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平常心看不平常事

    中庸既承认事物是阴阳而成，同时又超越阴阳，永远站立在一个更高的高度看待事物，因此中庸既是一个普遍法则，又是一个认识事物的方法。

    ——雷原（北京大学博士后、孔子研究学者）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毛泽东曾说过：“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那些深谙中庸之道的人都熟悉它的重要性。正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在为人处世上，中庸思想的实用性一直贯穿古今。或许有人会说：“我就不信这个，我有自己的原则。”没错，你可以不赞同甚至批判这种思想，但你却逃离不了这种思想浸染的环境。我们常说，对人要一视同仁，不嫌贫爱富，不势利偏见，这就是“中”；坚持原则，公道自在人心，这就是“庸”。对自己来说，做事能够不偏不倚，就是“中”，保持一颗平常心就是“庸”。套用一句诗，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中庸，我们早已身在中庸里。

    当今之世，人们在物质的侵蚀下，在多重价值观的影响下，很容易迷失自我，离“中庸”越来越远，以致常常心理失衡，痛苦绝望。所以，学习中庸，首先在于保持一颗平常心，把心摆正。若能以平常心看不平常事，则世间便无不平常事，有的只是智慧和胸襟。

    中庸是一种隐忍。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人间事多不平，只有忍耐才能有大成。宋代理学家朱熹给《中庸》做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就是不偏激，不走极端，不过头，做什么事都要有个‘度’，把握好分寸。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人与人相处过程中，但凡事情处理得稍有不当，往往会招致很多麻烦，轻则导致工作生活不愉快，重则影响事业成败、家庭幸福。因此，无论做人做事，关键在于把握好“度”的问题。

    多年来，中庸一直被人误解，认为中庸就是逃避、退让。其实，中庸不是低人一等，不是一味地忍让，也不是与世无争；而是一种超越别人的智慧，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攻伐之术，是一种不争而获的谋略。中庸不是随大流，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是圆滑老练；而是一种均衡之术，是一种不保守不偏激的态度，是一种以和为贵的生存智慧。

    三国时期的著名谋士贾诩，据说是个比诸葛亮还聪明的人，他一生做过很多聪明事，投降曹操后，他一直低调做人，中庸做事，作为从敌人阵营里投降过来的人，贾诩不仅始终生活得很滋润，也是曹操所有谋士里结局最好的一位。贾诩凭什么？无他，中庸而已。

    稍后的范通也深谙中庸之道。三国末期，王濬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结束了三国分裂的混乱局面，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从整个中国历史上说，王濬的功勋也不可埋没。谁料想王濬克敌制胜之日，竟是受谗遭诬之时，安东将军王浑以王濬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他交司法部门论罪，接着又污蔑王濬攻入建康后，曾大量抢劫吴宫的珍宝，据为己有。这不能不令功勋卓着的王濬感到畏惧。当然，王濬的气愤更多于畏惧，他想不通，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大臣压制，一再被弹劾，这是何道理？因此愤愤不平的他每次晋见皇帝，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那些所谓的“不听指挥”和“抢劫”都是冤枉！有几次，他越说越激动，竟然不向皇帝辞别便回了家。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足下的功劳可谓大了，可惜足下说话办事失度，未能做到尽善尽美！”王濬眼一瞪，问：“这话什么意思？”范通推心置腹地说：“当足下凯旋归来之日，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从今天起你就说：‘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这样，王浑能不惭愧吗？”王濬按照他的话去做了，谗言果然不止自息。

    范通的建议就是典型的中庸之道，他要王濬收敛自己的锋芒，避免因功高震主而受到打击，用现在的流行话说就是“做人要低调”。低调做人，中庸做事，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融入人群，与人们和谐相处；也可以使人在暗中蓄积力量，然后悄然潜行，在不显山不露水中成就事业。反过来说，王濬的遭遇也适用于每一个人，你功劳再大，不懂中庸，也会处处碰壁，处处受阻。

    所以，为人处世必须中庸，人生旅途中困难太多，能方能圆、能进能退者，才能在克服自身障碍的同时，克服社会上的各种障碍，不断向前、向上，赢得真正意义上的好人生。

    2．假话少说，真话巧说

    中国人历来讲究语言的艺术，尽管有“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古训，但还是极大地发展了辩论的艺术。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如果不会说话，尽量少开口。

    ——叶文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美国伯克利大学教授）

    说话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张张嘴巴，而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古人有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语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般。一些讲话口无遮拦的人，说出的话就像伤人的利器，不但伤了别人，最终也难免伤害自己。所以，在说话之前一定要分清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谨开言，慢开口，以防祸从口出，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危害。

    俗话有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日常社交中，最忌口无遮拦。即使你不得不陈述厉害，为避祸免灾，也应刚柔并济，拐弯说话，免受陷害。

    春秋时期，陈惠公征调犯人兴建凌阳台，工程刚进行到一半，就有好几个人被处死了。一天，陈惠公又下令将三名负责监督工程的官员押进监狱，大臣们都不敢进言劝阻。正巧孔子来到陈国，见过陈惠公，便与他一起登上凌阳台眺望。孔子向陈惠公祝贺说：“凌阳台真雄伟啊！大王真贤德啊！自古以来，圣人修建楼台，哪有不杀一人就能建成的呢？”孔子点破却不说破，让陈惠公听了很是惭愧，很快命人释放了那三名官员。

    同一时期的晏子也善用类似的方法。有一次，齐国有个人得罪了齐景公，齐景公非常生气，命左右的人把他绑在大殿下，准备处以分尸的极刑，并且说谁敢劝阻，一律格杀勿论。众臣战战兢兢，人人明哲保身，唯有晏子走过来，他左手抓住犯人的脑袋，右手拿着刀，抬头问齐景公：“不知道古时圣明的君主肢解人时都是从哪个部位开始下刀呢？”齐景公是何等聪明之人，他知道晏子是用古代贤明的君主来劝说自己不要滥杀无辜，便离开座位说：“放了他吧，这是寡人的错。”

    故事中的晏子，并未专门找齐王理论，而是先给其戴上一顶高帽，让他在潜意识的指引下去扮演贤君。我们劝说他人时，特别是劝说类似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时，也要注意委婉，尽量照顾他的尊严。如果一定要指出他的错误，那么之前最好先说说好话。

    战国时期，有一天，魏文侯宴请众大臣，酒过三巡后，他想听听大臣们对自己的看法。有人说文侯是个很仁义的君主，有人说君主很英明，魏文侯听了都很高兴。轮到大臣任座时，他却语出惊人：“恕我直言，您不是一个贤君。”魏文侯很不高兴，他强压怒火，问道：“我非常想听听你的理由！”任座依然直愣愣地说：“您不把中山国封给您的弟弟，却把它封给了您的儿子，所以我说您不是贤君。”魏文侯一听这话，脸色当即变得很难看，但他并没有发作。任座见他脸色不对，赶紧快步走出了宴会大厅。有了任座的前车之鉴，大家都学乖了，都拣着歌功颂德的话说。轮到霍黄时，他一本正经地说：“国君您确实是个贤君！”魏文侯听了非常高兴，反问道：“何以见得呢？”“我听说君主贤明的，他的大臣说话就会很直率。而刚才任座说话就很直率，这就证明您很贤明。”魏文侯受他这么一捧，心里有些飘飘然，同时也发觉自己刚才有点小家子气，于是他有点儿担心地问：“怎么才能让任座回来继续与我们欢饮呢？”“这有何难？我听人说，忠臣然竭尽自己的忠心，即使因此而获死罪也不会躲避。任座现在一定还站在大门口。”霍黄胸有成竹地说。魏文侯马上派人去看，任座果真还恭敬地站在门口。不一会儿，任座走了进来，魏文侯急忙走下台阶，把他奉为上宾。

    任座与霍黄所言，虽然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但在魏文侯听来，感受却有天壤之别，前者将自己推进了深渊，后者不仅将他拉了上来，还把他推向了圣明的境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怎能不恼前者而喜后者？

    相对来说，东晋名士桓伊的做法更具艺术性。桓伊是当时的军事家和音乐家，在军事方面，他曾参与指挥著名的“淝水之战”；在音乐领域，他演奏的音乐被时人奉为“江左第一”。众所周知，东晋王朝能偏安江左，宰相谢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晋孝武帝司马昌明晚年却因嗜酒好色，亲近阿谀奉承之徒，逐渐疏远了谢安。后来，谢安又“得罪”了自己的女婿王国宝，王国宝怀恨在心，经常借故挑拨岳父与皇上的关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指责谢安已是老朽，试图取而代之。桓伊见此，很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但苦无良策。

    恰好有一天，孝武帝请一些重臣赴宴，桓伊和谢安都在。喝酒喝到高兴时，孝武帝让桓伊吹笛助兴。桓伊心想，这不正是劝谏皇上的好机会吗？于是他拿出了自己的拿手曲目，一曲奏毕，博得了皇上和众人的喝彩。桓伊见皇上心情不错，便放下笛子，对皇上说：“除了吹笛子，我还会很多乐器。比如弹筝吧，虽然水平不太高，但是可以和其他乐器合奏，如果配上歌词演唱，就更有韵味了。请陛下允许我一边弹筝，一边唱歌，再找一个人吹笛子与我合奏。”晋孝武一听更高兴了，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让皇家乐队的乐妓们在一旁吹笛子，与他合奏。谁知桓伊摇摇头说：“陛下有所不知，合奏必须排练一段时间，我和皇家乐队没有排练过，可能配合得不太好。不如这样，我有个奴仆，现在就在皇宫外，我们两个经常合奏，能不能让他进来吹笛子？”皇上一听，这有何难，就特准他的奴仆进殿伴奏。不一会儿，奴仆来到。二人沟通了一下，奴仆吹起笛子，桓伊一边弹筝，一边歌唱，他唱的是大诗人曹植的《怨歌行》，歌词如下：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

    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

    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

    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

    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

    素服开金縢，感悟求其端。

    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

    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这首诗是说，周朝的大贤人周公一心辅政，却被流言攻击，一度受君王猜忌，后来事实证明了他的忠诚。很显然，桓伊是在借此为谢安鸣不平。加上桓伊的歌喉婉转哀怨，十分动人，直把谢安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站起身来，跨过席位，走到桓伊的身边，拉着他的手，一语双关地说：“刺史大人哪，您这曲子唱得真是太棒了！”

    孝武帝自然也听出了桓伊的弦外之音，想起谢安对皇室一片忠心，自己却听信小人之言，羞愧之余，此后自然对谢安信任有加。

    实际上，与其说这个故事体现了桓伊的智慧，倒不如说它体现了身为人臣的无奈。先贤有云：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但古往今来，即使是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听到魏徵不好听的谏言也会不高兴到想杀人，可见讲真话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当今社会，人们倒不至于因为一句话就被杀头，但因此丢掉职位、毁掉友谊和亲情的例子却不胜枚举，既如此，为什么非要让朋友变对手，使情人变怨偶呢？为什么不学会在真理中加上一些温情，让对方乐于接受呢？希望大家说话办事都能中庸些，那样我们的社会必然也会更和谐些。

    3．极高明而道中庸

    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

    ——蒋梦麟（近代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乌鸦与狐狸》的寓言故事我们上学时都学过，下面要讲的是鲁迅先生创造的《小乌鸦与小狐狸》，大意如下：

    老乌鸦上当后非常后悔，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们，让孩子们牢记这次教训。可巧，第二天，一只小乌鸦非常幸运的得到了一块肥肉，它飞到一棵树上，准备美美地饱餐一顿。一只小狐狸看到了，赶紧跑过来，它仰着头对小乌鸦说道：“乌鸦小姐，你的羽毛多么美丽啊！你的歌喉多么迷人啊！如果你能为我唱一支歌，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小乌鸦听了小狐狸的赞扬，心里当然很高兴，但它知道，自己的妈妈就是这样上的当，心说：“你今天休想骗我，还是及早滚蛋吧。”于是，无论小狐狸怎么赞美，小乌鸦一概不理不睬。

    小狐狸见小乌鸦不动声色，索性把脸一翻，愤愤地说：“谁不知道你们乌鸦是扫帚星，你们飞到哪里，哪里就有灾难降临，大家都讨厌你们……”

    “哇……”还没等小狐狸说完，小乌鸦早已沉不住气了。它准备回击小狐狸，但刚一张口，那块肉就掉在了地上。小狐狸冲着小乌鸦得意地笑了笑，叼起那块肉跑掉了。

    文革期间，毛主席曾经引用过这个故事。当时某剧团大搞“红色海洋”，听完他们的汇报后，毛主席给他们讲了这个故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鲁迅先生的意思是——‘当你千方百计地关注一种倾向的时候，却往往会从相反的方面犯同一种错误’。什么‘红海洋’，过了头了嘛！回去不要搞了！”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个故事还有更多重的意义：抵御不了奉承不行，抵御不了谩骂也不行；不努力、不坚持不行，一味地钻牛角尖也不行；太老实、太迂腐不行，自作聪明，把他人都当成傻子更不行……总之，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根据社会、事物的发展及时调整自我，具体事情具体对待。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理念呢？答案是中庸。讲两个与中庸大师孔子有关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孔子的高足子贡。有一年，鲁国发布了一条通告，号召在其他国家游历的鲁国人，在遇见沦为奴隶的同胞时，把他们买下来带回鲁国，国家将付给赎金并提供奖金。子贡去齐国经商时，一口气赎回了十几个鲁国奴隶，但回到鲁国后却没去官府领钱。消息传开，人们都说子贡品德高尚，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子贡自己也这么认为，并找了个机会告诉了孔子，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没想到孔子听完后，反倒把子贡骂了一顿，说他“把鲁国人害了”。子贡非常郁闷，孔子解释说：“你这种做法会给其他人造成压力，使其他人花钱赎回做奴隶的鲁国人后，也不好意思去官府拿钱。对于那些家境不好的人来说，这样的赔本买卖他们做不起。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他们看到做奴隶的鲁国人时，把眼一闭，权当没看见。所以说，你害了鲁国人。”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孔子的另一高徒宓子贱。宓子贱曾做过鲁国单父地区的地方官，这里紧邻齐国，是齐国攻鲁的必经之地。有一年初夏，眼看就要收麦子了，齐国侵略者也来了。一些老人一起向宓子贱请求说：“大人，田里的麦子已经熟了，齐国人眼看就到，为了抢时间，请大人允许百姓们任意去收割，这样既可以增加村民们的存粮，也不至于被齐国人抢走。”他们请求了多次，宓子贱始终没有答应。不久，齐军打来了，果然抢收了田里的麦子。齐军退走后，有人把这件事反映到了鲁国的执政官季孙氏那里，季孙氏非常生气，他派人前去质问宓子贱为什么执迷不悟，宁可让齐国人收割麦子也不让老百姓收割？宓子贱对来人说：“大人哪里知道我的苦心啊！今年没有收成，明年可以再种，但是放任百姓收割，让那些不耕而获者得逞，大家就会很乐意敌军来犯，那可就不是损失一年麦子可以比拟的了。再说了，单父是个小地方，一年没有收成并不会对鲁国的国力产生影响，但如果老百姓都想不劳而获甚至为了不劳而获而通敌卖国的话，那种败坏的世风可以几代人也修复不了的啊！”来人把这话回报给季孙氏后，季孙氏非常愧疚地说：“哎呀，我真是冤枉了宓子贱啊！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以后怎么有脸去见他啊！”

    很显然，孔子并不反对做好事，宓子贱也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变相资敌。他们只是懂得，做任何事情，都要做通盘、透彻、辩证、立体的思考，而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不能执迷一端。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常说，要一碗水端平，但有的时候也应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必要时还要有相应的智慧。比如说在需要的时候，先给这碗水加一个密封的盖子，那么不管你怎么端，水也不会洒出来，待过了非常时期，再重新将一碗水端平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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