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马海德-宋庆龄与马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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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1月初,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宋庆龄在她的寓所﹙上海莫里哀路﹚,秘密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帕蒂”,于是史沫特莱也邀请马一同去参加。

    我丈夫当时来中国已经一年多了,但仍不大善于与陌生人交往。在偌大的客厅里,他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看着大家在远处相互寒暄好不热闹。当优美的音乐响起时,人们开始翩翩起舞。马看见在自己对面不太远的软椅上,坐着一位仪态端庄、气质高雅的女士。她身穿一件很考究的旗袍,有着令人大吃一惊的美丽。这位女士的目光中充满了让他肃然起敬的智慧。瞬间他们的目光相遇,马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邀请那位女士跳舞。她的舞跳得好,英文说得也很好。一支曲子很快就完了,伴随着音乐的停止,大家也各自回到原处。马悄悄地问史沫特莱:“这位女士是谁?”史沫特莱爽朗地笑着说:“那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啊!他们大家都叫她苏吉。”马非常惊讶,有点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刚才真是太冒失了。

    史沫特莱拉过马来到宋庆龄面前说:“苏吉,这个年轻的朋友是乔治·海德姆,日内瓦大学的高材生,医学博士。”宋庆龄微笑着伸出手来用英语说:“乔治,认识你很高兴,我们需要很多正义的朋友。”马伸出自己的手,神色尴尬地说:“真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您就是孙夫人,请原谅我的冒昧,请您跳舞实在鲁莽。”宋庆龄微笑着答道:“没关系,乔治博士,今天的‘帕蒂’就是为大家一起快活地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不用拘于礼节。”

    马对我回忆说:“当我听到宋庆龄一口流利地道的美式英语时,就顿时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在戏剧化的结识了宋庆龄之后,马便经常和她见面,听她谈关于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一家人也一直都跟宋庆龄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友谊。

    整个三十年代,中国都笼罩在国民党政府及各种势力的白色恐怖下,宋庆龄一直寻求多方力量,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革命活动。马那时就多次接到过宋庆龄的指示,利用他独特的身份和场所,帮助上海地下党做一些工作。

    马说:“我当时常常接到类似这样的通知,‘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两点你不要去诊所,借你的诊所一用。’到了通知的时间,许多‘病人’便会趁我不在诊所的时间,表面上‘登门问诊’,实则利用这种方式接头开会。上海的特务机关,对我这个美国人开的诊所根本不注意,医生候诊时本来就有人进进出出,所以不大会引起外人的怀疑。于是,这里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络和开会的场所。

    当时红军根据地医疗条件非常差,缺医少药,宋庆龄经常委托马买一些必要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支援红军。马的诊所很小,只能零买一些药品,当时要购买大批量药品,需要国民党政府批准。为此,马按照宋庆龄指示,找到当时国联的卫生部顾问,请求他帮忙。几经周折后,才最终如愿以偿。后来马买到的这几批医疗器材和药品,都是在宋庆龄安排下,送往了革命根据地。

    马当年在上海有一部私人汽车,牌照注册到1934年底,为了能做更多的革命工作,他便把牌照又续了一年。1935年9月的一个傍晚,宋庆龄把马约到她的寓所,严肃地对他说:“明天晚上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去莫斯科,麻烦你亲自开车送他们上船。”然后反复叮嘱他,一定要保证这两个人的安全。

    第二天傍晚时分,马按照宋庆龄事先交代的暗号,跟两位穿西装的男人,很顺利地接上了头。马开车载着两个人前往码头。一直把他们送到船上安顿好,确定两个人安全后,马才告辞下了船。眼看着客轮起锚离开码头,马这才松了一口气。马刚从码头回诊所不久,就接到宋庆龄打来的感谢电话,称赞他做了件好事。

    很多年以后,马才知道,当年他送走的那两位客人中,有一位是受命前往苏联跟共产国际恢复联系的陈云同志。

    马还曾带着宋庆龄的介绍信,多次以医生的身份到狱中探望牛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为他们医治伤病,转告他们外面的形势和有关他们儿子小吉米的情况,鼓励他们的斗志,增加他们活着的信心。

    1936年3月,在宋庆龄的领导下,路易·艾黎和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美国共产党老党员﹚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抗日的进步英文周刊《中国呼声》。中共地下党也通过宋庆龄在《中国呼声》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鲁迅和全国的进步人士也都积极为这份杂志撰写文章,较早地揭露了日本侵略东三省的罪行,喊出了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呼声。

    马曾跟我说:“就是在那个时代,路易·艾黎多次约我为《中国呼声》写稿,他希望我这个医学博士不但能拿手术刀,还能拿起笔杆子,向世界介绍中国。宋庆龄也鼓励我为《中国呼声》写‘抗日’文章。我每篇文章发表前,路易·艾黎都会非常认真地帮助我推敲修改。

    “我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加深了对中国被压迫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同情,以及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无比崇敬和向往。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单靠行医是不行的。

    “我开始意识到,我可能一天可以医好一个病人,但那个社会制度却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在同一天死去。所以我开始同情共产党,特别想了解红色中国。我很想去陕北红色根据地,想去看看红军,看看那些传说中的‘赤匪’是什么样的,想更多地了解苏维埃,了解共产主义。”

    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宋庆龄和路易·艾黎,在路易·艾黎四处奔走下,不久,通过宋庆龄的举荐 ,马终于有机会踏上了想往和传说中的红色中国。从此,也改变了我丈夫——马海德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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