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苏黎世。

    1909年10月，爱因斯坦带着全家离开呆了7年的伯尔尼瑞士国家专利局，回到苏黎世，出任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此年他整整30周岁。

    不管是对于爱因斯坦还是对于米列娃来说，他们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从这里开端，他们一起在这里开始并完成大学学业，他们在这里认识、恋爱、结合。在1903年去伯尔尼之前，他们从1896年来到苏黎世，在这里也呆了同样的整整7年。可谁知道，当他们再次回来后，却变成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困窘的4年分居生涯！

    苏黎世大学并不是他俩的母校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这是瑞士规模最大的、建校最久的综合性大学，它的历史更悠久（成立于1833年），知名度更高，在当时其学术与科研实力、睿智眼光与豁达气度更不是前者所能望其项背的。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苏黎世大学与联邦工业大学其实共着一个校园。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1901年）得主、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正是该校高材生。1905年，爱因斯坦的博士学位就是在这里取得的。其商业管理类专业，与维也纳经济管理大学共称欧洲之首。中国著名学者陈寅恪1910年考取清朝官费留学，曾就读于苏黎世大学，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

    其实，爱因斯坦辞去专利局职务，出任苏黎世大学副教授，工资收入并不比原来多，只会更少。第二年，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第二个儿子爱德华降生了，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不得不收留学生寄宿，挣几个小钱贴补家用。爱因斯坦仍然对家庭事务不管不问，这使他与米列娃的裂痕进一步增大。

    关于爱因斯坦婚后的家庭生活，有位学生作了如下描述：

    “他（指爱因斯坦）坐在书房里，面前是一堆写满了数学公式的稿纸。他的左手抱着他的小儿子，右手却在那里奋笔疾书。他的长子在玩积木，不时向父亲提出一些怪问题。‘等一会，我马上就好了，’爱因斯坦总是这样回答。最后，他干脆把两个孩子交给我照管一会儿，脱身后他便伏在桌上不停地写。”

    时间估计是在1910年至1911年，地点是在苏黎世。

    另一位来访者则在回忆中写道：

    “我走进爱因斯坦的房间，他正在那里作哲学的沉思默想，一只手还在不停地摇着摇篮，孩子就躺在摇篮里。他嘴边叼着一根质量很低劣的香烟，在另一只手中有本打开着的书，炉子里正在猛烈地冒烟。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他受得了吗？”

    受得了的。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恒有一个无比清静的世界。那是他自己用思维和概念，用想象力和逻辑推理建筑而成的物理世界。他是这样一个多侧面的人：既入世，又出世；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超脱了这个世界。

    有时候，他在街上一边缓缓悠悠地推着婴儿车，一边还沉浸在他的物理学思考中。那么，婴儿车同高深的比热理论、量子问题能放在一块，能相容吗？

    别人也许难以做到，爱因斯坦却做到了。也正是在这几年，他在理论物理学上继续做出重大贡献。1910年10月，他完成关于临界乳光的论文；1912年，他提出“光化当量”定律……

    却也正因为如此，他与米列娃的夫妻感情与婚姻生活频频亮起了红灯。性格的冲突、经济的困顿、生活的烦琐、感情的出轨、工作的繁重……破坏了他们事业上的默契。

    就在1909年爱因斯坦来到苏黎世大学任教前后，他与其他女人的桃色新闻四处传播，米列娃对此伤心欲绝。所谓“桃色新闻”，因为当时表姐爱尔莎还未出现，则除了前文提到的安娜·施密德女士之外，大概就是指爱因斯坦屡屡光顾苏黎世的那些风流场所了。她自然要同丈夫闹，爱博士难免不厌其烦。

    到1911年时，米列娃又开始出现若干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症状，这使爱因斯坦不再对他们之间的婚姻抱有任何希望，两人渐渐走向尴尬、冷清的分居生活。

    就在爱因斯坦夫妇分居前后，他的妹妹玛雅却与保罗·温特勒（爱因斯坦初恋情人玛丽的兄弟）喜结连理，开始幸福的婚姻生活。

    回过来说，对爱因斯坦这样感情丰富的人而言，长年的夫妻生活有名无实、独寝难安，他哪里受得了？难怪他要去找女人，并成为妓院的常客。

    爱因斯坦在家庭生活上的平庸，足以与他在教授职业上的平庸相提并论。

    21世纪有人在网上刻薄地说，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也应该包括硕士、学士）。米列娃虽然并非博士，但没几年就被爱因斯坦称为“我的十字架”。1913年12月，爱因斯坦对当时还只是表姐、情人的爱尔莎说：“我对妻子就像对一个不能解雇的雇员。我有自己的卧室，尽量避免和她单独待在一起。对于这个方式的‘同居’，我颇能忍受。”

    住在一套房子里，而又“尽量避免单独与她在一起”，这是何等痛苦与让人烦恼的事情啊！

    爱尔莎还经常收到爱因斯坦这样的信：“如果允许我在您身旁散步，即使有几次，我也会感到幸福。或者只要我能靠近您，我就会感到欢乐。我很痛苦，因为不允许我真正地爱。爱一个女人，而我对她只能看看。我甚至比您更痛苦，因为您的痛苦只在于无法拥有。”那时，爱莎尔还只是他的情人，她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也会成为这个“不能解雇的雇员”。

    德国作家尼菲在新近出版的《爱因斯坦传》中说，爱因斯坦对女人“最大的奖赏”，就是“收用”她们为情人。但是，女人一旦被他收用，便立刻贬值万丈，成为他发号施令的对象、不屑一顾的累赘。

    尽管在男女感情上过于泛滥，但是爱因斯坦仍保持着质朴的本色，仍然生活节俭，衣着随意--而且从生到死。这也正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地方之一。

    1909年7月，爱因斯坦应邀到日内瓦，参加日内瓦大学隆重的350周年校庆和纪念建校人加尔文的庆祝活动，并接受日内瓦大学颁发给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在庆祝活动的游行中，学校里的显要人物和政府中的大人物，都身穿燕尾服、头戴高礼帽，或者身穿中世纪式的绣金长袍、头戴平顶丝帽；而爱因斯坦却穿着一套平时上街穿的衣服，戴着一顶草帽。

    对这次庆祝活动所举办的盛大宴会，爱因斯坦很不以为然。他对坐在旁边的人说：“如果加尔文还活着，他会堆起一大堆柴火，因为搞这样铺张浪费的盛宴而把我们全都烧死。”

    大师就是大师。

    感情的变故、家庭的破裂、行业的世故、条件的艰苦，却无法阻止爱因斯坦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做出辉煌的成绩。

    1909年，30岁的爱因斯坦成为苏黎世大学副教授；1911年，32岁的他被聘为布拉格德意志大学教授，主持其理论物理研究所；1912年，他又成了母校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教授。

    1909年10月，内外交困之下，三十而立的爱因斯坦却突露峥嵘：他决然辞去好不容易熬来的二等技术专家职位，道别唾手可得的丰厚退休金，出离按部就班的生活，前往苏黎世大学就任非教席副教授--只拿课时费、在学校事务中无任何发言权的副教授，等于临时工，其地位连现在的讲师都不如。因此，他的辞职令专利局领导（当然包括海勒局长了）大发雷霆：“吃什么豆腐！”--人家根本认为他是在拿领导开玩笑。

    看历史时，这几行字很容易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只有当我们自己在生活中面临同样抉择时，才知道“爱物青”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断。

    当教授是爱因斯坦一生的梦想。他不仅为此辞职，还于1911年远赴布拉格，终于在这个跨伏尔塔瓦河两岸、欧洲大陆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城市之一的美丽城市的第一学府--德意志大学里混上了有职有权的教席教授。

    不过，非常幽默的是，当教授是爱因斯坦一生最大的失败。而且终其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失败让爱教授如此耿耿于怀。倒不是学生们听不懂相对论（当然他们也经常听不懂），而是因为爱因斯坦这个物理奇才的风格非常不适合教学。

    爱因斯坦教书时是个“蹩脚教授”。据当时留下的资料记载，他的板书之烂，估计放在2005年中国的非重点大学，都会直接被教务处严重警告。他思想的跳跃性像所有天才一样奇大，往往从东山琉璃直接说到西山猴子，有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公式，即沉默半个小时，一语不发；有时又抓住某个问题大发感慨，旁枝逸出，离题万里，同时“空棺材出殡--木（目）中无人”，完全把神圣的教育战线当成他天才思想的跑马场，不仅严重影响课程进度，导致学生无法顺利拿到学分，而且跟不上他思想的学生也觉得课程味同嚼蜡。是以，上课的学生总是越来越少，不久就门可罗雀。

    --这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德语教授晓虎在他的文章《我与爱因斯坦》中所发的感叹。

    爱因斯坦的授课风格直到他退休时也没改进，教学效果从未改善。几十年之后，杨振宁教授有幸在美国普林斯顿听过他的课。他老人家后来在北京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根本没怎么听懂，算是保持了科学家对事实的基本尊重。

    不过，爱因斯坦后来勇夺的“名誉教授”称号数目，却获得世界冠军。虽然所有的世界名校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课上得巨烂，可他们却都“如大旱之望云霓”一般，巴巴儿地上赶着授予他“名誉教授”。

    因此，当教授，课不一定上得好。许多一流的文化与科学大师，课上得并不怎么样；许多口才好的，舌如莲花、天花乱坠，却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师，教书匠罢了。此为普世真理。

    当今社会，似乎更多的是教书匠，而鲜见大师，实在可悲。

    至于爱因斯坦，生活中的寻常与平庸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大师。如宋健飞教授评价：“你不会因为大师的走下神坛而否认他的价值，反倒会因为他的真实而更加热爱他。”

    1912年，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亲批爱因斯坦辞去德意志大学的教职。因为，爱博士的母校--曾经认定他不够博士标准的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ETH），却似乎突然“发现”了他的科学才能，以优厚条件延聘他为理论物理学讲席教授。此年7月25日，爱因斯坦又返抵苏黎世，他终于能够随时与格罗斯曼探讨广义相对论了。

    米列娃不能帮他。

    狭义相对论建立后，爱因斯坦并不感到满足，力图把相对性原理的适用范围推广到非惯性系。他从伽利略发现的“引力场中一切物体都具有同一加速度”这一古老实验事实找到了突破口，于1907年提出了等效原理。在这一年，他的大学老师、著名几何学家闵可夫斯基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的四维空间表示形式，为相对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用的数学工具。可惜，爱因斯坦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

    等效原理的发现，爱因斯坦认为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思索，但以后的工作却十分艰苦，并且走了很大的弯路。1911年，他分析了刚性转动圆盘，意识到引力场中欧氏几何并不严格有效。同时他还发现，洛伦茨变化不是普适的，等效原理只对无限小区域有效。这时的爱因斯坦已经有了广义相对论的思想，但他还缺乏建立它所必需的数学基础。

    1912年，爱因斯坦回到苏黎世母校工作。在他的同班同学、在母校任数学教授的格罗斯曼帮助下，他在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中找到了建立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经过一年的奋力合作，他们于1913年发表了重要论文《广义相对论纲要和引力理论》，提出了引力的度规场理论。这是首次把引力和度规结合起来，使黎曼几何获得了实在的物理意义。

    不过，他们当时得到的引力场方程只对线性变换是协变的，还不具有广义相对论原理所要求的任意坐标变换下的协变性。这是由于爱因斯坦当时并不熟悉张量运算，所以错误地认为，只要坚持守恒定律，就必须限制坐标系的选择；为了维护因果性，就不得不放弃普遍协变的要求。

    哎，要是爱因斯坦与妻子米列娃的感情依然很好，要是米列娃能够继续协助他，要是米列娃没有因为生育孩子、忙于家庭琐事等而耽误她的学业，则他在探索和研究广义相对论的道路上就可以不需要去找别人，而且其成功的日子更要提前几年……

    毕竟，米列娃就是一位聪明的、优秀的、很有潜力的数学家与物理学家；

    毕竟，米列娃在他当初研究狭义相对论时，就对他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可惜，人类科学史上又少了一个类似居里夫妇这样志同道合、并驾齐驱的例子。

    近几年，米列娃在世人记忆中的浮出，致使爱因斯坦的一生形象受到社会舆论的重新审视。一些学者将米列娃和居里夫人加以比较。1913年，米列娃曾有幸见过玛丽·居里，她们都是敢于向世俗挑战的勇敢才女。玛丽·居里遇到了一位尊重女性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她的自信、执著和天赋在婚姻中有增无减，从而使她有可能两次荣获诺贝尔奖。

    然而，爱因斯坦却没有皮埃尔·居里那样的慷慨和大度，也缺少对知识女性的包容情怀。到后期，他闭守自己的科研领地，已不让妻子插手分毫，甚至数据计算也另找他人。在冷漠无情的婚姻中，米列娃的才华和锐气消失殆尽。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不能完全责怪爱因斯坦一方，米列娃本人也有一定的责任。

    性格、才情、命运，人生、婚姻、事业……

    对对错错、是是非非、爱爱怨怨、喜喜忧忧……

    这一切的一切，谁又说得清清楚楚呢？

    准备回德国。

    其实，ETH突然给爱因斯坦发聘书，并非偶然。直到“奇迹年”之后7年，“爱物青”的才华终于在江湖上出人头地。不过，ETH招聘爱因斯坦，还是个囤积居奇的意思，所以他们只给了他一个区区教席教授。与若干年后的普林斯顿相比，ETH显然小了格局。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德国科学领袖普朗克和瓦尔特·能斯特1913年亲赴苏黎世，专邀爱因斯坦去柏林，开出的条件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柏林大学终身教席教授，并出任筹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年薪1200马克。

    普朗克这趟出行显然算过八字。

    爱尔莎住在柏林。

    我们从中外历代许多伟人的传记中知道，红颜知己常常是天才远走天涯的理由。一生对红颜无情寡信的爱因斯坦，却独向爱尔莎低头。爱因斯坦返回德国，其实很大原因是与她有关。

    人们也许会预期，已经成为教授和受到瑞士特殊关照的爱因斯坦，恐怕不会轻易离开瑞士了。但是，1914年爱教授不但离开了瑞士，而且还回到了德国，到柏林任职。这不仅引起了他的好友们的惊讶，而且这一件事几乎成了爱因斯坦人生中的一个谜。

    促使爱因斯坦作出有悖初衷的决定，除了与表姐爱尔莎有关外，还有个原因是：他这时正想集中精力研究引力理论。引力理论的最大困难使爱因斯坦觉得，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讲课任务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思考。

    1913年7月22日，爱因斯坦写信给朋友劳布说，又是教书，又是引力研究，使他感到十分吃力。信中他写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教书花去了我大量时间，我到底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呢？”爱因斯坦有些犹豫，但教书的确影响了他的研究。

    8月，爱因斯坦又写信给洛伦兹说，返回德国，担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可以使我从所有必尽的职责中解脱出来，使我可以自由思考，这太有吸引力了。”

    这年冬季，爱因斯坦还担任了柏林大学教授，这是一个可以不讲课的职位。他在回复埃伦菲斯特的贺信时说：“我之所以接受这个古怪的、拿钱不做事的差事，是因为它可以免除上课带来的心烦意乱，在柏林我可以不上课了。”

    1913年11月12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批准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2月7日，爱因斯坦正式宣布接受普朗克邀请，于1914年4月初前往柏林，并且一住就是19年（1914～1933年）。柏林因他而一跃成为世界物理学的研究重镇。

    连美国人都说：“全世界12个懂相对论的人中，有8个住在柏林。”

    就这样，爱因斯坦回到母校工作也就1年多的时间。

    不过，从家庭生活来看，爱因斯坦的柏林19年不仅平庸，简直称得上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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