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头两年还不错。

    爱因斯坦一方面是职业顺顺利利、专业炉火纯青、事业蒸蒸日上，另一方面却是他与米列娃的婚姻与家庭生活走过了一段由辉煌到低落的转折过程。

    1903年，相爱多年的爱因斯坦与米列娃顺理成章地结婚了，但其中已经掺杂着一些阴影。爱因斯坦的父亲一直到1902年10月10日临终前，才把儿子单独叫进房间，点头同意了儿子的婚事。此情此景，让爱因斯坦一想起来就心酸不已，愧疚感伴随了他一生。

    而爱因斯坦的母亲波林则对米列娃始终没有认可。前文已经提到，在使尽一切办法都无法影响爱因斯坦的情况下，她给米列娃的父母写了一封非常狠毒的信，说她跟她丈夫都认为，是邪恶的“老女人”（指米列娃）让他的儿子误入歧途的。这封信是在米列娃回到老家，还有不到2个月就要生下私生女的情况下收到的。米列娃的愤怒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这严重影响了未来的婆媳关系。

    爱因斯坦则认为他是“出于责任感”才结婚的，而且“投入到了某种完全超出其能力的事情上”。

    年老以后，爱因斯坦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他对这次婚姻有一种“内心的抗拒”，他只把它当作自己出于责任感而必须承担的一次婚姻。这不是爱。在他们相遇7年以后，他对她的爱和热情正在冷却，而对她的看法中的否定成分逐渐堆积，也许是自然的。

    他这样评价米列娃：“她非常渴望学习，也非常聪明。她有某种天生的洞察力，但并不善于形成概念。她完全不是心胸狭小，而是不相信别人，不善言辞，并且抑郁。”

    但是，至少在刚刚结婚时，爱因斯坦并不是这样认为，他也曾对幸福的婚姻充满期待。

    尽管母亲曾经一度并不支持，他们婚后头两年的生活仍相当惬意，可谓志同道合，夫唱妇随，相敬如宾。那正是爱因斯坦和米列娃最幸福的日子，也是爱因斯坦事业上最辉煌的阶段。

    正是由于米列娃的协助和配合，爱因斯坦才能从日常生活的担心中解脱出来，在“伯尔尼时期”做出了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同时，工作清闲、薄有收入（虽然不是很宽裕）的职业也使他有机会专心研究。

    爱因斯坦1903年在致老朋友贝索的信中说：“现在我已是个有妇之夫了，与妻子一起过愉快而舒适的生活。她把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做饭烧菜也是把好手，而且总是十分快活。”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上，米列娃都给予了他极大帮助。米列娃也在给朋友海伦妮·科伊夫勒的信中说：“我们同甘共苦，现在的生活比在苏黎世时还幸福。”

    当米列娃回娘家时，他很快给她写信：“现在，快点再回到我身边来，三个半星期已经过去了，一个出色的小妻子可不能再让她的丈夫一个人待着了。家里的一切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你很快就能收拾干净的。”

    婚后头几年，正是爱因斯坦物理学研究崭露头角的时期。这期间，他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妻子无微不至的照料，而且在科研上也获得了她的有力佐助。爱因斯坦有了一些想法，常与米利娃一起讨论；爱因斯坦的论文，米利娃校对；各种科研数据，米利娃计算。包括《狭义相对论》等多篇重要论文，她都做了大量数据的计算和核实。

    在与米列娃的私人通信中，爱因斯坦提起相对论时，也总是用“我们的理论”、“我们的工作”来形容--但他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她对“相对论”的贡献。

    爱因斯坦曾赞扬妻子说：“我真幸运，找到一位同我一样能干和有主见的妻子……当我们携手完成相对论研究之时，那将是何等的快乐和自豪！”1905年，爱因斯坦开始写博士论文时说：“我需要我的妻子，她能为我解开数学上的难题。”

    爱因斯坦经常把在工科学院结识的挚友请到家里，一起讨论哲学、社会学、医学、数学和物理，有时一连几天争论到深夜。米列娃是他们忠实而缄默的听众。有时夫妻二人在枕边窃窃私语时，也常常围绕着电动力学和原子力学。

    米列娃还有较好的音乐修养，弹得一手好钢琴，使得家里空气中多了许多优美的音符。

    婚姻原本是米列娃最为担忧的事情，如今却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对米列娃来说，放弃个人事业完全是为了婚姻和爱情。她是如何从失去女儿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迄今无人知晓。婚后，她把心思完全放在了丈夫身上，尽一切努力帮助爱因斯坦。她包揽了全部家务活；为了挣钱补贴家用，后来她回到苏黎世时还办过一个大学生家庭旅店。

    米列娃十分理解并一直支持丈夫的事业。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大多数人是怀疑的，当时一些名学者甚至激烈攻击他。米列娃说：“亲爱的，你的理论是对的，让别人去说好了。”她还骄傲地告诉女友：“我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它能让我丈夫一举成名！”

    不久，米利娃与爱因斯坦夫妇有了大儿子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1904～1973年）；之后又怀上了小儿子爱德华·爱因斯坦（Eduard Einstein，1910～1964年），但这个小家伙和他早夭的姐姐一样命运不济，一生患有精神病。

    1901年5月，当爱因斯坦得知未婚妻米列娃怀孕后，他曾允诺放弃一切科学和专业抱负，对米列娃负起责任。为了结婚，他甚至可以接受最低的职位。他爱米列娃，然而在他们为自己建筑的小世界中，他却带着患有幽闭恐惧症的心情；他热爱科学的较高价值，然而有时为了满足自己低三下四的生活需要，而不得不以科学作为谋生手段，并为此而奋斗。

    由于爱因斯坦同时还要赡养寡母，专利局低薄的工资收入常常入不敷出。正是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爱因斯坦完成了登在《物理学年鉴》1905年第17卷上三篇论文中的两篇，完成了相对论论文的草稿，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并且在3月发表了10篇书评。

    家庭出现阴影。

    就在爱因斯坦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家庭的阴影也随之出现。无论周遭的环境多么恶劣，爱因斯坦都能够从自信中汲取力量，继续追求自己的科学目标。而米列娃则明显地缺乏自信。高傲的爱因斯坦在寻找职业方面的种种困难，对怀着孩子的米列娃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之间的性格冲突，在婚后越来越严重。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情感上，她都与爱因斯坦有很大的差距。

    结婚以后，米列娃更是一无所有，连知性的谈心也给“奥林匹亚研究院”（爱因斯坦组织的一个科研小组）的大男生取代了。二人再也擦不出智慧的火花，生活琐屑更是一点点剥蚀了、消耗了余情。

    特别是有了儿子之后，她越来越不注意打扮自己，成了典型的家庭妇女、“黄脸婆”、“糟糠之妻”，又怎能让喜新厌旧、拈花惹草的爱教授继续爱她？

    爱因斯坦最初看到的只是米列娃快乐的一面，婚后，米列娃完全依赖于她的丈夫，这无论从财政上还是情感上都开始成为一种负担。1952年，爱因斯坦在给他的瑞士传记作者塞利希的信中这样写道，米列娃“抑郁愁闷，喜怒无常，而且一般来说，对接近我的人非常冷漠、充满怀疑”。

    在另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写道：“她（米列娃）是一个不友善的、缺乏幽默感的人，她自己在生活中一无所得；而且只要她一出现，别人生活中的喜悦一下子就被控制住了！”

    而且，她那张“极其刻薄的嘴”（米列娃的话），倒是和他母亲波林的嘴不相上下。

    在曾经出版的厚厚一大本爱与米之间的情书中，最后一封米列娃给爱因斯坦的信，是1903年8月27日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发出的，是二度怀孕、正在害喜的米列娃回塞尔维亚娘家待产，途经布城时所写。信很短，只有寥寥数行，但已透露出她旅途上的辛苦与所受的折磨。

    1905年之后，随着学术上名气越来越大，爱因斯坦渐渐淡忘了对米利娃一片苦心的珍惜。

    20世纪的最初10年，对爱因斯坦来说是忙碌的10年，对现代物理学来说则是决定性的10年。他一个人就改变了宇宙的面貌。等到这个10年快结束的时候，他在物理学家的圈子里已经非常出名了，科学世界已经完全对他打开了。

    但是，米列娃却被留在了这个世界的外面。她被排斥在他的科学生活之外，两人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她凄楚地说：阿尔伯特只要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都花在和孩子们玩上。而她则好像是他的母亲，与他的科学生活距离遥远。她抱怨爱因斯坦对她不闻不问，漠不关心。

    爱因斯坦的成就不断增大，名气逐渐提高，米列娃的担忧在加剧。1909年晚些时候，米列娃给她的好朋友海伦妮·萨维奇写信：“您知道，有了这样的名气，给妻子的时间就不多了……您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被爱。”

    因为“爱物青”从不料理家务，米列娃的心情开始烦躁起来。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诉说：“爱因斯坦一头钻进了物理学，他留给家庭的时间少得可怜，甚至根本没有。”

    这一切都是事实。爱因斯坦的名气越来越大、事务越来越忙，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对于他，工作不仅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且能使他逃避私人生活中的烦恼。而米列娃却只能独自待在家里照看两个孩子。

    随后，在其他一些方面，他们的分歧也接踵而至。散步、野餐、交友、家庭音乐会，所有这些都不合米列娃的意。而爱因斯坦慢腾腾的性格也使她反感。他们开始疏远了。

    正如著名的传记作家布伦达·马多克斯所说：“看来爱因斯坦确实是个非常糟糕的丈夫，一个深感内疚的不称职的父亲，一个漂亮的喜欢交际的男人，一个出色的小提琴手和不错的徒步旅行家--或者说，一个典型的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中欧男子……他的妻子米列娃则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只知道指责和抱怨的漫画式人物，不是郁郁寡欢，就是妒火中烧；与此同时，她还要和婆婆展开一场生死搏斗，因为婆婆是犹太人，而她却不是。”

    这个他曾那样热烈地爱过的女人，如今在他的眼里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用他后来对爱尔莎的话来说，她已经变得“异常令人厌恶。嫉妒遮蔽了她的眼睛，把她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敌视一切的斯拉夫人、一个冷酷的阴谋家”，他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整天铁着脸、令人无法忍受的怪人”。在一封给好友贝索的信里，爱因斯坦写道：米列娃鼻子里呼出来的难闻气味，使他们家的空气变得像墓地那样恶浊。

    由于性格不合，而且经济拮据，结婚没过几年，米列娃就被爱因斯坦称为“我的十字架”。到了1909年，他俩之间卿卿我我的日子已经结束，从此开始长达4年的分居。

    时好时坏、时冷时热的夫妻生活坚持了7度春秋，恰恰是一个七年之“痒”--莫非这只是巧合？

    除了繁忙的工作，婚姻的破裂也让爱因斯坦既痛苦又无奈。

    爱因斯坦是“大石头”

    有时，一个男人的视角、观感，可以高效地看出两个女人之间的质地落差。居里夫人曾经作为某科学团体的成员招待过爱因斯坦，事后爱教授给他们写了感谢信--爱因斯坦最擅长的2种文体，就是情书和感谢信。也就是说，他在信里表现的善意，必然大于他的实感。

    信是这样写的：“居里夫人，很有学识，但恕我直言，她真的没什么女性魅力。”他还说，尽管玛丽·居里是个才华出众并富有激情的女子，但她并不具备成为一个“危险女人”的足够的吸引力。

    爱因斯坦有时确实使人觉得他是个鄙视妇女的人，对女性的评价不高。他曾说女人都是没有头脑的；女人的创造中心不在她们的大脑里，没有一个女人会创造出微分学；女人比男人弱；她们依赖男人，缺少主见；她们中间有才华的只是极少数，而这些才女通常对男人没什么吸引力。

    物理学家马克斯·博恩的妻子赫蒂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剧作家。她看到报纸上有一篇关于爱因斯坦宣扬大男子主义、歧视女性的言论，便给他写信说：“那些黄色报刊会抓住这篇报道，并用它来往您脸上抹黑。在德国以及其他所有的地方，将会煽起新一轮更疯狂的迫害，直到把您弄得无法忍受……到那时，您就别想再在任何地方过上太平日子了。”

    赫蒂的结论是，该诅咒的是那个采访者，是他引诱爱因斯坦谈论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博恩则认为是当时爱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爱尔莎希望发表这篇访谈录，因为她想帮助那位穷困的采访者。

    从那时起，爱因斯坦开始对采访者小心翼翼。

    当爱因斯坦发现无法将居里夫人归入普通女性一类时，就说她“有鲱鱼般冷峻的灵魂”，还说她的女儿伊雷娜抱怨起来“就像个猛掷手榴弹的士兵”。但他把这两位女性都看成自己的朋友。

    当居里夫人介入保罗·郎之万家庭的婚外恋花絮曝光以后（爱因斯坦为此还曾嘲笑过她），所有人都善意地劝她不要去瑞典领诺贝尔奖，她的反应非常凛然：“这是我的科学成就，和我的私生活有什么关系！”结果一脸铿锵地奔去领奖了。

    而米列娃则说：“爱因斯坦和我就是一块大石头啊（爱因斯坦的德文意思就是‘大石头’），他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就这样，她为他放弃了自己身为一个残疾女人，苦苦奋斗了十数年的科学事业。

    米列娃说的没错，爱因斯坦是块生性清冷的石头，还是块滚石。不断追逐新鲜体温的滚石。她再也不会想到，结婚10年后，这个男人竟背着她给另外一个女人（爱尔莎）写信：“我无法忍受这个丑陋的女人了（米列娃），她是世界上最阴沉的女人，我已经和她分床，我无比渴念着你，甜蜜的宝贝。”他还强迫她签下一份婚内分居书，她每日要定时给他提供三餐和换洗衣服，且不许在晚上爬上他的床。

    《爱因斯坦语录》里还收录有他对女性的歧视与批判：“很少有妇人是具有独创性的。”“在女人的身体构造中，有某种我们必须承认的天生障碍，它禁止对妇女使用我们对男人所同样使用的标准。”当然，要正确理解他的这些话，必须要看其上下文，以及当时他说这些话时的背景。

    爱因斯坦虽然这么说女人，可是女人在他的生活中仍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身边几乎总是有女人陪伴，不是妻子，就是情人或女友，有时还不止一个。她们大多把他当作崇拜和宠爱的对象。

    撇开这个男人的冷硬不谈，对于每个女人，都应该努力建设并完善自己的生活。只有作为一股独立的人格力量，才有资格去爱人，才有能力去承担爱的诸多后果，正数的或负数的，败局或残局。

    居里夫人能让后人景仰、羡慕，恰恰因为她是一个感情和理性都非常发达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人们才可以看到意志力的强度、性格的强度、生命力的强度。就好像看女高音唱华彩的咏叹调一样，发乎于肉身，收之于乐止，磅礴而出，戛然而止。汹涌的情欲被理性的大坝拦住，在一己之私欲和社会生活秩序之间走好这个平衡木。这种控制张弛的意志力，又何尝不是一种壮美的人生境界？

    那么他，爱因斯坦呢？他经历了中产生活的少年时代、自由意志和婚姻责任激烈角力的哀乐中年，老来终于又成为婚姻生活的局外人；自横平竖直的广播体操开始，经过踉跄挣扎的平衡木，最后放弃筑坝，任私欲抵达游于物外的太极。他这一生，真像是观汹涌起伏的钱塘潮一般。

    爱因斯坦出生的时候，他那畸形的大脑袋几乎挤破了母亲的产道；他死之后，这个大脑袋又被分解成几百块，散落在寰球各地，供全世界的科学家研究基因遗传学，始于幻灭，终于幻灭。这之间，是他，也是世上每个人，仅有的一生。

    也许爱因斯坦早就洞悉天机，所以一直到9岁，他都固执地不肯在众人面前说话，却总是躲在角落里、“灯火阑珊处”，小声地对着自己唱歌……

    他对着自己唱了一辈子，科学孤旅的漫漫征途，沿途荒凉的风景，两侧空落落的看台，耳边呼啸而过的巨大风声--这一切，生命的荒凉质地，又岂是跑道终点那雷鸣般的掌声所能安慰的？

    当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情书曝光后，当这样的字句“我如此渴望着你，渴望用我的身体贴向你甜蜜的凹处”之类大白于众人眼前时，也许全世界大大小小、或伟大或平庸的物理学家们都暗暗舒了一口气：

    “这个科学巨人，长达半个世纪，用他阴霾的巨大身影遮蔽着大家，使我们压抑地匍匐在他脚下。原来，他和我们一样，也不过是个血肉之躯，他的爱情也是血肉的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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