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有多深-寂寞如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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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记忆没错,水一样的清愁,这意韵沉幽的诗句最早是由郁达夫说出来的。这六个常用汉字组合而成的意蕴,在二〇〇五年夏天最后的一段日子,更加深了在找到某种根由后的重重怅惘。

    这样的感觉是在一条河流上开始的。来自面积之大世上仅有的高原湿地草海的这条河,猛地从高山大壑中挤出来。隔着它从贵州地界上望过去,对岸我所要去的滇西北彝良县的一处山村,其景致有点特殊:那些掩映在参天古树和累累如山的庄稼中的瓦脊,在一片深色的青灰中,被刻意地在四周镶上了浅色的青灰窑瓦。初次相逢只当是一幅鬼斧神工的山水巨绘。等到一步步、一程程深入其中,再从记忆中翻箱倒柜找出,颜色深浅不一的青瓦在脑子里稍一荡漾,就变成水光山色辉映之下思绪的清流碧波。

    后来问过不下十位当地人,竟然没有谁能准确说出位于河边的山垸的名字,其原因几乎都是因为没有去过那里。直到回家后,洗祛身上的尘埃与病痛,翻出所接触过的一些人名,发了一通短信之后,才有了回复:这条河流有几段叫法不一,你过河的那段叫格闹河,再下段叫洛泽河,过河的那个山垸是龙街苗族彝族自治乡坪子村迎春社,那个山垸就叫迎春社。因为有了这叫迎春社的小小山垸,格闹河才应运而生。如此妄自尊大般的判断,当然会让那种名为历史的庞然大物怒发冲冠,横亘着的高山大岭便是此种心情的证明。历史总在婆婆妈妈地数说,择水而居、以河为邻的是人,眼前事实分明不是这样!水流踪影幽幽在前,高山空谷莽莽断后!山水合谋,让飘零一样的迎春社,往上收拾了高高云天的视野,向下留驻了路路锦绣的步伐,寂寞无声地做了天籁之下,一处云淡风轻曲径通幽的生机。

    黄昏来临之际,这条叫了一个古怪名字的河流,再也不肯驱流响驾涟漪汤汤泛泛地往前去了。从过于峻峭雄奇的群山之中获得这小小的出人头地于心太累,连日来一场场大雨淋坏习惯中的清纯模样,不懊悔也有遗憾。一涧山水,出乎意料地不是在它奔腾浩荡汹涌澎湃时突现,反倒是因为比两岸纹丝不动的山峰更加凝重,才有了区别于别处流水的绝对纯粹。高原风凉,高原峡谷之风更凉,感觉上秋天就在眼前,却看不到任何迹象。也许水中会有某些枯叶,但也没有染上秋风吹红的色彩,那是天地间一切生灵都会发生的小小误会,就像河水将壁立巨岩当成故道尽头的家门,直到走近得无法再近时才蓦然回首。河水是真的没有流动。那些充满动感的色泽与滋味,是从山垸里爆发出来的。披散着的涟漪和波纹,也是借着那些看不到的东西为载体,从长着绿青苔的茅屋顶上,用沉郁的节奏轮番打扰这流不动的格闹河。

    仿佛晓得,此非赊了洞庭月色,将船去到白云边买酒之飘逸身,而是隔水问樵夫、欲投人处宿的凄凉孤旅。所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大世面大境界仍是千山万壑之外的向往,能先得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小小抚慰,也是向往极美生涯的一次进步。面对那些千百年的大樟树,不得不去形容荷风送香气是。站在万丈高的崖岩下,将一声断喝惊落下来的阵阵水珠,听成是竹露滴清响。大峡谷中仅见的山垸,有足够的情愫让这条孤独潜行的河流,突然明白秋水共长天一色只是遥远的梦境,所以才变得如此寸步不离,将与山垸紧紧依偎当成最大的想念。

    用不着想很多次,这样的仅有虽是一次,就能使人从此在心头缠绕成清浊兼而有之,高耸与低回都不游离本质的山水。河流是真的流不动了!在被山屏蔽的人间,被目光逮住的山垸越小,越有可遇而不可求的温暖与馨香涌动。那些已经穿越和等待穿越的奇峰峻岭粗糙而嵯峨,任何细小的外力都可能使其摇摇欲坠,流不动的河流一边虚拟地将狂躁和悸动给了与水毫不相干的山,一边实在地顺手安妥了心劲中披坚执锐的那一部分。山越是大得不可理喻、险得不可理喻,越能接近情商极高的河流。山垸里清烟稍一袅袅,它们便摇摇晃晃,醉成错把酒坛当蜜罐的巨大狗熊,迫不及待地要去最近的人家安稳下来。河流像那些埋藏在大山深处的重金属,生就了如此模样并不是为着沉沉一叹,所以才有与重金属品质相同的沉重无声。

    小小山垸,让本可以尽快汇入江海的河流如痴如醉,彻日彻夜地离其不开,凭借的是置身于天堂,却不似天堂。譬如,有星星的黑暗时空,有甘泉的万仞峰巔,有藤桥的绝壁断岩。还有更直截了当的,譬如那些种在岩石缝里的荞麦和土豆,自己活得无比艰难,还得养育这怀抱在山水中的小小人间。无论如何看去,这样的人间都在本色地将自身打扮成天籁,即是天堂中的模糊地带。

    如果河流也是天籁,那么在天堂中,哪里是它的模糊地带呢?命定属于崇山峻岭、属于名叫迎春社的小小山垸的这河流,虽然心语难以谛听,意蕴却清晰可见。河流的痕迹毫不掩饰地暴露在四周,有的挂在山野上,有的卧在瓦脊上,有的在山路上与家畜野兽一起奔突,有的在大树下与根须一道深植于大地深处。

    河流之心毫不犹豫,等不及去想就将天堂中模糊地带的位置,交付给一个女孩的眼睛。当然,除了眼睛,还有哪一种感觉值得不假思索地信任呢?按行程算,那个地带离河流很远,在地理上却是近得不能再近,用手指轻轻弹出一粒石子,没有任何障碍,十几秒钟之内就能无声无息地融入河中。山不转路转,河不弯水弯。纵然心灵不转,行为也不得不弯了又弯。那座继承了历史,哪怕模样还有几成新,也要叫红军桥的石拱桥,将河流两岸连成通途。穿过山垸的道路,匆匆挣脱靠水的泥泞,每弯一弯就在河流上空升高一层,河流的重金属气质就会凸现几分。

    正是有着重金属的基础,才没有错过那双眼睛。当那个爷爷般的老人将沧桑装进背篓,负在肩上,同河流一起,同高山一起,依偎着山垸,看过来的眼睛也是重金属的。相去不远就有一个年轻的父亲,那背篓太夸张,连带着眼睛里沉淀了更多的重金属元素。无须求证,后来的那个该是上小学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女孩,在血脉里选择这河流作为根源。过格闹河,过迎春社,一台越野车只用了缓缓的十分钟。女孩的出现和消失,像重金属那样,为注定要成为历史的一个瞬间,作了沉默到极至才是真响亮的结论。那眼睛很清,也很轻,看得我们不禁飘扬和透明起来。

    节气离秋霜秋露还差一个月,根茎作物还没有从天地间获得足够的糖分。不是挖红芋的时候,靠在山坡上歇息的女孩,背上的背篓也像长辈那样,被红芋藤填得满满的。也许是野猪,也许是豪雨,还没成熟的红芋被迫当成早熟收获了。女孩用她的眼睛说出了这里的一切:河流之流不动,山垸之梦不醒,秋意早来,花香迟到,还有被我们所默默怀想,早早于星期五下午就投入辛劳的黄昏小女孩———引领天堂中模糊地带的女孩,用那容不下任何异物的眼睛,将模模糊糊的物事,映衬得如天堂般清澈。

    在高处看到的河流离心灵更近。

    迎春社,格闹河,没有生长出可以看风景的垂柳,只有尚且无法收割的田垄。有重峦叠嶂,其实想看远也看不远。非要分出远远近近,一定是与所认识到的河水之流不动相同。说女孩步步远去,尽可以理解为她正走进我们心中。说河流与山垸渐次去远,也可以当成那光影的微小粒子正在抵达不经意间就会隆隆作响的灵魂。只要牢记生长在河流边的高山柳,枝条是红色的,叶茎是红色的,与我们一样用血来营养的河流与山垸,就会在它们流不动时,改道流入我们的生命。

    夏末的彝良山区尽管阴冷和潮湿早早就来了,因为有女孩水一样清纯的眼睛,苍茫不绝的雾海也挡不住这地方突然开始的成长与年轻。女孩的眼睛,是河流与山垸不知不觉中的翻覆与轮回,是山垸与河流愿意和不愿意都得泄漏的天机。在重重寂寞笼罩之下,那天晚上,这条被金属般梦想缠身的河流,枕着山垸睡了。

    写下这段文字之前的几个小时,我陪一位拥有美国绿卡的朋友信步到达长江中游的一处岸边。面对今年以来最大一次洪峰,我理所当然会想,这许多的浪涛和波澜,有没有来自那条格闹河的?成为记忆只有半个月,在很小时差的此端与彼端,分明存在着差异巨大的两种历史,并让人难以置信:此水即彼水吗?大水望天而去,烟云都显得渺茫了。格闹河,那条当地人也不晓得何为这般叫法的奔流之水,没有一滴能够弄潮到不使自身滚滚东逝,千汇万合,只好成就了金沙江,然后再成就长江。

    那么遥远的地方,绝不是想去就能去的。然而,有一种更好、更深情、更人道和人性的方式,它让我在心里不断重复,不断想往,不断祈祷和祝福,通过自己又变得深邃了一点的目光,从东湖和西湖、从黄河和长江,驾一只想念和思索之舟,去汇合那个地方。我得感谢自己一不小心走进这从未到达的秘境。我也喜欢自己一不小心,竟然找到心情中久违的旧识。我不晓得会不会期待下一次的一不小心。我将这条寂寞如重金属的河流作为留言,有我要说的话,有我一挥而就的现代主义先锋诗歌,有我从信奉到怀疑、又从怀疑到信奉、如今却是怀疑也忧伤信奉也忧伤的古老哲学,最后还要加上我在日常生活中屡屡敬畏的泛神主义者的宗教情怀。

    有句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动用一个字,这句充满贪欲的大话就变成一句实话:普天之下,莫非水土。除了水和土,这世界还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地永久永远和永恒呢!草木从水土中长出来,普通的畜生将它作为自己的营养。本来也是畜生一类,因为可以将畜生分割成垃圾与养分,借此将自己独立出来的人,哪怕能够任意操纵畜生们,时光也不肯多一点的赏赐。七十年,八十载,大限一到,来自水土的一切,又将重归于水土。

    情到深处,还是改动一个字,就会变成大实话:普天之下,莫非乡土。

    如果没有缓急从容放任自流,如果不会清浊自由随遇而安,一条河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个性,而是生存机遇与生命价值。在乡土,有一种东西与河流极为相似,其命运却迥然不同。通常情况下,与河流休戚相关的这类东西被叫做道路。河流是天成,道路则不然。从祖先们开始,人就懂得择水而居,留下与河流相生相克的大路、小路、羊肠路,以及滑索、跳石、独木桥。这各种各样的路,莫不是人将河流作为自身榜样的结果。道路伙同河流不肯盘踞山谷,亦是人对生存空间过于狭小的恐惧;

    道路追随河流想往大海,亦是人对宏大世界的向往;道路仿效河流于伟岸高山面前掉头鼠窜,亦是人以世俗姿态面对日常社会;道路挣不出河流给予的曲曲弯弯,亦是人在成为生命的那一阶段,不可避免地经历喜笑怒骂苦辣酸甜。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河流真心实意的低姿态,反而激发人在思绪里高蹈。所以,到头来河流可以不在乎寂寞之外尚有繁华,一条路从生到灭,却只能是由获取的此端走向梦想的彼端。

    河流是奔突舒展在原野上的生命。道路则是飘逸在生命之上并事关生命质量的灵魂。

    曾经在多年前表示过,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用思想和智慧写作,另一种是用灵魂和血肉写作。河流在东部的江南柳林中流淌,与在西部的高山峻岭中穿行,也可以看成是两种极不相同的书写。那么路呢?被霓虹灯装饰的,当然如同前者;格闹河边那些用七色花遮蔽的路,将全身瘦骨嶙峋变成一副漫不经心,也休想摆脱与后者如出一辙的命运。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诗人毛泽东当年如此隐喻过与河流一样欲走还留的道路。大大的山,弯弯的河,地理山水,如何去比那诗歌山水?情是诗,诗却不一定是情。沿着比山河渺茫的彝良县,蔓延到作为上级行政区划的整个昭通地区,地域广阔了许多倍,也挣不脱山河给她的更大渺茫。面对乌蒙山水诗人毛泽东的写作,倾注着太多的思想与智慧。然而,另有两位从不写诗的人之所以被称为诗人,则因为他们所消耗的是自己的灵魂与血肉。

    早上吃什么?

    吃洋芋。

    中午吃什么?吃洋芋。晚上吃什么?吃洋芋。一天三顿都吃洋芋吗?

    都吃洋芋。

    这些其实是一次平常的对话,如此将其排列成诗行,再取上一个《高尔基土豆》的诗名,忽然就有了诗的先锋性。

    创造这些文字的人从没有戴过诗人桂冠,然而,能够创造如此诗文的人,岂能不是深谙诗意的大师!用如此与众不同的形式进行创作的诗人,其一是乌蒙山上那位名叫杨长才的彝族汉子,其二则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

    据资料记载:

    一九九五年十月六日那天下午,在海拔两千多米的昭通山区。朱副总理冒着濛濛细雨,沿着泥泞崎岖的山路,来到了宁边村,径直走进掩蔽在杨长才朴实憨厚身影后的家门,看见红红的火塘上正烤着当地人称洋芋的土豆。朱镕基问:“早上吃什么?”杨长才答:“吃洋芋。”朱镕基问:“中午吃什么?”杨长才答:“吃洋芋。”朱镕基再问:“晚上吃什么?”杨长才答:“吃洋芋。”朱镕基继续问:“一天三顿都吃洋芋吗?”杨长才答:“都吃洋芋。”在这低矮、阴暗的茅草屋里,朱镕基呆了近二十分钟。他和夫人劳安将身上所带的钱全部留给了杨长才和另一位农民,留给了这座位于贫困高原上的贫困山垸。坐上即将启程的面包车,朱镕基打开车窗,外面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乡村中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细雨和浓雾中静静地围观着,他们的身后是一片破旧的用叉叉草搭起的茅草屋。朱镕基鼻翼动了一下,泪水终于忍不住涌出了眼眶。

    既非知识分子行吟,亦非边缘写作之民间。这就是所谓《高尔基土豆》的全部真实。被去掉的是思想和智慧,留下来的沉重正是灵魂与血肉。书写者的隐去,换来诗意的明朗。平民与领袖标识的丢失,升华起来的是深藏在骨子里,与诗人一样的感时伤怀悲天悯人。真伟大的诗不在乎题名,也不在乎是否具备诗的外表。所以这两样它都没有。后来的一切只与我相关,让它有了诗的名义,还有了诗的形式,纵然是添足之俗也不后悔。人的情感毕竟首先来自深的痛,并且咬牙切齿地拒绝了哪怕丁点的矫揉造作与娇媚嬉戏。

    一个男人将泪水流给另一个男人,然后冲动地宣布,要将那条在梦想中存在了一百年的铁路,坚实地铺进断肠一样苦难的乌蒙山区。

    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诗人杨长才和朱镕基,一位代表着用河流一样的坚韧与沉静展示出乡土山水中最深的底蕴;一位代表着河流一样的激情与果敢,爆发出山水乡土中最强的力量,要用钢铁给这片海拔多在两千米以上的山山岭岭铺陈出一条诗歌之路。

    一条河的死生除了天籁谁也作不了主。

    乌蒙山上唯一作为口粮的洋芋成就一条铁路的命定,是后来发生的。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是所有梦想之中,最为富有的一种。

    透过公开的资料,如那位叫杨长才的彝族汉子一样不断在命运中挣扎的乌蒙山铁路之梦,始于一八九八年英国人戴维斯的踏勘;一九〇五年,滇省官商着手筹建;一九〇九年,清朝政府正式勘察,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止;一九一七年,北洋军政府刚刚开始考察,又因军阀混战而再次停止;一九二三年,国民政府也曾谋划过,其后来决定改建公路,实因工程浩大,且国共两党内战愈演愈烈,国力不济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等到一方溃颓,一方辉煌之际,这铁路在地理上也变明晰了许多。到底是用钢铁来铺,比不了河流的畅快,一九六二年共产国际内部论战升级,苏联专家突然撤离,铁之路到底还是没有走近乌蒙山中的河流。

    一条路,一条以钢铁作为筋骨的路,最初的命运是在无可奈何之中经受着战争的挥霍。当年的抗日战争,迫使交通阻滞的大西南成为战略后方,为便于军运,川滇铁路终于闪现出历史中第一次辉煌。可惜仓促之中建成的从昆明到沾益的一百七十三公里路线,只维持到一九四八年前后就被彻底废弃。到了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国第七舰队一百二十五艘军舰、六百余架飞机开进北部湾,明里扬言,暗中使招,都是为了要教训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暂时放弃对诗歌的酷好,直截了当地说:要准备打仗,准备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要准备打核战争!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毛泽东甚至还用上更加直白的语言:“铁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没有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没有铁轨,把沿海铁路拆下来,一定要把成昆铁路打通。”不需要诗的时候,最有影响的语言是命令。一条比梦想更长的铁路就这样在与迫在眉睫的战争赛跑中突然变成了现实。只是对乌蒙山来说,一千零八十三点三公里长的成昆铁路,全部建筑在最方便战争机器运转的别处。

    虽然战争造就的那条铁路同样堪称世界奇迹,那些如《高尔基土豆》一样的诗文反而更有理由表达自己的悲怆。在乡土最底层里滋养着极贫极困日子的洋芋,注定要等到只会用灵魂与血肉赋诗的两位诗人相逢,才能了却这整整一百年的大梦。回到我所居住的城市后,某一天,在一个聚会上与诗人刘益善谈起彝良和昭通,谈起我对《高尔基土豆》的创意。慢慢地,终于说到一九九六年情人节那天的遗憾。刘益善突然将声音提高好几倍,用那毫无诗意的语气直截了当地表示,当年两份青年报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消息,其中因为妻子丢了家中仅有的两角钱,而被丈夫剁掉两根手指的惨痛事故,就发生在昭通。我惊愕于刘益善的肯定,就在他所说的昨天,因为要写一段文字,他还将这件被岁月尘封的往事从日记中找了出来,像我一样,久久地对着那绝难相信的真实再一次惊愕。

    我是在这大梦成真之后的第四年来到昭通,来到依旧不改高寒的乌蒙山区。怀想当年毛泽东之诗歌豪情之后,反而是忧郁重重压在心头。穿越云贵界河进入彝良县境的那条简易公路,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修筑的一条施工便道,目的是方便建筑那条由苏联人规划的百年大梦一样的铁路。在一些湍急河流的悬崖绝壁上,至今还能看到当年没有铺上铁轨的路基残骸。偶尔还能在山水道路最险要之处,遇上一座座连野兽都不愿藏身的隧道。那种孤独与孤单,犹如人在伤了一只眼睛后,残存的另一只眼睛,会用双倍力气将所打量的东西盯得隐隐作痛。对铁路的梦想与抱怨经过多年生长,已经成了这遗迹上弥漫着的春花秋叶,接受和不接受都是这些了。

    只要是种子,哪怕被抛弃也会生根发。毕竟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痕迹,被铁路抛弃的彝良,收拾起历史慷慨弃之的施工便道,一年接一年地爱护成自己的交通动脉。

    从格闹河升起来的黄昏,爬上了一处分水岭一样的高山。

    司机主动说这儿离县城还有三十公里。越野车走了一个小时,前方出现一个小镇,我们以为目的地到了,司机却说还有二十二公里。以越野车的良好性能,时速也只有八公里,除了沉默不语,实在无法再对这道路说点什么。一个外来者,当然不会太在意这样的速度,何况道路两旁还有充足的乡土山水来满足似我这类陌生者的心情之猎。山高水小,被雨淋湿的高山峡谷,轻轻一抖,就有各种各样的飞瀑不断地冒出来,让条条大河小溪涨得满满的。丝毫不用怀疑,只要有弯道,迎面出现的肯定会是乡土山水永不重复的美妙身影。乡土正是如此成了一对互为心病的矛盾。那些美丽的情与物,通常被施舍给浮光掠影的外来者。没有人带得走的艰难时世,总是吝啬地留给自身,成为行走的阻滞,成为收获的灾难,最终成为幸福的天敌。

    在中药里,天麻自然是非常著名的。说起那名叫小草坝的地方,晓得的人肯定是少之又少。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又有谁会去想种种衣食的原产地哩!甚至吃得越好穿得越暖,越是无人记得衣食之母的乡土与乡村。那一天,我们离开著名中药天麻那不著名的原产地小草坝后,乘坐的汽车曾经在一处原始森林旁边,堵了整整四个小时。紧挨着原始森林的乡村公路,被下了两天的雨水一泡,有近一百米长的一段翻浆了。先到的车在两端排成了长队,一排新砍下来的合抱粗的大树横躺在公路上,二十几个衣服已与泥泞成为一色的当地人,用着传统工具装载着沙土,不紧不慢地往树上铺。据说,这样来应对如此交通意外,已经成了当地人在实践中采取的最有效的防治措施。

    在海拔四千二百米高度上的高原草甸中,大大小小的河川势必会依照高原规则,流高原之所流,淌高原之所淌。海拔只有两千来米的小草坝,没有学会高原草甸上令行禁止的规则,其行为就像乡土中的经典譬如:满罐子不荡,半罐子荡,又像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有没有悟出文学真谛无所谓,也要及早将放浪不羁的习性操练得出神入化。小草坝草甸宛如时尚城市中的高尔夫球场,哪怕每一只水滴都怀有泛滥的野心,也只能是永远想念河流而不得。于是,这些心性生来低不了的高山之水,便从每一棵受着粗壮葛藤缠绕的古树下面出发,所到之处,青草用来深植于高原的心劲,都被它们在暗中据为己有,那些性急的等不到攒足力量,便匆匆忙忙地爬上横亘在前的那条道路。

    这种亲密使得河流与道路的关系达到极致,也使得高山大岭上达到极致的亲密有了另一种称谓:沼泽!

    用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话作引申,完全可以说,山大了什么样的河流与道路都有。彝良境内山峰之高大,简直就是乌蒙山之最。山越大反而越显得脆弱,就像好不容易爬上去的那座山,万丈绝壁竟然依靠着一株大树,只要一声断喝,崖头上就会摔下冷汗般阵阵水滴。一条仅有的道路,从这样的水流之下发端,绕过那棵仿佛高过万丈的笔挺大树,小心翼翼地镶嵌在崖间的缝隙里,又从一道惊天飞瀑后面暗度陈仓湿漉漉地穿过。最难想象的是半路上还有密密麻麻的许多小木棍,撑着那块如同房顶一样的巨大岩石。当地人一直在延续着他们的古老愿望:谁用木棍撑了这岩石,谁的腰就永远不会疼痛。

    河流也是有腰的,所以会在干涸的季节中疼痛。道路也是有腰的,所以会在绝壁断崖上疼痛。乡土中人在有河流的道路上行走,最疼痛的不是腰而是心灵。从彝良开始,在昭通一带的乌蒙山里一路走了四五个县,不说那些连接乡镇的乡村公路,就是冠以省道国道的等级公路,也是我二十多年来所行走过的名符其实的最差最差。三年前,我的小说英文译者带着来中国过暑假的妹妹在湖北乡村中走了走。即使是精心挑选的乡村,仍使得异国情调的女孩张皇失措。那位坐在汽车上的美国女大学生吓得号啕大哭的道路,起码要比我三年后才见到的这些好上几倍。当我也开始为如此恶劣的交通状况提心吊胆时,免不了会情不自禁地假设,那位美国女大学生如果再次同行,只怕要学那杜鹃啼血了。当我每每追问道路状况如此之差的根由,所得到的回答似乎是高考之政治试卷的标准答案。都说是某人从本地调任省城某大机关要职后,那些因各种原因与之存在过节的人,一直乐此不疲地寻着对方的踪迹寄送那谁见了都会讨厌的匿名信。一怒之下,某人痛下杀手,所用理由莫不是冠冕堂皇,自此十余年,乌蒙山区的道路建设资金连日常维修都不堪使用。

    这样的传闻,信与不信,都不值得人去深究。乡村和乡土本来就是新旧传说的起源与归宿。没有传说,乡村在现实中的位置势必会变得更为虚浅,乡土对现实的意义将要打上一半左右的折扣。传说之于乡土乡村,只是在表达另一种真实。譬如,道路对我们设下的陷阱,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迷你沼泽,一片短暂得不能再短暂的临时沼泽,就能让方圆百里唯一能够快些行走的道路,停止在无可奈何的高原上。山水之乡,看似坚韧无比,只要出了那样一种人物,想让其变得体无完肤并不是太难做到。乡土之乡,本是朴实无华,在看不到出头之日时,用传说来打上思想烙印,到头来有可能成为华彩之史话。

    此时此地,沼泽成了河流与道路完美而冷酷的交合。这种状态颇似当地人一次次庄重介绍的七色花。在潜意识里,有一个形容词生硬地迸出来,一次次地对我强调:清艳!清艳!这叫清艳!秋天到来之前,从小时候的童话,到长大后的神话,早就开在想象中的七色花,头一次真实地开在眼前。因为有七色花陪在两旁,实在无法恭维的道路在客观上有一种特别的美妙,以至于还没有彻底离开,强烈的怀念便油然而生。河流与道路那理不清的亲密关系,曾经诱使我深深想过,七色花亲密的对方何在?

    等待中,一串串七色花开遍了那段时光。不时地有像雨又像雾的风刮过来,七色花早已习惯这样的阴冷,一点也不收敛只属于它的清艳。同行的几位年轻女子却做不到,慌乱地借来任何男人的宽大衣裳,为求挡一挡风寒,宁肯舍弃所有的风姿绰约。不断膨胀的风寒逼着人退缩到车上。隔一片泥泞,车外仅有的砂土地上,那个看上不会超过十二岁的小女孩,显然是特地赶来做小买卖的,背篓里装满了货物,旁边放着几只开水瓶。只是数过那些散落四周的废纸盒,仅方便面一项,女孩就以毅然决然的铁价每盒十元,卖出了十五盒。临时沼泽旁的这个女孩,与我在格闹河边初次见到的那个背背篓的女孩,有太多的相似处,然而那大不相同的一点,比让我们步步退缩的风寒还要浸骨。女孩看人时,格闹河边的那道目光,是高高的,一丝丝地亲近,一点点地送别,哪怕过去了很久,还能感受到那淡淡的温暖、温馨、温情和温良。临时沼泽旁边的这目光是低低的,非要看人了,也像空谷惊鸟稍纵即逝,留下来的痕迹,莫不是关联艾怨、忧伤、郁闷和凄楚。都说这一带气候无常闹瘴气,夏天披件薄薄的棉衣上山也没有不合适的,然而,面对茫茫苍苍的乌蒙山,我所经历的最冷时刻明明是这瞬间一瞥。

    我不会去判断女孩是否希望如此沼泽每周都临时来一场。

    我只想断定,对七色花的怀想与咏唱,可以是所有人的抒情和审美。在乡土真实中,唯有七色花是用来点燃乡村女孩的心性,辉照她们的明眸的。有那么一闪念,让我认为实际上只是叶子追随季节变化的七色花,正是道路边女孩的前世,河流边的女孩则是七色花的今生。清艳对七色花如影相随,正如清艳是乡土女孩的命中注定。清艳!清艳!我高兴自己说服了自己,接受这种既不同于冷艳,更不入娇艳俗流,只有用踝骨、脊骨和颅骨才能区分的彻骨之美。很显然,这样的形容,目的是与时尚界流行的骨感美显著区分开来。

    从临时沼泽脱得身来的那一天,客车在黄昏与黑夜的关系进行到最微妙时刻,终于驶入一座久负盛名的古镇。历史上这里一直是乌蒙山中主要出产,输往附近四川省的必经之地。夜色之下,当年马帮叮叮当当走过的古巷,让外来者的心变得格外幽深。一切仍在河流与道路不可分开的普遍规律的掌控之中。大约是历史在这里过往频繁,连地名都叫得顺口和通俗。夕阳晚照之下,说太宽不够格,称为天堑却有谦虚之嫌的一江秋水,将山顶上的月亮和星星洗得洁如镜面,因而,河流叫白水江尚能符实。相传这一带以出产美女而久负盛名,让人难以捉摸的是古镇的叫法:牛街!牛街!当地人频频炫耀的最大理由是:

    牛街出美女!

    行走在所谓大地方,孤陋寡闻是避免不了的!然而,以牛街之小,一旦发现自己乃是孤陋寡闻之身,其刻骨铭心简直难以言喻。从记事以来,只晓得有分校、分局、分院、分厂,何曾听过这世上还有分县这种东西。猛地从当地人提供的资料中读出这一内容,久久地叹为观止。从清王朝光绪三十四年到民国三十三年,即一七八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这块被两边大山挤压得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居然一直被设置为彝良县牛街分县。这天荒地老以来的稀世奇闻,肯定不是因为这地方曾经有如云美女声名远播。

    牛街是河流与道路必经之地!牛街美女是那从山上滑落下来的云以及从河里飘浮起来的雾!曾经如春花遍地,秋叶满山。不仅仅是美女,还有那踢踢踏踏响得如同金银流淌的马蹄声响,一切都在那个倚在自家门口郁郁诉说的老医生的怀想中远去了。老医生还记得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从昭通城过来的最后一队马帮,他没有说是不是马帮驮来了所有的美丽,也没有说是不是马帮驮走了所有的美丽。老医生只是马帮啊马帮地说个不停,让人分明感觉到,往日的马帮是深山小镇的生命活力。也是当地人提供的材料上说,牛街上小小繁华的消失,根本原因是那时期乡村供销社体制的建立。大到耕牛,小至针线,一切物资都由国家统购统销。马帮的生存不在于乡村耕种收获,更不在于乡村女子美丑,根本因素是它得有让大队人马无忧无虑活下去的利润,不求极大,必须却是必要的。

    一帮外来者在曾经独树一帜地叫过牛街分县小街上奔突许久,异性之美几乎全挂在儿孙满堂的年迈妻子们平静的沧桑之中。其实,不用多费口舌也能明白,今日之乡土,哪怕是仙境一样的香格里拉与九寨沟,也难容下本地年轻人太多的梦想,更何况那些生就了要将自己挂上彩虹的女孩!也不是一个也见不着,与那位老医生说完话后,走在前面的人群已经消失在小街中央一处不是断桥,只是旧得可以的老桥那一头。或许是外面的喧哗惊动了深闺,或许是有意躲在深闺之中回避这样的喧哗。我终于见到两位美丽的牛街女孩,一个将自己纯洁地藏在自家门后,另一个同样将自己大方地藏在自家门后。绝对不能说成是惊艳,有意无意于最后露面的女孩,将羞涩与大方完美地融于一身,感觉中宛如用小街高处的那户人家堂屋里的一汪井水洗过身心。

    一条牛街,也不惊艳。每当河流与道路完美地融为一体时,山岭再大也挡不住,峡谷再深也藏不住,命定的小镇小街就会应运而生。正像那些最深刻的记忆总是藏得最深,每每想起来了,便会一次次重复着既往就有的惊心动魄。

    为了求证诗人刘益善的话,我曾用搜索引擎“百度”在互联网上一次次地搜索和重新搜索,在结果中查找、再查找、再再查找。当我依次输入“情人节”、“妻子”、“丈夫”和“昭通”等关键词后,忽然找到下面这个地址: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互联网上的这些文字与照片,是一位叫于全兴的记者真实记录下来的。

    在城市里,二十二岁年纪只能是一朵含苞待放的香水百合。

    昭通大山包乡车路村二十二岁的尹丽萍,已经是四口人的一家主妇,六亩地收成洋芋三千斤、荞麦一百八十斤。全家半年无口粮,政府救济一部分。丈夫外出打工,今年带回一千元用于买粮、盐和烤火煤。二十六岁的韩庆兰是离尹丽萍家不远的小龙洞乡宁边村人。全家四口人,四亩山坡地收成二百斤包谷、八百斤洋芋,全年缺三四个月的口粮。她每天帮别人喂猪,过年过节时家里才有猪肉吃。三十八岁的陶兴美与韩庆兰同住一地,全家四口人,两亩地收成二百斤苞谷和洋芋,只够吃两个月。其夫在本地打小工,每天能有四元(或给粮食)收入。十五天前她在家里的地上生下一男婴,吃的是村民送来的苞谷饭。阅读过于全兴提供的图文,我便不再寻找了,这些同在乌蒙山区的女子,这些将昭通作为同一地址的女子,如果命运不济,也像一九九六年情人节前的那位同乡妻子一样,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地丢失了仅有的两角钱,那样的话,除了发生一场感天动地的痛哭,还有可能失去比两根手指更重要与更残酷的生命。

    于全兴一个个地记录了许多本该如牛街女子一样美貌惊人的年轻女人:

    顾彩莲,二十六岁,云南邱北县官寨乡山心村人。

    全家四口人,两亩山坡地,今年收成不到一千斤的苞谷。经济收入靠编竹箩,每年能挣一百元。家无牲畜。她说,如果谁能帮她一些钱,养一头母牛,转过年来母牛下了小牛,她就可以还钱。周廷艳,二十岁,云南西畴县法斗乡猛后村人。全家四口人,一亩半地,收一千斤苞谷。她外借一千二百六十元钱买了一头小牛、四头小猪,期盼着明年能有好的收入。杨正莉,二十七岁,云南威信县扎西镇玉京山村人。有两个女儿,五岁的大女儿帮别人放牛,报酬是每天能吃上饱饭。不到三亩的土地,今年收成三百斤苞谷、一百多斤洋芋、六十多斤的红薯。她说,结婚六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现在穿的都是外省人救济的。她活这么大,最难忘的是去年政府给他们家一头猪、一袋化肥,今年又给了五十元钱。李兰芬,三十六岁,云南邱北县双龙营镇太平村人。两个女儿,十一岁的大女儿没有读过一天书。有六亩地,今年收成一千五百斤苞谷、六十斤小麦。全家四个月无口粮,靠政府救济。家无牲畜,耕种靠换工借牛。夫妇俩上山挖药材,今年能有一百五十元收入。白罗松,二十七岁,云南金平县者米拉枯族乡顶青村人。全家四口人,水田一亩八分,年收稻谷一千五百斤。家有一头牛,去年靠种植草果收入三百元人民币。罗秀花,二十三岁,云南金平县金水河镇南科村人。全家三口人,有新开挖的水田两亩,年产稻谷六百斤,无牲畜。全家靠她编织穈垫的收入补贴家用。吴永香,三十三岁,云南西畴县法斗乡长冲村人。全家四口人,三亩地,今年收成两千斤苞谷。她赊来四头小猪喂养,目的是为了让孩子能够上学。陶登林,三十八岁,云南威信县双河乡天池村人。全家四口人,一亩多的坡地,今年收成四百斤苞谷、一千斤洋芋,粮食不够吃,靠政府救济。家里供不起孩子上学。喂养的两头小猪是一个月前政府救济的。丈夫在本村帮工,全年有一百元的收入。国萍,三十岁,云南文山西畴县西洒镇石夹牛村人。全家四口人,三亩地,今年收苞谷八百五十公斤,全家每年缺三到四个月的口粮。徐秀英,二十七岁,贵州三都县拉揽乡高寨村人。全家三口人,八分田去年收稻谷四百八十斤,人均收入一百五十元。无牲畜。周小卯,二十四岁,贵州紫云县板当镇沙子哨村人。全家三口人,两分水田收稻谷两百斤,一亩半山地收苞谷三百斤,无牲畜。经济来源靠卖油菜子,去年收入二百元。平洪兰,二十八岁,贵州三都县拉揽乡高寨村人。全家四口人,一亩半田地去年收稻谷八百多斤,人均收入三百元,有两头耕牛。王小盆,二十七岁,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格井村人。全家四口人,山坡地两亩三分,全年收苞谷七百斤、红薯二百斤,无牲畜。家里已经七年没有杀过年猪,她说,农闲时她每天上山挖药材,今年卖了四十元,过年时买些肉给孩子们吃。梁忠英,二十九岁,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格井村人。全家四口人,两亩半山坡地,去年收苞谷八百斤、红薯一百斤,全家三个月无口粮,六个月没油吃,家无牲畜。丈夫二月份外出打工,八月份回家时仅带回二百八十元钱。杨花妹,四十一岁,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格井村人。全家四口人,三亩山坡地,全年收苞谷一千斤、红薯一百五十斤,两个月无口粮,政府救济一百斤粮食,家有一头耕牛。丈夫外出打工、她上山挖药材供孩子们上学。席二界,二十四岁,贵州三都县拉揽乡排烧村人。全家七口人,三亩八分田地,去年收稻谷两千斤、杂粮一百斤,人均收入四百元,有一头耕牛。潘酒,二十五岁,贵州三都县水龙乡水龙村人。全家四口人,不到八分田地,全年收稻谷八百斤、杂粮三百斤,无牲畜。卖蔬菜有七十多元收入。潘明英,三十岁,贵州三都县拉揽乡排烧村人。全家四口人,一亩七分田地,全年收稻谷九百斤、杂粮一百斤,人均收入一百五十元,有一头小猪。

    阅读这样的女人,就算是铁石心肠也会颤抖和痉挛。就在我竭力让自己平静地书写这些文字时,渤海大学的一位女教授于2005-10-2621:45:42在我的博客上留了如下一段话:

    乡土的疼痛是骨子里的。我昨天从长春回来,在火车上,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她穿着二十五年前的衣服,扎着一块二十五年前的腈纶头巾。我说,二十五年前,这种服饰在乡下流行过。老太太要去辽西的朝阳看望老母亲,我见她已经八十几岁的龙钟模样,便惊讶于她母亲的高寿。她一边哭一边说自己才六十二岁,乡下的日子苦死了,她和老伴种五亩地,一年到头一张嘴能填上就不错了,她去年出去打工,给一个老太太做保姆,可老头不愿意,到处吵闹,说她跟人家跑了,说她让娘家给卖了,卖了三千块钱,无奈,她只好回来伺候那被她伺候了一辈子的老头。她说她活够了,没有温暖没人疼,老头使唤她,两个儿子也不管她,因为儿子们自己在村子里日子也艰难,孩子书都读不起,她说她一想起老妈就心酸,自己这么穷一点能力都没有,想把老妈接来同住,一来老头发脾气不让,二来自己的日子也不叫日子。半夜时分,火车到锦州,她要在锦州住下,乘第二天早上的汽车去朝阳,当我帮她把两只装满鸡蛋和黏米的破旧的人造革兜子拿出站台,问她晚上怎么住时,她说在票房子蹲一宿可以省下住店的钱。我要帮她她不让,怎么着都不让,她说我不能白要你的。她和我母亲同龄,她说自己一辈子都遗憾没生下个闺女,有个闺女自己好歹也有个人疼啊,起码闺女穿剩下的衣裳还惦记着给妈穿,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出门回娘家呀。我哭了,为一个人,一个女人,为那些仍在苦难中挣扎着的我的父老乡亲,他们也是人啊。

    不管是教授、诗人、记者还是自己,所做的一切力所能及的事,莫不是从乡土中来,又向乡土反哺的河流。那所有的情感莫不是从乡村走来,又向乡村感恩的道路。至于所有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情绪、情感及情操中的忧虑、忧患与忧伤,莫不是由于担心千条万条的道路,如何承受女人们沉重的脚步;千条万条的河流,如何洗净女人们蒙垢的泪眼?

    河流是一种地理,道路是一种地理,河流与道路相互依存到不可能再割裂时,就会蜕变成一座漫不经心的村庄和一处涂鸦般随心所欲的小镇。五彩缤纷的乌蒙山上的七色花,可以为人间实实在在的女人作证,同牛街上清纯与苍老的美丽女人一道,蓦地隐入想象的那幅山水画的浓墨与飞白之中。

    有没有一种花,还没开放就早早凋零?

    以此形容终日在河流与道路上奔走劳作的女人肯定不错。事实上,乌蒙大山里随处可见的小小七色花,就是这样的。对于七色花,花蕊花蕾花瓣,无异于与这花朝夕相处的女人对一切美丽事物的梦想。我所晓得的七色花,是唯一等不来香艳绽放便早早地凋零之花。因为对自身命运有不同看法,七色花才在后来将那些几乎是不落的叶子,当成了自己的花,一年开四个季节,每个季节开三个月,三百六十五天里恨不得天天都用不同的容颜,来与斯时斯地最娇艳的别样花开一争妖娆。

    在她们的命定里,如花似玉的概念从来就是一种还没有出现便成了纪念的东西。

    正是在那一瞬间的冥思,让我终于明白,牛街之所以以牛命名,不就是美女之美无法替代辛勤之牛吗?在牛街分县设立之前和之后,那些在不堪的寂寞中受着日子煎熬的女人,一定有过想自己生下一头牛来的念头!在良心里,何时涌出这样的想法?陷入情何以堪的我却不得不相信这种可能。在比艰难还要艰难的日子中,不只是女人,普天之下的人,只要有可能减少半分艰难,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作出抉择。一头牛只是命名给一个地方,这地方便有了既开花又结果的季节生活。若能在无边寂寞时与一家之主妇相伴相随,这样的一头牛又岂止是从天而降的半个神仙!牛街呀牛街,那些环绕四周的山岳峰巅,盛夏之日也要强调高处不胜寒,正是为了说明那些用每一片叶子盛开的七色花,只有绽放在险峻处才能如此清艳的真理!

    与乡土息息相关的山川地理寂寞了还能拟作重金属,其中最寂寞的是人,再其中更为寂寞是又是女人———这样的寂寞真没有东西可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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