汜水河谷，秦军已经开始了周密的部署。
在向咸阳上书之后，王贲立即赶赴新郑，邀了姚贾一起赶赴洛水河谷的蒙武大营共商大计。王贲的主张是：水攻大梁虽有先贤预言，实施也将极有成效，然大梁毕竟是天下第一大都会，关涉方面太多，最终尚需咸阳庙堂决断。即便不行水攻，灭魏之战也是无可回避，作为中原大军主力大将，他必须做好秦王不允准水攻的战事方略。否则，水攻方略一旦被搁置，安定中原便没有成算。若要等到父亲的主力大军南下再行灭魏，对王贲而言，就意味着自己不堪大任，如此未免太没有劲道。是故，王贲力求在秦王王书抵达之前，谋划好第二套灭魏方略，若水攻不能便立即铺排强兵灭魏。
“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也！”
老蒙武听完王贲来意，油然生出一番感慨。洗尘小宴未了，老少两将军与姚贾便就着酒案说将起来，一气直说到五更鸡鸣。三人会商的方略也是两套，第一套是水战方略：王贲所部只须全力施行水战攻梁，包括征发民力开决水口等；蒙武军则总司外围策应，一则在陆路截断魏国残余的南逃东逃之路，二则总辖巴蜀调来的战船封锁大河航道，使魏国残余不能水路逃遁。第二套是陆战灭魏方略：王贲部以大型攻城器械，强兵全力主攻大梁，蒙武军狙击外围魏军以及有可能援救魏国的齐楚联军。无论施行哪套方略，姚贾的邦交人马都努力分化魏国与齐楚两国的关系，使合纵不能在最后关头死灰复燃。诸般细节一一确定，王贲心下大是舒畅，走到幕府帐口对着朦胧曙光张开两臂一个深深的吐纳，猛然转身笑道：“两位前辈想想魏王假此刻做甚？”
“除了睡觉，还能做甚。”蒙武一笑。
“不。这只魏獒，在做狗梦。”
姚贾话音落点，蒙武王贲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蒙武恍然醒悟，饶有兴致地问起自己不甚了了的“魏獒”来由。王贲也是大感兴致，凑过来细听姚贾叙说。于是姚贾从头说起，将魏假的獒犬癖好说了小半个时辰，末了道：“大凡庙堂凋敝，从来都与君王恶癖相关。春秋战国以来，恶癖之君多有：燕王哙酷好上古虚名，行禅让大乱燕国；韩桓惠王酷好权谋，以水工疲秦之滑稽谋划救韩；齐宣王好学术，稷下养士而不用士；楚宣王好星相，以天意决邦交之道……凡此等等，虽也荒谬，然大体不脱正道偏好。唯独这魏国君王，魏惠王之后代代有癖，且皆是恶癖，奇也哉！”
“代代有恶癖？”王贲惊讶了。
“你且听。”姚贾掰着指头一一道来，“魏惠王酷好珠宝，魏襄王酷好种马，魏哀王酷好工匠，魏昭王酷好武士，安釐王酷好美女，景滑王酷好丹药。凡此六王，皆不如这魏假癖好獒犬之奇特。如此邦国，安得长久哉！”
“丰饶魏国，风华大梁，如此这般去也！”蒙武感慨拍案。
“狗日的！我拿了这个魏假，非叫他做狗不成！”王贲愤愤然。
“别。你还真成全了他。”
姚贾淡淡一句诙谐，三人一齐大笑起来。
洛水大营会商完毕，王贲回到汜水河谷，恰逢李斯郑国堪堪赶到。一说朝会决断，王贲大是振奋，立即向这两位水事大家请教起诸般细节。李斯只转述了秦王一个叮嘱：从此之后，天下是秦国的天下，无论战事如何谋划，都得虑及庶民生计，也就是说，既要尽可能地少淹没村庄田畴，还要与颍川郡会商好水战之后修复鸿沟的大事。郑国早已经知道秦王这番叮嘱，然在听完李斯转述后，还是大大感慨了一阵。列位看官须知，战国兵争百余年，打仗虑及民生者不能说没有，然确实少而又少；秦王嬴政在一开始灭国时便曾着意叮嘱王翦，灭国战法不能等同于寻常战法，其意便在于此。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嬴政实施水利、交通、边塞、城池等诸般建设的实际功绩，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帝王皆无法与之比肩。
就水事而言，郑国说得简洁明白。以大梁为鸿沟南北分段，鸿沟南段不用看，鸿沟北段是水攻要害，北段最要紧处，是引河人沟的沟口。沟口如何开？开在何处？得多少民力？他得亲自踏勘一番才能定下来。次日清晨，王贲率领着一支千人马队护卫着郑国李斯赶赴大河南岸的广武城郊踏勘。此时魏国实力大衰，秦国灭韩后，秦军的实际威慑范围已经遍及大河两岸，魏国军兵在大梁以北几乎销声匿迹。是故，此时魏国北部的荥阳、广武等小城池形成了战国之世的特有景象：只有民户居住，既没有魏军防守，也没有秦军占领，恍然是兵戈消失了的寥落田园。王贲带千人马队也只是谨慎防范意外，并非实际危险所致。所以，遥遥看见广武城，王贲便下令马队隐蔽在一片山坳，没有军令不许出山。护卫郑国李斯等踏勘的，实际只有王贲与一班司马。
广武城坐落在大河南岸。这里原本是一片无名山地，因了广武城，这片山地叫做了广武山。广武城依山势修筑成了东西两座小城堡，中间是一道宽约二百余步的山涧，时人也称做广武涧。当年开凿鸿沟引河，便是利用了这道天然山涧。先将山涧向北与河岸打通，河水先入涧再入沟，如此，山涧之岩石入口可控制水量。否则，两道土堤筑成的大沟，堤岸无论夯得如何结实，也经不起汹涌大河的浪涛冲击，要修一道引出大河的人工运河实在是不可能的。唯有天成广武涧，鸿沟才得以修通。郑国是鸿沟后期开凿的水工，对鸿沟水路地脉了如指掌。踏勘大半日，郑国心下已经有数，对着身旁王贲低声指点了各处要害，在暮色时分赶回了汜水营地。
当夜，王贲立即派出快马特使请来了蒙武与颍川郡守，会同李斯郑国，五人一一将各方事务会商妥当。次日清晨，王贲幕府聚将发令，一体部署了水攻方略。各方散去，整个河外的秦军营地与郡县官署便悄无声息地忙碌了起来。蒙武回到洛水大营，立即派出一万轻骑交给颍川郡守，分别护卫郡守与郡丞率领的两班吏员赶赴鸿沟南段，秘密督导分别属于魏国南部与旧韩西南部的鸿沟两岸庶民退到山地高处暂住，更南段进入淮水一段，已经是楚国北部，一时无法顾及了。
王贲部五万主力分作了三路：一路是赵佗率领五千人马，督导两万名精壮民力开决沟口；一路是王贲的四万主力秘密进逼大梁外围的四面山丘高地，在决水之前同时策应赵佗两翼；一路是五千轻骑各方策应。三路之中，赵佗军是要害，限定决口时间是五天五夜。这是郑国测算的时日。郑国说不能再短，否则不能保得稳妥无事。赵佗的决水工程分作四个部分：其一，要将原来的进水山口拓宽，使灌田水量变成足够大甚至尽可能大足以淹没大梁城的水量；其二，要将河水进入山口的引沟拓宽，尽可能使河水畅通无阻地进入拓宽了的涧口；其三，要将广武涧进入鸿沟的沟口拓宽，使大大增加的水流能汹涌入沟；其四，要将鸿沟至大梁的沟段清淤开挖，以防水流进入大梁之前无效漫溢。这四处，最难的是最后一处。因为，清淤鸿沟靠近大梁，只能在夜间进行，还不能举火照明。为此，赵佗加意提防，下令清沟工程全部由两千骑士担当。不料，清淤河沟的第一夜便出事了。
“禀报将军，魏獒出动，咬死了一百多清淤士兵！”
在大梁南面的山丘上，一接到斥候急报，王贲带着卫士马队风驰电掣般去了。紧急查问，才知道大梁城夜间放出了数十只魏獒在原野流窜，士兵们低头劳作猝不及防，突兀被咬死咬伤百余人。王贲勃然大怒，断然一句：“清淤不停！我来杀狗！”飞马便去了。到得山丘，王贲立即下令：调三千轻装飞骑，人各携带一支长矛与一具臂张弩，分作十队沿鸿沟北段巡视，专一射杀魏獒！十支马队不举火把，黑色闪电般掠向旷野，及至五更，几乎全部射杀了在旷野流窜的几十只獒犬。
“岂有此理！何方猎户敢射杀我一队神獒！”
当魏假看见几只獒犬带着箭镞狂吠着跑回来时，惊恐愤怒得连连大吼，整个王城都被震动了。匆匆赶来的大梁将军说，秦军已经在鸿沟动手，射杀獒犬不是猎户，是秦军弩机马队，请命立即率军出城防守鸿沟大堤。魏假正在恼怒急恨，当头一句厉声叱责：“秦军动静你总这般清楚，你是秦将还是魏将！”大梁将军涨红着脸高声道：“鸿沟北段百余里，秦军出动数万军民劳作，虽说不举火把，可郊野民户人人清楚！老臣有斥候营专司探察，再不知道岂非愚昧猪狗也！”“住口！狗比你强！”魏假最厌恶人骂狗，愤然戟指大梁将军，“你还不如狗！”声音尖厉得几乎如同发怒的内侍。大梁将军秉性刚直，一时不堪羞辱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大步便走。老尸埕情急，一阵碎步飞跑扯住了大梁将军低声道：“老将军素顾大局，臣子如何能与国君较真？”大梁将军黑着脸没有说话，但总算是被拽了回来。尸埕过来一拱手道：“老臣之见，大梁城防可全权交老将军处置，老臣自请全力征发民力督导粮草，我王坐镇王族便是。”魏假冷冷道：“城防无论交给何人，大军都不能出城。”尸埕抹着额头汗水颤声道：“秦军决堤，我不护堤，岂非坐观水淹大梁么？”魏假道：“大军出城能保得不被秦军吞了？届时没了大军，大梁纵有财货粮草，还不是砧板鱼肉任人宰割？！”尸埕急得左看右看摊着双手直叹气：“君臣不协力，非忠爱之道也！无忠无爱，焉得有国哉！”大梁将军顿时觉得自己又将被这云山雾罩的大道之辩绕进去，立即慨然一拱手道：“禀报魏王、丞相，非老臣不知忠道，实是自古打仗没有如此打法！国有大军二十万而不敢出城决战，未尝闻也！二十万大军窝在大梁城内，一不能施展兵力，二不能施展谋略，只能死死等着挨打！普天之下古往今来，有如此守城之法么！”尸埕也忧心忡忡道：“老将军说的是战法，从大梁民治说，似乎也当如此。大梁以汇聚四海商旅为根基，自秦军南下以来，外邦商旅几乎逃离十之八九，若再不能使大梁城外水陆官道畅通，只怕连魏国商人也要逃走。其时，大梁内外隔绝，难矣哉！”
“也好！明晚你率三万人马出城，先做试探。”良久，魏假终于开口了。
“魏王，出则出，不能半吞半吐！”
大梁将军话还没有说完，脸色苍白的魏假已拂袖而去了。尸埕长叹一声，想对这位愤怒的老将军说几句抚慰话，可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又怕站得久了魏王回头问说了些甚自己不好回答，只有低头踽踽去了。大梁将军想走，却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次日三更，魏军三万铁骑隆隆开出西门，越过城外两道宽阔的石桥，卷向人影涌动的鸿沟堤岸。大梁将军的谋划是先给为数不多的堤岸秦军一个猛袭战，而后立即退入荥阳郊野的山地秘密驻扎。如此可收两效，一则迟滞秦军水攻进程，二则至少可在城外保留一支策应人马。为奇袭得手，魏军三万铁骑一律不举火把，要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不料，三万铁骑堪堪逼近堤岸将要撒开阵形做扇形冲杀时，左右前三方陡然响起尖厉的呼啸，万千长箭在暗夜之中骤雨般当头压来。大梁将军一听箭镞风声，便知道这是秦军特有的大型弓弩阵出动了，不及思虑一声大喝：“全军撤回！杀！”魏军尚未展开便蜂拥后撤，人仰马翻一时大乱，死伤不计其数。当此之时，黑暗的旷野中杀声大起，鸿沟堤岸下杀出了一支不辨人数的飞骑，兜头向魏军退路方向截杀过来。魏军根本无法向荥阳方向冲杀，只能在箭雨飞骑的追杀中跌跌撞撞退向大梁。大约十里之后，秦军不再追杀，魏军这才渐渐聚拢起来。
“回，城……”
只说得两个字，胸前中箭的大梁将军昏厥了过去。
尸埕闻讯，连夜赶来清查人马。魏军被当场射杀两千余人，一万六千余人中箭带伤，其余全部是或轻或重的挤伤撞伤跌伤踩伤，军营一片血污一片呻吟，连外伤老医士们都有几个忍不住呕吐了。尸埕深为震惊，清查完毕后，于五更时分紧急请见魏王。不料，王城书房的主书却出来说，魏王正在獒宫医治狗伤，魏王令明日午时探视大梁将军，丞相同往。尸埕惊愕万分，愣怔在书房廊下半晌没有一句话，眼看着曙色初上，这才被循迹赶来的家老扶了回去。
“本王早有预料，惜乎老将军不听也！”
正午时分，尸埕在大梁将军府门前与魏王会车。魏假当头一句感喟，尸埕却第一次默然了，第一次没有了称颂魏王的兴致。一直到大梁将军榻前，尸埕都没有说话。大梁将军的箭镞深入骨肉，老太医只锯断了箭杆，却起不出箭镞。魏王假与尸埕来到榻前，大梁将军已经没有了血色气若游丝了。尸埕对着这位浑身浴血的老将军，第一次老泪纵横泣不成声。魏假却皱着眉头，很是平静地说：“老将军若听本王，何有今日？”大梁将军艰难地翻了翻老眼，挣扎着说出了一句话：“秦军有备，我军太少！……”喉头一哽没了气息。魏假吩咐一声厚礼安葬，板着脸走了，对尸埕一句话也没有。尸埕却没了老泪，召来老将军家人抚慰了一阵，又亲自拟定了安葬礼仪并向各相关官署做了部署，使老将军家人不致多方奔波，这才回府去了。
次日清晨，魏假召尸埕会商城防，王使回来禀报说老丞相府邸空空，除了官派仆役，合族百余口都走了。魏假很是惊讶，立即宣来城门尉查询。城门尉禀报说，昨夜二更，丞相马队出城，因有大梁将军府的夜出令箭，末将无权盘诘。说罢，城门尉捧出一支铜管，说这是老丞相吩咐呈送魏王的。魏假令主书打开，一方羊皮纸上只有寥寥几行：“老臣忠爱治道无以行魏，故此去矣！王不爱人而爱犬，将军尽忠而无门，岂非魏国之哀乎？大梁城破之日，乃王受天谴之时，王毋怨天尤人也！”
“老尸埕大胆！”魏假奋力将羊皮纸撕扯得粉碎。
魏假很是不解，这个老尸埕与这个老将军分明不是一种人，如何竟能撺掇到了一起竟至于惺惺相惜，岂不怪哉？更有甚者，大梁将军原本最该对魏假有怨气，因为他是当年信陵君的死力拥戴者，宁可上将军空缺魏假就是不用他。可是，这个老将军临死都没有怨他恨他，没有说他一句话。相反，老尸埕最不该恨他，因为尸子之学实在不是治国之学，魏假能破例起用尸埕，该当对尸埕是永生的恩泽，然则，老尸埕偏偏怨了他恨了他，非但不辞而逃，还对他说了一番最难听的话。世间事，怪也哉！
两个老臣一死一走，很是自负的魏王假大感刺激。终日郁闷无以排解，魏假索性将国事一应交付给了太子，自己窝在獒宫整日与狗戏耍闭门不出了。魏假事后想起，太子丞相一日曾经禀报，说秘密派出特使去齐国楚国请求合纵抗秦，齐国丞相后胜与齐王建拒绝了魏国，楚国推说兵力单薄也拒绝了魏国，辞色都很是冰冷。后来，太子丞相也没有了举动。魏假还记得，大约窝进獒宫半个月后，一个夜半时分，王城外突然弥漫起无边无际的喧哗，正要下令查问，太子已经大汗淋漓地飞步跑来了。
“父王！水！水！大，大水——”
儿子那惊恐万状的神色，永远地烙在了魏假的心头。
那一夜，魏假在一队獒犬的簇拥下亲自上到城头看了水势。那无边汪洋的大水，成了他永远的噩梦。在高高城头看去，白茫茫大水映着天上一轮明月，粼粼波光在碧蓝的夜空下无边无际；没有了田畴，没有了村庄，幽暗的山影中依稀传来几声狗吠，无边的寂静陡然渗出令人窒息的恐怖。身后城中的喧哗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无声，万千庶民拥上了城头，密麻麻挤满了垛口，人人大张着嘴巴却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人都陷入了可怕的梦魇。那一刻，獒犬们也没有了声息。魏假第一次真正地瑟瑟发抖了，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发布一则王命，悄悄挤出了人群，挤下了城头……
“信陵君，你好毒的口也！”
三日后，魏假从卧榻上起来，不得不举行残缺凋零的朝会，第一句话便是怨恨的感喟。没有丞相，没有上将军，只有一片王族贵胄与仅有的十多名大臣博士。人人脸色阴沉，没有一个人有说话的意思。魏假无奈，教太子逐个征询，竟然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魏假大怒，一脚踢翻王案，甩着大袖径自去了。三日后，只有一个王族老臣秘密上书，一卷竹简只有两句话：“纵然有粮，城墙终究不支。水困难脱，唯保宗庙足矣！”魏假很清楚，老臣是说出路只有一条，那便是降秦。可魏假还想撑持一段时日，大梁毕竟城高墙厚，粮仓兵器库又都是满当当，纵然无法打仗，民变兵变决然不会生出。或许天意转机，在撑持时日楚国齐国会出兵，甚或秦王死了秦国乱了，魏国岂不大难不死，魏假岂不成了天下英雄？毕竟，秦王虎狼暴虐成性，上天终究会惩罚他，谁能说准这个天谴不在明天？种种思谋之下，魏假下了一道安民王书，谎称齐楚两国将出动水军战船前来救魏，要民众各安其所静待援军。于是，惶惶万状的大梁城民众，终究些许松了口气。左右没法打仗没法出城，只有天天站在自家屋顶守望水势了。
不料，水淹一月之后，固若金汤的大梁竟然出现了种种奇异迹象。所有的井水都溢出了井口，所有的街路房屋大墙都潮湿得水淋淋，所有的粮食都生出了绿芽，所有的肉食都霉绿发臭。直至街中积水渐渐增高，大梁城便再也没有了往昔的蓬勃生机。此后，城砖石条一块块脱落，露出了夯土墙体；不到旬日，夯土墙体悄无声息地瘫成了一堆堆泥山，渐渐地，泥山也没有了……水淹大梁两个月后，秦军已经堵上了水口，冰势已经渐渐退去。纵然如此，凄惨的景象仍然在继续。厚厚的淤泥填平了所有的洼陷，堵塞了一切进出大梁的通道，两月前还雄峻异常的大梁，已经变成了一片茫茫灰黄的废墟。
这时，即或秦军撤兵，魏国王室也无路可逃了。
三月之后，厚逾数尺的淤泥结成了硬实的地面，秦军进入大梁了。
魏王假袖着来不及递出的降书，被王贲俘获了。看着这个满身狗骚气的嬴弱国王，王贲连认真呵斥几句的兴味也没有，认人之后大手一挥便走了。次日，魏假被姚贾押上一辆特制的青铜囚车，向咸阳辚辚去了。
这是公元前224年夏秋之交的故事。
六、缓贤忘士者 天亡之国也
魏国的灭亡很没有波澜，算是山东六国的寿终正寝典型。
一个国家的末期历史如此死一般寂静，以至在所有史料中除了国王魏假，竟然找不到一个文臣武将的影子，在轰轰然的战国之世堪称异数。作为国别史，《史记·魏世家》对魏国最后三年的记载只有寥寥三行：“……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列位看官留意，三行之中，最长的中间一行说得还是国际形势。魏王假在位三年，实际只发生了三件事：秦灌大梁，虏王假，灭魏以为郡县。每读至此，尝有太史公检索历史废墟而无可奈何之感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国实在没有值得一提的人物了。
在山东六国之中，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没有秘密性，最没有偶然性，最没有戏剧性。也就是说，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清楚，最简单，最为人所共识。后世史家对魏国灭亡的评论揣测很少，原因也在于魏国灭亡的必然性最确定，只有教训可以借鉴，没有秘密可资研究。《史记·魏世家》之后有四种评论，大约足可说明这种简单明了。
其一，魏国民众的记忆感喟。百余年之后，太史公在文后必有的“太史公日”中记载云：他到大梁遗迹踏勘搜求资料，在已经变成废墟的大梁遇见了前来凭吊的魏国遗民(墟中人)；遗民感伤地回顾了当年秦军水攻大梁的故事，“说者皆以为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也就是说，民众认定魏国衰弱灭亡的原因，是没有用信陵君。
其二，太史公自家的评价。太史公先表示了对大梁民众的评价不赞同，后面的话却是反着说。其全话是：“……(对墟中人之说)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直译，太史公是说：我不能苟同墟中人评判。天命秦统一天下，在其大业未成之时，魏国便是得到伊尹(其名阿衡)那样的大贤辅佐，又能有什么益处呢？果真将这几句话看作为魏国辩护，未免小瞧太史公了。究其实，太史公显然是在说反话。如同面对一个长期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有人说这种病服了仙药也没用，你能说这个人不承认那个人有病么？也就说，太史公实际是有前提的，魏国失才之病由来已久，此时已经无力回天矣！
其三，东汉三国人评价。《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三国学人谯周对魏国灭亡之评说云：“以予所闻，所谓天之亡者，有贤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纣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谯周评说是历史主流的评判，他阐明了这样一个简单实在的道理：有贤不用，便是史谚所谓的“天亡之国”。若殷纣王用三个大贤(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称为三仁)，纵然是明修王道的周室也不能取代殷商而王天下，何况秦国虎狼之邦，如何能灭亡果真用贤的魏国？应当说，谯周之论是对天命国运观的另一种诠释，因其立足于人为(天亡即人亡)，因而更为接近战国时代雄强无伦的国运大争观，与战国时论对魏国灭亡的评说几无二致，应该是更为本质的一种诠释。
其四，后世另一种评价。《史记·魏世家·索隐述赞》云：“毕公之苗……大名始赏，盈数自正。胤裔繁昌，系载忠正……王假削弱，虏于秦政。”述赞评价的实际意思是：自立国开始，魏国便是个很正道的邦国，只是魏假时期削弱了，灭亡了。这是史论第一次正面肯定魏国。两千余年后，这种罕见的正面肯定在儒家史观浸润下弥漫为正统思潮。清朝乾隆时代产生的系统展示春秋战国兴亡史的《东周列国志》，其叙述到魏国灭亡时，引用并修改了这段述赞，云：“史臣赞云：毕公之苗，因国为姓。嗣裔繁昌，世戴忠正。文始建侯，武益强盛。惠王好战，大梁不竟。信陵养士，神气稍振。景湣式微，再传而陨。”此书以“志”为名刊行天下，并非以“演义”为名，显然被官方当做几类正史的史书。这说明，这种观念在清代已经成为长期为官方认可的正统评价。这种评价的核心是：忽视或有意抹煞魏国的最根本缺陷，而以空洞的正面肯定贬损“暴秦”，与三国之前客观平实的历史评判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它毕竟是一种观念，而且是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评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
一个“繁昌忠正”的国家能削弱而灭亡，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悖论。
历史评判的冲突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被刻意抹煞的事实。
这个事实最简单，最实在：长期地缓贤忘士，而最终导致亡国。
魏氏部族是周室王族后裔，其历史可谓诡秘多难。
西周灭商之初，三个王族大臣最为栋梁：周公(旦)、召公(爽)、毕公(高)。其中的毕公姬高，便是魏氏部族的祖先。西周初期分封，毕公封于周人本土的毕地，史称毕原。《史记·集解》引唐代杜预注云：“毕在长安县西北。”据此可知，毕原大体在当时镐京的东部，可算是拱卫京师的要害诸侯。之后，不清楚发生了何等样事变，总之是“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成夷狄”。检索西周初年的诸多事件，其最大的可能是，毕公高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殷商遗族与周室王族大臣合谋的“管蔡之乱”，否则毕公部族不可能以赫赫王族之身陡然沦为庶人，其余部也不可能逃奔夷狄。其后，历经西周东周数百年无史黑洞，毕公高的中原后裔终于在晋国的献公时期出现，其族领名毕万，一个极为寻常的将军而已。
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晋国攻伐霍、耿、魏三个小诸侯国，毕万被任命为右军主将。此战大胜，晋献公将耿地封给了主将赵夙，将魏地封给了右将军毕万。从这次受封开始，毕万才步入晋国庙堂的大夫阶层。也许是部族坎坷命运艰险，这个毕万很是笃信天命，大事皆要占卜以求吉凶。当年，毕万漂泊无定，欲入晋国寻求根基，先请一个叫做辛廖的巫师占卜。辛廖占卜，得屯卦，解卦云：“吉(卦)。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繁昌。”因为屯卦是阐释天地草创万物萌芽的蓬勃之象，对于寻求生路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大大的吉卦。后来的足迹，果然证明了这个屯卦的预兆。这次，毕万也依照惯例，请行占卜，意图在于确定诸般封地事项。晋国的占卜官郭偃主持了这次占卜，解卦象云：“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封赏，天开之矣！天子日兆民，诸侯日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于是，毕万正式决断：从大名，部族以封地“魏”为姓氏；从满数，全力经营这方有“万民诸侯”预兆的封地。
至此，晋国士族势力中正式有了魏氏，魏国根基遂告确立。
其后，晋国出现了晋献公末期的储君内争之乱。此时毕万已死，其子魏武子选准了公子重耳为拥戴对象，追随这位公子在外流亡十九年。重耳成为晋国国君(文公)后，下令由魏武子正式承袭魏氏爵位封地，位列晋国主政大夫之一。由此，魏氏开始了稳定蓬勃的壮大。历经魏悼子、魏绛(谥号魏昭子)、魏嬴、魏献子四代，魏氏已经成为晋国六大新兴士族之一(六卿)。这六大部族结成了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不断吞灭、瓜分、蚕食着中小部族的土地人口，古老的晋国事实上支离破碎了。又经过魏筒子、魏侈两代，六大部族的两个(范氏、中行氏)被瓜分，晋国只有四大部族了。经过魏桓子一代，魏氏部族与韩赵两部族结成秘密同盟，共同攻灭瓜分了最大的知氏部族。至此，魏赵韩三大部族主宰了晋国。
承袭魏桓子族领地位的，是其孙子魏斯。魏斯经过二十一年扩张，终于在二十二年(公元前403年)，与赵韩两族一起，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魏斯为侯爵，史称魏文侯。从这一年开始，魏氏正式踏上了邦国之路，成为开端战国的新兴诸侯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魏国的政治事件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
自魏文侯立国至魏假灭亡，魏国历经八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在春秋战国历史上，近两百年的大国只经历了八代君主，算是权力传承之稳定性最强的国家了。这种稳定性，当时只有秦国齐国可以与之相比，国君代次显然还要稍多。魏国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二年有余，若除去末期魏假的三年，则七任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五年有余。应该说，在战国那样的剧烈竞争时代能有如此稳定的传承，是极其罕见的。列位看官留意，之所以要将代次传承作为政治稳定的基本标志，原因在于世袭制下的传承频繁国家，都是变乱多发所致。是故，君位传承频繁，其实质原因必定是政治动荡剧烈，君主传承正常，其实质原因也在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强。当然，也不能绝对化地说，稳定性是传承少的唯一原因。譬如魏国，其传承代次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过两个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国君：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其余两个在位时间长的君主是：魏武侯二十六年，魏安釐王三十五年。这四任君主，便占去了一百六十二年。
魏国政治传统的基本架构及其演变，都发生在这四代之间。
这一政治传统，是破解魏国灭亡秘密的内在密码。
魏文侯之世，是魏国风华的开创时代。
战国初期，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对天下诸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尤其对西邻秦国，魏国以强盛的国力军力，夺取了整个河西高原与秦川东部，将秦国压缩得只剩下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於等地。这种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崛起，根源在于魏文侯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巨大威力的两条强国之路：一是积极变法，二是急贤亲士。
先说变法。魏文侯任用当时的法家士子李悝，第一次在战国时代推行以变更土地制度为轴心的大变法。史料对魏国这次变法语焉不详，然依据后来的变法实践，李悝变法的两个基本方面该当是明确的：其一是围绕旧土地制度的变法，基本点是有限废除隶农制、重新分配土地、鼓励耕作并开拓税源等等。其二是公开颁行种种法令，以法治代替久远的人治礼治。可以做出的总体评判是：后来商鞅变法的基本面，李悝都涉及了，只是其深度广度不能与后来的商鞅变法相比。虽则如此，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声惊雷，魏国变法的冲击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其历史意义是亘古不朽的，其效用是实实在在的。
变法的同时，魏文侯大批起用当时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此所谓急贤亲士也。文侯之世，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赵仓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国初期一举拥有了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如此四个大政治家，实在是天下奇迹。由此，魏国急贤亲士的声名远播，以至秦国想攻伐魏国而被人劝阻。劝谏者的说法是：“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由于魏文侯在位长达五十年，这种政治风气自然积淀成了一种传统。
可是。魏文侯开创的这种生机蓬勃的政治传统，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时期渐渐变形了。所谓变形，一则是不再积极求变，变法在魏国就此中止；二则是急贤亲士的浓郁风气，渐渐淡化为贵族式的表面文章。也就是说，魏文侯开创的两大强国之路都没有得到继续推进，相反，却渐渐走偏了。这条大道是如何渐渐误入歧途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寻路径的蛛丝马迹。
一则史料是，魏击(魏武侯)做储君时暴露出的浓厚的贵族骄人心态。魏文侯十七年，乐羊打下中山国后，魏击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一日，魏击游览殷商旧都朝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师礼的田子方。魏击将高车停在了道边，并下车拜见田子方。可是，田子方竟没有还礼。魏击很是不悦，讥刺道：“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冷冷道：“亦贫贱者骄人耳。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踞(鞋)然，奈何其同之哉！”魏击很不高兴，但又不能开罪于这个顶着父亲老师名分的老才士，只有阴沉沉回去了。姑且不说这个儒家子贡的老弟子田子方的牛烘烘脾性究竟有多少底气，因为，战国时期真正的法家大政治家，反倒根本不会做出这种毫无意义的清高，该遵守的礼仪便遵守，犯不着无谓显示什么。我们留意的，是魏击的两句讥刺流露出的贵族心态——田子方虽贵为文侯老师，依然被魏击看作贫贱者，而贫贱者是没有对人骄傲的资格的！如此贵族心态，岂能做到真正的亲士敬贤？于是，后来一切的变味大体便有了心灵的根源。
另一则史料是：魂击承袭国君后不思求变修政的守成心态。魏击即位，吴起已经任河西将军多年。一次，魏武侯与吴起同乘战船从河西高原段的大河南下，船到中流，魏武侯眼看两岸河山壮美，高兴地看着吴起大是感叹：“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也许是吴起早已经觉察到了这位君主的某种气息需要纠正，立即正色回答说：“邦国之固，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结果，魏武侯只淡淡一个“善”字便罢了。吴起对答，后世演化为“固国不以山河之险”的著名政谚，却没有留下魏武侯任何由此而警醒的凭据。列位看官留意，这是魏国君主第一次将人才之外的物事当做“国宝”。此后，魏惠王更是将珍珠宝玉当做“国宝”，留下一段战国之世著名的国宝对答。魏武侯盛赞山河壮美，原本无可指责。这里的要害是，一个国君在军事要塞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如何评判山川要塞，至少具有心态指标的意义。魏武侯的感慨若变为：“山河固美，无变法强国亦不能守也！”试想当是何等境界？这件事足以说明，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开创君主的雄阔气度，对人对物对事，已经沦落为以个人好恶为评判标尺了。
第三则史料是，魏武侯错失吴起。
吴起是战国之世的布衣巨匠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军事天才之一。与战国时代所有的布衣名士一样，吴起的功业心极其强烈，那则杀妻求将的传说故事，正是战国名士功业心志的最好注脚。后来的事实证明，乐羊、吴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国扩张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李悝变法激发积聚了强盛国力，乐羊、吴起则将这种国力变成了实际领土的延伸。在整个魏文侯时期，乐羊攻灭中山国，吴起攻取整个河西高原，既是魏国最大的两处战略性胜利，也是当时天下最成功的实力扩张。李悝、乐羊死后，兼具政治家才华的吴起实际上成为魏国的最重要支柱。
可是，魏武侯即位，吴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既没能成为丞相，也没能成为上将军，只是一个“甚有声名”的地方军政首脑(西河守)。依着战国用人传统，魏文侯时期有老资格名将乐羊为上将军，吴起为西河守尚算正常。然在魏武侯时期，吴起依然是西河守，就很不正常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秉性刚正的吴起对这种状况很是郁闷，曾公开与新丞相田文(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论功，说治军、治民、征战三方面皆强于田文，如何自己不能做丞相？田文以反诘方式做了回答，很是牵强，其说云：“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应当说，田文对魏国状况的认定，只是使用了当时政治理论对新君即位朝局的一种谚语式描述，实际根本不存在。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击是老太子即位实权早早在握，如何能有少年君主即位才有的那种“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险恶状况？刚直的吴起毕竟聪明，见田文摆平了老脸与自已周旋论道，便知道此人绝不是那种凭功劳说话的人物，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载的“起默然良久，曰‘属子之矣。’”吴起的服输，实际上显然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的顾全大局。不想，却被太史公解读成了“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这个田文，既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史料中也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功业，史料中的全部踪迹便是与吴起的这几句对答，及“田文既死”四个字。如此一个人物，豪气干云的吴起如何便能“自知弗如田文”？太史公此处之认定。只能看做一种误读，而不能看作事实。
历史烟雾之深，诚为一叹也！
重要大臣将军之间的这种微妙状况，魏武侯不可能没有觉察。之后的处置方式，立即证明魏武侯对吴起早已经心存戒惧了。田文死后，公叔为相。这个公叔丞相欲将吴起从魏国赶走，与亲信商议对策。其亲信说，要吴起走，很容易。亲信的依据是秉性评判：吴起有气节，刚正廉明并看重名誉。潜台词很显然，这等人得从其尊严名誉着手。亲信谋划出了一个连环套式的阴谋：先以固贤为名，请魏武侯将少公主嫁给吴起，言明以此为试探吴起的婚姻占卜——吴起忠于魏国，则受公主；若不受婚嫁，必有去心；魏侯必从，而后由丞相宴请吴起，使丞相夫人的大公主当着吴起的面辱贱丞相；吴起见如此公主，必要辞婚；只要吴起辞婚，便不可能留在魏国了。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吴起辞婚，魏武侯怀疑吴起而疏远，吴起眼看在魏国无望，便离开魏国去了楚国。这是一则深藏悲剧性的喜剧故事，使吴起的最终离魏具有了难言的荒诞性。
吴起离魏，至少证实了几个最重要的事实：其一，魏武侯疑忌吴起由来已久，绝非一日一事；其二，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囊括人才的开阔胸襟，也没有了坦率精诚的凝聚人才的人格魅力；其三，魏武侯时期，魏国的内耗权术之道渐开，庙堂之风的公正坦荡大不如前。从魏国人才流失的历史说，吴起是第一个被魏国挤走的乾坤大才。
魏惠王后期，魏国尊贤风气忽然复起。
魏武侯死时，魏国的庙堂土壤已经滋生出了内争的种子，这便是魏武侯的两个儿子，公子罂与公子缓争位。这个公子罂，便是后来的魏惠王。公子罂得到了一个才能杰出的大夫王错的拥戴效力，占据了魏国河外的上党与故中山国之地，公子缓失势。可是，公子罂还没来得及即位，韩赵两军便进攻魏国了。韩赵遵循晋国老部族相互吞噬的传统，要趁魏国内乱之机灭魏而瓜分之。浊泽一战，公子罂军大败，被韩赵两军死死包围。然则，一夜天明，几乎是在等死的公子罂却看见两支大军竟然没有了。事后得知，是两国对于如何处置魏国意见相左。各自不悦而去。对这场本当灭魏而终未灭魏的诡异事变，战国时评是：“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也就是说，魏武侯终究没有堪当大任的儿子，魏国原本是可以破灭的。言外之意很显然：没有灭国，并不是公子罂的才能所致。然，公子罂不如此看，他将魏国大难不死归结于二：一是天意，二是自家大才。是故，公子罂即位之后立即宣布称王，成了战国时代第一个称王的大国(自来称王的楚国除外)。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称霸前期，衰落中期，迁都大梁之后的末期。第一时期是魏国的全盛霸权时期，大约二十余年；其时白圭、公叔痤先后为相，庞涓为上将军，率军多次攻伐诸侯，威势极盛，国力军力毫无疑义地处于战国首屈一指的地位。第二时期，以三次大战连续失败为转折，魏国霸权一举衰落。这三次大战是围魏救赵之战、围魏救韩之战、秦国收复河西之战。第三时期，以魏国畏惧秦国之势迁都大梁始，是魏惠王的最后二十年。
总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国王生涯之概貌，成败皆在于用人。
魏惠王其人是战国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列位看官留意，历史不乏那种极具才华而又极其昏庸的君主。秦汉之后，此等君主比比皆是，战国之世亦不少见。魏惠王者，一个典型而已。魏惠王之所以典型，在于他具备了这种君主给国家带来巨大破坏性的全部三个特征：其一，聪敏机变，多大言之谈，有足以显示其高贵的特异怪癖，此所谓志大才疏而多欲多谋也，与真正的智能低下的白痴君主相比(譬如后世的少年晋惠帝)，此等“庸君”具有令人目眩的迷惑性，完全可能被许多人误认为“英主”；其二，胸襟狭小，任人唯亲与敬贤不用贤并存，外宽内忌。这一特征的内在缺陷，几乎完全被敬贤的外表形式所遮掩，当时当事很难觉察；其三，在位执政期长得令人窒息，一旦将国家带入沼泽，只有渐渐下陷，无人能有回天之力。
在君主终身制时代，这种“长生果庸主”积小错而致大毁的进程，几乎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庸主若短命，事或可为，庸主若摇摇不坠，则上天注定了这个邦国必然灭亡。譬如秦国，也曾经有一个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出现，但却只有三年便举鼎脱力而暴死了。后来又有两个庸君，一个秦孝文王，一个秦庄襄王，一个不到一年死了，一个两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对秦国的危害并不大。在位最长的秦昭王也是五十余年，然秦昭王却是一代雄主。然则，即或如秦昭王这般雄主，高年暮期也将秦国庙堂带入了一种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况乎魏惠王这等“长生果庸主”，岂能给国家带来蓬勃气象？这等君主当政，任何错误决策都会被说得振振有词，任何堕落沉沦都会被披上高贵正当的外衣，任何龌龊技术都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任何真知灼见都会被善于揣摩上意的亲信驳斥得一文不值。总归一句，一切在后来看去都是滑稽剧的国家行为，在当时一定都是极为雄辩地无可阻挡地发生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有一个奇特的癖好，酷爱熠熠华彩的珍珠，并认定此等物事是国宝。史载：魏惠王与齐威王狩猎相遇于逢泽之畔，魏惠王提出要与齐威王较量国宝。齐威王问，何谓国宝？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说，国宝便是珠宝财货，譬如他的十二颗大珍珠，每颗可照亮十二辆战车，这便是价值连城的国宝。齐威王却说，这不是国宝，真正的国宝是人才。于是，齐威王一口气说了他搜求到的七八个能臣及其巨大效用，魏惠王大是难堪。这是见诸史料的一次真实对话，其意义在于最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了有为战国对人才竞争的炽热以及魏国的迟暮衰落。
也许是受了这次对话的刺激，也许是有感于秦国的压迫，总之是魏惠王后期，魏国突然弥漫出一片敬贤求贤气象。这里有一个背景须得说明，否则不足以证明魏国失才之荒谬。战国时期，魏国开文明风气之先，有识之士纷纷以到魏国求学游历为荣耀，为必须。安邑、大梁两座都城，曾先后成为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风华圣地，鲜有名士大家不游学魏国而能开阔眼界者。为此，魏国若想搜求人才，可谓得天独厚也。可是，终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纷纷流失，魏国竟一个也没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从魏国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个：商鞅(卫人，魏国小吏)、孙膑(齐人，先入魏任职)、乐毅(魏人，乐羊之后)、张仪(魏人)。若再加上此前的吴起，此后的范雎、尉缭子，以及不计其数的后来在秦国与各国任官的各种士子，可以说，魏国是当时天下政治家学问家及各种专家的滋生基地。在所有的流失人才中，最为令人感慨者，便是商鞅。所以感慨者，一则是商鞅后来的惊世变法改写了战国格局，二则是商鞅是魏惠王亲手放走的。商鞅的本来志向，是选择魏国实现抱负。魏国历史的遗憾在于，当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几次举荐给魏惠王时，魏惠王非但丝毫没有上心，甚至连杀这个人的兴趣都没有，麻木若此，岂非天亡其国哉！
种种流失之后，此时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贤，又是何等一番风貌呢？
《史记·魏世家》载：“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召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你等老人家)不远千里，辱幸之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这一场景，实在令人忍俊不能。魏惠王庄重无比，先宣布自己不说油滑的虚话，一定说老实话(寡人不佞)，于是，一脸沉痛地将自己骂了一通，最后郑重相求，请几个赫赫大师谋划有利于魏国的对策。如邹衍、淳于髡等，大约觉得魏惠王此举突兀，一定是茫然地坐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偏大师孟子自视甚高，肃然开口，将魏惠王教训了一通。滑稽处在于，孟子的教训之辞完全不着边际。分明是一个失败的君主向高人请教利国之道，这个高人却义正词严教导说，君主不能言利，只能恪守仁义！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作为君主，连“利”这个字都不能提。在天下大争的时代，君主不言利国，岂为君主？更深层的可笑处在于：魏惠王明知邦国之争在利害，不可能不言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师孟子的治国理念，明知邹衍、淳于髡等阴阳家杂家之士的基本主张；当此背景，却要生生求教一个自己早已经知道此人答案的问题，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说穿了，作秀而已。魏惠王亲自面见过多少治国大才，没有一次如此“严正沉重”地谴责过自己，也没有一次如此虔诚地求教过，偏偏在明知谈不拢的另类高人面前“求教”，其虚伪，其可笑，千古之下犹见其神色也。
后来，魏惠王便如此这般地开始尊贤求贤了。经常恭敬迎送往来于大梁的大师们，送他们厚礼，管他们吃喝，与他们认真切磋一番治国之道，而后殷殷执手作别，很令大臣大师们唏嘘不已。用邹衍、惠施做过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师，似乎完全与魏文侯没有两样。而且，魏惠王还在《孟子》中留下了《孟子见梁惠王》的问答篇章……能说，魏惠王不尊贤么？
历史幽默的黑色在于，总是不动声色地撕碎那些企图迷惑历史的大伪面具。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宽内忌之风，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终至于将魏国人才驱赶得干干净净。这种外宽内忌，表现为几种非常怪诞的特征：其一，大做尊贤敬贤文章，敬贤之名传遍天下；其二，对身负盛名但其政治主张显然不合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对已经成为他国栋梁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为本国的兼职丞相(事实上是辅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内政)；其四，对尚未成名的潜在人才一律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其五，对无法挤走的本国王族涌现的大才，分外戒惧，宁肯束之高阁。自魏惠王开始直到魏假亡国，魏国对待人才的所有表现，都不出这五种做派。到了最后一个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毁而死，魏国人才已经萧疏之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魏国的灭亡。
对吴起的变相排挤，对商鞅的视而不见，对张仪的公然蔑视，对范雎的嫉妒折磨，对孙膑的残酷迫害，对尉缭子的置若罔闻，对乐毅等名将之后的放任出走……回顾魏国的用人史，几乎是一条僵直的黑线。一个国家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始终重复着一个可怕的错误，其政治土壤之恶劣，其虚伪品性之根深蒂固不言而喻。
实在说话，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对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治相对清明，这种事件一定是少数，甚或偶然。譬如秦国，秦惠王杀商鞅与秦昭王杀白起，是两桩明显的冤案，但却没有影响秦国的坚实步伐。原因在二，一是偶然，二是功业大成后错杀。列位看官留意，战国时期的人才命运或者说国家用人路线，实质上有两个阶段，其方略有着很大差别：第一阶段是搜求贤才而重用，可以说是解决寻求阶段；第二阶段是功业大成后，能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可以说是后需求阶段。历史证明的逻辑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需求阶段的人才方略都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而魏国的根本错失，恰恰始终在需求阶段。在将近两百年里拥有最丰厚人才资源的魏国，出现的名相名将却寥若晨星。与此同时，战国天空成群闪烁的相星将星，却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国。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奇迹。
大争之世，何物最为宝贵？人才。
风华魏国，何种资源最丰厚？人才。
魏国政风，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为什么会是这样？魏国长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凡是熟悉战国史者，无不为魏国这种尊贤外表下大量长期人才流失的怪诞现象所困惑。仔细寻觅蛛丝马迹，有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魏氏先祖笃信天命的传统。魏国正史着意记载了毕万创魏时期的两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着一种可能：魏国王族很是迷信卦象预言，对人为奋发有着某种程度的轻慢。这种精神层面的原因。很容易被人忽视。尤其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兴亡沉浮面前，历史家更容易简单化地只在人为事实链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种无形而又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现象。
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力图预见未来命运的种种预测方式，都极大地影响着决策者们的行为理念，甚至直接决定着当权者的现实抉择。在自然经济的古典社会，这种影响更大。客观地说，力图解释、预见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神秘文化，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一味地忽视这种历史现象，只能使我们的历史叙事简单化，最终必然背离历史真相。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解释并预测自然与社会的学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系统。就社会方面而言，阴阳五行学说、天地学说(分为星相、占候、灾异、堪舆四大门类)、占卜学说，构成三大系统。其中每一系统，都有相对严密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所延伸出的实用说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统，以阴阳五行论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对国家品性的规范：邦国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构成全部国家行为的性格特点。第二系统，以天人合一观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占星、占候、灾异预兆解说、堪舆(风水)等预测技能。第三系统，以阴阳论为基础，衍生出八卦推演的预测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说，中国古典时期的预言理论之博大庞杂，预测手段之丰富精到，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葩。
是故，在那样的时代，执政族群不受天命预言之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则，执政者以何种姿态对待天命预言，又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
这种回旋，不是今人所谓的简单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该文化系统本身提供给人的广阔天地。华夏文明之智慧，在于所有的理论与手段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化，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僵死界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谓也！以人对天命之关系说，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本身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性，而这种互动性，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虚妄渺茫，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于是，执政者只要顺应民心潮流，便是顺应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难违，但却有最根本的一条——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实际只在入有德无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纵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阴德(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谓阴德)，则上天立即给予关照，修改原来的命运设计方案！
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何曾有过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历史事实说话，先秦时代的中国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精神力量与行为自信，对天命天意等等，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迷信，确实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不拘泥者，在于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龟甲，春秋诸侯不敬天子而潮水般重新组合，新兴大夫(地主)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种种潮流，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国是一个典型。秦人历史上有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的预言，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统一天下的预言。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而是历经六代人浴血奋争才成就了煌煌伟业。
魏国如何？
虽然，在毕万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逻辑依据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是：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精神层面的根源；这个精神根源不可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的对人才的淡漠；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而只能是更为强大的天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因，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简单的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无论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国。越是竞争激烈的大争之世，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见贤不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若脱鞋然”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当此之时，“急贤”自然是求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说，国家要强盛，不能仅仅凭一两个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则，这个国家便会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贤乃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贤中、下》云：“……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对墨子的尚贤为本的目标，可以一句话概括：尚贤能使天下安宁，所以是为政之根本。
墨子的人才理论，实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
魏国以伪尚贤之道塞天下耳目，诚天亡之国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