人，在苏州城里搬来搬去，竟然离不开城南一隅，如《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就是。沈复家在沧浪亭西，与芸娘婚后，“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后移居仓米巷，“时为吾弟启堂娶妇，迁居饮马桥之仓米巷。屋虽宏畅，非复沧浪亭之幽雅矣”；“余颜其卧楼曰‘宾香阁’，盖以芸名而取‘如宾’意也。院窄墙高，一无可取。后有厢楼，通藏书处，开窗对陆氏废园，但有荒凉之象”。某年夏秋之交，夫妇俩又赁居王废基，“有老妪居金母桥东，埂巷之北。绕屋皆菜圃，编篱为门，门外有池约亩许，花光树影，错杂篱边，其地即元末张士诚王府废基也。屋西数武，瓦砾堆成土山，登其巅可远眺，地旷人稀，颇饶野趣”。

    自古以来，苏州文运炽茂，晚近尤以定慧寺双塔、文星阁（钟楼）为科第鼎盛的象征。家住官太尉桥的袁学澜，在《姑苏竹枝词》中就咏道：“钟楼双塔秀文华，科第年年艳榜花。日暖春城红杏发，行人指点状元家。”自注：“钟楼、双塔在吴郡巽方，为主阖郡文秀之气，所以苏城屡出大魁。”民间说得更具体了，双塔是两枝笔，它倒影在罗汉院大殿上，就像笔搁在笔架上一样，方整高耸的文星阁则是一锭墨，那方方的子城自然就是墨池了。因此有人说，城南就是苏州这个天堂里的书房。

    对天堂的理解，应该更多是在精神层面。薛福成在《天堂地狱说》中说：“夫诗书之味，山水之娱，妙景良辰，赏心乐事，皆天堂也。”王实甫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说得更有意思，第一折演刘员外之女月娥，抛彩球招亲，打着穷秀才吕蒙正，月娥清楚地知道，那就要去破窑里过日子了，“者莫他烧地权为坑，凿壁借偷光，一任教无底砂锅漏了饭汤。者莫是结就蜘蛛网，土坑芦席草房，那里有绣帏罗帐”。刘员外劝说：“你再思想咱。”月娥回答：“你孩儿心顺处便是天堂。”事实正是如此，生活在苏州这样的地方，就要有个好心情，自己感到“心顺”，于是就悠然自在，心境坦荡，闭门读好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这样也就能在天堂的书房里好好享受了。

    二〇一二年三月四日

    桑下拾零

    地名巧对

    苏州古城的结构和脉络，晚近以来亦多嬗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现代化改造，五十年代又大规模填河拆桥，近二三十年来，更有不少街巷里坊因拆迁而消失。回过头来，才知道湮没了的或许正有着很大的价值呢，于是就有“保护吴文化地名”之议。用意虽好，但总有点不通，且也不去管他，还是说点有趣的事。民国时有陆璇卿者编写了一本《旅苏必读》，吴县市乡公报社一九二二年初版，我看到的是一九二七年的再版本，第三卷有一篇《苏城内外街巷地名巧对》，照录如下：

    “柳巷，花街；回龙阁，杀猪弄；长春巷，消夏湾；鹤嘴口，鹅颈湾；胡相思巷，保吉利桥；美人弄，黄婆桥；苍龙巷，白马桥；丑弄里，申庄前；采莲巷，迎枫桥；麒麟巷，骆驼桥；宝林寺前，铁瓶巷口，学士街，财神弄；三多桥，九如巷；鹰扬巷，鹤舞桥；蒲菱巷，木杏桥；赛儿巷，思婆桥；烧人场，杀猪弄；唐将军弄，周太伯桥；二马路，五龙堂；铁瓶巷，宝带桥；水潭巷，石岩桥；因果巷，兴隆桥；六门三关五鼓楼，七塔八幢九馒头；十郎巷，七公堂；桑叶巷，桃花桥；幽兰巷，甘棠桥；螃蜞弄，鹭鹚桥；蟛蜞巷，螺蛳桥；双林巷，百善桥；养育巷，慈悲桥；孔副司巷，管太尉桥；花巷，草桥；三山街，双井巷；钩玉桥，剪金桥；苍龙巷，乌鹊桥；周五郎巷，陈千户桥；吉庆弄，平安桥；黄瓜桥，紫兰巷；修仙巷，渡僧桥；九胜巷，三多桥；朱进士巷，钱都尉桥；如意弄，平安坊。”

    星移斗转，民国时的许多地名早已消失，有的消失了还悠悠人口，故而读这篇巧对，就感到特别有意思。但应该指出的是，作者为凑成偶对，有的作了改动，有的则凑得稍显生硬，如“花街”，洪武《苏州府志》就作“花街巷”；“管太尉桥”当作“官太尉桥”，“官”亦是姓氏；“宝林寺前”是地名，“铁瓶巷口”则不是地名；“六门三关五鼓楼，七塔八幢九馒头”也不是地名，只是借俗谚列举城内外的标志性建筑而已。

    作者陆璇卿，名鸿宾，以字行，别署诗中有画馆主人，吴县人。咸丰四年生，诸生，工诗文，擅制谜，长于绘事。光绪八年，管礼昌等发起成立五亩园谜社，未久，他就入社活动，作谜集《香草洞天灯虎》，后收入《新灯合璧》和《百二十家谜语》。光绪十四年，他聘王钊编绘《红楼梦写真》六十四幅，自画绣像“妙玉”、“袭人湘云翠缕”、“宝钗莺儿”、“龄官画蔷”等。清末民初，曾任吴县修志局名誉采访员，《南方报》、《新闻报》、《上海商报》、《无锡》访事员。一九二五年，他还印过一本《虎丘山小志》，所附《旅客到苏分日游玩次序记》，具有现代旅游的指导意义，也是研究苏州旅游史可参考的史料。这本《旅苏必读》，介绍了山水、名胜、市廛、物产乃至衣食住行的种种情状，可借以回眸昔年烟景。凡导游读物，过去不被重视，但它往往具有客观、真实的特点，特别是规定时间的特定空间，有比较清晰的反映。如这篇地名巧对，就是当时若干地名的记录，也就有它的价值了。

    秋夜无事，也学这位陆先生，将苏州地名可成对偶的凑些出来，抄录如下：

    夏侯桥，侍其巷；公孙巷，闾丘坊；丁香巷，芙蓉桥；莲花兜，槐树巷；荷花场，木杏桥；柴巷，条坊；药市街，盐仓巷；弦歌里，弹铗巷；乌鹊桥，凤凰街；豆粉园，韭菜弄；白莲泾，红菱村；植园，桐桥；掬月亭，采莲泾；雪糕桥，水团巷；新罗巷，高丽亭；碎银巷，剪金桥；穿珠巷，打线弄；砖桥，石路；长弄，阔巷；三太尉桥，四酒务巷；朱司徒庙，周太保桥；周司徒巷，官太尉桥；吴承议桥，王洗马巷；葛百户巷，施相公弄；庆历桥，元和路；苍龙巷，碧凤坊；鹅颈湾，牛牙场；观前街，寺东桥；蜜蜂洞，螺丝浜；一人弄，二郎巷；三多巷，十全街；酱园弄，糖坊湾；义慈巷，忠信桥。

    苏州古城内外的地名，可以拼搭成对的，可谓不胜枚举，由此可知苏州地名的丰富多彩，它们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记忆着这个城市的故事，瞎七搭八的野话，或许避免不了，那也是饭后茶馀的谈资。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三元坊小考

    苏州有的地名由来，以讹传讹，甚至深入人心，三元坊就是其中之一。如柯继承《苏州老街志》、潘君明《苏州街巷文化》、徐刚毅《老苏州百年旧影》、李嘉球《苏州状元》等都持一说，即清乾隆四十六年，长洲人钱棨“连中三元”，于是在此建立牌坊，名为三元坊，后来坊名成了地名，沿袭至今。

    这几位先生都熟悉苏州历史，应该不会将道听途说信以为真情实事，他们也是有依据的，那就是同治《苏州府志》，其卷五说：“三元坊，府学东，乾隆四十六年为钱棨立。”钱棨确乎“连中三元”，苏州确乎有“三元坊”，好事者就将两者联系起来，民间的传播力量确实可畏可怖，先是口耳相传，然后见诸楮墨。同治《苏州府志》之后，民国《吴县志》因之，文字全同。记咏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戚饭牛《牧牛庵笔记·三元坊》说：“三元及第，自唐迄清五代，共得十三人。清居二，广西临桂陈继昌（莲史）外，长洲解元钱棨，字湘舲，中乾隆辛丑会状，家住府学沧浪亭之左，门前建三元坊，今坊犹存。”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輶吟》卷一也有一首咏道：“桥南彳亍近黄昏，寥落春衣剩酒痕。绰楔萧条科举废，更无耆旧话三元。”诗下注文与同治《苏州府志》相同。然而恕我孤陋寡闻，至今没有看到为钱棨立坊的具体文献，也找不到旁证资料，即使在民国《吴县志》卷一《苏州府学图》上，也没有“三元坊”的牌坊标志。

    三元坊本来不是地名，确是牌坊，但不是一座，而是三座，建坊的时间，也不是清乾隆四十六年，而是在前明中期，自然与钱棨无关。嘉靖以前，自今苏州中学至文庙前广场这段卧龙街上，连续筑有三座牌坊，自北而南依次是状元坊、会元坊、解元坊。乾隆《吴县志》卷九说：“状元坊在府学东墙外，明天顺四年知府姚堂为历科状元立。”、“会元坊在府学东墙外状元坊南，明弘治十二年知府曹凤为历科会元立。”、“解元坊在府学东墙外会元坊南，明天顺四年知府姚堂为历科解元立。”可见这三座牌坊，乃为全苏州府的状元、会元、解元而立，属于集体性表彰。据《苏州府学图》标注，状元坊在启圣祠东墙外，会元坊在大成殿东墙外，解元坊在戟门东墙外，因此那里就被称为“三元坊”。嘉靖三十七年又重建，张大纯《采风类记》卷二说：“三十七年，巡按尚维持、知府温景葵修庙学，易泮宫坊匾为‘斯文在兹’，建学南三元坊于龙门北，并跨卧龙街，又建‘万世师表’、‘三吴文献’两石坊，分列庙学门外东西。”、“龙门北”在哪里呢？据《采风类记》同卷记载，“正德元年建学东西二门，东曰‘跃龙’，西曰‘翔凤’”。“嘉靖二年，知府胡缵宗重建大门，改‘跃龙’曰‘龙门’，‘翔风’曰‘凤池’”。可见龙门是府学的东向侧门，西对直櫺星门前洗马桥，东约对直今工人文化宫，这三座牌坊都建于龙门以北。据《苏州府学图》标注，龙门以南有座卧龙桥，过桥再南，另有一座进士坊，也跨街而筑，那已接近今新市路了。

    清末民初，“三元坊”曾作为正式街名，即卧龙街（后改护龙街）的最南一段，但检阅地图后发现，不同时期的地图标注并不一样，它的南端都到杨家巷（今新市路）为止，再南就是田野了，北端却不同，同治《苏城地理图》、光绪《苏城厢图》、一九二七年《最新苏州市全图》、一九三一年《苏州新地图》、一九三八年《最新苏州地图》、一九四三年《最近苏州游览地图》都以书院巷以南为三元坊，一九四〇年《吴县城厢图》、一九四九年《最新苏州地图》则以饮马桥以南为三元坊。

    费时半日，写了这篇小文，是否可为苏州城市的细节研究作点补充呢。

    二〇一二年十月一日

    剪金

    苏州小巷，繁衍了古城的生命，丰富了古城的景观层次，同时它还是日常生活的场景，观照着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小巷是坊市制度消失后的城市脉络，它不断形成，有的小巷悠悠数里，有的小巷仅数步之遥，但几乎都有来历，甚至可以说出些故事来。小巷的故事，在不断编说开来，苏州人是喜欢附会故事的。巷里的人物，巷里的老树，巷里的古井，还有那连绵着的高高低低的石桥，都会成为饭馀茶后的谈资，那是苏州人悠闲的生活内容之一。

    剪金桥巷也不例外，当先有剪金桥，然后再有剪金桥巷。剪金桥很早就有了，在《吴地记后集》上已有著录，故当不晚于北宋景德年间。但“剪金”是什么意思呢？说得最多的，当然又是吴王，苏州人喜欢牵出吴王来，是寿梦，是阖闾，还是夫差，并不要紧，因为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符号，以此说明故事的悠久。我从一本书上看到，吴王让美人陪着乘船出游，美人忘了带胭脂，吴王就将金簪拔下来，剪了一段，叫人快去附近买来，那停船的地方就叫剪金桥，那买胭脂的地方呢，就叫胭脂桥。这个故事，将吴王说成一个土财主或掌柜的，虽然俚俗不经，但也是平民意识和商品意识的反映。

    据我所知，“剪金”的字面意思，至少有两。

    一是指剪金花，即剪春罗，属石竹科。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十四按曰：“江西、湖南多呼为剪金花；又雄黄花，以其色名之。”李时珍《本草纲目·草之五》曰：“剪春罗，二月生苗，高尺馀，柔茎绿叶，叶对生抱茎。入夏开花深红色，花大如钱，凡六出，周回如剪成可爱。结实大如豆，内有细子，人家多种之为玩。又有剪红纱花，茎高三尺，叶旋覆，夏秋开花，状如石竹花而稍大，四围如剪，鲜红可爱，结穗亦如石竹穗，中有细子。”陈淏子《花镜》卷六说：“剪春罗，一名剪红罗，一名碎剪罗。二月生苗，高一二尺，叶如冬青而小，攒枝而上。入夏每一茎开一花，六出绯红色，周回茸茸，类剪刀痕。但有色无香，不若剪秋纱之鲜丽更可爱也。结实如豆大，内有细子可种，宿根亦可分栽。”苏州以植物作桥名的，也有不少，如木杏桥、红杏子桥、苹花桥、花桥、桃花桥等，“剪金”自然也可作为桥名的。

    二是泛指金银器加工工艺。宋人已有此语，如李新《寿王提举二首》有“尚忆前时司玉牒，试簪明日剪金花”之咏，自注：“风俗，人日士女以剪金花胜相遗。”欧阳修《龙茶录后序》记蔡君谟造小龙团，仁宗赐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草贴其上”。吴则礼《满庭芳·立春》有云：“又喜椒觞到手，宝胜里、仍剪金花。”明人杨基《端阳十咏·钗符》亦云：“红縠剪金蟇，轻罗蔟艾花。不须灵笈篆，心静自无邪。”可见“剪金”包括像生、黏缀、镞镂、雕錾、錾凿、钑镂、镀金诸般活计。苏州有悠久的金银器加工历史，王謇《吴中故市考》说：“金银，《姑苏志》著录金银巷。案在今吴县后，其西南与剪金桥近。”金银巷即今养育巷半仙弄，距离剪金桥确乎不远。

    “剪金”意思的不确定，给乡土学者带来了疑惑，范广宪《吴门坊巷待輶吟》卷一咏剪金桥云：“参差河水映桥深，倚棹仍哦放浪吟。买笑十年成一梦，行时莫剪路旁金。”又咏剪金桥巷云：“里乘冥搜斲肺肝，剪金容易剪名难。休言此去疑无路，循迹仍因唤水团。”他怀疑剪金桥巷是水团巷的南延，应该仍是水团巷。至于“剪金”的由来，他也说不出，只好感叹“剪名难”了。

    前些年，剪金桥巷北口新建起一座花岗岩牌坊，南北石柱各镌一联，北向联云：“地介胥阊，水交堑濠，柳拂春风二月剪；宇横津汉，星焕参井，天悬桂魄一轮金。”南向联云：“桥留雅韵，千古江山重胜迹；巷沐清风，万家黎庶歌嘉时。”撰者是俞涌先生，书者是潘振元、王健生先生，真有合璧之观。有意思的是，北向联最后一字是“剪”、“金”，南向联第一字是“桥”、“巷”，似乎随手拈来，也正是匠心所在。至于内容，并不说吴王如何，市廛又如何，写得平稳妥帖，因为“剪金”的意思说不明白，也就下不了断语。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日

    苏州刻印的游览图

    游览图是地图的一种，它的性质和用途，类乎现代导游图。雕版印刷地图，始于宋代。今存绍兴初成都府市西俞家刻本《历代地图指掌集》，有图四十四幅；绍兴二十五年杨甲刻本《六经图》，也有一幅“十五国地理之图”。这两种雕版印刷地图，比德国奥格斯发行的欧洲最古木版地图早三百多年。

    地图的画法有两种，一种是比较简单的线图，勾画出疆域、河流、山川、城池等，或加以图标符号；另一种则是采取山水画的形式，虽在科学性、准确性方面十分欠缺，但比较直观和形象。所谓游览图，就是在后一种地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游览图都选择名胜之地为题材，大致标明景点的位置和路径，后期出品的，还标明四至和道里，可以循图而游，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性，可作饰壁之用。清代苏州木版年画业十分发达，刻印过不少大张彩色的游览图，纵超过一米，横超过半米。但历经沧桑，留存无多，在此介绍四幅。

    《敕建金山江天寺胜景图》，以镇江金山为主体，兼及焦山、北固山，金山上的寺院建筑层次分明，并以小字标注名称，如“天王殿”、“大雄宝殿”、“江天一览”、“江天阁”、“多宝塔”等。金山寺旧名泽心寺，又名龙游寺，通名金山寺，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圣祖南巡驻跸，改名为江天寺，御书匾额凡五，又御制《金山江天寺碑》。二十八年圣祖再举南巡，正月二十九日驻跸金山江天寺，作诗《金山江天寺》。图中将御制诗置于上方正中，环以五爪金龙、龙珠、凤凰等。御诗右侧有“敕建金山江天寺胜景”九字，下有“聚仙堂”白文方印，疑为画铺字号。此图当刊刻于康熙、雍正年间。

    《古润四山胜境全图》，与前图的构图基本相同，则是将周边范围更加扩大，不但有“金山胜境”，还有“焦山胜境”、“甘露胜境”、“银山胜境”。甘露是指北固山，上有甘露寺。银山在丹徒县西二里江口，本为土山，元皇庆二年建寺其上，以与金山相对，易名银山，一名云台山。图中将圣祖御制诗下移，代之以乾隆十六年高宗首举南巡时所《登金山望长江作》。诗旁有小字介绍金山概况。比较前图，金山环寺有汉白玉雕栏，多宝塔由裴公洞南移建行宫之北，与《南巡盛典》所绘相合，最大变化是，慈寿塔已不见，原址补以陂陀石阶，图上留有明显的挖改痕迹。据记载，慈寿塔毁于咸丰战火，光绪间重建，此图乃毁塔后改旧版重印，留下了洪杨之乱的历史记忆。

    《杭州西湖十景圣因天竺云林之图》，全面描绘了西湖十景，更具体地刻画了寺院部分，前景为城内街市景象，当然是经过略缩处理的。图中圣因寺在孤山之南，面湖而筑，本为圣祖行宫，雍正五年巡抚李卫奏请改建佛寺，本年八月，钦定寺名为圣因寺。上天竺寺在乳窦峰北，白云峰南，吴越王钱弘俶建，初名天竺看经院，乾隆十六年三月初四日高宗巡幸，敕赐法喜寺，御题“法喜寺”扁额，奉悬山门，寺名延称至今。灵隐寺在武林山后北高峰下，康熙二十八年圣祖南巡，亲洒宸翰，书“云林”两字，赐名云林寺。可见此图刊印于雍正五年后，乾隆十六年前。西湖十景，每景各题前人七言诗一首，未署作者，经查，有宋人王洧五首，明人杨周三首，另两首作者无考，字迹也不能尽辨。图左有“板存上天竺伴云房”诸字，此图或为上天竺寺斥资刊印，以作分送檀越之用，故其位置亦在最高正中处。

    《天池山寂鉴寺志图》是最典型的游览图，上半部为一篇山寺小志，介绍了寂鉴寺的创始和兴衰始末，又兼记天池山形胜古迹。末署“丙辰春日王□书”，丙辰为一九一六年，故此图刊印当在此年或稍后。下半部是线画山形地貌，有小字标注“莲花峰”、“吴中第一峰”、“石鼓峰”、“石观音”等景点，并标注了由各处到天池山的里程，如“东走弥陀岭，木渎翻山石码头，五里之路”；“南走善人桥，水路善人桥镇，四里之路”；“西走篁村，水路浒关至高没往□□即天池山脚下”；“北走贺九岭，水路白马涧，四里之路”。山前画道路，标注途径，如“火车至浒关，乘船至篁村，坐轿到山，轿钱三百文”。图左有“平江文伯凌秋绘”七字，其人则无可稽考。

    游览图不仅是当时景象的真实记录，并且也是旅游史的绝好材料，同时又可见苏州年画产品的丰富多采。但对它的搜集、整理、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皋伯通的故事

    旧时皋桥一带，乃城中阛阓热闹去处，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自古就是苏州繁华、靡曼、奢侈、风流之地。如白居易《忆旧游》有云：“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又《夜归》有云：“皋桥夜沽酒，灯火是谁家。”刘禹锡《泰娘歌》有云：“泰娘家本阊门西，门前绿水环金堤。有时妆成好天气，走上皋桥折花戏。”皋桥初建无考，因东汉时里人皋伯通得名，皋伯通本人没有什么事迹，只是因为与梁鸿有关，得以附载史籍。

    梁鸿字伯鸾，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据《后汉书·梁鸿传》记载，他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群书，惟不好章句，曾在上林苑养猪。归乡后，娶同邑富家女孟光为妻，孟光字德曜，“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但两人相敬相爱，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生。后夫妇俩出关，过洛阳，梁鸿作《五噫之歌》，章帝闻而求之，便改易姓名，先至齐鲁，不久南下，“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天收工回家，孟光为他端来饭菜，都高举食盘，不敢仰视，这就是“举案齐眉”的由来。皋伯通见了，感叹道：“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就将梁鸿养在家里，让他安心著书。梁鸿病卒，皋伯通将他葬在刺客要离冢傍，人们都说：“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陆龟蒙《祭梁鸿墓序》说：“梁伯鸾墓在吴西门金昌亭下几一里。”自古以来，梁鸿作为高士的代表，受到普遍尊重。清道光间，江苏布政使梁章钜在桃花坞龙兴寺侧建梁高士祠。光绪六年，吴县知县高心夔又移祀于周孝子祠西。人们在纪念梁鸿的同时，自然也忘不了皋伯通。

    皋桥，因皋伯通住在桥的附近而得名，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一说：“皋桥，即汉皋伯通居此，桥以得名，梁鸿赁舂之所。”历史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前代并不清楚的事，后代反而越来越详细了。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就说：“皋桥在吴县西北，皋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伯通为汉朝议郎，卒葬胥门西二百步，号伯通墩。昔梁鸿娶孟光，同至吴，居伯通庑下，为人赁舂，伯通察而异之，乃舍之于家，鸿卒，又为葬之，是可称也。《哀江南赋》云‘皋桥羁旅’，亦谓此。”皋伯通字奉卿，以往是未曾提到的。朝议郎是隋文帝开皇六年开始设置的，为八郎之首，后七郎是通议、朝请、朝散、给事、承奉、儒林、文林，秩正六品，炀帝时罢。唐为文官第十四阶，正六品上。东汉时哪有什么朝议郎？此前的记载，都说皋伯通为“大家”，即大户人家，则来得比较可靠。所引庾信《哀江南赋序》的“皋桥羁旅”，本作“高桥羁旅”，高桥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城东十五里，景定《建康志》卷十六引《金陵故事》：“梁乱，庾信为建康令，守朱雀门，众溃台城，门已闭，信走，羁旅于此桥，信有《哀江南赋》，云‘高桥羁旅’是也。”这与皋伯通或梁鸿自然也没有关系。

    梁鸿有一位朋友高恢，《后汉书·梁鸿传》说：“初，鸿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及鸿东游，思恢作诗曰：‘鸟嘤嘤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兹。’二人遂不复相见。恢亦高抗，终身不仕。”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高士传》：“恢字伯通。”《后汉书》本传提到梁鸿的交游，仅有两人，一位是皋伯通，一位就是高恢，他们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前人就提出疑问，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十七说：“恐是高、皋同音，而伯通同字也。”但梁鸿既寓吴而思念高恢，且“不复相见”，恐怕确是另有吴人皋伯通的。这段故实究竟如何，还有待学者去索隐考证。

    前人也将皋桥称为伯通桥，如徐祯卿《青门歌送吴郎》有“落日帆归扬子渡，青山家对伯通桥”；张元凯《金昌篇》有“长镵朝过买臣里，短衣暮上伯通桥”；吴绮《看奕轩偶成》有“几载栖迟赋遂初，伯通桥畔闭门居”；毛奇龄《答和长洲陈太仆书怀二首原韵》有“伯通桥畔长洲路，杵臼相将愿未酬”等等。所谓伯通桥，都属诗中之语，并非正式桥名，作为皋桥的别称，当然也是可以的，但竟然也有将它落实下来的，苏州碑刻博物馆就藏有乾隆二十五年《重建伯通桥铭并序》，作者是郡人吴瀚，序中说：

    “伯通桥自东汉梁鸿赁庑□里贤皋伯通家而得名，创始年月，渺不可考。按郡志，谓崇祯十一年解元杨廷枢倡募重建。迨今乾隆庚辰春，火燎四隅，桥石半为圮剥。邑侯解元梁介公倡议重建，里中善士踊跃捐资，费镪二千馀两。小春月起工，发土得古碑，辞有‘嘉靖壬辰年众姓捐修’字样，则知维斗先生时乃重修，非重建也。继而缒石起桩，见旧柱朽败，半与土化，有识者知此桥建后历有千载矣。今之鸠工庀材，形模虽仿其旧，而木石事事从新，今日之建乃真重建，非前两度重修者比也。”

    皋桥本是木桥，乾隆《吴县志》卷八说：“居民架木作屋，延毁。明崇祯十一年，解元杨廷枢倡议易石，僧如净董成。”这次重修时发现“嘉靖壬辰年众姓捐修”的古碑，“众姓捐修”的仍是木桥。至崇祯十一年改建为石桥，当称为重建，事实无错。《重建伯通桥铭并序》作者误以为嘉靖前就是石桥了，故认为嘉靖、崇祯两次都是重修。乡贤里绅未必都谙熟本地情形，古人也是如此。

    还有一位皋伯通，有点妄语无稽。浙江海宁金牛山，古称会骸山，《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五引《九州要记》：“古有金牛入此山，皋伯通兄弟凿山取牛，山崩，二人同死此穴中，因曰会骸山。”《海盐澉水志》卷五也说：“金牛洞在黄巢衖南，金牛山下。据武原旧志云，民人皋伯通兄弟逐金牛入洞，忽不见，因名。”这两个故事的内容差不多，属于民间传说。因为说起吴人皋伯通，将这位皋伯通也顺便提一下。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戈登与苏州

    凡熟悉近代史，都知道常胜军和戈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生于一八三三年，英国军官学校毕业后从军，一八五七年晋升为陆军上尉。一八六〇年九月来华，任英军工程队指挥官，参加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抢劫圆明园等。一八六二年五月调驻上海，与太平军作战。次年一月，英国枢密院训令授权英国军官在清政府军队服役，戈登奉驻华公使普鲁斯和侵华陆军司令迪佛立之命，接替奥伦任常胜军统领。同年四月，他率部两千馀人与李鸿章所部淮军联合攻陷常熟福山，被清廷授予总兵。继而陷太仓、昆山、新阳、吴江、震泽，十二月克复苏州。一八六四年春，又陷宜兴、溧阳，在进攻金坛时负伤，败走无锡。五月配合淮军刘铭传部占领常州，旋在昆山解散常胜军，清廷升戈登为提督，赏黄马褂。同年十一月，戈登离开上海回英国。一八八〇年，奉清廷之召再度来华，调停中俄伊犁事件。一八八五年，他在苏丹总督任上，被穆罕默德·马赫迪的起义军击毙。

    戈登在中国最辉煌的战绩就是克复苏州。一八六三年九月以后，淮军和常胜军就进逼苏州，频频攻战，遭到太平军的顽强抵抗。十一月二十七日常胜军攻打娄门外石垒长城，二十九日又调集众多大炮猛轰，毁城十馀处，兵临城下。李秀成知苏城难守，于三十日返回天京，守城军务交慕王谭绍光主持。当时与谭绍光一起守城的纳王郜永宽，见形势危急，便与淮军总兵程学启密定降约，允杀谭绍光，清廷赏二品顶戴，程学启立誓，戈登作证。十二月四日，郜永宽等杀谭绍光，献城投降。苏州的克复，使江南战场的形势顿时改观，清廷欢欣鼓舞。十二月十四日同治帝对内阁示谕：“据李鸿章奏，经督率部下军旅攻剿苏州城垣，已将该城克复，览奏实深欣慰。江苏省总兵戈，带领所属洋枪队助剿，足见其洞悉智谋，精于作战之技能，竭其全力，终建殊勋。着即赏给该总兵头等功牌一枚，白银一万两，以示嘉奖。钦此。”同日，又发一道密旨，着李鸿章传谕嘉奖戈登外，对所赏“头等功牌”特予说明：“据悉海外诸国早有宝星式样之功牌，因此赏戈登之头等功牌，着即仿照该项式样变通制办。”可见对戈登欣赏有加。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克复后两天，李鸿章就密令杀降，程学启勒兵格杀郜永宽等八人，太平军将士部分被屠杀，部分被遣散。苏州杀降，使不少太平军将领断了降清的念头，如常州守将护王陈坤书，本有降清之意，看到郜永宽等人的下场，就决心“婴城固守”，血战到底，清兵为攻取常州，历时半年，付出了沉重代价。戈登对李鸿章杀降很反感，认为是背信弃义，更因为这次攻陷苏州，常胜军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就与李鸿章产生了矛盾。据中外文献记载，苏州杀降后，戈登受郜永宽叔父之托，带着郜永宽首级和他的儿子郜胜鏣乘汽轮回昆山，留给李鸿章一封信，要求他退出苏州，辞去江苏巡抚，以待清廷旨意，否则他将攻击李鸿章，夺回常胜军所得城镇，交还给太平军。李鸿章请英人马格里代向戈登解释，并遣道员潘曾玮、总兵李恒嵩等前往劝阻，最后清廷以赏戈登头等功牌及白银一万两，才将此事搁置起来。

    苏州克复后，每年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以传统赛会的形式，扮演当时战斗故事。《点石斋画报》有一则《英将遗烈》，报道了光绪十九年二月十五日的情状：

    “昔发逆之变，英将戈登目击时艰，请缨杀贼，亲督队伍，愿作前驱。时督师者为李傅相，壮而许之，乃大破贼于苏城，华人至今犹艳称之。每逢是日，则将当时杀贼情形扮为故事，以志其功。本年二月十五日，适当举行之期，是日有华人多名，或扮戈登，或扮西兵，皆效外洋装束，拔队先行，其扮作傅相者，则带兵随之，沿街游行，复有一人伪作两江总督，将所带得胜之兵亲阅一遍，随出廷寄一通亲交傅相，傅相捧受，谢恩毕，然后班师而回。查该廷寄，乃因傅相克复城池灭贼有功，逾格封赏者。华人此举，殆于游戏之中而寓感戴之意者欤。”

    应该说明的是，苏州克复是公元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即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二月十五日是精忠岳元帅诞日，不知点石斋人怎会夹缠如此。但苏州士绅确乎感戴戈登，光绪后期修筑大马路时，在城西南建桥，即名为戈登桥。至一九五一年，方改称解放桥，后来在桥西南建住宅小区，因解放桥而名解放新村。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沙湖潮上荻花秋

    如今苏州知道沙湖的人，大概已经不多了。它在娄门外直东约二十里，在唯亭镇西南三里，一名金沙湖，也称白沙湖，宋元时水面较大，波涛驰突，烟水弥漫。熙宁三年，郏亶上《水利书》说：“今苏州除太湖外，有常熟、昆承二湖、昆山阳城湖。长洲沙湖，是四湖自有定名，而其阔各不过十馀里。”可见它形成较早，名气也在黄天荡、金鸡湖、独墅湖之上。

    虽然沙湖不算辽窅，但因地处要冲，又与松江诸水相吞吐，民国以前一直是重要的水上交通途径，凡往来太仓、昆山、嘉定、崇明等地的舟楫，必定要从湖上经过。那里千顷波光，一天云影，浮沉鸥鹭，欸乃渔蓑，“金沙落照”是旧时唯亭八景之一。前人经由沙湖，每每留下吟咏，如杨维桢《过沙湖寄顾玉山》云：“五月落残梅子雨，沙湖水高三尺强。大风开帆作弓满，白浪触船如马狂。唱歌卖鱼赤须老，打鼓蹋车青苎娘。故人相见在娄下，坐对玉山怀草堂。”王衡《计偕别长孺仲醇》云：“结旆萧萧事远游，沙湖潮上荻花秋。征帆日落长江外，送客钟闻野渡头。一夜弟兄吴市酒，几回风雪剡溪舟。缁尘古道浑如许，珍重初衣问白鸥。”水乡风物足堪欣赏，但更多则是对湖上风浪的恐惧，如马麐《吴浦归帆》云：“一帆风便出吴城，只怕沙湖风浪生。”郑潜《过沙湖》云：“天阴惨平野，风急过沙湖。”沙湖的四围都是肥沃良田，如果治理好沙湖，就能得水利之益。吴宽《沙湖堤记》就说：“凡田之并湖者，既藉灌溉之利，而风波冲激，田塍辄坏，则有浸淫之苦；至于舟楫往来，固擅乘载之利，然而风波猝兴，港渚无避，亦有覆溺之忧。盖利害之相倚伏如此。”

    明弘治九年，工部主事姚文灏主持兴修沙湖水利，傍湖筑夹堤，用治河卷扫法，横截其中，为南北障蔽，堤阔三丈，长三百六十丈。至十一年，工程尚未竣事，姚文灏因病去职，继任者是工部郎中傅潮，不久就完工了。吴宽为作《沙湖堤记》，称这条石堤“隐然如城，坚壮可久，而水势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称便”。此后的万历二十六年、乾隆五十七年都作了重修，据沈赞《筹修沙湖石堤议》说，这使得“居民安堵，行者忭于道途，贾者保其货利也”。道光十五年，因堤石颓圮，日就崩缺，里绅请示巡抚林则徐后，又斥资修复石堤三百二十五丈。

    就在姚文灏进行沙湖工程的弘治十年，他在沙湖之北立了一方穹碑，碑高丈馀，横四尺许，四面如之，每面都刻着筑堤时唱的歌谣。清初徐树丕在《识小录》卷一里将歌谣内容记了下来，《修圩歌前》云：“修圩莫修外，留得草根在。草积土自坚，不怕风浪喧。”、“修圩只修内，培得脚根大。脚大岸自高，不怕东风潮。”《修圩歌后》云：“教尔作岸塍，筑得坚如城。莫作浮土堆，转眼都倾颓。”、“教尔分小圩，圩小水易除。废田苦不多，救得千家禾。”《吴农开河谣》云：“远堆新土才稀罕，尽露黄泥始罢休。两岸马槽斜见底，中有水线直通头。”《相视吟》云：“三江七泽使舟轻，看尽长堤及短塍。鸡犬不惊行李处，鱼龙应识棹歌声。泽边圩梗年年坏，江上潮汐日日凝。一筑一疏无别事，但教东作自西成。”至康熙中，碑已漫漶，不可辨识，褚人穫《坚瓠戊集》卷三仅记下东面的《吴农开河谣》一首了。要感谢徐树丕，他留下了苏州水利史的珍贵史料。

    褚人穫记下了关于此碑的一个故事：“父老尝言，有舟行者利其同伴之资，杀而瘗其旁，戏谓碑曰：‘你知我知，且勿语人。’碑忽应曰：‘我不语，恐尔自语。’其人惊骇而去。后与一少年甚昵，复过其地，共憩碑阴，告少年曰：‘是碑能作人言。’少年询其故，某以素昵，不觉倾吐，少年口应而心动。后偶乖隔，至相殴，诉之官，验视抵服。计少年之生即同伴死之日也。”这个故事不外因果报应，但早先沙湖沿岸比较冷僻，时有盗贼出没，《沙湖堤记》就说：“旁有盗薮，以行劫为业，客舟为风波所阻，集于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这个故事，也是有它特定的背景。

    历经沧桑变迁，沙湖石堤还有那岸上的古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至上世纪后期，沙湖水面仅有二点二平方公里，在那里建了个沙湖养殖场。时到如今，它的水域大概更小了吧。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松鹤楼旧事

    相传松鹤楼创办于乾隆二年，恕我孤陋寡闻，关于它的主人、坐落、规模、经营等，都没有看到落实的记载。起初，松鹤楼是一家面馆，乾隆四十五年苏州重修宫巷面业公所时，它就是资助商号之一，以后一直兼营面业，并且是面业公所的主要商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苏州府示谕保护面业公所善举碑》记道：“据民人赵福昌、徐荣春、邓鸿元、陆阿仁、陈阿新、刘川玉等禀称，窃身等籍隶无锡、常州，在苏开设松鹤楼、邓许正元、赵义兴、观正兴等面馆生理。”据光绪三十年《苏州面馆业议定各店捐输碑》记载，松鹤楼是每月捐钱四百五十文的大户，与观正兴并列第一。

    民国以后，松鹤楼以卤鸭面著名，一九二六年有人写了一篇《吴中食谱》，其中这样说：“每至夏令，松鹤楼有卤鸭面。其时江村乳鸭未丰满，而鹅则正到好处。寻常菜馆多以鹅代鸭，松鹤楼则有宣言，谓‘苟能证明其一腿之肉，为鹅而非鸭者，任客责如何，立应如何’。然面殊不及观振兴与老丹凤，故善吃者往往市其卤鸭，而加诸他家面上也。”三十年前的夏天，松鹤楼早市仍供应卤鸭面，以应时令，有姚姓师傅做的卤鸭最有滋味，但人往风微，消歇久矣，每每念及，无可解馋。

    松鹤楼的菜肴，自然也有名气，但乾隆皇帝下江南，到店中品尝松鼠桂鱼，则是晚近才编排出来的故事。休说是乾隆朝了，就是咸丰兵火之前，也没有看到关于松鹤楼菜肴的记载。同治二年，平定太平军后，观前街的饮食业逐渐兴旺，松鹤楼的名声也逐渐起来。据说同治、光绪年间，松鹤楼为三开间一角楼的格局，菜肴做得越来越好。因为多种原因，店主却屡屡更换，这不但没有什么妨碍，反倒将松鹤楼的名声炒得更响了。光绪二十四年《点石斋画报》有一则《调停得法》的报道：

    “苏州元妙观前松鹤楼菜馆，向有名望，凡抱老饕之癖者，无不前往一快朵颐。自近数年来，市面欠佳，生意清淡，遂经店主盘与娄门外彭姓顶开，将松鹤楼改为嵩鹤楼。讵原店主迩日在盘门外复开一所，仍名松鹤楼，以故彭姓闻之心滋不悦，具禀控县，案悬莫结。事为刘子贞太守察知，立传店主到案，以两造各不相让，遂令彭姓出洋十元代制新招牌一块，名曰‘松呼楼’，并用鼓吹送至盘门外该店悬挂，于是店主欣欣拜谢，而案遂结。如太守者，亦可谓善于调停者也。”

    松鹤楼易主彭某，改名嵩鹤楼，而原店主在盘门外新开一店，仍名松鹤楼，彭某具禀控县。事为当时在苏州的刘庆汾所知，调停两家，由彭某代制“松呼楼”招牌一块，鼓吹喧阗，送至该店悬挂。这是中国商标史上一起典型案例，也是松鹤楼历史上失记的一桩大事。

    刘庆汾字子贞，贵州遵义人，光绪十四年起随使日本，历任驻日使署翻译、参赞等职。由于他精通日语，谙熟日本事务，光绪二十一年九月起，与苏松督粮道陆元鼎、罗嘉杰、杨枢、朱之榛等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中日苏州开埠交涉，其身份为苏州洋务专员、候补知府，故《点石斋画报》报道称他为“太守”。在中日谈判过程中，中方主持人黄遵宪提出的六条章程，受到代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的严厉批评。张之洞肯定了刘庆汾在谈判中的作用，命其“按切时势，设法补救”。这就激化了两人的矛盾，黄遵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给汪康年、梁启超的信中说：“刘某者，此间洋务局襄员，能通倭语，小有聪明。弟奉岘帅奏留，专办此事。此辈不以不能为耻，反有市井争夺贸易之心。及其事议成，盖觉无颜。逮广雅主持异议，于是口说沸腾，从而附和，嚣嚣嗷嗷，至于不可听闻。”结果黄遵宪去天津海关任职。至二十四年，康有为、刘庆汾、江标、郑孝胥、杨枢五人特旨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刘庆汾仍留驻苏州，从李超琼日记可知，当时两人时有往来。关于松鹤楼商标案，当时并无法律依据可作评判，由刘庆汾出面，作这样别出心裁的调停，可称为法度之外的佳话。

    彭某的嵩鹤楼，维持时间不长，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长洲县禁盗卖僭占面业公所公产碑》中，有“案据面业公所薛锦兴、松鹤楼、吴天兴、蒋正元、观正兴、赵南义、许洪昌、陈阿星等禀称，切身等籍隶常、锡，来苏有年，向业面馆交易”诸语，可见迟在此年已恢复松鹤楼旧名。不久店主也换了徐金源，光绪二十八年正月《酒馆业集资移设公所仍照旧规办理碑》就有“据监生华标，民人徐金源、章生、王增发、张文炳禀称，窃生等均开酒馆为业，专办筵席”诸语。由于松鹤楼是苏州的一流菜馆，徐金源自然成了苏州饮食业的头面人物，在这份禀帖上，他是列在第一位的。

    这里有个疑问，前引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苏州府示谕保护面业公所善举碑》上，有松鹤楼的字号，却没有徐金源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由于缺乏史料，只能作大致的推断。面馆业和酒馆业属于两个行业。酒馆业的菜业公所创办于乾隆四十五年，设址宫巷关帝庙内，光绪二十八年迁东美巷，改称友乐公所。另外，苏州还有饭馆业的膳业公所，创办于道光初；官厨业的官厨公所，创办于道光、咸丰间，设址采莲巷；无锡帮饭馆业的梁溪膳业公所，创办于同治四年，设址海红坊。面业公所则创办于乾隆二十二年，设址宫巷关帝庙内。松鹤楼因兼营酒馆业和面业，故同时参加菜业公所和面业公所。很有可能，松鹤楼以店主徐金源为代表参加菜业公所，另委他人参加面业公所。

    宣统二年，徐金源病故，后人不治产业，松鹤楼的经营陷入困境，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在清末民初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历届选举中，松鹤楼店主未能选上重要职位，如一九一二年第四届选举人中的松鹤楼徐尔生，一九一四年第六届选举人中的松鹤楼徐泉生，在社中都未占一席。松鹤楼仅在消防部“同仁龙”中有消防员一职，这当然由松鹤楼员工来充任，如宣统二年第二届、三年第三届的戴如桂，一九一二年第四届的秦荣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正是松鹤楼低落的谷底。

    松鹤楼的再度兴起，已是一九一六年由天和祥张文炳接手以后的事了。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端午旧俗

    古人以五月为忌月，称之为毒月或恶月，但苏州人忌讳“毒”字、“恶”字，反将五月称为“善月”。百事多禁忌，不迁居，不婚嫁，不造屋，种种俗信都由祛毒辟恶而来。从五月具体到端午，并形成繁缛的节俗，约在两晋以后，由上古夏至、午月午日午日、龙图腾崇拜等整合而定型。端午是保留上古风俗最多的节日，它的主要内容，一是禳灾，也就是祛毒除恶、辟邪驱鬼；二就是祭祀，由龙图腾的祭祀，转而为具体历史人物的祭祀。

    端午的禳灾仪式，各地情形不一，就苏州而言，清代中期主要有以下六项。

    一是系长命缕。此乃由朱索而来，也称续命缕、辟兵缯、长寿线等，即将五色彩丝系于小孩臂上，仿佛臂钏一般，男孩系左臂，女孩系右臂，相传可以“辟兵厌鬼”，令人不生瘟疫，另外还有“以验小儿女后日之肥瘠”之说。袁学澜《咏长命缕》云：“凤擘龙拏五色丝，彤帷宝命续纯熙。回文巧织长生字，绝胜黄金缠臂时。”苏州人家还将这五彩丝线缠结在经筒或符袋上，馈赠亲友邻居，作为别具意义的节物。

    二是贴天师符。相传天师符能召神劾鬼，降妖镇魔，治病救灾。每当五月朔日，苏州人家以道院所贻天师符贴于门首和厅堂，至六月朔日焚之。佛寺也多以红、黄、白纸用朱墨画韦陀等神符，分贻比户。凡受符之家必酬以钱米，吴锡麒《江乡节物词》有云：“研将朱墨任涂鸦，春蚓秋蛇认得无。但乞人施五斗米，全家饱食仗灵符。”小户人家则贴五色桃印彩符，每描画姜太公及财神、聚宝盆之类。另有五彩缯篆符，将符箓折叠后，放入符袋，带在身上；还有钗头符，将符箓系于钗梁之上，簪插于发髻。

    三是挂钟馗像。苏州人家一般都将钟馗像装裱成轴，五月朔日例挂于厅堂，至六月朔日收下，以祛毒月邪魅。李福《钟馗图》诗云：“面目狰狞胆气粗，榴红蒲碧座悬图。仗君扫荡幺麽技，免使人间鬼画符。”也有挂关帝像、张天师像或雷部神画轴的，就风俗意义上来说，都属于“神像镇宅”。明清时，苏州城内外画铺，或笔绘，或版印，各种神像为一大题材，以画面细腻、色彩绚丽著称，不但满足城乡需求，还远销南北，这是苏州画铺对各地端午风俗活动的特殊贡献。

    四是“蒲剑艾旗”。蒲是菖蒲，艾本指艾蒿，然而《本草》也称菖蒲为“水剑艾”，故“蒲剑艾旗”或都用菖蒲。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吴俗，端五截蒲为剑，悬艾为旗，副以桃梗、蒜头，悬床户间，云以禳毒却鬼。”此风至今犹存，端午前将菖蒲叶几枝用红纸或红绸扎成一束，系于门楣，红绿相映，可说是过端午节的妆点。也有将蒜头作佩饰的，顾禄《清嘉录》卷五说：“择蒜本之不分瓣者，结线网系之以为饰，谓之独囊网蒜。”

    五是“钗符健人”。古代端午有钗头彩胜之制，各极奇巧。《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今吴中端午尚沿其制，闺人剪彩为钗符，杂缀虫豸五毒诸物，用铜丝金箔纽制成串，加以蒜粽之类，以供插鬓及互相献赉，名曰健人，即古之艾人也。富家钜族或镂造金银为之，玲珑成串，簪于髻鬟，蔡云谓即古之步摇，其诗云‘插髻金摇亦健人’，盖其制实相类也。”同时，闺中各赌针神，炫异争奇，绣雄黄荷包、老虎肚兜，编钱为老虎头，缠褭绒铜钱，“至于贵家大族，则镂翠叶五色葵榴、钿漆摺扇、真珠百索钗符、牙筒香囊、艾朵彩团巧粽之属，互相馈贻，以矜新丽”。

    六是饮雄黄酒。以雄黄屑末及菖蒲根浸酒，称为雄黄酒。苏州人家端午必饮雄黄酒，并将多馀下来的酒，涂在小孩的额头、胸口、手心，而在额头上往往蘸写一个“王”字。再将多馀的酒洒在墙壁角落，说是可以祛辟毒虫。蔡云《吴歈百绝》有云：“称锤粽子满盘堆，好侑雄黄酒数杯。馀沥尚堪祛五毒，乱涂儿额噀墙隈。”在江南广泛流传的《白蛇传》故事，就说端午那天，白素贞装病入房中回避，许仙误以为得了风寒，劝她服雄黄酒，白素贞酒后便现出了白蛇的原形。

    除上述外，苏州端午禳灾的风俗活动还有许多。如采草药，以供药饵，合诸丸药，称为“草头方”。药铺收取癞虾蟆，用针刺取其汁，做成蟾酥，药铺还收取蜈蚣、蛇虺制药，以备攻毒之用。药铺又制售辟瘟丹，人家买来，置佩衣衿，或与苍术、白芷、大黄、芸香等在室中焚烧，据说如此熏过后，夏天就不会有蚊子。端午那天，家家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称为“端阳景”。药铺、酒肆则以雄黄、芷术、酒糟等馈遗顾客，既应风俗，又联络主顾感情。那天市间百工也歇业放假，成群结队入酒肆哄饮，称为“白赏节”。

    端午的祭祀仪式，苏州与其他地方不同，祭祀偶像是伍子胥。《楚辞·九章·涉江》就有“伍子逢殃兮”之咏，王逸注：“伍子，伍子胥也，为吴王夫差臣，谏令伐越，夫差不听，遂赐剑而自杀。”伍子胥因尸投于水，迟在汉初就成为潮神，而东汉迎潮神就在五月五日，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就说：“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掩。’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伍子胥是较早有代表性的端午祭祀偶像，但在偶像的“任择”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屈原。屈原是楚人，赛龙舟、投角黍的俗信也以楚地为最盛，因此这一替代，或许与伍子胥是楚国的“叛徒”有关，而屈原是在两晋以后才被推上端午祭坛的。苏州人对伍子胥有感情，将他继续保留在端午的节俗活动中。

    近古以来，端午节俗活动经不断整合，祭祀上主要保留着赛龙舟和投角黍两大仪式。这两大仪式，本是同一仪式中的两个过程，角黍是在龙舟上投的，或在赛前，或在赛中，或在赛后。赛龙舟和投角黍在仪式上的逐渐分离，与农耕文明的进步有关，不再浪费粮食，作无益之事，而将角黍作为端午的节令食品，虽然也作祭祀供品，但与赛龙舟无关了。

    苏州府城端午竞渡地方，分别在虎丘山塘、阊门外、胥门外、南北濠及枫桥西路水滨。龙舟四围遍列绣盖霓旌，舱中鼓乐笙箫，粗细间作，两旁有划桨者十六人，称为“划手”；篙师则执长篙立于船头，称为“挡头篙”。龙舟前的顶棚上，由俊俏儿童装扮台阁故事，称为“龙头太子”，船艄上也装扮台阁故事，有“独占鳌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诸戏。河中除龙舟外，还有满载着游人的花船画舫，游人争买瓦罐，将它们扔在水里，龙舟上的水手就入水泅取，取得后领赏，称为“做胜会”。当竞渡时，水珠飞溅，鼓乐杂奏，画桡鳞次，彩旗飘扬，锦标悬竿，呐喊震天，波起龙跃，云摇风举，往来倏忽，粲如霞锦。本来冷清的河道两岸，一时成为热闹繁忙的去处，士女靓妆炫服，倾城出游，真可说是藻川缛野，楼幕尽启，罗绮云积，几无驻足之地。卖酒菜吃食的，抟泥人的，变戏法的，牵傀儡的，兜售儿童戏玩、闺中杂物的，商贩贸易，所在成市，前后持续半个月，苏州人称为“划龙船市”。从城市经济角度考察，苏州竞渡龙舟之处，都密迩阛阓之地，参加竞渡的龙舟各自代表着不同的行业，可以视作本行业的一次广告宣传活动。像踹布坊的龙船，被人称为“烟囱洞”，想来它的样子有点滑稽，这倒反而更引人注目了。郡中士女倾城而出，不但为了看竞渡，并且也是一次购物消费，小商小贩则借以生意。

    角黍，即平常说的粽子，古人以菰芦叶裹黍米蒸煮使熟，呈尖角状，故称角黍；又因其如棕榈叶心之形，也称为粽。近古以来，所裹者多用糯米，用以裹者更有箬叶、菰叶、荷叶、竹叶、冬叶等。苏州和其他地方一样，过端午家家都要吃粽子，一般都以箬叶裹糯米为之，也有用菰叶裹的，称为茭粽。就其外形而言，有三角粽、一角粽、方粽，还有小粽，联束成串，在唐时称为百索粽，宋时称为九子粽，这往往为儿童所喜欢。就其味品而言，又有枣子粽、赤豆粽、火腿粽、肉粽、白水粽等。《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吴门端五节，争以角黍为节物，巧制各种具备。又有枣子粽、火肉粽等新制，居人买以相馈贻，并以祀先。以束粽之草系手足而祝之，名曰健粽，云令人壮健也。”苏州人家的粽子，有的从店肆买来，有的自家裹扎，在亲友邻里间互相馈赠。苏州人认为端午这天不吃粽子是“勿识头”，故俗语说：“勿吃端午粽，死仔呒人送。”

    风俗总是要嬗变的，如今的端午只剩下吃粽子、挂菖蒲、赛龙舟了，它们蕴含的意义，知道的人更是不多了，只能凭借旧籍古画作一点回想。那深巷宅院里裹粽子、挂神像的情景，那河滨水上热闹非凡的盛观，还有那鬓边插戴着榴花艾叶的妇人从曲廊里款款而来，那胸前挂着九子粽的孩子在庭院里玩耍，真仿佛是个遥远的梦了。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灭渡桥沧桑

    整个苏州古城，被大运河环抱，东南角过去有个赤门，赤门外西来之水和南下之水汇合，形成一个较大的水域，前人称为赤门湾，由此南下，就往吴江去了。在灭渡桥建造之前，就苏州南隅的交通来说，要想进城或出城，不由吴门桥入盘门，就得由砖桥进葑门，而葑门在宋元时启闭无常，砖桥虽在《平江图》上有标识，但到了元初，不知怎地就不通了，张元亨《建灭渡桥记》就说：“由赤门湾距葑门，水道间之，非渡不行。”那就需要摆渡，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摆渡是一项权力极大的专利，水上生涯，也就有点蛮横了，“舟人横暴，侵凌旅客，风晨雨昏或颠越取货”。

    昆山僧人敬修，几次从那里经过，都遭到摆渡人的勒索，他控告到官府，将那几位摆渡人依法惩办了，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敬修就发愿要在那里建一座桥，以利济永久，于是“偕里人陈玠、张光福遍吁郡城，诚以感物，公以服众，敏以集事，期月金钱汇萃”，终于凑足了资金，于元大德二年十月动工兴建，至四年三月落成，平江路长洲县知县张元亨为作《建灭渡桥记》，记载了桥的形制和桥名由来：“长二十八丈四尺，高三丈六尺，广视高之半有加，工万六千有奇，费三千有奇。南北往来，踊跃称庆，名灭渡，志横暴也。”桥建于赤门湾南，乃一座规模宏伟的单孔半圆石拱桥。题名灭渡，意思也很明白，就是取消摆渡。然而清初就讹作“接渡桥”、“觅渡桥”，《江南通志》卷二十五说：“接渡桥，俗名觅渡桥。赤门湾旧以舟渡，行旅苦之，元大德间有僧自昆山来，为渡所阻，发念募建，因名。”实与本事相去甚远，想不到以讹传讹。如今灭渡桥上两碑并存，一称“灭渡桥”，一称“觅渡桥”，可见也不讲什么原则。

    灭渡桥坐落苏州东南主要水道，舟楫频繁，朱彝尊《太湖罛船竹枝词》一首咏道：“东溟大艑也嵯峨，灭渡桥头衔尾过。一样风波湖海别，黄鱼争比白鱼多。”它自建成后，屡经修葺，明正统间知府况钟重修，清同治间再修，一九八五年又作维修加固。桥身以武康石、青石、花岗岩石混砌，可见历代修葺的痕迹。今桥长八十一点三米，矢高八点五米，桥面宽四点五米，跨度约二十米，东西两坡各设踏步五十三级，两堍略宽，大体呈喇叭形。桥北金刚墙下有桥墩，可防洪水和船只撞击桥身。拱券作分节错缝并列式，不施横向长铰石，属早期拱券结构形式。在中国桥梁史上，灭渡桥乃经典之作，以跨度宽大、结构轻巧著名。

    灭渡桥又是苏州近代史的见证者。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官府就有意识地在城南规划经济开发区，这在中国开发区历史上是值得一记的。在灭渡桥堍成立苏州关监督公署和苏州税务司署，开始与各国通商贸易；民族企业苏经丝厂、苏纶纱厂、恒利丝厂等建成投产；在青旸地开辟日本租界和公共租界（公共通商场），外资企业特别是洋货代理企业纷纷进驻，有日资的大东轮船公司、繁乃家旅馆、吉原繁子旅馆、菜籽公司、蓬莱轩饼干公司、东洋堂、丸三药店，有英资的麦兹逊茧灶公司、老公茂汽轮公司、亚细亚油公司油栈，有法资的立兴汽轮公司，有意中合资的中欧缫丝公司，有德中合资的延昌永丝厂等。光绪二十二年，黄宗宪、王驾六等集银五万九千两，在灭渡桥筹建恒利丝厂，翌年投产，时有意大利缫丝机一百零四台，是为苏州第一家商办丝厂。苏州府邮政总局也在灭渡桥成立，开展邮政业务。封闭的苏州古城，迅速向近代开放城市转进。近代工业不仅标志着苏州城市发展的进程，并且改变了城南的面貌，烟囱高耸，厂房林立，盘门外、葑门外出现市廛繁华的景象。

    在很长时期里，灭渡桥起着重要的交通作用。当时盘门外大马路（沿河官路）是日租界惟一沿岸道路。一九二三年，郁达夫到苏州，从火车站雇马车往葑门去，当时平门未辟，得绕道进城，经由阊门外、胥门外、盘门外大马路，过灭渡桥进葑门。他在《苏州烟雨记》里说：“起初看不见的微雨，愈下愈大了，我和沈君坐在马车里，尽在野外的一条马路上横斜的前进。青色的草原，疏淡的树林，蜿蜒的城墙，浅浅的城河，变成这样，变成那样的在我们面前交换。”这段文字留下了灭渡桥在交通意义上的形象记录。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二日

    新书过眼录

    又是岁暮，编辑约稿，仍照往年之例，将年内过眼的新书举出十种来。新书既多如牛毛，个人兴趣却很狭窄，故这次的做法，只在别人送的书中选择。凡知我者，投我所好，又恰好正中下怀，自然是高兴的事，又何妨将这受馈的宝剑红粉公之于众，让大家一起来欣赏呢。

    钟叔河的《儿童杂事诗笺释》（安徽大学出版社版），先后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华书局印过两版，可见爱读者不在少数。此次新版，不但笺释内容大有增加，且将原来影印周作人一九六六年的写本，改用一九五四年的写本，丰子恺插图亦按《亦报》原大复制，因为前两版放大了，反倒失真，如此则保留了原作的精彩。《笺释新序》说：“周作人的作品，包括他的诗和他的字，确实会有人喜欢，确实有欣赏价值。周氏的‘嘉孺子’——替儿童着想，为儿童创作，也确实是他思想上和文字上的亮点，而《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即其代表作。”

    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中华书局版），去年印出一册，今年续印两册，已成全璧。作者做过十年《读书》编辑，这是十年日记的摘编，由此可见当时《读书》与知识界的种种情状，作者说：“这里记录了不少月旦人物的‘私语’，似乎不宜公开，不过想到这些评议其实很可以反映评议者本人的性情与识见，却无损于被评者的成就与声名，时过境迁，这些‘私语’便只如《世说新语》的讲故事，我们便也只如听故事罢。”

    于非闇的《都门四记》（山东画报出版社版）含《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都门蟋蟀记》，前三记在一九二八年由北平晨报出版社印过单行本，后一记则由赵国忠搜辑成帙。周作人在《于非闇的笔记》里说：“于君在北京是以字画和印出名的，但是在我的意见上最推重的乃是闲人的文章，因为这个我还比较的知道一点，对于书画实在是个外行。闲人的那些市井小品真是自有他的一功，松脆隽永，没有人能及，说句俏皮话，颇有他家奕正之风，可以与《帝京景物略》的有些描写竞爽吧。”

    傅芸子的《人海闲话》（海豚出版社版）也是一本旧京风土人情之作，赵国忠从旧报刊中辑出，分“人海闲话”、“旧京闲话”两辑，凡三十一题。作者是掌故家，或叙一事，或述一人，或状一物，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掌故一类并不好写，非博览群书不可得，非考名责实不能至，乃大手笔写小文章。

    孟晖的《唇间的美色》（山东画报出版社版），仍是《潘金莲的发型》、《花间十六声》、《画堂香事》、《贵妃的红汗》一路，饶有兴味地考索古人生活，考证古时器物，以还原历史生活场景，既有学术趣味，又有一副好笔墨，似乎时光倒流，让读者在那遥远的街市、寺院、闺阁、书斋中观赏、品味和触摸。

    余斌的《提前怀旧》（三联书店版），作者年纪略小于我，怀旧固然是提前了。所怀之旧，不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是个人的日常琐碎，也是时代的记忆。作者说：“以今视昔，我的感受固然有‘追忆逝水流年’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荒诞。”这在过来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

    流沙河的《书鱼知小》（现代出版社版），一本耐读的杂集，按内容不同，分“说梦八题”、“图腾论源”、“风物馀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旧梦重温”六辑，鲁迅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作者擅长文章，拈来的题目有兴味，篇幅都不长，却是有想法有见解，让读者既得文章之美，又获得许多知识。

    刘雪枫的《穆特与秦腔》（三联书店版），作者是音乐史论家，曾创办《爱乐》杂志，著作甚多。这是一本散篇选集，作者自称是“爱乐者杂食笔记”，他说：“宗教的圣咏和世俗的游吟诗人、恋歌手以至于名歌手的音乐都会令你一听难忘，由此你已经不知不觉闯入当今时髦的‘古乐’派里，聆听历史上的‘流行’，感悟灵与肉的吟咏与畅快，质朴而纯净的世界通过声音穿越再现，音乐的生活因‘杂食’而多彩。”

    胡文辉的《拟管锥编》（中华书局版），“掉书袋”恰到好处，叙事论人独有眼光，又笔简墨略，楚楚动人，实在颇不容易。所收本是报纸的专栏文章，出现在“报屁股”上并不讨好，因为报纸是快餐，而这些却需要好好品味。此次结集，几乎每篇另加“附记”，那是意犹未尽的补充，不厌其烦，自然也是品味的深化。

    “吴门画派之沈周”在苏州博物馆举行，《石田大穰》（古吴轩出版社版）就是这次展览的图集，海内外十四家博物馆的收藏汇聚一起，确也是开眼界的事。舍间藏沈周画册不止一种，八卷本的《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收沈周十七幅，而这次展出的瑞士苏黎世莱特堡博物馆藏《为碧天上人作山水图轴》、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幽居图轴》、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九段锦册》，却是阙如的，故而既欣慰能借此一睹沈周的佳作，更期待着有更齐全的沈周画集问世。

    “一年又是等闲过，百岁只消如此看”，然而书中岁月，总比做其他来得充实，来得悠长，也来得更有意义。读更多的好书，应该是每个读书人心底的愿望。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如冬画瓷

    如冬妙绘，欣赏者多矣，但他并不想为了出人头地，去奔走，去应酬，去邀誉，因为他知道，时势世风虽然如此，世上许多事却是歆羡不来的，还是寂寞一点的好。这并不妨碍他有滋有味的生活，比如玩鸟养虫，闻香赏石，还有听听评弹昆曲，即使是花光绿阴下的一杯清茶，也是兴味悠长的。如冬对民间工艺器玩格外喜欢，把玩而外，时常牛刀小试，画葫芦，画竹箑，画搁臂，画牙牌，因为喜欢，也就用心思去画，虽笔墨寥寥，却传神韵于器物之外。于此他自有体会和心得，这既是闲来的玩好，也是修行的法门。

    去年，如冬两次去景德镇画瓷。如今画瓷已成为时髦，可谓趋之若鹜，但大都只是将瓷面当纸面，照样移写罢了，自然不堪入目。如冬却不同，他认为尊重瓷的本身是最要紧的，瓷有它自己的特性，画瓷也必须结合这种特性，只有这样，瓷绘固有的艺术效果，才能显现出来。这就需要对瓷的本身进行考察，包括瓷土、制坯、器型、釉色、彩绘、烧制诸多细节，了解得越全面越详细，对它的判断就越准确，对它的把握就越稳切。在景德镇窑厂，他参与了各种瓷器生产的整个过程，且向瓷工、画工请益，如画瓷颜料与国画颜料的不同，如画料的选择与火候的关系，如采用芸香油、胶水和清水的调色之法，如画瓷工具的使用，如眼明、心细、手准的要求等等。这些虽然都属物质技术层面，但画瓷者是不能不知道的。

    如冬就像种了一亩试验田，收获是丰硕的。我是外行，不能一一道来，大凡有以下几点。一是选择器型，既有笔筒、笔洗、水盂、印盒、画碟等精巧的文房雅玩，也有尊、罐、瓶、炉等器型较大的陈设品，造型以雅气为尚，制作都款格端正、色泽细润。其次画染结合，过去窑厂画染分工，唐英《陶冶图编次》就说：“画者止学画而不学染，染者止学染而不学画，所以一其手而不分其心。”如冬集画染于一手，由工匠之制升华为文人之制，然而又汲取了匠作的精华，使之具有民间的韵味。三是范质而施彩，他分别作了硬彩、粉彩、青花三种不同瓷品的尝试，硬彩华贵而深凝，粉彩艳丽而清逸，青花幽靓而雅洁，果然取得不同的瓷绘效果。四是相物以赋形，即根据瓷品和器型的不同，择取最适合表现的绘画内容，或山水，或花卉，或草虫，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各得其所。既有简洁洗练的大写意，也有笔墨精微、色彩绚丽的工笔之作，更多是兼工带写，或丝毫不爽，或浑厚天成，不但耐人寻味，且不失传统瓷绘的固有风貌。瓷器是立体的，不同于纸的平面，要做到面面可观，无论器型是圆是方，都可满足不同视角的欣赏，甚至是器底的绘画，无论转向，也都一一成画。由此可见得如冬对瓷绘构图的深刻理解。

    正因为如冬画瓷有着对瓷的尊重，有着对瓷绘在技术和艺术两方面融汇结合的思考，虽然只是初初猎涉，依我看来，成就已远在许多瓷绘家之上，如果在这条道上继续走下去，那是更值得期待的。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泰州学派，中世纪的曙光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过一个泰州学派，出现在明代中叶，这正是中世纪最黑暗浓重的时期。泰州学派展开了对社会和人的新思考，认识到人是独立的、能动的主体，在整个社会空间里，人是最重要的。从理论上揭示了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人的价值，人的欲望，因此而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这一学派引领了晚明社会的思想潮流，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

    泰州学派最早依附于王守仁的心学，这是宋明理学发展的一个巅峰。理学以讨论天道性命为中心，主要有三大派别，一是以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二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一元论，三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一元论。至明代中叶，程朱理学趋于僵化，王守仁提出以“良知”为核心的心学学说，认为良知即是心之本体，即是天理，《阳明传习录》下说：“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以他倡导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主旨，形成了影响巨大、学者众多的阳明学派，也称姚江学派。由于阳明学派的支脉较多，成分复杂，很快就发生分化。泰州学派中的一批思想家，突破了阳明学说的藩篱，大胆批判道学和封建传统，反对人性束缚，提倡思想解放，最后竟然使整个理学分崩离析。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王艮，代表学者有王栋、王襞、林春、徐樾、赵贞吉、颜钧、何心隐（梁汝元）、罗汝芳、杨起元、耿定向、焦竑、李贽等。这个学派并不是地域性学术流派，因为创始人王艮是泰州人，就以泰州名之。

    王艮，初名银，后王守仁为更名，字汝止，号心斋。成化十九年，王艮出生在泰州安丰场一个数世灶户之家，七岁读乡塾，不久就因家贫辍学。李颙《观感录》说：“场俗业盐，不事诗书，以故先生目不知书，惟以贩盐为务。年近三十，同乡人贩盐山东，经孔林，谒孔子庙，低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于是归取《孝经》、《大学》，置其书于袖中，逢人问字质义。”如此数年，他就能信口讲解，听者日众。正德十四年，王守仁以副都御史巡抚江西，讲良知之学，大江之南，学者翕然信从。王艮因僻处淮南盐乡，并不清楚这一学术动向。当时有吉安人黄文刚在安丰教塾，听王艮讲说《论语》，不由惊诧：“此绝类巡抚王公说也。”王艮听了大喜，即诣豫章拜访王守仁。守仁以宾礼见之，反复论难，持续数日，王艮终于心折，纳贽拜守仁为师。王艮对阳明学说的宣讲，不遗馀力，何乔远《名山藏·儒林记下》说：“守仁以外艰归，艮从居越，四方来学，咸属开导。久之，驾小蒲轮随二仆入京，所至为人讲说，以广衍其道。艮风格既高，所为又独，同志盻愕，匿其蒲轮，劝之归，留一月而返。”守仁卒，王艮回泰州开门讲学，王鸿绪《明史稿·王艮传》说：“守仁殁，艮即家讲，远近毕赴。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音咳顾盼，皆足动人，所引接虽樵夫牧竖，亦能使有省，四方延主讲席，其教大行，独不喜著述。”王艮讲学都出独解，且平易通晓，张萱《西园闻见记》卷七说：“自是益敛圭角，就夷坦，因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旨，而究极于身修而天下平。其言简易径截，不为枝叶，学者有所疑难，见艮多不问而解。自大儒邹守益、湛若水、吕柟、欧阳德，咸尊重艮如阳明先生也。”王艮一生未仕，以讲学终身，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卒，年五十九。他的著作不多，有后人辑录的《王心斋先生遗集》、《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等行世。

    从哲学思想的核心来看，泰州学派属王守仁的心学体系，王艮出守仁门下，却并不严格恪守师说，他倡导的“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以身为本”、“人心本体”等学说，成为泰州学派的主要学术思想，泰州学派的其他学者对此作了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阐述、引申、发挥，有的甚至走入“异端”，由此而形成泰州学派完整的学术系统。

    “百姓日用即道”，就是将孔孟之道与百姓日用等同起来，从日常生活中阐发良知之学，王艮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又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卷上，下同）一方面强调只有合乎百姓日用的思想学说，才能算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则便是异端；另一方面将百姓日用与封建伦理道德相提并论，主张应该像重视封建伦理道德一样来重视百姓日用。朱熹、王守仁都将百姓日用解释为人伦之理，而忽略人们穿衣吃饭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王守仁认为人人都可为圣人，王艮引申了这个命题，《阳明传习录》下记了一件事：“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罗近芳则进而说：“古今学者晓得去做圣人，而不晓得圣人即是自己。”（《近溪语录》）可见泰州学派提倡的“百姓日用即道”，将百姓与圣人等同起来，同时又使阳明学说进一步趋于平民化。王栋、王襞、颜钧等都提出了实行“百姓日用即道”的社会改革方案。李贽于此更作了深入的发挥，《焚书·答邓石阳》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他将百姓的日常物化生活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作为社会利益观的依托。

    “淮南格物”是王艮讲学传道的思想基础，他说：“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又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物而有本末之谓。”还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正己而物正也。”他以“百姓日用”为本，否认“本乱末治”的现象，大大提高了“格物致知”的思想性。泰州学派诸学者对“淮南格物”各有自己的诠解，李贽阐明了它的创新意义，《四书评·大学》说：“真正学问，真正经济，内圣外王，具备此书。岂若后世儒者，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问，反以说及理财为浊耶。尝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何也？民以食为天，从古圣帝明君，无不留心于此者。”李贽进而将“淮南格物”置于物质化的经济利益上，《焚书·答耿中丞》说：“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遵循这个规律，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

    “以身为本”是“淮南格物”的深化，王艮说：“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主张人的因素第一，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先声。他认为“尊身”和“尊道”应该结合起来：“身与道原是一体，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并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必不以道殉乎人。”王艮由“尊身”进而提出“安身立本”的思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立本也，安身也。”、“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所谓“安身”，即物质生活之“安”，他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安身立本”是一种社会理想，实现起来难度很大，王艮退而求其次，提出“明哲保身”的观点，“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者，则必敬身如宝”，以此激发人的自尊和自信，来实现“百姓日用即道”。

    “人心本体”是王艮在人性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他改造了陆、王一系所确定的“心”的伦理性，而赋予“心”一种自然本质，认为“人心本体”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快乐。他说：“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王襞也说：“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馀蕴矣。”（《东崖语录》）这都是把心作为生理的自然要素。颜钧主张人性天然是善良的。罗汝芳也说：“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近溪语录》）并提出人无贵贱贤愚，都以形色天性而为日用。正是从这种“人心本体”出发，泰州学派都反对“无欲”，承认人们物质欲望的合理性。王艮将历代理学家视为“人欲”的许多内容纳入“百姓日用即道”，他说：“君子之学，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则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恶，则知人之所恶。”要求满足每个人的“欲”，成己又要成物，使人己皆得，这在封建时代不啻石破天惊之论。颜钧认为“人之好贪财色，皆自性生，其一时之所为，实天机之发，不可壅阏之”（《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五《嘉隆江湖大侠》）。何心隐更认为满足人们对味、色、声、安逸等欲望，是合乎人性的，他在《寡欲》中说：“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到了李贽，更其直言了，《明灯道古录》说：“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焚书·答邓明府》认为“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肯定人的物质欲望，认为它出自天性，实际就是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伦理观的反叛。

    泰州学派在当时有很大影响，邵念鲁《王门弟子所知录》说：“当是时，泰州有艮，绍兴有王畿，皆扬良知之说，以倡导东南者，其弟子几遍京邑，人称为二王之学。”据清末民初袁承业的《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统计，自王艮至其五传弟子，共四百八十七人。从社会阶层来看，“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其中，“以进士为达官者三十六，以孝廉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人，以樵陶农吏为贤士入祀典者各一人，馀以士庶入乡贤祠者不乏其人。弟子中载入《明史》者二十馀人，编入《明儒学案》者三十馀人”。从省区分布来看，江西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七人，湖北十一人，山东七人，四川三人，北直隶、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最多，有百数十人。由此可知，泰州学派的社会阶层丰富，其中相当一部分属社会下层人士；泰州学派的成员籍贯和活动范围，以长江三角洲和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为主，那是明代中后期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泰州学派的学者众多，学说传播广泛，特别在社会中下层被普遍接受，并且各个学者在传承过程中，对自己的学术思想不断修正、丰富、扩展。徐乾学《明史·王艮传》记王艮学术传承的情形说：“子襞，字宗顺，师王畿、钱德洪，制行严谨，艮没，主讲席如艮。学者称艮心斋先生，襞东崖先生。艮传林春、徐樾，樾传颜钧，钧传罗汝芳、梁汝元，汝芳传杨起元、周汝登、蔡悉。”王艮再传弟子众多，如焦竑师事王襞、罗汝芳，李贽师事王襞，汤显祖师事罗汝芳，袁宏道、徐光启又师事焦竑。虽然传承有绪，离开阳明学说却愈来愈远。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就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事实正是如此。

    泰州学派的学术思想，特别是自然人性论，解放了文人学者的思想，如徐渭《读龙惕书》就认为“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非有思虑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他在自己的创作中，鼓唱自然人心，成为一面旗帜。李贽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但他的异端思想却非王艮之学所能范围，在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反叛中走得更远。李贽思想的核心，仍是对“自然人心”、对“人欲”的肯定，提出“童心”说，所谓“童心”即“人欲”，乃人世间最可宝贵的，因此人们的道德观念、世间万物之理，既不是王守仁的“良知”，也不是朱熹的“天理”，而是人们对物质生活材料的基本要求。与徐渭、李贽肯定“人欲”的观念相推引，汤显祖以自己的戏曲鼓起了“以情反理”的浪潮，他认为“情”是人性的根本，《复甘义麓》说：“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宜黄县戏神清源庙记》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人的一切，都以“情”为主宰，情之所至，可以惊天动地，出生入死。人们执着追求的，不是森严、冰冷的“天理”，而是动人心魄的“情”。

    这一早期启蒙思潮，追求人格独立，争取思想自由，憧憬于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面貌各异的反映。如这一时期极度繁荣的小说、戏曲就竞相以普通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情感、追求作为题材，小贩、商人、妓女、屠夫、牧童、村姑、强盗、偷儿等作为主要人物形象，进入文学殿堂，“好货”、“好色”成了许多作品的共同主题。与此同时，以唐顺之、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相与推引，以“独抒性灵”、“直抒胸臆”的创作，奏响了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主旋律。

    也就在这个时候，公元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它的思想内核同样是对封建蒙昧主义的叛离和对人性的高扬，最终使得封建政治文化体制解体，冲破了中世纪的藩篱。中国和欧洲的早期启蒙思潮很是相近，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这种时代性反叛很快烟消云散，被浓重的封建黑暗所吞没，但毕竟从黑暗中透露出了近代化的曙光。这正是泰州学派人文主义思想家作出的重要贡献，体现了泰州学派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岁杪检书记

    今日冬至，即将新年了，回想年来所读之书，还是旧的读得多，新的读得少，大概是九一之比，况且读得很窄，让我来介绍今年读过的新书，也就只能表述一点个人的偏好。

    书装进步是今年图书出版的一大特点，这是数字阅读冲击下出版观念的新变化，或可以此维持和延续纸质图书的生命。以下所举，在装帧和印刷上都是比较完美的。

    黄裳《绛云书卷美人图——关于柳如是》（中华书局版），布封精装，正面烫压金色花卉纹样，我得深红、墨绿各一册，墨绿那册是毛边本。这是个选本，文章都已读过，由于书装的典雅精致，仍让我爱不释手。书中插印画像、墨迹、书影、照片多幅。惜将《月堤烟柳图卷》、《山水人物册》以及望海楼联给遗落了，这无疑都是柳如是的真迹。

    《古刻新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版）是一套古代版画丛书，编者旨在数字读图背景下，使读者感受“中国式图像”的神韵和魅力。今已印出两辑二十一种，每种都全本影印，其中不少是从未有过新印本的，如《园冶》，用的是《喜咏轩丛书》本，阮大铖《冶序》手书上版，可一睹他那恣肆的书风，真也有徐季海、苏长公遗意。

    姜德明编《孙犁书札——致姜德明》（百花文艺出版社版），影印孙犁信札一百十一件，每件都作了释文，既保留了翰墨，又辑录了佚作，自然为孙犁的读者们所喜欢，从中可看到一点孙犁晚年的生活和心境。附录《我看孙犁》一辑，乃编者写孙犁的文章七篇。

    《翁偶虹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版）分回忆录、论文、剧作、民俗四卷，以前读过翁偶虹，谈京戏的，谈风俗的，零零碎碎，不成统系，此次则作全面检阅了。他自谓“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也曾粉墨涂面，也曾朱墨为文”，此老一生嗜好戏曲，既做票友，又写剧评，最终以编剧为职业。这次读了他的几个剧本，第一次知道《红灯记》是他与阿甲的合作。

    《张伯驹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辑存八种，以前只读过《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还有一本《张伯驹词集》，像《红毹纪梦诗注》、《丛碧书画录》等，则是仰慕已久而终悭一面，这次总算如愿了。凑巧的是，买得此书前，曾去太原参加寓真先生《张伯驹身世钩沉》（三晋出版社版）的首发座谈会，胡言乱语，言不及义，有了这本书，就可以补课了。

    薛冰《旧家燕子》（山东画报出版社）是别出心裁的读书随笔集，所谈之书，都是别人送给别人的，流落到冷摊上，作者买回来，稽考送书人受书人的因缘故事，写成文章，书名取自文天祥诗句“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很贴切的。

    《插花册子：四季之花》（山东画报出版社版），那是二十世纪初日本流行的插花入门书，原名《实地图解现代四季盛花投入教本》，作者有吉桂舟，属花道池坊流门下，本书却没有什么流派观念，力求通俗，注重实用性，介绍花材选配近四百种，手绘彩色花卉七十馀幅，欣赏之馀，可与中国传统盆栽理论比较，大有意趣。

    《金石昆虫草木状》（台北世界书局版），作者文俶，乃文徵明玄孙女，嫁赵宧光子赵均，被推为晚明闺阁丹青第一人。钱谦益说她“所写幽草异卉，小虫怪蝶，信笔渲染，皆能模写性情，鲜妍生动。图得千种，名曰《寒山草木昆虫状》，摹内府《本草》千种，千日而就”，说的就是这本《金石昆虫草木状》。原本分装十二册，共一千三百一十六幅彩图，不啻是我国医药学、生物学及科技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此次重印，不但保留了全部彩图，并编录相关药典古籍作注释，使感性理性兼容并蓄。书前有张凤翼、杨廷枢、徐汧题记，也是难得的吴中文献。

    《毫端万象》（台北故宫博物院版）是今年“祝允明书法特展”的图录，大度十六开精装，收入展出作品二十四件，未展作品三十五件，堪称琳琅满目。由于海峡阻隔，枝山精品不易看到，此次则大饱眼福，让我对他的书风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本图录每收一件，必印全部，如《题倪瓒秋林远岫轴》，又收入文徵明、彭昉、李东阳、杨循吉题识；如《题文伯仁画杨季静小像卷》，又收入文徵明引首，文伯仁画并识，都穆、唐寅、皇甫沖、王穀祥、黄省曾、王守、王宠、袁袠、袁褧等十数人诗跋。这种做法，不管是对欣赏作品、保存文献，还是供学者研究，都大有裨益。

    韦力《芷兰斋书跋续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版），作者是当今屈指可数的藏书家，不但收藏，还作研究，去年印出《初集》，书跋均为所藏稿钞校本，《续集》仍是，开本、封面、版式也一如其初，每篇都有书影，照原样彩印，几得真容。其中谈到不少苏州人事，如惠栋批校《国语》，曹元忠批校郁洪谟钞本《反游仙诗》，顾则扬批、瞿凤起跋朱印本《须静斋云烟过眼录》，邓之诚题记兼批校稿本《蕖村笔谈》，沈兆奎稿本《无梦盦买书记》，顾葆龢稿本《小石山房书目稿》等等，有的书闻所未闻，真让我开拓眼界。上月在京，见到作者，谈起书跋，据说已写了近千万字，那就等着三集、四集的问世吧。

    虽说我新书读得少，过目的自然不止此数，约稿规定十种，就想到什么说什么，遗珠的事，也一定是有的。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全清词》错失举隅

    我平时喜欢读点词曲、尺牍、日记之类，那是趁闲的书，想读就翻开，想歇就收拢，不必告一段落才罢休。昨日找出中华书局印的《全清词·顺康卷》，煌煌二十册精装。本来读这样的闲书，应该是薄本小册才好，如果是线装的，更是适宜，几乎没有分量，又舒卷自如，最适宜躺着倚着随便翻看。但如今不容易去找了，只好读读新印本。其实新印本也有好处，大凡经过整理，至少用一两个别本做过校勘，有的还辑录散落在集外的篇什，这正是读者所需要的。

    照例先读第一册，平铺案前，漫不经心地一页页翻将过来，看了不到一半，问题来了。编者将来镕、来集之当作两个人，然而作者小传，却几乎相同，只是来镕一辑，录《倘湖诗馀》全本，来集之一辑，则选自《东白堂词选》，仅有三阕，这在来镕一辑中已全都收入，且两辑前后接排，可知编者确实不知道来集之原名镕，乃一个人也。点校的时候，或许心不在焉，也或许这两辑不是同一人做的，总之成了笑话。按现在的说法，编纂《全清词》好坏是个“文化工程”，凡参与这项“工程”的专业人员，总应该对清代文学有个大概了解，连这点也做不到，居然就这样贾勇而上，实在让人难以想像。

    继续往下读，汪价一辑，全录《半舫词》，但作者还有《三侬啸旨》，编者未曾顾及，大概也不知道这才是汪价的别集，《三侬啸旨》第一卷《七十狂谈》就有不少词作，都给漏掉了。其中《满江红》一阕提供了汪价生年的确凿证据，词牌下自注“己未六十九岁戏作”，己未是康熙十八年，减去六十八年，汪价生年当是万历三十九年。《全清词·顺康卷》的汪价小传，生年作万历三十七年，这是抄撮而来的，因为不少人物辞典上都这样说，当然不能以此苛求编者，但如果收入这阕《满江红》，再稍加思索，也就不会人云亦云，同时又改正了人物辞典上的错记，多少也有一点学术价值。

    类似情况还有，如孟称舜一辑，录自《东白堂词选》，仅有三阕，漏选了《古今词统》卷四的《卜算子·江上》，卷十一的《金人捧露盘·闺思》，《古今词统》是《全清词·顺康卷》备选的一部总集，怎么会漏掉的呢。另外，孟称舜传奇《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中，还有《蝶恋花·题娇娘像》四阕，也是应该收入的。由此看来，用选本来抄存作者词作，大概是这部大书的通病，为此我又翻了翻第二册，情形依然如此。如朱一是有《梅里词》三卷，今存顺康间朱氏刻本，此书的朱一是一辑，从《东白堂词选》抄出三阕，从《西陵词选》抄出三阕，从《名家词选》抄出一阕，仅七阕而已。

    《全清词·顺康卷》卷首的《出版说明》说：“一九九四年五月，经反复修订，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全清词·顺康卷》之第一册和第二册。”到二〇〇二年，“第一册与第二册此次经修订重印，与全卷一起推出”。可见这第一册和第二册是作为样本先行刊出，经过修订后再重印。我没有看过一九九四年的本子，也不知道究竟作了哪些修订，如果像上述错失都没有发现的话，大概也不能算是修订过的。

    二〇一四年一月一日

    我与图书馆

    我幼年就对图书馆留有特殊的印象，母亲在一家学校教书，时常牵着我去学校的图书馆。庭院里古木森森，遮天蔽日，那图书馆在楼下，显得格外黝暗，就只有教室大一间屋，南北对直排着高高的书架。我当时只有书架的两三格高，上面几格的书是拿不到的，就只好在下面逡巡，借几本像《小金马》、《草原雄鹰》这样薄而小又带图的书回家，但我每次去，总会翻动那些既厚又大满是字的书，管理图书的老伯就笑呵呵地说，如果你能读这样的书，那就长大了。

    那时经常去玩的地方是大公园，绿阴丛中的西亭，乃是市图书馆分设的少儿图书阅览室，因为我当时办不了借书证，只好在门口贪婪地朝里望几眼，这种失落的感觉，至今似乎还能回味。我这样想，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去办张借书证了。那年大概我读小学一年级，读二年级时，“文革”就轰轰烈烈地发动了，在图书馆里看书的美梦，自然是做不成了。

    小学毕业，直升中学，大概在七二年或七三年，学校的阅览室就开放了，因为我参加了书评小组，就可以将书借回去看，并且不止借一本。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也去过公园路的市图书馆，社科阅览室是在最里边的楼下，没有什么读者，窗外绿树成阴，整个图书馆里安静极了。至于当时读过些什么书，如今已记不清楚了，想来不外是《艳阳天》、《西沙儿女》一类。

    那时读书很轻松，课馀没什么事，因为想找点书来读，有位长者就给我介绍了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一位老馆员，那时没有电话，先是写信，约好了去的时间。一个深秋的下午，阳光照着银杏的黄叶，灿然如金，走到天赐庄，那位老馆员已在校门口等着，只记得沿着林荫道直往前走，北边有一幢两层的红楼，当时是书库，从东边的小门进去，就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很大的房间，透过玻璃门望进去，每个房间里都是满架满架的书，因为门窗关得严实，整幢楼里充溢着书的味道，有点香，有点腐，真是好闻。沿着走廊到底，上楼再一拐，有一间小屋，只放得下一床一桌一椅一架，那位老馆员就住在这间小屋里。聊了一会儿，我要借书，他拿出了两本书，《雷锋的故事》和《王杰的故事》，我摇摇头，他又从架子上取下几本《常熟地方小掌故》，说：“没什么书，这几本是自己的，拿去看看吧。”我虽然不满意，但也只好拿着书走了。临走时，我隔着玻璃门，望着灰封尘积的书不忍走，多看一眼也是好的，这一眼，我永远也忘不了。过了几天，我去还书，老馆员笑眯眯地递给我一本《水浒》，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喜孜孜地跑着回家去。就这样我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还，读了《水浒》、《儒林外史》、《封神演义》、《说唐》、《西游记》等当时很难找到的好书，这正是枯槁岁月里一段充满色彩的日子。我每次踏进那个校园，觉得树真绿，房子真美，那老馆员的话也越来越多了，有时便留我吃晚饭，从食堂里打来饭菜，那油面筋塞肉的味道，真是美极了。

    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年，恢复高考，我考入了这个大学，在那里度过四年难忘的时光；二是没有想到那位老馆员，后来成了我的忘年交，他就是版本目录学家瞿冕良先生。

    岁月如流，家里的书，越来越多，图书馆跑得越来越少了。但家里的书总是不敷用的，有时编选前人诗文，有时引用前人论述，就要借助图书馆了。当市图书馆的新馆落成后，古籍部就在天香小筑的边上，楼下阅览室很宽敞，几十种影印的大型古籍丛书，几百种工具书，安置在书橱里、架子上，取阅很是方便，如果想看古籍原本，开了书单，也会很快取来，放在桌子上，这时你就会感到读书人的福气。我凡去古籍部，总带上电脑，坐下后，随手接上电源，核校改写，就这样开始了。每次去至少半天，做得累了，就走到后面的园子里，喝口茶，抽支烟，让清新的风吹醒自己的头脑。

    我喜欢书，少年时的愿望就是到图书馆做事，记得当年高考，第一志愿就是北大图书馆系，结果数学只考了三十分，这个愿望自然付之东流了。好在后来的工作，还与书有关，为了工作，还可经常到图书馆里来看书，这就已经让我很满足了。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九中时代的点滴回忆

    王荆公曾云“少年见青春，万事皆妩媚”，我离开中学快四十年了，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中年以来的许多事，想记也难记住，而少年的事，想忘也忘不了，何况那是人生最绚烂的一段岁月。

    我读的是第九中学，即过去和后来的苏州中学，自是不敢掠美，但母校总是让人一往深情的。入校是在早春，池塘边的迎春花开得正盛，似乎人生的春天已在召唤了。那时虽已“复课闹革命”，但仍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读书是并不当回事的。然而毕竟是读中学了，对青春，对未来，总会有遐想，有寄托，有渴望，而这一切正是从上中学开始的。

    九中校园真大，大门开在人民路上，一溜儿东墙南接文庙大成殿，北至书院巷，中部南端的金工车间，与半导体器件厂隔河相望，西部的游泳池、大操场，与蜜蜂洞、建校宿舍一墙之隔。当时还在使用的明伦堂、敬一亭、尊经阁、崇圣祠等，都是前清旧构。历史最悠久的是道山，相传是钱氏南园的遗存，我经常去玩，山上满是杂树，当时道山亭早已不见踪影，据说那里葬着武斗时的殉难者，究竟是“支派”红旗兵团的，还是“踢派”五四兵团的，也没人去关心。入校后不久，就在山上盖了一座音乐教室，上课时，琴声歌声远远飘荡，我曾在科学楼下的教室读过两年，听得格外清晰。

    第二年春天去学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集体生活。那是在尹山湖农场，属于九中的，只有田畴间的前后两排房子，前排是宿舍，后排是食堂和堆放农具的杂屋。干田里活，并不十分劳累，只是感到肚子饿，散工回来，躺在宿舍里，闻着食堂里飘来的饭菜香，更觉饥肠辘辘。其实没什么好吃的，大锅的炒白菜，或是咸菜豆腐，还有一大盆咸菜汤，难得菜中有点肉丝或油渣，可算是大快朵颐了。记忆里那一个多月似乎都是雨天，到了星期天，实在熬不住，就撑着伞，踏着泥泞的小道，到场部的小卖部去，买五分钱一纸包的梳打饼干，几个同学分着吃，自己只吃到一两片。学农终于结束了，那是五一劳动节的清晨，大家打了背包，排着队，步行回城，天又下起了雨，队伍里不准打伞，大家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歌，没人说话，没人抱怨，也许大家正想着温暖的家，还有那热乎乎的饭菜。迎着风雨，走过高高的尹山桥，沿着苏嘉公路，经过宝带桥、灭渡桥，向西拐弯，从人民桥进城，到校门口才解散，尽管大家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但都带着喜悦的神情。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说：“那非常年代里的中学生活，真是匪夷所思，没有升学的压力，没有繁重的作业，让我们这帮‘一日上树能千回’的少年人，领略了社会生产生活的丰富多采，也较早地浅尝了劳动的辛苦和生活的不易。这样的中学生活，空前绝后，恰好给我们轮上了，也是一种际遇。”

    十多年来，时常见面的是蔡大镛老师，他在为编写校史发挥馀热，听他谈天，知道了不少往事，不少人物，对母校的认识更深入了。平心而论，苏中是生源好，教师好，“质与荆玉参贞，鉴与南金等照”，作为全国名校，名副其实。但在我的九中时代，没有什么小气候，与其他学校别无两致，学生都按地段入学，同样学工、学农，同样有工宣队，政治气氛同样浓烈。但就我的感受来说，母校确实有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底气，当风雨来时，它们艰难地保留着，坚韧地延伸着，风雨过后，也就自然而然地升华，自然而然地烂熳成亮丽的风景。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株洲纪行

    我没有去过株洲，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圈，距离长沙不远，坐落湘江北岸，罗霄山脉西麓，有山有水，想来也有好风景。这次读书年会在株洲召开，自然应该去的，就想找读一点什么，如名胜、古迹、土产之类的记载。结果出乎意料，原来株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还只是一个市镇，也没有旧志留下来。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著录，三国孙吴时曾于此地置建宁县，属长沙郡。但《水经注·湘水》的记载不同，“湘水又北径建宁县故城下，晋太始中立”。不管如何，建宁县在隋开皇九年就废置了，以后就一直归属湘潭县。因当地本是沙洲，槠木又多，古人就称为槠洲，也有写作槠州的。“槠”字难识难写，大概在清代后期就改了同音的“株”字，应该也是由俗写而成为正式地名的。

    自古以来，株洲水陆四达，商旅殷繁，乃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乾道八年腊月，鄙乡先贤范成大自苏州去桂林，明年二月二日经过槠洲，他在《骖鸾录》中说：“宿槠洲市，又当舍舆溯江。此地既为舟车更易之冲，客旅之所盘泊，故交易甚夥，敌壮县。”、“壮县”是指富庶繁盛的县。范成大又有《槠洲道中》，诗云：“烟凝山如影，云褰日射毫。桃间红树迥，麦里绿丛高。客子叹游倦，田家甘作劳。乘除吾尚可，未拟赋离骚。”只是描写了山野景致，未将“交易甚夥”的阛阓繁荣记录下来。浏览所及，惟赵蕃《八月八日发潭州后得绝句四十首》中有一首，云：“扁舟往作槠州过，烟雾空濛只市声。今夕再来还小泊，却逢江月正空明。”诗人回忆曾在湘江舟中，一片烟雨迷茫，遥遥传来街市上的叫卖声，这一情景是难以忘怀的。南宋人写槠洲的诗很多，如戴复古有《九日槠洲舟中》，史弥宁有《过槠洲行散》，项安世有《槠州路口小雨》，文天祥有《咸淳甲戌第二朔，予道槠洲里，徐畋方谏自长沙来为别，问客几何，曰半年矣，临别为赋》等，可见当时槠洲在交通上的重要意义，甚至是一次行旅的里程标志，否则范成大怎么会问“槠州何日到，鼓枻上沧浪”（《醴陵驿》）呢。

    至光绪后期，由萍乡煤矿斥资，修筑株萍铁路，与粤汉铁路衔接，株洲在交通上的重要性，才开始凸现出来。我看到过一些不同时期的株洲老照片，铁路和车站总是一个题材。有人说，株洲是火车拉来的城市，那是株洲城市史的真实写照。时至今日，株洲已成为湖南第二大城市，不但工业发达，还是京广铁路、武广铁路、沪昆铁路的交会点，它的繁雄也是可以想见的。

    我从苏州坐高铁到上海，再坐高铁到株洲，虽然晚点了，但只要半天时间，不像当年范成大，从苏州到槠洲，足足走了七十七天。夜幕下的株洲，车水马龙，灯火辉煌，与其他城市别无二致。到了白天，再上街去，发现这个城市是经悉心规划的，马路宽，树木多，建筑错落有致。街市又特别干净，坐在马路边的条凳上，不时看到环卫工人在来回清扫。到了晚上，主人又安排去神农城看水上歌舞表演，那是在湘江边上，视野宽广，远近高楼和电视塔上的霓虹灯，勾勒出这个现代城市的夜色。

    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株洲读书风气浓郁，爱书人比比皆是，湘江边上几十家旧书摊，让人流连忘返，参加此次年会的男女老少，在那里寻寻觅觅，几乎都有意外的收获。会议期间，旧雨新朋欢聚一堂，那是人生乐事，多饮几杯，也在情理之中。就在这次会上，我见到了早有通信而未曾识荆的阳卫国先生，见到了闻名已久的聂鑫森先生，两位都是株洲的闻人，为当地文化做了不少事，一个地方应该要有这样的人。另外，这次会上还得到不少馈赠，包括许多朋友的著作，别的就不说去了，只说其中的两种。卫国先生主编的《我的株洲》丛书，凡五册，这是对株洲的文化解读，既追述历史和古人，更反映了现在株洲的方方面面。《株洲书香》一册乃散篇结集，更让我知道株洲书香营造的，正是一种温馨的生活环境，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美好。还有一册王亚女士的《一些闲时》，在回苏州的车上就翻看起来，谈前人诗词里茶酒琴画琐碎，这个题目有不少人写过，但这一本却别开生面，借古人的酒浇自家的块垒，文字既干净，亦有意境。我不由在想，株洲写家中不知有多少好手呢。

    十月下旬的株洲，气温还很高，特别在阳光下，热得有点汗滋滋。与会者就沿着阳光普照的高速公路，去茶陵，去炎陵。茶陵县在明代编户五十里，一度升为州，毕竟还是弹丸之地，但自唐迄清，茶陵共出了进士一百二十七位，这个数字是让人惊讶的。我由此而想到李东阳，他是茶陵人，天顺八年进士，在翰林二十九年，为宰辅十五年。关于李东阳的道德文章，论者已多，毋庸赘言，只想补说几句他与苏州的关系。

    我没有读过今人编的《李东阳年谱》，《怀麓堂集》和《怀麓堂续稿》是翻过的，从所存诗文来看，他没有来过苏州，但与当时苏州士大夫的关系非常密切。举几个例子。如文林，即文徵明的父亲，成化八年进士，东阳与他既有诗文往来，又互通信函，当其妻卒，又为撰《文永嘉妻祁氏墓志铭》。如沈周，东阳为他的画题诗，为他的收藏题诗，又有《书沈石田诗稿后》，分析了“画掩其诗”的现象，“今既梓行而人诵，则诗掩其画亦未可知”。如王鏊，成化十一年进士，与东阳同朝，酬唱更多，因王父“以所居洞庭山有林屋洞天之胜”，为作《林屋养高》。如王献臣，拙政园始建主人，弘治六年进士，东阳既多赠诗，又为其在永嘉县学建奎光阁作记。如桑悦，成化元年举人，会试屡黜，东阳叹其不遇，又记下故实，《送桑民怿训导泰和》注曰：“民怿，苏人，会试春闱，策有‘胸中有长剑，一日几回磨’等语，为晏检讨汝贤所黜；又作《以至圣人之道论》，有‘我去而夫子来’等语，为丘学士仲深所黜。今年得乙榜，年二十二，籍误以二为五，用新例，辞不许，遂有是命。”如吴宽，成化八年进士第一，东阳与之酬唱最多，吴父建东庄，为作《东庄记》，乃园林史上的名篇，又为吴宽遗集《匏翁家藏集》作序，高度评价其诗文成就：“故其为诗，深厚郁，脱去凡近，而古意独存；其为文，典而不俗，鬯而不泛，约诸理义，以成一家之言。”如吴一鹏，弘治六年进士，其父卒葬天平山，东阳为作《井井亭铭》，又作《翰林吴封君墓表》，华钥《吴中胜记》中有“道出井井亭，亭刻西涯少师记”诸语。顾鼎臣墓与丙舍七十二峰阁在光福弹山，东阳为阁题额，怀应聘《游光福访梅花记》有曰：“过弹山麓，登七十二峰阁，匾为李西涯书。”邵长蘅《弹山吾家山游记》亦曰：“阁踞弹山巅，圮不可登，有李西涯篆书题额，亦破碎。”东阳在苏州曾留下不少翰墨，可惜如今只能从文献中作一回顾了。

    如果将李东阳与苏州诸君的交游编录一帙，于研究茶陵诗派亦有助益，如吴宽、王鏊、吴一鹏等都身在台阁，却与茶陵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可见茶陵诗派其实并不孤独，当时亦并非“诗道旁落，唐人风教，几于尽隳”（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的局面。

    写得有点跑题了，但说到株洲人物，必定提到李东阳，说到株洲文学，也必定提到茶陵诗派。据说卫国先生在茶陵时，主持了一套地方文化读物，第一本就是《李东阳评传》，真想问他讨一本来。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佳人参差

    沈文冲先生对毛边本情有独钟，收藏之外，还去做研究。我本来于此心存疑惑，毛边只是一种版本样式，能说出多少道道来，想不到他居然编了《毛边书情调》，写了《百年毛边书刊鉴藏录》、《中国毛边书史话》。看过以后，不得不佩服他的执着，他对毛边本确是下了功夫去研究，既辑存前人论述，又作版本考究，由民国而至当下，林林总总，蔚然可观。去年岁杪，文冲又动念编本小刊物，专以毛边本为内容，因“毛边党人”都说毛边本具有“参差”之美，故就拟名《参差》。他来信约稿，我却意外想到元人邓牧的《寄友》诗来，有道是“我还吴，君适越，遥隔三江共明月。明月可望，佳人参差。笑言何时，写我相思”。诗中的“参差”，当作睽间、相离之解，与文冲的本意也“参差”了，但依然还有话说。

    民国年间，毛边本曾风行一时，虽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流大社还有点格格不入，但像北新书局、创造社、泥土社、朝华社等则乐此不疲，不少著作家也都要求留下一些未切本，馈赠友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亲近。像北新书局，应市的毛边本，数量大概不会太少，如舍间所藏就有两本《雨天的书》、全套《达夫全集》等，都不是作者签名本，如果当时做得不多，我哪能有这样的侥幸。再翻翻当时作者的书信，送书人或受书人，也不大特别指出是毛边本，可见在当时应该比较平常。五十年代后，就少多了，当然还有像《诗刊》创刊号等，那是寥寥可数的。进入八十年代，毛边本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范用先生有“中兴”之功，三联书店的《晦庵书话》、《榆下说书》、《西谛书话》这一套书，就做了毛边本。但那一时期的毛边本，大部分是作者自印的，因此想要知道当时有过多少种毛边本，恐怕永远也弄不清楚。再过了几年，不少出版社印书，就选择品种，特意做成毛边，一般总有一二百册，在孔夫子、布衣书局等网上卖得红火，如果再加上作者签名，贴上一枚藏书票，那就几十分钟里百来本就告罄了，抱向隅之叹者大有人在，这“佳人参差”，就惟有“相思”了。

    在外界看来，我也算“毛边党人”，但自己知道，我的“党性”不坚定，属于“机会主义者”，有机会得到固然是好，没有也不在乎。承蒙诸多朋友的厚爱，时常给我寄下毛边本，如近来收到的，就有胡洪侠的《三人行》，陈子善的《不日记》，郑勇寄下的《长声闲话》五册，有的既送了毛边本，再附送切边本，像李世文寄下的《绛云书卷美人图》，一红一绿，正合我意。说实话，毛边本既置于案头，也舍不得裁开，有的只裁开目录的几页，至多再裁开一二篇来，翻看一下。这样的情形，送书人知道了，大概会不高兴，但在我来说也是实情，“佳人”者，似也不忍污垢了她的朝天素颜，不忍剪裁了她的石榴裙裾。记得民国时有某君，买书总买两本，一本切边供读，一本毛边供藏。这当然有点不合时宜，如果别人送书，更不能作如此的苛求。

    什么书适合做毛边，十五年前我有一篇小文《毛边本谈琐》，就提到这个问题。不是什么书都适合毛边的，就我的喜欢来说，最好是随笔，即使是古人的也不要紧，如止庵给我的《明清笑话集》，就来得正好。总之，书不易太厚，篇什也不能太长，那就适宜边裁边读，裁几页读一篇，休止恰到好处。但关键文章要耐读，看过后还想翻过来再看一遍，那么毛边是最好的，让那继续往下去裁的刀，多停留一歇。当然书装也要清淡雅致，与那参差的朴素相契合，那就值得忆念了。如果装帧恶俗，内容空洞，篇幅肥硕，文字一览无馀，即使做成了毛边，也不是“佳人”，自然不会去“相思”的，别说“参差”了，就是近在眼前，也是眼不见为净的好。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开卷总是有益

    “开卷有益”这句成语，出自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有道是“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这与《五柳先生传》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乃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他对读书的事，看得很平常，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且认为读书总有好处，凡“有得”，凡“有会意”，那怕只是一点儿，也会让自己高兴得忘乎所以。不像西方哲人那样，将读书的事，看得如何神圣，如何崇高，走上人类进步阶梯之类。我欣赏五柳先生这个态度，读书多半是作自己的消遣，寻自己的快活。

    十五年前，蔡玉洗先生由译林出版社奉调南京凤凰台饭店履新，为营造读书气氛，做了不少事，其中之一就是编印《开卷》。这是一份一个印张的小刊物，月出一期。当时玉洗找来薛冰、徐雁、董宁文等同道来出谋划策，事情就做起来了。起先大家各有分工，轮流当值，由宁文来做具体的事，包括排版、付印、邮寄，以及联络作者、分发稿费等等。后来因为诸君都各有胜业，有点无暇顾及，《开卷》的事就几乎全落在宁文身上了，迄至于今，依然如此。尽管在每期上宁文署着“执行主编”的职务，好像有一套班子似的，其实只有他一个人在做，什么时候不“执行”了，《开卷》就寿终正寝了。

    《开卷》的主旨，其实就是五柳先生说的那点意思，让大家来谈谈各自读书的所得，包括书人书事，一点一滴，全然是书的趣和读的乐，这就有了不少读者，作者自然也多了起来。几年以后，《开卷》在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成为“读书圈”的一个平台。我是喜欢这份小刊物的，总是从头到尾一字不拉地看过，甚至其中的微言大义、话外之音，也能揣度出几分。《开卷》开始的几年，民间编印的读书刊物寥寥可数，定期收到的还有范笑我先生编的《秀州书局简讯》。我看过之后，就寄给外地的朋友，也没有固定的人，给谁寄书，给谁写信，就附上一份，不少朋友看过后，竟也按捺不住连续阅读的欲望，就直接与笑我或宁文联系上了。正因为这个缘因，舍间尚存的《开卷》，零零碎碎，如今要想去凑全一套，几乎是不可能的，宁文曾装订过几年的合订本，大概也不会有存货了。我想，像《开卷》这样印数不多的小刊物，社会存量也不会多，凭其作者之阵容，文章之精采，信息之丰富，以后会成为集藏的珍品。

    依我看来，《开卷》可分三个阶段，一是“凤凰台”，二是“卧龙湖”，三是“问津书院”。在“凤凰台”阶段，经费既有保障，编印运作正常，还经常组织一些活动，人气也很旺盛，《开卷文丛》就是那时开始刊行的。当蔡玉洗先生退了，人走茶凉，自然牵挽不住，无可奈何，宁文只好另辟蹊径，寻求社会资助，于是进入“卧龙湖”阶段，那几乎是在孤军奋战，勉力维持，虽然说不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却是希望看到的。去年，宁文与天津问津书院王振良先生合作，一起来编印《开卷》，想来这应该是一个顺水顺风的新阶段。

    《开卷》十五年了，宁文让我写点纪念的文字，那是不好推辞的。一本民间读书刊物，风风雨雨十五年，确实是个异数，宁文是付出心血的，他的青春年华，都与这本小刊物结伴同行，自然对它有感情。如今宁文也人到中年了，回想走过的路，大概会有很多感慨吧。宁文过去也有过几个斋名，前些时候，他对我说，斋名想改成“开卷楼”，让我给他写方匾额，我自然惟命是从。因为开卷总是有益的，宁文也不例外，更何况他编的《开卷》，记录了许多人开卷后的琐碎，读读《开卷》，岂非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呢。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书林中的一枝秀色

    如今的书即使薄册小本，大都印得精致讲究，应该归功印刷材料和印刷技术的日新月异，归功装帧理念的与时俱进。上了年纪，时常会想起以前看过的书，不说内容，就以书装而言，也纷纭杂沓，各具面貌，就像是服饰，也反映了那个时代。

    百花文艺出版社向以散文作号召，先后印过数十套散文丛书，其中持续时间最久，品种最多，也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乃是一套别致的小方本，没有丛书名，只是开本、版式一致，自然就成一套丛书了，因为装帧者并非一人，封面设计的风调，各具情趣，耐人寻味，比起当下各种丛书的“穿制服”，那要好得多，堪称当时书林中的一枝秀色。约在八十年代中期，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开始编印一套“散文丛书”。三十二条开本，印了好几十种。一南一北两套散文，在当时都很有影响。

    我与这套小方本结缘，得从谢大光先生说起。一九七九年，我在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散文》月刊即将创办，大光先生前来组稿。他那年才三十六七岁，与七七、七八级中的年长者，年纪相差无几，想法也比较一致，很快就与我们一批同学熟悉起来。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与我们不少同学还有联系，其中也包括在下。当时这套小方本正在不断推出新品，他不时给我寄下几册，舍间还保存着几十册，绝大部分是他的馈赠。那时我喜欢读散文，特别是孙犁先生写的，让我心醉神迷，于是就开始写点介绍的文字，在《读书》、《书林》、《书讯报》、《深圳特区报》等报刊上发表，这也是我写读书随笔的起始。关于这套小方本开，我写过好几篇文章，后来大都收入《枕书集》，最近我找出来翻了一下，就有孙犁的《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姜德明的《绿窗集》，吴岩的《风云侧记》，黄秋耘的《丁香花下》，吴泰昌的《文苑随笔》，梅苑的《人海巴黎》，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等，也算是当了一会小小的吹鼓手。因为喜欢这套小方本，甚至有不成三瓦之叹。孙犁的前几集，都在这套丛书里，《老荒集》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入那套“散文丛书”，我曾问过大光先生，他回答说，让陈先法捷足先登了。也不知为什么，孙犁的《如云集》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刊行，却做成了三十二条开本。于此我总觉得有点遗憾，放在一套里该多好啊。直到一九九九年，汪家明先生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编了“耕堂劫后十种”，才让我的愿望得以满足。

    正因为有了这套小方本，才会有我那些浅薄的文字，才会与姜德明、吴岩等先生熟悉起来。吴岩先生当时主持上海译文出版社，给我寄下不少书，包括他译的《泰戈尔抒情诗选》、《情人的礼物》、《小城畸人》等，后来知道他是昆山周庄人，与我外祖有同乡之谊，也就更多书信往来。八十年代中期，我与人合编《江南名镇》，请他给写了一篇序，那真是一篇难得的妙文。去年春上，大光先生来苏州，还谈起吴岩先生，说他已去世了，我说怎么还看到吴岩的文章，他说，这吴岩另有其人，不是那位原名孙家晋的翻译家吴岩。

    刘运峰先生对这套小方本不能移情，广事搜罗，深入研究。前些年，王振良先生编《天津记忆》，印了运峰的《百花小开本散文百种经眼录》，正编介绍了九十七种，附编三种，合计百种，又附录了三篇文章，运峰的《情有独钟“小开本”》，董延梅先生给运峰的信，大光先生的《想起林呐》。这已经将这套小方本的前世今生介绍得很清楚了，不啻是出版史料的别裁。如今运峰又作了修订，即将付梓，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这自然是在做功德。

    虽然这套小方本时常勾起我的回忆，虽然与我同时代的许多读者也都留下深刻印象，但就像是昔年烟景，只能作遥远的缅想，既已时过境迁，也就不必再去重印，就借助运峰的著录，让这种留在心底的忆念，更清晰明朗起来。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宁文写意

    宁文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句老话，《开卷闲话》印了九编，每编邀约好几位写序，有点像旧时文人的刻稿，遍请师友，大家都来一篇，弄得不好，序的篇幅就超过了正文。此次，宁文又要印本自己的画册，照例约请众人，如果是饭局，我自然一马当先，但却是文章，就有点犹豫了，担心自己拾去的木柴，有点潮湿，弄得烟雾腾腾，甚至其他人的干柴烈火也看不见。话虽这么说，文章还是要写的，虽然已过了宁文给的最后期限。

    早就听说，宁文会画画，但从来没有看到过，前些时候，他给我一本小册《宁文写意》，果然俞律先生在题《春江帆影图》中说：“宁文先生致力书画十馀年，笔墨颇见精神。”如此算来，他开始画画比写文章似乎还早一点。宁文的画，确实是写意的，不求工细形似，只求以自己的笔墨勾勒景物神态，寄托自己的情趣。元人汤君载《画鉴》就说：“华光长老以墨晕作梅，如花影然，别成一家，正所谓写意者也。”在《桃花扇》第二十三出《寄扇》中，香君唱道：“摘的下娇色，天然蘸好；便妙手徐熙，怎能画到。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衬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幅桃花照。”杨龙友在扇上画桃花，也是“写意儿几笔”。宁文取材山水，墨气淋漓，笔触粗犷，虽然只是取意，却会让读者生出种种联想。如丁芒先生题《对弈图》云：“眼底棋枰堪骋志，掌中霹雳亦纵横。经天纬地参差是，不觉芭蕉绿愈浓。”流沙河先生则由《野趣图》想起苏东坡的《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由此看来，写意并非尽由笔墨，也是心迹的透露，性情的抒写。

    苏州方言中有“写意”的词儿，就举《海上花列传》中的例子，二十三回中阿巧说：“有客人来，搭客人讲讲笑话，蛮写意。我末绞手巾、装水烟忙煞。”十一回中巧珍说：“耐倒说得写意哚！勿吓末，为啥人家才搬出来哉嗄？”二十九回二宝说：“瑞生阿哥倒蛮写意个人，一点点脾气也无拔；听见倪叫无娒末俚也叫无娒。”三个例子虽然都是说“写意”，意思是有点不同的，第一个例子是舒服、快乐，第二个例子是轻松、不累，第三个例子是随便、随意。

    我想将苏州方言中的“写意”一词送给宁文，也是这三个意思，画画是满足自己的快乐，不必太劳累，太辛苦，同时更可以随意一点。众所周知，如今画画人吃香喝辣了，过上了自有这个职业以来最好的日子，犹有不满足的，各竭尽能事，以争一席之地，水泊梁山排座次，上一位也是好的，这也无可非议，只是过得太累，这大概也不是宁文的追求。但如果宁文有卖画的收入，不论多少，都是好的，那就不仅在夫子庙请我吃小点心了。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范成大《吴郡志》

    范成大，字至能，一作致能，号石湖居士，宋平江府吴县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调徽州司户参军。乾道四年知处州。五年召为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擢起居舍人兼侍讲。六年迁起居郎，加资政殿大学士，使金，以不辱命除中书舍人。九年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淳熙元年除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四年起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参知政事、知明州兼沿海制使置、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九年因病奉祠归里。绍熙三年，起知太平州，旋归。四年卒，年六十八。追封崇国公，谥文穆，葬天平山仰天坞。

    《吴郡志》五十卷，周必大《范公成大神道碑》等称《吴门志》，乃成大晚年所撰。书成之明年，成大卒，因其著作权存疑，未及时刊刻。至绍定初，李寿朋来守平江，始刻其书。赵汝谈序于此事记道：“初，石湖范公为《吴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时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哗曰：‘是书非石湖笔也。’守惮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书藏学宫。”、“绍定初元冬，广德李侯寿朋以尚书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习知之。及谒学问故，惊曰：‘是书犹未刊邪？’他日拜石湖祠，退从其家求遗书，得数种，而斯志与焉，校学本无少异，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于是刻焉。关于此书的著作权之疑，赵汝谈在序中作了介绍：“余闻石湖在时，与郡士龚颐、滕茂、周南厚，三人者，博雅善道古，皆州之隽民也，故公数咨焉，而龚荐所闻于公尤多，异论由是作。”边实《玉峰续志自序》也提到此事：“石湖先生志吴郡，尝与龚、滕、周三君子相诠次，有某人持某事求入志不得，遂哗曰：‘志非石湖笔也。’石湖笑不辨。”郭晦《至元嘉禾志序》则说：“范石湖非不稿《吴郡志》，以妄议而不得刊。”诸说皆有不同。考成大晚年行事，以《吴郡志》体量之大，似非成大一己之力所能完成，龚等三人很有可能是编纂《吴郡志》的实际参与者，并非仅仅“荐所闻”、“相诠次”而已。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洪武《苏州府志》卷三十八等著录，龚颐当作龚颐正，字养正，嘉泰元年赐进士出身，官至秘书丞，学问赅博，嘉泰二年卒，年六十三；滕茂当作滕宬，字季度，叶適弟子，以学行赐号廉靖处士，晚居齐门，嘉定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周南字南仲，叶適弟子，绍熙元年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嘉定六年卒，年五十五。成大卒，三人均在世，当质疑《吴郡志》著作权时，三人均未表态，至绍定二年，李寿朋刊刻《吴郡志》，三人则均已去世。这是中国版权史上的典型事例，正德《姑苏志》说得比较客观，卷五十一称成大“家居时，与郡士龚颐、周南、滕宬采缉郡事为《吴郡志》五十卷”。

    南宋是方志史上的重要时期，从记载范围来看，已从地理扩大到人文历史，人物和艺文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体例上趋于完备，进入成熟、定型阶段。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说：“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从总体来说，南宋方志史料翔实、考证精审、内容丰富，为后代的方志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吴郡志》是南宋方志中的创体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说：“其书凡分三十九门，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中之善本。刊板久佚，此本犹绍定旧椠，往往于夹注之中又有夹注。考成大以前，惟姚宏补注《战国策》尝有此例，而不及此书之多，亦可云著书之创体矣。”它对苏州后世修志影响很大，卢熊《苏州府志》的体例，明显取法《吴郡志》。成化十年，刘昌《姑苏郡邑志序》说：“乃法范文穆公成大所撰志，参以百家，裨以群史。”正德元年，王鏊《姑苏志序》则说：“由今而观，范志峻而整，卢志详而赡，而其间亦不能无异同焉。”于是“合范、卢二志，参以诸家，裨以近事”。至于夹注，则是《吴郡志》的一个特点，全书征引文献近一百五十种，署郑虎臣《吴都文粹》九卷即据此辑成。

    《吴郡志》也有瑕疵，翁方纲《书吴郡志后》说：“其五十卷中，官名地号之称谓非法，人氏名号之信笔乱填，盖宋人诗话家风，大变史文格律，其无当于方志专家、史官绳尺，不待言矣。其所以为世所称，则以石湖贤而有文，又贵显于当时，而剪裁笔削，虽不合于史法，亦视近日猥滥庸妄一流，固为矫出，得名亦不偶然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十有多条辨证，包括地理沿革、牧守题名等错失。又，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未编年稿卷一引柳商贤语：“《吴郡志》好刺取小说神仙鬼怪荒诞之说，以悦俗目。后来志书踵而增盛，此非小失。”然而瑕不掩瑜，《吴郡志》仍是南宋方志的佳作。

    范成大所订《吴郡志》，记载以绍熙三年为下限，至绍定二年付刻，已时隔三十七年，于是李寿朋令校官汪泰亨会同何漳、刘九思、李起、李宏等订讹补阙。赵汝谈在序中说：“书止绍熙三年，其后大建置，如百万仓、嘉定新邑、许浦水军、顾泾移屯等类皆未载，法当补。于是会校官汪泰亨与文学士杂议，用褚少孙例，增所缺遗，订其脱讹，书用大备，而不自别为续焉。”汪泰亨以后，仍有增补，特别是牧守题名，钱熙祚《吴郡志校勘记》说：“范志止绍熙三年，汪续至绍定二年，而此卷题名讫于淳祐、宝祐，不知何人所补。”在一部志书上，不断增补史料的做法，混淆了原本的时代，对利用和研究《吴郡志》造成了不少障碍，《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就说：“泰亨所续，当时不别署为续志，遂与本书淆乱，体例殊乖。”

    《吴郡志》今存主要版本，有宋绍定二年刻本、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抄本、嘉庆《墨海金壶》刻本、民国吴兴张氏择是居景宋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守山阁丛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地方文献丛书》陆振岳点校本等。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

    范成大著作繁富，周必大《范公成大神道碑》说：“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后自裒次为《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别著《吴门志》五十卷，使北有《揽辔录》，入粤有《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出蜀有《吴船录》，各一卷。”另有《梅谱》、《菊谱》等。《石湖集》乃成大晚年手自编定的诗文全集。成大卒后之绍熙五年，杨万里作《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集序》，称其子范莘为父之文集求序，谓“方先公之疾而未病也，日夜手编其诗文，数年成集，凡若干卷”。嘉泰三年，全集付梓，范莘、范兹跋称“诗文凡百有三十卷，求序于杨先生诚斋，求校于龚编修芥隐，而刊于家之寿栎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则著录《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宋史·艺文志七》也著录《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与周必大所说者合，较范莘等跋所称一百三十卷多出六卷，疑为附录，殆非别本。

    一百三十六卷本《石湖集》，久无完帙，惟诗集三十四卷存世，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四即云“石湖诗三十四卷”。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一著录旧钞本《石湖居士文集》三十四卷：“陈氏《书录》载《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今仅存诗集一种，曰《文集》者，犹仍旧本也。有杨万里序，男莘跋，旧为吴文定藏书，板心有‘丛书堂’三字，其全集尝刻于嘉泰间，卷末有‘奉议郎枢密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兼资善堂小学教授龚颐正校正’一行。”明弘治十六年，金兰馆铜活字排印《石湖居士集》三十四卷，傅增湘《董若雨钞本石湖居士集跋》说：“然即此三十四卷之诗，明代自金兰馆活字外更无他刻，故康熙以前传世者只有钞本。”至清康熙二十七年，长洲顾嗣立爱汝堂刻《石湖居士诗集》三十四卷，顾氏跋称“吾友金子亦陶所藏，从宋板抄得，更为广录诸家，较勘精密，可称善本”。《四库全书》即据此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著录《石湖诗集》：“此本为长洲顾嗣立等所订，乃于全集之中独摘其诗别行，而附以赋一卷。前有杨万里、陆游二序，然万里所序者乃其全集，不专序诗；游所序者乃其《西征小集》，亦非序全诗。以名人之笔，嗣立等姑取以弁首耳。据万里序，集乃成大所自编。考十一卷末有自注云：‘以下十五首，三十年前所作，续得残稿，附此卷末。’其馀诸诗，亦皆注以下某处作，是亦手订之明证矣。诗不分体，亦不分立名目，惟编年为次。”

    成大以文学名，尤工吟咏，与杨万里、陆游、姜夔等以诗相赏识。杨万里《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集序》说：“至于公，训诰具西汉之尔雅，赋篇有杜牧之刻深，骚辞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则柳子厚，传任侠则太史迁，至于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窘，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求其只字之陈陈，一唱之呜呜，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内，诗人不过三四，而公皆过之无不及者。”陆游《范待制诗集序》说：“公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成大关注国计民生，表现于状景、叙事、咏史、怀古诸多题材之中，风格清新婉丽、温润精雅，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六十一就说：“自余观之，南渡以后，范石湖、陆放翁两家为冠。杨诚斋谓范之清新，陆之敷腴，姜白石谓温润如范，俊逸如陆，当时已推服之。然范诗易看而难入，当由其温润，进其清新；陆诗难择而易耽，当汰其敷腴，宝其俊逸。”

    在文学史上，成大以田园诗著名，代表作有《四时田园杂兴》、《腊月村田乐府》等，备受历代论者推重。吴沆《环溪诗话》卷下说：“且如农桑樵牧之诗，当以《毛诗·豳风》及石湖《田园杂兴》比熟看，梦中亦解得诗，方有意思长益。”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二说：“范石湖《四时田园杂兴》诗，于陶、柳、王、储之外，别设樊篱。王载南评曰：‘纤悉必登，鄙俚尽录，曲尽田家况味。’知言哉。其《村田乐府》十首，于腊月风景渲染无遗，吴中习俗，至今可想见也。”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也说：“诵其石湖养闲诸什，东园归老诸诗，杂缀园亭，经营草木，乡居琐事，吴俗岁华，亦足以陶写尘襟，流传佳话，雅人深致，故自不凡。”田园诗最早见《诗·豳风·七月》，后来陶潜有《癸卯岁春怀古田舍》等，已将田家生活和劳动过渡到隐逸的理想，至范成大才使田园诗还归它的本原。钱钟书《宋诗选注》说：“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仿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成了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划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

    成大别集的刊本，今存明弘治十六年金兰馆铜活字本《石湖居士集》，清康熙二十七年顾嗣立刻本《石湖居士诗集》，同年有黄昌衢藜照楼刻本《范石湖诗集》。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点校本《范石湖集》，诗用顾刻为底本，校以黄刻，词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校以《彊村丛书》本。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新一版，富寿荪重作校勘，收诗三十四卷、词一卷、补遗一卷，另有附录四。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出版孔凡礼《范成大佚著辑存》，凡《范石湖集》失收之作皆辑录入编，足资参阅。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王鏊《震泽先生集》

    王鏊，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震泽先生，明苏州府吴县人，家洞庭东山。年十六，随父北上读书，国子监诸生争相传诵其文，由此而得叶盛、陈选等器重。成化十年乡试，次年会试，俱为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杜门读书，避远权势。弘治初，迁侍讲学士，充讲官，以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喻阻孝宗嬉游。转詹事府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寻以忧去。正德元年，起左侍郎，入内阁，逾月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殿大学士，尚书仍旧。时刘瑾专权，大臣多有枷死者，王鏊知天下事不可为，郁郁不得志，三上疏求去，得旨许归，于四年致仕。自此居家十四年，优游山水间，悠然自适，阖门自重，不妄交与，廷臣交荐不起。世宗即位，遣行人存问，敕有“全德盛名，海内推重”之语，王鏊上《讲学》、《亲政》两篇。嘉靖三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傅，谥文恪，葬东山陆巷村南梁家山麓。

    王鏊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少即以制艺号召一时，文徵明《太傅王文恪公传》称其“少工举子文，既连捷魁选，文名一日传天下，程文四出，士争传录以为式”。世称王鏊、钱福、唐顺之、瞿景淳为明代时文四大家，一说以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思泉为四大家。他不仅是制义大家，且精通诗学，积极倡导古文辞，初学于苏，晩学于韩，折衷于程、朱，肆力群经，下逮子史百家之言，莫不贯综。徐缙《文恪公行状》说：“少为文，思如泉涌。见三苏文，大爱之，读之至忘寝食，于是才思益涌。应试之作，援笔立就。及官翰林久，刊落浮华，力追古作，规模昌黎，以及秦汉，其文始变矣。尝言吾读《孟子》，得为文之法。识者论其文，纯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伟峻洁，体裁绝然，振起一代之衰，功不在韩、柳下。晚年精于理学，每自有所得，有先儒所未发者。”霍韬《叙文恪公集》说：“世之文由才传者，吾见之矣。合才与学者，我未之见也。合才与学，盖有之矣。合人品与学与才，吾殆未之见也。故曰文之传也，人品也，学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又曰才格也，学力也，人品也，胥赖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犹可名世，况于公具焉。或曰：‘公在孔门如何？’谓厓子曰：‘公若及孔门，宜列游、夏之间；性善之对，则式孟氏；人心道心之论，宜式程、朱。’”《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也说：“鏊以制义名一代，虽乡塾童稚，才能诵读八比，即无不知有王守溪者，然其古文亦湛深经术，典雅遒洁，有唐宋遗风。盖有明盛时，虽为时文者，亦必研索六籍，泛览百氏，以培其根柢，而穷其波澜。鏊困顿名场，老乃得遇，其泽于古者已深，故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也。”其诗不事刻削，以自然为工。邵宝《王公墓志铭》称其“诗萧散清逸，有王、岑风格”。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则说：“诗不专法唐，于北宋似梅圣俞，于南宋似范致能，峭直疏放，于先正格律外，自成一家。”王鏊著作，有《震泽先生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等，重辑蔡昇《震泽编》，并领衔纂修《姑苏志》。

    《震泽先生集》三十六卷，按文体分类。卷一至卷八为赋、诗，卷九为联句、词，卷十至卷十七为序、引、说、记，卷十八为内制，卷十九至卷二十为奏疏，卷二十一至卷三十一为碑传、行状、表碣、墓志铭、哀词、祭文，卷三十二为颂、赞、箴、铭，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四为杂著，卷三十五为题跋，卷三十六为书。

    《震泽先生集》初刻于嘉靖十五年或稍后，卷首有霍韬嘉靖十五年序。万历十七年，王鏊玄孙永熙等重校梓行，改名《王文恪公集》，朱国桢、董其昌参与其事，并各撰一序。又刊刻王鏊曾孙、永熙父禹声的《鹃音》、《白社诗草》。禹声字遵考，号闻谿，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湖广承天府知府。朱国桢序称王鏊“以真人品，据大文章，在朝在野，后先所撰，汇成三十有六卷，名曰《震泽先生集》，寿诸枣梨，年深漫漶。而先生之曾孙闻谿公，清风伟节，异世同符，归自承天，亦著有《鹃音》、《白社》二稿，存笥未刊。玄孙文学永熙，合梓之家塾。以己丑之役，不佞附公骥尾，辱在通家，委之集序，而因得卒业焉”。董其昌序也说：“己丑之役，予幸厕其籍，得所著《白社》、《鹃音》二稿读之，沨沨乎何其音之肖也。”可见朱、董参与重校的王鏊集，始于万历十七年，故称“己丑之役”。禹声因阉党肆毒地方，为民请命，于万历二十八年奉旨回籍听勘。故刻禹声两稿，当在二十八年以后。《七十二峰足征集》卷四十四称禹声“著有《白社》、《鹃音》，附刻《文恪公集》后”。此刻即所谓万历三槐堂本，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王文恪公集》三十六卷附《鹃音》一卷、《白社诗草》一卷，八册，明万历刻本，九行二十字。原题‘震泽王鏊济之著，吴兴朱国桢文宁校，云间董其昌阅’，此本版心亦有‘三槐堂’三字，版式与陈仁锡所刻《沈石田集》相同，盖同为陈元素所写刻者。”此外，还有来鹤堂万历修订本《震泽先生全集》、三槐堂清重修本《王文恪公集》、乾隆《四库全书》抄本《震泽集》等。

    王鏊诗文集，自嘉靖付梓后，未有点校整理者。二〇一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吴建华点校本《王鏊集》，收入《震泽先生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附王禹声《续震泽纪闻》。

    二〇一六年七月四日

    沈复《浮生六记》

    沈复，字三白，号梅逸，清苏州府长洲县人，家沧浪亭西，地属上元乡全吴里。一说为元和县人。乾隆二十八年生，自幼读书，十九岁起习幕，除短暂经商外，一生几乎都以坐馆游幕为业。嘉庆十三年，清廷册封琉球国中山王尚灏，经“总角交”石韫玉推荐，他作为正使齐鲲的从客随行。自琉球回，游幕如皋十年，晚归苏州。无锡人顾翰《拜石山房集》卷四有《寿沈三白布衣》一首，诗云：“昔闻沈东老，家贫乐有馀。床头千斛酒，架上万卷书。我观三白翁，踪迹毋乃似。无心慕荣利，不肯傍朝市。当年曾作海外游，记随玉册封琉球。风涛万里入吟卷，顿悟身世如浮沤。人间得失等毫发，一意率真非放达。桥边孺子呼进履，当代大臣来结袜。偶因币聘来雉皋，十年幕府衣青袍。买山无赀去归隐，肠绕吴门千百遭。吴阊门，虎阜寺，高道名僧日栖止。期君结屋相往来，拊掌一笑林花开。赠君以湘江绿筠之杖，饮君以幔亭紫霞之杯。腰缠不羡扬州鹤，岁岁同看邓尉梅。”此诗约作于道光三年，沈复五十九岁，江南传统做寿，“做九不做十”，故乃贺其六十大寿，从中可略窥其生平大概。沈复以布衣终身，多才多艺，尤擅绘事，晚年被画史著录。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卷五十引《畊砚田斋笔记》：“沈复，字三白，元和人。工花卉。”《畊砚田斋笔记》刊刻年代不详，《历代画史汇传》则初刻于道光五年，沈复当时尚在人世。

    《浮生六记》是迄今所知沈复惟一留下的文字，自述生平行状，记叙了夫妻生活的闺中乐趣和闲情逸致，更记叙了他们的坎坷和哀怨。成书以后，未曾刊刻。道光年间，阳湖人管贻葄曾读到《浮生六记》的稿本，有《长洲沈处士三白以〈浮生六记〉见示，分赋六绝句》。沈复在世时，《浮生六记》已有不止一种钞本流行。在近年发现的钱泳稿本《记事珠》中，曾这样记道：“吴门沈梅逸名复，与其夫人陈芸娘伉俪情笃，诗酒倡和。迨芸娘没后，落魄无寥，备尝甘苦，就平生所历之事，作《浮生六记》，曰《静好记》、《闲情记》、《坎坷记》、《浪游记》、《海国记》、《养生记》也。梅逸尝随齐、费两册使入琉球，足迹几遍天下，亦奇士也。”在原稿中被圈去的段落中，有“梅逸终年奔走，在家之日常少，惜余从未一面其人”诸语。由此可知，钱泳看到钞本时，沈复尚在，且钞本六记题目，与今流行本不同，钱泳还摘录了《海国记》的部分内容。今流行本仅存《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四记，乃杨引传在苏州冷摊上发现，时在道光二十九年前，是稿本还是钞本，今已无可稽考。光绪三年，杨引传将《浮生六记》辑入《独悟庵丛钞》，作为《申报馆丛书续集》的一种，于光绪四年排印付梓。这是《浮生六记》的最早刊本，有杨引传序，王韬跋，另将管贻葄六绝句和潘钟瑞题词刊于书前。

    《浮生六记》刊印后，深受读者喜爱。光绪三十二年，东吴大学堂《雁来红丛报》予以连载，一九一五年王文濡辑《说库》，也将其收入，以后坊间印本甚多，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俞平伯的点校本，一九二四年由北京霜枫社刊印，由朴社发行，后又改由上海开明书店刊印，堪称当时最为精核的版本，风靡一时，屡屡重印。《浮生六记》不但有极多印本流传，并且还有林语堂的英译本及日、德、法、意大利、马来文等译本。此外，上海沦陷时期，费穆编导的舞台剧《浮生六记》，前后共上演六次，计三百四十二场；一九四七年，上海实验电影工场摄制古装片《浮生六记》，由费穆监制，裴冲编导，舒适和沙莉分饰三白和芸娘，风靡一时，不少观众为之一掬同情之泪。由于《浮生六记》深入人心，至有人伪造已佚的《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两记，这反映了读者的美好愿望，因为读者关心沈复的命运，尤其是芸娘殁后沈复的生活。

    《浮生六记》属忆语体自叙传，就仅存四卷来说，以回忆夫妻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王韬《浮生六记跋》称其“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于伉俪尤敦笃。卜宅沧浪亭畔，颇擅水石林树之胜。每当茶熟香温，花开月上，夫妇开尊对饮，觅句联吟，其乐神仙中人不啻也。曾几何时，一切皆幻，此记之所由作也”。沈复妻芸娘，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浮生六记英译自序》说：“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之宽，或者同她到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意陪她去参观伦敦博物院，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因此，我说她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因为确有其人）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非故甚其辞。”对于生活，芸娘的态度是“布衣菜饭，可乐终身”，林语堂说：“读了沈复的书，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苦痛——这安乐，我想，很像一个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托尔斯泰在《复活》所微妙表出的一种，是心灵已战胜肉身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陈寅恪对其记叙闺房私情的表达方式有很高评价，《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俞平伯《德译本浮生六记序》则说：“沈复习幕经商，文学非其专业。今读其文，无端悲喜能移我情，家常言语，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此无他，真与自然而已。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虽曰两端，盖非二义。其闺房燕昵之情，触忤庭闱之由，生活艰虞之状，与夫旅逸朋游之乐，即各见于书，而个性自由与封建礼法之冲突，往往如实反映，跃然纸上，有似弦外微言，实题中之正义也。”同时，全书无酸语，无赘语，无道学语，意兴所到，自然而然。俞平伯早年在《重刊浮生六记序》中说：“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他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虽然赞美得有点过头，但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浮生六记》自初刊迄今，印本约有一百三四十种，今内地流行的版本，主要有一九八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俞平伯点校本、二〇〇三年北京出版社王稼句编校本、二〇一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彭令整理本等。

    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

    顾禄《清嘉录》

    顾禄，字铁卿，一字聪之，一作总之，号茶磨山人、晚香主人，清苏州府吴县人。生卒年无明确记载，据笔者推考，因其别署“寅郎”，故当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又据袁学澜《重过抱绿渔庄感旧记》记载，其“辛丑重午”尚在园中“携燕婉，凭棐几，薰炉茗椀，笑傲其间”，至“癸丑五月”作此文时，已“不禁怃然，有感于怀”，可见其卒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后至二十三年五月前。他的生平大略，韦光黻《闻见阐幽录》记道：“顾铁卿禄，吴附生。恃才华，纵情声色，娶妾居山塘之抱绿渔庄，刻《清嘉录》、《桐桥倚棹录》，外洋日本国重锓其版，称为才子。为友陈某诱致邪僻，事连同系于官，陈某逸去，旋以疾卒。”袁学澜则记下了他瘐死的原因：“闻顾觑觎郡中一富族，诬以不轨，富人出金求解，顾未餍，富人讼之官，致受杖下狱以没。”因顾禄此事不容于社会道德，故亲友讳言其人，如韦光黻在刊印自己的《在山堂吟稿》时，就将有关他的篇什全部删去，找不到一点与他交往的痕迹。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就少有记载了。

    据《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五所录，顾禄是嘉庆二十二年吴县诸生，与道光十二年壬辰科状元的吴钟骏同年。他道光元年秋曾参加乡试，林衍源《颐素堂诗钞序》说：“迨道光辛巳秋以试事至省，总之枉过予寓斋，见其人豪迈跌宕，议论风生，有解衣磅礴之概。”明年秋又试，《省闱日记》就记其与韦光黻同赴南京与试，未尝得志，报罢而归。以后或又再试，惜无记载。他是以诸生终其身的，因家境富裕，衣食无忧，既能刊刻著作，又能挟资出游文酒诗会，“纵情声色”也就是自然的事了。

    顾禄年轻时即勤于著述，早在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元年就辑行《颐素堂丛书》，存十六种，其中署顾禄撰者，有《雕虫集》、《紫荆花院排律》、《紫荆花院诗稿初卷》、《骈香俪艳》、《买田二十约》、《酒春秋》、《看枫约》、《壶中揽胜》、《虎阜登涉图仪注》、《广杂纂》十种，各为一卷。署寅郎者，《羽族棋谱》一卷。又，与褚逢椿合辑《烟草录》一卷。道光二年后，顾禄又重刊《颐素堂丛书》，共十四种，删去他人所作四种，新增《省闱日记》一卷、《题画绝句》两卷，《羽族棋谱》改题《鸟棋谱》，整部丛书所收全是自己的著作。顾禄的主要著作都是在道光间问世的，五年刊印《颐素堂诗钞》六卷，八年刊印《颐素堂诗钞》八卷，十年刊印《清嘉录》十二卷，十八年刊印《艺菊须知》两卷附《晚香吟》一卷，二十二年刊印《桐桥倚棹录》十二卷，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

    《清嘉录》刊刻后不久，即传入扶桑，日人朝川鼎为之序，久居安原等校勘训点，重镌敷布，自此以后，流播广泛，版本迭见，有别署《吴趋风土录》或《吴门风土记》者。此书乃专记苏州一地岁时风俗，在此之前，如崔寔《四民月令》、杜台卿《玉烛宝典》、陈元靓《岁时广记》等，叙终岁典故，未有专记一方风土者，而苏州舆地之书，如张勃《吴录》、陆广微《吴地记》、范成大《吴郡志》等，仅间涉风俗。故能以月为序，以节令民谚为题，叙地方风土人情，娓娓详备，兼能参稽群籍，并附加考按者，当以《清嘉录》为最。光绪四年《啸园丛书》本有葛元煦跋，称是书“将吴中风俗，分十二月详晰编载，不惮烦琐，其中溯源往事，博引群书，洵为雅俗共赏”，可“俾入境者作采风问俗之资，握管者为数典征文之助”。书中岁时节物之所陈，市肆好尚之所趋，街谈巷议，农谚山谣，以资歌咏，以助剧谈。至于书名，则取自陆机《吴趋行》“土风清且嘉”之句。

    书前有序三篇、题辞一组。顾承序说：“吾家铁卿荟萃群书，自元日至于岁除，凡吴中掌故之可陈，风谣之可采者，莫不按节候而罗列之，名之曰《清嘉录》，洵吾吴未有之书也。”顾日新序说：“小阮铁卿明经，以超隽之才，喜著述之事。读书之暇，纂列吴中岁时琐事，凡十二卷，访诸父老，证以前闻，纠缪摘讹，秩然有体。庄子谓‘道在蝼蚁’、‘道在尿溺’。夫蝼蚁、尿溺，至微且浊矣，而不嫌每下而愈况。盖天地之至道，贯于日用人事，其传之于世者，皆其可笔之于书者也。”题辞有顾震涛诗一首，云：“思入才人笔，翻新旧亦妍。胸怀除俗韵，援引富陈编。卷帙留三寸，工夫阅十年。太平真有象，歌舞颂尧天。”杨秉桂有诗三首，一首云：“吴娘解唱晚凉天，此日何劳画舫编。低亸云鬟脂粉尽，风光略异十年前。”两诗都提到“十年”，则《清嘉录》自起笔至刊刻，费时十年或超过十年。

    《清嘉录》虽为风土杂著，但涉及颇广，尤其对社会情状有比较真切的反映，有助于了解嘉道年间苏州社会经济和人情世态。所记社会底层生活，更为他书所少见，如关于商贩兜售、江湖卖艺等记录，堪称十分详尽。“采风问俗，纪录宜详。是书凡郡邑志所已载与夫所不及载、所不能载者，虽琐必登。至于乡风之昔废今传，今废昔传，皆在删增之例。若止行于一隅，未能遍晓者，概从阙如”。且几乎每条都引证前人记述，又引近人诗词佐证，“文尾则采录九邑人之诗词，皆隐寓陈善闭邪之意，以冀世道人心有所裨益。若无关于土俗时趋，属诸怀古之什，俱不采录。其间偶有一二题缺之者，亦偶有一二题数首者。”（《例言》）此书征引群书，可称繁富，惜所引舛误较多，正可见作者未获永年，不遑订正。

    关于《清嘉录》的意义，周作人在《夜读抄·〈清嘉录〉》中说：“我们对于岁时土俗为什么很感到兴趣，这原因很简单，就为的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人民的历史本来是日用人事的连续，而天文地理与物候的推移影响到人事上，便生出种种花样来，大抵主意在于实用，但其对于季节的反映原是一样的。在中国诗歌以及绘画上这种情形似乎亦很显著，普通说文学滥调总是风花雪月，但是滥调则不可（凡滥调均不可），风花雪月别无什么毛病，何足怪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与看见泥土黑了想到可以下种，同时对于物候变迁的一种感觉，这里不好说雅俗之分，不过实者为实用所限，感触不广，华或虚者能引起一般的兴趣，所以仿佛更多诗意了。在这上面再加上地方的关系，更是复杂多趣，我们看某处的土俗，与故乡或同或异，都觉得有意味，异可资比较，同则别有亲近之感。”

    《清嘉录》版本甚多，详笔者《〈清嘉录〉版本闻见记》。主要流行版本有道光十年初刻本、日本天保八年覆刻本、光绪四年《啸园丛书》本、光绪十七年上海乐善堂刻本、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来新夏点校本、一九八六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地方文献丛书》王迈点校本、二〇〇五年古吴轩出版社《苏州文献丛钞初编》王稼句点校本。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叶昌炽《语石》

    叶昌炽，字颂鲁，号鞠裳，又号缘督，晚署寂鉴遗老，清苏州府长洲县人。年十六为县诸生，入正谊书院，为冯桂芬及门弟子，佐修《苏州府志》。光绪二年举于乡，十五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赏侍读衔，充会典馆帮总纂、国史馆提调，迁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撰文。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赏戴花翎，加三品衔，升授侍讲。二十八年任甘肃学政，诰授通议大夫。三十二年，废科举，以裁缺归，居花桥老屋。三十四年，存古学堂聘为史学总教习，充礼学馆顾问官。辛亥后，聘为清史馆名誉总纂、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吴县公立初等商业小学总理等，著述以老。一九一七年卒，年六十九，葬天平山贺九岭。

    昌炽是晚清金石、目录、校勘大家。曹元弼《叶公墓志铭》说：“长洲叶公，承二百数十年上教下学、斯文极盛之绪，囊括网罗，奫泣澄怀。不幸丁纲常坠地、礼乐分崩之厄，独醒独清，身教言教，高风亮节，并轨亭林。方之汉儒，盖顾先生为伏生，而公为杜子春矣。”、“公校勘学冠当代，初与管明经同鉴定瞿氏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嗣为蒋芗荪太守校《铁华馆丛书》，精埒涧薲。为潘文勤校《功顺堂丛书》，传习艺苑。又櫽括历代藏书源委，为《藏书纪事诗》七卷，示学者读书津途。论列古今石刻，发凡起例，创通大义，成《语石》十卷。两书皆独有千古，然在公学问全体犹一斑耳。以公经术之深而未有说经专书，盖先辈慎重经义，惟以圣贤成训立身教人，不敢轻言著述也。最后刘翰怡京卿延校宋本四史。”昌炽著作，除《藏书纪事诗》和《语石》外，还有《缘督庐日记》、《寒山寺志》、《邠州石室录》、《奇觚庼文集》、《奇觚庼诗集》等。

    昌炽自少从事碑版之学，他在《语石》自序中说：“访求逾二十年，藏碑至八千馀通。朝夕摩挲，不自知其耄。及亡儿在日，每得石本，助予讨论。后进来学，亦间有乐予之乐，而苦于入门之无自。因缉为此编，以饷同志。上溯古初，下迄宋元，元览中区，旁征岛索，制作之名义，标题之发凡，书学之升降，藏弆之源流，以逮摹拓装池，轶闻琐事，分门别类，不相杂厕。自首至尾，可析可并。既非欧、赵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考释，非辑录，但示津途，聊资谈囿。”此书起写于光绪二十六年三月，至二十七年十一月完稿，凡四百八十六通，分为十卷。昌炽自序补记说：“此书脱稿后，越二月，即奉视学甘肃之命。度陇，见闻略有增益。丙午归里，养疴渎川，再加厘订，去其复重，距辛丑写定，又八年矣。”时已在宣统元年，即以改定稿付梓。

    自北宋以来，金石学可谓极盛，名家千数百人，著作两千馀种，或存目，或录文，或图像，或摹字，或纂字，或分地，或分人，或音释，或义例，或考证，或题跋，可谓穷极博奥，然未有通古今寰宇而总论之者。惟叶昌炽《语石》，虽专论石刻，考订源流，辨别体制，评述书迹，有囊括包举、参稽荟萃之长。其书之卓识别裁，精博通贯，别开生面，在学术史上尤享有盛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继此有钱大昕之《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之《金石三跋》，洪颐煊之《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之《铁桥金石跋》，陈介祺之《金石文字释》，皆考证精彻，而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其专举目录者，则孙星衍、邢澍之《寰宇访碑录》。其后碑版出土日多，故《萃编》、《访碑录》等再三续补而不能尽。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麐、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赓续有作。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而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又，跋《叶鞠裳〈语石〉》说：“前清乾嘉以降，金石之学特盛，其派别亦三四。王兰泉、孙渊如辈，广搜碑目，考存佚源流，此一派也；钱竹汀、阮芸台辈，专事考释，以补翼经史，此又一派也；翁覃谿、包慎怕辈，特详书势，此又一派也；近人有颛校存碑之字画石痕，别拓本之古近者，亦一派也；其不讲书势，专论碑版属文义例者，亦一派也。此书专博不及诸家，而颇萃诸家之成，独出己意，有近世科学之精神，可以名世矣。”《语石》问世后，广受好评，沈梅羹《与张重威书》说：“《语石》纵横贯串，左右逢源，兴会之浓，文辞之美，为自来金石家独辟蚕丛，别开灵囿。昔与艺风谈及，赞叹以为必传之作，可知同道之推服矣。此书亟应一读。”吴郁生《缘督庐日记钞序》也说：“余谓著书难，本朝嘉道后人则更难。独君之《藏书纪事诗》、《语石》二编，乃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

    《语石》的版本，有清宣统元年自刻本、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一九五三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购得柯昌泗《语石异同评》稿本十卷六册，此书悉依《语石》体例，对叶著所论，按条加以补充订正，指出其异同，间亦评论叶氏之得失。《语石》代表着近代研究古代石刻的最高学术水平，柯氏之作亦不在叶著之下，都是重要的考古学研究著作，故将两书合刊一册，中华书局一九九四年初版。

    二〇一六年七月九日

    三更有梦书当枕

    “三更有梦书当枕”七个字，若从逻辑上分析，既然入梦，枕不枕书有何相干，如果醒着，书作了枕，也就读不成了。然而这七个字凑得正好，那是有诗意的，梦中有书，书中有梦，营造了一个夜读的境界。琦君就拿它来做书名，因这个书名而去买这本书的人，应该很是不少。

    倚枕夜读，不少人都有体会，若说得益多少也未必，舒坦而适心，则是必然的。就我的感受来说，尤其是窗外大雪纷飞，或风雨交加，甚至只听得冷雨淅沥，则更有孤寂中的欢喜。如果晚上没有应酬，我每天都要摸索到零点，那就是三更天了，下楼沐浴，然后就寝，那是睡不着的，就倚在枕上，拿本书来读。有时没翻了几页，睡意袭来，就抛书熄灯，一枕黑甜了，有时也会延宕很久，那往往由于精神兴奋，并不是书的内容让你欲罢不能。不管如何，这时的读书都是为了混瞌睡。虽然是混瞌睡，但读到有意思的地方，还折个角，或夹张纸条。那书里的折角或纸条，有时派用场，更多是任其闲置，过不了多久，就全忘记了。

    倚枕而读，不宜长篇巨制，更不宜深奥曲折之考论辨正，篇幅要短，内容要有趣，最好是小品、日记、书信之类，如果是笔记小说，最好是短篇，如《聊斋志异》之类，翻过一二篇就可歇搁了。这时的读，除混瞌睡之外，也会有收获。就说前几天的事，我白天正继续写那本《纵横姑苏》，当建炎兵燹，城市几乎全毁，秦桧的妻兄王㬇来任知府，开始重建，因为秦桧的关系，王㬇也不得好评，其人其事，史志记载甚略。夜来倚枕读《孙内简尺牍》，意外看到孙觌给王㬇的书信十数通，就大大丰富了这段故事。有时也会自寻烦恼，今三更天翻读谢其章的《北京往日抄》，他常有某某“写到”的句式，以下是引文，那应该是“写道”才对，“写到”则是“提及”的意思。那好了，“写到”、“写道”，缠入了梦里，睡得也不踏实了。

    “三更有梦书当枕”，固然是好，过了三更就差不多可以歇了，不必“三更灯火五更鸡”的，“五更鸡”时睡得正酣，早睡早起，晚睡晚起，都合乎作息规律。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为《上林》作

    耍货：纸叫鸡

    当我孩童时，时常随外婆上菜市场，总能看到卖琐碎玩具的，有肩挑的，摆摊的，那都是些用竹木泥纸做成的玩艺儿，制作粗率，价格低廉。纸叫鸡往往插在草把上，那是用泥捏作鸡形，糊以纸，再加彩绘，有的还插上几根鸡毛，尾端露出一小段芦管，可吹出嘟嘟的声音来。

    这件耍货已很有历史了，晚明王思任游无锡惠山，他在《游慧锡两山记》中说：“买泥人，买纸鸡，买木虎，买兰陵面具，买小刀戟，以贻儿辈。”那时的纸鸡，大概还只具形质，并不能吹响。至康熙朝，禇人穫有《咏纸鸡》两律，题注：“或用泥木，不一其质。”诗云：“心巧裁成称五德，粉糊废纸一番新。尚怀孟德空馀肋，似困刘琨竟失晨。饮啄俱忘还索斗，羽毛粗具便堪珍。木牛竹马应同传，寄语儿曹次第陈。”、“羽毛丰满费经营，雏凤姿容土木成。恬似守雌征素养，谊难烹伏愧交情。秦关过客夸啼曙，齐境遗民误养生。几上昂然如鹤立，儿童不惜掌中擎。”朱陖《纸鸡》一律云：“嘴距毛衣巧饰精，翰音形状竟如生。看来宛有俱全德，听去殊无不恶声。置向闲窗谈未得，养虽如木斗难成。群儿戏弄非求媚，天宝坊中似有名。”从诗咏来看，尚不能确定它是否能吹响。

    至乾隆朝，纸鸡已确然可以吹响了，且有了纸叫鸡或叫鸡、吹鸡的名号。它往往在新年里兜售，顾禄《清嘉录》卷一说：“献岁，乡农沿门吟卖黄连头、叫鸡，络绎不绝。”注引吴存楷《新年杂咏》小序：“吹鸡，揭竿缚草以处鸡群，口衔箬管，巡街吹卖，其音曰哺哺哺，故名哺哺鸡，亦名叫鸡。”蔡云《吴歈百绝》咏新年事云：“潜投红刺姓名轻，安步时防裂爆惊。深巷乱鸡更迭叫，村童结队卖芦笙。”自注：“俗甚重贺岁，然非素相习者，止以名刺投门隙，甚无谓也。群儿聚嬉，爆声连路，芦笙吹以娱小儿者，葭管箬簧，饰成冠羽，名曰叫鸡。”这是苏州的情形，孩子们过着新年里的快乐时光，他们流连街头，点放爆竹，那些投拜年帖子的仆役，一不留神，就会吓了一大跳。更有意思的是，孩子们在巷子里竞吹纸叫鸡，嘟嘟之声，此起彼伏，正是“深巷乱鸡更迭叫”，就像在结队卖芦笙似的。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晚近。戚饭牛《牧牛庵笔记》说，清末民初，“每值岁首元旦至元宵，此半月中，苏城葑、齐二门外之乡妇村童，手携青竹斗方篮，篮柄一面缚稻草帚，遍插以泥纸鸡毛小玩物，名为叫鸡鸡，中有芦管，以口吹之，许许有声也。”再接下来，就是我记忆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前，就看不到了，在当时形势下，已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

    各地都有卖玩具的，玩具中都有纸叫鸡。周作人在《洋囡囡》中回忆了清末绍兴的情形：“小孩的玩具大抵多在庙市或新年设摊售卖，但乡下也有店铺，墙上大书曰‘耍货’，其实这也只能算文言，口语中则称之为‘嬉家生’，意思是说游戏用的器具，并无玩物丧志的意味含在里边，我觉得这倒是很难得的。他的种类并不很多，大都是模仿家生什物的。一是武器，木制刀枪槌斧，附纸制假面，俗名胡脸子，倒与古名胡面子相合，可见原来是胡人的脸相。二是乐器，锣鼓铙钹，喇叭箫管。三是家具，桌椅盘碗，烛台手炉等。四是杂类，竹木制的蟠龙斗老虎，泥制可吹响的鸡与青蛙，各种人物如状元、老嫚、‘一团和气’与老寿星，此外也有孩童，却只有正面着色，总称曰烂泥菩萨。”其中提到“泥制可吹响的鸡”，即是纸叫鸡，绍兴人俗呼“吹嘟嘟”。观鱼《绍兴的风俗习尚》说：“妇女们烧香后，多买竹龙、吹嘟嘟之类，带回家给儿孙们作回货。”原注：“出门带点东西回来叫回货。”

    周作人的《儿童生活诗补·玩具》特别提到“吹嘟嘟”，诗云：“门前迎会闹哄哄，耍货年年样式同。买得纸鸡吹嘟嘟，木头斗虎竹蟠龙。”自注：“城中神佛按时出巡俗称迎会，多有炫卖玩具者，率极质朴。以纸屑、泥土及羽毛为鸡形，中有竹叫子，吹之有声，名曰吹嘟嘟，大抵只值一文一个。”他在《往昔三十首·玩具》中提到自己的童年玩物，亦云：“往昔买玩具，吾爱填填鼓。亦有纸叫鸡，名曰吹嘟嘟。”

    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纸叫鸡，形状面貌大概很有些不同。在晚清徐州坊间刷印的升官图“日用杂品”上，也有纸叫鸡一物，就描绘来看，可能是用泥捏的，虽说与江浙的纸叫鸡迥异，但也为这种耍货提供了实物图像。

    二〇一七年十月八日

    耍货：不倒翁

    我小时“逛观前”，在玄妙观里的耍货摊上，常常见到不倒翁，红红绿绿一大堆。玩不倒翁，十分有趣，将它按捺后即旋转如舞，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就是不倒，即使将它按倒，一松手就直立起来了。故北人称它“扳不倒”，南人称它“跋弗倒”、“拨弗倒”、“扳弗倒”。那摊头上的不倒翁，都是纸身泥底，下身用泥塑作半圆形，上身用纸板做成人形，再用纸包裹全身，加以彩绘。我所见到的造型，有寿星、醉汉、渔翁，最多是作官人装束，或着红袍，或着绿衫，头上戴着乌纱帽，当旋转时，两边的软脚幞头也颤动不已。那时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不倒翁的价钿相当便宜，一只不过七八分钱，但依然买不起，手里捏着两三分钱，还想吃碗豆腐花呢。

    不少中国玩具学者认为，不倒翁源自唐代流行的酒胡子。就我浅显的认识来看，虽说两者都是偶人，又都能旋转，但就玩具性质来说，却不是同类，因为酒胡子不能做到按而不倒，也就是偶人的重心，没有这方面的特别设计。

    酒胡子是唐人常用的劝酒具，作胡人容貌装束。王定保《唐摭言》卷十记荆南人卢汪晚年失意，作《酒胡子》长歌，序云：“二三子逆旅相遇，贳酒于旁舍，且无丝竹以用娱宾友。兰陵掾淮南王探囊中得酒胡子，置于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觞之时，人心俯仰，旋转所向者举杯。’其形类人，亦有意趣，然而倾侧不定，缓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诮之。”歌云：“同心相遇思同欢，擎出酒胡当玉盘。盘中臲卼不自定，四座亲宾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徇俗随时自圆转。此物五藏属他人，十分亦是无情劝。尔不耕，亦不饥。尔不蚕，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仪容本非天地力。雕镌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装饰。长安斗酒十千酤，刘伶平生为酒徒。刘伶虚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肠，空令酒胡名酒胡。”从歌咏来看，那酒胡子应该是木雕，鼻尖眼碧，戴着绿帽，穿着红衣，行令时将它放在盘子里旋转，当它停下来后，面对着谁，谁喝酒。元稹有一首《指巡胡》，诗云：“遣闷多凭酒，公心只仰胡。挺身惟直指，无意独欺愚。”说那酒胡子一手直指，当它停下来后，手指向谁，谁喝酒。

    到了宋代，酒胡子的形制又有点变化。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说：“饮席刻木为人而锐其下，置之盘中，左右欹侧，僛僛然如舞状，久之力尽乃倒，视其传筹所至，酬之以杯，谓之劝酒胡。程俱致道尝作诗云：‘簿领青州掾，风流曲秀才。长烦拍浮手，持赠合欢杯。屡舞回风急，传筹向羽催。深惭偃师氏，端为破愁来。’或有不作传筹，但倒而指者当饮。”这种酒胡子上大下锐，仿佛陀螺，旋转停止，就会跌倒，跌倒在谁面前，谁就喝酒。

    由此可见，唐宋酒胡子与不倒翁不是一物，但前代考据家似未能细察，如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三“不倒翁”条就说：“儿童嬉戏有不倒翁，糊纸作醉翁状，虚其中而实其底，虽按捺旋转不倒也。”接着考引《唐摭言》，认为“唐人已有此物，名酒胡子，乃劝酒具也”。“按此则其形制与今所谓不倒翁者正相似，特其名不同耳”。顾张思《土风录》卷三“拨弗倒”条也说：“吴梅村有《戏咏不倒翁》诗。按，即今儿童嬉戏之‘拨弗倒’也。（俗讹如佛佛倒。）或以之侑酒，古名‘酒胡’。”需要说明的是，酒胡子不能做到“按捺旋转不倒”，不倒翁却也可以行酒令。

    那么明清以来流行的不倒翁，究竟起源何时，未看到明确记载。偶读《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其中一篇《不倒翁》提到日本玩具“达摩”：“不倒翁在日本的时运要好得多了。当初名叫‘起来的小和尚’，就很好玩。在日本狂言里便已说及。‘狂言’系是一种小喜剧，盛行于十二三世纪，与中国南宋相当。后来通称‘达摩’，因画作粗眉大眼，身穿绯衣，兜住了两脚，正是‘面壁九年’的光景。”蒋风在《玩具论》第一章《玩具的历史》中也提到日本玩具“达鲁玛”：“这是一个把佛教传到中国和日本的和尚的名字。他静坐了几年，双腿瘫痪了，所以‘达鲁玛’是一个不倒翁，孩子们以试图推倒它为乐。它也是为了纪念达鲁玛的功德，代表坚忍不拔的意志力。”蒋风说得有点夹缠，“达鲁玛”就是“达摩”，这是家喻户晓的佛教人物。如此看来，不倒翁大概不是中国的发明，可能是宋元时期受外来玩具影响，对传统的酒胡子作了改造，故就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倒翁。

    中国特色的不倒翁，很早就赋予它讽刺的意味。据《明史·刘吉传》记载，成化末流行一句谣语：“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以刘吉、万安、刘珝同在内阁，尹旻、殷谦、周洪谟、张鹏、张蓥、刘昭长六部，于君德阙失、政事污浊，俱无一语，故以此讥之。及刘吉为首辅，言者攻之不已，而刘吉一点无碍，人因呼为“刘棉花”，以其耐弹也。由此看来，所谓“纸糊”者，正是不倒翁也，不是易破易穿的物事。禇人穫《咏跋弗倒二律》之一云：“惟君赋性自谐诙，粉饰形容纸作胎。才着彩衣难学仆，乍增面具便称魁。媚人只合团团战，劝酒翻宜得得来。莫道婴儿嬉戏物，纸糊台阁列三台。”自注：“成化中有‘纸糊三阁老’之谣。”

    前人咏不倒翁，大都是从它的处世圆滑、摇摆不定、装腔作势、腹中空空等方面入眼的，当然它的造型是颇滑稽的。如吴伟业《戏咏不倒翁》云：“掉首浮生半纸轻，一丸封就任纵横。何妨失足贪游戏，不耐安眠欠老成。尽受推排偏屈强，敢烦扶策自支撑。却遭桃梗妍皮诮，此内空空浪得名。”彭彮《咏跋弗倒》云：“虎丘游客泛归桡，傀儡累累两袖豪。时式正宜添假面，官方聊与着红袍。随人簸弄形如醉，镇日跏趺体更劳。叹息物情偏好异，俄然跋倒笑声高。”朱陖《拔弗倒》云：“体态妆颠更弄娇，不分妍丑尽轻佻。欹斜似醉还翘举，旋转如狂更动摇。虚馁一腔文士腹，痴肥半截美人腰。虽然时尚供嬉戏，太盛还疑是世妖。”

    由前人的咏唱来看，不倒翁正象征着社会上的一类角色，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却总也倒不了，这是他们的生存能力。孩提时玩不倒翁，只觉得它的滑稽而趣味盎然，当长大了，踏进社会，才逐渐认识了那些角色的面目，于是就与不倒翁就建立了联系，也就知道世道人心的险恶了。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遥远的市声

    市声者，街市上之声音也，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二说：“阛阓街衢，红尘雾起，市声隐振，漏尽犹喧。”如文徵明《饮子畏小楼》云：“君家在皋桥，喧阗井市区。何以掩市声，充楼古今书。”市声的概念很大，所谓“总总而生，林林而群”，它们交响汇成一片，充满着浓郁的人间情味，折射出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光泽，听着市声，会让人感到生活的真实存在。

    范成大晚年住在平江城内西河上，即今桃花坞大街，虽然远离闹市，但也市廛连络，并不幽静。他在家中，听着高墙外传来的不同声音，就知道是什么时辰了，有《自晨至午，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戏书四绝》，诗云：“巷南敲板报残更，街北弹丝行诵经。已被两人惊梦断，谁家风鸽斗鸣铃。”、“菜市喧时窗透明，饼师叫后药煎成。闲居日出都无事，惟有开门扫地声。”、“北砦教回挝鼓远，东禅饭熟打钟频。小童三唤先生起，日满东窗暖似春。”、“起傍东窗手把书，华颠种种不禁梳。朝餐欲到须巾里，已有重来晚市鱼。”古人将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约两小时，第五更称残更，巡夜的更夫敲过残更了，天还没有亮；寺院里的僧人排着队，一边弹着丝竹，一边念经，缓缓地从街上走过，或许正是做了法事回去；这时鸽子出笼了，趁着曙光在空中翱翔，它们系着的风铃，呜呜作响。天色大亮了，附近的菜场上喧闹起来，远远传来卖饼人的吆喝声，这时仆人就落下门栓，打开大门，开始清扫过道和天井。当北大营教场的操练即将结束，擂鼓声渐远渐息，东禅寺的午饭钟也敲响了。这时菜场即将落市了，贩鱼人又急急地叫卖起来。

    范成大说的“墙外人物之声”，就是市声，其中饼师的吆喝，还有落市时的卖鱼声，都属招徕买卖，也可称为货声。翁偶虹在《货声》中说：“从狭义上讲，货声是商贩用艺术的语言招引顾客的一种手段，北京俗语叫做‘吆喝’。但从广义上讲，这并不是商贩的惟一手段，有的商贩并不吆喝，而是敲打所售之货，或用简单的乐器，击奏出单调的而又是有节奏的声响，代表吆喝。”、“至于货声的播扬，也分两种，一种是穿街过巷的流动商贩，一种是列摊街头或赶庙会的固定商贩，他们各有独具特色的货声。固定的商贩，不分节令，长年累月地蟠居一隅。流动的商贩，则因节令而增减，视销路而转移。所以流动的商贩货声，不只要按春夏秋冬四季为序，甚至可以详细地分月而录。固定商贩的货声，虽然累岁长扬，其中也有随着节令而递增递减。不过，生活的习惯，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先月而闻、节后残唱的货声所在多有。”

    翁偶虹说的，大致是清末民初北京的情形，但货声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吆喝、吟叫和器物声响，自古已然。如姜太公卖牛肉，用刀背敲击砧板，《楚辞·离骚》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王逸注：“鼓，鸣也。或言吕望太公，姜姓也，未遇之时，鼓刀屠于朝歌也。”又如楚人卖矛和盾，据《韩非子·难一》说，他在卖盾时吆喝：“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他在卖矛时又吆喝：“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又如伍子胥吴市吹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说：“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子胥吹篪是为了乞食，与街头卖唱是一回事。

    宋代以后，城市规模更大，聚集人口更多，商品经济更发达，招徕买卖的货声也更繁杂了。

    吆喝是招徕买主最传统的形式，宋人谓之“叫”，“叫卖”是吆喝的本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天晓诸人入市”说：“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记立秋日，“都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是月，瓜桃梨枣盛有，鸡头亦有数品，若拣银皮子嫩者为佳，市中叫卖之声不绝”。卷六记腊月廿四日，“此日市间及街坊叫卖五色米食、花果、胶牙饧、箕豆，叫声鼎沸”。岁暮，“其各坊巷叫卖苍术、小枣不绝”。卷十三记早市，“孝仁坊口，水晶红白烧酒，曾经宣唤，其味香软，入口便消”；记夜市，“中瓦子前卖十色糖，更有瑜石车子卖糖糜乳糕浇，亦俱曾经宣唤，皆效京师叫声”。又有沿街头盘叫卖、担架子叫卖种种吃食，“各有叫声”。唐宋人别称酒为“春”，故卖酒亦称“叫春”，晁补之《谯国嘲提壶》有云：“何处提壶鸟，荒园自叫春。”卖饼自然也得吆喝，前引范成大诗，就有“饼师叫后药煎成”之咏。

    宋人称收卖旧衣为“喝故衣”，喝者，即吆喝也，闹市之中，必用高音亮嗓之喝，以作招徕。又如卖卜，范成大《夜坐有感》云：“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号呼卖卜谁家子，想欠明朝籴米钱。”夜来卖卜人在深巷经过，“号呼”卖卜，想来短促而凄切。至《梦粱录》卷三记夜市上，“更有叫‘时运来时，买庄田，娶老婆’卖卦者”，则是吆喝向吟叫的过渡。

    再举后世吆喝的例子，《析津志辑佚·岁纪》记元大都正月十六日，“名烧灯节，市人以柳条挂焦于上叫卖之”。九月九日，“都中以面为糕馈遗，作重阳节，亦于阛阓中笟䇲芦席棚叫卖，如七夕、午节，市人又多以小扛车上街沿叫卖”。晚明王思任《游满井记》说：“卖饮食者，邀呵：‘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贵有贵供，贱有贱鬻。”其所“邀呵”者，即吆喝也。清光绪中察富敦崇《燕京岁时记》记六月卖冰胡儿曰：“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儿！’胡者核也。”又记七月卖菱角、鸡头曰：“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下河。’盖皆御河中物也。”至闲园鞠农编《燕市货声》，则集咸同以后北京吆喝之大成矣。

    吟叫是在吆喝基础上的变化，吆喝的叫卖主题明确，相对简短和重复，吟叫则是“叫”而加“吟”，更富有节奏和声腔，有长有短，音调各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天晓诸人入市”，“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卷五记正月初一日，“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当徽宗时，有人认为，市廛间的一片吟叫之声大不吉利，据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三记载，有程公衡者，颇知音律，“宣和间，市井竞唱韵令。程曰：‘五声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后二帝播迁”。南渡以后，临安依然如此情景，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说：“和宁门红杈子前买卖细色异品菜蔬，诸般嘎饭，及酒醋时新果子，进纳海鲜品件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记元夕节食，“皆用镂鍮装花盘架车儿，簇插飞蛾红灯彩盝，歌叫喧阗，幕次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直”。又卷三说：“雨后新凉，则已有炒银杏、梧桐子吟叫于市矣。”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说：“隆兴间，德寿宫与六宫并于中瓦相对，令修内司染坊设著位观，孝宗冬月正月孟享回，且就看灯买市。帘前堆垛见钱数万贯，宣押市食歌叫直一贯者，犒之二贯。时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如李婆婆鱼羹，南瓦张家圆子之类。”

    这里再举“吟叫百端”的几个具体例子。

    如卖日用杂物，朱勔的父亲朱沖，早年就是一个串街过巷的“常卖人”，即所谓货郎。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说：“朱勔之父朱沖者，吴中常卖人，方言以微物博易于乡市自唱，曰常卖。”朱沖“自唱”，必有内容和音调，惜已不得其详。据今存苏汉臣、李嵩所绘《货郎图》来看，货郎或推独轮车，或挑担子，或用拨浪鼓以作招徕，或也作吟叫，如元杂剧《风雨像生货郎旦》第四折副旦所唱：“无过是赶几处沸腾腾热闹场儿，摇几下桑琅琅蛇皮鼓儿，唱几句韵悠悠信口腔儿，一诗，一词，都是些人间新近希奇事，扭捏来无诠次，倒也会动的人心谐的耳，都一般喜笑孜孜。”再如元杂剧《朱太守风雪渔樵记》第三折正末扮张古上，正“做着个捻把儿的货郎”，叫云：“笊篱马杓，破缺也换那。”

    如卖饼，张耒有诗记卖饼儿，《北邻卖饼儿，每五鼓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也，因为作诗，且有所警示秬、秸》云：“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那是将卖饼的词儿编成歌曲，乃吟叫发展阶段的产物。庄绰《鸡肋编》卷上说：“食物中有馓子，又名环饼，或曰即古之寒具也。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绍圣中，昭慈被废，居瑶华宫。而其人每至宫前，必置担太息大言。遂为开封府捕而究之，无他，犹断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则个。’人莫不笑之，而买者增多。”那卖馓子的叫卖，别出心裁，“亏便亏我也”，或“待我放下歇则个”，并非平淡地说出，当是有音调的吟哦。

    如卖花，《东京梦华录》卷七说：“是月季春，万花烂熳，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梦粱录》卷二说：“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故陆游《临安春雨初霁》有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蒋捷《昭君怨·卖花人》云：“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杏花。”那卖花声，也被闺中模仿，吴渭《月泉吟社诗·第五十二名戴东老》有云：“谁家子女群喧笑，竞学卖花吟叫声。”

    吟叫在宋元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一段吟叫，伴以器乐，唱段越来越绵长，铺陈越来越丰富，情趣也越来越浓厚。《梦粱录》卷十三记夜市，“又有虾须卖糖，福公个背张婆卖糖，洪进唱曲儿卖糖”。卷十六记临安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耐得翁《都城纪胜·茶坊》也说：“绍兴间，用鼓乐吹梅花酒曲，用旋勺如酒肆间，正是论角，如京师量卖。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吟叫在这方面的发展，直至晚近，如唱卖梨膏糖、唱卖年画、唱拉洋片等，仍在这个范畴内。

    由于吟叫富于音乐之美，遂被乐人摹仿，加以改造，成为固定曲调，形成体系独特的说唱伎艺，即“货郎儿”、“货郎太平歌”、“货郎转调歌”。高承《事物纪原·博弈嬉戏部》说：“嘉祐末仁宗上仙，自帝即位至是殆五十年，天下稔于丰乐，不意邦国凶变之事，而英宗谅阴不言，能昭其功，然四海方遏密。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戏，其本盖自至和嘉祐之间叫紫苏丸，洎乐工杜人经、十叫子始也。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间以词章，以为戏乐也。今盛行于世，又谓之吟叫也。”吴自牧《梦粱录》卷一记祠山圣诞，“歌叫卖声，效京师故体，风流锦绮，他处所无”。卷二十说：“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记吟叫艺人，就有“文八娘叫果子”。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记“诸色伎艺人”，吟叫就以姜阿得、钟胜、吴百四、潘善寿、苏阿黑、余庆为代表。这是别一话题，在此表过不提。

    以敲奏乐器、拍打货物等声音来作买卖招徕，则源远流长，前举姜太公鼓刀、伍子胥吹篪，就是先秦的例子。《诗·周颂·有瞽》“箫管备举”，郑玄笺：“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可见吹箫卖糖也是很早的事了，王应麟《汉制考》卷四说：“卖饧之人，吹箫以自表也。”宋祁《寒食假中作》有云：“草色引开盘马路，箫声催暖卖饧天。”此风一直延续至近代，潜庵《苏台竹枝词》有云：“卖饧天气听吹箫，拾翠人归冶服娇。”唐宋时太湖渔民卖鱼，论斗不论斤，并击鼓招徕，正德《姑苏志》卷十三说：“渔人以鱼入市，必击鼓卖之，其卖者旧以鱼斗数鱼，以二斤半为一斗。”元大都卖糕饼，则敲铜锣、敲木鱼，《析津志辑佚·风俗》说：“诸蒸饼者，五更早起，以铜锣敲击，时而为之。及有以黄米作枣糕者，多至二三升米作一团，徐而切破，秤斤两而卖之。若蒸造者，以长木竿用大木杈撑住，于当街悬挂，花馒头为子。小经纪者，以蒲盒就其家市之，上顶于头上，敲木鱼而货之。”大都民间又有惊尸之俗：“人家有丧亡，一应卖乌盆，叫卖诸物，敲打有声，即来相搏骂，为之惊尸。”

    宋元以后，行业繁盛，敲击响器以作招徕的更多了，有的一直延续至晚近。以开封为例，光绪《新编祥符县志》卷九“市集”说：“行货，有摇小鼓，两旁自击，卖簪珥、女笄、胭脂、胡粉之属者；有鳞砌铁叶，进退有声，磨镜洗剪刀者；有摇郎当，卖彩线绣金者；有小旗招飐，携巾箱卖零星绘帛者；有阁阁柝声，执杓卖油者；有拍小铜钹，卖豆末者；有驱䡃辘小车，卖蒸羊者；有煮豆入酒肆，撒豆胡床，以求卖者；有挑卖团圆饼、薄夜（即馒头）、牢丸（即汤圆）、毕罗（即磨磨）、寒具（即馓子）、萧家馄饨、庾家粽子，如古人食品之妙者；有肩挑卖各种瓜果菜者；有入夜击小钲卖饧者；有悬便面于担易新者；有求残金笺扇等器熔出金者；有买肆中柜底土及掏市沟、刷街泥，以搜遗钱银屑者；又有攒花于筐，灿然锦色，卖与人种植者。往来梭织，莫可殚记。”行商之外，坐贾也有敲响器的，如前举姜太公鼓刀卖牛肉就是，其他还有不少例子，有趣的是澡堂击磬，袁鸿《东江竹枝词》有云：“一门如隔万山重，相约门前小立逢。莫后莫先时候记，浴堂罄当自鸣钟。”自注：“浴堂汤热时，击磬于屋上，以招浴者。”

    以响器作招徕，什么响器也就代表了什么行业，于是出现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名号，贴切而传神，几乎家喻户晓。《韵鹤轩杂著》卷上说：“百工杂技，荷担上街，每持器作声，各为记号。修脚者所摇折叠凳，曰‘对君坐’；剃头担所持响铁，曰‘唤头’；医家所摇铜铁圈，曰‘虎撑’；星家所敲小铜锣，曰‘报君知’；磨镜者所持铁片，曰‘惊闺’；锡匠所持铁器，曰‘闹街’；卖油者所鸣小锣，曰‘厨房晓’；卖熟食者所敲小木梆，曰‘击馋’；卖闺房杂货者所摇，曰‘唤娇娘’；卖耍货者所持，曰‘引孩儿’。”《韵鹤轩杂著》刻于清道光元年，作者苏州人，姓氏无考。与此几乎同时，苏州人石渠写了一组诗，题为《街头谋食诸名色，每持一器以声之，择其雅驯可入歌谣者各系一诗，凡八首》，分咏“引孩儿”、“唤娇娘”、“催饥”、“厨房晓”、“虎撑”、“报君知”、“惊闺”、“对君坐”八种响器。至民国年间，苏州人潘昌熙仿石渠作六首，分咏“引孩儿”、“催饥”、“报君知”、“惊闺”、“厨房晓”、“唤娇娘”六种响器。关于招徕响器的诗，应该还有不少，我仅按浏览所及记之，并再略略引申开去，聊作介绍。

    “对君坐”，修脚匠所持，各地不一。江南用折叠凳，供修脚匠坐也。石渠《对君坐》题注：“行则摇，坐则止，修脚者所持器。”诗云：“足趼难行行若跛，谋生贱业到来夥。手持寸铁尔何人，一座公然对君坐。”晚近北京修脚匠则用双小木梆，闲园鞠农《燕市货声·工艺》记道：“修脚匠，双小木梆，带把，夹一手指间，行击之。”齐如山《故都市乐图考》有图，认为所用乃“乍板”，称其“来源甚远，古人唱‘光光乍’即此，故名乍板。莲花落所用之乍板，亦系此种，不过形式不一样耳”。也有用竹板的，《北京民间生活彩图·修脚图》注道：“每日间手持竹板，名曰‘对君作’，长街游走，竹板一响，便知修脚的来。如遇修脚之人，二人对坐，将脚搁在膝盖上，用小小刀割取脚上鸡眼，取其行路平稳。庙场必有。”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也提到修脚匠的竹板：“下街修脚人吆喝：‘修脚啊！捉猴儿啊！’法物是两块竹板，与算命人所持稍有不同，两块同为二寸宽五寸长，打法亦不同算命人，系左手之板，掌心横放，右手之板，平面下击，竹面相碰，敲法系不太紧三下，一顿再紧敲两下，与算命之先一后二、发脆声者不同，所以人家一听便知是修脚的。”

    “唤头”，广义上，按齐如山《北京土话》：“凡小贩在街头所用之乐器，皆曰唤头。”狭义上，专指剃头匠所执之器。它用铁制成，状如镊子，铁片儿从中向外的一头突然滑出，振动发声。《格致镜原》卷四十八引《事物原始》：“镊，钳也，以铁为之，用以拔须发者。今篦头者，手持之作声，名曰唤头。”镊子是古人的净发工具，用以拔去零星白发，贾岛《答王建秘书》有云：“白发无心镊，青山去意多。”薛逢《镊白曲》有云：“去年镊白鬓，镜里犹堪认年少。今年镊白发，两眼昏昏手战跳。”故后世剃头业按镊子形状做成响器，其声“嗡嗡”，也称“嗡子”。《北京民间生活彩图·剃头图》注道：“其人挑担游于街市之间，手执唤头，串走胡同，每到大街，将挑放地，等来往之人刮脸、打辫子、剃头，方便之至。”《燕市货声·工艺》称剃头匠“手执铁唤头，行划之，入寺则换小木梆”。林海音《城南旧事》也写到了这一情景：“这时剃头挑子过来了，那两片铁夹子‘唤头’弹得嗡嗡地响，也没人出来剃头。”

    “虎撑”，即串铃，那是用中空的金属环，内装金属丸，套在手上，摇动发声，乃江湖郎中所执。石渠《虎撑》题注：“外圆中空，范铁为之，相传孙真人遗制，以撑虎口，探手于喉，出刺骨者。”诗云：“一幅白帘标姓名，一围圆相摇且行。活人那有好身手，毒口偏能为虎撑。”周慕桥《大雅楼画宝》绘其招徕情景，图注说：“今市上有手摇铁圈作朗朗声者，口出大言，谓能治一切疑难杂症，间或有效，因是衒术求值。”据《燕市货声·工艺》记载，做这行的人，“摇铁串铃，或负药箱，或背布囊，卖各种药”，一边还吆喝：“食积，奶积，大肚痞积！腰疼，腿疼，偏脑头疼！”这一营生，在小说里也时常提到，如《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一回何老人对西门庆说：“老拙适才不敢说，此人东门外有名的赵捣鬼，专一在街上卖杖摇铃，哄过往之人，他那里晓的甚脉息病源。”刘鹗《老残游记》第一回说老残潦倒时，“来了一个摇串铃的道士，说是曾受异人传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为老残就拜他为师，学了几个口诀，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卖药小贩也用串铃，《故都市乐图考》说：“此肩担卖药小贩所用之唤头，俗名虎撑子，又名曰镯子，盖以似妇人所带之手镯也。”《金瓶梅词话》卷十九回张胜对蒋竹山说：“想着你当初不得地时，串铃儿卖膏药，也亏了这位鲁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了这步田地来。”

    “厨房晓”，乃卖麻油者所执小钲，也有敲小锣的，《韵鹤轩杂著》就说：“卖油者所鸣小锣。”石渠《厨房晓》题注：“似铜钲而薄且小，卖麻油者所击。”诗云：“提壶小滴清香绕，蔬菜盘中未应少。肉食朱门正击肥，人来曾否厨房晓。”潘昌煦《厨房晓》诗云：“菜园已被羊群扰，润泽枯肠未应少。于今薄俗惯揩油，此事岂只厨房晓。”清末《营业写真·卖麻油》咏道：“厨房晓儿响当当，麻油担子过街坊。小瓶一个买几两，以之入馔多清香。自古麻油拌青菜，只要各人心里爱。莫把卖麻油人看得不值钱，不见卖油郎独把花魁占。”晚近北京卖麻油均敲小钲，《故都市乐图考》说：“此卖小磨香油小贩所用之唤头，俗名点子。按此与锣异，锣有边缘，且面中总稍隆起，此则只一铜片，且面极平，似即古之钲。”

    “报君知”，则是算命占卦所敲打的木板、竹板、铜片、铁片、小锣等，因“报君知”是这行的口头禅，故以名之。《格致镜原》卷四十八引《事物绀珠》：“报君知，员铜片，手提击。”《古今小说》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说：“到初四日早饭过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说：“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扯他一卦，问问财气看。”石渠《报君知》题注：“状若厨房晓，盲者敲之为算命。”诗云：“未能弹唱作盲词，比是三弦手自持。闻说君家要推命，声声先与报君知。”潘昌熙《报君知》题注：“算命先生所击之物。”诗云：“吉凶祸福都由命，凭仗心灵好转移。人自蒙蒙天自晓，几先那得报君知。”

    “惊闺”，本是磨镜、磨剪者的响器，那是用绳串联几叶铁片，类乎檀板。《格致镜原》卷四十八引《齐东野语》：“用铁数片，长五寸许，阔二寸五分，如拍板样，磨镜匠手持作声，使闺阁知之，名曰惊闺。”常茂徕注《如梦录·小市纪第八》“惊闺”：“二寸馀长方铁板八片，缀以皮条，手提摇之，声联络作响，所以惊闺中妇女也。”《故都市乐图考》则说：“俗名挂连，即古之铁板，又名铁拍板。《唐书·礼乐志》九部乐高倡伎乐器中，有铁板之名。宋陈旸《乐书》中亦引证之，所绘之图，与此极合，则此为古之铁板无疑。”石渠《惊闺》题注：“磨镜、磨剪刀者叠铜片四五，戛以作声。”诗云：“岂缘明镜影全迷，岂为剪刀慵取携。夫婿将归衣未办，暮寒那得不惊闺。”潘昌熙《惊闺》题注：“磨剪刀者，以铁片四五叶互编而成。”诗云：“镜中颜色带霜凄，身上寒衣未剪齐。识得沙场片战苦，秋风何处不惊闺。”这是明清社会普通的行业，《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说：“正说着，只听见远远一个老头儿，斯琅斯琅摇着惊闺叶过来。潘金莲便道：‘磨镜子的过来了。’”清末《营业写真·磨剪刀》咏道：“削刀磨剪刀，肩掮凳一条。手执惊闺叶，琤琤沿路摇。有女开门唤磨剪，磨快剪刀剪衣片。却恨年年作嫁衣，为人空自忙针线。”磨镜人，古人俗呼负局先生，出自刘向《列仙传》，因其背负磨镜箱也。除摇惊闺外，也有吹筚篥的，袁鸿《东江竹枝词》云：“临街小阁竹帘斜，鸳镜朝来翳有霞。筚篥声中春色好，枝枝齐放倚门花。”自注：“负局者吹筚篥。”然而明代卖闺中杂货的，也摇惊闺，《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回说：“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个摇惊闺的过来。那时卖脂粉、花翠生活，磨镜子，都摇惊闺。大姐说：‘我镜子昏了。’使平安儿：‘叫住那人，与我磨磨镜子。’那人放下担儿，说道：‘我不会磨镜子，我卖些金银生活，首饰花翠。’”可见其所摇响器，与磨镜、磨剪者同。但唤卖闺中杂货的惊闺，也有用拨浪鼓的，俞樾《声声慢》小序说：“市上鬻闺阁中零星什物者，其衒鬻之具，名曰惊闺，以铜为之，摇则旁耳还击，琅琅作声，内子属赋之。”而收购杂物的，同样是摇惊闺，《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说：“冉贵却装了一条杂货担儿，手执着一个玲珑琅珰的东西，叫做个惊闺，一路摇着，径奔二郎神庙中来。”冉贵在庙中见到一妇人，妇人说：“你是收买杂货的，却有一件东西在此，胡乱卖几文与小厮买嘴吃，你用得也用不得？”冉贵说：“告小娘子，小的这个担儿，有名的叫做百纳仓，无有不收的，你且把出来看看。”冉贵摇的惊闺，声音“玲珑琅珰”，应该也是拨浪鼓。

    同时又有“惊绣”，当是卖闺中杂物无疑，犹以花线、零帛为特色。厉荃《事物异名录·渔猎部附·杂具》引《事物绀珠》：“惊绣，如小钲而厚，手提击。”并按：“今街市卖零帛及花线者，或摇小锣，或摇小鼓，皆此类也。”常茂徕注《如梦录·小市纪第八》“惊绣”：“形如小摇鼗鼓，卖花线所执者。”可见“惊绣”用的响器是小钲、小锣、小鼓。

    “唤娇娘”，乃专卖闺中杂物的响器，用一小铜锣置于金属圈中，圈上系小锤，有柄，摇之丁丁作声。烟霞散人《捉鬼传》第七回说：“伶俐鬼买了许多花翠，扮成货郎模样，手拿着一个唤娇娘。”归淑芬《咏唤娇娘次申兰芳韵》云：“隐隐声传绮阁中，何愁巧画绣难工。休猜仙佩凌风度，且数青蚨换彩绒。”石渠《唤娇娘》题注：“卖闺中杂物持以摇者。”诗云：“绿窗检点女儿箱，彩线断绒针断铓。绣罢鸳鸯方却坐，慢声远远唤娇娘。”潘昌熙《唤娇娘》题注：“卖闺中杂物者所用。”诗云：“嫁衣懒整镂金箱，针线停拈倚绣床。比似莺簧圆更脆，一声声度唤娇娘。”清末《营业写真》有“卖花线”一幅，咏道：“货郎儿，卖花线，肩背小箱走街面。丁当摇动唤娇娘，引出娇娘门口见。娇娘宜笑复宜嗔，价要便宜货要新。侥幸货郎多艳福，生涯常与美人亲。”周慕桥《大雅楼画宝》绘有一幅，注道：“环箱子，一名唤娇娘，箱中储花粉、头绳、丝线、肥皂之属，手握小铜钲，两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妇女闻之，争出购取，故得此美名。然其箱必环于背，故曰环箱子。今沪上有易之以担者，则已失其本旨矣。”推小车卖闺中杂货，也称唤娇娘，近人杨无恙《爱文坊竹枝词》云：“市儿坊巷日无虚，院本宣和见典模。阖弄娇娘齐唤出，播鼗声里货郎图。”自注：“货郎担亦称唤娇娘，制如轿车，可推行，合于宋画本。”

    “引孩儿”，卖糖人所敲小锣或小钲。石渠《引孩儿》题注：“卖糖者所击小锣。”诗云：“庭阶个个乐含饴，放学归来逐队嬉。底事红鞋快奔去，门前为有引孩儿。”潘昌熙《引孩儿》题注：“卖糖者所系之小钲。”诗云：“纸鸢竹马恣游嬉，寒食清明放学时。乞得青蚨从阿母，出门刚值引孩儿。”敲锣卖糖，久已有之，徐渭《昙阳》有云：“托钵求朝饭，敲锣卖夜糖。”褚人穫《坚瓠补集》卷一录前人《糖担圣人》云：“曾记少时八九子，知礼须教尔小生。把笔学书丘乙己，惟此名为大上人。忽然糖担挑来卖，换得儿童钱几文。岂知玉振金声响，仅博糖锣三两声。”也有敲钲卖糖的，蔡云《吴歈百绝》有云：“昏昏迷雾已三朝，准备西风入夜骄。深巷卖饧寒意到，敲钲浑不似吹箫。”自注：“寒宵多卖饧者，盖风糁则饧脆，夜作人资以疗饥云。”糖人儿担子则大都敲小锣唤卖，有的还哼着小调：“来呀，换糖罗，武松打虎猪八戒，猴子爬树孙大圣，像不像由你看，甜不甜由你尝，来呀，换糖罗。”周作人回忆绍兴昔年烟景，《药味集·卖糖》说：“卖糖大率用担，但非是肩挑，实只一筐，俗称桥篮，上列木匣，分格盛糖，盖以玻璃，有木架交叉如交椅，置篮其上，以待顾客，行则叠架夹肋下，左臂操筐，俗语曰桥。虚左手持一小锣，右手执木片如笏状，击之声镗镗然，此即卖糖之信号也，小儿闻之，惊心动魄，殆不下于货郎之惊闺与唤娇娘焉。此锣却又与他锣不同，直径不及一尺，窄边，不系索，击时以一指抵边之内缘，与铜锣之提索及用锣槌者迥异，民间称之曰镗锣，第一字读如国音汤去声，盖形容其声如此。”这卖糖的小锣应该就是钲了。

    “催饥”，又称“击馋”，卖熟食点心者所执梆子也。石渠《催饥》题注：“状似小木梆，卖点心者所击。”诗云：“乱如寒柝中宵击，静似木鱼朝课时。才是午牌人饱饭，一肩熟食又催饥。”潘昌熙《催饥》题注：“卖熟食者所系之小木梆，亦名击馋。”诗云：“骆驼担子样偏奇，五味酸咸位置宜。怪底吴儿耽口腹，午餐才了又催饥。”江南卖糖粥或卖馄饨的，都挑骆驼担，梆子有竹有木，或挂担上，或执手中。卖糖粥的一边敲着梆子，“笃，笃，笃”，一边吆喝，“卖糖粥，卖焐酥豆粥”，故童谣有“笃笃笃，卖糖粥”。卖馄饨的敲着梆子“的笃，的笃，的的笃”，那是另一种节奏，苏州人称为“热烙烙”的。晚近北京卖爱窝窝、甑尔糕、烧饼、油炸果等均敲木梆，《故都市乐图考》说：“盖古代初开化之响器，多系此种，随便取一块木，凿一穴，击之便成声，偶大偶小，因无一定准则也。”

    “闹街”，《韵鹤轩杂著》称是“锡匠所持铁器”，不得其详。《北京民间生活彩图·收拾锡器图》注道：“其人肩搭口袋，内装铁锉、钳子等具，手用竹竿，上拴灯台、茶壶等器，至住户门首，吆呼‘收拾锡拉家伙’，贴换也可已。”其所吆喝，与《燕市货声》所记相同，惜图中人右手提着系各种锡器的竹竿，左手未持一物。清末《营业写真·锡作担》咏道：“可怜锡匠担，近来难吃饭。不是锡作艺不精，只因锡器东西逐渐减。锡器不用用浇磁，亦一中国大漏卮。安得急筹抵制法，莫教此业不能支。”图中人肩挑一担，右手似持两铁锉，左手似拎一大铁钳，这是否就是“闹街”，尚有待请教高明。

    货声是纷繁的大千世界，各个时代不同，各个地方不同，甚至同城之内，四隅不同，同业之内，也各有不同，但并非茫茫然不知就里，总还有点普遍规律，齐如山就归纳了北京的情形，《故都市乐图考序》说：“其叫卖之声，俗名为吆喝，所发腔调，等于歌唱，有板有眼，有快有慢，宛转悠扬，悦耳动听，且有时有白有唱，与戏曲无异，诚非他处所可比拟。如卖烧饼油炸果，及江米凉糕、爱窝窝等等之声，较快之板也。卖江米灌馅甑尔糕，及果子干、玫瑰枣等等之声，较慢之板也。切西瓜零售者等等，则吆喝时有唱白之分矣。如“好高的瓤儿，两个大，两个大钱儿来”乃唱也。如“吃罢俩大一块呀”乃白也。再如粥铺之叫卖喝粥，及油炸果，则往往有成套之词句。以上所举，尽系普通之叫卖声，尚有许多小贩，自己特别编成大套词句者，又属例外。至各庙会卖香面等物者，则皆有成章词句若干套，句句有韵，均与词曲无异，必须背熟，方能叫卖，则与唱歌毫无分别矣。余曾将北平小贩，何时售何物，由元旦起，至除夕止，依时归纳，辑成一书，名曰《北京货声》。但仍系有字无声，盖欲传其声，非以五线谱之法谱之不为功也。以上所论，系关于人声叫卖者，其有恐嗓音不足，不能达深院之听者，则利用一种乐器，以作代表，统名之曰唤头，此图所绘者是也。久居北京者，一听其声，便知其所售之物，盖习惯也。”齐如山对北京货声作了详细的调查，也就能将它的类型、特点说得很清楚。

    关心这一现象，探寻其中消息，自然能感受民间风俗生活的巨大魅力。闲园鞠农《燕市货声序》说：“观夫以其所蕴，陡然而发，自成音节，不及其他，而犹能少存乎古意者，其一岁之货声乎。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自食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周作人读罢《燕市货声》，在《夜读抄·〈一岁货声〉》中说：“著者自序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此言真实不虚，若更为补充一句，则当云可以察知民间生活之一斑，盖挑担推车设摊赶集的一切品物半系平民日用所必需，其闲食玩艺一部分亦多是一般妇孺的照顾，阔人们的享用那都在大铺子里，在这里是找不到一二的。我读这本小书，常常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

    两百五十多年前，大兴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说：“除夕之次，夜子初交，门外宝炬争辉，玉珂竞响。肩舆簇簇，车马辚辚。百官趋朝，贺元旦也。闻爆竹声如击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无停。更间有下庙之博浪鼓声，卖瓜子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卖桂花头油摇唤娇娘声，卖合菜细粉声，与爆竹之声，相为上下，良可听也。”那京城元旦的种种声音，早已成了绝响，如今只能从字面上去想像了。就是三四十年前，在我生活的苏州，街巷里往往会传来那熟悉的声音，“枙子花，白兰花”，“坏格棕绷修作，坏格藤交椅修作”，“阿要吃棒冰啊，阿要吃光明牌赤豆棒冰啊”，回想起来，如在梦中，似乎已是颇为遥远的事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市声，推移和流逝，那是牵挽不住的。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草云集》序

    人生在世，“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前人于此有很好的经验，桓君山说：“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言内有以相知与否，不在新故也。”葛稚川也说：“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迩而不接。”袁滨与我，交往并非年久，相距也颇遥远，甚至迄今未曾见过一面，但我将他认作是一位声气相求的朋友。我对他的了解，实在都从纸面上得来，一是经常读到他的来信，凡问有答，凡托有应，虽说都是一些琐碎小事，也可看出他的认真来；二便是他在报纸上的文章，我固然说不出文章的好坏，只是心里喜欢，大概也是趣味较为接近的缘故吧。

    传统文化的风雅，特别表现在对闲适生活的追求，这是根深柢固的，即使从现代生活理念看来有点迂腐酸气的现象，也不是很容易就舍弃了，比如给自己的居室起个斋名什么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华屋，还是陋室，如今不少人仍喜欢锡以嘉名，悬一方匾，刻一方章，甚至还印了笺纸，自己就算有了一个具有名号的天地。正像物质的富裕者并不一定是精神的富裕者一样，风雅的书斋并不一定有风雅的主人。我曾到过几个颇为宽绰的书斋，满壁字画，黄杨木的匾，嵌石绿的额，那也是有大名者题写，几案榻椅，都是红木的，最惹眼的还是那一排书橱，也是红木的，玻璃内排列着整整齐齐的精装书，书案上则端砚、湖笔、徽墨，还有一套精雅的青花瓷文具，但我知道主人并不在此读书或濡墨，这里只是让客人参观的一个地方，以表明自己的风雅罢了，他的书案和书籍，正像他的性情一样，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然而这也很好，附庸风雅总强似追求庸俗，主人总算还知道两者的差别。还有一些人，他们的书斋十分拥挤而零乱，几只架子因为书籍重叠，木板都弯曲了，桌上乱七八糟地放着铅笔、橡皮、刀片、浆糊、稿纸，那台电脑也已过时了，有的还在屋里放一张床，枕边有他的爱读书，一只夹头生绣的床头灯，陪伴他度过无数不眠之夜。书斋的风景是颇有不同的，主人的性情也颇有不同。我没有到过袁滨的草云斋，在我想来，草云斋绝不会美轮美奂，那间小屋正是他精神寄托的所在，他是爱这间小屋的，否则为什么将这本书题为《草云集》呢。

    袁滨说“草云”，自有它的意思，然而“草云”两字，也勾起我的回忆。四十年多前，正逢饥饿岁月，老屋的隔壁是一个学校，学校里有一片大操场，操场上长满杂草，外婆便搀着我的小手去那里挑野菜。我哪里懂得当时饮食的艰难，外婆在挑野菜，我便在草地上奔跑玩耍，累了，便仰卧着看天上的白云，天真蓝，云真白，风过处，云朵不断变化着形状，有时像奔赴的猛兽，有时又像扑朔的兔子。绿草、白云和蓝天，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但留下了色彩，还留下那高远的感受和舒心的愉悦。二十多年前读大学，夕阳西下，我常常在校园里散步，晚秋了，高天里的云，只是淡淡的几缕，草色枯黄了，霜降之后，更是“烟峦惨淡山林暮，霜叶萧疏草木悲”，那枯草的根枝纵横连结，似乎也更坚硬了，正准备等候寒冬的到来。当你走过厚实的草坪，那时不再会有小虫，也不再会被沾上露水，你不得不敬佩枯草的意志来，比起“嫩绿柔香远更浓”的茸茸春草，秋天的枯草似乎更有人生的启迪。天上的云，地上的草，最是天真，最是平淡，也最是贴近人的心灵，它不会因为人的尊卑贵贱而势利起来，它将自己四时不同的样子展现给每个人，至于对它的认识和体会，则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这本《草云集》将长长短短的篇什约为四辑，前三辑是“茗边琐语”、“书味盈怀”、“题跋散叶”，都是读书的记录，作者借以抒写自己的情感和想法。书话本来就是文艺批评的样式，知堂老人在《文艺批评杂话》里说：“我以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写出著者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决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他还说：“我们在批评文里很诚实的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正与在诗文上一样，即使我们不能把他造成美妙的文艺作品，总之应当自觉不是在那里下判决或指谪缺点。”这段话说了八十多年，看来还没有过时，我想，这正是袁滨写作时所追求的。至于第四辑，题作“机关轶事”，开始以为这一辑与全书有点不协调，可以拿开去，以后再编入他集，但后来一想，这一辑正反映了不同于书斋生活的另一面。文件不是隽永的散文，会议不是朋友的倾谈，“机关”里读的，当然也不是自己书斋里读的。既然白天在“机关”工作，夜晚就更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天地，就像草云斋这样的小屋，在那里可以煮茶煮咖啡，可以读自己喜欢的，写自己喜欢的，可以回首往事，可以抚摸伤痕，可以抽泣或痛哭，更可以放心大笑，直让窗外的人，感到主人有点痴了。

    《草云集》将印出，袁滨嘱序，便随便写了以上的话，自以为不算敷衍。

    二〇〇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于苏州

    《半月日谱》序

    自牧热衷日记，不但自己长年累月不断地写，还邀约同好共襄其事，一起来提倡和研究日记，《日记报》应运而生，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如果将来有人来作日记文化现象的遥望，这些人和事是断断不会被忽略的，因为将日记来作如此的提倡和研究，历史上似乎还未曾有过。

    我对日记有自己的想法，认为这是私下的事，不必要公之于众，至于本来写了就要给人家看的日记，自然不在此例。正由于我有这样的想法，对自牧诸君的作为也就非常钦佩，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公开自己的日记，让自己透明起来，没有墙壁，没有窗帘，几乎是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这需要有点勇气，读者会从这些字里行间，捉摸作者的心思。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作提倡的范式和研究的试验，有时也就不在乎什么了。他们刊印的日记，或许不是原本的全部，但至少是绝大部分。对刊印的日记作点删节，古已有之，李竹懒如此，李越缦也是如此，他们留下的，都是自己想给别人看，别人也喜欢看的那部分。自牧诸君似乎留下更多的真实，也就更接近日记的本色了。

    今年春上，自牧又有《半月日谱》的设想，对外征集今年元旦至月半的十五天日记，汇集刊印。这是很有创意的策划，新年伊始，大多数人的心情和生活节奏总与平常不同，会有一点特别的色彩。一个人的这十五天日记，仅仅是个人生活的琐碎；一群人的这十五天日记，生活各有不同，感受也各有不同，也就成为社会生活的缩影，它的意义也就在日记本来的价值之外了。这让我想起朱作同、梅益编的《上海一日》，想起谭宗远正在编的《一九四五年》，这都是规定场景下的个人叙述，编集在一起，就反映了社会，反映了时代。

    自牧将征集来的日记分印两卷，校样初了，恰好我与止庵到济南，自牧便分派写序，一人一篇，分置两卷。盛情之下，“客随主便”，“恭敬不如从命”，这两句口头禅也就派到了用场。虽然写了，但实在做不到“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只借以表达我对日记作者的感谢，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份读书人新年生活的记录。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于苏州

    《秋缘斋书事》序

    阿滢的《秋缘斋书事》将要付梓，来信要我写点什么，放在书前，还说请明德君也写一序，又请自牧、袁滨两君各写一跋。书前书后，既已如此丰盈而匀称，再来一篇岂不有点累赘，屡屡辞谢，未获允准，只好也来凑个份子。前人将“刻部稿”与“娶个小”并称美谈，阿滢印书，自然也是这样的喜事，新人固然是他自己，这快乐却大家可以分享。既然要讨杯酒吃，“秀才人情”自然也是要的，否则上不了桌面，喝不下这杯酒的。古往今来，凡为人做序的，尽管位有尊卑，笔有拙巧，与作者关系也有亲疏远近，但若然追寻起写的因由，这大概也是普遍情形。

    阿滢的这本“书事”，无非是买书、讨书、读书、藏书、写书的琐碎，并且逐日而记，自二〇〇五年元旦至岁杪，虽不是一天不缺，但那书味已弥漫在阿滢的周围，无时不有，无处不有，真是“氤氲非一香，参差多异色”，他的生活因此而丰富多彩，充满了情趣，这是让人羡慕的。

    说起书的话题来，生旦净丑，各有名角，明德诸君一定有很好的想法，我是没有多少资格的，只好跑跑龙套，说点其他的事。

    凡排日记事的，都可称为日记，然其渊薮甚大。就从写的初衷来说，除借日记体裁创作外，有不想公开而写的，有留着以后或会公开的心思而写的，也有就为公开而写的。当然兼而并行的也有，我认识的某君，“文革”岁月里就同时写两本日记，一本可以公开，或特意要公开，另一本则深藏密锁，谁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还有根据不想公开的日记而重写公开的，如郑振铎先生的《求书日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今所能看到的古人日记，作者写时都是准备公开的，只是有的写了不久就镌板刊印，有的则隔许多年才姗姗迟来。如范成大的《揽辔录》，乃乾道六年使金时所作，颇多故国兴亡之感，六年后的淳熙三年冬，陆游在山阴就读得印本，有诗《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李心传在嘉定元年成书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多次引录《揽辔录》的记载。而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唐开成三年至大中元年在中土的见闻经历，在日本以钞本流传了一千多年，直至明治十四年，即公元一九〇七年，方由国书刊行会排印出版，收入《续续群书类聚》。虽然刊印有早晚，但作者本意都是想公之于世的，这自然与传统的写作观有关。古人的写，大凡是一段有意思的生活，且以记录行旅见闻占了大部，逐日而记的写法，无非是行程的规定，故而成为一种文体。记录行旅见闻，自有它的价值，正如卢襄在《石湖纪行三录跋》中所说：“公隆兴中，以起居郎使金，有《揽辔录》。乾道中，赴帅桂林，有《骖鸾录》。淳熙中，自蜀帅还吴，有《吴船录》。凡山川风俗，物产古迹，与所从游论述，可喜可感，随笔占记。事核词雅，实具史法。读之若履其地、觏其人，有不知旷数世、隔千里者。前辈卧游之说，有足征已。”至于记录日常生活，如割肉沽酒、挑水裁衣之类，却是异乎寻常的少。这种日记传统影响了不少人，俞平伯先生在《壬戌两月日记跋语》中就说：“余不常作日记，外出则书之，有事则书之，零落不全，亦罕刊行。外出有记者，微示内子也，若初婚时京津间《别后日记》，余昔游欧美亦各有记。家居不记，大事之来则记之，如一九七六年地震是。”延宕至晚清，封建制度接近土崩瓦解，“文字狱”的惨酷告一段落，沉寂的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人性解放已成趋势，日记也出现了多元化，私秘性就渐渐浓郁起来。

    晚近以来，虽然私秘性日记作为人本主义的产物受到赞赏，但为公开而写的日记实在很多了。六年前，我在给费在山先生的信里，谈到郁达夫等人的日记，有这样的话：“这些与不想公之于世的日记不同，自有它的意思在，因为除做起居注的皇上外，寻常的人生不可能天天充实，故而截取一比较充实或有点意思的生活，写出来准备供人阅读。这些日记，除内容比较充实之外，态度亲切，文笔随意，叙述完整，或记寻访幽胜，或记交往名家，或记病榻感悟，或记恋爱悲欢，都有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当然不能说这些日记是完全真切生活的实录，吃喝拉撒，一一照录，其中也当然有取舍，比如买书访友可以详记，吃花酒打茶围也就省略，但至少是绝大部分的真实。正因为如此，它才有读者，读者对它的兴趣，一半的原因，就是想知道这些不平常人的平常生活。”

    阿滢这本当然是为公开而写的，并且是“即时”公开，那是在“天涯网”的“闲闲书话”。生活在网络时代，自有一种时代的快感，它改变了生活，改变了观念，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阿滢天天写着，别人也就天天可看，看了还可议论，有了议论，就有互动的意味了，就仿佛清夜的谈话，只少了一杯龙井或咖啡。阿滢写的，当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但在我想来，书与阿滢的关系这样密切，几乎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也就不妨以此来观照他的生活内容。由此联想到那些行旅见闻，阿滢其实也在爬山涉水，那是人生道上的一道绚丽风景，那就慢慢地边走边看吧，书是没有穷尽的，故那风景也是看不完的。既然如此，我就期待着阿滢一卷又一卷的“书事”。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七日

    《宁心集》序

    有人说，同学按年代前后来分，大约有三种情形，小学同学，未尝入世，朦朦胧胧，关系最久，相知最浅；中学同学，青春年少，最是感性，也最见真率，惜乎同道者不多；大学同学，初涉社会，交游就颇理性，要么甚是亲近，要么甚是疏远。我的大学时代，有点不同，当恢复高考之初，同学间的年龄相差很大，六六届高中生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几乎是两代人，彼此关系就复杂得多，但年龄仿佛的相对走得近一点，自然也合乎常理。章丽宁比我年长两岁，走得真是很近，春风秋雨，同窗了四年，真所谓“青灯应见诗情苦，浊酒不如交味深”。八二年夏，我们唱着《毕业歌》，各奔东西。不久，丽宁就从盐城调回苏州，辗转几个中学，一直在教书。因为同城，相距又不远，也就时有往来。蓦然回首，三十多年过去了，对他的生活状态，个人嗜好，家庭琐细，虽不能说了如指掌，但熟悉程度，那是超过其他同学的。说来也奇怪，我竟然不知道丽宁写诗，并且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写。当他拿出厚厚的一叠诗稿，放在我面前的时候，不由惊得目瞪口呆，真出乎意料，且也在情理之中。

    想当年，我们还年轻，那时诗是年轻人心中的女神，我也抄过普希金、雪莱，抄过徐志摩、冯至，也学着写过一些。因为那还是一个诗的时代。岁月蹉跎，生活艰辛，风风雨雨已将仅有的一丝诗情，吹打得干干净净，我已与诗告别太久，变得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起来。如今的我，诗只是一种向往，那是辽远、缥缈、愰惚的憧憬，至多会偶尔出现在某个清晨的梦醒时刻。我和大多数曾经年轻过的人一样，世俗和现实了，为衣食奔波，为家庭操劳，已不再有诗了，赵翼《五十初度》说得好，“而今总作浮沤看，付与人间春梦婆”。

    我想，当年许多怀有诗情的年轻人，大概都跟我一样了。想不到丽宁不离不弃，依然在做他的诗梦，或抒情，或感慨，或喟叹，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处处可见他对生活的执着和感悟。他在每首诗下都注明写作时间，也就知道他的勤奋，在繁忙的教书育人之馀，吟哦不止，将诗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这是他心里的一盏明灯，没有光亮，生活就变得暗淡；这是他心里的一点寄托，没有期待，生活将变得无趣。他是将诗作为自己心路历程来记录，并不真想去摘取诗人的桂冠。张中行先生说，世上有三种人，“其一为无诗亦不知诗者，即浑浑噩噩之芸芸众生；其二为知诗而未入诗者，此即有追求而未能免俗之士；其三则是化入诗中者”。在我看来，丽宁走的就是一条“诗化”的人生路。

    丽宁嘱我为这本诗集写点什么，既已承诺，却迟迟交不出货，拖宕得太久了，很有点难为情。如今出版在即，只好言不及义地敷衍成篇。丽宁对我说，这仅是他写的一部分，都是依照旧体格律形式写的，还有几百首新诗，来不及整理出来。我想，等这本新诗集出版，一定要请懂诗的人来写序，我呢，就写篇小跋吧。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七日

    《民国名人与民国广告》序

    由国庆先生是位兴趣广泛的学者，于风俗、饮食、市廛、游戏、语言等方面都有猎涉，特别是对老广告的研究，成绩卓然可观，已印出《老广告》、《再见老广告》、《和古人一起读广告》、《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诸作。今年七月，国庆将新著《民国名人与民国广告》交付出版社，就来信让我写点什么，做副药引子，放在书前。

    如今广告已成为一门学问，不少大学都设广告专业，不但有广告学教授，还招博士生，可见这是与时俱进的学问，也是前景很看好的学科。我对广告知道得很少，正像我一点不懂医道，连江湖郎中、赤脚医生那点知识也没有，如何会做这副药引子。虽说药引子只起调节药性、增强药效的辅助作用，但其中窍脉，常人往往不得其解。如鲁迅《呐喊自序》回忆父亲病重之际，“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有的药引却很平常，如明杂剧《薛苞认母》第二折写道：“我要吃一服儿药，可无引子，你去东庄姑姑家取些蜜来做引子。”刘鹗《老残游记》第三回说，高公小妾害了喉蛾，老残给开了一帖“加味甘桔汤”，用“鲜荷梗做的引子”。用蜂蜜和鲜荷梗来做药引，即使不起什么作用，也吃不坏人。国庆让我来做这副药引，几经推谢未得获准，无可奈何，只能从一个普通广告受众的角度，随便谈谈对广告的认识，那是受了老残们的启发，取来更其平常的甘草，即使做不成药引，还可以用来做梅饼、橄榄、陈皮等小食。

    “广告”一词源自日语“広告”，读如“kōkoku”，传入中国并开始流传大概已在清末，至于表述现代理解的广告含义，那就更晚了。其词虽无，实已久存，当商品交换市场出现，应该就有广告。《易·系辞下》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相传这还是神农氏时代，既有集市贸易，广告就应运而生，大凡有两种情形，一是招幌，二是市声。招幌，即实物性质的广告，《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晏子语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酒帘在先秦时已很常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市声则包括叫卖吆喝、韵语说唱、器乐音响等，相传最早的是姜尚操刀卖牛肉，《楚辞》有“师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扬声后何喜”（《天问》）；“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离骚》）。韩非说的“自相矛盾”，自然是广告史上的典型，而伍子胥“吴市吹箎”，则吹奏成调，声音悠扬，不啻是广告史上的一大进步。《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道：“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子胥吹的是箎，后人也有写作竽、筦、箫的，吹箫或许更晚，虽然《诗·周颂·有瞽》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那是宫廷内瞽者奏乐，不是叫卖，郑玄注道：“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那应该是汉代才有的事。

    上述都是先秦广告的案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广告的传播样式多样越来越多，接受层面越来越广泛。时至如今，更进入广告大潮汹涌的时代，满目皆是，充耳皆是。由于广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就被学者所关注，建立起这个学科，专业著作也层出不穷。但一个学科的建立，开始总会有点不完善、不成熟。我看过一本广告史，将军队的旗纛作为悬帜广告，将烽火台的狼烟作为警示广告，将青铜器、瓦当铭文作为标识广告，将告示、榜文、碑刻等作为政治广告，这些自然都是“广而告之”的，但是否可以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广告，还是很有疑问的。如果以此类推，凡雕塑、牌坊、路牌、寺塔都是公益广告，出丧的白幡自然是殡仪广告，死囚身后插的斩标，也应该叫作行刑广告才是，那就太宽泛、太泛滥了。如果要将广告作为一种学问来研究，就要界定它的范畴，明确它的概念，这应该是广告学的学者们首先需要关心的问题。

    我的兴趣不在广告学，然而广告记忆了历史，记忆了时代，闲来翻读杂书，那些记录着古人日常生活内容的招幌和市声，就常常让我怦然心动，让我走进那已非常遥远的生活场景。

    就以敝乡来说事。北宋时，朱勔父亲朱沖是个串街叫卖日用物品的小贩，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记道：“朱勔之父朱沖者，吴中常卖人。方言以微物博易于乡市自唱，曰常卖。”至于朱沖唱卖些什么，今已无从考证了。乡贤范成大晚年居住城内西河上，他将听到的各种市声记入诗中，《自晨至午，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戏书四绝》有曰：“巷南敲板报残更，街北弹丝行诵经。”、“菜市喧时窗透明，饼师叫后药煎成。”、“朝餐欲到须巾里，已有重来晚市鱼。”夜来卖卜人在深巷里经过，叫卖声凄凉悲切，《夜坐有感》曰：“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号呼卖卜谁家子，想欠明朝籴米钱。”苏州城内河道成市，小贩一边摇船一边唱歌叫卖，《咏河市歌者》曰：“岂是从容唱渭城，个中当有不平鸣。可怜日晏忍饥面，强作春深求友声。”他更有《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啼号升斗抵千金，冻雀饥鸦共一音”之咏，令人感慨低徊。明清苏州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大都市，广告业十分发达，康熙时人章法《苏州竹枝词》咏道：“酒担豚肩匝地过，香甜柔脆到门多。五簋一点挑来卖，不买些吞待若何。”自注：“其物可欲，其香触鼻，其涎直挂。”可见那叫卖声往往会惹起听者的食欲。嘉庆末苏州有佚名者作《韵鹤轩杂著》，卷上说：“百工杂技，荷担上街，每持器作声，各为记号。修脚者所摇折叠凳，曰对君坐；剃头担所持响铁，曰唤头；医家所摇铜铁圈，曰虎撑；星家所敲小铜锣，曰报君知；磨镜者所持铁片，曰惊闺；锡匠所持铁器，曰闹街；卖油者所鸣小锣，曰厨房晓；卖熟食者所敲小木梆，曰击馋；卖闺房杂货者所摇，曰唤娇娘；卖耍货者所持，曰引孩儿。”苏州商品包装，很早就采用仿单，需求量很大，都由年画铺承印。《点石斋画报》记载了一个“赛行致病”的故事：“苏垣尧峰山施某与同村人马某相善，日前万寿圣节期内，闻城中灯景之盛，马自夸捷足，与施约曰：‘愿限二刻往返六十馀里，违则倍罚，能则汝以英饼一枚酬我。’施诺之，对准日晷，奋步疾行，不逾时而焉已归来。施以为诳，马出城中稻香村茶食示之，凡稻香村售物必印日期于纸裹之上。施见其非妄，如约酬之，同赴酒家买醉。甫入座，马即口吐鲜血，一息奄奄。施大惊，急延伤科某医，索酬多金始肯施治。戏真无益哉。”那是光绪二十年六月德宗生辰前后，苏城举行灯会。尧峰山马某向施某夸口，以二刻时间去苏州并返回，赌以英磅一枚，马某真如“神行太保”，但归来时已累得吐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但由“稻香村售物必印日期于纸裹之上”一句，可见当时稻香村的仿单上，已印有茶食生产和销售的日期。

    凡此种种，都是苏州的昔年烟景，正因为有这样具体的细节，就会觉得这一道道消逝已久的风景，仍然是亲切的存在。知堂在谈到闲园鞠农的《一岁货声》时说：“著者自序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此言真实不虚，若更为补充一句，则当云可以察知民间生活之一斑，盖挑担推车投摊赶集的一切品物半系平民日用所必需，其闲食玩艺一部分亦多是一般妇孺的照顾，阔人们的享用那都在大铺子里，在这里是找不到一二的。我读这本小书，常常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这种民间生活史料，历来不受重视，也很少有人表示出特别的关注。知堂在介绍弗来则博士写的《爱迪生时代的伦敦生活》之后说：“我不知道中国谁的日记或笔记里曾经说起过这些事情，平日读书太少实在说不出来，但如《越缦堂日记》、《病榻梦痕录》等书里记得似乎都不曾有，大约他们对于这种市声不很留意，说不上有什么好恶罢。我只记得章太炎先生居东京的时候，每早听外边卖鲜豆豉的呼声，对弟子们说：‘这是卖什么的？natto，natto，叫的那么凄凉？’我记不清这事是钱德潜君还是龚未生君所说的了，但章先生的批评实在不错，那卖‘纳豆’的在清早冷风中的小巷里叫唤，等候吃早饭的人出来买她一两把，而一把草苞的纳豆也就只值一个半铜元罢了。所以这确是很寒苦的生意，而且做这生意的多是女人，往往背上背着一个小儿，假如真是言为心声，那么其愁苦之音也正是无怪的了。北京叫卖声中有卖硬面饽饽的约略可以相比，特别在寒夜深更，有时晚睡时买些来吃，味道并不坏，但是买来时冻得冰凉的，那‘双喜字加糖’之类差不多要在火炉上烤了吃才好。”可见广告并不完全是物质交流的需求，其间含有非常丰富的民俗意蕴，且由此反映出对人间冷暖的情感。

    国庆这本书，提供了民国时期人物和广告的故实。辛亥以后是广告史上的重要转折期，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梳理、记录、研究这一时期广告现象，乃是丰富的社会生活史料，况且又以人物牵出故事，使得这历史场景更其鲜活灵动。这本书既可作为广告学的辅助读物，也可让读者更多地知道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琐碎，那是社会史、经济史、风俗史等专业著作不能替代的。正因为如此，它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半屋随笔》序

    国安将自己的随笔近作编讫，就让我写点什么放在书前。他的交派已半年多了，我却迟迟未能动笔，因为本来想说的话很多，看了他的书稿，又有想说的话，往事纷纭，感想联翩，一齐奔来眼底，有点不知所措，迟疑也就是自然的事了。

    与国安相识，已逾四十年了。薛氏三兄弟都与我在一个中学读书，我与薛二同届，薛大高两届，薛三即国安则低两届。凡少年朋友，四十多年里时有往来，稔熟至深，且时在念中的，实在也没有几位。回想当年，他家住在南园新村，三兄弟同学多，来来往往，很是热闹，自然形成一个聚合中心，不少朋友都是在薛家认识的。七十年代是难以忘怀的，社会骤然嬗更，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改变了，先后都读上大学。国安在南京师范学院，我在他的宿舍里住过，对床谈天，直到黎明。当年还属青春华年，正像东林书院一副对子写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人天下事，事事关心”，意气慷慨，振奋激昂，也是年青人的理想感情所寄，没料想，即使春天了，还会有料峭的寒流。不久，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又遭遇风风雨雨，几多欢喜几多愁。不管如何，经历了生活磨难，我们这一代人逐渐成熟了，生活也变得实实在在起来，虽然还各做各的胜业，倾心交谈的时候，却越来越少了。如今孩子都已成家，白发越来越多，在这牵挽不住的中年岁月里，我更怀恋那个年代的率性和真诚。

    国安读的是文学，毕业后在南京中山门外的一所中学教书，我去过几次他的家，是否就是苜蓿园，记不清楚了，人世沧桑，总会让部分记忆成为空白，但有些还是忘不了的。我每次去，他就买几瓶啤酒，炒几个小菜，在昏黄的灯光下随便说话。当时他在文学阅读上，喜欢林语堂、梁实秋，那么我们就闲聊着林语堂、梁实秋。当文学离得越来越远，话题自然会有变化，但偶然还会谈谈苦雨斋、紫兰盦，对文坛上的时髦货，倒是不大提起的。另外，国安喜欢晚明人物，张宗子外，他欣赏的是余澹心、徐文长、王季重，对王百穀、赵凡夫、陈眉公那几位“山人”倒不过尔尔。由人而及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他也有向往之心，当然那不过是农家老妇想像皇后娘娘的晏起和吃食，再说时过境迁，哪能同日而语呢。平日时，翻旧籍，品清茶，喝小酒，赏字画，乃至去夫子庙寻点小吃，即使是一盆干丝，一碗鸭血粉丝汤，也是精神上的莫大享受。谁让他生长在富贵风流的苏州，又长期生活在六朝烟水的南京呢。

    如果终身做个教书匠，实在也很不错，但命运往往不由自主，阴错阳差，国安走上了仕途，虽然只是芝麻绿豆，与教书匠比较，各有各的担当，所处境况迥然有别。自古以来，官箴文字不知多少，国安则熟悉故乡的沧浪亭，清初以后，沧浪亭一直是官府园林，故园中留下的碑刻楹联，内容大都与勤政爱民有关，明道堂里就有联曰：“白石契名贤，伴具区烟水林屋云峦，独向尘寰留胜赏；簿书逢暇日，便解带观耘停车问俗，岂徒觞咏事清游。”又有联曰：“百花潭烟水同清，年来画本重摹，香火因缘，合以少陵配长史；万里流风波太险，此处缁尘可濯，林泉自在，从知招隐即游仙。”可见做官，清、慎、勤三字最要紧，另外还要有一个好心态，这也就要时不时地作点调整，从倥偬事务中摆脱开来，松弛一下，暂时忘却做官的烦恼。国安大概还记着这两副联语，好心态是需要静心修炼的，故而一旦空闲下来，就看看闲书，弹弹古琴，有时还写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

    国安的文章，过去读得不多，只有关于周瘦鹃等几篇，这次将他的近年诸作好好看了一遍。文章本来没有作法，各写自己一路，也各有各的长短，未易轩轾。但是否喜欢，则完全可由自己来决定。很多年以来，我不大喜欢什么抒情散文，文章不给人观点，就要给人知识，两点都做不到，就没有什么可期待了。知堂在《草木虫鱼小引》中说：“死生的悲哀，爱恋的喜悦，人生最深切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至少在我是这样感想，世间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么我们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国安珍惜自己的文字，拈起普通题目，作些平常议论，“抒情”和“言志”，他都不擅长，只是实实在在说些故事和往迹，然而笔下畅达，略具情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更欣赏他的态度，他的写作完全处于自觉状态，并不一本正经，像煞有介事，故而文章就像潺潺清流，听其自然流淌，这不是随便什么作者都能做到的。

    再说说半屋这个斋名，半屋者，半间之屋也，他在本书开卷第一篇《半屋》里说，林语堂提到清初诗人李密庵，写过一首《半半歌》，歌中表达的中庸生活理念，与他的性情相合云云。至于李密庵其人，国安没有介绍，我再补充几句。李密庵名模，太仓人，字子木，号灌溪，自号密庵居士。天启五年进士，授东莞知县，擢御史，巡按正定，劾奏镇守中官，谪南京国子监典籍。入清不仕，削发为僧，归居苏州桃花坞后板厂，号为密庵旧筑。顺治十六年，祖大寿驻防苏州，自娄门直至桃花坞宝城桥圈民居为大营，扰民甚厉，由于密庵曾救过大寿一命，大寿特空出后板厂一区，以报答当年搭救之恩。密庵卒后，当地百姓感激他，在密庵旧筑附近立祠，俗呼“老和尚堂”。徐俟斋在《李侍御灌溪先生哀辞并序》中说：“迨遘世变，先生潜节固守，确乎不拔，自鼎革时年未五十，乃自五十而六十，而七十，而八十，而守益固，节益高，三十馀年有如一日。”三十馀年，固然是密庵半截人生，他虽然不仕新朝，但社稷既倾而百姓犹在，他还想为百姓做点事，那就不得不半以出世、半以入世了，故《半半歌》之作，犹有他的意气在。

    苏州还有一处半园，光绪时溧阳人史伟堂退居吴下，在城中仓米巷建了一处园墅，俞曲园题名半园，还写了一篇《半园记》。主人问半园的意思何在，曲园说：“以君之力，固足以笼有馀地，乃甘守其半，不求其全，此君之知足也。然君之园视吴下诸名园固无愧矣，君乃以半名之，曰吾园固止一隅耳，此又君之知不足也。合知足、知不足两义，而君进乎道矣。”所谓知足，即《老子·四十四章》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所谓知不足，即《礼记·学记》说的“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国安的半屋，当年乃真正的半间屋，如今虽居住环境改善，应该稍有增益，仍无可与史氏半园作比，但含有的意思，曲园老人也给它作了延伸。

    闲来翻读杂书，清初武进董舜民《苍梧词》有《临江仙第三体·半圃》一阕，词曰：“半卷半垂帘幕，半村半郭人家。半开半落野棠花。半床堆古画，半碗试新茶。 半树老藤夭矫，半间野屋横斜。平分春半半春华。半樽凭醒醉，半枕足生涯。”我想，这阕倚声可与李密庵的《半半歌》一比，什么时候抄一张横披，给国安补壁去。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日于苏州

    《待雨轩读书记》序

    今年夏天少有炎热的日子，读书就更有清凉味了，一卷在握，不至于昏昏然耳。特别可喜的是，收得不少新书，大都是年轻朋友的馈送，这个夏天就更有清凉里的陶然了。吕浩小兄寄下一册《拥书独自眠》，还是毛边本，就边裁边读，一页页翻过，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景象，一个瘦弱的身影，出现在大小城市的书摊、书肆、书吧、书城，埋头淘书，有时会满心欢喜，有时会空落失望，虽然他在那长街灯影下踽踽独行，但他与书为伴，不会感到孤寂。在我想来，吕浩对书的喜欢，深入骨髓，已成为生命的重要组成，四处访书，更是充实和延伸、扩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对照吕浩，我感到有点惭愧。回想二十年前，我家居或出差，也曾跑冷摊，拨寒灰，收获几何，无关紧要，其中寻寻觅觅的快乐，那是不消说得的。曾几何时，我的淘书热情越来越淡薄了，究竟是感到无书可淘呢，还是感到即使小有收获亦无用处，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明白，这实际与书已没有什么关系了，失落的是一种心情，那是人生道上丢失了的青春花叶。

    吕浩这本《拥书独自眠》，分为三辑，每辑隔页有幅小画，我特别喜欢其中一幅，虽然并不知道作者是谁。这幅画很有点任渭长的笔意，画的是一间瓦屋，窗牖洞开，竹帘卷起，屋内一张桌子，放一盆花，堆一叠书，那主人呢，正打着小盹，这时窗外庭院里一树繁花开得正盛。我想，这应该是晚春的午后吧，暖风吹来，确实会让人有点慵懒，迷糊一歇也在情理之中。画里的景象，多半有江南味道，在吕浩生活的西安，大概很少有这样的庭院，但又何妨作为他读书生活的追求呢，那应该正是“拥书独自眠”的境界吧。其实，读书总归是寂寞生涯。大而言之，从空间的广度、时间的深度去作探寻，观察世界，考问历史，对话现实，去高攀人类进步的阶梯；小而言之，读点尺牍日记、词曲杂记，混混瞌睡，伴伴喝茶，以作百无聊赖的消遣。读书的需要不论大小，都是个人行为，与别人并不搭界，古人虽说“红袖添香夜读书”，但总会有点分心，甚至会让读书本身变成了行为艺术。

    吕浩买书杂格咙咚，可见他兴趣的广泛。就作者来说，他喜欢的人很多，但我知道他最喜欢的是黄裳先生，搜集黄裳著作各种版本齐全的，海内屈指可数，吕浩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不少收藏，黄裳先生还给写了题跋，这自然更有意思了。好几年前，吕浩还将黄裳著作的书影，给我发来一大批，有好几十种吧。他对黄裳不但由衷钦佩，还与同好一起选编了一本《绛云书卷美人图——关于柳如是》。这本小书布封精装，正面烫压金色花卉纹样，印得典雅精致，承中华书局李世文先生赐下两册，深红和墨绿各一册，墨绿那册还是毛边本。黄裳先生的文章，过去都已读过，没有再读，吕浩写的那篇《出版因缘小记》，我却读了两遍，这篇文章缠络着一个后学的情结，黄裳先生有这样的读者，九泉之下，应该一改习惯，侃侃谈笑了。

    《拥书独自眠》是吕浩的第一本集子，印于今年八月，他又有一本《待雨轩读书记》，即将由海豚出版社刊行，吕浩想让我写点什么放在书前。我看了一下书稿，内容几乎都是谈书的，如周叔弢、施蛰存、郑振铎、黄永年、顾随、张充和、董桥、俞晓群等等，或就书谈书，或就人谈书，比起当下流行的“书话”之作，似乎更多一点情致，也更多一点想法，写得也平实可喜，如王荆公诗云：“学问比来多可喜，文章非特巧争新。”这自然很难得。因为他提到的不少今人著作，都是他的喜欢，难免有点仰而弥高，也就容易从欢喜处说开去。至于文章的“规整”，网络作者应该有一个专栏写作的历练，这当然不是人人需要的，吕浩自然也可以另辟蹊径。

    我喜欢“待雨”两字，此乃从《易》而来，古人解释说：“云上于天，有待而雨，物必待雨泽而后长，人必待饮食而后养。”又说：“云上于天而后可以待雨，君子有为于前而后可以待治，不然不几于坐废乎。”说的都是微言大义，在现实生活中，当乌云飘来，将雨未雨，当风遥望，实在也是一番好心情中的期待，放翁有诗云：“漠漠轻阴隐隐雷，石榴半落点莓苔。小桥西北阑干角，独岸纶巾待雨来。”这是否就是吕浩的心情呢。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八日于苏州

    《敷座而乐》小引

    永灵是我早年结交的朋友，认识他时他就喜欢写字，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他仍喜欢写字，如果在寺院做和尚，应该是道行深、化理长的高僧了。前几天有客来谈，见壁间挂着胡适之的条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就说了一个故事。某年，胡适之去西天目禅源寺，住持请他写副对子，他就写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真是白话的妙对，也特别有意思。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做学问要实事求是，在职场要矢志尽职，既然做了和尚，就要将一天天的钟撞好，所谓“鸣钟济苦，兼以集众”，“愿一切恶道诸苦并皆停止”。永灵的钟撞了这么多年，究竟撞得怎样，方外如我，是不很明白的，但想来在那钟声里，已有超然尘世又贴近人情的妙音了。

    永灵写字，从碑帖入门，遍临诸家，博取众长，自寻门径。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永灵的作品呈现出多样的风采，这是将对传统书法的理解，融结凝聚，化作自己的实践。有人说，永灵的书法质朴微妙，时而丰赡蕴藉，时而清秀雅致，风格迥异，笔随意走，除传统章法营造与现代意境结合之外，兼顾古典审美旨趣与当代人文气息的融和。也有人说，他以当代书家的广阔视野和具体关注，糅合各种书体，真草隶篆四体皆精，焦浓重淡清五色兼具，有时重如霭霭停云，有时又轻若飞鸿雪泥。在现代艺术群体营造的氛围里，他既要以自己的方式与古人对话，将历代各种书体的线条、结构、特征、风韵、气度等因素提炼出来，又要将它们升华，融入他自己的笔墨之中，来创造出合乎现代审美需求的新作品。因此，他的作品不但体现出传统的优长，并且非常个性化。有人归结于他真率的性情，说他的创作发自胸臆，那是个人性灵与人生、自然、社会的感应，而他的真率，成全了作品精神高雅、趣味脱俗的气质。这些都是行内的评价，他们熟悉永灵的日常生活，熟悉永灵的创作状态，议论切中，自然都是不错的。

    我不但与书法界不甚搭界，于书法本身也是门外汉，况且与永灵睽间南北，他喝他的大碗茶，我喝我的碧螺春，自然也少了请益的机会。但每隔几年，就能集中看他一批作品，那是在他的展览上，每次都有不同的想法。当然这是农家老妇想像皇后娘娘的生活，根本不是那回事，然而不说出来，也就没了故事，只好将困晏觉、吃杮饼、摇蒲扇乘风凉一一道来，就说三点。

    一是永灵的字能得以欣赏。如今写字的人多，蔚然风气，但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平心而论，有的实在不及旧时店伙写水牌的水平，更甚者自以为是，肤浅和薄俗自然也就难免了。永灵的字，却让你看得懂看得明白，笔法、结构都很清晰，没有含糊的笔墨，于书写内容也就很清楚了。要欣赏书法，首先要知道写些什么，然后才明白是怎样写。他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但又不循着古人的套路，他写出自己的字来，这大概就是所谓“当代性”或“现代感”，主要体现在气韵生动上，视觉上则呈现丰富的、趣味的装饰性。

    二是永灵的字让你展开丰富的想像。永灵写字，墨分五色，具有丰富的层次感，构成的空间显得更加宽阔，无论是条幅、卷子、楹联、册页、扇面，他都有很好的布局，大小，疏密，浓淡，各极其致，有的特别严谨，有的特别写意，甚至已有点画意了，但都是由书写内容来决定的。观赏者的想像，当然是由内容而引发的，在他眼前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或是春雨潇潇里的牧笛，或是秋风瑟瑟里的芦苇，抑或是远山古寺的钟声，抑或是寒江行船的欸乃，似乎是诗意的延伸和画境的再现。当然他不是远离尘世，漠然无视所处的社会现实，如“天国书信四十九札——寄给汶川大地震遇难者的信”，悲天悯人，从中可以看到他与生俱来的朴素情感。

    三是永灵的字有禅意。说到字的禅意，固然是出于对佛的虔诚，出于弘扬佛旨的需求，然而在静穆之中，追求个性，追求意境，使得禅与字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也是六朝以来，书法艺术化的一条途径。正由于这个缘故，古人写经甚多，以《博古堂帖存》为例，就有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四家。永灵写字，注重个人体验，那是一种置身静安的日常修炼，写经自然是功课。不但如此，他将禅的精神融入作品中去。说到他接受禅意书法，不能不提到日本诗僧良宽，他喜欢良宽，认为他的字完全是意境的体现，有儿童般的“天真烂熳”。因此就有人说永灵是“俗家的良宽”，正因为是在俗，更多人间情感，更多人文关怀，他的字也就比良宽更可接近，让人感受到他是一个亲切的存在。永灵与佛有缘分，他给自己起了个号，曰若无，意思是好像有好像没有，或是既已有了实在还是没有，这种境界也就是禅的境界。

    说到良宽，我记起一件事来。十多年前，我主持某出版社编政，计划印一套日本古代书道精品丛书，类如良宽、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等，首先想印的就是良宽。永灵知道后，不但给我借来可供复制的良宽大本，还给我一本柳田圣山写的《沙门良宽》，让我对这位日本诗僧有点了解。事情的结果，虽然不尽如人意，丛书未曾印出，却让我对良宽知道得更多一点，也就能更深一层地明白永灵的字。

    永灵并不满足在纸上写字，他想换一种载体，竹木、砖石、陶瓷等都有悠久的书画承载历史，这自然也是他作艺术驰骋的天地。他为此而奔波南北，特别多的是去景德镇和宜兴，考察制作工艺和器物造型，更多地去了解它们在烧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形，以及它们对笔墨表现所接受的不同程度。于是他就将自己的创作作载体的转移，诸如屏对、笔筒、笔洗、镇纸、秘阁、压尺、瓶盎、茶壶等等，这是生活艺术化的具体实践。古人重视生活艺术品质，像高濂、屠隆、文震亨等，虽然提出了生活艺术化的种种理想和标准，与生产实践却是隔膜的。苛求古人自然不必，但像永灵这样的实践，必定使得艺术和生活的结合更加完美，特别是就艺术家的主观意识来说，只做一个观察者和审美者，就只能把喜欢留在别人的作品里。永灵的实践，想来不会是一蹴而就。就以陶瓷而言，陶和瓷品质不同，烧制工艺不同，一是用釉写字，一是用刀刻字，大相径庭。再以相物赋形来说，陶瓷器型各各不同，器上的字，由平面布局转换成立体布局，而不同的器型需要选择最适合表现的内容和形式，这也不是容易做到的。凡艺术实践的过程，挫衄和反复是免不了的，但快乐总在其中。

    此次假山东省博物馆举行的“敷坐而乐——朱永灵书法艺术展”，集中陈列永灵近年来的创作成绩，包括纸上的，碑上的，器物上的，就像展开了一道道丰富多样的书法艺术景观，可谓意趣横生，别开生面。“敷座”乃佛家语，《法苑珠林》专有一篇介绍敷座：“今据事用，理须坐具。故《四分律》云：‘为护身、护衣、护僧卧具故，制畜坐具。’既为身衣，明知须设。又坐具之用，本是坐时之具。所以礼拜之中无其敷文。故如来将坐，如常敷之。准此比丘自敷而坐，不合馀人为敷。”此词屡见于佛经，如《金刚经》说，佛陀自舍卫城乞食归，“洗足已，敷座而坐”。如《百缘经》说，佛陀率诸比丘去鹦鹉林，“各敷座具，在于树下，坐禅思惟”。敷座而谈，现身说法，广宣妙义，辨析微言，自然是超然的境界。但也可以随意一点，如白居易《题报恩寺》诗云：“净石堪敷座，寒泉可濯巾。”释大欣《会曹伯珪》诗云：“暖汤濯足敷座坐，呼童爨玉羹土酥。”如果这样“敷座”交谈，或欢喜赞叹，或诤戒告诫，或埋天怨地，或王顾左右而言他，都已经不重要了。借着如此“敷座”，也就可以与更多的观赏者，共得交流切磋之乐。

    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最美的食光》序

    巴陵先生《最美的食光》即将付梓，嘱我写篇小序，竟然又给拖宕了，本来答应年前交稿，想不到枝上的梅花，已快要在潇潇雨声里凋落了，再往后延迟，实在有点不好意思。这样的事，似乎经常在发生，主客都很为难，他既不好意思穷追不舍地催促，我也很难说出敷衍的话来，确乎有点尴尬。其实，巴陵是不必在乎这篇小序的，即使书已印出来了，拙作成了无书的序，也不要紧，还可以给这本书鼓吹鼓吹。

    前些时候，我去上海，在博雅讲坛谈饮食，提到晚近以来的“美食家”。关于这个头衔，需要作点注释。无论市楼庖人，村店伙伕，还是家中厨娘灶婢，虽然会烧会吃，口知味知，一般不会被称为“美食家”，像李笠翁、袁简斋，何曾下得厨房，却被追授了这顶桂冠，因为他们除会吃懂吃外，写出了《闲情偶寄》、《随园食单》。更有甚者，像陆文夫先生，既不善烹调，更不讲究品味，只是写了小说《美食家》，这本是借了吃的事，分析人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其中当然有好些关于吃的经验和想像，想不到他就堂而皇之成了“美食家”。虽然这并不是小说的初衷，但“美食家”这个词的风行，却是从文夫先生开始的。依我看来，所谓“美食家”应该称为“美食写家”才是。

    文人好事，其中就有饮食一项。久远的事，毋庸多说，及至民国年间，谈吃的文章，不知多少，即使偶然落笔，闲闲写来，也会让读者欣喜、向慕、缅想、喟叹，虽都是回忆的瞬间，纸上的美味，却让人感到生活的真实存在。众所周知，曾几何时，吃也有限，更忌讳谈吃，不管是青菜、萝卜、红烧肉，还是野菜、树皮、观音土，虽都是吃的题目，但哪有人会去做它的起承转合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此固然矣，至少对我来说，那是一段灰暗、清冷、饥饿的记忆。近三十年多来，社会嬗变，饮食生活与时俱进，灯红酒绿，肥吃海喝，以至佳馔满前，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然而几不知味。与酒楼饭庄同一系统的茶馆茶楼，也举目皆是，还弄出种种名堂来，拿捧花生《画舫馀谭》中的话来说，“岂肥肠满脑者，餍饫既深，亦思乞灵于七碗耶”？这样的繁荣景象，历史上大概未曾有过。“美食家”则更得天时地理人和，不管吃多的吃少的，知味的不知味的，都在大显身手。人间万象，哪能少了吃喝呢，“美食家”多多，自然是好事。

    在我看来，“美食家”大都各有胜业，写点吃喝文字，只是生活琐碎的记录，或是借题发挥，说些自己的想法。我读过的好文章并不多，像周作人、梁实秋、叶灵凤、车辐、唐鲁孙、王世襄、汪曾祺、邓云乡、赵珩先生，都是知味老饕，或更是有厨下经验，有满腹掌故，当然下笔了得，各擅佳妙之胜，也就让我既得以欣赏，又得以解馋。还有几位先生，就有点“专业”了，那是真正以“美食家”头衔来影响读者的，如果说，蔡澜是“旅食派”，沈宏非是“新感觉派”，那么巴陵则属“乡土派”。蔡、沈两位于此沉究既久，受众广泛，故都兼着“广告派”。惟巴陵有点例外，著述既多，笔致亦好，所取题材，也称得上“僻壤绝域，莫不广被”，写过《尝遍大中国》、《一本书吃遍中国》、《食全酒美》、《觅食——从南向北，边走边尝》、《一箪食，一瓢饮，四方味好》、《遍地炊烟》等，但我乃将他归入“乡土派”，那是由于他那深入骨子里的乡情，无时不在透露出来，正如戴复古《秋夜旅中》所云：“旅食思乡味，砧声起客愁。”这就与蔡、沈两位不同了，巴陵既少海洋性饮食文化的熏陶，内陆封闭的饮食风尚，往往只是更其深入，很难影响广土众民，如果再拳拳桑梓，又如何能赶蔡、沈的潮头。

    我欣赏巴陵的，恰恰就是他那守望着的乡情。乡情是与生俱来的，饮食则是乡情最直接的载体，这个道理大概不必多说。如果长期生活在家乡，口味固然久沿成习；离乡背井，梦中也会再尝家乡的美味；年岁大了，更会忆念童年的吃食。就以知堂老人来说，他谈莲藕，谈荸荠，谈野菜，谈腌菜，谈炙糕，无不是故乡的味道，更多是童年的记忆。如《儿童杂事诗》咏夏日食物曰：“早市离家二里遥，携篮赶上大云桥。今朝不吃麻花粥，荷叶包来茯苓糕。”、“夕阳在树时加酉，泼水庭前作晚凉。板桌移来先吃饭，中间虾壳笋头汤。”巴陵年纪还轻，自然不会写得这样冲淡深粹，但故乡情结，总归是差不多的。

    巴陵是湖南新化人，十九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大梅山腹地的圳上镇上，这本《最美的食光》就是一本记忆家乡饮食的散篇结集。他在前言里介绍了那里的人文地理，因为这是饮食文化形成的重要背景。他认为当地的饮食，受中原流民影响，乃是中原饮食与土著饮食结合而形成的，包括食材、烹饪、风味、习俗诸多方面。由于山水阻隔，时至今日，那里仍是具有独特饮食风尚的“孤岛”。他将全书分成“荤肴宴会”、“腥味小鲜”、“童年滋味”、“素味人生”四辑，共有三十题，其内容标题已作了明白的提示。相信读者可以通过他的写，更多地了解大梅山深处的风土人情、服食居处，还有社会变迁，以及人的生存状态。

    我是喜欢读巴陵文章的，当然不在吃食的滋味如何，更不在它们的烹饪手段。钟叔河先生在《知堂谈吃》的《编者序言》中说：“鄙人非美食家，从不看《名菜大全》、《××食谱》，却喜读会写文章的人偶尔谈吃的文章，盖愚意亦只在从杯匕之间窥见一点前辈文人的风度和气质，而糟鱼与茵陈酒的味道实在还在其次。”于巴陵来说，取法乎上，总是应该的，再说这一本亦并非纯粹是吃的渊薮，我也不想枚举书中记述的一道道佳味，还是让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领略吧。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过云楼旧影录》序

    过云者，烟云过眼之谓也，自苏轼《宝绘堂记》将收藏的聚散，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后世不少藏家都以此两字名斋馆，如杨夔生有过云精舍，范玑有过云庐，洪家汭、顾文彬均有过云楼。如今惟顾氏过云楼尚在，其他都真已烟云过眼，了无痕迹了。顾氏源远流长，自越王勾践七代孙封于顾余，至汉初迁会稽，就指邑为姓，繁衍生息，其中顾野王一脉，至晚清顾文彬勃然兴盛。

    顾文彬，占籍元和，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盦，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浙江宁绍台道。咸丰兵燹后，购乐桥西北隅春申君祠和尚书里弃地，先南临铁瓶巷建第宅，又北隔尚书里构义庄、祠堂，再就隙地辟园，即怡园。子山公好收藏，宋元以来佳椠名钞、珍秘善本，缥缃盈架，又广搜字画、金石、碑版等，筑过云楼，著声南北，自撰《过云楼书画记》。文孙顾麟士，字鹤逸，一生不仕，以绘画为事，祖述先人，广综博收，又撰《过云楼书画续记》。子山公卒于光绪十五年，鹤逸公卒于民国十九年。自此而后，时势嬗递，高门大族，终于星散。过云楼的旧藏，一九四九年后，亦由后人陆续捐献国家，归诸上海、南京、北京、苏州等地公藏。

    言归正传，这本《过云楼旧影录》的主角，应该是顾公硕先生，编者将他的摄影串缀成书，且以他的事迹作主要叙述对象。公硕先生乃子山公四世孙，逸鹤公幼子，名则奂，字公硕，以字行，光绪三十年生人。余生已晚，于公硕先生惟睽仰而已，其哲嗣笃璜先生则是我的前辈，亦多承謦欬，但似也没听他多谈尊大人的事。我所知道的公硕先生，几乎都是从别人的文章看来的，或从别人的闲聊中听来的，所得印象，只是一个穿着中山装，越走越近的身影，然而至今还是模模糊糊，并不那么清晰。

    即便如此，公硕先生的几件事，让我想得很多。

    他的死是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不久，当时笃璜先生在文化局任职，与周良、潘伯英并列苏州“三家村”，批斗抄家，事在必然。我在陈从周先生《春苔集》里读到这样的记述：“一九六六年的秋天，从苏州传来消息，说顾先生逝世了。那天因次子笃璜关系，造反派去抄他的家，要他跪下，这种无礼的行动，挫伤了他的自尊心。可是他还很礼貌地送走了抄家的人，自己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打扮，短裤背心，悄悄地黑夜里出了胥门，在不到虎丘的河中自尽了，他不愿再次受辱而结束了六十几的生命。”他投水的地方，乃在虎丘道上的一号桥，但究竟在哪一天，至今没看到明确的说法。据说，他留下遗书：“士可杀，不可辱，我先走了。”但更多的是失望，他对社会的满腔热情，满怀厚望，顿时冰散瓦解，真是“梦到好处成乌有”，精神既已坍塌，又遭来如此耻辱，就不得不死了。我想到明末的徐汧，当南都失守，他对儿子说：“吾不可以不死，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即投虎丘新塘桥下死。这是士大夫的气节和操守，慷慨赴难，视死如归，公硕先生可与一比。在这场浩劫中，他大概是弃世最早的苏州文化人，莫非也有先知之明。开吊那天，惟有三人上门，周瘦鹃先生还送了一首挽诗和几粒红豆。在那样的形势下，朋友同事，人人自危，不来吊唁，亦情有可原，但也自有为了划清界线甚至落井下石者。看看当年公硕先生与一些人的合影，真让人感慨良多。

    公硕先生是世家公子，前半生虽已不是绮阁金门、锦衣玉食，然而生活是无忧的。名门高第，自有家风世德，他自小熏陶，养成了儒雅质朴的性格，拿俞文豹的话来说，就是“内而存心养性、立身行己无所歉，外而待人接物、处事应世无所戾”，即所谓谦谦君子。他喜欢写写画画，白相白相照相机，因有家学渊薮，看到的字画特别多，鉴赏自然是独具眼光的，偶然还会哼几句昆曲。一九四九年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文化事业，有过不少虚衔，也担任过实职，如博物馆副馆长、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等。在他看来，什么头衔和职务，都是无所谓的，有用武之地就好。观照他的后半生，对工艺美术方面的贡献特别显著，在挽救苏绣、缂丝、泥人、年画、雕刻等传统工艺人亡艺绝的过程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如今苏州民间工艺的璀璨绚丽，若然没有他，会逊色很多。即以刺绣来说，他当年筹建文联刺绣生产小组，像金静芬、朱凤、任嘒闲、周巽先、李娥英、顾文霞、殷濂君、蒋雪英、王祖识、王金山、顾金珍、朱世英等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后来小组解散，这些人分别进入刺绣研究所、工艺美术研究所等专业单位，使得整个苏州织绣业举世瞩目。自一九五四年起，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苏州先后举办了“民间美术工艺品”、“灯彩”、“古今工艺美术”、“扇子”等展览，将过去视作百工末技的民间工艺，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同时也让寻常百姓重新认识那些习空见惯的玩艺儿。

    公硕先生对民间工艺有广泛的兴趣，包括刺绣、家具、雕刻（竹雕、玉雕、木雕、砖雕、石雕、核雕）、泥塑、金银器、镶嵌、年画、玩具等。他是有设想去作全面研究的，并将它作为一门学问去考察。他的方法是严谨的，也是从民间工艺的本质出发的。先是作调查，走访艺人，深入工场，用相机拍下了许多实物和它们的制作过程。那时，苏州大街小巷里的神庙祠堂还有很多，他拍下了许多塑像、陈设、匾额和建筑装折细部。同时，又做了大量的笔记和卡片，最近高福民先生正在整理，说是庞杂而零乱，正可看出他研究的广泛和积累的丰富。这一期间，他写了《顾绣和苏绣》、《传统绣法名称异同表》、《苏州年画》、《吴友如与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关系》、《檀龛宝相——苏州虎丘塔中发现的文物》、《摩睺罗》等文章，都篇幅短，切口小，却有材料，有见解，实实在在，这自然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遗憾的是，他还来不及对苏州民间工艺去作全面梳理，就已舍生取义了。最近，海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文集《题跋古今》，既是很好的纪念，又可从中看出他研究的深入，作风的严谨。比照当下，也让人感慨。不少人小有经历，就成内行，偶尔涉足，便成专家，书一本接一本出，灾梨耗楮，其实都在炒冷饭，或再抄抄别人的段落，甚至还会抄错。如果公硕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说，“闹大笑话哉”。让他们去学公硕先生的治学态度，自然不可能，那就随他去吧，还是元好问说得好，“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

    再来说他的摄影。本书卷首，贺野先生有题词，“苏州第一代摄影人”，那是当之无愧的。如果追溯起来，苏州还有一位陈万里，他对中国早期摄影贡献很大，一九二三年，发起成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摄影艺术组织艺术写真研究会，简称光社；一九二四年，又出版我国历史上第一本个人艺术摄影集《大风集》。公硕先生小陈万里十二岁，算是一代人。陈申先生在《中国摄影艺术史》中将陈万里推为“美术摄影”的代表，而公硕先生则是用相机作为工具的人文记录摄影家。

    民国年间，摄影远未普及，自备相机，喜欢拍照，也非公子哥儿莫办，公硕先生也不例外，起先总是从白相开始的，在当时真是时髦的玩艺儿。继而又作摄影艺术化的追求，参加浪华旅行团，主持旅行团中的摄影研究社，他们的游屐，到过上海、无锡、扬州、杭州、黄山、北平等地。一九三七年刊印的《浪华旅行团十周年纪念册》，就有他拍摄的三张照片，还有他写的一篇《旅行与摄影》，特别谈到旅行时摄影应注意的问题，都是亲身体会。凡出游前，他都预先做好功课，准备拍些什么，他在笔记本上就记下“东西山待访录”，有好几十条，他所关心的，不外是寺院、祠庙、园林、造像等。可惜的是，他拍的洞庭东西两山照片，几乎都没有留下来。虽然如此，在留下的照片中，苏州题材的还是居多，主要是山水、名胜、古迹，其中如东山席家湖安定塔、陆巷王鏊墓、石湖凉亭、横塘亭子桥、韩蕲王墓碑、北园田野、古城墙等，如今已无影踪可寻。另外，还有广泛的民生题材，如胥江木排、太湖渔船、郊外农人劳作、乡人运石上山重建穹窿山上真观，留下了民国年间城乡生活的昔年烟景，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作为一个记录派的摄影家，随意随机拍下的自然更多，如怡园里的聚会，家族男女的瞬间，擫笛拍曲的场景。有两张特别有意思，潘子欣六十寿辰，乘画舫，游石湖，吃船菜，一张是全体在船上，一张是在舱内，留下了世俗生活的细节。徐刚毅先生在编辑《老苏州》系列图册时，大都已经收入进去。在摄影观念上，虽然也照顾到构图和光影，但主要还是记录，并不像陈万里、郎静山那样刻意去追求绘画效果。他还在当时有影响的摄影专业杂志《飞鹰》上发表文章，如《正全色性软片的特征》、《大苏打驱除法之新研究》、《强力显影与舞台显影》、《滤色镜的倍数问题》等。在他晚年，则更发挥摄影最实用的功能，用来采集民间工艺的实物，载录制作过程和技艺琐碎，还翻拍了不少珍贵史料。这种文献记录技术，在当时具有先进性。

    陈从周与公硕先生沾亲带故，五十年代，他来苏州作民居建筑调查，得到公硕先生的鼎力相助，后来印了一本《苏州旧住宅》，书中记录了顾宅，也提到过云楼的所在：“东路为花厅（名艮盦）与藏书楼（过云楼）组成一个四合院。花厅前后皆列假山峰石，而厅前者尤具丘壑，其峰石之硕大、玲珑，与艮盦内之灵璧石皆为吴中珍品。建筑物极华丽精细，槅扇俱有银杏木。”虽然过云楼藏品已烟消云散，惟地方还在，可以作缅念的凭借，如今正在修葺，即将对外开放。楼中有隶书“过云楼”额，用的是冯桂芬原题，但漏失了跋尾，应按原迹重制。又据《过云楼书画记·凡例》记载，子山公自撰收藏十四忌，“旧揭诸过云楼楣”，布置时也不应该遗忘。另外，还有一副子山公自撰楹联，曰：“一枝粗稳，三径初成；商略遗编，且题醉墨。”跋曰：“过云楼者，余收藏书画之所也。蓄意欲构此楼十馀年矣，尘事牵率，卒卒未果。乙亥夏余移疾归里，楼适落成，乃集辛幼安词句题之，时方有书画录之辑，故次联云。”这副楹联是过云楼的重要文献，明确记载过云楼落成于光绪元年，今年恰好一百四十周年，那是更应该复制后悬挂楼中。明年又是公硕先生去世五十周年，如果将他的摄影作品选一部分出来，作为过云楼的长期陈列，那是最恰当不过的。

    王道先生嘱我写点什么，放在书前，作为后辈学子，自然不可推谢。惟在下学识戋戋，不能望公硕先生项背，甚至所知道的，也不如王道等过云楼研究者详赡。只是抱着对乡先贤的敬重，斗胆而作，亦自知惭愧。相信本书的读者，会因此而更多地了解公硕先生，了解顾氏家族和过云楼，了解已远去了的沧桑岁月，许多的人和事，那是不应该忘却的。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七日

    《开卷闲话九编》序

    子聪先生正在编《开卷闲话九编》，恰好上月下旬一起在南京、天津盘桓几日，他就想让我写篇序，有点不知所措。《开卷闲话》在一编一编地出，每编总有好几位写序，八编下来，至少已有二三十位写了，当然也不少我这一篇。再说，本想说的话，别人都已说过，并且说得更好，搜肠刮肚，实在也想不出说点什么。十年前，《开卷闲话续编》印出，我写过一篇《读书界的一份实录》，本来可以拿它来凑数，想想有点不应该，有点辜负子聪的厚意，拿司马温公的话来说，“岂可逆自鄙薄，不倾胸腹之所有，以尽布于左右而求采择乎”。然而真正要写，则不外乏味或生凑。

    《开卷》有一个专栏，名曰“开有益斋闲话”，放在每期的最后几页。这“闲话”有点像编后记，但又不是，内容排日记事，有书信摘录，有活动花絮，有出版消息，有书人踪迹，几乎都是由子聪自己交接结纳而来。在我想来，在这个读书圈里，需要有子聪这样的人，广泛联络，各方询叩，然后将他所知道的，写入“闲话”，进行发布，正因为都是人和事的亲历者，那是具有现场感和权威性的。特别像我那样不弄微信、微博的人，就可借着“闲话”知道不少消息。我特别欣赏子聪的，就是他对前辈先生的尊重，为他们做了很多具体的事，在主持“开卷书坊”等丛书时，向他们约稿，甚至费了心力给他们编辑。谁都会老去的，在人生的黄昏，眼前的世界依然绚丽烂熳，那是多好的事啊。反过来，前辈先生亦未忘情子聪，给他写稿，给他题词，给他提供他们人生阅历成就的文化环境，真可说是相得益彰，“闲话”也因此而更加生色。

    《开卷》十五年了，留下的文章已有很多，“闲话”自然也积腋成裘。将它们一编编地印出来，自然很有意义。我在当年的文章里说：“我这个人懒于走动，借着一月一份的《开卷》，断断续续知道很多消息，如今辑印成书，就将这些琐碎的消息连了起来，这好像就是看电视连续剧，相隔得太久，似乎不能连贯，索性买张碟片，一口气看了，不但省事，印象也特别地清晰起来。”当然，它更有保存史料的价值。单本《开卷》容易散失，结集一册，既便庋藏，又便检读。再说十五年风风雨雨，在这个不大不小的读书圈里，也有很多可说的故事，即以《开卷》的作者来说，也已经好几茬了。昨天就是历史，坠欢旧梦，都在回忆里。但回忆有时并不可靠，就我自己来说，明明记得参加过在南京的第一届读书年会，子聪说没有，至少没有合影，更因为“闲话”里没有记载。这就是立此存照的依据。

    子聪既要编刊物，又要编丛书，还要写“闲话”。“闲话”虽然并不难写，却要化费不少时间，或许每天都要做点功课，也就不必对它过多苛求。在我看来，“闲话”有时写得太正规，太套数，不妨有点变化。我欣赏范笑我当年的“简讯”，记别人的事，说自己的话，就相当有意思了。

    二十年前，我在《苏州杂志》做编辑，陆文夫先生让我每期写篇编后记，因为杂志社在青石弄里，那个栏目就叫“青石小憩”，有点像“闲话”，只是更多牵涉一点本期的内容。唐人有道是“雨馀青石霭，岁晩绿苔幽”，应该是比较悠闲的活，其实不然，写了一年，就不肯再写了。比照子聪，真是惭愧多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一日

    《草虫画谱精编》序

    画谱这种印本样式，肇始于印刷术日益昌明的北宋时代，它的初衷是给人作欣赏作借鉴的。由于当时书画真迹深藏嫏嬛秘阁，一般人难以一睹，木刻印本就成了传播的惟一途径。晚清时引进石印术，特别是彩色石印术，加以珂罗版（collotype）的工艺技术，更是直接还原了真迹的面貌。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还原一步更进一步，至今已到了几可乱真的地步。然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即使在一百多年前，哪能看到几近真迹的印本。

    我看到最早的画谱，就是《梅花喜神谱》，宋伯仁编绘，南宋嘉熙二年初刻，景定二年重锓，谱分两卷，按花时八节，画不同姿态的梅花一百幅，各肖其名，并系以五言断句。它主要是给人欣赏，但为学画者所参考，也是必然的，如“麦眼”、“柳眼”、“椒眼”、“蟹眼”，描绘了梅花“蓓蕾”时的形态，就为学画者提供了练习的范本。其后有元人李衎的《竹谱详录》，作于大德三年，镌于延祐六年，除供欣赏外，更有实用的意义，自序说：“俾封植长养、灌溉采伐者识其时，制作器用、铨量才品者审其宜，模写形容、设色染墨者究其微。”供人学习画竹，就是用途之一。谱凡七卷，分画竹谱、墨竹谱、竹态谱、竹品谱四门，每门先总说，后分述。如画竹谱，“一位置，二描墨，三承染，四设色，五笼套”，既有画法提示，又有图例，还介绍了绘画材料的处理，有“黏帧”、“矾绢”、“调绿之法”、“草汁之法”。如墨竹谱，分画竿、画节、画枝、画叶，一一予以图示。如竹态谱，谈到竹在不同环境下的形状，“若夫态度则又非一致，要辨老嫩荣枯，风雨晦明，一一样态。如风有疾慢，雨有乍久，老有年数，嫩有次序，根干笋叶，各有时候。今姑从根生笋长，壮老枯瘁，风雨疾乍，各各态度，依式图列如左。虽未能悉备，抑亦可见其梗概，用资初学，不为达者设也”。这种重视绘画对象在客观环境中的变化，给学画者提供了基本功训练的系列要求。

    自此以后，画谱的内容，因其功用不同呈现出不同来，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以供欣赏为主，如《历代名公画谱》、《集雅斋画谱》、《唐诗画谱》、《诗馀画谱》、《海内奇观》、《名山图》、《九歌图》，乃至晚清任渭长、吴友如诸作。这类画谱也可作学画的参考，了解一点绘画的源流，了解一点前代画家的面貌，但就技法而言，局限在构图、造型上，很难作为绘画入门的初阶。另一类则以指导学画为主，上承《竹谱详解》，明清两季，层出不穷。如嘉靖间高松的《高松画谱》，已知有翎毛谱、菊谱、竹谱等，每谱有绘画歌诀，在画法上多有分解图。嘉靖间刘世儒的《雪湖梅谱》，画梅的各种姿式，一一示范，另有折枝梅花图三十四幅，附写梅十二歌诀。此外，还有万历间汪懋孝的《汪虞卿梅史》、周履靖的《画薮》等，更偏重技法的介绍。这正是出版理念在明代后期的转变，关注市场，将欣赏和借鉴结合起来，以满足广泛的消费群体。

    进入十竹斋时代后，画谱面貌发生嬗变，主在是设色套印，虽然此前已有彩印的《花史》，但十竹斋刻印之精致，色彩之鲜明，开创了木版印刷的新时代。十竹斋由胡正言创设于万历间，以水印木刻擅长，代表作有《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十竹斋书画谱》刊刻于天启七年，分书画册、竹谱、墨华册、石谱、翎毛谱、梅谱、兰谱、果品八种，凡画一百八十幅，书一百七十幅，作者既有前辈名家，也有当代作手，甚至包括胡正言自己。它采用“饾版”印刷工艺，即根据原作分色刻版，依照由浅入深、由淡到浓的原则，逐色套印，最后完成一件具有深浅浓淡层次的彩色印刷品，这就与原作近似了。就编辑意图来看，固然还是作欣赏，但充分照顾到学画者的需要，如竹谱前有“写竹要语”、“写竹括”、“写竹说”等，附起手式，凡二十七款，图示写竿、写节、写枝、写叶的步骤。兰谱也附有起手执笔式，图示描叶画花，如起笔、交搭、左出、右开诸法，也图示画花应注意的各点。过去的画谱，即使有图示，没有色彩，没有浓淡深浅，因此学画者将《十竹斋书画谱》奉为圭臬，在美术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继《十竹斋书画谱》后，最有影响的画谱是《芥子园画传》，直至晚近，如陈半丁、颜文樑、刘海粟、潘天寿等都提到这部画谱对他们早年摹习所起的作用。以《芥子园画传》为名者，共有四集，末一集系嘉庆时人取丁皋《传真心领》、金古良《无双谱》等杂编而成，乃续貂之作，可以不论。前三集先后刻于康熙间，由沈伯因邀王㮣、王蓍、王臬兄弟等编绘，初版均为五色套印本。初集树、山石、人物屋宇三谱，二集兰、竹、梅、菊四谱，三集草虫花卉、翎毛花卉两谱。从编辑宗旨来看，这更是一部绘画技法教科书，李渔有初集序，称其“为初学宗式，其间用墨先后、渲染浓淡、配合远近诸法，莫不较若列眉。依其法以成画，则向之全贮目中者，今可出之腕下矣”。

    中国传统绘图有独特的传承方法，所谓“非箕裘递传，即青蓝授受”，画谱的出现，为学画者开辟了一条自修的途径，它将本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绘画技法，一一条分缕析，自起手至成幅，循序渐进，设置了一套比较系统、规范、基本的技法训练课程。就这个意义来说，借助画谱来学习绘画，不啻是阶梯和宝筏。

    草虫是传统绘画的题材概念，不仅指昆虫类，也包括鱼类，爬行类、两栖类的龟、鳖、蛇、壁虎、蜥蜴、蝾螈、蟾蜍、蛙、蝌蚪，其他无脊椎的蜈蚣、蜘蛛、蟹、虾、贝、蚬、蚌、螺、蛤蜊、蜗牛、蚯蚓等等，范围很宽泛。在画论上，草虫或归花卉，或归蔬果，或归翎毛，各有道理，其实也可独立门户的。历代有不少画人擅长草虫，《芥子园画传》三集“画法源流”就说：“考之唐宋，凡工花卉，未有不善翎毛，以及草虫。虽不能另谱源流，然亦有著名独善者。陈有顾野王，五代有唐垓，宋有郭元方、李延之、僧居宁，是皆以专工著名者。至若邱庆馀、徐熙、赵昌、葛守昌、韩祐、倪涛、孔去非、曾达臣、赵文俶、僧觉心，金之李汉卿，明之孙隆、王乾、陆元厚、韩方、朱先，俱为花卉中兼善名手。草虫之外，更有蜂蝶，代有名流。唐滕王婴善蛱蝶，滕昌祐、徐崇嗣、秦友谅、谢邦显善蜂蝶，刘永年善虫鱼，袁嶬、赵克夐、赵叔傩、杨晖更善鱼，有涵泳喁之态，缀于蘋花荇叶间，亦不让草虫蜂蝶之有俾于春花秋卉矣。”晚清以降，又有居廉、居巢、翁小海、齐白石、王雪涛等等，画风迥异，各擅胜场。

    比起山水、花卉、人物来，草虫种类最多，形态最繁，动静之姿，千变万化，特别是作为细部点缀，更需要形神的逼真。历代不少画谱都将草虫列入，如《芥子园画传》三集就有草虫一部，提纲挈领地介绍了“画草虫法”：“画草虫须要得其飞、翻、鸣、跃之状。飞者翅展，翻者翅折，鸣者如振羽切股，有喓喓之声，跃者如挺身翘足，有趯趯之状。蜂蝶必大小四翅，草虫多长短六足。蝶翅形色不一，以粉、墨、黄三色为正，形色变化多端，未可言尽。墨蝶则翅大而后拖长尾。安于春花者，宜翅柔肚大，后翅尾肥，以初变故也。安于秋花者，宜翅劲肚瘦，而翅尾长，以其将老故也。有目，有嘴，有双须。其嘴，飞则拳而成圈，止者即伸长入花吸心。草虫之形，虽大小长细不同，然其色亦因时而变。草木茂盛，则色全绿；草木黄落，色亦渐苍。虽属点缀，亦在乎审察其时，安顿之也。”此外，有“画草虫诀”、“画蛱蝶诀”、“画螳螂诀”、“画百虫诀”、“画鱼诀”，并附“草虫点缀式”图四幅。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卷五“论鳞虫”，介绍了鲤鱼、鲂鱼、鲈鱼、金鱼、蟹、虾、蝶、蜂、蜻蜓、螳螂、蝉的画法。张子祥《课徒画稿》也介绍了蝴蝶、蜻蜓、蜂、蝉、纺织娘、螽斯的画法。

    张继馨先生是画坛耆宿，以花鸟擅名，画路宽广，花卉蔬果，翎毛草虫，尤显示出他深厚的功力。我看过他的不少作品，笔墨酣畅，格调天然，脱手落稿，自出机杼。特别是他的草虫，无论工笔写意，都栩栩如生，形神兼备，且时有破法之笔，让我想起方薰称赞钱选的话：“钱舜举草虫卷三尺许，蜻蜓、蝉、蝶、蜂、蜢皆点簇为之，物物逼肖，其头目翅足，或圆或角，或沁墨，或破笔，随手点抹，有蠕蠕欲动之神，观者无不绝倒。画者初未尝有意于破笔沁墨也，笔破墨沁皆弊也，乃反得其妙。则画法之变化，实可参乎造物矣。”（《山静居画论》卷下）这与他长年累月的细致观察、悉心揣切分不开的。况且继馨先生长期从事美术教育，重视基本功训练，曾编绘《草虫画谱》、《鸟类画谱》、《蔬果画谱》、《博古画谱》等数十种行世，深谙画谱对初学绘画的作用。戴云亮先生是继馨先生高足，绘事而外，精研画论，与乃师合作颇多，先后有《吴门画派的绘画艺术》、《百年墨影——二十世纪苏州美术》等问世。这本《草虫画谱精编》即由云亮整理，概论而外，分类部署，每种草虫分“结构特征”、“写意画法”、“工笔画法”，一一图示步骤，对普及绘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八日雨夜

    《楮墨芸香》引言

    楮墨即纸墨，芸香是香草，芸草可以辟蠹，保护纸质文献，如唐人杨巨源《酬令狐员外直夜书怀见寄》有云：“芸香能护字，铅椠善呈书。”宋人梅尧臣《和刁太博新墅十题》有云：“请君架上添芸草，莫遣中间有蠹鱼。”芸草混合古刻旧椠散发出来的特殊气息，只可体味，不可言传，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书香。

    如今正在构建设书香社会，倡导全民阅读，作为苏州文化的展示平台，苏州市名人馆同样肩负着这样一种责任。读书使人进步，读书造就人才，这个道理在名人馆的展示中，得到了比较全面和具体的反映。

    苏州向有崇尚先贤的传统，立祠奉祀乃是封建社会规格最高、礼制最隆的公共表达形式。自古以来，如阊门内至德庙祀泰伯，祔祀仲雍、季札，胥山和盘门伍公庙祀伍子胥，吴江垂虹桥三高祠祀范蠡、张翰、陆龟蒙，穹隆山藏书庙祀朱买臣，天平山忠烈庙祀范仲淹，茶磨屿石湖书院祀范成大，西美巷况公祠祀况钟等等，在苏州及各邑的大街小巷、山麓水岸几乎都有奉祀先贤名宦、义士贞女的祠堂。清道光年间更在沧浪亭辟五百名贤祠，集五百九十六人于一堂，春秋俎豆，千古风徽。通过这一形式，表达了后人的追慕景仰之情，起到了弘扬社会道德、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同时，它普及了人文知识，营造了人文环境，培养了人们的道德情操，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同时又成为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苏州不但立祠奉祀先贤，还有不少人去分析、研究历代人物和人物现象。如陆师道《袁永之集序》在归纳明代苏州社会文化现象时就说：“吴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鏒东箭，地不绝产，家不乏珍，宗工钜人，盖更仆不能悉数也。至于我明受命，郡重扶冯，王化所先。英奇瑰杰之才，应运而出，尤特盛于天下。洪武初，高、杨四隽领袖艺苑；永、宣间，王、陈诸公矩矱词林；至于英、孝之际，徐武功、吴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当钧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响风景服，靡然而从之。时则有若李太仆贞伯、沈处士启南、祝通判希哲、杨仪制君谦、都少卿元敬、文待诏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国、蔡孔目九逵，先后继起，声景比附，名实彰流，金玉相宜，黼黻并丽。吴下文献，于斯为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来，诸公稍稍凋谢，而后来之秀，则有黄贡士勉之、王太学履吉、陆给事浚明、皇甫佥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实颉颃其间。”在这么一个时期，有这么许多才华横溢、成就卓绝的人物聚集苏州，他们不但腹心相照、声气相求，而且各擅所长，风采迥异，呈现出一道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当然还有人物成就的具体环境，比如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地方官员礼贤下士，尊重文人学者，这是形成人文荟萃局面的主要原因。还有一点，即文人学者间不但很少倾轧，而且互相扬誉，推波助澜。张凤翼《文国博和州诗集序》说：“吾吴号为文献者，千秋于兹矣。国初高、杨、张、徐并称作者，迨文太史与徐迪功相先后，虽声调殊途，而气韵悬合，亦各言其志而已。当时有同声相和之美，无文人相轻之嫌，则犹存古之道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六也说：“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征。”

    如果没有对人物和人物现象的分析和研究，自然做不出这样的总结来。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经久不衰，形成了自成系统的学术格局。即以郡邑通录类传记来说，就有张㫤《吴中人物志》、杨循吉《吴中往哲记》、王世贞《吴中往哲像赞》、阎秀卿《吴郡二科志》、周复俊《东吴名贤记》、刘凤《续吴先贤赞》、文震孟《姑苏名贤小纪》、文秉《姑苏名贤续记》、褚亨奭《姑苏名贤后记》、徐晟《续名贤小记》、顾沅《吴郡名贤图传赞》、顾承《吴门耆旧记》等等，从一个广泛的人物层面，就可以大概了解苏州的文化风貌。这是就宏观方面来说的，再说细微末节，如五百名贤祠的石刻图像，大部分是由石韫玉和顾沅提供的，古人的相貌，后世难以尽知，他们或临自古册，或访诸后裔，并参稽前代文献记载，衣冠服饰，悉副旧规。这自然也是一种研究，并且具体而微，没有文献的支撑，那就很容易闹出笑话来。

    苏州市名人馆不但是展示本土人物的平台，也应该是研究的基地，甚至是这一领域的权威性学术机构。那就要从具体工作做起，收集苏州历代人物的史料文献，就是一项重要内容。近三四年来，名人馆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就目前庋藏来说，有刊本、手稿、字画、书信、照片、拓本等，林林总总，已初具规模。在馆藏中，有的比较稀见，如三鼎甲尺牍、四状元翰墨等；有的或可说已成绝品，如清光绪二年重修泰伯庙时嵌置两庑的吴氏祖像拓片，凡五十五幅，因其悉遵明刻，流传有绪，具有相当价值。近年重修泰伯庙，有关方面遍觅不得，名人馆却于意外得之，且品相完好。可见名人馆的收藏，不但可供研究和展示，还可为苏州文化的传承提供有用的材料。

    本书由曹俊先生主编，遴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藏品，涵盖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医药等多个方面，凡四十二件，邀约一批研究苏州地方文化的学者撰稿，对它们作了分析和介绍，让更多的读者来分享这楮墨芸香，共同来认识人物和文献的关系。同时，也可更清楚地知道名人馆对推动苏州文化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日

    《樱花居品书》序

    前年春上，任文先生赐下《书香夜读》，附了短笺，让我为他的下一本书写篇小序。顾亭林《日知录》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又说：“唐杜牧《答庄充书》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读此言，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我明白这个道理，并不“好为人序”，但人家一番盛情，实在无可推谢。去年夏初，任文将书稿编定，给我发来，看过一遍后，却迟迟未曾动笔。到了十月金秋，去甘肃张掖参加民间读书年会，与任文第一次见面，寒暄之后，我就表示抱歉，答应回去就写，想不到，杂事缠身，不得闲散，虽然时时记得这件事，却又拖宕着，半年又将过去，已“听风听雨过清明”了。

    任文是陕西洛南人，由“执教鞭”而“鞭执教”，他在那座小城里，得到乡里乡亲的尊重，这不仅是职业的缘故，更因为他是一位勤勉的读书人和写作者。就在近几年里，除《书香夜读》外，他还出版了《我的乡村》、《迎面吹来乡野的风》、《阳光里的村庄》等，确乎是果实累累。他的文章，内容大致可分两类，一是乡村生活，一是读书生活。袁滨先生在给《书香夜读》写的序中，评介了任文的成绩，认为他写乡村生活，“把意识中的乡村和生活中的乡土写活了，感性和理性的交织，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的田园图画，充满了才情、乡情和真情”；而他写的读书生活，则“眼光的高远，笔触的内美，思考的深度，都使得文章独抒性灵，不落俗套，具有了新意和趣味”。袁滨赞扬起别人来，从不吝啬，虽然出乎率真而有溢美之嫌，但说得很接近任文写作的实状。我想再补说几句，任文僻居西北小城，远离嚣庶的文坛，没有什么酸腐气，也没有什么头巾气，文字质朴自然，乡土气息浓厚。文章的构架完整，行文流畅，这与他做过语文教师有关，而为文而文的痕迹也不免留落下来。他的读只求自己的喜欢，这固然是好的，但视野受到不小的限制。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读书或作文，“取法乎上”是一条可以遵循的法则，我也远远做不到，很想与任文共勉。

    这本新著，应该是《书香夜读》的继续，内容大都与书有关。任文是喜欢书的，买书，读书，藏书，成了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读过以后，写下一点文字，那更是自然的事了。就我的熟人来说，像任文这样的“书痴”不在少数，就以买书来说，有的挥金如土，有的锱铢必较，有的奔波南北赶拍卖，有的蜗居斗室上书网，不管是怎样的状态，他们都是爱书人。从任文的“书事日记”来看，他也是千方百计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网购是一条途径，它将全国各地浩如烟海的新书旧书，与任文的樱花居连接了起来。

    任文住在城郊，有个小院，院墙内外各有一树樱花，每当春天，花开烂熳似轻云，映照着他的书桌，哪是让人沉醉的，他就将书屋题名“樱花居”。这个斋名，富有诗意，会让人想起前人的吟咏，王元渤《题山庵》云：“桃花樱花红雨零，桑钱榆钱草色青。昌条脉脉暖烟路，膏壤辉辉寒食汀。”陈唐卿《春寒》云：“稍稍春光到眼中，冲寒试与小榰筇。杏花已尾樱花拆，正要深红间浅红。”方秋崖《入村》云：“山深未必得春迟，处处山樱花压枝。桃李不言随雨意，亦知终是有晴时。”三春花事，桃花、梨花、杏花、李花固然争艳竞芳，却也不应该忘记樱花的。

    任文在樱花居里，过着快乐的读书生活。他的读，没有强迫的要求，没有功利的目的，只是想满足自己的愿望，寻求自己的旨趣。其实，读书并不全是快乐的。去年，我印了一本《四时读书乐》，照例写篇题记，就想与所谓的“读书乐”唱唱反调，引了尤西堂《艮斋杂说》中的故事，说是某君将死，对亲友说：“吾死无所苦，所苦此去重抱书包上学堂耳。”那诙谐中是含着悲哀的，想想现在的孩子，谁说古今人不相及。前些时候，又读到杨诚斋的《书莫读》，诗云：“书莫读，诗莫吟。读书两眼枯见骨，吟诗个字呕出心。人言读书乐，人言吟诗好。口吻长作秋虫声，只令君瘦令君老。君瘦君老且勿论，傍人听之亦烦恼。何如闭目坐斋房，下帘扫地自焚香。听风听雨都有味，健来即行倦来睡。”诚斋的态度，值得赞赏。另外，宋元吉有《过兴儒里》一首，有云：“我初游太学，读书思入官。幸脱读书苦，乃知入官难。”做官的难，读书的苦，两者并提，实在也道出了人生际遇的尴尬。任文既没有做官的难，又不感到读书的苦，也就进入了自由的境界，可以纵横驰骋，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让人钦羡的。

    又是人间四月天，想来任文那小院内外的樱花开得正盛。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留园导读》序

    立夏过后，卜复鸣先生赏饭，设席盘门外一个庭院的楼上，窗外天光云影，花竹扶疏，夏回、文瑜两君喝茶，我与复鸣小酌。复鸣以研究园林为主业，茶酒之间，园林的事，自然也成了主要话题。我对园林有兴趣，只是懂得不多，倾听也就多于说话，固然获益良多。

    在我看来，近代以来，就苏州园林的研究和描述来说，童寯先生勾勒了一个框架，提出了一些问题，为这个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刘敦桢先生从建筑调查入手，将空间与时间两相结合，探索了造园技术的若干规律；陈从周先生则以诗文家的眼光，结合传统美学，赏析园林个案，为园林价值的推广作出了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关心园林的人如雨后笋萌，相关著作亦层出不穷。就大势而言，介绍园林的读物很多，推出专题丛书十数套，作者侃侃而谈，雅俗并存；研究园林也更深入，建筑、装修、山池、绿化、生态等各有著作，开掘更广，深浅不一；园林主管部门不但编印《苏州园林》杂志，还组织编写出版了各个园林和风景名胜区的专志；文献整理虽然仅是起步，但也小有成绩。就我看到的来说，像魏嘉瓒先生的《苏州古典园林史》，初步建立了史的构架，注重群体和典型的分析，很有一些新的观点；蒋晖先生的《园林卷子》，从记录图像的传世手卷，分析、介绍了明清部分园林的空间和生活；而复鸣的《拙政园图咏注释》，则既是文献的整理和再现，又是园林赏析的别裁。当然还有很多学者，各怀珠玉，各展所长，就恕不举例了。

    就目前情况来说，园林研究已有一定程度，园林的介绍和描述也起到了普及大众的作用，那就应该更进一步了。题目当然有很多，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文献整理和文献应用。园林文献的存量很大，宋元明清直至近代，志记叙引，诗词曲赋，各种体裁都有，汗牛充栋，可惜至今未作系统整理；再如绘图，特别是手卷、册页、版画，保存了大量图像，至今印出的屈指可数。如果将文献整理的事做起来，势必对园林研究的深入起很大作用。再说文献应用，研究要应用文献，包括园史变迁、园主改易、造园过程、置景渊源、园中生活诸多方面，都需要文献来印证。但不少学者轻视文献，即使对现成的材料亦熟视无睹，只管自说自话。也有借来乱套的，不去作分析和比较，如向被视为造园圭臬的《园冶》、《长物志》，究竟是什么论著，如果不去研究它的文本、背景、思想，盲目崇拜，自然不能还原它的真相和本质。

    正因为如此，当复鸣给我发来新作《留园导读》的书稿后，我乐意为这本书写点什么。

    这本研究留园的专著，正是以文献为基础，以调查和考察为手段，全面介绍了留园的历史、园主、花石、山池、建筑、书条石、植物配置等。复鸣对文献是做过比较、分析的，故在叙述时，条分缕析，有所选择，也就能由浅入深，由繁返约。在我想来，留园至少有两大亮点，一是太湖石的运用。客观地说，造园中广泛运用太湖石，花石纲起的作用不可小觑，朱勔同乐园自不必说，淳熙间昆山卫泾的西园，一山连亘二十亩，惜毁之久矣。元至正间构筑狮子林，亦用花石纲遗石，但破碎零星者居多。文化影响最大且至今仍以花石著名的，就是留园，万历以后，文献记载比较完整。二是格局和建筑。自徐氏东园以来，历代园主屡修不废，遂渐形成左宅右园、园宅结合的整体格局，特别是清中期以后，建筑布局更为合理，内外檐装修更臻精美，成为古典园林中“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经典之作。就这两点来说，复鸣用力最殊，引征文献最丰富，在叙述中不乏自己的独到见解。但又不拘泥于说古，更注重向读者传递园林知识。惟园的始建时代，复鸣仍认为是徐泰时建于万历二十一年前后，但张凤翼写过一篇《徐氏园亭图记》，所记徐氏园亭之址，与徐泰时东园即今留园相合，并称“主人子本，乃好行其德者，又敬爱客，嘉隆间尝与寿承、休承、孔加、公瑕、鲁望诸名胜嬉遨其间”，则园之建又早于万历。“子本”其人，至今不得其详，复鸣既有意于此，不妨去作一番考证。广览群书，以补旧志之缺；细核史料，以纠前人之失。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大概需要用点这样的笨办法，愿与复鸣共勉。

    书名中的“导读”两字，我本来不以为然，以为浅了。过后想想，这个“读”字用得正好。园的变迁就是一部史籍，园的景观则如诗文或图画，正是需要细细品读的，正如陈从周先生《说园》说：“园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有不尽之意，寥寥几句，弦外之音犹绕梁间。”又说：“看山如玩册页，游山如展手卷，一在景之突出，一在景之联续。所谓静动不同，情趣因异。”复鸣研究留园，细致而深入，自有体味，能够去“导读”，而不是去“导游”，看来还很有点自负，这是学术的担当，不自负确实也不行。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话点将录》序

    王成玉先生的《书话点将录》，从构想到起笔，从成稿到准备付梓，已有好几年了。这个选题，成玉与我说过，也在几家报纸上看到过一些。我的想法，也与他谈过，赞成他对书话作者的集体研究，但以“点将录”出之，我的想法有些不同。然而成玉既已写了，木已成舟，宁文也正在积极筹措它的“出航”，让我来写点什么，自然无可推谢，只是恐怕搔不到痒处。

    起题先说书话，在我看来，凡以书为话题的文章，都可归入这个范畴。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序》里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我过去也将这几句话奉为圭臬，然而按实际得来的经验，好的书话，并不仅在那几个“因素”，唐弢的前辈和后辈，怀珠抱玉者大有人在，思想深邃，文字出色，标新立异，各自引领风骚。再说，书话作者大都各有胜业，他们将写书话作为馀事，或多或少写下一点，唐弢《书话序》就说：“只是在工作馀暇，抽一支烟，喝一盅茶，随手写点什么，作为调剂精神、消除疲劳的一种方式。”就过去的情形来说，除了图书的职业推广者，大概很少有人专门写书话。因此，所谓“书话家”这顶桂冠，只是一个单项，在他们的学术构架中，有的占了份额，有的根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今的情形有点不同，似有一些专门作者，学术背景比较复杂，这正是像玉成这样的书话研究者，需要去注意的现象。

    再说“点将录”，它最早出现是在明天启四年，因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阉党王绍微按《水浒传》中晁盖和一百零八人的星名、诨号和职守，与东林党人的姓氏、官职一一对应，编成《东林点将录》一卷。《明史·王绍徽传》说：“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此次“点将”，如南户部尚书李三才为“东林开山元帅”，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为“总兵部头领”，右谕德缪昌期、左都御史高攀龙为“掌管机密军师”，礼部员外顾大章为“协同参赞军务头领”等等，其实就是一份“黑名单”，以此作为政治打击的工具。

    至清嘉庆间，舒位借鉴《东林点将录》这一特殊形式，编成《诗坛点将录》一卷，评论了与其同时代的一百多位诗人，化宦海党争之具，为词场评骘之资，比拟之工，措语之巧，令人轩渠绝倒。王汝玉《梵麓山房笔记》卷六说：“舒铁云仿《东林点将录》为《诗坛点将录》，因游戏之笔，未免略肆雌黄，故未明著姓氏。”光绪三十三年，叶德辉将其定名《乾嘉诗坛点将录》，予以刊印。其体例与《东林点将录》有所不同，仅举诗人表字和水浒人物诨号相配，略去星名，另附评赞，虽是游戏之笔，但比拟甚洽人意。如以沈德潜为托塔天王，袁枚为及时雨，毕沅为玉麒麟，蒋士铨为大刀，薛雪为神医等等。评赞更是一语破的，深中肯綮。如赞智多星钱载云：“远而望之幽修漏，熟而视之瘦透皱，不知者曰老学究。”赞神机军师法式善云：“前有李茶陵，后有王新城，具体而微，应运而兴，在师中吉，张吾三军，其机如此，不神之所以神。”赞青面兽张问陶云：“殿前制使，将门子弟，可惜宝刀，用杀牛二。”都能揭其特质，指其得失，非惟有资谈助，亦有功于批评也。自此以后，点将录一体，遂成一代诗坛的集体检阅，用以考见当时风雅流变的大概。故晚近以来，汪辟疆有《光宣诗坛点将录》，范烟桥有《诗坛点将录》，钱仲联有《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等续作。

    古人月旦之辞，向有以物象或人物来作比拟的。以物象作比的，如钟嵘《诗品》卷中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暎媚，似落花依草。”以人物作比的，如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引袁昂《古今书评》：“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有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好尚风范，终不免寒乞。”赵与旹《宾退录》卷二引张芸叟语：“梅圣俞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见之，不觉屈膝。”又引敖器之语：“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无论用物象作比，还是用人物作比，都很适宜，甚至比用其他文学语言更生动，更贴切。当《水浒》故事流行后，因《水浒》人物性格行止各异，也就可以借着评介群体人物，“点将录”就应运而生了。

    “点将录”的关键是要比拟得当，与《水浒》人物对应，恰如其分。以《乾嘉诗坛点将录》为例，蓝居中《乾嘉诗坛点将录抄讫记后》说：“取《水浒传》中一百八人，或揄扬才能，或借喻情性，或由技艺切其人，或因姓氏联其次，靡不褒溢于贬，亦复毁德于誉。苟能深悉录中人颠末者，读之未有不击节失笑也。”叶德辉《重刊诗坛点将录序》说：“无名人传有《诗坛点将录》一书，乃以《水浒》一百八人配合头领，或肖其性情，或拟其行止，或举似其诗文经济，以人人易知者，如沈归愚之为托塔天王，袁子才之为及时雨，毕秋帆之为玉麒麟，始一展读，即足令人失笑。”又《重刻足本诗坛点将录叙》说：“《诗坛点将录》，余幼从先世楹书中见之，当时不知为何物，但闻塾师云是乾嘉两朝诗人事迹耳。稍长，读《水浒》小说，见诸人绰号皆梁山盗名，意甚骇怪。又久之，得袁枚《随园诗话》、王昶《湖海诗传》、洪亮吉《北江诗话》、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略得诸人出处交际，始叹其比喻之工。”并以宁缺不滥为原则，金毛犬、九尾龟、白日鼠、鼓上蚤，被称“隐姓埋名头领四员”，阙如也，因无人可配。

    成玉这本《书话点将录》，其实很难去做，一百零九人（含托塔天王）好找，难的地方，一是英雄排座次，二是比拟合情理。排座次的事，成玉有自己的想法，可以不去管他。合情理就不容易了，往往说不明白，为什么范用是活阎罗，谷林是病关索，来新夏是浪子，我于此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是游戏笔墨，然而趣味也就在这里，否则何必要去点什么将呢。话又说回来，成玉千辛万苦弄出这本《书话点将录》来，自然有它的价值，一是展现了近百年来书话作者的阵容，二是分别介绍了一百零九位书话作者，特别是七十二位“地煞星”，成玉几乎都有交往，故文字的由来是第一手的，写得也各具风采，拿张岱的话来说，就是“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

    “点将录”虽然是全面检阅，正面评介，但可能也会得罪人。《乾嘉诗坛点将录》点的将，都不知自己被点，九泉之下，自然无话可说。而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问世后，陈衍就大为不乐，他以天罡自命，想不到放他在地煞的首座。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记陈衍与谈《点将录》以陈三立为宋江，“谓散原何足为宋江，几人学散原诗云云，言下有不满意”。这本《书话点将录》印出后，大概也不会太平。我想说的是，这“点将”本来就是玩玩的事，被点诸君，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后记

    某不佞，戊戌维新六十年后生，今又戊戌，已满满一个花甲子了。范石湖《丙午新正书怀十首》之一云：“不用桃符贴画鸡，身心安处是天倪。行年六十旧历日，汗脚尺三新杖藜。祝我剩周花甲子，谢人深劝玉东西。春风若借筋骸便，先渡南村学灌畦。”古人云“六十杖于乡”，我也算有资格了，但自己觉得血脉通畅，筋骨活络，“杖藜”当然还用不着，更不愿拖着拐杖在新村里走来走去。若去“灌畦”，家无寸尺园田，即使在瓦盆里养草种花，也赖得去做，只好依然伏在案头，写点什么，大概也可算灌田溉园的。

    写点什么，于我来说，几乎已是日常的功课，自一九九〇年印第一本书起，灾梨祸枣络绎至今，但总觉得自己的文章写不好，只能怪先天本不足，后天不努力，有时甚至怀疑，是否吃错了饭，不该做这营生的，但反过来想，不做这个又能做什么呢。

    人与人，确乎大不一样。一九四四年，知堂老人六十初度，开始回顾总结自己的思想、学术和文章。他在《秉烛后谈序》中说：“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著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同年，知堂写了《我的杂学》，归纳了自己的学术构架和思想基础，据止庵《周作人传》第七章介绍，“所述计有古文，小说与读书，古典文学，外国小说，希腊神话，神话学与安特路朗，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文学，性的心理、蔼理斯的思想，医学史与妖术史，乡土研究与民艺，江户风物与浮世绘，川柳落语与滑稽本，俗曲与玩具，外国语和佛经等项，其一生学问范围以及思想根基，大略如此”。知堂在《苦口甘口自序》中说：“近时写《我的杂学》，因为觉得写不好，草率了事，却已有二十节，写了之后乃益了解，自己历来所写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点东西，假如把这些思想抽了去，剩下的便只有空虚的文字与词句，毫无价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一九四五年，他又谈到作文的经验，《谈文章》说：“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众所支配。”又说：“文人在书房里写文章，心目却全注在看官身上，结果写出来的尽管应有尽有，却只缺少其所本有耳。”听听老人的甘苦之言，愚笨如我，才似乎有点明白自己写不好文章的原因，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本小集分两辑，前者为杂写，凡二十六题，后者乃为别人写的序引，凡十六篇，均按旧例，依时间先后编次。去年十二月在杭州，答应浙江古籍出版社寿勤泽先生，今年三月杪交稿，这篇后记了事，也就差不多了，应该不算爽约的。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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