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的死水，伴随着东汉帝国的坍塌而破碎，魏晋南北朝之际，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荡时代，却也成为破陈出新的解放舞台。上层建筑的分崩离析打破了人们意识形态上的禁锢，于是在摆脱了传统儒学的束缚之后，人们的主体意识获得了觉醒，文学创作萌生了新趋向，即由外而内、由伦理而性情、由名教而自然的转变。个体向自我、人性、真情回归，恰恰印证了国学大师钱穆对魏晋之际的评价：在这个时代个人获得了“自我的觉醒”。
因此，把魏晋时期称为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也不会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建安诗人和建安风骨——悲凉与慷慨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的年号，而把这一时期活跃的文人墨客以“建安诗人”的名号称呼，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相似的生活境遇。建安诗人在文学表现上的相似风格，得益于他们共同见证的一些事情；他们作为整体同汉朝儒生的隔膜，恰如唐朝的诗人们同他们的隔膜—建安诗人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时代。
不过，真正能够称为建安诗人的魏晋时期人物，并不像唐朝诗人那样有一个庞大的数量，真正被铭记下来的，只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王粲、陈琳、阮瑀、刘桢、应、徐幹），还有著名的女诗人蔡文姬。但是，正是这区区数十人，成为真正的历史精华，他们沉淀下来，让后人得以领悟跨越时空的感动。
诗人的舞台
无论是“三曹”，还是“建安七子”，都让自己一生中最精彩的瞬间，驻留在了魏国的首都邺城。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局面形成后，各路诸侯为了在乱世中赢得发展空间，争相采取维新的政策来吸引人才。邺城作为魏国的首都，在招募贤能方面无疑做得最出色，所以这个小城池竟然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
于是，邺城成为诗人们进行文学活动的舞台。他们乐意在这里会聚，饮酒赋诗，既增进了感情，又可以交流创作经验。诗人聚会的场所就在邺城邺宫西园，可见皇室对这一重大文学事件的支持程度。曹操本人就曾经主持过多次在西园的文人聚会，“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公宴诗》中写道：“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嘉肴充园方，旨酒盈金罍”，可以想见宴会的华丽，给他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实，“三曹”不仅是“邺城文会”重要的组织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三曹”之一的曹植，曾多次踊跃参加了“邺城文会”的文学活动。吕延济在注释曹植的《公宴诗》时说：“此宴在邺宫与兄丕宴饮。”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飘摇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七子”后来相继归附曹氏，担任相当的要职，共同成为以“三曹”父子为代表的文学集团的骨干力量。他们之间的关系颇为融洽，就是贵为太子的曹丕，也并不以身份自骄。《世说新语》中保留了这样一段佳话：王粲死时，曹丕率领众文人给他送葬，王粲生前爱听驴叫，曹丕为亡人的缘故，提议给他送行的人学驴叫。于是，在王粲的墓前，驴的叫声响彻云霄。
建安骚客
曹操父子三人对建安文学的突出贡献不仅体现在他们为诗人们提供了一个文学活动的舞台，最大限度地给予了他们创作的空间，而且，他们自己也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
即使曹魏邺城的一度繁荣，也是在曹操施行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措之后，才勉强得以维持的局面。这个非常态的现实，让人顿生朝不保夕的忧虑。无形的压力成为建安诗人心头难以释然的情感郁积，而正是这种情感的郁积，让建安诗人的作品具有了一种“风骨”的气质，也正契合了钟嵘对建安诗人的五言诗的评价：“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曹操是“建安诗人”的代表人物。东汉末年，由名教的崩毁而引发的社会失序，同样让曹操感到迷茫和绝望。曹操作为在乱世中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居然也会吟唱出“虽怀一介志，是时其能与”“快人由为叹，抱情不得叙”“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的诗句。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是身处乱世的个体对生存境遇的忧患和生命意义的惆怅，也流露出对人生目标的失落感。
不过，曹操毕竟是一位政治人物，他那些叹息与悲凉的情怀，如果仅仅成为一种心情，就不会有邺城文化中心的建立以及建安文学的繁荣了，他更多的是一个实干家。曹操留下的广为流传的诗作也恰如座右铭，一直能够激励自己和后人获得进取的决心：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在诗作中体现出来的悲凉与慷慨糅合的气质，奠定了建安诗人的创作基调。相似的生活遭遇也给建安文人带来了同样的创作源泉，而仅仅因为个人的领悟不同以及表现手法相异，才成就了创作的繁荣景象。
但是，沉重而慷慨的情愫，一直是建安诗人们的主题词。身处黑暗痛苦的社会现实，诗人们用写实的笔法，描述着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印象。王粲的诗中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曹操的诗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于是“喟然伤心肝”的悲怆忧伤心情油然而生，郁结于心，挥之不去。当然，诗人们对这种幽怨耿耿于怀的同时，也会横生豪迈的情怀。于是，曹植立志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同时感叹“丈夫志四海”的雄心。
才女文姬
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荐士诗》中称“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并不是溢美之辞。但是，同时有代表性的诗人，还有蔡琰。
蔡琰，字文姬，是汉代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所以取字“文姬”。蔡文姬幼年时候，父亲获罪而随父亡命他乡，这应该是她坎坷一生的开始。她在成年后，嫁给卫仲道为妻，但是不久丈夫身亡，于是归母亲家守寡。
在匈奴人侵略中原的战乱中，文姬为乱兵掠至南匈奴，嫁左贤王，滞留匈奴长达十二年之久，此间生了两个儿子。后来，曹操用金璧将她赎回，又再嫁给屯田都尉董祀。
于是，生活上的不幸，加上自己在艺术上的修养，使蔡文姬写出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诗篇—《悲愤诗》。这是一首长达五百四十字的长篇叙事诗，对个人悲惨命运和苦难遭遇的白描式抒写句句血泪，真切感人。可以说，蔡文姬的诗歌把建安文学的写实主义风格发挥到了极至，但又不缺乏摄人心魄的感染力。
蔡文姬的诗，感时伤世，“缘事而发”，沉郁苍凉，深切质朴，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强烈的震撼力，可以说是“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玄谈名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同建安文人不同，正始诗人开始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以司马氏为首的“服膺儒教”的世家大族掌握了政权，这或许是同建安时期最大的不同了。敏感而忧郁的文人在这压抑的氛围中读到绝望与孤寂，也体悟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幸的是，政治压力或是儒教禁锢并不曾消磨诗人们在文学表达手法上崇尚骨气与辞采，讲究情文并茂的追求。仅仅由于正始期间统治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更加残酷，才使诗人们失去了拯世济物的政治热情。
效法老庄
建安诗坚持的写实主义批评精神，在正始文人那里或许打了折扣，这也并不能算是他们的过错，身处司马氏和曹氏两大集团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漩涡，每个人都有朝不保夕的性命之虞，如何再强求所谓的慷慨豪壮之气呢？他们的诗作，或者以愤懑的情绪取代独立的现实风格，或者转而向老庄哲学寻求全身避祸的途径。“正始明道，诗杂仙心”，这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正始诗人的盖棺定论。
饱含深重的人生忧虑以及夹杂其间的游仙幻想，让老庄哲学在文人圈子中成为共同的话题。号称“竹林七贤”的正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经常“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应该是这个时代文人的代表。当然，所谓“七贤”并非人人能诗，真正有诗作流传的主要是嵇康和阮籍。
所谓“小隐于野”，嵇康在享受山川之乐的同时，也留下不少随性的诗品，游仙之气就体现在这种类型的作品之中，如《酒会》中描写鸳鸯戏水的自在神态：“婉彼鸳鸯，戢翼而游。俯唼绿藻，托身洪流。朝翔素濑，夕栖灵洲。摇荡清波，与之沉浮。”钟嵘评说嵇康的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讠于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凿裁，亦未失高流矣”；刘勰则说“嵇旨清峻”，都是对嵇康诗作风格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嵇康喜作四言诗，因为“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正如其诗所写：“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幽愤诗》堪称嵇康的代表作，此诗作于嵇康因吕安事件被捕入狱。嵇康之被捕，应该是遭小人暗算，所以他幽愤难消，便以四言诗的形式排遣内心的孤寂。该诗凡八十六句，三百四十四言，叙述了他对被捕一事的反思。最后，他立志以此灾祸为惩戒，做一个“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的人，这真正是要回归老庄的隐逸了。
嵇康的诗作不仅“饶隽语”，而且“托谕清远”，其高操有人所不能描摹之处。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推崇嵇康的四言诗，曾为诗作画。嵇康的《赠秀才入军诗》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之句，顾恺之评说“恒云：‘挥手五弦易，目送归鸿难。’”顾氏所谓难者，乃是他体会出嵇康诗作中流露出遥念远方亲人的全部琴思，而要将这种情愫用画的形象语言来表达，又谈何容易。
阮籍，其父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可见家学渊源对阮籍是很有影响的。《三国志》中写阮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这种气质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就是使用隐晦曲折的形式，去抒发自己的愤懑与痛苦，表达自己对世事和人生的忧思与感伤。他传世的八十多首《咏怀诗》是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作以曲折的笔法描绘出作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孤独与苦闷的心境，表现了诗人彷徨不安和欲求解脱而不得的忧郁。
这种无法排遣的郁积之气，对于与阮籍同时代的人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个人的思想倾向与政治环境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阮籍的一生，接二连三遭遇司马氏发动的政变事件，每次政变后都充满杀戮的白色恐怖，这确实是一个柔弱的文人无法承受的压力。于是，崇尚老庄成为他的掩饰，行为任性不羁，借此抛洒自己真实的性情。但是，阮籍时刻都是谨慎地践行着“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的求生之道，以至于成为“大隐于朝”的隐士典范。咏怀诗只是偶尔成为情绪的突破口，还要用大量的比附、象征的手法，或者借助草木鸟兽等自然景物的描写，使含义隐而不露。
阮籍的《咏怀诗》是五言诗的名作，钟嵘把他的诗列为上品，评价说：“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意境，是因为他的创作都是自己内心感悟的真实写照，没有一丝矫情与做作，没有半点的虚情和假意，自然洗练的笔锋，实现了蕴涵深广的特色。这算作是正始之音的绝唱了。
人格超越
难能可贵的是，正始诗人即便是被绝望和孤寂重压得无法承受，即便是要用放浪形骸的怪异掩饰真性情，却仍旧坚守着内在精神的独立性，所以，自暴自弃的人性堕落、放弃尘世的宗教之途，在他们都是不齿的行为。他们仍然让一个大写的人字屹立在现实的大地之上，以一种理性的自觉对个体的价值、自我的解脱和人格的超越重新进行着思考与探索。
比如嵇康，在他的《幽愤诗》中有“采薇山阿”之句，是借用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的故事，比喻自己绝不与司马氏集团妥协的态度。而他们的结局又是何其相似：伯夷、叔齐最后饿死首阳山，嵇康惨死于司马炎的屠刀之下。他们都是义人，高扬起气节，宁愿舍弃生命来实现人格的超越。
也许正是因为正始诗人们开始追求这种更加高远的精神超越和自由，使得正始文学在主旨上具有了更深层的主体化、哲理化意味。阮籍《咏怀诗》中诸如“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唏”“飘摇云日间，邈与世路殊”等句，说的是对尘世的超脱，而“临堂翳华树，悠悠念无形”“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则说的是精神向本体的飞腾。
西晋文人——唯美主义
司马家族在曹魏后期的政治斗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公元265年，司马炎登基帝位，开始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公元280年，晋武帝平灭了东吴一统全国，这是中原的人们在经历了一场持久的天下大乱之后得到的一次久违的统一。人们盼望着曙光的出现，预料中的“太康之治”在人们的期待中出现了，恰如“太康”这个年号所蕴涵的祝愿那样，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于是，文学在这样一种跟过去有所不同的现实语境中，悄悄发生了一些改变。建安诗人因抱负无法实现的苦闷、正始文人因黑暗现实而产生的绝望，在西晋时代不再如此突兀了，与之相反，文学创作被一种相对平缓而淡静的心情取代，真正开始显露轻柔、绮丽、工巧的审美格调了。
在太康文人中，素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之说。他们创作的诗歌被称为“太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模拟古人的风气盛行，一是追求辞藻典雅、对仗工整、用典故等外在的形式技巧，而失去了建安、正始诗歌的深厚内涵。刘勰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即便如此，这些文人依然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王国中的佼佼者，而其中陆机和左思的文学成就当属最高。
陆机出身于江东名族吴郡四姓之一的陆氏，家族带给他的知识积淀以及他从小生活其间的文化氛围—豪门士族，注定会影响他的价值取向和创作风格，并且伴随着士族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示范作用，引领了西晋一代的文风。
模仿古人的创作手段，是从陆机开始的。陆机传世的诗作大约一百首，多为这种类型。而他的模拟，不过是就原诗的意思变换词句而已，所以很难想像这样的诗作是否能够很好地表达作者的真实性情，这种创作态度似乎同他自己对文学理论“诗缘情而绮靡”的追求背道而驰。如果说《拟古诗》仅仅是《古诗十九首》的当代版的话，那么《短歌行》《苦寒行》等无非是对曹操诗的仿作罢了。
然而，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陆机在创作活动中对“缘情”的贯彻虽然并不彻底，“绮靡”却是做得十分充分。他的诗中描摹景色的句子讲究辞藻和对偶，其诗语言过于雕琢，以繁富求胜和匠心刻练的特点在当时颇受推崇。
西晋文风就其基本方面说，是士族所追求的绮靡，但左思等人却仍保持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建安风骨的继承者。
左思的文学作品一扫当时绮靡华丽的文风，其感情之充沛、笔力之雄迈、语言之朴实、风骨之矫健，在太康文学中可谓一枝独秀。钟嵘《诗品》评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左思的《咏史》诗开创了借古人、古事咏怀抱负的先例，打破了太康文人拟古题、作古意的狭窄格局，对后代诗人如李白、杜甫的咏史抒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左思这样的坚持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因国势由盛而衰，晋代的文学作品失去了汉赋的恢宏气势，像左思《三都赋》这样采用汉代大赋笔势，详尽描绘三国各都城景况的文章在刚刚问世之初，并没有得到接纳。人们的兴趣早已转向了能够抒情遣兴的小赋，左思为此十分懊恼，他于是把自己的作品带给张华看，不想张华给予极高评价，说它足以同张衡的《二京赋》相媲美。张华看出左思在文坛没有名气，建议他借助名人的吹捧，方能为世人所重。左思便求援于皇甫谧，请他为《三都赋》作了序。于是，早先对左思不以为然的人马上改变了态度，人人竞相传写，以至于洛阳纸贵。
陶渊明——田园情趣
晋代特殊的社会现实就是门第社会的兴起，追究起来，还是源于曹魏开始施行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让出身寒微的人失去了许多仕途上的机会，于是就产生了士族与寒族之间的区别。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渐渐失却了传达自己声音的阵地。“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的所为，反映了寒士阶层坚持民主所受到的迫害，晋代则表现出寒士阶层不屈不挠与朱门的对抗，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上，陶渊明成为晋代最伟大的诗人。
陶渊明的伟大在于身处士节不振、玄风煽炽的时代环境下，以独立特行的高洁品格和旷逸质朴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树立了一座清秀高拔的丰碑。
陶渊明诗作的特点首先在于真实。他既没有任何夸张，也没有什么隐瞒，一切如实说来，还使用了最丰富的艺术形象的笔触。他用诗笔描写恬美静穆的田园风光，抒发自己闲适自得的心情。《归园田居》其一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这似乎也是现代人倾羡的理想生活状态了。
然而，生活本身却是艰苦的，陶渊明的“开荒南野际”就是实实在在的开荒，他和普通农人一样也要品尝“汗滴禾下土”的辛劳。此外，他是“家无仆妾”的，甚至还时常“藜菽不给”“瓶无储粟”，以至于连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的机会都没有，这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乃是最难做到的牺牲。
陶渊明在这样的处境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就更加令人崇敬。他的出现，使得沉寂了将近百年的诗坛重又获得新生的力量。他不仅总结了魏晋古诗，而且也启发了宋以后的新体诗，健康、鲜明的诗句，平凡、朴实的歌唱正是此后诗坛要走的路。果然，在砥砺的风气中，我们看到了大力创作富艳精工的山水诗的谢灵运以及以“文甚遒丽”的古乐府闻名于诗坛的鲍照等人，而后者的五言、七言和杂言乐府诗更是反映了作者艺术上的独创性和反抗现实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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