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队的队长M·爱德尔（后改名爱德华）是个中年人，他是后来成为印度国大党领袖、曾先后两次担任印度总理的女政治家英迪拉·甘地的舅舅。爱德华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老战士，有着丰富的国际活动经验；队员中年龄较大的M·卓尔克（后改名卓克华）大夫是圣雄甘地“非暴力”思想的信徒；D·木吉克（后改名木克华）大夫是国家社会主义者；而B·巴苏（后改名巴苏华）大夫则是一名印度共产党人；D·K·柯棣尼斯（后改名柯棣华）大夫则是巴苏大夫的热心追随者。
总的来说，这五名印度医生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都对国民党给他们安排的工作很不满意，所以一致要求到延安来，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在全权负责接待这五名印度医生的过程里，马不但做到了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办事，不论这五个人政见有何不同，马都始终对他们一视同仁，热情地给他们介绍情况，陪他们参观访问和联系领导同志接见他们，并给他们当翻译，把他们的生活起居安排得很妥当，而且还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愿望和专长，协助他们到各抗日根据地去开展工作。
印度医疗队中卓克华和木克华两人回国较早，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在延安时，都和马成为了好友。1942年，柯棣华大夫在白求恩大夫去世后接替了他在晋察冀边区的工作。1942年7月，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9日，柯棣华由于癫痫病复发去世。1943年，巴苏华在回印度后，发起成立了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并担任全印柯棣华纪念委员会主席，在努力促进中印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路上，继续跟马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我来到延安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六，我们政治部主任问我周日上午有没有时间？我说：“有”。他说：“印度医疗队的几位医生想跟你一起聚个餐。”我想了想便答应了下来。
印度医疗队是印度国大党派来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这五位医生当时住在拐卯医院。周日我一个人，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顶着太阳走了十五华里，那时候真年轻，也不觉得累。在位于山顶的拐卯医院外面，我见到了等着我的柯棣华医生。柯棣华医生是印度医疗队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些印度医生，在窑洞前面用席子支起了一个凉棚，凉棚下是一张两米多长自制的西餐餐桌。餐桌上摆着红茶、罐头、油炸糕等食物。我刚在他们的餐桌前坐下，其余的几位印度医生一个个从窑洞里走出来，他们个个都很精神健谈，我们开始用简单的英文单词进行交流。他们请我吃印度饭。
我们正一边吃一边聊着，米勒大夫忽然气哼哼地跑来了，站到我身边。原来有个得了盲肠炎的小战士被送到医院，需要开刀。米勒大夫跟他约好了今天给他做手术，谁知道小战士睡了一觉就变卦了，由于害怕他这个大鼻子、蓝眼睛的医生给他动刀，便吓得跑到山上藏起来了。这是米勒大夫来中国后做的第一例手术，他本人十分重视，所以在小战士逃跑后，他很生气，带着好多人开始满山遍野地去找这位小战士，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
此时米勒大夫已经学会了一点中文，看着他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将此事讲得绘声绘色，我和这几位印度医生简直都要笑坏了。米勒大夫知道我在这里，是特意赶过来看我的，我们是同车来延安的战友。
我们住在和平医院的时候，印度医疗队的巴苏大夫成为了我们家的邻居。巴苏后来跟我们夫妻俩关系极好，好到最后干脆直接在我家入伙吃饭。接触多了，我发现印度人特别喜欢吃甜食，但延安特别的缺糖。记得有一天延安下雪，巴苏看见后，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哎，外面地上的雪要都是白糖多好啊！”
巴苏从前方回到延安，针灸学的很好，回到印度后，他仍用针灸给病人治疗，中国的传统医学，在印度也得到发扬光大。
那时候每到星期天，我家就几乎成了延安城中的国际俱乐部。每次总会有七八位同志，带着他们这个月供给的羊肉来我们家，然后集体动手，先用土豆垫底，然后再将自制的豆腐啊，蔬菜啊，放进一个大洗脸盆里，放在大锅里蒸，做米粉肉。这锅菜蒸好了之后，我们所有人便围坐大锅旁，边吃边聊。大家都说：“哇，真肥啊！”不一会儿就把这一大锅东西都吃完了。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印尼的一个素食者阿里，他的中国名字叫王德才，他看着我们吃肉就生气。他还有一个伙伴叫阿汉，中文名字叫毕德文，他们两个人都是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战士。
马作为欢迎印度医疗队的接待人员到达延安现场时，忽然被一个人友好地在裤脚上踢了一脚。马当时吓了一跳，转身一看不由得惊喜异常。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马的革命引路人路易·艾黎。马事先并不知道路易·艾黎要来。当天晚上，马在合作社请路易·艾黎吃了一顿晚餐，然后带着路易·艾黎回自己的窑洞聊天。
在路易到来的前一两天，几枚炸弹正好在马住的窑洞前面爆炸，爆炸时的热风将马的窑洞搞得一团糟。马的几个邻居在这次日本人空袭中死了。一枚没有爆炸的炸弹，被吊了起来当作大锣使。马指着这枚炸弹边缘上压印着的“俄亥俄州托莱多”的字样对路易说：“它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两人在窑洞里谈到很晚，却仍毫无倦意。此时窑洞的门忽然响了起来，王德牛打开窑洞门一看，原来是一个农民提着灯笼来找马出诊看病。马转身回到窑洞整理好药包，匆匆跟路易打了一个招呼，便随那个农民去了。在马回来的时候，路易已经为两人煮好了咖啡。在当时的延安，咖啡奇缺，只有偶尔到来访问者才会带来一些。但没等马喝完第一杯咖啡，便又有人在窑洞门口喊道：“马大夫！马大夫！”马向路易微微一笑，便再次抄起了药包，走出了门外。
当夜，马回来的时候，路易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路易醒来时，发现马已经起来，正弄火准备煮咖啡。马见路易醒了，安排好他洗漱，便走出窑洞给他拿回了一大块锅盔当早点。负责照顾马的王德牛很会做自制的豆腐乳，马常将他做的豆腐乳当作黄油和起司涂抹在锅盔上，吃起来很香。
在两人吃早点的时候，马对路易微笑着说道：“这就是我过的生活，得随叫随到。虽然没有太多休息时间，但是我喜欢看到当地的人，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家庭的温暖。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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