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始至终，人本主义者总是企图建立一个自然主义的、心理的价值体系，试图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价值体系，而不必求助于人自身之外的权威。在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理论家，然而从实际效果的普遍性来看，他们统统失败了。
这些不适合作为理论的大多数理论，依据的全都是某一些或另一些心理学假设。事实上，所有这些理论，实际上都能被证明是虚伪的、不适当的，是不完全的或者说是缺少某个方面。
但是，心理学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某种发展，使我们有可能第一次觉得有了信心，只要我们充分艰苦地工作，建立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的价值体系是可以实现的。
尽管有些问题还不是很完善，但我们了解怎样批判那些旧的理论，我们知道准备建立的理论的形态；而且多半我们也知道，为了填补知识上的缺陷，应该走向何方以及干些什么事情。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回答这些古老的问题：“什么是有道德的生活？有道德的人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把人教育成期望和喜欢过道德的生活的人？怎样才能把儿童培养成道德高尚的成人？等等。”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认为科学的伦理是能够建立的，而且我们知道如何着手建立它。
大量的研究实验表明，如果呈现给动物可供自由选择的对象足够多，那就可以看出，各种动物普遍具备选择有益食物的天生能力。研究证明，在不正常的条件下，躯体的这种智慧一般也能保留下来。
例如，切除了肾上腺的动物，能够通过重新调整它们自我选择的食物，来保持它们自己的活力；怀崽的母兽为了适应胎儿成长的需要，会很好地调整它们的食物。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胃口决不是完善的智慧，而且仅凭这些胃口是不能胜任的。例如，想一想机体对维生素的需要就能说明这一点。在碰上毒物时，低等动物比高等动物和人能更有效地保护它们自己。
以前形成的选择习惯，完全可以给当前新陈代谢的需要投上阴影。而且，在大多数人身上，特别是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各种各样的力量都能毒害这种躯体的智慧，尽管这种智慧永远不会完全丧失。
这个一般的原理与著名的体内平衡实验完全吻合，它不仅对于食物的选择是对的，而且对于各种其他身体需要来说也是对的。
这一点看来己相当明显，一切有机体，是更加能够自我管理的、更加能够自我调节的和更加自动的。有机体应当受到巨大的信赖，而且我们也正在学会坚定地信赖婴幼儿的内部智慧。例如关于选择食物、断奶的时间、睡眠的总量、训练控制便溺的时间、活动的需要以及其他的事情上，都更加信赖婴幼儿自己。
可是，我们也了解到，特别是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有病的人那里发现，选择者有好坏之分。我们已经认识到，尤其是从心理分析学者那里认识到这种行为的许多隐蔽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己受到应有的尊重。
在这方面我们具有令人吃惊的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充满了价值论的意义。小鸡在自由选择食物的时候，它们选择对自身有益食物的能力是完全有差异的。好的选择者变得更加强壮、更高大、更占优势了，这也意味着它们得到了最好的东西。如果迫使差的选择者吃好的选择者选择的食物，那么就会发现，差的选择者变得比过去强壮、高大、健康、有优势了，不过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好的选择者的水平。
如果类似的实验在人身上也能做出，那么，我们大量重建各种理论就很有必要了。就人的价值理论来说，径直地依据统计，描述没经过挑选的人的选择，这不会是适当的。把好的选择者和坏的选择者的选择，把健康人的和病态人的选择，进行平均计算也是无益的。
从长远角度考虑，只有健康人的选择、感受和判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从长远来说对人类是好的。神经病患者的选择，最多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对于保持神经病的稳定是好的。脑损伤者的选择，也只能对于防止灾难性崩溃起作用，而切除肾上腺动物的选择虽然可以使自身免于一死，但这种选择对于一只健康的动物却有致命的危险。
这是使大多数享乐主义者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沉没的暗礁。由病理激发的愉快同由健康激发的愉快是不能平均的。
此外，任何伦理的准则都必须考虑体质差异的事实，无论是小鸡和白鼠，还是人类，道理都一样。正如谢尔登和莫里斯已经证实的那样，一些价值对所有健康的人都是共同的；而另一些价值对所有人则不是共同的，而只是对某些类型的人或特殊的个体才有用。
不过，特异的需要则产生特异的价值。基本需要的东西，可能对于所有人都是共同的，因而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价值。
个体的本质差异产生价值观，也就是说，个体本质的差异导致有关自我文化和世界各方面的偏爱。这些研究支持了诊疗家在个体差异上的普遍经验，同时也得到了这种经验的支持。这也是人种学资料的实际情况。这些资料说明，由于剥削、压制、赞同或非难等等因素的存在，每一种文化都只选择了人类体质潜能系列的很小一部分，从而弄清了文化差异的意义。这同生物学的资料和理论以及同自我实现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它们证实，器官系统坚持表现自身。简而言之，坚持活动、肌肉发达的人喜欢运用他们的肌肉。
的确，为了自我实现必须使用它们，这样才能达到主观感觉上和谐的、没有压抑的和满意的活动。这是心理健康者非常重要的方面。有智力的人必须运用他们的智力，有眼睛的人必须运用他们的眼睛，有爱的能力的人应当有爱的冲动和要求，这样才能感到是健康的。智能吵吵嚷嚷地要求使用它们，只有当它们被充分利用了的时候，它们的吵嚷才会停止。概括来说，智能就是需要，因而也是固有的价值，而且两者的关系已密切到这种程度，假如智能相异，价值也会因而有所不同。
不可忽视的心理健康
让人不解的是，心理治疗分析一直不被实验心理学的人们所重视。作为成功的心理治疗的结果，人们的理解不同了，思维不同了，学习不同了。他们的情感和动机都发生了变化。
心理治疗是我们揭示出与人的表层人格强烈对比的最深刻本质的依据和最佳技巧。他们的人际关系及其对待社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的性格（或人格）无论在表面或是深层都有所改观，甚至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外貌变了，身体素质增强了等等；（有时）在某些病例中甚至连智商也上升了。
然而，就是在有关学习、感知、思维、动机社会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五花八门的这类著作中，心理治疗法这一术语也没有被收到索引中去。
只举一个例子，学习理论毫无疑问至少可以说能从对于婚姻、友谊、自由交往、耐力分析、职业的成功、治疗力量、学习效果的研究中获得裨益，这还不提悲剧、创伤、冲突和痛苦。
另外，一系列同等重要有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探究仅仅作为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的一个准例，即作为社会心理学分支的心理治疗关系，也被人们发现了。
我们可以描述出患者与治疗者至少有三种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即独断的、平等的和放任的。而且，每种方式在不同的时候有着各种特殊的适用性。不过，准确地说，在儿童俱乐部的社会氛围中，在催眠的方式中，在政治理论的型态中，在母子关系中以及在类人猿的种种社会组织中，这三种类型的关系均有所发现。
人格理论发展的不充分性，肯定会随着对于治疗目的与目标的任何彻底研究而暴露出来，对科学中不重视价值这一基本的科学正统信条产生疑问，揭示出有关健康、疾病、治疗和治愈诸医学观念的局限性、清晰地展示出我们的文化依然缺少一个适用的价值体系，难怪人们一直对此避而不谈。还有另外许多示例可被用以证明心理治疗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我们可以说心理治疗的进行有七种主要方式：
（1）通过表露（行动、释放、宣泄），如列维释放疗法所示；
（2）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给予支持、担保、保护、爱恋、尊重）；
（3）通过威胁的转移（保护，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4）通过洞察力、知识和理解的改善；
（5）通过建议或权威；
（6）直接攻其病症，像在不同的治疗中那样；
（7）通过肯定的自我实现、个性化或成长。
为了人格理论较一般的意图起见，它还设立了一系列方式，按照这些方式，人格沿着文化上与精神病学上所认可的方向变化。
其中我们对追踪治疗素材与动机理论之间存在的若干内在联系最感兴趣。需要的满足是通向全部治疗的最终明确目标，即自我实现之中的重要一步（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治疗肯定需要一定的人际基础，因为只有通过他人，这些需要才有可能得到满足。一系列基本需要（其满足物构成了基本治疗药物，如安全、归属关系、爱和尊重等）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
只得承认仅仅在较简单的治疗方面我才有足够的经验。那些主要在精神分析（较为深奥）疗法方面有经验的人很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要的药物是顿悟而不是需要满足。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重病患者在他们放弃了对于自我及他人的幼稚可笑的解释，变得能够按照实际状况来理解和接受个人的与人际的现实性之前，他们绝没有可能接受或吸收基本需要的满足。
我们如果能对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就不难发现，顿悟疗法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需要满足。我们知道只有当这些变化付诸实现之时，顿悟才是富有成效的。
大致区分一下简单的、短期的需要满足治疗与深奥的、长期的难度更大的顿悟治疗之后，会认识到这一区分具有可观的启迪价值。在诸如婚姻、友谊、协作、教育这些众多的非技术性情境之中需要满足是可能的，这就为治疗技能极大的拓展给非职业人员（非职业疗法）开辟了一条理论通路。
顿悟疗法显然可以当成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才能掌握它。对于非职业疗法与技术性疗法之间二分法的理论重要性的不懈追寻将显示其多种多样的有用性。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观点：虽然顿悟疗法既深奥而且还含有若干的附加原则，但如果我们能从研究选择抑制或满足人的需要的后果出发的话，它们都能够被人透彻理解。这和从一种或另一种精神分析（或其他顿悟疗法）的研究中推导出对于短期治疗的解释这一实际情况直接对立。
后一种方法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在心理学理论中把心理治疗法及人种成长的研究封闭起来，使其或多或少自给自足，为特定的或原来的只适用于这一领域的法则，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多数职业治疗家所接受的是医学训练而不是心理学训练，还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验心理学家们对于影响其描述人的本质这一心理治疗现象的东西出乎意料地漠视。
简言之，我们不仅可以主张心理治疗法最终必须坚实地立足于健全的普通心理学理论之上，而且还可以主张心理学理论必须拓展自身以适应这一任务。因此，我们必须从较简单的治疗现象入手，然后再过渡到讨论顿悟的问题。
我们将许多事实集合起来并不可能造成一种纯粹认知的心理治疗理论或一种纯粹的非人格心理治疗理论，但是它们却与需要满足理论，与治疗和成长的人际方法相处融洽。
心理治疗存在于社会的任何形式之下。巫师、术士、巫婆、村落的年老女巫、僧侣、宗教师以及出现于西方文明中的医生，他们有时总是能够完成我们所谓的心理治疗的。的确，通过完整戏剧性的心理病理的治愈，通过更为微妙的性格及价值紊乱的治愈，伟大的宗教领袖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人为这些成就提供了各种类型的解释，毋庸认真考虑。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尽管这些奇迹能够被付诸实践，但是实践却并不知道他们完成它们的原因与方式。
始终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不同的心理疗法派别各执己见，有时颇为激烈。然而，在足够长的一段时期以后，临床的心理学家偶然碰到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接受过每一个思想流派的继承治疗从而痊愈。这样这些病人就将成为理论的感激涕零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每一思想流派失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使这一问题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有些病人，是由医生甚至是精神病学者治愈的，而这些医生从未受到过可以确切称之为心理疗法方面的任何方式的任何训练（这还不算学校教师、牧师、护士、牙医、社会工作者等）。
我们显然可以对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进行经验的与科学的诘难，并且依据其有效性的大致等级排列它们。而且我们能够收集到合适的统计资料以表明，一种理论训练比起另一种来所产生的治愈或成长的百分比更高。虽然没有一种理论训练会完全失败或全部成功。
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事实，治疗结果的出现与理论之间并无绝对的关系。
就算在一个思想流派的领域之内，比如说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众所周知，分析家们普遍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通常所界定的能力方面，还表现在单纯的治疗效果上。有些天才的分析家在教学与著述方面贡献卓著，对于他们渊博的学识有口皆碑；作为教师，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被人视为训练有素的分析家，可他们就是常常无法治愈他们的病人。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从不撰写什么东西，即便有所发现却也少得可怜，可他们几乎总是能治愈他们的病人。当然，十分清楚的是，在成为天才与治愈病人的这些能力之中存在着基本程度的确定的相互联系。
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思想流派大师虽然自己是最称职的治疗家，但他在传授给学生们这种能力时却是难上加难，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成功。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内容问题，一个知识问题，如果治疗家的人种毫无差别，那么，如果学生与老师同样聪明、同样勤奋的话，最终学生们就会干得和老师一样出色，而且极可能超过他们的老师。
有一种普遍的经验适合于任何类型的治疗家。第一次见到病人，同他谈论一些表面的细节，如步骤、治疗时间等等，第二次接触的时候叫他汇报或说明一下进展情况。从公开的言行这一角度看，这一结果绝对很难想象。
有的治疗结果无需治疗家开口便会出现。在一个例子中，一位女大学生希望得到有关个人问题的忠告。一小时之后她心满意足地决定了这个问题，然后离去了。
对于年轻患者或是并不太严重的病例中，日常生活的主要经验就会起治疗作用，这是就治疗作用这一术语的全部含义而言的。良好的婚姻，工作愉快成功，发展良好的友谊，有了孩子，面对紧急情况，克服困难——我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在没有治疗家帮助的情况下竟产生了深刻的性格变化，根除了病症等等。事实上，有理由这样认为：基本的治疗力量中包括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职业心理治疗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使个体能够利用它们。
好多精神分析家看到治疗的效果进展是在他人分析的间歇以及分析完成之后。
治疗家还注意到，在接受治疗者的妻子中，有丈夫相伴随的进展中将会很快发现成功疗法的迹象。
现实中的一些特殊情形深具讽刺意味，那些从未受过专业的治疗训练或未熟练的人却亲自应付或至少是控制着绝大多数的病例。而在心理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里有此体会的一定大有人在。
有些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学生所受训练极其有限，甚至到了贫乏的程度。这些学生完全是由于热爱人类，希望理解并帮助人类才步入心理学，他们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特定的近乎迷狂的氛围之中，在这种氛围里，他们的大量时间都花在感官现象上，条件反射的细节上，无谓的音节上，白鼠走迷宫的游戏上，不过一种比较有用但从哲学角度讲依然有限的朴素的实验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训练相伴而生。
心理学家是外行人眼中的心理学家，是生活的指路灯，他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离婚，为什么会滋生仇恨，为什么有人会变成神经病，他需要经常集中精力去应付这类问题。这一点对于那些从未见到过精神病学者并且从未听到过精神分析法的小城镇说来尤为真实。唯一可以取代一位心理学家的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姑妈、家庭医生或牧师。这样也就有可能安抚一下未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不安的良心，他也就能够静下心来投入必要的训练了。
令年轻的心理学家们惊讶的是，这些探索性努力竟然可以奏效。他对失败早已作了足够充分的准备，失败自然常常难免，但是对于那些他未抱希望的成功做何解释呢？
非专业人员比职业治疗者这类现象更为常见。实际上，应该认识到有些精神学者只不过不情愿相信关于这类事情的报道罢了。然而这很容易核对，很容易证实，因为在心理学家中，在社会工作者中，这类经验十分普遍，这还不算牧师、教师与医生。
只有依靠动机的、人际的理论，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现象。显然有必要注意无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领悟，而不是强调有意识的言行。列举的所有病例中，治疗者的兴趣集中于患者，他关心他，试图帮助他，由此他向患者证明至少他在一个人的心目中是有价值的。由于在所有病例中，治疗者都被理解成这样一个人：更聪明、更年长、更强壮或者更健康，病人也就能够感到更加安全，感到有所依托，从而就变得不那么脆弱、不那么焦虑了。乐于倾听，减少（免于）训斥，鼓励坦率，甚至在罪恶披露后接受与认可，温柔慈祥，使病人感觉到有坚强的后盾可依，所有这些再加上上面列举的因素有助于在患者内心产生一种被人所爱、被人保护、被人尊重的无意识认识。所有这些都是基本需要的满足。
比起单单借助于己知过程的解释来看，如果我们能予以基本需求满足以更大的意义，从而对人所熟知的治疗的决定因素有所补充的话，则这种解释要广泛得多。有些治疗现象是与这些满足同时出现的，这也许是较轻的病例。另一些较重的病例仅仅通过更为复杂的治疗技术就可得到充分的解释，如果再加上顺理成章地出自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一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就会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了。
影响健康成长的因素
我们通过基本需要理论的概述，有必要对本能理论进行重新审议，这不仅要求区分更基本和不太基本、更健康和不太健康、更自然和不太自然的需要，而且，还因为我们不应无限期地推迟对某些有关问题的重新考察，这样那样的一些基本需要的理论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下去了。例如，隐含的对文化相对论的排除的问题，隐含的关于体质给定价值的问题，以及条件反射作用范围的必然缩小等等问题。
总之，有相当数量的其他理论的、临床的和实验的研究，它们都一致指出，本能理论需要重新审议，或者以某种形式恢复它。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当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于人的可塑性、灵活性、适应性以及他们学习能力的过分强调。人似乎有远比现代心理学所估计的更强的自主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例如，坎农的体内平衡概念，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爱好，或自由选择，或自助餐厅的实验；利维的本能满足实验，以及他评论母亲过份溺爱孩子的著作。
各种心理分析研究发现，对孩子大小便训练的过分要求和急于给孩子断奶，对孩子的健康发展有负面影响。
大量的观察资料使主张循序渐进的教育家、幼儿园工作人员以及应用儿童心理学家，在接触儿童过程中倾向于实行一种更宽容的制度。
由动力论者、突生进化论者、现代实验胚胎学者以及像哥尔德斯坦这样的整体论者，提供的大量神经病学和生物学的资料，涉及到机体在遭受损坏后自发的再调整。
所有己有的和正在进行的探讨，都极力坚持我们的机体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能力，从而也比一般认可的更值得信赖。
此外，我们还可补充一点，各种正在的发展已表明，有必要从理论上假定机体内有某种积极生成或自我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同于机体内自我保存、自我平衡或体内平衡等，也不同于适应外界刺激的倾向。这种生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曾经由亚里士多德、伯格森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以多种模糊形式所假定过。在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家以及心理学家中，哥尔德斯坦、兰克、荣格、霍尼、弗洛姆、梅、罗杰斯也都感到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
但是，心理治疗家的经验，特别是心理分析也许是对主张重新考察本能理论最重要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尽管看起来各种事实有些模糊不清，但事实的必然联系是准确无误的。治疗者不得不把更基本的愿望同不太基本的愿望（或需要，或冲动）区别开来。原因很简单：某些需要遭受挫折会产生病态，而另一些却不会。某些需要的满足会产生健康，另一些却不会。这些更为基本的需要出乎意料地“顽固”，难以对付，它们反对所有的奉承、取代、贿赂和削弱，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它们只要求适当的内部满足，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寻求满足这种需要。这些需要表现出恰如顽固的、不可削弱的、不能再分析的终极的事实，只能作为既定的事实或不容辩驳的基点。几乎精神病学、心理分析、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或儿童治疗等各个学派，无论它们相互间有怎样的分歧，都假定了某种有关本能或似本能需要的学说，这一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这是种族的特性、素质、遗传，而不是肤浅的易于控制的习惯，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考虑。如果必须在这两难抉择中作出任何一种选择，治疗者总是宁肯选择本能来作为基石，而不是选择条件反射或习惯。这当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将看到，有另外一些更恰当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从中我们可以作出更令人满意的选择。这就是说并非二者必居其一。
根据一般的动力论要求来看，本能理论，特别是麦克杜格尔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理论，具有某些当时并未被充分理解的优点。它们未被充分理解，这大概也是由于它们的明显有很多错误。
本能论承认以下事实：人是自我促动的，人自己的本性和他所处的环境都有助于决定他的行为；人自己的本性给他提供先决的目的、目标或价值体系；在良好的条件下，为了避免疾病，他所意欲的常常就是他所需要的（对他是有益的东西）；全人类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生物族类；除非一个人理解其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否则行为就是盲目的；总的来说，机体依赖自身的资源，它经常显现出一种生物性的功能或智能，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我们的看法是：本能理论家的许多错误，虽然是顽固的，需要反驳的，但绝不是本质的或必然的；而且，不少错误连本能论者的批评者也同时具有。
语义上和逻辑上的错误最为明显。由于本能论者特意创造一些本能去解释他们不能理解或不能确定其本源的行为，他们的确做得很不恰当。不过我们自然加强警惕，也无须认为这些本能都是务实的，不必将名称与事实相混淆，也不必进行无效的三段推论，而且，我们对语义学已有极多的了解了。
粗陋的种族中心论、阶级中心论及庸俗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曾导致早期本能论者的失败。但我们现在显然能够避免这些，因为我们己有更多的人种学、社会学和遗传学的知识。
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本能论者当时从种族学的天真的行为中转得过于极端，过于彻底，以致这一行动本身造成了一个错误，即文化相对论。这一学说在过去很多年中曾有很大影响，并且得到广泛的认可，但现在却受到广泛的批评。的确，像本能论者以前做过的那样，寻求跨文化的种族的特性，值得重新予以重视的。于是，我们必须既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又避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例如，工具性行为（手段）与地方文化决定因素的关系比基本需要（目的）更密切，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的大多数反本能论者，例如伯纳德、华生等，批评本能论的根据是，本能不能根据特定的刺激反应概念来描述。简而言之，就是指责本能不符合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这是真的，本能的确如此。然而，动力心理学家现在并不着重去指责这些。他们一致认为，仅仅用刺激反应概念是不能解释任何重要的人类完整品质或完整活动的。
这样一种企图只能引起混淆。把反射与标准的低等动物本能混淆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者是纯粹运动神经的动作；后者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特点，例如，先天性的冲动，表达性行为，应对性行为，对目的物的追求，以及情感色彩。
甚至仅仅从逻辑上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一定得在完全的本能（各部分都充分发展的本能）与非本能之间进行取舍。为什么不能有残存的本能，不能有似本能的某种尚属行为的东西，不能有程度的不同，不能有不完全的本能呢？
有不少不负责任的作者不加区别地使用本能这个词代表需要、目的、能力、行为、知觉、表现、价值以及感情的伴随物，有时取其中单独一项的含意，有时代表几项的结合，其结果就形成了不精确用法的大杂烩，正如马莫尔和伯纳德指出的那样，几乎每一种已知的人类反应，都被某个作者描述为本能。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人的欲望或基本需要是先天给定的，至少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是这样。那些与此有关的行为或能力、认识或感情则不一定是先天的，而可能是（按我们的观点）经过学习或引导而获得的，或者是表现性的。当然，人的许多能力或智能完全为遗传所决定或由遗传提供可能，例如，色觉，发音能力等等，但它们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这就是说，基本需要的遗传成分可以看成是简单的意动性缺乏，与任何固有的达到目的的行为无关，就像弗洛伊德的本我冲动的盲目、无定向的需求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看到，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因素，似乎也可以由某种方式确定为内在固有的。追求目的的行为（竞争行为）是必须依靠学习才能达到的。
考虑问题时仅用非此即彼的二歧法而不是按程度的差距是本能论者和他们的反对派的严重失误。一整套复杂的反应，怎么能够说要么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要么完全不是由遗传决定的呢？任何一个结构，无论怎样简单，不可能是只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更不用说任何完整的反应了。即使是孟德尔的甜豌豆也需要空气、水以及养料。谈到这一点，可以说基因本身也需要一个环境，即邻近的基因。
在另一极端，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脱离遗传的影响，因为人也是一个生物族类。这一由遗传决定的事实，是任何人行为、能力、认识等等的前提，也正因为他是人类的一员，他才能做人类所能做的各种事情。而这一人类成员的身份是一个基因问题。
在这一拙劣的两分法造成的混乱后果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只要有任何学习的迹象显露时，就断言这是非本能的，或者相反，假如有了点遗传影响的证据，就判定这是本能的。既然对于大多数甚至全部冲动、能力或情感来说，证实这两种看法都是容易的，这样的争论必然永远存在下去。
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论者都是极端主义者。当然，我们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
动物的本能是本能论者常用的范例，各种错误也是因此而产生的。例如，不去寻找人类独有的本能。然而，从低等动物研究中得出的最有害的经验酿成了这样一个原理：本能是强大的、牢固的，是不可更改、不可控制、不可压抑的。但是，这对鲑、蛙、北极的旅鼠来说，也许是真实的，对人类却并不适用。
我们在凭观察寻找本能时，可以看出基本需要中的遗传基础，不过当它明显真正地独立于环境并强过全部的环境力量时，才认为它是本能，那么，我们就很可能犯大错误。为什么就不会有虽然似本能但仍然较容易受压抑或控制的需要呢？为什么就不会有容易为习惯、暗示、文化压力、内疚等等掩饰、更改、甚至抑制的需要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就不会有弱本能呢？
把本能等同于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误解也许是推动文化论者攻击本能论的主要力量来源。任何一个人种学家的经验都同这种看法相抵触，所以攻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我们对文化和生物两种因素都有恰当的尊重，并且，假如我们进一步考虑文化是比似本能的需要更强的力量，那么，下述的主张就不是谬论而是顺理成章的了：如果我们要使柔弱、微薄的似本能的需要不被更强、更有力的文化所吞没的话，就应该保护它们。而不是相反，它们很可能被吞没，尽管这些似本能的需要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强大的，亦即它们顽强地坚持要求获得满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
对这一论点很有帮助的是一个与一般见解对立的反论。我认为，揭露、顿悟和深度治疗——这种治疗实际上包括除催眠治疗和行为治疗之外的所有治疗——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要揭露、恢复和加强我们那些被削弱了的和失去了的似本能倾向和本能残余、我们那些动物性的自身、我们的主观生物学。这一终极目的在所谓的个人成长实习班里表露得最明显。所有这些——治疗和实习班——都需要人们付出积极的、痛苦的、长时间的努力，这种努力需要人一生的斗争、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即使这样，最终还有可能遭到失败。但是，到底有多少只猫、狗或鸟需要帮助才能知道怎样去做一只猫、一条狗或一只鸟呢？它们由于冲动而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清晰和明确，而我们的声音却是微弱的、混淆不清和容易被忽略的，因此我们需要帮助才能听到那些声音。
所以，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可清楚看到动物的自然性。而在神经病人或“一般病人”那里则表现得非常模糊。我甚至可以说，疾病经常意味着一个人的动物本性的丧失。这样，就出现了下面这一似乎矛盾的情况：在那些精神层次最高的、最有智慧的圣人身上，在那些最有理性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见到最明显的自然性或动物性。
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也是由注意动物的本能而引起的。某些令人费解的原因也许只有清醒的历史学家才能够解释，不过，西方文明普遍认为，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我们大多数的原始冲动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神学家把它叫做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它叫做本我；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教育家，也用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它。达尔文由于偏爱这种观点，以致他只看到了动物界的竞争，完全忽视了同样普遍存在的协作，没有注意到克鲁泡特金曾轻而易举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有时也可以这样表达这种世界观，把我们的动物性看成与狼、老虎、猪、秃鹫或蛇的本性一样，而不是用稍好些或至少温顺些的动物，如鹿、象、狗或猩猩来比较。这种表达方式是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但应指出，如果必须从动物类推到人的话，我们最好选择那些与我们最接近的动物，例如类人猿。总的说来，既然这些动物是令人愉快的、可爱的，同我们分享许多善良的特性，那么比较心理学也不会支持恶动物性这种说法。
当论及遗传特性不会变化、不可更改的假论时，我们还要注意另一种可能：纵然一种特性最初就被基因遗传所决定，但它仍然可能改变。如果我们在发现过程中运气不错，这种特性也许很容易改变和控制。如果我们假定癌有一个稳定的遗传基因，也没有必要阻止任何人寻求一种方法来控制它。假如仅根据演绎的理由，我们也得承认有可能证实智商既具有显著的遗传因素，同时又可以由教育或心理治疗加以改进。
我们与本能者的区别是，我们相信本能有更大的变异性。认识和理解的需要似乎只对聪明的个体而言才有明显的力量。对于低能者来说，它们似乎并不存在，至少发展不完全。利维已经证明，母性冲动在妇女中的差异是极大的，以致从某些妇女那里很难看到这种冲动。音乐、数学、艺术等方面的特殊天才，很可能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种基因的决定因素。
动物的本能永远存在，而动物本能的冲动则会永久性丧失。比方说，在变态人格身上，爱和被爱的需要已经丧失了，而且如我们目前所知，这是一种永久性的丧失，也就是说，这种变态人格是已知的任何精神治疗术医治不好的。我们还有更早的关于奥地利村庄失业（以及苏格兰失业研究）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长久的失业会严重地损伤心理，以致摧残一些需要。对有些人来讲，这些需要甚至在环境已经变好时仍不能恢复。从纳粹集中营里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或许巴特森和米德关于巴厘人的观察是最具说服力的。成年的巴厘人不是我们西方意义上那种喜爱的人，他们也不必如此。在巴厘岛拍摄的电影表明，婴儿和儿童有对缺乏爱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由此只能推断出：这种爱的冲动的丧失是一种后天的丧失。
在种系的阶梯上，我们已发现本能和对新事物灵活适应和认知适应的能力往往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对其中一个发现得越多，对另一个可能期待得就越少。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甚至是悲剧性的错误（考虑到历史后果）。这种错误把人类的本能性冲动与理解力截然分开。对于人类来说，本能性冲动和理解力可能都是似本能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结果或者隐含的目标可能是同一的、合作的，而不是排斥性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得到一个论点：认识或理解的冲动也许与归属感和友爱的需要一样，是意动的。
被错误认知的本能和理性在一般的本能理性两分法中是相互对抗的。如按照现代知识来正确地划分，它们就不会被看成是相互对立或对抗的。健康的理性与健康的似本能的冲动的重新定义，在健康人那里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指向同一个方向；不过对不健康的人而言，它们可能是互相对立的。当前已获得的所有科学资料指出，保护、宽待、爱、尊重儿童，在精神病学上是合乎需要的。这也正是儿童（本能地）所希望的。
正是在这种非常明确的、在科学上可检验的意义上，我们认定似本能的需要和理性是合作的而非敌对的，它们表面的对抗只注意病人表面的印象。假如这一论点成立，我们因此就将解决一个古老的难题：本能与理性，应该认谁为主？其实这就像另一个问题一样陈腐：在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应该是丈夫为主人还是妻子为主人？
许多具有最保守、甚至反民主性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推论，都产生于本能理论得到理解的全盛时期。正如巴斯托尔在他对麦克杜格尔、桑戴克、荣格、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特别作出的总结性的推论那样。由于错误地将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把它们都看成是无情的、不可抗拒的、不可雕塑的，这就导致了这些推论的产生。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个结论的错误之处。柔弱的似本能需要一个慈善的文化孕育它们，使它们出现，并得到表现和满足。它们很容易被恶劣的文化环境所摧残。比如在我们的社会，必须有相当大的改进，柔弱的遗传性需要才能指望得到满足。
巴斯托尔把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的各种关系，不管怎么说都表明是不固定的。研究表明，我们有必要使用两个而不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来说明问题。甚至在科学的问题上，开放—保守连续统一体也已让位给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专制两个连续统一体。现在也许还有环境论—专制—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资本主义。
总之，认为本能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是一个危险的未经证明的论断基础。它的主要借口是，病态的社会和个人非常倾向于这些对抗。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证明的那样，事情并非只能如此。在良好的社会中，至少在她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中，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健康社会状况下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对于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错误看法以及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来说，只有在恶的个人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它们才会存在。
本能理论的缺陷还在于，它忽略了冲动是在一个强度大小不同的层级序列里，而且能动地互相联系。如果孤立地对待每一个冲动，纷繁复杂的问题一定得不到解决，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会产生。例如，动机生命在本质上的一元性或整体性被抹煞，形成了罗列动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此外，价值或者选择原则也被忽略了，而它们恰是使我们决定一个需要比另一个需要更高级、更重要或者更基本的重要尺度。（与整体化相对的）动机生命元素化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给本能敞开了通向涅般木、死亡、静寂、体内平衡、自满、稳定的大门，原因在于，孤立地看待需要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迫切要求满足，这就是说，要求它自身的湮灭。
在这里，一个明显的事实几乎被忽视了：任何一个需要的满足，随着它的逐渐满足，其他曾被挤到一旁的较弱需要就占据了需要层次论的突出位置，极力争取各自的要求。需求永不停息，一个需要的满足将导致另一个需要的产生。
在将本能解释为恶的动物本能的同时，人们认为，在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罪犯、低能者或孤注一掷者身上，这些恶的动物本能会表现得更为强烈。这种情况很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学说：良心、理性以及道德观，不过是一种后天的面具，与被掩盖的内容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前者于后者，恰如手铐与罪犯。这个误解使文明及其所有机构，包括学校、教堂、法庭、立法机关等等都被说成是抑制恶的动物性的力量。
悲剧往往是由这个严重的错误酿成的。也许，从历史的重要性来看，可以将它与这样一些错误相比：崇信王权神圣，迷信某一宗教的唯一合法性，否认进化论，或者相信地球是平面的。任何一种使人们不信任自己和他人的想法，任何不现实地对人类各种可能性抱悲观态度的想法，都必须对每一场战争、每一次种族对抗、每一次宗教冲突负部分责任。
奇怪的是，本能论者以及反本能论者仍然坚持这种错误的人性论。那些希望人类有更光明的前景的乐观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神论者、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环境论者，大体上都带着畏惧反对本能理论，因为本能理论已被歪曲了，它似乎把人类宣判为非理性的，诅咒人类永远摆脱不了战争，摆脱不了充满分裂和对抗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本能论者在人性问题上也作出了类似错误的解释，而且拒绝与不可回避的命运抗争，他们大多是在无所谓中放弃乐观主义的。当然，有些人对抛弃乐观主义是非常渴望的。
比如我们以那些迷恋于酒精麻醉的人为例，他们或许是嗜酒如命，或许是被迫应酬，但最后会得到相同的后果。难怪人们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弗洛伊德与希特勒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难怪一种恶的动物本能论能迫使像桑戴克和麦克杜格尔这样的非凡人物转向汉密尔顿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
认清人本能的需要并不是恶的，而是中性的，甚至是有益处的，许多含混模糊的问题即会因此而豁然开朗。
举例来说，对孩子的培养将会引发一场教育革命，在培养他们时甚至用不着说一句训斥的话。当我们意识到合理的动物需要时，会促使我们去满足这些需要，使我们更加宽容。
在传统的文化里，一个丧失了部分天真但尚未被彻底同化的儿童，即那些健康的动物性需要尚未被完全剥夺的儿童，总是以他自己创造的每一种方式不断地要求赞许，要求安全、自主、爱等等。复杂的成年人对此的一般反应是：“喔，他不过是在卖弄、炫耀。”或者说：“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成年人就把孩子狠狠地批评一顿，也就是说，这种动物性需要通常被理解为一道禁令，不要满足孩子的追求，不要评论，不要赞许，不要喝彩。
然而，如果我们能慢慢地将这些对承诺、爱以及赞许的恳求视为合理的要求，就像孩子对待饥、渴、寒冷或疼痛的需要满足一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需要的满足者而不是需要的扼杀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孩子和父母都得到了美妙的乐趣，在一起时更愉快，因而也就必然增进相互的爱和理解。
这种文化类型可以理解为无限度的、毫无区别的宽容，即通过培养使孩子获得适应外界文化环境的能力和习惯外表，将是必要的。在基本需要获得满足的情况下，这种人为制造的收获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麻烦。另外，吸毒的需要，习惯的需要，熟悉的需要，或其他任何非似本能的需要，是不能包容放纵的。最后，我们再次绕过有关挫折、灾难、不幸等等有益的效果问题。
缓解忧虑的方法
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获取关于人的知识，那么，传统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有哪些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这些不适宜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有什么应该改善的？我们能提供什么值得考虑并能经受检验的反建议？一般科学能从人的科学中得到什么启发？
科学起源于认识和理解（或解释）的需要——认知需要。我曾列出各个方面的证据说明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些需要是类似本能的，因而能说明人性（不仅是人性）和种性特征。
在这里，我试图把出于焦虑的认知活动和那些没有畏惧或正在克服畏惧因而可以称为“健康的”认知活动区分开。换句话说，这些认知冲动似乎不是在畏惧条件下就是在勇气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但在不同条件下，这些冲动会有不同的特征。
当好奇、探索、运筹出于畏惧或焦虑的唆使时，主要目的可以看作是为了减轻焦虑。从行为上看，似乎是对研究对象或探索领域的性质有兴趣。事实上，很可能是生物机体试图使自己安静下来和降低紧张、警惕和恐惧的一种努力。
此时此刻，未知的对象首先是一种引起焦虑的东西，而审察和探索行为则主要是为了解除“毒素”——使对象成为不可怕的东西。有些生物机体，一旦恢复了信心，可能接着进入对于对象本身的审察活动，而且完全出于一种对外界独立存在的现实的好奇。另一些生物机体，在对象一旦解毒成为熟悉的东西而不再可怕时，当然也有可能完全丧失对它的兴趣。那就是说，熟悉能导致不再注意和厌倦。
从现象学角度来考虑，这两种好奇是彼此不同的。在临床上和人格学上它们也是不同的。最后，在行为上它们的表现也不同，在几种似人动物中以及人类中也是如此，如许多精巧的实验所证明的。
就人的情况而言，这些论据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高于纯好奇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曾谈论过许多不同的需要——理解需要，意义需要，价值需要，对哲学或理论的需要，或对某种宗教或宇宙学的需要，或对某种解释系统或法则系统的需要。这些向高级概念的初步的接近，一般涉及的是对秩序、结构、组织、抽象或简化杂乱事实的需要。
经过对照比较可知，“好奇”一词在多数场合可以解释为对单一事实、单一对象，或充其量也只是对有限的一组对象或情境或过程的集中注意，而不是对整个世界或它的巨大部分的注意。
这种理解需要，像它的先行的、强有力的认识需要一样，也可以看作是这种需要自身的释出和对行为的组织活动，目的在于减轻焦虑或满足认识现实的非焦虑兴趣。
在这两种情况下，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焦虑和畏惧一般都比认识现实性质的非人格兴趣更强有力。在这样的场合，“勇气”既可以看作是畏惧的消失，也可以看作是克服畏惧的能力和虽有畏惧仍能积极活动的能力。
任何认知活动，不论是制度化，还是个人化，前者如科学工作和哲学探讨，后者如在心理治疗中对真知灼见的追求，二者都能对照这一背景得到较好的理解。
有多少焦虑和多少无焦虑的兴趣包含在认知活动中？鉴于多数人类活动都是两者的混合，我们必须问一下，焦虑与勇气的比率如何？行为（包括科学家的行为）在最简化的图式中可以看作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合成物，也就是作为焦虑缓解设计（防御的）和以问题为中心的设计（争胜的）的一种混合。
对这一基本的辩证法，我曾在不同场合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说明。这些说明对于不同的意图各有不同的作用。首先，我把我所谓的“争胜的机制”和弗洛伊德的“防御的机制”区分开。前者是指在没有焦虑或不顾焦虑的情况下，争取对生活问题的积极、勇敢和胜利的解决；后者是为了在继续寻求满足时减轻焦虑。
另一种有益的区分是在成长性动机和缺失性动机之间做出的。认知既可以更倾向前者也可以更倾向后者。在认知主要是由缺失激发时，它更倾向需要缓解、体内平衡和感受到的缺失的减轻。
当认知行为是由成长激发时，它不倾向需要缓解而更趋向自我实现、丰满人性、更趋向表现、更无我、更以真实为中心。这有点像是在说：“一旦我们个人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就能真正为世界而对世界感兴趣。”
成长被看作是一系列日复一日的无尽抉择，每次抉择不是退向安全便是趋向成长。在这过程中，必须一次一次地选择成长，必须一次一次地克服畏惧。
换句话说，科学家可以看作是相对防御的，由缺失性动机和安全需要激发的，主要是被焦虑推动的，以能减轻焦虑的方式行事。也可以说，科学家可以看作是已经制服了他的焦虑，能积极地对付问题，争取解决问题的胜利，是由成长激发趋向人格完成和丰满人性，因而是自由转为外向，趋向一种本质上吸引人的真实性，全身心地关注它，而不是关心它对个人感情困难的关系，即他可以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事实上，有许多方法对付这样的焦虑，其中有些是认知方面的。对这样的人，那些生疏的、模糊不清的、神秘的、隐匿的、意外的事物往往是有威胁的。有一种方法可以使这些事物变成熟悉的、可预见的、可以驾驭的、可以控制的，即不可怕的，无害的。也就是说，认识并理解这些事物。
因此，知识可能不仅有促进成长的作用，而且有减轻焦虑的功能，有保护、维持体内平衡的功能。
外在表现的行为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但动机可能极其不同。因而主体的后果也不同。一方面我们有慰藉的叹息，高度紧张的下降感，就像受惊扰的管家夜半持枪探查楼下神秘而可怕的响声那样。
这和一个青年学生第一次用显微镜观察一个细胞的精密结构，或忽然理解一首难解古诗或政治理论的韵律或意义时的启蒙、兴奋甚至狂喜完全不同。在后一类事例中，你会觉得自己变得更高大、更聪明、更强有力、更丰满、更胜任和更敏锐了。
这一动机的辩证法可以在最广大的人类画布上看到，在伟大的哲学中，在宗教结构中，在政治和法律系统中，在各种科学中，甚至在整个文化中也可以看到。极简略地说，这些画面都能同时以不同的比例代表理解需要和安全需要的结果。
安全需要有时能完全克服认知需要以达到焦虑缓解的目的。摆脱焦虑的人能更大胆、更勇敢，能为求知本身进行探索和推理。
我们当然有理由设想，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知，接近事物的真实性质。安全哲学或宗教或科学比成长哲学或宗教或科学更容易成为盲目的。
事实上，认知的病态这一动机在多数病态事例中的作用已毫无疑问地证明：寻求知识有助于焦虑缓解。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哥尔德斯坦从中取得那么多知识的脑伤士兵吧。他们在能力上的真正损伤和真正丧失，不仅使他们觉得自己缺少能力了，而且使外部世界看起来更不可抗拒了。在面对那些他们无法应付而只能期待失败的问题时，他们很多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保持自尊和避免焦虑的尝试。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首先尽力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以求回避他们无力处理的问题，并使自己仅仅处理他们有能力对付的问题。
在这样狭小的世界中，大胆的尝试缩减了，企望和目标变得“适度”了，这些脑伤士兵更能顺心如意了。然后，他们谨慎地安排和构筑这些狭小的世界；他们使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并各就其位；他们竭力使他们的狭小王国变得几何图形化，变得能够预测、控制和安全；最后，他们倾向于冻结它们，使它们成为静止的和不会改变的形式，并避免再变动和流动。就这样，他们使个人的世界变得更可预测、更可控制，并且不那么引起焦虑了。
对于那些能力有限而又不信赖自己的人，对于那些觉得外部世界远远超过自己能力而不能接受这种事态的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它们是起作用的。依靠这些办法，这些士兵的焦虑和痛苦的确减轻了。对于偶而来参观的人，这些病人看起来与正常人毫无差别。
从实用的观点看，这些能给人以安全感的机理是健全的，而不是疯癫的、离奇的和神秘的。只要我们以新盲者作为切近的类比，这一点就能很容易地看清楚。这些盲者由于能力较前减少，也必然要把外部世界看得更危险、更不可抗拒，并立即精心构筑各种安全机制保护自己免受实际伤害。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缩小自已的活动范围，甚至是闭门不出，除非他们能使外部世界“受到控制”。每一件家具都必须有固定的位置；每一件东西都必须保留在原来的地方；不能让任何无法预料或意外的事情发生，那是十分危险的。世界必须依然如故，变动意味着危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路线必须默记无误，一切必要的东西都必须停留在原处。
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也能见到类似的情形。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似乎是有一种对人自身内部的冲动和情绪的畏惧，也许这个说法太过于简单化。他有一种无意识的担忧，怕这些冲动和情绪会失去控制，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也许足以造成谋杀。
因此，他一方面严密控制自己，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内心的戏剧性情绪和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并力求控制它。他在自身内抵制的东西——情绪、冲动、自发性、表现性，他在外部也拒绝，尽管是以一种矛盾心情拒绝。因为他拒绝他的内在呼声和信号，从而丧失对他的自发的愿望和类似本能的冲动的信赖，所以他只好仰仗外部信号告诉他如何行动以及何时行动，如仰仗日历、钟表、日程表、时刻表、资格、几何图形化、定律以及各式各样的规则。由于他爱变化、流动和意外袭击而使他不能自动自发，因此，他必须摊开未来，计划未来，使未来严格就范，使未来变得可以预测。最终，他的行为也会逐渐“组织”到可重复的程式中。
在这里我们也认识到有同样的安全机制。强迫症患者缩小他的世界，回避令人不愉快的人、问题、冲动和情绪。换句话说，他的生活圈子很狭窄，会逐渐变成一个拘束的人。为了便于控制自己的世界，他压缩外部世界；为了避免他的畏惧，他安排、规范，甚至冻结他的世界，使它变得可以预测并因而可以控制。他倾向于“靠数字”生活，靠规范手册生活，依赖外部暗示而不是内部暗示生活，依赖逻辑和事实而不是冲动、直觉和情绪生活。例如，一位强迫症患者有一次曾问道，他如何才能证实自己是在恋爱。
极端的歇斯底里神经症患者，常常用来和强迫症进行对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他的大量压抑和否认都是回避令人痛苦的知识。很难想像这样的人能成为什么科学家，更不要说成为工程师或技术专家了。
在某些多疑的和妄想狂的人那里，我们还能了解到下面一些事实：这些人不由自主地需要知道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害怕不知情；他们必须了解闭锁的门的背后进行的一切；那边的奇怪声响必须得到解释；听不清的话语必须听清楚。
危险在于不知情，只要真相不明就存在着危险。这种求知的行为主要是防御性的，它是强迫性的、呆板的，它是引起焦虑并产生焦虑的。从表面上看，它仅仅是求知的，因为一旦现实被认为是无危险的就不再引起兴趣。那就是说，现实本身没有什么要紧。
焦虑世界的解毒剂
似乎当所有这些“美好的”科学词汇——预见、控制、严格、确定、确切、精确、简洁、秩序、合法则、数量化、证明、解释、有效、可靠、合理、结构等被推向极端时，都能变成一种病态。它们全都可以被迫为安全需要服务。
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变成避免焦虑和控制焦虑的手段；它们可能成为混乱而恐怖的世界的解毒剂，正如也可能成为热爱并理解可爱而美妙的世界的工具一样，为确定性或确切性或可预测性等等而工作；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不健康的；既可以受防御动机驱策，也可以受成长动机鼓励；既可以导致焦虑的缓解，也可以得到发现和理解的欢乐。科学可以成为一种防御手段，也可以成为通向自我实现的道路的拓路机。
为了不致引起对一个重要论点的误解，我们必须也注意到那种勇敢的、以成长为动力的、心理健康的科学家。为了估出鲜明的分辩和对比，这里再一次取其极端的类型。所有这些同样的机制和目标也都能在以成长为动力的科学家身上发现。
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是神经症的；它们不是强迫性的、僵化的、不可控制的、得不到及时回报时也不会引起焦虑；它们既不是急迫必需的，也不是绝对必需的。
对于健康的科学家，有可能不仅欣赏精确之美，而且也欣赏松散、偶然和模糊之美。他们能欣赏理性和逻辑，也能愉快地着迷、粗放或情绪激动；他们不害怕第六感觉、直觉或不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成为明智是一种乐趣，偶而忽略常识也是一种乐趣。
发现规律是很有意味的事，解决某一课题的一套精巧的实验确实也能引起高峰体验，但困惑、猜测和进行幻梦般以及嬉戏般的推断也是科学竞赛、猎奇乐事的一部分。思索雅致的论述或数学证明能产生巨大的美感和崇高的体验，而思索深奥莫测的原理也有如此体验。
在伟大科学家的多才多艺中所有这些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有创造力的、有勇气的和胆识过人的科学家的多方面活动中体现出来。这种既能受控制又能不受控制、既能严谨又能宽松、既明智又着迷、既清醒又沉醉的现象，不仅是心理健康创造的特征，而且也是科学创造的特征。
总体来看，在培育年轻科学家时，我们将不得不既强调审慎又要求大胆。仅仅强调审慎和清醒，只能造就技术专家，他们发现或发明新的真理或新的理论的机会非常渺茫。
虽然审慎、耐心和保守是科学家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如果要想追求创新，最好添补上胆识和敢作敢为。它们无须互相排斥，它们可以结合起来，融合在一起，它们能构成灵活性、适应性、多样性。
或者，像精神分析家常说的，最杰出的精神分析家（或科学家或一般人），也就是能够把歇斯底里症患者和强迫症患者双方优点结合起来，而把两者的缺点排除掉的专家。
从认识论的观点考虑，如果我们承认在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存在着彼此同型的和类似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期待“高大的”、更有胆识的、奥林匹斯型的认识者能认识更高的真理。回避一切能引起焦虑的事物，那么他实际上是半盲目的。他能认识到的世界小于坚强的人所能认识的世界。
追求淡泊的意境
在无意志的夜晚，一个被生命所觉醒的意志，化成个体，它从广漠无涯的世界中，从无数正在努力、烦恼、迷惑的个体间，找出了他自己：然后又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迅即回归以前的无意识中。但是，在未走到那里之前，他有无限的愿望、无尽的要求，一个愿望刚获得满足，又产生新的愿望。即使赐予他们世界上可能有的满足，亦不足以平息他的欲望、压抑他的需求、满足他内心的深渊。并且，试想纵使能获得所有种类的满足，那对人们究竟将会形成何种局面呢？不外仍是日月辛劳以维持生存。为此，他仍须不断地辛苦、不断地忧虑、不断地和穷困战斗，而死亡总随时在前头等待他。
我们要能明确了解幸福原是一种迷妄，最后终归一场空，如此来观察人生万事，才能分明。其中道理存在于事务最深的本质中，大部分人的生命所以悲惨而短暂，即是因为不知此理。人生所呈现的就是或大或小从无间断的欺瞒，一个愿望遥遥向我们招手，我们便楔而不舍地追求或等待，但在获得之后，立刻又被夺去。“距离”这一魔术，正如天国所显示的一般，实是一种错觉，我们被它欺骗后便告消失。
因此，所谓幸福，通常不是在未来，便是业已过去，而“现在”，就像是和风吹拂阳光普照的平原上的一片小黑云，它的前后左右都是光辉灿烂，唯独这片云中是一团阴影。所以，“现在”通常是不满，“未来”是未可预卜，“过去”则已无可挽回。人生之中的每时、每日、每周、每年、都是或大或小形形色色的灾难，他的希望常遭悻逆，他的计划时遇顿挫，这样的人生，分明已树起使人憎厌的标记，为何大家竟未把这些事情看透，而认定人生是值得感谢和快乐、人类是幸福的存在呢？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我们应从人生的普通状态——连续的迷妄和觉醒的交迭——而产生一种信念：没有任何事物值得我们奋斗、努力和争取，一切的财宝都是虚无，这个世界终必归于破灭，而人生乃是一宗得不偿失的交易。
个体中的智慧如何能够知悉和理解意志所有的客体都是空虚的？答案首先在于时间。由于时间的形式，呈现出事物的变易无常，而显出它们的空虚。换言之，就是由于“时间”的形式，把一切的享乐或欢喜在我们手中归于空无后，使我们惊讶地寻找它到底遁归何处。所以说，空虚，实是时间之流中唯一的客观存在，它的事物的本质中与时间相配合，而表现于其中。唯其如此，所以时间是我们一切直观先天的必然形式，一切的物质以及我们本身都非在这里表现不可。因之，我们的生命就像是金钱的支付，受款之余，还得交出一张收据。就这样，一天天受领着金钱，开出的收据就是死亡。由于时间中所表现的一切生物的毁灭，因而使我们了解到那是自然对于它们的价值的宣告。
如此，一切生命必然匆匆走向老迈和死亡，这是自然对于求生意志的努力终必归于乌有的宣告：“你们的欲求，就是以如此作终结。再企盼更好的东西吧！”——它是在对生命提出如下的教训：我们都是受到愿望之对象的欺蒙，它们通常先是动荡不定，然后趋于破灭，最后，连它的立脚点也被摧毁无余，所以，它带给我们的痛苦远多于欢乐。同时，由于生命本身的毁灭，也将使人获得一个结论：一切的努力和欲望，皆为迷误。
我们只有对痛苦、忧虑、恐惧，才有所感觉，反之，当你平安无事、无病无灾时，则毫无所觉。我们对于愿望的感觉，就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一般的迫切，但愿望获满足后，则又像吞下一片食物的一瞬间一样，仿佛知觉已停止。
当我们没有享受或欢乐时，我们总是经常痛苦地想念它。同时在痛苦持续一段长时间、实际已经消失，而我们不能直接感触到它后，我们却仍是故意借反省去回忆它。这就是因为唯有痛苦和缺乏才有积极性的感觉，因为它们都能自动呈现。反之，幸福不过是消极的东西。例如，健康、青春和自由可说是人生的三大财宝，但当我们拥有它时，却毫无所觉，一旦丧失后，才意识到它们的可贵，其中道理正是在此，因为它们是消极性的东西。
总之，我们都是在不幸的日子降临，取代往日的生活后，才体会到过去的幸福。——享乐愈增，相对的对它的感受性就愈减低，积久成习后，更不觉自己身在福中。反之，却相对增加了对痛苦的感受性。因为原有的习惯一消失，特别容易感到痛苦。如此，所拥有的愈多，愈增加对痛苦的感受力。当我们快乐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当处在痛苦时，则觉度日如年，这也正可证明能使我们感觉它存在的积极性东西，是痛苦而非享乐。同理当我们百无聊赖时，才会意识到时间，趣味盎然时则否。
以上种种事实都可以见出：我们生存的所谓幸福，是指一般我们所未感觉到的事情：最不能感觉到的事情，也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最令人雀跃的大喜悦，通常接续在饱尝最大的痛苦之后。相反的，若“满足”的时间持续太长，所带来的却是如何排遣、或如何满足其他虚荣心等类的问题。所以，诗人不得不让他们笔下的主角先安排个痛苦不安的境遇，然后再使它们从困境摆脱出来。
确信人生是值得感谢的财富的人，不妨心平气和地试把人类一生中所能享受的快乐总和，与人们一生中所遭遇到的烦恼总和，比较一下，我想便不难算出其中的比重若何。我们不必争论世上善与恶何者较多之类的问题。恶，既是存在的事实，论争已属多余，因为不管善、恶是同时存在，抑或善在恶之后存在，既然我们无法将恶祛除净尽，我们也就只好默认事实。所以，佩脱拉克说道：“一千个享乐，也抵不得一个苦恼。”
总之，纵使有一千个人生活在幸福和欢乐之中，但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免于不安和老死的折磨，我们就不能否认痛苦的存在。同理，即使世界上的恶减少到实际的百分之一，但只要它表现出来，就足以构成一个真理的基础。这个真理虽带着几分间接性，但却有种种的表达方式，例如，“世界的存在并非可喜、毋宁是可悲的”，“不存在胜于存在”。
如果正如斯宾诺莎或他今天的信徒所说：“世界和人生都有它们各自的目的，所以不须在理论上辩护，不必在实践上补偿和改良。它们是生命的原因，是神所显现的唯一存在；或者说，是神为了看到自己的反影，故意让他那样的发展，因此，其存在不必以理由来辩护，也不必借结果而解放”的话，人生的苦恼和劳苦，就毋须由享受和幸福来加以补偿了——果如上述，则我现在的痛苦填满“现在”的时间，同理，本来的喜悦也填满“本来”的时间，因为前者不能由后者加以消除，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态。完全的苦恼是不存在的，死亡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死亡对于我们应该不是值得恐惧的事情。也许唯有抱持这种看法，人生才有它的报偿吧！
但是，正如地狱的周遭都带着硫磺味道一般，我们周围亦显示着要我们“最好不存在”的迹象，试看：一切事情通常皆不完整、而令人迷惑，愉快的事情总掺杂着不愉快，享乐通常不过只占一半，满足反而形成一种妨碍，安心伴随着新的重荷。对于每天每小时所发生的困难，虽有方策，但它却坐视不救，眼睁睁看着我们所攀登的楼梯，在脚底下一阶一阶拆毁，不仅如此，还有大小不等、形色不一的不幸在前面等着我们。
一言以蔽之，我们就像盲目预言家费诺斯一样。因哈皮怪兽把他所有的食都弄污了，已经无物可吃。对此，有两种手段可以试用，第一是利用才智、谨慎和谋略，但它的功效非常有限，往往只有自取其辱。第二是要有斯多噶派的恬淡，彻悟万事，对任何事都加轻视，借以缴除“不幸”所赖以为祸的武器：从力行实践方面而言，就是要有犬儒学派者的达观，干脆放弃一切的手段和助力，有如秋奥真尼斯一般，把自己当作犬。
事实上，人类是应该悲惨的，因为人类所遭遇的灾祸的最大根源，乃在人类本身，“人便是吃人的狼。”若能正视这最后的事实，那么这个世界看起来即是地狱，比之但丁所描写的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相互间都成了恶魔。其中一人取得头目资格，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然后使数十万人相互敌对，并且对众人呐喊：“你们的命运就是苦恼和死亡。来吧！大家用枪炮互相攻打吧！”于是众人也就顺势糊里糊涂地拼起命来。
总之，综观人类的行为，大抵不外不公正、极端的不公平、冷酷、甚至残忍，纵有与之相反的例外，也仅是偶然发生而已。基于此，才有国家和立法的需要。但一旦法律有所不及，人们立刻又表现出人类特有的对同类的残忍性。人类之间究竟如何互相对待？我们只要看着黑人奴隶买卖的情形，便可了然；它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砂糖和咖啡。但他们原可不必这样做的。这实在是出于人类不能满足的自私心，偶尔亦有基于恶意的。再看看，有的人从5岁时就开始进入纺织工厂或其他工厂，最初工作10小时，其次12小时，最后增至14小时，每天做着相同的机械性劳动。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只为了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却是数百万人共同的命运，而其他数百万人的命运也莫不如此。
除此而外，一些极为微小的偶然亦可使我们导致不幸。世界上没有所谓完全幸福的人，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当他在酣睡时，而不幸的人最不幸的时候，就是他觉醒的瞬间。——实际上许多不幸都是间接的，人们之所以经常感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任何人心底都有强烈的嫉妒心，不管处在何种生活状态，只要看到别人胜过自己——不管哪一方面，即足以造成嫉妒的动机，并且无法平息。人类因为感到自己的不幸，所以，无法容忍别人的幸福。相反的，当他感到幸福时——即使只有短暂的一刹那，立刻洋洋自得起来，恨不得向周围的人夸耀：“但愿我的喜悦，能成为全世界人的幸福。”
如果能明白显示人生本身就是贵重财富的话，那么对死和死亡的恐惧守卫者，就不该设置在它的出口。反之，若说死亡真如想象中那般可怕的话，又有谁愿意逗留在这样的人生中呢？——还有，若人生纯粹是欢乐美好的话，当想到“死亡”时，又是何种滋味？恐怕也将无法忍受吧！话虽如此，以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点，也有好的一面，在苦恼的人生中，由于有死亡，可以得到一种慰藉。其实，苦恼和死亡是联结在一起的。它们制造了一条迷路；虽然人们希望离开它，但却相当困难。
从实践方面而言，如果说世界并不宜于存在，在道理上也应该可以站得住脚。因为存在的本身已显示得很清楚，或者从存在的目的，也可以观察出来，当不致使人对它有所惊讶或怀疑，至少毋须多加说明。但事实并不如此，世界原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不论任何完整的哲学，也有无法触及的一面，它仿佛象不能溶解的沉淀物，又如两个不合理数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除世界之外再无任何东西，不是更好么？”它（指世界）也没办法替我们解释，我们亦无法从这里发现其存在的理由或终局的原因，亦即它本身不能表示它是否为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的命题。
世界存在的理由并没有明显的根据。只是由物自体盲目的求生意志以现象的形式，来表示“为什么”，而不受根本原理的支配。这和世界的性质是相一致的，因为安排我们活动的，是肉眼所看不到的意志，如果眼睛能够看到这种意志，它应该马上能估计这种事业的得不偿失，能知道：在不绝的忧虑、不安和穷困之中，即使我们付出全力，努力奋斗，任何个体的生命也无法兔除破灭的厄运，所能得到的生存只是一时性的，到最后仍难免在我们手中归于乌有，得不到任何报偿。所以，尽管世界充满悲惨是昭然若揭的事，一般人仍打着乐天主义的旗号；在这种场合中，生命被称为一种赠物。但是我们若能预先详细调查这个赠物的话，很明显的，任何人都将谢绝接受它。
与其说人类的生存是一种赠物，莫若说是一种负债契约，负债的原因是由于生存的实际要求、恼人的愿望及无限的穷困。通常，我们一生之间都是耗费在这种负债的支付上。但，也仅仅勉为其难的才把利息偿还。至于本金，只有由死亡来偿付了。而然，这种负债契约是在何时订定的呢？——是在生殖之时。
因而，我们一定要把人类的生存当做是一种惩罚、一种赎罪的行为，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地观察世相。人间“堕落”的神话虽然只不过是个比喻，但也具有形而上的真理我们的生存类似一种过失的结果，一种宜受惩罚的情欲的结果。新约圣经的基督教最聪明之处，即在直接地和这个神话相结合，而其伦理精神则和婆罗门教或佛教相同。至于其他方面测又与乐天的旧约圣经毫无关系。实际上，若不如此，它与犹太教即无任何关联了。
如果有人想要测量一下我们的生存本身的负罪程度，不妨看看与它联结在一起的苦恼。不论精神上或肉体上的巨大苦恼，都可明显的表示出我们的所值究竟多少。换言之，如果我们的价值不如苦恼的话，苦恼当不会到来。基督教对我们的生存亦持这样的看法。“我们的肉体、境遇及一切皆被恶魔所征服，这个世界中不过是些外邦人，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神是恶魔。因此，我们所吃的面包，我们所喝的饮料，我们所穿的衣物，甚至连空气等一切供养我们身体的东西，都要受其支配。”“现在”即是罪恶的场所；换言之，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就像地狱一般。即使你想否定这件事，其实你本身就经常经验到它。
再进一步说，这个世界就是烦恼痛苦的生物互相吞食以图苟延残喘的斗争场所，是数千种动物以及猛兽间的活坟墓，它们经由不断地残杀，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并且，它们感觉痛苦的能力是随着认识力而递增的，因此，到了人类，这种痛苦便达到最高峰；智慧愈增，痛苦愈甚。
在这样的世界中，竟然有人迎合乐天主义的说法，来向我们证明是“可能有的世界中之最佳者”，这种理由显然太贫弱了——不独如此，乐天主义者还叫我们张开眼睛看看世界：世界中有山、有谷、有河、有植物、有动物等，在美丽的阳光的照耀下，这一切不是很美很可爱吗？诚然，如若大略一瞥，情况的确如此，但仔细调查其中的内容，却不是那回事了。
接着，神学家又出来向我们赞美世界的巧妙组织。由于这种组织的精巧，星辰的运行永远不会相碰头，陆地和海洋不会错置相混，寒流不会滞留不去而使万物僵硬，酷暑不会长在而使万物烧灼，春夏秋冬四季的轮转，井然有序，而有各种作物的收成。、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仅是世界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已；如果它不要让我们像莱辛的孩子一般，降生后立刻离去的话。
这个世界的构造当然不至于拙劣到连基柱都会崩坏的程度。但我们试进一步再观察这个被赞美的作品的“成果”，在这坚固舞台上的演员，他们的痛苦是和感受性同时表现的，感受性发达后乃形成智慧，痛苦亦随之俱增，欲望亦与之共同发展，永无止境地繁衍着，高腾到提供人类生活的材料除悲剧和闹剧外，竟再也找不出其他东西了！
人类虽然具备所谓“悟性”和“理性”两种强力工具，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却都消耗在贫乏的挣扎中，经常站在破灭的边缘，痛苦地保持身体的平衡。可见，不论就全体的存续或个体的存续而言，上苍所赋予我们的条件都不完备。因此，个人的生命只有为生存而不断斗争；而且，破灭的危险还一步步向我们逼近。正因为这些危险成为事实的例子极多，所以，我们必须妥为照顾自己的幼儿，以免因个体的灭亡而引起种族的灭绝。对自然而言，真正重要的只有种族。因此，若世界仍宜于存在的话，恐怕没有比这更坏的世界了，其实例实在不胜枚举。曾经住在地球的任何动物化石，都可做为我们推算的蓝本，它们的存续已成明日黄花，这正可向我们提供：比“可能有的世界之最坏者”更坏的世界的有力明证。
……乐观主义其实就是世界真正的创造者——求生意志的自我陶醉在自己的作品中自我欣赏而得意忘形。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学说。因为乐观主义对人生的状态表示欢迎，并把幸福列为它的最高目的。基于此，每个人似乎都相信他有要求幸福的快乐的权利。但是，通常世上这些东西是不会赋给任何人的，因此人们转而认为自己碰上霉运，甚至还以为自己的生存目的有了错误。——实则，劳动、缺乏、穷困、苦恼以及最后的死亡等等，把它们当做人生目的，才是正当的。为什么呢？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把我们引导向求生意志的否定。
调节工作节奏
调整节奏和速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缓解持续性的紧张。专家们认为，在工作场所，情绪、气氛和环境因素的一成不变是不适当的。在一定环境中，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只有当人们在一起工作时感到愉快，才能取得积极的、满意的效果。相反紧张的、不愉快的情绪以能在工作或人际交往的行为中反映出来。对工作场所的不满意等消极的情绪，可以影响或融于一种气氛，这种气氛会使人们产生逃避的愿望，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恼人的气氛中。
在工作中，有害、消极的环境可以致使消极情绪在工作中泛滥。试想，你所看到的、接触的和听到的一切事情令人生厌，你就更能感到导致紧张情绪产生的环境力量。如果你置身于紧张的工作环境中，只要你留心，就会从同事们说话的语调中察觉到，紧张充满了工作场所，有时人们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如此强烈和多种多样。这时当你把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和心情上来时，你可以自问，你注意到任何紧张的征候吗？你的心情如何？你喜欢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觉吗？你将会感到放松和欣悦吗？你会感到愤怒吗？当你怀有这种心情时，你能与家庭愉快相处吗？
紧张的情绪来自于工作环境，反过来又影响环境。心情恶劣时很容易夸大紧张的程度。如果你的上级并不支持或欣赏你的工作热情和努力，如果他们总是下达错误的、不合适的决定而忽略你的一切反应，甚至也不注意你的成绩，那么你会怎样想呢？痛苦？愤怒？不错，对于有些人，愤怒是发泄压力的途径，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压力则导致了厌烦和麻木不仁。所有这些都是对工作状况不满的一种强烈的消极反应。
进一步说，如果上级不仅忽视你的工作成绩，甚至还寻找机会批评你，那么你的内心更增加了“被忽视”和紧张的感受。许多人会降低自尊心，产生愤怒或退缩的消极反应。
综上所述，种种反应体现了在工作中能引起的情绪障碍的范畴。任何紧张都给环境带来影响。一个气味相投、富有合作性的气氛，能缓解紧张并使工作具有吸引力和充满愉快。积极的环境使人产生愉快、和谐的感受，使人比较宽容。消极的环境使人感到周围充满敌意、怨恨、厌烦、痛苦或迟钝。对情绪健康的环境与一个消极的、破坏性的环境之间的差异进行探讨是很重要的，它将使你能够分析出，情绪变化与你产生紧张因素的关系。假如你想弄清紧张是如何从工作环境中产生的，那你就下列问题向自己提问，答案将有助于你揭示工作中的气氛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你和你的同事们都有工作欲望吗？人们在工作时常谈论下班吗？在工作中，人们出差错吗（较高的失误率是消极情绪的一种迹象，由于压力的影响，人们比平常更易犯错误）？你或你的同事频繁地更换工作吗（失业的高比率是紧张或其他消极影响的一个指标）？人们忧郁吗？你和你的同事们觉得不被赏识或受到轻视吗？你的思维常有反复性吗？
如果你不能确定怎样回答其中的某些问题，你可以去问你的同事们。如果对大多数问题回答“是”，那么就说明，你备受消极情绪影响之苦，说明在你的工作环境中，弥漫着消极气氛。假如你要缓解或解除紧张，就必须消除产生紧张的环境。
那么，为使这种气氛转变为充满积极和愉快内容的气氛，你能做些什么呢？答案是两个简单而又尖锐对立的原则。了解这两个原则，将为你在工作中初步改善情绪气氛提供必要的基础。
第一个原则是：表扬、友爱和赞扬、鼓励以及支持对人们具有极大的影响。人们乐意因为工作好而受到表扬，人们喜欢受到别人的注意、希望别人评价自己的优良品质。的确，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也倾向于对别人友好。如果我们尊重和欣赏自己，我们也就尊重和欣赏别人。这一点你可以用简单的自我提问来检验自己。当你工作得力，你是否喜欢被注意和被赞扬？如你回答“是”，那么你就清楚了第一原则的要点。
第二项原则是非常不同的：批评、轻视，傲慢、敌视、无礼等，这些消极情绪和行为对人们的消极影响是长久的，所产生的后果也是难以消除的。因为，当人们受到批评后，他们总怀疑自己的能力和自我价值。有时这种消极的自我认识，可以导致对环境的防御和敌视态度。举例说，一个常被上级批评的工作人员，她就会在所有寄出的公函中制造微妙的错误，以此报复上级对她的傲慢和轻视。这种报复不总是公开的，但这些行为却常对她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起反作用，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这两项原则为如何达到一个积极的、健康的工作气氛提供了基础。第一项原则的关键是你需要做的、需要创造的气氛。第二项原则是一种警告，告诫人们不应做的事情。批评和敌视是使人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欠佳的方法。创造出一个积极的气氛，能产生工作愿望，也可以防止严重的紧张反应。当周围的气氛和情绪是积极的和支持的，人们都比较容易克服紧张或从紧张中恢复。一个温暖而愉快的工作环境可以比较容易地克服紧张。很明显，这样一个支持性、放松的情绪气氛，确实能减少人们对少数紧张源的反应。当人们对自己或工作等感觉良好，即使他们面临一些较严重的困难时，他们也不可能发生惊恐反应。
积极的工作气氛尤如抵御紧张的防线。每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多种多样的工作需要——分配任务、时间和生产的进度表、商议期限等等。这些需要是各不相同的和非常特殊性的。一个紧张者的特殊需要可能是阅读。有时在紧张状态中，用一天或整天的时间阅读，有利于身体的恢复。但在其他时候，有时相同的环境可以产生出非常不同的结果。某种需要或责任感可以缓解那些无言或无意义的、小的或不会触发的紧张反应。所不同的是，身体反应是对许多因素综合的应付。在能对情绪环境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验。积极的、愉快的感情对同事们来说，确实能减少或消除称之为紧张的东西。
假如气氛是消极的，你能改变吧？回答的是“是”，那么某些特殊行为将得到增强，以致改变不同和消极因素及无意义的工作环境。情绪可概述为六个简要的目的，这些目的有助于说明，工作中必须实行简单易懂的通信或交往的规则。如果你要使工作气氛成为有助于工作进行的时候，就应遵循这六个规则。
第一，立即反馈。当你的感觉是积极的，那么朋友或同事就不得不分享你的感情。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真实信息。有些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某个信息具有最大限度的积极的效果，它就必须尽可能快速传递。如果一个称赞或肯定的意见被长时间耽搁，我们希望表扬的那个人就会在反馈到达之前就开始感到泄气和失望。这样一来，我们的表扬如同虚设，减少了积极效果。
几年来，我与一位研究人员共事，这位研究人员对助手们从不赏识，就我自己的分析考虑，我开始理解助手们的态度，并且把这事转告了其本人。他听后很吃惊，不知所措。他曾把自己看成是一位漠不关心他人的人，尽管如此，最后，他仍继续一如既往地工作和对待他的助手们。
最终，他的助手鼓足勇气向他述说了他们的不满。他们十分明确地指出，他常常习惯性地忽视在他们完成工作之后发些合乎时宜的赞叹或放几天甚至几周假作为酬谢。如果他们的这位领导有这种不赏识他人或不合时宜的行为的话，他的助手们就把他看成是奇怪而带敌意的人。
遗憾的是，他并未时刻准备接受这种批评指正，尽管批评是不带任何敌意、直接了当地提出来的。他仍一如既往，对于助手们希望关于工作问题的要求能直接、迅速回答的请求也是拖拖沓沓。此事的最终结果是：助手们在与他的接触失败后几个月，他的所有助手都集体辞职了——一个愚笨的思想交流者为代价的生动证明。
正如这一例子所举的这位研究人员，他忽视了工作中最简单的交流感情的迹象及其结果；如果在工作中你想促使感情（情绪）上升至最高点的话，那么你必须做这位研究员曾拒绝做的事；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你对某人积极的事情肯定，就尽早地作出反应。切记，积极肯定的立即反应，将会产生最佳的效果。
第二，反馈具体而详细。当你对他人的所作所为已感到快乐时，如果此事是涉及一种特殊的行为和工作的话，那么你的赞扬极有可能为他人所接受，为他人所欣赏。例如：“你给我的那篇报道，的确编写得不错”。这就比“你确实是位优秀者”这句恭敬话更有效。明确表达你的意思，会使对方更乐于去做你所欣赏的工作。一个了解你欣赏汇报书简明结构的雇员。在今后的派遣工作中，也极有可能强调这一特点。如果你用不明确、不具体的赞赏夸奖工人说：“你干得真棒！”工人对此不知所云，并不知道自己哪一件事干得“棒”。应当说，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具体的。对你喜欢或不喜欢的事愈加详尽的描述，对于他人来说就愈容易弄清你的希望所在。清晰、准确的回答，对他人的工作是一重要的引导。
有一个相反的例子：一个赞扬自己秘书的老板嘟嚷着：“你干了件大好事儿。午后见！”当他消失在门后，这位秘书站在原地琢磨老板的话是什么意思，是指某天一早写那两封短信吗？还是指短信中关于某天的会议重新有所安排？也许是指他期望下周的飞机票获得一事？没有从老板口中获得更加明确的答复，秘书无法得知老板心中所想的“好事”是什么。结果是，一个真诚的赞扬没达到预期效果。秘书非但没感到高兴，反倒使自己感到迷惑不解。如果老板的赞扬明确具体，详细指明了他自己所喜欢的事，那么模棱两可的感觉就会避免，同时被老板引为“骄傲”的事也同样会在秘书心中引起愉快的共鸣。
第三，使发出的信息尽量与你的感情相符。增强感情气氛的有效做法：称赞必须是真诚的。不诚心的、虚伪的称赞常常产生相反的效果。唯有真诚、坦率的肯定才能真正使对方对自己感到满意。
当我们开口谈话，倾听者就竭力抓住我们谈话的整个内容以及褒贬措词的意思。如果我们希望谈话内容得到对方的尊重和采纳，那么谈话内容和措词就应当是适当的。也就是说，措词与内容相吻合。假如我以粗扩和讽刺的口气对别人谈话，却充满恭维过奖之辞，这就会深深地伤害对方。实际上，当谈话者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倾听者则胡乱猜测对方的意思，并根据自己的感觉去理解和判断。
例如，一个经理夸奖工作人员所做的一切好事，然而他的语调和手势却表达了相反的意思。因为他一面谈论一个特别部门的优异工作，而他的假发却一面乱动乱摆，似乎是在否定什么。这种矛盾的表达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妨碍了信息交流并造成许多误会。另外，措词与语意之间的矛盾易导致别人的不信任。
这一规则的关键在于不说违心话。假意赞许效果是极消极的，会破坏人们相互的信任感，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如果你并不想称赞别人，就应当避免用伪虚的褒义词来掩饰自己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美言不如缄口更显得有诚意。
第四，鼓励对方完整表达意思。我们反对虚伪的感情。假如你并不愿对别人大加赞赏，那么保持沉默就比违心的赞扬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感情不诚实，也不意味着对有过失的一方不可以批评。但批评从来不是改变他人行动的最好办法。如果你去强调他人积极的一面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而且，详尽地数落别人的失败或不好的表现是无意义的。毫无疑问，犯了错误就必须承认，但真正纠正错误、改正错误，只有当人们被鼓励着去继续干或不断发展自己积极工作一面的时候才会出现。导致这种现象的总的原因在于——积极肯定的反应被视为奖励并且是促进积极行为的因素。另一个原因是肯定的评语能使人感觉到自己更有能力，从而产生继续干好的决心和信心。适当的赞扬增强了人们的自尊心并且帮助我们竭力表现出最大能力。相反地，批评容易使被批评者感到难堪、削弱被批评者的自尊心。有的研究表明批评过多与工作人员失职率成正比。挨批评多的人在工作中失误率也高。如果你希望制造一种积极的感情气氛，那么就要注意和他人建立相互支持的交往关系，强调积极的能导致成功的因素，并及时用准确的语言进行赞扬。
第五，欲获他人支持首先以身作则。这一规则的要点在于承认这一观念。假如我们受到轻视、侮辱和指责，我们就会产生沮丧心理，就会以为自己因不胜任本职工作而要面临失业。
在工作中促进积极感情气氛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如你期望得到下属和同事的支持，首先要做出表率。去发现他们的优点并且明确地告诉他们所欣赏之处。这不意味着你总是附和他们，而是说明你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尊重他们。只有当大家感到有一分相互支持的力量时，他们才是在体验一种同舟共济的感情，这种价值既能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能产生轻松、和谐的感情。
第六，察觉他人积极因素、发现自身动力。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如果你对自己厌弃，也就难以使他人感觉愉快。与自己过不去的人一般易于刁难他人，易于产生敌视态度，待人妄自尊大，而自己情绪却常常消极低落。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则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功。并且更容易发现、肯定他人身上的优点和才能。与其说，工作中积极的感情气氛的增长在于你自己，不如说热爱自己、尊重自己才是改变他人行为的首要一步。
这些观点转变成行为，一旦你干了件出色的工作，就是充分肯定自己。当你出色地完成项工作，就对自己说一些积极鼓励的话并注意自己的心理感觉。在本周来，再看看自己是否比从前更经常地发现自身的能力。假如你成功了。那么不妨照样继续这样一个月，保持自我发现。在一个月后，读读自己的日记并回答下列问题：
在这点上，对自我持肯定的还是否定态度？
既然我承认自己良好的行为，工作是否轻而易举呢？
当我承认自身能力时，我感觉更有竞争能力了吗？
当我自我欣赏时，我还有更多的精力和热情存在吗？
当我感到自身的能力时，我是否更易发现他人身上的才能和他人的优异工作？
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后，你对自身的积极成果和积极行为有了正确的认识。假如你属于那类总是唠叨缺点的人，做起这些事来就很困难。有的人看来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十分着急，一旦他们受挫折，他们就很难看到自身积极行为的一方面。只要他们力争不断地告诉自己具体的成功实例，就可打破恶性循环。
除了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积极行为以外，还有一种摆脱沉重的消极循环的最佳方法，就是再次分析缺点、错误的含义。当他们做错了事总是自暴自弃，但在这之中常常暗存一种抱怨以及对一种完美的结局的期望。假如我们在心里想象我们必须成功，那么我们会竭力去想最坏的可能，或是陷入自我悲哀之中。假如你能在犯错误的情形下放弃过多的自我责备和自我惩罚，那么通过分析犯错误因素则可重新振作起来。
这一做法的关键在于弄懂某种事物的多种关系。你不可能成为唯一“正确”的人。实际上，“正确”的东西总是相对的，有时是自我断定的。不妨做做如下实验，取一个硬币，竖着立在地上。有两个从不同方向看硬币，一人从垂直角度向下看，一人从水平角度看，然后，让两人分别描述自己看到的东西。一人看到一条线，一人看到是圆形。谁正确呢？双方都描述了客观现实，但都不全面。
即使两个人在观察同一硬币时能得出完全不相同的结论，那么什么才叫犯错误呢？一般说，犯错误是指你做了违心的事或他人不愿意你做的事，也就是说，犯错误就是给出一个不正确或不希望出现的回答。人们往往都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基于你自己对过失的认识，就有可能避免恶劣的消极循环。你所需要做的就是以新方法反省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把过失看成是绝对的失败或缺乏能力的象征。要不断思索，失败只是增加了了解自己的时机，要了解出现失败的内部因素。
例如，设想你意识到自己心理正在摇摆不定，就像是你完成了一件特殊任务，然而你眼下的工作却出了差错。你不应责怪自己或是竭力强迫自己小心操作，你应该认识到你的过失是自己造成的，因而自己也能补救，由于你发现了错误，就应把注意力转移到可能导致过失的因素上。这就能找到紧张情绪的根源。你太累了吗？在你工作环境中因哪种因素妨碍了你的工作气氛而感到不满？在犯错误背后是否存在心理因素？你与同行和老板之间、工友之间存在冲突吗？家庭困难是否影响你去完成任务？
把纠正错误看成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机会。能帮助自己更现实地对待生活中的难题。不仅如此，还有别的有利方面。对自己以及自己的言行要光明磊落，心胸坦荡，这会使你自己更易接近他人。你会发现自己的反应是及时的、正确的，并且他与你自己本身的意愿内容一致。你也会发现你更有可能鼓励、支持他人。这样做的结果是你将在积极工作气氛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这种积极的工作环境将使你自己以及你的同伴减少甚至完全避免紧张的产生。
自尊才能自立
假如有一种更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又怎样才能使这种对整个有机体的研究更进一步呢？很显然，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取决于分析资料的结构性质，而我们必须问的是：人格的组织结构是如何构成的？作为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必须先分析一下症候群概念。
为了描述自尊和各种相互关联的特征的方便，我们借用症候群这一医学术语。它被用来指一种多种症状的复合体，这些症状往往同时在一起出现，因而给予一个统一的名称。由于这一层含义，这一术语既有长处也有短处。
首先，它通常带有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与正常的含义。我们将不把它用在任何此类的特别意义上，宁可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概念，这一概念仅仅与某种结构有关，而并不涉及这一结构的“价值”内涵。
其次，在医学上，它常被用在一种纯粹相加的意义上，作为一系列症状，而不是有机、有结构、相互依赖的一组症状。我们自然将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最后，在医学上，它是以一种因果关系为背景的。据设想，任何一种多症状的症候群都有一个假定的、单一的原因。
例如，一旦发现了肺结核中的微生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研究者们便会感到满足并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样做，他们忽略了许多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可以举几例这类问题，
第一，结核杆菌无所不在，但肺结核却并未因此而更为常见；
第二，症候群中的许多症状常常并不出现；
第三，这些症状的交替出现；
最后在个别人身上这种疾病无法解释，不可预测的倾向或严重，等等。
总之，我们应该研究与肺结核发病有关的一切因素，而不仅仅研究最明显或最为强大的某一个别因素。
我们对一种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义如下：它是显然不同的各种特征（行为、思想、行动的冲动、感觉等）的有结构、有组织的复合体。但在有效而仔细的研究下，这些特征便会发觉它们具有共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可被分别称为相类似的动力意义、表现、“韵味”、功能或目的。
既然这些特征具有同一的来源、功能或目的，它们便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彼此同义的概念（指的都是“同一件事”）。例如：一个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个孩子的遗尿症可以是发源于同一情况，如遗弃；也可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尝试，如得到母亲的关注或爱。
这样，尽管它们在行为上大不相同，在动力学意义上却是一致的，可以从目标的行为区别和动力性类似这些主要方面来界定互换性，也可以从或然性这一方面来对它进行界定。在一个个别例子中，如果症状甲和乙有在症候群症中被发现或不被发现的同样或然性，它们就可以被说成是有互换性的。
在一个症候群中，我们会有一组在行为上似乎并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称的感情或行为，但事实上这些感情或行为却互相交错、纠缠、依赖，可以称它们为动力学意义上的同义词。因此，我们既可以在它们作为部分或特征来研究它们的多样化，也可以在它们作为整体或统一体来研究。在这里，语言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称呼这一寓于多样性的统一体呢？有各种可能的不同的说法。
我们可以采用“心理的韵味”这一概念，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一份菜由各种不同的成份所构成，但却有它自己的特色，如一碗汤、一碟肉丁烤菜、一盘炖肉等。在一盘炖肉中，我们用了许许多多原料，调制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它的风味弥漫在炖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说是同单独的原料无关。
或者，如果我们举一个人的容貌为例，我们马上就会发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奇形怪状的鼻子、一双小眼、一对太大的耳，但却仍十分英俊。说一句时髦的俏皮话，就是“他生就一张丑脸，不过丑脸在他脖子上显得很漂亮”。这里我们同样既可以考虑逐个分离元素的独立部分，也可以考虑虽由部分构成，但却有一种“韵味”的整体，这种味不同于由单个部分所带给整体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义是：它是由多种多样的特性组成的，但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韵味。
我们还能依据心理含意的概念对定义问题做出第二种研究，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的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带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就是说这些含义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受厌恶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作是包含在这一更大范围、更广的概念之内。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可换性、韵味、含义这些概念尽管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但却有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具体困难，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措词。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采用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等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能得到解决。不过，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现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
从机能心理学的观点考虑，统一的有机体总是面临着某种难题，总是试图以有机体的性质、文化和外界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解答这些难题。于是，机能心理学家们是依据有机体在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中进行解答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格组织。
也就是说，人格的组织结构要依据它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它如何对待这些问题来理解。大部分有机行为肯定是针对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
在讨论人格症候群时，如果某两种特殊的行为对某一个难题有着同样的应答宗旨。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就同一件事和同样的某些事，我们就应该将它们说成是同属于一个症候群。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自尊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于获得、丧失、保持、捍卫自尊的问题所作的有机解答；同样，也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争取、丧失、保持他人的爱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我们在此并没有最终的简单答案。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明：首先，如果用动力学的方法来分析一个单独行为，通常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应对目标。其次，有机体对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解答。
我们还可以附加说明一点：除性格表现方面的事实以外，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当作所有症候群的主要特征。
我们不可能讨论一个有机组织在有机世界中的目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对这一事实进行过大量的论证，在观察到的、已知的、被考虑过的资料中，组织结构无所不在。就我们采用这个词所内涵的意义来说，这些资料当然不可能都说成具有应对目标。
我们对症候群的定义和韦特海默、克勒、考夫卡等提出的关于格式塔所提供的各种定义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我们的定义中，艾伦费尔斯的两项标准并行不悖的。
艾伦费尔斯给一个有机精神现象所下的第一个标准是：分别提供给一些人的单个刺激因素，如一支乐曲的单个音符，缺乏一个被赋予刺激因素的有机整体，不如整支乐曲的人所可以体验到的一些东西。换句话说，整体不同于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的部分相加之和。
但是，症候群究竟是不是它的各部分被整体地理解为相加之和，这一说法尚处在怀疑阶段。部分通过分解只能加成一个加法和，然而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加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这一说法中的各个术语都得到了明确界定的话。
但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在我们的症候群定义中，作为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含义，韵味，或宗旨）能够在它的任何部分中看到，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地研究，而是整体地理解，则可以通过它的任何一个部分来观察这一品质本身。
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陈述，可以预料它会遇到实验上的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理解整体而理解作为整体的一个特殊行为，才能发现这一特殊行为的韵味或宗旨。然而，这一规律有足够的例外能使我们相信，宗旨或韵味不光是整体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
例如，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单个部分来推断、演绎某个整体。比如，我们只需要听一个人笑一次，便几乎可以肯定他觉得有什么事靠不住；再者，我们能从一个妇女对衣服的选择，就可以知道她的一般自尊心的许多特征，大体上当然也得承认，这样一个从部分得来的判断通常不如从一个整体得来的判断概念充分。
艾伦费尔斯的第二个准则是整体内部各种元素可以互换。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支乐曲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调子演奏，它的单个音符在两种情况下各不相同，这支乐曲也仍然保留着它的同一性。这类似于一个症候群内各种成份的可换性。有同样宗旨的元素是可以互换，或者在动力学意义上彼此都是同义的；在一支乐曲中起着同样作用的不同音符也是如此。
总体上来看，格式塔心理学家大多都同意韦特海默最初的定义，即只有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证明的相互依赖关系，整体才有意义。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这一说法尽管非常确切并常常可以证明，但作为一个有效的实验室概念却用途不大，而且常常被一个不同传统的心理学家们认为是过于含糊；因为即使整体的存在已被证实，对它的定义与特质说明还依旧是一个难题。
很明显，我们还不能认为对一个格式塔的肯定性定义的问题还不能彻底解决，除非我们不要求这一定义是可行的、具体的、启发的以及强迫属于不同传统的心理学家们（坚持原子论者，坚持机械世界观者）接受它。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一困难，但我只想讨论其中的一个，即对曾经用过的论据的选择。
格式塔心理学家主要是研究现象世界的组织结构，研究主要是机体外的物质“场”。应该指出，他们往往否认这一断言。但是，正是机体本身才有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内部的相互联系，像哥尔德斯坦所充分证明的那样。
要探求组织结构法则的证明，机体似乎是最理想的研究对象。从这样一种论据选择，可以得到的另一优势在于动机、意图、意向、表现和方向的基本现象，在机体中都能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依据应对意向给症候群下定义立即创造出一种前景，能把那些相互隔离的各种理论统一起来，包括机能论、格式塔心理学、意向论（不是哲学目的论）、心理分析家和阿德勒学派所提倡的心理动力学以及哥尔德斯坦的机体整体论。
那就是说，正确定义的症候群概念能够成为统一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后者我们曾称之为整体动力观，并用它和广义原子观进行比照。格式塔概念也能成为这种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只要它能像我们所指出的加以扩充，只要它更着重研究人的机体和它的内在动机。
两个在行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于有同一的意向，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现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预测。
一个症候群的各部分是可以互换的，或在动力学的意义上是相等的，这意思是说，两个在行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于有同一的意向，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现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预测。
在一个歇斯底里的患者身上，病症从这个意义上讲显然是可以互换的。在传统的病例中，一条麻痹的腿可以被催眠术或其他暗示疗法所“治愈”；但后来却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其他症状所代替——或许是一只麻痹的手臂。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全部著述中，也可以遇到许多对等的症状。例如，对一匹马的恐惧可能意味着或代替着压抑下的对父亲的恐惧。
对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来说，在表现同一件事，即安全感这一意义上的所有行为表现都是可以互换的。
在前面所提到的安全型激进主义的例子中，帮助人类的一般愿望最终既可能导向激进主义，也可能导向慈善或对邻居的仁慈或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
在一个待测的病例中，如果只知道被测者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肯定无疑地预言，他会有某些仁慈或社会公益心的表现，但却无法确切地预测表现情况或表现方式。这种对等的症状和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具有互换性的。
长期保持愉快的心理
积极的情绪可以表现为神情愉快、坦然从容、满足，也可由怜悯、同情、博爱引起。
对于嬉戏、高兴、玩耍、游戏、消遣没有充分的理解。
狂喜、鼓舞、热情、振奋、快乐、异常欢欣、幸福、神秘体验、政治和宗教上的皈依体验，情欲高潮所产生的情绪。
心理病态者与心理健康者之间的区别在斗争、冲突、焦虑、内疚、挫折中得到充足的体现。在开朗者身上，这些情绪才能够是好的影响。
对于情绪的组织性的和其他好的、适意的作用的研究比对其瓦解性作用的研究少。在什么情况下，情绪与知觉、学习、思想等的功效的增加有关系？
认识的情绪方面，比如，顿悟使人情绪激昂，了解使人沉着，对于恶劣行为的深刻理解产生接受和宽恕。
爱情和友谊的感情方面，它们带来的满足和快乐。
健康者的认知、意动以及情感之间是相互配合的，绝不是对抗性或相互排斥的，对此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找出基本的机制排列。比如，健康人的下丘脑和大脑之间的联系与众不同吗？我们必须了解，如：意动和情感的动员怎样帮助认识，认识与意动的合作支持怎样影响情感，等等。应该把心理生活的这三方面放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来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它们。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心理学家把吃、喝、抽烟等感官满足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把鉴赏力放在次要位置上。
建设尤赛琴的背后是什么冲动？什么是希望？人们为什么编造、设计、创造关于天堂、健康生活和更好的社会的想象？
景仰意味着什么？敬畏和惊异又各代表了什么？
如何使对灵感的研究更进一步，又怎样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为着更好的目标奋斗？等等。
为什么欢乐比痛苦消逝得更快？如何使欢乐、满足、幸福感常新？我们能否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不会对它们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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