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水利工程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

    元代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很多，但足以代表元代在水利工程上取得成就的，要数大运河的开凿和对黄河的治理。

    大运河本来是元代之前就有的一条南北主要漕运通道。元在前代基础上，凿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其中会通、通惠整体上只占全运河的十分之一多一点，但在工程上却十分浩大，主要是由于地势复杂。为此，运河修凿设计者们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最后设计出了梯级船闸，解决了通航的困难。如通惠河船闸的设计者郭守敬，在通惠河上设有十座船闸，这些船闸的建造，起着调整两闸中间水位的作用，保证了大运河基本通航的条件。同时，也为后世在山岭间开辟航道提供了经验。

    元代另一次大的水利工程建设是贾鲁治河。贾鲁为了治理黄河，“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他治理黄河打下了十分坚固的基础。据记载：贾鲁治河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工（至正十一年，1351年），到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完工，共计一百九十天左右，动用人力近二十万，疏浚河道二百八十多里，堵塞大小决口一百零七处，总长达三里多。修筑河堤上自曹县下至徐州，共计七百七十里，工程之大，在我国治河史上实属罕见。他治河用的主要方法是疏、浚、塞并用。疏、浚就是疏通故道，所谓塞，就是堵塞决口，先疏后塞，就是先把工程最大的土木先做掉，免得将来水下作业。这些工程完成后，贾鲁创造了石船堤障水法，最后终于取得了治河的成果。

    元朝在数学上取得了哪些成就？

    中国数学史上有宋元四大家的说法，这四人是秦九韶、李治、杨辉、朱世誉。四人中，除秦九韶为南宋末年人之外，其他三人全生活在元代。李俨、杜石然的《中国古代数学简史》说：“宋元时期的中国数学，事实上确是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高次方程解法较欧洲的霍纳方法早出八百年；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消去法，要比欧洲早出近五百年；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早出五百多年；高次的内插法早出近四百年。在许多数学的重要领域之内，中国数学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元代在数学上取得的成就。

    李治的《测圆海镜》是一部系统的“天元术”著作。所谓“天元术”大致是指用已知数，通过方程式，求出未知数的方法。他的《益古演段》是初学天元术的辅助读本。

    宋世杰的《算学启蒙》是关于乘除运算、开方、天元术等由浅入深的数学启蒙教科书。他的《四元玉鉴》主要是关于二次以及二次以上多元方程组的解法，他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发明四元术和多种高级等差级数求和方法。

    杨辉著作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杨辉算法》，记录了一些失传的数学问题和运算方法。此外，郭守敬等编定《授时历》时，还运用了球面三角学的新方法。从现在许多资料都可以推断珠算在元代已经是较发达了。

    元朝统治时期的中外科技交流情况如何？

    元代疆域横跨亚欧大陆，客观上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当然也包括科技的交流；另一方面，元统治者也比较注重收罗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国外的人才包括能工巧匠也来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也源源不断地向国外传播。这就形成了中外文化、科技交流的盛况。

    古代田园画当时，中国和西亚、北非的伊斯兰国家是世界两个文明的中心，科技往来频繁。比较重要的比如中国的火药和烟火，在这时传入了这些国家。这是由于这些国家与蒙古军队对抗，他们是从蒙古军俘虏那里学到这些技术的。又比如天文学知识。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旭烈兀支持波斯科学家纳昔剌丁·徒思建立了一座天文台，有不少中国的天文学家在那里工作，将中国的天文历算知识也带过去，传播开来。纳昔剌丁·徒思主编的《伊利汗历数书》就是借鉴了中国的一些方法和技术编成的。波斯另一位天文学家叫扎马鲁丁来到中国后，建造了七件“西域仪象”，这些仪器开阔了中国科学家的眼界，其中有的仪器在当时是先进的，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如地球仪，其上水占七分，陆地占三分，近似于现代地理学中地球上水与陆地的比例：70．8％：29．2％。扎马鲁丁还带来了二十几种科技书籍，包括天文、历算、地理、历史、医学、哲学、文学、相学、机械学、占金术、占卜学等。这些书对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无疑是有益处的。此外，阿拉伯数字也至少在这时传入中国。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医学交流也在进行。如阿拉伯著名医学家伊本·西拿在他的名著《医典》中吸收了中国医学的脉学。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译成波斯文，针灸疗法、姜茶、大黄、肉桂等药材也传到西亚。另一方面，回回药和医疗方法在中国也受到了重视，上都和大都都有回回药物院。

    元代与外国的科技交流除以上的伊斯兰国家之外，与其他国家、地区也有广泛的交流。比如阿尼罗出生在今尼泊尔境内，他是一个建筑学家。他来到中国后，先在西藏建造金塔，后因技术高超被推荐给了皇帝，在将作院任职。他在中国共营造了三座佛塔、九座大寺、两座祀祠、一座道观。把印度式的白塔传到中国。又长于铸像、塑像、织像。他的铸造技术水平很高，郭守敬的天文仪器大多数是他铸造的。总之，他带来的技术在当时影响很大。

    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什么贡献？

    元朝是我国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整个的大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取长补短，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科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就科学技术方面而言，除了人所共知的西北少数民族的种棉术、酿酒业、蒙古的养马术、藏族的建筑术、西南少数民族的纺织术等外，还在较普通的天文、地理、水利、农学、医学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出现了不少有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回族科学家瞻思，他的祖先是阿拉伯人，后定居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他精通数学、地理、天文、水利等知识。他根据宋金治理黄河的经验和著作，重新编定《河防通议》一书，此书总结了前人治理黄河的经验，是一部治理黄河经验、知识的汇编，对治理黄河有较大参考价值。此外，他还有《镇阳风土纪》、《续东阳志》、《西国图经》等地理著作。

    萨德弥实，也是回族人，他是有名的医学家。他对中医有研究，《瑞竹堂经验方》是其医学专著。忽思慧研究了植物和汉、蒙、回、女真等族的饮食，写成《饮善正要》一书，反映了他在中医药物学和营养学、植物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黑迭儿也是回族人，他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大都新宫城的设计就出自他手。

    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元代三部著名农学著作之一。书按月写成，详明每月当从事什么农事，实用而科学。此外，还有藏贮蔬菜、制作酱菜等生活小常识。

    总之，元代少数民族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元朝取得了哪些修史成就？

    我国官修总共有二十四史，其中“宋”、“金”、“辽”三史为元代所修。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正式设局修史，脱脱任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侯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至正三年四月开始至五年十月以二年半的时间全部完成，三史共七百四十七卷。

    《辽史》所依据主要是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取其精粹而成。《金史》、《宋史》的材料比《辽史》更加丰富。三史的修成，是各族史家共同劳动的结晶。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有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史家参与修史，这在历史上仅罕见。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编成，即分为纪、志、表传，但是纪、志、表却又各具特色。这是由于这三个政权各具其特点的缘故。例如《辽史》的《营卫志》与《部族表》，这是传统史书中缺少的。又如《辽》、《金》二史都附有《国语解》一卷，这也是传统二十四史中所仅有，由于契丹、女真族的语言文字渐渐为人们所不知。因此，这部分内容就成了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珍贵资料。

    三史虽然是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但因其材料多而且现成、编纂方法正确，因此，这三史基本上反映了这三个政权的历史真实。但是，因为编纂时间太短，对材料的取舍有不精之处，由于校核不精，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错误，诸如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等问题。此外，元统治者还将不利于自己的大量材料删除，比如金与蒙古早期的关系，后人就无从知晓。

    什么叫元曲？

    我国文学史上有一种说法：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最足以代表元代文学成就的是元曲。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一种由诗词变化发展而来的新诗体；杂剧是一种包括歌唱、音乐、舞蹈和完整故事情节的歌剧。通常所说的元曲，主要是指元杂剧。

    元杂剧是在前代戏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成熟的戏曲形式。它以歌曲（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配合以宾白（白）、动作（科），结构一般是四折，剧前或中间有“楔子”，曲词一般由一个主角（男为正末，女为正旦）唱到底。元代杂剧非常繁荣，据有关材料记载，元代杂剧作家约有二百人，剧目有六百种左右。其中代表性的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实甫、郑光祖、女真族作家李直夫等。

    代表作分别有《窦娥冤》、《墙头马上》、《汉宫秋》、《西厢记》、《倩女离魂》、《西游记》等。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只是一只曲子，类似一首词，或一首诗；套数则是由小令联组而成的。其代表作家除以上所举大家之外，还有张养浩、卢挚、王和卿、刘致、张可久、乔吉等。此外还有少数民族作家，如：蒙古人阿鲁威，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榆，维吾尔人贯云石、全子仁、马九皋，回族人金元素、金文石、萨都拉、阿里西英、丁野夫等。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维吾尔人贯云石。

    元曲的繁荣和发展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商业活跃，城市居民的大量增加，促成了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大量文人沦入社会底层，与社会实际接触较多，因而获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关汉卿对杂剧的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

    关汉卿，号已斋，大都（今北京）人。正史关于他的事迹记载得很少。他的活动当在十三世纪，大半生在大都度过。

    关汉卿是元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大的戏剧家，也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戏曲家之一。对杂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关汉卿是一个能编能导能演的元代剧作家，文、声、容兼治，自称为“梨园领袖”、“编修帅首”、“杂剧班头”。在他的周围，有一批诸如王实甫、杨显之、费君祥等著名剧作家。他与杨显之风格相似，经常一起谈论切磋创作，他与王实甫也是密友。这些人相互影响，对杂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关汉卿与杂剧演员也有密切的交往，这使得他十分熟悉戏园子生涯，也提高了自己的艺术修养。他与当时一个著名演员珠帘秀有深厚的友谊。珠帘秀是个天才的演员，艺技精湛，独步剧坛。我们可以想像出她对关汉卿的影响。再加上关汉卿本人多才多艺，有时亲自登台演出。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关汉卿成为了元代最有成就的戏剧家。这当然也会对其他戏剧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次，关汉卿的创作为元代杂剧提供了范本。关汉卿一生写了六十多个剧本，今存十八种。主要作品有《窦娥冤》、《救风生》、《望江亭》、《单刀会》、《拜月亭》、《蝴蝶梦》等。这些剧本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取材，揭露了黑暗的社会，抒发了自己悲愤的胸怀，表达了对被压迫、受欺辱的下层人民深切的同情，特别是对于下层妇女诸如寡妇、妓女、乳娘、婢女的同情，也歌颂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关汉卿在艺术上也取得很大成就。他善于运用戏剧的特殊结构来刻画种种典型人物，有时不惜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以加强感情色彩。比如《窦娥冤》中窦娥临刑前的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血上素旗，一滴不沾地；二要六月下雪，掩盖她的尸体；三要“这楚州亢旱三年”。这三桩誓愿全实现之后，才能充分理解“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直落得两泪涟涟”所包含的强烈的情感，也才能理解什么叫“感天动地窦娥冤”。再连系上“把滥官、污官都杀死”，要为“万民除害”，可以看出沉积在关汉卿胸中那种似火山一样的对贪官污吏的愤怒。由此体现出关汉卿戏剧的艺术感染力。

    关汉的创作大大地促进了元代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元曲在古典文学中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中国戏曲在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

    什么叫南戏？

    南戏，又叫“戏文”。本来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戏种，后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元朝后期一种重要的剧种。

    相对杂剧而言，南戏比较自由、灵活。剧本没有一定的出数，一出中不限于通押一韵，也不限于一个宫调，演唱的角色不必一人唱到底，可生可旦，有的甚至二人互歌，或数人合唱。总之，南戏与杂剧相比，显得十分自由而灵活。

    现存南戏剧本完整的有十余本，存目一百七十种左右。可见南戏在当时是很繁荣的。著名的作家有高则诚，代表作是《琵琶记》。此外，还有被称为元代“四大传奇”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简称“荆白拜杀”。

    南戏到了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古代铜器赵孟頫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什么地位？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嫡裔，史载他有经世之才。南宋灭亡之后，元世祖江南求贤，赵孟頫欣然出仕，他出仕不是为做官，而是为了“行义达道”。但因为他的出身，他一生在政治上的才能没能发挥出来。但在文化领域，赵孟頫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别是在书法史上，他的影响特别大，地位特别高。

    在书法上，赵孟頫是元代的代表人物。他从幼年时起，练字就特别下功夫，尤其喜欢临摹，通过长期的坚持和努力，晋、唐诸代名家的字尽入胸中，他能做到临谁像谁。他对写字的要求特别严格，首先执笔必须坚实有力。他自己写字时一丝不苟，凡写必求尽善尽美。正因为有如此的刻苦精神和严格要求，赵孟頫才成为元代无可比拟的书法大师。在书法上，他掌握晋、唐诸代名家的字体风格，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做到了“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无对手。在书法的篆、隶、楷、行、草五种主要种类中，无一不精湛。因此，赵孟頫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对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之后的书法家中，少有不受他影响的。

    地理学在元代有什么发展？

    理学在元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将行道与推行汉法联系起来；一是理学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元代的理学家接触程朱理学比较晚，始于灭南宋的战争中。但一经接触之后，就以程朱理学为天下之道，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身体力行，姚枢、窦默、许衡这些代表人物都是这样，他们主动承担起发扬理学的重任。如何才能使理学得到发扬光大，显然只有借助元朝廷的力量。所以，当忽必烈征召他们时，他们都欣然而往。他们出仕，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行道。道在朱程那里，是性理之学，认为理自天出，性体现天理，封建礼教和典章制度都是天理在人间的体现，是永恒的、至尊的。许衡等人认为，道就是汉法，汉法就是道。他们都认为，元朝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行道，也就是必须推行汉法，许衡倡导“以道事君”，认为“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郝经也说：“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这样，就把道与汉法直接联系起来，使程朱理学成为元的官方哲学。元统治者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这是元代理学发展的第一个特点。

    元代理学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理学在元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理学本发源于北方，但随着宋廷南迁，朱熹完全是南宋人，因此，理学开始时只在南方发展传播。元灭南宋之后，元统治者采用了许衡诸人行汉法的主张，于是理学开始广泛地传播和流行。这与许衡等人推广理学的思想有直接关系。他们认为，理学流行在于“学”，而“学”呢，又首先是“帝王之学”。窦默说：“帝王之学，贵正心诚意。”他常向忽必烈讲三纲五常之类的道理，也一度负责太子真金的教育。许衡、王恂曾向忽必烈讲《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许衡对忽必烈说为君必须修德、用贤、爱民，这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其次是“设学养士”，即立学校。姚枢、许衡都很重视立学校，许衡在《时务五事》中明确地说：“自上都、中都及司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曰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要道。”他的建议得到了重视，至元八年（1271）任许衡为国子祭酒，开始以理学教育蒙古贵族子弟。至元二十四年，元正式设立国子监，同时路府州县普遍设立学校，到至元二十七年时，全国学校总数已超过两万所。

    许衡是元代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从教师到学生到教材以及学习方法，他都有一套很成熟的思想。比如在教材上，他坚持认为以朱熹的《小学》作为入门，而后学《四书》，再学《五经》。他的这一套教育思想在元代得到了普遍贯彻实行，影响很大。这样，程朱理学便在元代得到了普及。

    此外，元代书院讲学活动也十分活跃。著名理学家吴澄、金履祥、许谦等都曾在书院讲学著书。据统计，元代书院有四百零七所。一些理学家不愿仕元，就在这里以讲学为高。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程朱理学。这也是元代理学传播、发展的另一个途径。

    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发展，牢固地奠定了其封建正统学说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

    蒙古人是怎样营建大都的？

    蒙古统治者营建大都是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而决定营建的。在营建的指导思想上，主张与当时张扬的政治形势相协调，宫室城邑一定要宏大壮丽，雄视天下。因此，大都城的修建，在规模上是空前未有的，在风格上，整个城市与宫廷的设计与陈设，既体现了汉人的仪文制度，又保存了蒙古人的传统风俗，整体的建设体现了蒙汉杂糅的时代特色。

    城址坐北朝南，是一个南北较长的巨大矩阵，周长总计两万八千六百米。中心点在积水潭（今什刹海）东岸的中心阁。分设城门十一座，正南居中为丽正门，东面居中为崇仁门，西面居中为和义门，正北之东为安贞门，西为健德门。皇城周围约二十里，在城南而偏西。宫殿主要分为三组：大明殿、延春阁、东宫。前两组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太液池之西为东宫。

    城内区划成方块形。街道大则二十四步宽，小则十二步宽，大街道、小街道均成直线，南北叫经，东西叫纬，经纬纵横。全城分为五十坊。商业区集中在钟鼓楼、城西的羊角市一带。

    整体设计上，都按照《周礼·冬官·考工记下》的原则进行设计，城池、宫阙、社庙的布置一依古制。宫阙的建筑风格、形制、命名都按汉人制度。城门、坊名由《易经》命名。殿内的布置与陈设又带有蒙古传统特色。

    总之，大都的兴建既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经过蒙古统治者的精心安排与取舍而建成的。在改行汉法与沿行祖制上各取所长，务使二者配合得恰到好处。大都的建设是古代建筑史上少有的范例。

    元朝统治时期南北大运河的情况如何？

    元朝的漕运虽主要靠海运，但是也利用河道进行漕运，南北漕运主要还是走大运河。元朝廷为了让传统的大运河发挥出作用，能直接通大都，又新凿修了两条河，一条会通河，一条通惠河。这两条河修通后，从杭州可直接到达大都，它一路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加强了京师与最富庶的南方的联系，是元代贯穿南北最重要的一条交通线，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重要作用。

    从政治上说，它使元朝廷与南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便利，朝廷以及诸王驸马的使臣往往沿河而下，可及时顺利地到达南方各地；江淮、湖广、四川以及海外属国的使臣贡品，也可以溯河而上，源源不断到达大都。

    从经济上来说，运河漕运虽然只是当时漕运的一小部分，但其作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首先，大运河畅通后，每年可将几十万石的南方粮食运到大都，是大都民用粮食的主要来源。另外，除粮食外，商人们南北贩运各种货物也倚重大运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凡大运河两岸，是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带，成了当地的经济命脉。大运河畅通，经济就繁荣，否则经济萧条。所以，当地人都十分重视大运河的疏通与防护，如淮海一带，就有“积渠如积金，守防如守城”的说法。

    元朝廷也十分重视大运河的畅通，为此专门设立机构管理大运河。但因运河漕运是利益所在，所以，运河漕运常常会遭到权贵和富商的垄断和破坏，使之不能正常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元朝的行省制度是怎么回事？

    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行省最早是临时性的派出机构，遇某处有事，中书省派员至该地行使中书省的职权，事情结束，行省也随之取消。到了忽必烈灭南宋后，行省逐渐成为固定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古代铜器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行省，它们是：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之地。

    行省在元代的统治体系中地位十分重要，它“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具体来讲，它的职能是“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行省设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右、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一员，其中的丞相一职往往是空缺的。行省与中书省间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行省的官员往往直接由皇帝负责。

    元代的行省制度实为我国省级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起源。

    元朝版图到底有多大？

    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被元朝统一。

    元朝的版图应包括元廷直接统治的“大汗之国”和西北各藩国（四大汗国），其幅员“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也就是说，西到两河流域，北至西伯利亚，东达朝鲜半岛，南抵中国南海。

    元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帝国中最大的，就连汉、唐也无法与之比拟，尤其是在西北方向，“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即无法用里数来计算。

    元朝的中央官制有什么特点？

    元代的中央官制是模仿以前各朝代的中央官制而建立起来的，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

    元代的朝廷实行行政、军事和监察的分立。中书省主管行政，最高长官为中书令，下设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政等职，以为首脑。由于中书令一职通常是空缺的，右、左丞相才是中书省的实际长官；又由于蒙古人尚右，所以右丞相的权力要大于左丞相，地位也要高些。中书省下设刑、兵、工、礼、户、吏六部，各部均设有尚书、侍郎等职以领部事。

    枢密院主管军事，最高长官为枢密使，下设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同佥枢密院事等职。由于枢密使是由皇太子兼领的虚衔，知枢密院事才是枢密院真正的长官。枢密院主掌军事，但军队的调动则须通过中书省“宰执”的批准，这是为了防止枢密院完全控制军队。

    御史台主管监察，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又设御史中丞以副之。御史台下设殿中司和察院两个部门，殿中司设侍御史二员，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

    元代的中央官制是为了适应对汉地进行统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带有很多汉族王朝中央官制的特征，但也体现了元代民族压迫的国策。如，元廷规定中书省的右丞相必须由蒙古人担任，左丞相和平章政事可由色目人担任；至于汉人，最多只可担任右、左丞。又如，终元一代，汉人极少进入过枢密院的领导层；至于御史台的高官，也更是非蒙古、色目人莫属了。

    元朝的地方官制有什么特点？

    行省制度是元代最具特点的地方行政制度。行省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设有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右、左丞各一员，参政二员。以上各职为行省的首脑。属官有郎中、员外郎、都事等。

    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按等级依次为路、府、州、县四级。各路设总管府，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元廷规定，各路的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充任。府、州、县之官制大抵如各路，在知府、知州、知县之上均置达鲁花赤。各级地方政府遍置达鲁花赤，并居各班之首，这是元代地方官制的最大特点，反映出了统治民族防范其他被统治民族的心理。

    元代中央的监察机关御史台设有陕西和江南两个行御史台，级别都与中央御史台相同，官制也基本相同。在这三个御史台之下，是二十二道遍布全国的提刑按察司（后更名为肃政廉访司），分别隶属于三个御史台。每道设廉访使、副使各二员，佥事四员，主掌对辖区内各级官员的纠察。

    另外，元廷还在各地设有一些专管赋税、运输的机构。

    元朝的科举制度有什么特点？

    1234年，蒙古灭金，北方的科举取士制度彻底停顿，经过八十年，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朝廷恢复了科举考试。

    元代的科举考试规模非常小。全国乡试通过而成为举人者，最多不过三百人，而会试所取最多时只有一百人。一百是元廷所规定的录取进士的最高限额。有元一代，共举行过十六次科举考试，绝大多数都没有录足一百人。元代十六次科举考试，一共录用了进士一千二百人左右。仅从录取进士的人数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元代科举考试规模之小。

    元代的科举考试还体现了元政府鲜明的民族压迫政策。元廷将应试的举子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类。在考题的设置上，“蒙古”和“色目”考生的考题要比“汉人”和“南人”考生的简单许多；而且，前两类考生只需考两场，后两类考生则要考三场。在录取的名额上，各类考生却是相等的，即从每类考生中录取二十五人。由于“汉人”和“南人”考生的数量要远远高于“蒙古”和“色目”考生，再加上考题更难，汉族考生考取进士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如仅江西一处每一次都有数千“南人”参加乡试，而全国“南人”进士的录取名额只有二十五个。

    规模狭小和强烈的民族压迫，使得元代的科举制度无法进一步发展，更无法对元代的政治发生影响。对于元代来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

    元朝实行了什么户籍制度？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同时为适应长年征战的需要创立了与千户制度紧密结合的户籍制度，即将百姓按十、百、千、万分编，严格地限定在九十五个千户之内，随时听命于贵族的征发调遣。这种户籍制度在某些地方直到元朝灭亡始终存在着。

    蒙古统治者在向南不断的征服扩张中，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对所征服地区（中原和江南）的人口清查，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终于最终形成了元朝在汉族地区的户籍制度。

    元人户籍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实行诸色户计的划分。所谓诸色户计，就是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按其从业的不同在户籍上区分开来，并由此固定其所应承担的义务。这些户籍种类有很多，主要的几种有：一、民户，这是元代最基本、数量最多的一种户籍，承担国家一般的赋役。二、军户，承担国家的兵役。三、匠户，从事官办手工业的劳作。四、站户，承担国家所设驿站的建造、维护和运行。五、灶户，从事官办盐业生产。不同户计的人不得擅自改籍，一般来说，户籍是世代相承的。

    元代又行户等制，即将各户按其贫富状况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等，一共九等，以此为摊派赋税和征发徭役的依据。

    元朝的赋税差役制度有什么特点？

    元朝赋税差役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北方和南方不同，元朝统治者根据南北方的不同实际情况，定下了北方以户口为准、南方以土地为准的赋役征收原则。

    在北方，赋税分为税粮和科差两类。税粮又分丁税和地税两种。元统治者规定：每丁每岁纳粮税粟二石，每亩地每岁纳粮税粟三升。不过，按元廷的规定，丁、地税是不需重复交纳的。科差分为丝料和包银两类。丝料由投下人户和普通人户交纳，投下人户每二户出丝一斤给国家，每五户出丝一斤给领主；普通人户出丝的数目没有记载，但应与投下人户相当。包银主要由普通人户交纳，每年每户交银四两。

    在南方，征收夏、秋两税，这两税都是土地税，而以秋税为主。南方秋税按土地肥瘠不同，分成若干等级，从最低的每亩一升到每亩三升不等，大体上是依循宋代旧制。夏税则有的地区征，有的地区不征；有的时候征，有的时候不征；征时以秋税为准，往往折成其他物品或币钞。南方亦有科差，分江南户钞和包银两类。江南户钞是北方五户丝户的变形，即江南的投下户向领主交纳钞币，世祖时定为每户五钱。包银只在江南一度实行，由于广泛的反对而很快中止了。

    此外，元廷还在全国范围内征收盐课、茶课、酒醋课、商税、市舶税等数十种税收，称为“诸色课程”。

    元代的差役分力役和职役两类，其承担者主要是广大的民户。力役包括建造工程、运输货物、开挖河渠等体力工作。职役主要是充当政府基层管理人员。元代的差役是压在人民身上的极沉重的负担，往往使得百姓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沉重差役制度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元代的灭亡。

    元朝实行了什么货币政策？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纸币的朝代，元朝的纸币叫做“钞”。

    元朝政府统一发行纸币是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的。世祖中统元年（1260）十月，元廷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银为本，比价为中统钞两贯（两千文）合银一两，并规定该钞不限年月、诸路流通。次年正月，元廷正式下诏，中统钞在中国北方开始流通。至元十二年（1275），元灭南宋，中统钞又开始在江南地区通行。这样，中统钞就成了全国统一的货币。

    中统钞流通的初期，由于实行了“子母相权”（钞本充足）、“限额发行”等措施，币值比较稳定，流通状态比较良好。但大约从至元十三年开始，为了弥补日益增大的财政开支，元政府开始大量取用作为中统钞钞本的白银，这样就破坏了“子母相权”之法；同时，又放开了对中统钞发行额度的限制，大量印行中统钞。到了至元二十三年，物价已比中统元年上涨了十倍。

    为了平抑物价、整顿日益混乱的钞法，至元二十四年，元政府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至元宝钞”。至元钞一贯值中统钞五贯，二者同时流通。但不久，同样是由于钞本被大量挪用，至元钞也如同废币了。

    武宗至大二年（1309），元廷发行“至大银钞”，废止中统钞，银钞与至元钞并行。仁宗时，尽废武宗所为，仍以中统钞、至元钞并行。

    顺帝至正十年（1350），元廷进一步更改钞法，在中统钞、至元钞并行流通的同时，又发行“至正交钞”，并铸“至正通宝”铜钱。这样，各种钞币的混合使用，各有轻重，人民所取莫衷一是，钞法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不久，大规模的战事爆发，军费暴涨，岁入暴减，元廷只有多印纸钞以应供给，结果就造成了钞币散满人间，而纸钞十锭（一锭为五十贯）也买不到一斗粟。就这样，元朝的钞法彻底崩溃了。

    元朝的军事制度有什么特点？

    元朝的军事制度最终是由忽必烈确立的，他整顿了原来混乱的兵制，把全国的军队归入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

    在宿卫军队方面，忽必烈继承了怯薛制度，以怯薛（怯薛即护卫之意）防卫宫廷和皇帝本人，同时，忽必烈还创建了侍卫亲军。这是一支类似于禁卫军的军队，负责防守“两都”（大都和上都）及“腹里”之地，战时也派出作战。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即开始建立侍卫亲军，从此以后，它的规模不断扩大，到了元朝后期，人数已达三十万。组建侍卫亲军的方式多种多样，如从地方军队抽调精锐、从已建的侍卫亲军中分出、授权某个大臣召集同族组成等。

    镇戍军队是指在全国各地驻守的军队，它们可以分为三类：蒙古军、探马赤军和新附军。

    蒙古军一般都驻守在草原地区，遵循着成吉思汗时就已建立了的千户制度，平时居家生产，战时集合参战，在镇压东北、西北的宗王叛乱时，蒙古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探马赤军组建于木华黎经略中原之时，它是从几个蒙古部落中抽调出来，派到远地征伐、戍守的军队。南宋灭亡后，探马赤军被集中，戍守于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蒙古军都万户府以管理、指挥该地的探马赤军。

    新附军是指南宋降元的军队，这种军队平时屯田，战时往往打前锋；同时，其精锐又被调至京师编成侍卫亲军。到了元朝后期，新附军已基本上不存在了。

    关于元朝的兵役制度，军户的存在是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元代把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列入不同的户籍，世代以从军为业的人就被归入军户。根据军队名目的不同，军户也分成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汉军军户和新附军户。军户有出丁从军的义务，也可以享受免征赋税的优待。

    与军户制度并行的还有奥鲁制度。所谓“奥鲁”，本指安置军队家属、辎重的营盘，成吉思汗时即已存在。忽必烈时，奥鲁进一步制度化，万户、千户都设有奥鲁官，以管理军士家属；而在军士的家乡，亦设有奥鲁官，以州县长官兼之。奥鲁官的职责是签发军户中应从军之人，捕捉逃跑的现役军士，还负责征集所签发从军者的给养供应。

    元朝的军事制度具有蒙族与汉族相结合的特点。

    古代扇面为什么说元代的交通非常发达？

    元代的交通非常发达，这主要体现在其极完备的驿站制度上。

    驿站制度的正式建立，始于元太宗窝阔台。他即位之初即设置了几条主要的驿道，如从和林（当时的都城）到中原汉地的驿道、从和林到察合台封国的驿道等。这些驿道大都是七十里左右置一个驿站，每个驿站置一个千户进行守卫。到了乙未（1235）籍民时，站户已成为单独的一类户籍。

    世祖时，驿站制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完善。至元二年（1265），元廷颁布《立站赤条例》，把驿站的建立完全制度化。又下令在全国各地大修驰道，广置驿站。南宋灭亡后，又在江南地区设置驿站。最终，元朝形成了一个以大都为中心，东至高丽、北至吉利吉思、西至伊利汗国、南至安南的庞大的驿道网络，全国共设驿站一千五百多处。通过这些驿道和驿站，商旅行人可以在阔大的疆域中通行无阻。

    元代的驿站是由站户来负担的，他们的户籍是世代相承的，负责提供驿站的马匹、车辆，还负责供给使臣饮食住宿。对于站户来讲，尽管享有免除赋税差役的特权，但维持驿站还是一份很沉重的负担。

    元代中央设有总领全国驿站的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独立的，称“通政院”。具体到地方上，大的驿站设有驿令，小的则有提领，沿途则有脱脱禾孙，随时盘问检查。以上这些职位都由政府委派，形成了一种对驿站和驿道的严格管理和严密控制。

    元朝的司法制度有什么特点？

    元朝司法的最大特点是它始终没有颁行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形式完备的法典，在整个元朝时代，它的司法断案基本上是以从前的旧例为准的，遇有新的问题，也只是针对个别事进行具体的解决。但是，元代的统治者一直在努力制定、颁行一部完备的法典，元朝几代皇帝颁行的《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元朝司法的另一大特点是它的二重性，即蒙古法与汉法的并存并行。元朝政府设置了不同的机构来处理不同民族的法律问题。元代设有札鲁忽赤（断事官）一职，并设有大宗正府，都是用来主掌蒙古人、色目人的刑狱的，而隶属于中书省的刑部则主掌汉人和南人的刑名事务。元代司法制度的这一特点是与其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相结合的。犯了同样的罪，蒙古人和汉人所受的惩处是完全不同的。如元法规定，蒙古人打死汉人，杖五十七下，征烧埋银；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被处死，并且还要赔上全部家产。

    元朝司法制度的这两大特点说明元朝的司法一直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中，这对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

    元朝编制了哪些主要法典？

    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忽必烈命何荣祖主持编定《至元新格》，颁行全国。这是元代第一部成文法典，分公规、治民、御盗、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十事。该书已佚，详情不得而知，但世祖命何荣祖编新律时，曾要他“简除苛繁”，根据这一点可以推知，“简”是这部法典的特征。

    正是由于《至元新格》的简略，不能很好地适合统治所需，经成宗、仁宗两朝的努力到英宗时终于修成了新的法典，这就是至治三年（1323）颁布的《大元通制》。

    《大元通制》是元代最完整、最系统的一部法典。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诏制、条格、断例。诏制相当于敕或敕条，即皇帝的命令；条格相当于令，即法令；断例相当于律，即律刑。《大元通制》既承袭了中国传统法典的精神，也体现了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是适合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的。

    顺帝至正六年（1346），元廷又颁行了《至正条格》，条文较《大元通制》多一些，但只是修订和补充而已，没有超出《大元通制》的框架。

    《大元通制》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

    元朝实行了什么宗教政策？

    元代的统治者大都采取了十分宽容的宗教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蒙古族本来信奉的是萨满教，而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巫教，尚未形成严格的教义和教规，因而对其他宗教没有很强的排斥性。

    蒙古统治者在长期的对外征服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对这些宗教，他们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只要这些宗教不反对蒙古的统治，就让它们自由发展。成吉思汗对宗教的态度就是如此，他甚至对很多宗教领袖十分礼遇，要求他们为自己祈祷。

    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们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信奉萨满教，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态度。只有忽必烈稍有例外，他本人信奉了喇嘛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推崇佛教的倾向，但他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宽容的，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全世界崇奉的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说的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的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说有摩西，佛教徒说有释迦牟尼。我对这四人，都致敬礼。”（《马可·波罗游记》）这段话最能代表忽必烈乃至所有元代皇帝对宗教的态度。

    基于这种态度，元代统治者施行了十分优裕的政策，规定各宗教的僧侣们只纳商、地税，不用充当任何差役；他们的财产（包括寺院、土地等）都受到严格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夺；朝廷还向他们供应口粮；而各宗教僧侣们所要做的，就是为元廷皇帝祈福。

    在这样一种优厚的条件之下，各种宗教在元代极大地发展起来。在元代宗教中心大都，几乎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看到，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等比比皆是。宗教的繁盛成为元代统治的一种特色。

    元朝政府是如何利用儒学的？

    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是十分轻视儒学的，时人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说基本上是可以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的。可是，随着蒙古统治者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日益稳固，尤其是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元朝政府对儒学的态度开始由鄙视、排斥转向扶持、利用。

    忽必烈是凭借中原汉地雄厚的力量击败争位的阿里不哥的，他十分重视对汉地的控制。要有效地控制汉地，就必须大力推行汉法，而汉法的精髓正在儒学。所以，忽必烈一即位，便广召天下名儒，开设国子学，命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经典；又征召许多儒士入朝做官，参赞军国事务。

    由于儒家教育的逐渐普及，到了元朝中期，元统治者对儒学已是十分推崇。武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更说过“修身治国，儒道为切”这样盛誉儒教的话。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廷恢复了中断已八十余年的科举考试，专以程、朱所注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至此，儒学以程朱理学的形式在元代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元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汉地的统治。

    元朝的手工业发展情况如何？

    元代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代。元代的手工业分为官办和私人两大系统。

    官办手工业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的手工业制造部门，大概包括工部、将作院、大都留守司、武备寺等几个部门。工部掌全国的工程营造，将作院掌珍宝器玩的制造，大都留守司掌皇室宫殿、贵戚宅邸的营建修葺，武备寺掌武器、军需的制造。另外，太子、后妃、贵戚们往往都有自己的官办手工制作机构。各级地方政府也办有种类不同、规模不一的手工业制造机构。元代的官办手工业由于有政府的特权，集中了大量的优秀工匠，资金雄厚，原料物美价廉，所以生产出来的手工业产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质量上乘，著名的行业有瓷器、毛毯、丝织、兵器、矿冶、制盐等。

    元代的私人手工业也在前代的基础上空前发展起来。这些私人手工业普遍采用家庭作坊的形式，所生产的产品多集中在用以纳税的丝织品和生活中所必需的棉织品、麻织品等产品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在元代的手工作坊中出现了雇佣劳动，而且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这说明了元代私人手工业是十分发达的。元代私人手工业较著名的行业有棉纺织、丝纺织、瓷器制造和矿冶等。

    元朝农业发展情况如何？

    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在蒙金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战争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和大片土地的荒芜，加之蒙古贵族又把大片的良田放荒将之变成牧场，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几乎陷入停顿。这种局面到了忽必烈即位后方才得到改变。忽必烈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颁行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一、设立劝农司，管理、推动各地的农业生产。二、禁止强占民田、逼农为奴。三、招集流民，鼓励开荒。四、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等。

    经过忽必烈的一番努力，元朝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表现在：

    一、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至元三十年，元代的户数达到了最高峰，有一千四百万两千七百六十户，如果按每户五口人计，人口数达到了七千多万。

    二、各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是破坏严重的黄河流域，农业连年增产，王磐在《农桑辑要·序》中谈到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时说：“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片荒地被开垦，多处水利设施被修建，农业生产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江南地区的农业也保持了上升的势头，在连年丰收的基础上又开辟了大面积的荒地，成为向北方供粮的最主要地区。另外，湖广、江西、四川等地区的农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三、新作物的传入和推广。棉花是宋代开始种植的，但其推广却是在元代。世祖忽必烈设木棉提举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棉花的种植，结果到了元代的中后期，棉花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另外，西瓜、红花等外来新作物在全国也得到了广泛的种植。

    元代农业的衰退始于元朝中后期，主要原因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政府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据记载，崇安县六分之五的土地掌握在当地五十余家手中，其他五百余户人家只占有六分之一的土地，而元政府日益繁重的赋税徭役却压在这些正在失去土地的农民身上，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农业生产怎能不衰退呢？

    元朝商业发展情况如何？

    元代的商业十分发达，这主要得益于农业、手工业的巨大发展，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和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纸币。

    古代瓷器以从商的主体看，元代的商业大体有三种类型：

    一、官办商业。元朝政府对多种商品进行垄断，如矿产品和生活必需的盐、茶、酒、醋等产品。官办商业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政府直接经营、政府卖给商人后由商人销售、由商人经营而政府抽取利润。有时，对于同一种商品，几种形式可以同时进行。

    二、私人大商业。除了政府以外，一些官僚、贵族也利用手中的特权进行商业活动，获取巨额利润。寺院僧人经商是元代商业的一个特色，由于统治者推崇佛教，对寺院的财产采取保护的态度，又频频向它们颁赐大量财物和土地，一些寺院积聚了大量的财富，高层僧侣以此为资本从事商业活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色目商人的发迹也是元代商业的一个特色，色目人本身极善于经商，又有民族上的优越地位，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巧取豪夺，富甲一方者比比皆是。另外，元代还有少数汉族民间大商人，他们行业不同，但都通过经商而获巨万家资。

    三、民间小贩。这些小贩资本单薄，又受到官府和大商人的欺压和盘剥，处境十分艰难。

    元朝的海外贸易情况如何？

    元朝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这和元朝统治者积极支持有关。元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1277年，元廷在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设立市舶司，后又在广州、温州、杭州增设市舶司。1297年，经过整合，保留了广州、泉州、庆元三个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对进出港的中外货船进行管理，并根据所运货物收税，精货收十分之一，粗货收十五分之一，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税。同时，市舶司自己也备船备货，雇用商人经营，所得利润七三分成。

    元代中国商船的活动范围十分广大，东到日本，西抵波斯湾，甚至到达了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地方。中国的船只航行得如此远，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已掌握了十分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

    从中国运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丝织品，另外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输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象牙、珍珠、香料、布匹等。

    泉州是元代中国最大的港口，所谓“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可见当时泉州的繁荣。除泉州外，庆元、广州均是当时的大港，庆元主要集中进出口高丽、日本的货物，广州则以其巨大的陶瓷市场名闻世界。

    元代的寺院经济为什么比较发达？

    由于统治者的保护和利用，宗教在元代的势力很盛，寺院和从事宗教活动人员的数量十分庞大，为了维持人员的生活和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各种宗教组织都得有一定规模的经济收入，因此，元代的各种宗教组织都占有或多或少的资产以从事一些经营活动，这其中，以佛教的寺院经济最具代表性。

    佛教最受元代统治者的推崇，因而寺院和僧侣的数量也最大，其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从种类上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都是各种宗教中规模最大的。

    寺院占有许多土地，因而主要从事农业经营活动。很多寺院占有大片的田地，雇用佃户劳作，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的地主庄园。如大都城西玉泉山下的大承天护圣寺在山东拥有土地十六万二千余顷。这些土地都采取租佃制进行生产，派庄主监管和收取田租。

    许多寺院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它们占有银、铁、铜等矿，占有酒店、浴堂等产业，有的寺院还放高利贷，有的则从事海外贸易。

    元代高层的僧侣其生活就像世俗的地主一样，他们经营产业，蓄积财物，甚至建造外宅，娶妻纳妾。

    元代统治者对寺院经济是积极保护的，他们不但直接赐予一些大寺院大量的土地财物，还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侵夺寺院的财产。对于寺院的经营活动，元代统治者也基本上是鼓励的，只征收很少的一些赋税。

    总的来说，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是元代寺院经济比较发达的根本原因。

    元代的婚姻状态有什么特点？

    元代的婚姻状态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因为元朝是以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汉族及其他众多的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婚姻风俗，蒙古统治者既要坚持本民族的婚俗，又要兼顾其他民族的婚俗。同时，在民间，由于长期的杂居，各民族之间的婚俗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情况。

    至元八年（1271）元廷颁布了一条关于婚姻的法律：“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同一民族的人相互结婚，应遵从本民族的婚俗；不同民族的人相互结婚，所从婚俗以男方为主；蒙古人不受上一条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蒙古女子与别族男子结婚，则婚俗不必以男方为主。

    这条法律体现了元代婚姻的基本准则：以蒙古族为主，兼顾其他各民族。

    蒙古族有两个很有特色的婚俗：一个是一夫多妻，《黑鞑事略》中说：“成吉思汗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繁衍，不许有妒忌者。”出于迅速增加人口的愿望，再加上长年征战导致的青壮年男子缺少，一夫多妻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一种结果。当然，一个男子妻子的多少还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一般来说，地位越高、越富有的男子，他的妻妾就越多。比如，文宗时期的权臣燕铁木儿，他的妻妾竟多达五百多位。另一个是收继婚，即父亲死后，可以娶从母；兄弟死后，可以收其妻。成吉思汗死后，其三子窝阔台就娶走了他的宠妃木哥哈敦。这种婚俗在许多北方民族中都曾流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文化背景的。

    由于各民族的广泛杂居，其婚俗也在相互影响中有了一些改变。如蒙古弘吉剌氏的脱脱尼，其夫死后，前妻所生的二子都想娶她，她誓死不从，二子也只好作罢。这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族婚俗受到汉族婚俗影响的例子。

    总之，元代的婚姻状态就在这种多民族杂居的状况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但由于存在着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婚俗的主导性也是相当清晰的。

    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如何？

    中国和高丽（今朝鲜）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友好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很紧密，但是这种关系在蒙古族入侵高丽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起初，蒙古军以追击契丹军为名，进兵高丽，高丽王也想与蒙古保持友好关系，但蒙古统治者表面上说得好，实际上却只把高丽当做索取财富、任意榨取的附庸、奴仆一样看待。因此，激起了高丽人民的坚决反对与抵抗。蒙古经常入侵高丽，高丽也屡屡顽强抵抗。特别是在1247至1259年间，蒙古四次入侵高丽。最残酷的一次是在1254年，蒙古军掳俘高丽男女几十万人，杀戮者不可胜数，蒙古大军所过，烧杀掠抢，然后蒙古将领将所掠之人进行买卖。尽管蒙古给高丽带来了不少苦难，但始终没有达到灭亡高丽的目的。这可以看做元与高丽关系的第一个阶段。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比较注重与高丽的关系，元与高丽的友好关系渐渐恢复起来，并有一定的发展。

    元世祖送王植（高丽王）回国，下诏“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也不再追究以前高丽的反抗者。后来，元世祖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植之子愖，后来愖之子又娶元公主为妃。这样，高丽王族与元皇室结成了甥舅之好。高丽统治者乐意借助元的强大来保护自己，以达到统治高丽的目的；元统治者也想利用高丽作为攻打日本的根据地。但终元一代，高丽是独立的一个国家，元虽曾设征东行省于高丽，那也只是为了征日方便，基本上不怎么管高丽内部事务。因此，元世祖之后，到中国的高丽人相当多，他们中的不少人就在中国做官、侨居。许多精通汉文的高丽学者与僧人，有的是奉命出使，有的是私人游学，在中国，他们交结广泛，尤其是与中国文人关系密切。比如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长期居住在中国，师从姚遂、元明善，赵孟頫等诗人，还奉命出使四川等地，他的《益斋乱稿》就有许多有关与元人交往，歌咏中国山水、历史、民俗风情的作品。他的作品被认为是朝鲜文字史上的优秀古典作品。

    耽罗是什么国家？

    耽罗本是高丽的盟国。高丽臣服元世祖之后，元世祖要对日本和南宋用兵，而耽罗是通往日本和南宋的要冲（海道上的要冲），元世祖才开始注意耽罗这个小岛国。后来，元世祖专门派人到耽罗视察地形及道路。当时，耽罗已被一个反叛高丽的高丽人带兵占领。至元九年（1272）元朝廷决定用兵耽罗，为耽罗平复高丽叛党。次年，元世祖命人讨耽罗，半年之后，占领了这个海上小岛国，并在那里设立了耽罗国招讨司，驻兵一千七百人。元朝廷命耽罗国每年向其进贡当地特产毛施布一百匹。从此之后，耽罗成了元征伐日本的一个前沿哨所。

    至元三十一年（1294），高丽王向元廷请求说：“耽罗的地方，自祖宗以来，就隶属于高丽，现在叛党已平，请让耽罗还和以前一样，作为高丽的附属。”元世祖答应了高丽王的请求。从此之后，耽罗又隶属于高丽了。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如何？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大致可以元世祖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主要是元对日本用兵，后一个时期主要是中日民间和商贸往来以及僧人、文人的往来。

    元世祖时期，元世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得他急于宣威海外，也想像汉、唐盛世君王那样，让这些海外邻国向他称臣进贡。高丽向元世祖称臣之后，元世祖就急于想让日本也向他称臣纳贡。因此，从至元三年到至元十年之间，元世祖连续五次派使者出使日本，劝谕日本遣使来朝，当时，统治日本的镰仓政府态度很坚决，拒绝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元世祖就不再以遣使为主而代之以大举讨伐。元世祖一生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征伐日本的战争。第一次是在至元十一年，派大小战船九百艘，汉军、蒙古军二万五千人，东征日本。元军虽有小胜，但日本抵抗亦顽强，使元军难以深入。后元军战船遇上海风，仓促撤回，首次征日结束。日本称这次战争为“文永之役”。第二次是在至元十八年，这回元世祖派两路大军，战船四千多艘，士兵十四万大举进伐日本。由于元军统帅内部矛盾重重，意见不合，指挥不协调，日本已有抵抗元军的经验，且做好了充分准备，因此在战争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后来遇上海浪，损失惨重，第二次征伐日本宣告失败。日本称这次战役为“弘安之役”。这两次征日，激起了中国人和高丽人的反抗，此后，元世祖至死也再未派出一船一卒。

    元政府与日政府处于战争状态，但民间的往来，特别是商贸往来却一直没有中断。战争停止后，日本商船来中国的更多。庆元港（今浙江宁波）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日本商人多在此处互市。元政府对日本商船做了检查、抽分之后，即许日本船只登岸市易。此外福建、山东等地，也时有日本商船的到来。据资料统计，从成宗大德九年间（1305）至顺帝至正十年（1350）的四十五年中，其中三十三年都有日本商船来元。这只是大略统计，实际上还不止此数。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瓷器，此外还有铜钱、香料、经卷、佛寺什器等。日本输入中国的则有黄金、刀剑、扇子等物。

    除商人外，来元最多的是日本僧人。仅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十四人还国”，可见来元之日僧的人数之多。据日本史家统计，元代来元的日本僧人知名的就多达二百二十余人。他们师从中国高僧学习佛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等。

    元朝与安南的关系如何？

    元朝与安南（今越南）的关系，也是以忽必烈为分界点，忽必烈之前（包括忽必烈期间）以战争与不和为主，之后则以和为主。

    元朝时期，正是安南的陈朝时期。忽必烈时期，正是陈朝初建，经济发展，国力强大。忽必烈即位之后，忙于巩固地位，派人出使安南，政策比较和平，允许安南按本国风俗治理；安南也遣使还报，要求元朝批准其三年进贡一次。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元忙于对南宋的战争，无暇顾及安南。但元世祖心里想着让安南臣服，屡派使者，安南也巧妙周旋，拒绝跪拜受诏，并以种种借口推辞亲朝、人质等。

    元世祖消灭了南宋残余之后，即发动了两次征伐安南的军事行动。第一次是至元二十年（1283），元世祖派其子带大军占领了安南首都，但安南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迫使元军撤军。第二次是至元二十四年，安南仍旧采取了以往的先困后打的战略，并切断了元军水上粮船，元军不久即撤出安南。

    元成宗即位之后，不再向安南用兵，派使臣去安南通好，安南亦派使者回使。从此，元与安南往来不绝。当时安南儒学颇兴，儒士地位较高。其派到元朝来的使者，多以儒臣充任。凡来元之安南使臣，都要向翰林院送一份礼物，因而结识了不少元文人学士。当时安南佛教也发达，元也遣使安南请赠佛经。元代杂剧艺术也传入安南，对安南的戏剧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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