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山任团练大臣

    湘乡知县朱孙诒热情万丈地会见了曾国藩，并请曾国藩为保卫湘乡出谋划策。

    曾国藩认真而全面地视察了团练，向朱孙诒和罗泽南提出练兵“贵在精而不在多”的建议，只要能训练出不要命的民兵400人，就可以和敌人来一场野战。同时他还提醒罗泽南，在湘乡周边多设探子，及时掌握情报，知己知彼才能大有胜算。

    当然，曾国藩的着眼点不仅在团练上。他特别重视民间的安定和团练人员的来源。太平军暴乱一起，由于承平日久，所以流言四起，有人连太平军的影还没见到，就携家带口逃亡。曾国藩四处活动，宣传千万不要逃走，而且还写了通俗易懂的《保守平安歌》，提出：第一，莫逃走；第二，齐心保家乡；第三，操练武艺，大家齐心办团练，才能家家户户保平安。

    因为行动起来，所以奇迹发生。湘乡在曾国藩的努力下，恢复了稳定和秩序，民心一定，团练水涨船高，无论是人员数量和质量，都远在湖南其他地区之上。

    就在曾国藩为家乡贡献智慧和精力时，两个消息接踵而至。

    第一个消息是，太平军在湖南长沙使尽浑身解数都无法攻克，于是撤围而走。这当然是个好消息，曾国藩特意跑到湘乡县城和朱孙诒、罗泽南喝了一顿，由于太过于兴奋，他把守孝期间不准喝酒的禁令忘得一干二净。

    第二个消息不知是好是坏。1853年1月，他接到圣旨，咸丰皇帝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协同湖南巡抚共同办理团练。清政府最早设团练大臣是在1852年10月，地点是江西。曾国藩是第二位团练大臣，可谓沐浴了滔天的皇恩。清政府设立团练大臣的初衷是要把团练搞得铺天盖地，让乱匪陷进人民战争的海洋中去。所以挑选的大臣人选都是正在老家的京官，因为这样的京官熟悉家乡，而且就在家乡，可立刻上任。

    罗泽南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跑来祝贺，曾国藩却心事重重。罗泽南问：“你成就功名的日子来了，怎么不高兴？”

    曾国藩搓着手，唉声叹气：“这若是从前，我要去祖坟祭拜的，可现在……”

    罗泽南明白了，曾国藩正在守孝，如果出来任事肯定会受人耻笑：“我前段时间跟你说的话，你难道当饭吃掉了？”

    “什么？”

    “移孝作忠啊！”

    要移你去移！曾国藩想，在背地里为罗泽南出出主意，发些宣传单给老百姓，这都情有可原。可担任团练大臣，那可是光天化日之下出来做官，祖宗有灵，圣人有感，苍生有嘴，我非被他们谴责死不可！

    罗泽南劝了半天，毫无效果，垂头丧气地走了。

    曾国藩木然地呆坐房中，心乱如麻。突然想到理学家的静坐修行，于是盘起腿，把杂念驱赶出头脑，一会儿工夫，就端坐着打起了呼噜。

    一觉到天明，但也不是自然醒，而是被老爹曾麟书唤醒的。老爹对他说：“你的好友郭嵩焘来了。”

    曾国藩大喜，蓬头垢面地跑了出来。

    郭嵩焘1847年才中进士，比曾国藩晚了九年。戏剧性的是，他官路一点都不亨通，才中进士，就撞上双亲离世，所以回老家湖南湘阴守孝。

    1850年守孝结束，正要回京，又遇上太平军造反。在咬牙切齿了几天后，强烈的使命感让他留在湖南，帮助地方官防御太平军。

    1853年10月，云贵总督张亮基调任湖南巡抚，郭嵩焘被人推荐，成了这位沉稳干练的巡抚大人的幕僚。

    郭嵩焘和曾国藩交情匪浅，所以总在张亮基面前推荐曾国藩，当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后，郭嵩焘征得张亮基的同意，一路小跑来到白杨坪请曾国藩出山。

    曾国藩对团练大臣的位子犹豫不决，不仅仅是他怕别人的议论，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官员的软弱散漫深恶痛绝，他特别担心的就是很难和这些人合作。

    如果在工作中和这些人产生矛盾，必会事事掣肘，处处荆棘，非但自己不能成功，可能还会因过受罚，再受到他人的耻笑。到了那片田地，他曾国藩就是有想活下去的勇气，老天恐怕也不会给他机会。

    所以在罗泽南来劝他之前，他就写好了辞请奏疏，准备由张亮基转交咸丰。郭嵩焘一来，两人谈了些闲话，他就把那封奏疏哆嗦着拿了出来，要郭嵩焘交给张亮基。

    郭嵩焘皱眉说：“你这是打退堂鼓啊。”

    曾国藩叹息连连说：“团练大臣有个鬼用，今日不可救药的地方不是什么团练的战斗力，甚至都不是正规军的战斗力，只在人心。人心陷溺，毫无廉耻。看看那群官场肥佬，摇头尾巴晃，混吃等死，再看看那些有志于拯救苍生的人，全沉沦下层，郁郁不得志。人心不古，世道浇漓，这要比长毛贼厉害百倍！”

    这是段社会杂评，堂而皇之，所以无用。

    郭嵩焘埋怨道：“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此时就该出山，见一事解决一事。你坐在这里兴叹，于世事有何益处？”

    曾国藩心不在焉。

    郭嵩焘提高了嗓门：“你不知道吧，长毛匪已攻陷了湖北武汉，常大淳殉职了。”

    曾国藩“啊呀”一声，武汉一失，湖南地区必是太平军觊觎之地。虽然上次长沙之围解了，但难保太平军不来个回马枪。到那时，整个湖南将狼烟四起，血流成河。

    一想到这，曾国藩就脊背发凉，眼皮直跳。

    郭嵩焘趁机劝道：“你本有澄清天下之志，现在不乘时而出，拘于守孝的古礼，对皇上甚至是对你老爹都没有益处。国要破家要亡，你什么都守不住的！”

    曾国藩在房间里转悠起来，脸上一会儿是兴奋，一会儿是忧虑，一会儿是莫名其妙，一张脸变幻无常，搞得郭嵩焘神经紧张，连胃都发紧。

    转了半个时辰，曾国藩才端坐在郭嵩焘面前问道：“我父亲那里，怎么办？”

    郭嵩焘惊喜地笑起来：“这好办，我来说。”

    经过郭嵩焘的三寸不烂之舌，曾麟书意识到如果不让曾国藩去长沙担任团练大臣，那他这个老爹就该天诛地灭。

    曾老爹同意了，曾国藩还有顾虑。这顾虑不好意思说出口，郭嵩焘要他一定要说出来，要无任何后顾之忧地去长沙。曾国藩咬咬牙，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了三个字：江忠源。

    这是个人名，曾国藩最要好的朋友。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县人，新宁离曾国藩的家乡湘乡不远。江忠源虽是读书人，却不受礼法约束，吃喝嫖赌样样都来。1847年，新宁县闹匪，政府军一筹莫展。危急时刻，江忠源砸锅卖铁募集了一支民兵部队，很快就把匪乱镇压下去，由此名声大噪，从此混入官场，但不久后因老母去世，回家守孝。

    太平军起事后，江忠源再发神威，脱了孝服，组织精锐团练，出湖南入广西和太平军作战。江忠源是将才，手下无弱兵。在湘江边上的蓑衣渡，他眼光独到设置下埋伏圈，消灭了从此经过的太平军大半兵力，连太平军三号人物冯云山都壮烈于埋伏圈中。

    江忠源因此一役名动南中国。

    郭嵩焘对曾国藩在此时顾虑江忠源，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江忠源和您是好友，此时正风生水起，不正有利于您出山做事嘛。”

    曾国藩低头垂目道：“我怕他耻笑我。”

    郭嵩焘就更莫名其妙了，问了好半天，曾国藩才做了大致解释。

    原来，1851年江忠源正在老家守孝，清政府认为他是暴民的克星，所以要他立即脱掉孝袍上战场。曾国藩在北京得知此事后，急忙摆出一副理学大师的架势，写信给江忠源说：“我知道你是礼法外之人，但在守孝期间穿起官服，岂止有违礼法，更有违天理。你要慎重，万不可轻出！”

    郭嵩焘听完曾国藩的解释，哈哈一笑，说：“你太多虑了，江忠源不是那种人。”

    曾国藩正色道：“我刚劝完人家，自己就犯同样的问题，这是知行不一。”

    郭嵩焘沉吟一会，恍然大悟。曾国藩只是不想被好友捉到把柄，在别人面前，他可以无所顾忌，可在朋友面前，他要有个样子。伟大人物不畏人言，只是不畏天下苍生的言，天下苍生的话算个屁！但他们却畏惧亲朋好友的言，如果连亲朋好友都不体谅他理解他，那他可真就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了。

    郭嵩焘沉吟时，曾国藩也在沉吟，他在运用朱熹方法论“格物致知”。半个时辰后，他“致知”了：“我要给江忠源写封信，说明我移孝作忠的真意。”

    这封信简洁明快：“大局糜烂到这种地步，我不想执着守孝不出的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尽这分力，成败利钝，全都不问。”

    江忠源对曾国藩的解释毫无兴趣，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受礼法束缚的人。他只是大为不解，曾国藩的语气中把出山任团练大臣一事看得那么难。训练团练，把他们送上战场，痛殴长毛匪，这有什么难的呢？

    江忠源这样想，没有错。他本人大大咧咧，思想上放荡不羁，是个乐观主义者。

    曾国藩做事踏实，看问题更踏实。他看得很透，当时的破败时局不是编个团练打几场仗就能挽救的。因为人心已不古，世道在浇漓，小修小补于事无补，不干则已，要干就必从头做起，放手大干。要有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百死不悔的精神，才有可能力挽狂澜，成就大业！

    团练无用也

    1853年1月末，曾国藩和郭嵩焘途经湘乡县，闻听张亮基征调了湘乡一千团练到长沙，同时还征调了湖南其他地区的团练。曾国藩惊问道：“这么兴师动众征调团练，长沙正规军呢？”

    县令朱孙诒叹道：“正规军都去追击长毛贼了，长沙防卫是相当的空虚。”

    曾国藩心里七上八下，太平军善于流动作战，一旦掉头再回长沙，那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罗泽南说，自长毛匪围攻长沙后，长沙城甚至整个湖南城镇局势极不稳定，一些闲散人员已蠢蠢欲动。

    当时正在吃饭，曾国藩丢掉筷子，对郭嵩焘和罗泽南说：“走，赶紧去长沙！”

    1853年2月1日，曾国藩抵达长沙。在城外，他看到墙基出现好多狗洞，经打听原来是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挖的地道。进了城，看到街上的百姓行色匆匆，又看到三五成群从湖南各地来的团练正在扯淡，不禁忧从中来，对罗泽南说：“形势严峻啊。”

    形势的确严峻，巡抚张亮基向曾国藩摊了底牌：“长沙城里正规军不到两千人，其他都是团练，不足三千人。”

    曾国藩开始沉思，张亮基看到曾国藩耷拉着眼皮，毫无表情，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心情就沉重起来。

    时间像是停滞了一样，张亮基被这死寂搞得昏昏欲睡，突然听到曾国藩咳嗽了一声，接着就是问话：“巡抚大人，咱们现在有两个最迫切的任务。第一，加强防卫长沙的军事力量，长毛刚攻陷武昌，声威正盛，难保不卷土重来攻长沙；第二，要迅捷地把湖南各地，尤其是长沙的不稳定分子消灭于萌芽中。如果这些不稳定分子和长毛里应外合，后果不堪设想。”

    张亮基连连点头，“这也是我的心病，幸好你来了，你有什么快速起效的良策？”

    曾国藩没有快速起效的良策，那不是他的风格。他善于稳打稳扎，步步为营，文火慢慢烤，而且一心不能二用：“咱们先来解决长沙防卫问题。”

    张亮基正襟危坐，饥渴地等着曾国藩发言，可曾国藩一言不发，把眼皮耷拉下去，沉思。张亮基等了许久，才等来曾国藩的一个问句：“您以为团练能保卫长沙吗？”

    张亮基一愣：“当然，团练在当年白莲教暴乱中立下过赫赫大功。就是长毛叛乱这回，各地的团练也立功不小。您那位兄弟江忠源，把长毛三当家都干掉了。”

    曾国藩又沉思起来。站在他的智慧层面，张亮基的看法太蠢。白莲教暴乱时，团练能起作用，是因为团练的一切经费都由政府出，而且还有工资。所以各地团练成员都纷纷上战场，于是精英辈出。但现在，政府没有钱，各地的大部分团练成员都是被强行拉出来的。更要命的是，团练毕竟是民兵，不是正规军，他们最善于的是侦缉和游击战。在曾国藩眼中，游击战就不是正经打仗，只能起扰乱敌军之用。从未听说一场战争或一次战役是用游击战打胜的。

    曾国藩问张亮基的问题正缘于此，他认真解释给张亮基听，最后提出自己的想法：“应该建立一支凶悍敢战的部队，怎么称呼它都无所谓，但它一定要比敌人凶狠，比政府的正规军强出百倍！”

    张亮基惊骇万分。这是私建军队，搞不好会掉脑袋的。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咸丰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帮助巡抚办理团练，并没让他组织军队，办理团练和组织军队正如狗和热狗的区别一样。张亮基当然希望有这样一支军队，可如果在脑袋和这支军队之间选择，他绝对选择脑袋。

    曾国藩很乐观，因为他深思熟虑了许久，而且认定这件事可行，首先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在当地名正言顺化。两天后，他在长沙政府高层会议上对官员们说，其实团练是两码事，“团”就是各族、各乡组织起来，清查户口，侦缉奸细，绑送匪徒。而“练”是从“团”中抽取勇武之人，政府为其请教头，购买武器，定期操练，既能保卫本省，也能出省作战。

    大多数官员都听出来了，曾国藩这位团练大臣志不在团练，而在建军。他们是想提不同意见，可提不了。因为曾国藩的职务是团练大臣，既非官也非绅，又不是皇帝的特派员，他是个四不像。

    在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把从湖南各地来的团练编到一起，称为“大团”，让他们和长沙城内的正规军八旗、绿营共同训练。

    “大团”一成立，曾国藩马上把早已写好的奏疏递交给咸丰。奏疏说：“长毛贼攻陷湖北武昌，凶焰炽烈，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都是他们所觊觎之地。目前湖南的正规军都跑去拯救武昌了，长沙兵力薄弱，根本无法守卫。我想在长沙成立团练一大团，把湖南各地的团练集中起来认真操练，防守长沙就有望了。”

    由于曾国藩在奏折中始终提“团练”，并未提重建新军，咸丰很痛快地答应了。

    咸丰的同意并未让曾国藩彻底安心，几天后他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我是守孝出山，心里极不安定。等长毛贼安静后，我还要回家继续守孝，希望那时请皇帝恩准。

    咸丰很高兴，说：“曾国藩真是忠孝两全”，于是回曾国藩说，“你不可胡思乱想，要专心办那个什么大团，只要长毛贼消停了，我必准你回家守孝。”

    曾国藩长出一口气，踌躇满志地开始下一步计划。这个计划用一个字就可表述：杀。

    就地正法

    编练新军是攘外，古语曰过，攘外必先安内，曾国藩的“安内”没有文化育人的成分，因为是非常时期，文化育人效果缓慢。所以他的“安内”就是屠刀。一到长沙，他就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向湖南各地发出文告，严令各州各县迅速从严剿办土匪，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当地的团练头子。他对这些人严肃地说：“自从长毛匪叛乱以来，各省一些刁民坐观天象，跃跃欲试，再不想做人而要做匪。对于这种人，就该像理学家祛除人欲一样，只要稍有苗头，当头一斧，绝不客气。至于苗头是什么样，你们有眼有心，眉眼不顺的人必是土匪坯子。倘若你们力量不够，那就赶紧来长沙通知我，我派兵去协助你们。”

    有人提出质问：“县城还好，各个乡村没有那么多监狱，该如何关押这些土匪？”

    曾国藩回答：“湖南这鸟地方多年来刑法不严，很多罪犯本该处以死刑，地方官却老虎念佛珠，假慈悲。天道循环，他们早就欠下的债现在到了还的时候，一旦捉到土匪，不必讯问不必关押，就地正法！”

    湖南各地如此，长沙同样如此。曾国藩原本是让长沙各地的团练头子捉到土匪后捆送长沙第一县善化处决，可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善化县杀的土匪并不多。这让他暴跳如雷，怒中生智，他在团练大臣的公馆内设了审案局，说是“审案”，其实根本不审。对团练头子们捆绑而来的“土匪”，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只要团练头子说对方是土匪，曾国藩再看一下对方的面相，马上结案。面相过得去的立即砍头，面相不好的可就倒霉了——活活被鞭死。曾国藩设立的审案局对那些相貌不佳、贼眉鼠眼的人而言就是阎王殿。

    曾国藩后来以善于相面著称，这项本领大概就是在湖南长沙审案局学来的。

    审案局虽是阎王殿，可曾国藩毕竟不是真的阎王爷，百姓对他咬牙切齿，社会舆论也对他口诛笔伐，他的朋友们为他担心起来，这其中就包括他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生于湖南湘阴，比曾国藩小一岁，天资卓越，少负大志，读遍经世致用书籍，但科举之路走得很不顺，直到1852年投奔张亮基时还是个秀才。但他的确才能卓越，由此成了张亮基的灵魂。

    曾国藩初到长沙和张亮基见面时，左宗棠就在。那天的情景让曾国藩大跌眼镜，整个谈话过程都是左宗棠在谈，张亮基像个木偶，只是恰到时机地点头而已。张亮基后来问曾国藩：“左宗棠这人如何？”曾国藩想了想，回答：“高人，滔滔不绝，言必有中。”张亮基又背地里问左宗棠：“曾国藩这人如何？”左宗棠脱口而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似欠火候。”

    左宗棠这一评价是出于曾国藩反应缓慢、行动迟钝、谨慎内向，极为中肯。现在，左宗棠来找曾国藩，单刀直入道：“稳定内部，未必非要如此。”

    曾国藩回答：“乱世用重典。”

    左宗棠一笑：“外面有人说你是曾屠夫、曾剃头。”

    曾国藩梗着脖子：“我不在乎，这是时势造成的，我只是顺应时势。”

    左宗棠冷笑：“我知道你的深意。”

    曾国藩两眼无神地望着左宗棠，左宗棠侃侃而谈：“你想制造白色恐怖，让百姓不敢接近太平军，由此孤立太平军。第二，你要杀一儆百，让那些不安定分子趁早打消闹事的想法。第三，你是为土豪撑腰，让土豪把大部分百姓压制下去，这样就减少了大部分不安定因素。”

    曾国藩像是听到天外梵音一样，震骇当场，连眨眼都忘了。其实左宗棠为他总结的杀人理由，他自己从未想过。这使我们想到，有人随意写了篇小说，当他成名后，无数人就跑来研究他的这篇小说，最后得出各种各样的深奥道理。

    左宗棠的话让曾国藩回想，或者说是尽力验证。他想到几天前听到太平军进入江西，无数百姓箪食瓢饮迎接太平军时，他暴跳如雷说：“要剿匪，先把这些刁民宰了！”他又想到有个乡村的团练头子和他诉苦，他们乡里刁民特多，一听到长毛匪造反，这些刁民在大街上开始横着走路。他咆哮着说：“刁民刁民，该死该死！”他最后想到有位官员的报告：“自您来后，虽然那群刁民的嘴巴不干不净，可行为却老实多了。”曾国藩抚掌一笑：“杀一儆百真是屡试不爽。”

    脑海里翻江倒海了一遍，曾国藩确定左宗棠的总结真是严丝合缝。他正要站起来感谢左宗棠，左宗棠却先他而起说：“你呀，最好先给皇上写封奏疏，让皇上支持你的屠杀政策，不然……”

    曾国藩急忙从枕头底下抽出事先写好的奏疏，递给左宗棠要他指教。左宗棠也不客气，展开大致一看，如同夸奖小学生答对了题一样说：“不错，可教也。”

    左宗棠把信还给他，转身就走，曾国藩愣了一下，突然叫住左宗棠：“您刚才说‘不然’，什么意思？”

    左宗棠压低声音：“你以为你只得罪了百姓吗？”

    曾国藩迷惑地睁大眼睛，看着左宗棠，不发一言。

    左宗棠以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问道：“你得罪了更危险的人难道不知道？”

    曾国藩正要沉思，左宗棠急忙拦住他：“别想了，你一想起事情来太浪费时间，我还有事，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转身欲走，又停住回过头来，“不过你想明白了，就不会找我了。”

    曾国藩像个愣头小子被人无缘故抽了个嘴巴，站在原地迷茫困惑，眼睛在左宗棠的背影上留了许久。

    几天后，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的回信：“匪徒繁杂，你要严肃认真、不计代价地消灭。你这种模式如果反响不错，就要推广南中国，好好干！”

    曾国藩万分高兴，只是高兴那么一回，就又想起左宗棠的那些话。这个左宗棠，曾国藩想，实在让人厌恶，有话不直接说，害我伤了很多脑筋。

    其实左宗棠要说又没说的正是曾国藩即将面临的重大难题，就在左宗棠和他谈话的几天前，郭嵩焘和他谈起审案局时说，“善化县的县长对您夺了他的审讯权很不满呢。”

    曾国藩说：“非常时期就要有非常举措，善化县县长不该有这样的想法。”

    “这是什么话，你把人家权力夺了，还不让人家有意见？”郭嵩焘见他没明白其中的危险，又说，“整个湖南官场都对你有意见。”

    曾国藩冷笑：“他们做事愚蠢，拖拖拉拉，对我有意见又如何。不怕，有张巡抚在。”

    左宗棠和他谈话的几天后，郭嵩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糟了。”

    曾国藩平静如水：“何事这样惊慌？”

    “张亮基要走！”

    “去哪？”

    “被调走当湖广总督去了。”

    “哇呀呀，”曾国藩脸色大变，但立刻就恢复平静。他意志坚定，一字一顿地说，“看来，只能靠自己了。”

    打脱牙和血吞

    张亮基是曾国藩的贵人，没有张亮基的大力支持，曾国藩的“大团”不可能顺利建成。曾国藩是那种认准目标就不顾一切的人，本以为有张亮基这个湖南一把手当靠山，就万事大吉。所以正如左宗棠所说，他得罪的不仅是湖南百姓和匪徒，还有湖南的官场。

    设立审案局，处理杀人案件就地处决，是对湖南司法机关（提刑按察使司）的公然蔑视和侵越；让“大团”和绿营军一起操练，这是对提督权力的蔑视与侵越。他在官场多年，当然懂得权力界限和运作方式，为何还要这样做，一是有张亮基的支持；二就是，认准目标不顾一切的性格。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利国利民的，所以承受任何风险都无所谓。

    张亮基走后，继任巡抚的叫潘铎，潘铎和新任布政使（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徐有壬以及按察使（司法部长）陶恩培对曾国藩是一肚皮不忿。曾国藩心知肚明，但却假装不知，依旧我行我素。

    四人的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但每次都是曾国藩胜出。因为每当三人轮番向他攻击时，他用沉默应对，正襟危坐，闭目养神。三人喊得唇焦舌敝，四处找水喝时，他才慢悠悠地站起来说：“三位慢喝，我要去练兵了。”

    就当三人对曾国藩时刻咬牙切齿时，领导班子又发生变化，张亮基之前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卷土重来，再成巡抚。骆秉章比潘铎的度量大那么一点，并不太为难曾国藩，但也不给曾国藩好脸。曾国藩也不攀附他，只用一颗平常心对待。

    曾国藩并不担心三人弹劾他，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咸丰批准的，这就叫胸有成竹。但事故没有发生在湖南三大员那里，而发生在湖南军界。

    按常例，清帝国各省绿营兵受总督管理，巡抚以及其他文官，如果不挂提督衔，是无权干预绿营军务的。曾国藩是个四不像的团练大臣，更是没有资格。可他非要有资格，初到长沙，顺利把“大团”插进绿营军中后，他就在绿营中聘请教头操练“大团”。其中有位教头是绿营中的低级军官，满人塔齐布，此人英勇果敢，没有绿营军官的腐败习气，所以很得曾国藩赏识。

    塔齐布多年来在军营始终不得志，终于盼来了曾国藩这个大贵人，自然全力以赴帮曾国藩。曾国藩也没有辜负他，一个月内，连上三道奏疏保举塔齐布。于是，塔齐布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军官一跃而成为参将（仅次于副总兵）。塔齐布的升职让原本是民兵部队的“大团”有了正式军官，对于后来的湘军而言，是个质的飞跃。

    塔齐布对曾国藩是感恩戴德，所以训练起“大团”来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在他的精心训练下，“大团”频频出动剿匪，1853年5月，“大团”出了湖南奔赴江西，和太平军狠狠打了一架。虽然罗泽南的几个门生都阵亡，可曾国藩却喜出望外，因为“大团”可以独立作战了。

    这场战役也让“大团”在湖南长沙的绿营军中声名鹊起，绿营军本身不能打仗，所以看不得别人能打，双方摩擦起来，火星在飞速酝酿中。

    让火星迸出的是曾国藩本人。他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对湖南军界发布一道命令：驻省正规军每三、八两日要与“大团”一起会操。驻长沙的绿营兵军纪败坏透顶、四处扰民，曾国藩要这些人会操为的是对他们进行纪律教育，目的是唤醒他们的良知。每当会操时，曾国藩站在高处，喊破了嗓子呼唤他们的良知，可绿营兵的良知关起门来睡大觉。

    曾国藩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能成针。精诚所至，金石都会开。他让绿营兵加班听他的教诲，真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像教育自己不成器的儿子。曾国藩不明白一点，别和猪谈哲学，你浪费时间不说，猪还不高兴。

    1853年夏，长沙酷热如下了天火。最热的一天，曾国藩下令绿营兵在操场集合，他要文化育人。长沙政府军福将清德忍无可忍，站在军营前骂街。曾国藩不动声色地听着清德扯着破锣嗓子骂街，过了好一阵，悄无声息。曾国藩擦了把汗，坐到桌前写信，信写给湖广总督张亮基，内容是商讨弹劾清德。这自然而然地就得罪了巡抚骆秉章。第二天把信一送出，他又发布命令：“绿营兵在操场集合，我要文化育人。”

    清德照例又站到军营门口，破口大骂。由于昨天伤了嗓子，所以今天的骂街没有持续多久。但今天和昨天不同，清德骂完后没有进军营，而是跑到了湖南提督鲍起豹那里，满脸通红、沙哑着嗓子说道：“没法活了。这么热的天，他居然还要训话，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鲍起豹拍案而起：“曾国藩这厮，拿鸡毛当令箭。传我话，以后谁他妈敢去操练，就宰了谁。”鲍起豹因在之前的长沙保卫战中立下犬马之劳，所以越发刚愎自用，不可一世。而清德也是狗仗人势，得了鲍大人的“鸡毛”，胆气冲天，就在军营前大声宣传了鲍起豹的话。

    曾国藩在房间里拼命地打着扇子，听完清德的破锣嗓子后，平静地坐到桌子后写信，仍是弹劾清德。这一回起了效果，清德被革职。塔齐布兴高采烈地跑来向曾国藩贺喜，曾国藩却神色凝重起来。他嘱咐塔齐布：“清德被革职，绿营兵必对咱们怀恨在心，所以万事小心，千万不可出岔子。”

    塔齐布不以为然，他说：“绿营兵向来欺软怕硬，杀了清德这只鸡，他们肯定噤若寒蝉。况且咱们有支独立的军队‘大团’，怕他们做什么。”

    这是实话，曾国藩现在有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大团”，他不担心在长沙会有事。但他还是有一种不好的感觉，这种感觉如游丝，看不见，却分明感觉得到。

    1853年7月末，太平军围攻南昌，南昌告急、江西告急、湖南告急，巡抚骆秉章慌忙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曾国藩说，“南昌一旦沦陷，太平军必会逼入湖南，长沙就危急了。与其坐等长毛贼来把长沙变成战场，不如把战场挪出省外，派军去南昌。”

    骆秉章连连点头，曾国藩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派绿营军出省支援南昌，”大团“协同作战。”

    一听这话，提督鲍起豹把身子向后一仰，阴阳怪气地说：“曾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前段时间还说我们绿营兵不能打，怎么现在又能打了？”

    曾国藩板起脸来：“鲍大人，这是正事，怎可推脱？”

    鲍起豹“腾”地站起来，真像一头豹子，提高了声音：“你不是有‘大团’吗？恕我直言，你的‘大团’肯定能打，绿营兵不奉陪。”

    话音未落，转身就走，留下曾国藩在热浪滔天中情绪凌乱。

    骆秉章去看曾国藩，曾国藩脸色很难看，那种不好的预感猛地袭上来。但形势危急，他根本没有多想，毅然决然地派出了他的“大团”。

    “大团”主力一走，事故接踵而至。虽然留在长沙的“大团”只剩一百余人，但曾国藩还是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训练。1853年8月下旬，“大团”士兵试验新到的一批火枪，毕竟是笨手笨脚的农民，试验时突然走火，一名绿营兵的屁股被打开了花。屁股开花的绿营兵哭得撕心裂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绿营兵早已忍辱负重多时，现在见对方人少，马上对其发起攻击。幸运的是，双方没有动用火器，也没动刀枪，只是流氓打法，所以只是鼻青脸肿而已。

    鲍起豹得知此事后，趁势跑进曾国藩办公室兴师问罪。曾国藩不能像对待文官那样对待武夫鲍起豹，他只能平息绿营兵众怒，将试枪走火的“大团”士兵责打二百军棍。鲍起豹全程监控，发现二百军棍过后，该士兵的屁股仍没有他那名士兵的屁股洞大，仍是气咻咻的。曾国藩说尽了好话，总算把鲍起豹的怒气平息了一些。

    塔齐布却愤怒起来，他对曾国藩说：“鲍起豹这只蠢豹子是无事生非，您就不该对他低三下四。”曾国藩看着窗外多如驴毛、气势汹汹的绿营兵，低声对塔齐布说：“此时是非常时期，咱们的人少，忍气吞声才是上策。”

    塔齐布大惑不解：“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就不该让‘大团’出省。”

    曾国藩严肃起来：“塔齐布！你不能有这种想法，我们建立‘大团’的目的就是为国为民，它可不是维护个人利益的工具！”

    塔齐布惊骇万分，慌忙鞠躬认错，一抬眼，发现曾国藩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要榨出他军服下面的“小”来。

    塔齐布没有在曾国藩的位子上，所以不能深切理解曾国藩的谨小慎微。这几个月来，湖南政界和军界对他已是恨之入骨。只不过有咸丰皇帝授予他的大任和他的“大团”，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付他，如今“大团”不在身边，这些人要动点歪脑筋轻而易举，鲍起豹只要稍有头脑，对他搞个小兵变，然后谎报曾国藩在酷夏虐待士兵，整个湖南都会为他作证。

    一想到这里，曾国藩就不寒而栗，可他对派出“大团”从未懊悔，因为这是他良知的命令。

    纵然千万分小心，问题还是出了。

    1853年9月6日，一群绿营兵和一群“大团”士兵赌博，这本来是曾国藩严令禁止的，可总有些人喜欢违反禁令。赌博过程中，“大团”士兵认为绿营士兵出老千，绿营士兵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拿出准备好的武器，把“大团”士兵砍得七零八落。

    绿营兵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了牌友后，又去围攻塔齐布公馆。塔齐布仗恃武功超群，和绿营兵短兵相接。但绿营兵是内斗的高手，塔齐布节节败退，最后使出逃遁术，溜之大吉。

    绿营兵清除这些障碍后，终于到了正式面对他们最厌恶的敌人曾国藩。

    曾国藩那天正在房间里克己，绿营兵干掉牌桌上的大团士兵，闹哄哄地去围攻塔齐布时，他急忙派人去打听。打听的人去了一会儿，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地回来报告，绿营兵把塔齐布打跑，正向这里杀来。

    曾国藩吓得双股发颤，絮叨着“终于来了”，在房间里转起圈来。他的十几个卫兵也是魂不附体，尤其是看到曾国藩脸色发青时，几乎要屎尿齐下。

    曾国藩转了十几个圈后，突然急中生智，命令一名卫兵：“快，快去找骆巡抚帮忙。”

    那名士兵飞一般的跑了出去，不到五分钟又飞一般的回来了。骆秉章的巡抚衙门就在曾国藩旁边，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办公室是湖南巡抚的健身中心（射圃），所以那名士兵来回的时间很短，他气急败坏地报告曾国藩：“骆秉章的大门像是墓门，根本敲不开。”

    曾国藩扼腕长叹：“看看，我失人心到这种地步，为国为民，却拙于谋身。”

    有卫兵带上哭腔：“大人，赶紧想办法，现在谈感悟无济于事啊。”

    曾国藩毕竟是饱读诗书之人，书能养浩然之气，自然也能生智。他沉思一会，一咬牙一跺脚，大踏步走到门口，开了大门。绿营兵正向这里冲来，手里端着长枪。曾国藩定定神，朝他们大喊：“不要误入歧途，就此停下，既往不咎。”

    “砰”的一声，曾国藩只觉耳边响起个炸雷，一摸耳朵，热乎乎的，拿到眼前一看，不好，是血！

    他的卫队慌忙把他拖进来，紧闭大门，外面已是枪声大作。曾国藩捂着耳朵，叫道：“他们居然向我开枪。”一扭头看到巡抚衙门，灯火灼灼，于是愤怒地冲到墙边，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一纵身上了墙，再一翻，整个人跌落到了巡抚衙门里。

    站起来，整理了衣冠，抬头一看，骆秉章正在院子里向健身中心张望，一见到他的狼狈样，急忙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来：“啊呀，曾大人，这是怎么了？”

    曾国藩怒火中烧，你他妈的居然看热闹，还装聋作哑。但他知道此时不是发火的时候，必须要让骆秉章保下自己，他略一沉吟，脱口而出：“骆大人救我，绿营军要杀朝廷命官，在您的辖区内杀我这个京官！”

    这话说得已十分露骨，他这个京官如果在长沙出事，那身为巡抚的骆秉章是脱不了干系的。骆秉章当然听出来了，急忙上前扶住曾国藩，像是扶个去花园里一面赏梅一面吐血的老员外，“哎哟，这群武夫，太不像话。快，传我命令，要他们住手，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捆了来。”

    巡抚就是巡抚，只一会儿工夫，有人就押着一个绿营军官来了。骆秉章看了曾国藩一眼，站起来走向那个军官，让曾国藩大跌眼镜的是，骆秉章居然给那人亲自松绑，而且还好言安慰了一番。更让曾国藩生不如死的是，骆秉章竟然又跑到绿营兵面前，替曾国藩向他们道歉。这还不算，骆秉章竟然当着绿营兵的面对曾国藩淡淡地说：“将来打仗，还是要靠他们啊。”

    这简直比他获得“佾生”资格、同进士身份和在京城中被人唾骂还要屈辱！

    他的克己功夫在此时产生奇效，听了骆秉章的话，看了骆秉章的所为，虽七窍生烟下但仍不动如山。他只能往好处想：总算保住了一条命，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

    绿营兵围攻他的公馆后，湖南官员们乐得肠子直疼，并把这件事编成笑话，四处传播。还有幸灾乐祸的流言说，你一个四不像的团练大臣，就不应干预军事。被打得翻墙，纯是自取其辱。

    曾国藩就像是个小丑，把欢乐带给别人，自己却愁眉苦脸。那段时间，他努力回想来长沙后的所有事，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朋友们都敦劝他据实参奏，请皇上严惩凶犯、评定是非。曾国藩考虑很久，摇头道：“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却以这种琐事麻烦皇上，我于心不忍。”

    曾国藩心事重重时，朋友们却唉声叹气：“您要是不拿出点威风来，在长沙可就呆不下去了。”

    他沉思一会儿，神色凝重地说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这是曾国藩最突出的性格，也是他碰壁后的唯一心理状态。绿营兵攻击他一事对他的刺激是强烈的，经过这次打击和挫折，让他感到绿营兵的腐败已深入骨髓，随随便便就闹兵变，这种毫无纪律的部队只能当摆设。这种感觉让他益发坚定了另起炉灶、重新建军的决心。

    他更有种沉重的感觉：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非常艰难的，在前进的路上每踏出一步都会遇到障碍，要想成就事业，不仅要打败长毛匪，更要和自己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要想战胜自己人中的那些反对派，就必须打败长毛匪，要想打败长毛匪，就必须有一支比长毛贼还凶悍的部队！为了能有这样一支部队，一切屈辱都可以忍受，这就是“打脱牙和血吞”。

    他的属下和朋友们暂时还不能领会这一神技，曾国藩只能用一句话让他们释怀：“既然这里待不下去了，咱们就走。”

    去哪啊？

    “衡州！”

    皮包湘军的崛起

    衡州是今天的衡阳，离长沙400里，山地丘陵多，对外交通极不发达，是个运筹练兵的宝地。但条件也艰苦，所以“大团”的指挥官们一听说去这地方，都拉下脸。郭嵩焘说：“我不去。”

    曾国藩眼皮耷拉下来，没有任何表情。郭嵩焘解释说：“我并非是因那条件艰苦不去，您的职责是帮办湖南巡抚组织团练，湖南巡抚在长沙，可不在衡州。您去衡州，名不正言不顺。”

    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曾国藩着实花了几天工夫“格物致知”，最后终于“致”出了“知”。他对骆秉章说：“江忠源和他的部队转战多地，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由一小县令升安徽巡抚，是因为他履立战功，但是，江忠源的部队损失也很大，为了保证他长盛不衰，我想为他练兵。”

    骆秉章盯着他的脸，审视了半天，不明白曾国藩的用意。曾国藩只好说出自己的算盘：“我想离开长沙去衡州为江忠源练兵，长沙太闹，衡州很静，正是练兵的好地方。”

    骆秉章眼里放光，同僚深情油然而生，他紧紧握住曾国藩的手，激动得要落泪：“好啊，你去衡州，就是一万人反对，我和省城的官员们也要帮你完成这个愿望！”

    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骆秉章又忧虑起来：“曾大人是帮办巡抚组织团练，没了我这个巡抚，您这团练大臣就什么都不是，此去衡州，我不跟去，皇上那里不好交待吧。”

    曾国藩早就把这个皇帝这个“物”格出来了：“这好办，我已向皇上提了湖南衡州、永州、郴州等地匪徒滋生，准备为皇上分忧，倘若皇上同意，我马上去坐镇衡州，就近便宜行事。”

    骆秉章很欢乐：“我看行，你这几天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绝对义不容辞。”

    曾国藩苦笑。几天后，咸丰的圣旨来了，允准他移团练到衡州，解决匪患。曾国藩多日来终于笑逐颜开，去告诉骆秉章这个消息。在去巡抚衙门的路上，他看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像是准备庆祝节日。随便拦住一路人问原因。路人满面笑容地告诉他，“曾屠夫要走了，这比过大年还值得庆贺。”

    曾国藩长叹一声道：“百姓愚昧，不知我心啊。”

    百姓愚昧，官员更愚昧，他走到巡抚衙门口时，看见巡抚衙门也在披红挂绿。骆秉章和一群官员正在衙门里谈笑风生，一见到满脸苦大仇深的曾国藩，纷纷站起来向他问候。

    曾国藩知道，这是带着浓厚情感的欢送会。骆秉章兴奋地说：“皇上的圣旨我们已知晓，曾大人很能干，希望到衡州后继续发光发热，拯救众生。”

    曾国藩赔着笑，骆秉章有点迫不及待地问：“什么时候走？”

    曾国藩感觉到了，如果他回答，现在就走，骆秉章和那些官员非抱着他的头亲几口不可。为了不扫这些人的兴，他只好把去衡州的日子提前：“明天一早就走。”

    官员们小声“嘘”起来，曾国藩讪讪地笑了一回，灰溜溜出了巡抚衙门。转过墙角，他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喘着粗气道：“和血吞，和血吞！”

    1853年9月最后一天，曾国藩和他的“大团”在长沙城鞭炮齐鸣中黯然地离开，它留给长沙城一个火药味十足的背影。

    去衡州的路上，曾国藩绕道老家湘乡看望家人。曾麟书对儿子在长沙的行径早已耳闻，不禁愁肠百结，这位老人眼睛通红地叹道：“我的儿啊，你是活生生被长沙赶出来的啊。”

    曾国藩虽心知肚明，嘴上却不承认：“老爹这话差矣，我是去衡州练兵，我要练出一支比八旗、绿营强悍一百倍的部队，我要平定长毛贼乱，还天下太平。”

    曾麟书流下泪水：“你该把绿营兵枪击你的事说给皇上听啊，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曾国藩握住老爹干枯的双手，加重了语气：“打脱牙，和血吞。埋头苦干必有扬眉吐气之日。”

    曾麟书非常赞赏儿子这种性格，再看到儿子脸上坚毅的表情，心情已平和。曾国藩此时也感觉到兴奋，突然畅想起美好前景，可当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来到衡州后，立即蔫了。

    衡州政府官员早就接到省政府的口头警告：曾国藩这厮被我们赶到你们衡州，你们如果有能力也可照葫芦画瓢，倘若没有能力，也不可帮他。

    衡州政府谨遵上级教诲，所以曾国藩到衡州后，发现自己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去找衡州政府，衡州政府摊开双手，还耸耸肩说：“我们就这条件，有时候连政府部门都要去庙里办公。您自己想办法吧。”

    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办法很快就有了。有一富户人家特别担心土匪来抢劫，见到曾国藩到来，喜出望外，所以把自家的祠堂借给曾国藩当办公室。

    解决了办公场所，下面的问题就不请自来：这是个什么部门呢？倘若有信件往来，他的地址总不至于写“××家祠堂”收吧。

    曾国藩琢磨好久，才把一面“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挂了出去。可才挂上，他意识到不对，马上又摘了。这个牌子太张扬，而且和他的职权也不符，他在湖南是帮办，不是统辖。他又开始琢磨，想到了当初在长沙设置的审案局，这是个在湖南臭名昭著的部门，可此时没有办法，只好再把它请出来。

    办公场所和牌子都有了，更大的难题马上摆在他面前，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大多数人的难题，它的名字叫“钱”。

    曾国藩到衡州建军队，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不可能从政府那里拿到钱。他又没有点石成金的法力，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众筹。也就是劝那些富绅捐款，当然，不可能白捐。曾国藩允诺会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还有省政府给的大奖状。第一个被“众筹”的自然是曾国藩办公场所——祠堂的主人，主人很不情愿。他说，我已把祠堂免费让你们办公，这也算捐款啊。况且，你们从我这里拿了钱，将来是否真能保护我们，还是未知的。

    这是大多数富绅的想法，所以众筹失败。曾国藩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强行众筹，派兵到各个富绅家里，如果拿不到钱，就捉人。由于很多人都闻“审案局”而丧胆，所以咬牙捐出了一些。

    虽然如此，曾国藩的众筹之路走得仍不顺畅，他唉声叹气地对同事们说：“众筹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仅得毫毛。”

    不过他毫不气馁，一方面强行众筹，一方面四处宣传。天下事都有例外，有人就主动找上门来，要给曾国藩捐一笔让他目瞪口呆的军费。此人叫杨江，是已故湖北巡抚杨健的孙子。他让人扛着两万两白银来找曾国藩，指着银子说：“你收下，条件只有一个，把我爷爷列入祀乡贤祠。”

    曾国藩被银子发出的光芒刺痛了眼，乐不可支地答应了杨江的请求。但他没想到这么点小事办起来却相当困难，咸丰皇帝得知他的请求后，马上严厉地回信道：“杨健这厮曾受过处分，其官声、政绩都不配入祀乡贤祠。名位乃国家重器，你怎么就把它当成尿壶随便予人？我看你是袒护同乡，私欲茂盛，可恶至极。降你一级！”

    曾国藩大为郁闷，不是郁闷被降职，这是无关痛痒的处罚，他郁闷的是，怎么为理想做点事，就这么难。

    幸好苍天垂青他，在他两手都硬的情况下，军费方面虽捉襟见肘，他也勉强把军队的架子搭了起来。可架子搭起来，里面要填充什么内容，也就是说，他要建立的这支新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还没有成熟的答案。

    他当初建立的“大团”，只是在训练上改弦更张，实质上，“大团”仍是民兵部队。曾国藩是个善于分析归纳的人，这种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能从现存的事物中发现不足，并反向推理，从而得出自己的创见。

    清帝国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兵、勇和团练三部分。“兵”指的是八旗（满人部队）和绿营（汉人部队），八旗有二十五万人，绿营有六十四万人。八旗和绿营是父子相承，世代为业。正是因为有铁饭碗，再加上国家承平日久，所以这两支部队已不能打架。“勇”是国家临时招募的特种作战部队，称为官勇，有事时招募，无事时遣散。

    我们常常在关于清朝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士兵的后背有“兵”和“勇”的字符，指的就是这两种军队的士兵。

    团练就是民兵，它和“勇”不同的是，“勇”是国家招募，吃公粮，团练则是后娘的孩子，只能自力更生。

    曾国藩就此分析归纳，得出了他的新军模样：它应该介于官勇和团练之间，又应兼二者的优点。一方面，这支军队应该如官勇那样得到训练和整编；另一方面，它不应该被解散，它应该和八旗与绿营一样，存在是常态。

    架子里知道填充什么内容，剩下的就是实行的问题。士兵来源主要是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绿营兵不收，集镇码头上油嘴滑舌之人不收，曾在衙门当差的书役、胥吏更不收。

    至于军官，更是条件苛刻。他按理学标准提出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淡薄功利心，第四要能吃大苦耐大劳。

    有人问他，这四条标准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曾国藩洋洋自得地回答：“第一条，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士兵不会心悦诚服，如果是头懒猪，则军务巨细都会废弛不治。

    “第二条，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看你如猛虎出笼，当然会拼死向前。

    “第三条，军官如汲汲名利，升他官稍晚，他就怨恨；给他薪水稍低，他就黯然伤神，如此，还有什么精力打仗？

    “第四条，能吃大苦耐大劳，必须要身体强壮，每天都病怏怏的，敌人未来，自己先病死了，要了这种人就是累赘。”

    最后，曾国藩总结说，“其实这四条只是外在标准，我有一条最具天理的标准，那就是忠义血性。一个人只要有忠义血性，有崇高的政治思想，无论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还是妓院里的龟公，都能做我这支军队的军官。”

    在士兵的编制上，曾国藩煞费苦心。这支军队的基本作战单位是营，每营五百人。他按县籍编组分营，这些人能成为一个营，类似传销。他们呼朋引类，或是同族、或是同乡好友，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大家都沾亲带故，所以在战场上能互相照顾，不肯轻弃战友。按县籍编立营头，还有一层深刻之意。指挥官所带的是他本籍贯的人所组成的营，他只能指挥他的营，却不能指挥别的营，但这些营都必须听从曾国藩的指挥。这就是“分而统之”的智慧，它能防止大权旁落。

    除了这些，曾国藩最高明的创建就是把军队国家化变为军队私人化。他对全军训话说：“将来咱们必能建功立业，得到朝廷的赏赐。可你们给我记住，无论你被朝廷授予什么官职，哪怕是一品大员，只要在你们上级面前，必须要毫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也就是说，朝廷的排名和在我这里的排名是不同的。”

    这是政治教育，终这支湘军一生，政治教育都是它的主旋律。曾国藩的政治教育就是理学教育，他把理学的种种规定很巧妙地融进军队中，要他们守纪律，不得扰民，不守纪律、扰乱民众就是伤天害理，不必军法处置，老天就会收拾他。他要士兵们唤醒内心的良知，为国为民贡献全部力量，消灭长毛匪，让天理正常循环，让人心归于平静。

    曾国藩的口才是无敌的，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曾国藩都会喝掉大量清水，原因只有一个，他口干舌燥。任是谁，站在高台上对着下面一群仰面如听圣人讲道的人说上三四个时辰，都会口干舌燥。开始，这些乡巴佬看到曾国藩挥汗如雨、张牙舞爪的样子，都偷偷嬉笑。但后来，曾国藩不厌其烦的毅力感动了他们。他们开始认真倾听，而且听出了许多微言大义，深深为从前的所作所为懊悔流泪，并暗暗发誓将来要重新做人，为解放被长毛匪蹂躏地区的百姓贡献全部力量。

    在取得不俗的成绩后，曾国藩对朋友说：“人啊不论贤愚，无论美丑，更不论知识的有无，只要他有良心，就能被教育。不过话说回来，教育这些乡巴佬还真不容易，虽不敢说点顽石之头，也是苦口滴杜鹃之血。”

    软件和硬件都大致齐备，曾国藩把精力投到水军上，这是个大胆而疯狂的计划，除了曾国藩，恐怕没有人敢尝试，因为困难是不可想象的。

    曾氏军舰

    现在，我们把曾国藩和他的战友们在衡州建立的这支新军称为湘军，意为湖南人的军队。陆军建设，之前有“大团”的创建经验，还算容易，难的是水军。

    曾国藩到衡州打了两个旗号，一是剿匪，二是为江忠源练军。这两个旗号也非纯是幌子，比如剿匪，湘军的陆军多次在衡州周边和小股叛乱交火，成绩不俗。再比如为江忠源练军，曾国藩也的确和江忠源进行着频繁的沟通，事无巨细。他所以要下决心创建水军，也是和江忠源多次沟通的结果。

    江忠源是太平军叛乱初期和太平军打交道最多也最扎实的清朝将领，在多次的交锋中，江忠源发现，太平军在江南的势如破竹很多时候都得益于陆军和水军的亲密协作。他们往往利用长江下游水乡泽国的地理形势，水陆并进，唇齿相依，行动迅捷，攻守自如。

    江忠源去信曾国藩说：“长毛贼如今占据了沿江的南京、镇江、安庆等战略要地，三面陆地，一面临江，我军虽全力进攻，长毛贼却能轻易化解。因为他们能海陆救护以牵制我们的兵力，搞得我们总是焦头烂额，有力使不上。要想收复长毛贼占据的沿江城市，必须先拿到制江权，要想拿到制江权，必须干掉敌船，要想干掉敌船，你想想，咱们该怎么办？”

    曾国藩回信：“建一支水军！”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曾国藩和他的战友们都是旱鸭子，虽然生活在南方，但大多数时间都读书了，连船的大致构造都搞不明白。这就只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白手起家。

    1853年10月，曾国藩在衡州找了个池塘建立船厂，开始制造战船。他把湖南全省数得上的能工巧匠都请到衡州，大家召开特大型会议，探讨建船。会议听取了曾国藩关于建立世界第一水军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工匠们各抒己见。有的工匠诚实回答，船身上精美的雕饰他天下无二，但造船不会。还有的工匠临时抱佛脚翻鲁班遗书，其余的工匠觉得这是政府工程，应该能大赚一笔，所以劝曾国藩别建战船，因为他们最擅长造战车。

    曾国藩垂头丧气，会议结束后，他再次感悟到凡事都要靠自己的格言，端坐在床上开始“格物致知”。格了好久，他没有格出战船的制造方法，却格出了不必造战船的堂皇理由。他叫来湘军的巨柱塔齐布、罗泽南和王錱说：“战船这东西中看不中用吧，如果船大，太笨重，行进起来不方便；如果船小，在水浪中会晃动，必不能战。”

    三人认真想了下，觉得有道理。曾国藩就拿出自己的主张：“咱们制造木排，这东西既免于笨重，又不会晃动，实在是水上第一利器。”

    王錱一笑，带着点嘲讽：“我读了那么多书，从未见过有人用木排当战船的。”

    罗泽南犀利地看了徒弟王錱一眼：“你还是读书少！”

    塔齐布是曾国藩的信徒，曾国藩说牛能飞，他都信，所以有点迫不及待地问：“咱什么时候开始？”

    制造木排，费不了多少工夫，很快，一支庞大的木排就制造出来，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弟兄们站在河边，看木排试水。顺流时还可以，但逆水行进时简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稍遇风浪，木排不必等敌人来攻就自我终结。

    曾国藩在哄笑声中收场，他闭门思考，终于否定木排，又把思路拉回木船上。凡事都要靠自己，曾国藩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推开大门，喊了一声：“来啊，给我纸笔。”

    他要自己设计战船！

    曾国藩不是胡闹，也非闭门造船。湖南有赛龙舟的传统，曾国藩就按照龙舟的样子画出几条战船，当然他还做了些改进。比如把龙舟加宽，木板加厚，把龙舟的“龙头”制造成几根尖锐的木桩，作为冲击敌人战船的刺刀。

    “曾氏军舰”制造完毕，曾国藩下令在河边试水，湘军弟兄们又来观看，嘻嘻哈哈中，曾国藩感觉他们是来看热闹的。果然，龙舟一下水，速度的确惊人，可人人都看出来了，经不起碰撞，水中一根木棒就能让它晃荡半天。“曾氏军舰”黯然收场。

    连续两次打击，并未让曾国藩气馁。他如果灰心丧气，他就不是曾国藩。

    塔齐布看着曾国藩在设计室神魂颠倒的样子，大为发愁，罗泽南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为他干着急，理学在此时派不上任何用场，恐怕朱熹复生，也难以找出战舰的“天理”来。

    就当曾国藩在设计室里来回晃悠，胡言乱语已近走火入魔时，救星来了。江忠源听说曾国藩在衡州鼓捣军舰的情况后，派了一位懂战舰制造的人来了衡州。此人其实也是个半吊子，画出的广东快蟹船、舢板船和长龙船图纸总会缺点什么。曾国藩就主动做设计室一把手，半吊子设计师缺了什么，他就冥思苦想给补上。

    在两人不分昼夜的苦心设计下，终于有了一份合格的战舰图纸，制造出来试水后，效果还不错。曾国藩激动得一夜不睡，第二天就把湖南境内的能工巧匠们邀请来，1853年12月，衡州造船厂和湘潭两个分厂成立，开始夜以继日地大批量制造战舰。

    战舰图纸只是介绍了船舰的大体模样，而船的具体结构尺寸，乃至每一个部件都没有详细说明。所以工匠们在制造船舰时，曾国藩全程参与。他和工匠们反复设计，不断实验，甚至连帆樯桨橹的位置都每一寸每一寸地试验，以期让它们发挥最大效能。

    曾国藩深知，这支水军将来是要和太平军争雄的，所以绝对马虎不得。造船上，曾国藩精选广西出产的木料，力求坚固耐用。对于炮的质量和安装更是讲究到极致，当时中国各省筑造的大炮炮身笨重，射程极短，重达三千斤的大炮射程上竟不如百斤重的洋炮。曾国藩花费重金，让人从广东购买大批洋炮，并组织人力反复试验，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把它完美地安装到战船上，由此建成了当时中国技术最先进的内河水师。

    湘军水师共有快蟹舰四十艘，长龙舰四十艘，舢板舰八十艘，快蟹舰在战船中最大，安装的大炮也最多，是主力舰。长龙舰小于快蟹舰，装有火炮，行驶比快蟹灵敏，是巡洋舰。舢板舰最小，行驶轻捷，配有火器，是驱逐舰。

    没过几年，曾国藩就用这支配备大量洋炮的舰队夺取了长江的制水权，为太平天国的覆亡掘开了坟墓。

    湘军水师共有十营，和陆军一样，每营五百人。这只是建成之后的规模，初组建水师时，还是困难重重。首先是湖南人多以上船为苦，视水战为洪水猛兽。有人来应聘，一听说是水师，掉头就走。曾国藩好不容易招募了三千多人，再也招不上一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将陆军改为水军。士兵们必须服从命令，只能唉声叹气。营官们却死活不干，跑去和曾国藩说理。

    营官彭玉麟说：“你让我在陆地当个小兵都可以，就是别让我去水上当什么营官，我真是做不来。”另一营官杨载福也说：“我一见水就晕厥呕吐，平时喝水都不敢用大碗，让我去水上指挥战斗，和送死有何分别。”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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