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再现爱因斯坦晚年。

    爱因斯坦逝世后，范图娃将爱翁留给她的“统一场”理论的演算草稿卖了8000美元。都说美女是因为愚蠢而可爱，范图娃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这草稿卖80万美元还差不多！

    2005年，爱因斯坦“奇迹年”第四篇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手稿（20页）在柏林举行的拍卖会上，以1600欧元起拍，价格一路飙升，最后被一位隐名买家以10万欧元购得；同场拍卖的一份列宁手稿，只卖了9000欧元。

    这还并不是爱翁最贵的手迹。1996年，其当年写下人类历史上最著名公式（E＝MC2）的那张纸，被估价400万欧元。

    范图娃虽然是个糟糕的卖家，却为世人留下了精彩的爱翁，默默记下了晚年爱因斯坦的喜怒哀乐。她在日记中声称，她记这本日记只是想让人们知道，爱因斯坦“不仅是一则科学传奇，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个富有人性的人”。她的日记是一座丰富的金矿，随处可见爱因斯坦思想的光辉。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数学家戴森认为：“这本日记真实地记录了爱因斯坦晚年对疾病和衰老的顽强抗争。它的珍贵之处在于，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爱因斯坦晚年生活绝无仅有的原始记录。”

    也许在一般人眼里，能够提出相对论这样深奥理论的人物，多半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虫”。可是，图书馆手稿馆馆长唐纳德·斯凯默博士说：“日记中关于物理学方面的描述令人吃惊地少。它向我们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作为普通人的爱因斯坦。”它向人们逼真地描述了一个普通的老人的思维、意见和抱怨。

    这就是：一段刻骨铭心的黄昏恋，一个童心未泯的普通人，一位孤独前行的科学家，旁边有个象征“欧洲乡愁”的女朋友。

    一个血肉丰满的老者。

    这部开始于1953年的日记，还有一个好的名字--《与爱因斯坦聊天》，它给世界留下了爱翁生命中最后两年的绝对隐私。

    日记里说，世界各地有无数素不相识的人给爱因斯坦写信，而他也经常亲笔回信给这些陌生人。有个自称有7个孩子的母亲写信向爱因斯坦索取7个签名，理由是她想给每个孩子都留下绝无仅有的个性化珍藏--她哀叹自己太穷，以至于没有能力给孩子留下任何遗产，她认为爱因斯坦的签名一定很值钱。爱翁虽然曾多次抱怨说“全世界的疯子都在给我写信”，可是，这次他并没有拒绝，不仅回了信，而且真的给她寄了7个亲笔签名，最后还给那7个孩子一人寄去一本自传。

    有一次，爱因斯坦对范图娃谈起他收到的潮水般的信件，他说自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世界上所有的疯子和怪人”。不过他承认，他发现“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个非常有趣的尝试。他说他同情他们，并且常常设法帮助他们……”

    爱因斯坦时常自比为一部老爷车，零部件时常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他那糟糕的记性，令他老是心不在焉、丢三落四。

    可是，爱因斯坦对国际时事热点十分重视，而且从不含糊。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他总是会发表一番独到的见解，有时甚至会给范图娃“上上课”--“多关心一下时事新闻”。

    在范图娃的眼中，爱因基坦的政治思想激进而且革命，“就像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一样。爱因斯坦曾经对于自己当年曾向美国政府提议制造原子弹深感自责，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时常压迫着他。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浪潮，这场运动波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爱因斯坦的好友、“原子弹之父”、著名科学家奥本海默，由于反对美国制造氢弹、主张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不幸受到迫害，被踢出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

    爱因斯坦对此愤愤不平。他对范图娃说，在美国没有人比奥本海默更了解原子能了。因此他给后来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起了一个新名字：“原子灭绝阴谋委员会”。范图娃在日记中写道：“好友（奥本海默）所受到政治迫害对于他（爱因斯坦）而言，简直是一种痛苦的幻灭。”

    如日记披露，爱翁晚年感到相当寂寞，因为他的同事都将他看做是一个“时代错误”。当同时代的科学家都热衷于分裂原子、制造原子弹和发现新粒子时，爱因斯坦却重新修订起更加高深莫测的“统一场论”来。对于许多物理学家同事来说，“统一场论”与他们太不相干了。

    爱因斯坦曾对范图娃说：“物理学家说我是数学家，而数学家又说我是物理学家。在科学界我没有同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认识我，可我却依然如此孤独。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我。”

    天才总是孤独的，总是被误解的。从黑塞的“人人彼此绝消息”到歌德的“没有人懂得我的语言”，都是明证。

    老年爱因斯坦将自己比喻成一辆老爷车，还因为家中经常会来太多的访问者和仰慕者，为此他不免有些受扰而抱怨。每当有访问者或仰慕者到来时，他们经常要求爱翁摆好姿势供他们拍照，或者合影留念。不忍拒人美意的爱因斯坦，就这样在一批又一批访问者之间疲于应付。

    爱因斯坦后来实在不堪其扰，为了躲避这些“追星族”无休无止的纠缠，当他不想当“照相道具”时，他只好装病，往床上一躺，盖上被子，装出没精打采的样子。这样一来，再虔诚的访问者也不好意思将一个“病人”从床上拉下来拍照了。

    在1954年爱因斯坦75岁生日的时候，不知多少人想尽各种办法要给这位大科学家隆重举行庆祝大典。而他最感觉自在的，是范图娃于爱翁生日当天，在自己小小的公寓里为他所办的晚宴，虽然规模很小，却很温馨、亲切、随意。

    参加的一共只有6人，除了范图娃自己、爱翁以及他的继女玛戈特之外，其余3位是格里芬以及狄克斯夫妇。狄克斯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在任馆长，格里芬当时是平面造型艺术部的主任，他们都是新调进的编目员范图娃的同事。

    那些天里，爱因斯坦收到了世界各地寄来的各种生日礼物，其中包括一只由某医学协会邮寄来的鹦鹉。爱因斯坦如获至宝，为它取名“比波”。但“比波”刚开始总是郁郁寡欢，并不理睬爱因斯坦，以至于爱翁认为它得了忧郁症。为了让它高兴起来，这位鼎鼎大名的科学家竟然不断“屈尊”给它讲一些蹩脚的笑话，想把鹦鹉“逗乐”。

    1年后，“比波”得了传染病。医生称，需要给“比波”打上13针。爱因斯坦担心13针下去，肯定会要了“比波”的小命，但幸运的是，“比波”打了两针后就恢复了健康。

    而爱因斯坦自己却到了油尽灯灭的时刻！

    有一位女士赢得了爱因斯坦毫无保留的佩服和尊重，她就是美国的非裔女低音歌唱家玛丽安·安德森。爱因斯坦第一次听她歌唱，是在上世纪30年代卡内基大厅的一次音乐会上。演出结束后，他特地去后台祝贺她。后来，当他听说安德森计划来普林斯顿演唱，但是当地的旅馆却拒绝让她订房间时，他就请她住到自己家来。安德森接受了这个邀请。

    1955年1月，安德森又一次成了爱因斯坦的客人。那时他已经因贫血卧床不起。但是当安德森来到的时候，他仍旧起身亲自下楼迎接她。当她在演出结束后即将离开他家时，他又一次挣扎着下楼和她告别。

    “那次告别，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写道，“成了真正的告别。”

    质朴本色永不改。

    有一次，编辑萨克斯·康明斯的太太多萝西·康明斯应邀去爱因斯坦家和他一起喝茶。她在楼上爱因斯坦的书房里转了一圈。她看到堆得满满的书架和许多封面已经磨得很旧的书、一幅甘地的照片、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以及一架小小的收音-留声机。她还瞅了一眼他的卧室，那里只有很少的家具。

    杜卡斯为他们端来茶点后就离开了。他们谈到行星的运动、德彪西的音乐（它使爱因斯坦感到神秘莫测）、花园里即将从积雪下萌发出来的花苞，还有爱因斯坦的新套衫。“也许你能告诉我，”他问多萝西，因为他知道她会做衣服，“这件衣服是怎么做起来的？”他卷起一只袖子，“我连一个针脚都找不到。这件衣服没有任何机器或手工缝的针脚。”他说，“我想这一定是件神奇的衣服。”他大笑起来。

    “他第一次来我们家是为了听诗歌朗诵，”另一位女性朋友艾丽斯·卡勒说，“查尔斯·贝尔说，爱因斯坦是‘我在迷恋科学的青年时代所崇拜的偶像：他那羊皮纸般的脸，他那光环般的满头银发，他那与世无争的斯芬克斯般的神秘智慧；他既像圣徒伯纳德，又像是一个天使；他似乎经历了人类进化的全过程，而他本人就是那试验和成功的全记录’。这显然有些夸张。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会成为你想象中最讨人喜欢的朋友。他喜欢说笑话，而且是最好的听众，他的纵声大笑是那样令人难忘。在他去世前的那一年，1954年，为了祝贺他的生日，数学家库尔特的太太阿黛尔·戈德尔让人送给他一个花环，上面有两条很宽的缎带。爱因斯坦一看到这个礼物就大笑起来，‘这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为我的葬礼制作的！’

    他喜欢抽烟，他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和继女玛戈特毫不妥协地要他听从医生的命令。他有了烟就寄给我丈夫，还附上一张纸条。他来我家时就会求埃里克：‘给我一点儿烟吧，至少我可以闻闻它的气味。’他是那么渴望抽烟，有时甚至会捡起路边的香烟头--够可怜的。

    爱因斯坦喜欢解谜，”卡勒继续回忆道，“他收到人们从世界各地寄给他的最奇特的智力玩具。我去萨拉那克湖拜访他的时候（当时爱因斯坦正在那里度假）给他带去了有名的Chinese Cross，那是最复杂的智力玩具之一，但他只花了3分钟就把它给解决了。要是换了我，就是给我一千天也做不出来。我把这话对他说了，他就动手做给我看。他把那些木块全部拆散，然后不一会儿就把它们一个不漏地装配完毕。当他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来看他时，爱因斯坦非常得意地看到，他的儿子也继承了他解谜的本事。‘他干得真棒，和我一模一样，’他说。

    虽然他提出了E=MC2这条公式，他从未想过这条理论的实际运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爱因斯坦对我丈夫说，‘我真后悔给罗斯福写了那封信。’

    有一次，一位男子在街上拦住爱因斯坦，问他，‘这个世界会不会在下一次大战时被原子弹毁掉？’爱因斯坦答道，‘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那就太糟糕了，因为我们再也听不到莫扎特了。’”

    尾声 爱翁的逝世与葬礼。

    含笑面对死亡。

    1948年，医生发现爱因斯坦的腹腔里长了一个柚子大小的大动脉瘤。医生警告说它随时可能爆裂。“那就让它裂吧。”面对死亡的威胁，爱因斯坦十分平静。

    爱因斯坦一直认为：“是的，人人都要死的。死，是最终的解脱，永恒的自由。死，解除了我们身上的一切枷锁--物质的、精神的，有形的、无形的。谁看到过死人痛苦呢？只有死人和没有出生的人，才不必惧怕明天的不幸和灾难。可是，人类普遍惧怕死。实在没有道理。只有个体生命的结束，才能保证物种生命的延续。大自然安排得多么巧妙、多么合理，可是大家都怕死。真是愚蠢。然而，即使知道死不可怕，人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对死的惧怕。又是一个难解的谜。世界上、宇宙中，有多少难解的谜啊。……还是抓紧时间工作吧。”

    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病情危重，但他常常不让注射吗啡，坚决拒绝一切外科手术。他说：“我想走的时候就会走，人为地延长生命是无谓的。我已做了我所应该做的。该走的时候，请让我平静而体面地离去。”

    从这两件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智者对命运的把握和对生死的超脱。

    爱因斯坦生前不要虚荣，死后更不要哀荣。他留下遗嘱（他早在1951年3月18日就已在遗嘱上签字盖章），要求不发讣告，不举行任何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纪念馆。

    爱因斯坦在弥留之际，把他在普林斯顿默谢雨街112号的房子留给跟他工作了几十年的秘书杜卡斯小姐，并且强调：“不许把这房子变成博物馆。”他不希望把默谢雨街变成一个朝圣地。他一生不崇拜偶像，也不希望以后的人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

    （而在丹尼斯·布莱恩的《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里有不同的说法：爱因斯坦将2万美元、默谢雨街112号的房子、家具和室内用品都留给了玛戈特。他留给杜卡斯2万美元、他的衣服和除了那把小提琴以外的所有个人用品。他把小提琴留给了他的孙子伯恩哈德。他留给儿子爱德华1.5万美元，留给汉斯1万美元。）

    爱因斯坦在去世的前1个月，也就是1955年3月，为了纪念他的母校--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成立一百周年，写了一篇小自述，却写得非常客观、深刻、生动因而精彩。这一篇短文最初发表在瑞士大学报上，爱因斯坦自己大概没有机会看到，因为他在4月18日去世。

    爱因斯坦在去世的前几天，还录音对以色列广播。他说：“我们这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人类分成两个互相对敌的阵营：共产世界和所谓的自由世界。由于‘自由’及‘共产’这两个词的意义对我很难理解，我宁愿用‘东方’和‘西方’的权力冲突来说。然而，这地球是圆的，这样‘东方’和‘西方’的真正精确意义也不能清楚。”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自己不过是自然的一个极微小的部分。”他把一切献给了人类从自然界获得自由的征程，最后连自己的骨灰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但是正如英费尔德第一次与他接触时所感受到的那样：“真正的伟大和真正的高尚总是并肩而行的。”爱因斯坦的伟大业绩和精神，永远留给了人类。

    巨星陨落。

    1955年4月18日凌晨1时25分，人类的科学与思想伟人爱因斯坦，因主动脉瘤破裂，溘然而逝于美国普林斯顿市的一家医院里，享年76岁。巨星陨落，虽遗嘱低调，仍引起举世哀恸。

    他的一个女性朋友艾丽斯·卡勒悲伤地在一封信里写道：“全世界失去了一个最优秀的人，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根据爱因斯坦的遗嘱，在他去世的当天下午，其尸体便被火化。当时在场的人只有：大儿子汉斯·爱因斯坦，继女玛戈特，遗嘱执行人、经济学家纳坦·内森，好友、工作助手诺伊·施泰因，爱因斯坦最忠实的合作者、情妇杜卡斯，图书管理员、他晚年的生活与工作助手、另一情妇范图娃等12人。没有奏乐，没有花卉，小教堂里一片寂静。而其他人对于火化的时间和地点都不知道。

    爱因斯坦把自己的大脑供给医学研究，身体火葬焚化，骨灰悄悄地撒在永远对公众保密、不让人知道的河里，即重归“神秘之土”，为的是不使任何地方成为圣地。火化与撒骨灰时免除所有公共集会，免除所有宗教仪式，免除所有花卉布置及所有音乐典礼。

    的确，爱因斯坦的大脑被保留了下来。那天，在普林斯顿医院为他治病的医师托马斯·哈维顺顺当当地将其完整地取了出来，并悄悄带回家中，浸泡在消毒防腐药水（即福尔马林液）里，后来又用树脂固化，再切成大约200片，并亲自动手研究大脑，同时也给科学界提供切片进行研究。

    哈维医师将爱因斯坦的大脑保存了40多年，此间科学界对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了全面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过爱因斯坦大脑的科学家不下100名。有人猜测，这其中肯定有惊人的发现。但很多科学家是在政府的授意下进行研究的，成果属于国家秘密，不便发表。

    1997年，哈维医师又把所有的爱因斯坦大脑切片送还爱翁生前工作的地方--普林斯顿大学。院方很快便收到几份希望进行研究的申请，其中包括加拿大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女教授桑德拉·威尔特森、日本群马大学医学院的山口晴保教授。

    威尔特森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爱因斯坦的天才是“天生”的，并非后天用功求学得来。虽然科学研究证实，后天的努力也能成才，但与生俱来的天才的的确确是存在的。

    爱因斯坦大脑左右半球后上部的顶下叶区域比常人大15%，非常发达。大脑的顶下叶区发达，对一个人的数学思维、想象能力以及视觉空间认识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解释了爱因斯坦为何具有独特的思维，才智过人。

    爱因斯坦大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表层的很多部分没有凹沟（回间沟），这些凹沟就像脑中的路障，使神经细胞受阻，难以互相联系，如果脑中没有这些障碍，神经细胞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联系，使得大脑的思维活跃无比。

    威尔特森的发现轰动了世界。但也有人认为，爱因斯坦尽管生来是天才，但如果没有后天的培养和个人的努力，天才也难以发挥出超人的智慧。

    他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一位法国物理学家曾经这样评价爱因斯坦：“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家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列。他现在是、将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最有光辉的巨星之一。”“按照我的看法，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入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要领的结构中。”

    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正直的人。他先后生活在西方政治漩涡中心的德国和美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深刻体会到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知识分子要对社会负怎样的责任。

    爱因斯坦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于人类，但他却目睹了科学技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因此，他认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当代的首要问题。他一生中发表得最多的，也是这方面的言论。

    他对政治问题第一次公开表态，就是1914年签署的一个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声明。

    他对政治问题的最后一次发言，即1955年4月（就在他去世前夕）签署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也仍然是呼吁人们团结起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20世纪科学家、思想家的画廊中，爱因斯坦就是公正、善良、真理的化身。他的品格与天地不朽，与日月争辉；他的科学、思想贡献，人类将万世景仰。

    1999年，美国《时代》杂志将其评选为20世纪风云人物。为纪念他，第99号元素被命名为“锿”。

    另外，“爱因斯坦”一词还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注册商标。

    早在1918年4月，为庆祝普朗克60岁生日，爱因斯坦在德国物理学会发表演说。他说：

    “我同意叔本华说的，引导人们通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是摆脱日常生活及其中令人痛苦的粗糙状态和无望的枯燥乏味，摆脱一个人自身总是在变化着的欲望的羁绊。……就像画家、诗人或者哲学家一样，科学家努力要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这个宇宙及它的结构成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这是为了以这种方法去寻找到他在狭窄的个人经历的漩涡中无法找到的宁静与安全。”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心声，因为他希望“摆脱日常生活及其中令人痛苦的粗糙状态和无望的枯燥乏味”，所以他对那些美好的东西都没有抵抗力，而“摆脱一个人自身总是在变化着的欲望的羁绊”他就根本做不到。对一个温柔美丽的女子、一桌精美的菜肴、一个绝妙的念头，他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吸引，使他想要靠近。但是，他又无法在她们身上倾注太多，所以他也无法从任何单独的个人身上得到幸福。他只有依靠不停地追逐新的对象，来满足自己的这种需要。

    英国《电讯》月刊的答案是：就像很多创造能力超群的人那样，爱因斯坦明显具备人类男性中最为突出的特质：在冒险中得到乐趣。像爱翁这样的天才人物，具备不顾危险、勇往直前的勇气，无论是对学术问题，还是在学术之外。说到伟大人物的男欢女爱，他不仅不是例外，而且还非常随大流。

    其实，历史上那些多情的伟人，那些情感经历丰富、先后拥有许多情人的伟人们，如德国文豪歌德、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法国女作家乔治桑、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美国女舞蹈家邓肯、“风流总统”肯尼迪、英国籍好莱坞表演艺术家卓别林、意大利“全球第一男高音”帕瓦罗蒂……有谁不是这样？他们“对云雨之事达到痴迷的程度”，“欲望过强，且迅速喜新厌旧”，“尽情享受充满探险刺激的鱼水之欢”。

    由于这些天才男士的杰出成就，他们在名、权、利方面大获丰收，使他们在异性面前颇具吸引力，这又为他们的风流韵事推波助澜。

    他的爱是丰富的，又是不完满的。

    有研究者在比较爱因斯坦和毕加索这两个分别在科学领域与艺术领域的天才时说，两人都是具有巨大自我和不可抵挡的魄力和魅力的人，但又都宁愿选择情感上的孤立。他们的创造欲是他们生活中的引导力，“一切别的事情都无关紧要；创造就是一切。”

    两人又都从不费力去隐瞒其利用别人达到自己目的的习惯，也不隐瞒其最终喜好情感上的孤立。

    爱因斯坦和毕加索也都不是非常优秀的父亲。但是，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角色，倡导世界和平、昌盛和理解。他们的人道主义更好地表现在理论上。

    爱因斯坦的最后著作，可以说就是他逝世前1个月所写的自述片段。在此自述里，他最后引了莱辛的一句名言︰“真理的探索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这里所说的真理，爱因斯坦解读为科学的真理。

    但当我们综述了爱因斯坦的感情世界时，总觉得他对爱情的看法与作为，只要把莱辛的“真理”二字改为“爱情”就可以了。那就是︰“爱情的追求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爱因斯坦对人类品质及其弱点的敏锐感觉，也扩展到了对他自己心魔的理解。他后来的助手莱奥波特·英费尔德曾说：“如果涉及逻辑和思考，爱因斯坦对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得非常透彻。但一牵涉到感情，要想让他理解可就困难多了。对他来说，那些不属于他自身生活的动机和感情是十分难以想象的。”

    正如他有一次说过的那样：“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上，大自然赋予了人类沉重的感情包袱。一个不容易从感情重负下摆脱出来的人，等于解开了自己的衣服。”“我必须到星星中，去寻找地球所不能给予我的东西……”

    当涉及同女人们的关系时，人们有时候会采用某种特殊的道德尺度来衡量爱因斯坦的品格，而这种尺度从来不曾用在文学、音乐、艺术或者政治领域中可以与之相比的人物身上。无论是肯尼迪还是毕加索，无论是莫扎特还是布莱希特，同样的不道德与其说对他们的名誉造成了损害，还不如说有助于他们声望的提高。

    然而，一个不带性征的、天真无邪的世界智者形象，似乎比一个淫荡猥亵的登徒子更加适合于爱因斯坦。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甘地或者现代精神的摩西，他理应把先知的圣洁与和平主义者的纯真结合在一起。他自己却用一种充满幽默感的实用主义来应付诸如此类的道德律令：“对于纯洁者一切皆为纯洁，对于污秽者一切皆为污秽。”

    最终，爱因斯坦的个人生活是失败的。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找到过幸福。虽然，你可以说，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恋爱之中；但是，无意义的追逐和性满足，比不了白头偕老的关怀和信赖。所以，爱因斯坦只有把自己埋入物理学，独自构筑他那深邃的时空，到宇宙的深处去寻找“他在狭窄的个人经历的漩涡中无法找到的宁静与安全”。

    爱因斯坦的两次婚姻都不如意。这两个本身也很不幸的女性，从未从心灵上征服过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根本谈不上爱她们。她们的行为举止，远不能令爱因斯坦心仪。所以，每当高雅、优美的女性主动与爱因斯坦接近时，他就显得非常兴奋。这原来是人之常情。如果他在他的爱情生活中能有所满足，不可能出现众多的“调情”。有“案”可查的几次婚外情，没有一次是爱因斯坦主动的结果。尽管如此，大多也没有持续多少时间，有些甚至于消灭在“萌芽”之中。如果真能有一个让他心仪的女性陪伴他走过孤寂的一生，爱因斯坦的学术成就或许会更大；当然，也可能什么都没有。

    爱因斯坦晚年在感情方面不再拥有激情，个人情感日趋淡化。他宣称，这种与感情的分离，正是对他的最爱--科学无私奉献的先决条件。他还曾说，他最理想的职业是做一个灯塔的看守人。

    1955年4月18日下午，当爱因斯坦火化仪式结束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保持安静，只有遗嘱执行者纳坦念了歌德悼念席勒的诗，以表达大家的哀思：

    我们全都获益不浅，

    全世界都感谢他的教诲；

    那专属他个人的东西，

    早已传遍广大人群。

    他像行将陨灭的彗星，光华四射，

    把无限的光芒同他的光芒永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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