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语：准确而又有远见的预测对于一个商人的成功至关重要。
眼光独到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少年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他已经熬过最艰辛的一年，老板给他加了工钱，他能够像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茶楼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谢茶楼老板，老板成全了李嘉诚养家煳口的基本愿望，给予他极好的人生锻炼。
李嘉诚进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为嘉诚是外甥而予以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庄静庵对少年李嘉诚刮目相看，将李嘉诚调往公司属下的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与人打交道；进中南公司，经过装配修理的学艺，对各类钟表了如指掌。他很快就掌握了钟表的销售，做得十分出色。与李嘉诚同在高升钟表店共事的老店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
“嘉诚来高升店，是年纪最小的店员。开始谁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但不久都对他刮目相看。他对钟表很熟悉，知识很全，像吃钟表饭多年的人，谁都不敢相信，他学徒才几个月。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会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也能做个标青（出色）的钟表商，还没想到他今后会那么咸水（显赫）。”
这个高升店年纪最小的店员时刻关注钟表业的市场信息，经过半年的观察和分析，李嘉诚对钟表业的现状和未来有了成熟的看法。
1946年初，17岁的李嘉诚突然辞别舅父庄静庵。临行前，他对庄静庵就香港钟表业的前途做了一番今天看来依然堪称大商家眼光的分析。
世界钟表市场的态势：高档表市场为瑞土人独霸，中档表市场为日本人独步。
这样，中低档表市场就是可开拓的空档。李嘉诚建议舅父迅速抢占这一滩头。
历史已经证实，后来的香港就正如李嘉诚所预言，以价廉物美的中低档表迎合中下层顾客的需要，成为世界继瑞士、日本外的又一大钟表基地，中低档表生产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
可惜又所幸的是，商业天才李嘉诚志不在此。
后来，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成为香港钟表业界的巨擘，这其中是否与少年李嘉诚的建议有关联，就无从考证了。但不管怎样，李嘉诚此时的商业眼光已经具备了大家风范。
感悟：
商家的眼光应当是敏锐的，能看到潜藏的各种商机，从而做到先人一步。当然商家眼光是需要不断被训练的。
2.不为股市暴利心动，坚持稳健发展的原则
李嘉诚语：经商一定不能缺少勇与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凡遇小利能沉着冷静者，必当能在商战中谋取大利。李嘉诚趿入股市时，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心动，追求稳健发展之路，终于在股市中扎住根基，平稳前航。
香港注册的公司在伦敦上市并不稀奇。令人瞩目的是长江实业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挂牌买卖之先河。1974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促成下，加拿大政府批准长江实业的上市申请，长实股票在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发售。
李嘉诚全方位在香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将公司上市，是壮大自身实力的一条快捷而有效的途径。立志赶超置地的李嘉诚，及时跻身股市。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嘉诚在股市比他办实业更具天赋。
李嘉诚找到了发挥专长的最佳舞台。海外上市，更使李嘉诚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长江上市，是李嘉诚事业的一次大飞跃，上市之后，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李嘉诚是个从传统文化氛围中走出来的新型企业家，他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剔其糟粕，取其精华，与现代商业文化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我们回顾李嘉诚走过的历程，会发现他的行为轨迹，与古人推崇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惊人的相似。西方经济学家探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奥秘，惊奇地发现东方传统文化的神奇作用。
我们不得不折服李嘉诚在“炒风刮得港人醉”的疯狂时期，丝毫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心动，稳健地走他认准了的正途--房地产业。而不少房地产商，放下正业不顾，将用户缴纳的楼花首期（款），将物业抵押获得银行贷款，全额投放到股市，大炒股票，以求牟取比房地产更优厚的利润。炒风愈刮愈炽热，各业纷纷介入股市，趁热上市，借风炒股。连众多的升斗小民，也不惜变卖首饰、出卖祖业，携资入市炒股。职业炒手更是兴风作浪，哄抬股价，造市抛股。
香港股市处于空前的癫狂状态。1972年，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指出：“目前股价已升到极不合理的地步，务请投资者持谨慎态度。”桑达士的警告，湮没在“要股票，不要钞票”的喧嚣之中。
1973年3月9日，恒生指数飚升到1774.%的历史高峰，一年间，升幅5.3倍。初入股市的李嘉诚丝毫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动，他深知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他坚持稳健发展的原则，显出了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
果然物极必反。在纷乱的股票狂潮中，一些不法之徒伪造股票，混入股市。东窗事发，触发股民抛售，股市一泻千里，大熊出笼。
当时远东会的证券分析员指出：假股事件只是导火线，牛退熊出的根本原因，是投资者盲目入市投机，公司盈利远远追不上股价的升幅，恒指攀升到脱离实际的高位。恒生指数由1973年3月9日的1774.96点；迅速滑落到4月底收市的816.39点的水平。是年下半年，又遇世界性石油危机，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加工贸易业。1973年底，恒指再跌至433.7点；1974年12月10日，跌破1970年以来的新低点--150.11点。其后，恒指缓慢回升，1975年底，回升到350点。
除极少数脱身快者，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弃甲而归，有的还倾家荡产。香港股市一片愁云惨雾，哀声恸地。
长实自从上市那天起，股市便成了李嘉诚重要的活动领域，他日后的许多震惊港岛的举动都是借助股市进行的。
70年代初，股市无论对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都是个陌生的课题。人们普遍表现出盲目幼稚。在这一点上，李嘉诚显出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显而易见，李嘉诚是这次大股灾中的“幸免者”。长实的损失，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实际资产并未受损。相反，李嘉诚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
李嘉诚步步为营的作风又一次保证了长实平稳前航。
李嘉诚在这个大举动给我们的启发是，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确定发展的原则方略，而不应只顾眼前利益，为暴利所动，炒一把再说。而偏离轨道，也许会赚一两次，但长此以往，没有自己的原则，终不是成大器之所为。
虽然我们不敢说李嘉诚的经商法则是唯一可行的，但以李嘉诚的今日的巨大成就，足以让我们去深思、去探究。
感悟：
3.“空手套白狼”的迂回战术
李嘉诚语：天时地利人和是商业兴隆的因素，但必须靠个人去创造和争取。要想取胜，单刀直入有时不如迂回前往，稳步推进。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而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1969年以前，香港股市规模停滞不前，其原因是：第一，由于与中国内地的特殊关系，内地政治的任何波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香港前途；第二，与香港证券市场相比，海外市场能为香港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至少海外证券市场的投资工具比香港市场要丰富些；第三，1961年以后，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使贷款变得比较容易，相对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
另外，在未有其他交易所成立之前（1969年之前），香港所有股票买卖活动均通过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进行。当时香港会的会员大部分为外籍人士及通晓英语的高级华人，而上市公司则主要为外资大银行，股市为香港本地工商企业集资的功能并未发挥出来。
对众多欲上市的华资企业来说，香港股市可望不可及。香港会上市条件之苛刻，使不少条件具备的华资大企业，长期被拒之门外。
证券经纪，是股市与股民间的桥梁。香港会只使用英语，把不谙英语的华人经纪排斥在外，这样，无形中又把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投资者排斥在外。投资者难以入市，股市自然萧条；股市萧条，投资者越发望而却步。
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开始营业，打破了香港会一所垄断的地位。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新纪元。香港经济经大动荡后恢复并开始起飞，急待筹资的企业纷纷触发上市的需求。1970年，远东会的成交额高达29亿港元，占当时香港股市总成交额的49%。
其后，金银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加上原有的香港会、远东会，形成香港股市“四会”并存的格局，从而使公司上市变得容易，为上市公司集资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大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股市成交活跃，恒生指数攀升到1971年底收市的341点。低迷多年的香港，股市大牛出世，一派兴旺。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李嘉诚萌动并筹划将长江上市。公司上市，绝非易如反掌，李嘉诚为此也几经思忖，颇费周折。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随即，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同年10月，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2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间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选择好恰当的时机，长实骑牛上市，倍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就升值一倍多。“僧多粥少”，认购额竟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公众股东。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股票升值一倍多，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消息传来，长实职员惊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此时的李嘉诚，并未显出特别的欣喜。他深知股票升值，并不表明投资者独钟长实，而是大市的兴旺所致，其他上市股票均有升值，有的比长实股升值更惊人。要使投资者真正信任并宠爱长实股，最终得看长实的未来实绩，以及股东所得实惠。
有着多年商场搏杀经验的李嘉诚敏锐地意识到：股票升值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会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无常，风险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从1950年创业，李嘉诚经历了独资、合股的漫长岁月，现在终于跻身上市公司之列，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筹措无门的问题。从此，长实必须按上市公司规则运作，接受证交所和证监会的管理及监督，向证交所提交由独立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量必须在25%以上；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必须向公众股东公开；重大决策，必须经董事局甚至股东大会通过……这些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企业大股东和经营者的手脚，是他们所不希望的。但李嘉诚必须这样，他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事业的人。
李嘉诚是个“儒”商，其经营方略的一招一式莫不浸透着古老的东方哲学。
李嘉诚是个“情”商，其发展过程的一步一节无不闪烁着拳拳赤子的报国雄心。
李嘉诚在“炒风刮得港人醉”的疯狂时期，丝毫不为炒股暴利所心动，“众人皆醉我独醒”，虽然这会令他损失不少既得利益，他仍稳健地走他认准了的正途--房地产业。此举的确令人折服。
股市是个奇妙的天地，长实自从上市那天起，股市便成了李嘉诚重要的活动领域，他日后的许多震惊香港的大事，都是借助股市进行的。
20世纪70年代初，股市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上市公司，都是个全新的课题。人们普遍表现出盲目幼稚。在这一点上，李嘉诚显出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
在香港股市的这次暴跌中，毫无疑问，李嘉诚是这次大股灾中的“幸运儿”。长实的损失，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实际资产并未受损。相反，李嘉诚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
长实上市时，拥有收租物业约35万平方英尺，年租纯利390万港元；发展物业7项，正兴建或拟建，其中独资拥有的地盘3个，合资共有的地盘4个。上市时将25%股份公开发售，集得资金3150万港元。这笔巨资，加速了长实的物业建设。与其他地产商合资发展的楼宇，均作出售；独资兴建的楼宇，做收租物业。
感悟：
所谓“空手套白狼”是指一种从无到有的经营手段。这种手段需要的是智慧和技巧、李嘉诚“骑牛”上市借以融资的做法，可以说是巧妙运用这一手法。这种手法在股市也多有人运用，但拿捏如此之妙者，股海之中未有几人，我们可以从以上文中细细解读，定能出些许借鉴。
作为投资者，应确定自己开拓发展的原则方略，坚持独行，而不应只顾眼前利益，为暴利所动炒一把再说。
4.鸡蛋分篮，分散投资
李嘉诚语：根据投资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1988年，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以及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世博发展公司（李嘉诚占该公司10%股权），以32亿港元投得“1986年温哥华世界博览会”会址的一幅2百英亩的市区边缘黄金地段地皮，将在上面建筑加国规模最宏伟的商业中心及豪华住宅群，预计10-15年完成。李嘉诚约占50%股权，其余50%为各大股东分有。预计整个建筑费在100亿港元以上。李嘉诚等华商的大举扩张，引起当地一些居民的不满，有的地方还出现排华情绪。1989年3月，李嘉诚等华人财团，投得世博会场址地皮后，卑诗省温哥华出现一张告同胞书：
加拿大同胞们，请制止癌症扩散！
醒来吧！否则太迟了！政府出卖我们，鼓励华人渗透，买光我们的土地，提高我们的税，中国人口超过10亿，正像野火般蔓延！我们的前途呢？我们下一代的前途、文化和机会呢？倘若我们不制止这种癌症的扩散，我们的孩子将一无所有！政府辩称这是有利于国家，怎样有利呢？中饱他们的私囊而已！谁得益呢？可以打赌不是我们！如果我们想维持一个民主国家，现在站起来，为着你们的权益团结起来，否则太迟！
当地华文报章刊登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告同胞书，引起华人的不安。一位华裔记者说：“我们的同胞花几十万元，买一张‘太平门’门票，来到加拿大是否又能买到‘太平门’呢？”
卑诗省华裔省督林思齐博士（本人也是地产巨富），在温哥华市-次集会上，劝告当地居民善待华裔移民，并对移民同胞进行拜访安抚。
在阿伯达省省府赫斯基大厦，当地商会和政要为李嘉诚一行举行盛大酒会。李嘉诚及长子李泽钜，左右手马世民、麦理思出席酒会。加国殷商和政要，热情洋溢称赞李嘉诚的投资伟业，殷切希望彼此间继续愉快合作。
其实，有关赫斯基，李嘉诚还有许多心结。
一次，李嘉诚在加拿大一家中国餐馆，吃饭至半途，老板拿出一瓶红酒，他对李嘉诚说，刚刚为你服务的是个博士生，他说他要送你一瓶红酒，又怕你不接受。博士生说，我们中国人听说你收购赫斯基（加拿大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一事，都非常兴奋，中国人不单单在这里开餐馆、开洗衣店，中国人来这里真的干了一番大事业。
还有一次是在加拿大的飞机场，当李嘉诚的私人飞机要离开时，骤然看到一辆车，飞快地驶来，驶近后，司机交给李嘉诚一封信，他说：“几个Albea省的中国学者一定要我赶在您离开前送到！”打开一看，这是一封有中国的学者、讲师、副教授、教授联合签名写的信，信上说：我们第一批中国人来，是建设从加西到加东的铁路，很多人都死了。虽然我们现在的知识水平提高了，我们有职业，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可是我们的专业人士一升到工程师，就没有办法再升上去做行政管理者。今天，也有了中国人做大老板，下面有超过1000名的外国人是助理员工，我们感到扬眉吐气。”谈及于此，李嘉诚说：“这些海外华人对我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其后那间石油公司业务发展理想，国际投资者也希望向我们收购，但当我回头一想以上种种，我便舍不得卖掉它。”
李嘉诚先后动用69亿港元全面收购了加拿大赫斯基公司。虽然加拿大一些地区曾因华人移民的急剧增加，而产生过抵触情绪，但是，至今为止，李嘉诚的海外公司无论在加拿大或英国，都从未有发生过工潮，原因是他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和坚持不分国籍、惟才是用的原则，对待所有员工一视同仁。他的观点是：“世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核心人物。老板也要讲义气。”
继赫斯基与世博会两项重大投资外，李嘉诚在加国再没有推出轰动北美的大型项目。加国《财经月刊》说：投资的魅力在于环境，除硬环境外，软环境是否适宜这些华裔巨富呢？
确实，面对激进的民族情绪，有许多非己力所能左右的事情。既如此，还是稳健为好。
李嘉诚投资英国，几乎与投资加国同步进行。1986年，他斥资6亿港元购入英国皮尔逊公司近5%股权。该公司有世界著名的《金融时报》等产业，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权益。该公司股东担心李嘉诚进一步控得皮尔逊，不甘让华人做他们的大班，组织反收购。李嘉诚随机退却，半年后抛出股票，盈利1.2亿港元。
1986年，李嘉诚决定在伦敦以私人出售方式，把香港电灯股份的10%脱手。当时，他的和记黄埔的董事经理马世民知道香港电灯公司不久就要宣布获得了丰厚的营业利润，建议李嘉诚等消息宣布之后再出售，获益更大，但李嘉诚不为所动，仍按原计划进行。马世民认为“李嘉诚先生让投资者得到利润，以建立公司的名誉，使日后的销售更加容易。”他对下属说：“李先生多赚点钱，在今日的环境中并不是件困难事，要维持好名誉，那才是主要的。”
1987年，李嘉诚与马世民协商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投资3.72亿美元，买进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5%股权。李嘉诚成为这间公众公司的大股东，却进不了董事局。原因是掌握大权的管理层，提防这位在香港打败英国巨富世家凯瑟克家族的华人大亨。1990年，李嘉诚趁高抛股，净赚近1亿美元。
1989年，李嘉诚、马世民成功收购了英国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使其成为和黄通讯拓展欧美市场的据点。
李嘉诚进军美国的一次浩大行动，是1990年试图购买哥伦比亚储蓄与贷款银行的30亿美元有价证券的50%，涉及资金近100亿港元。因为这家银行是加州遇到麻烦的问题银行，卷入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中。结果，李嘉诚的投资计划搁浅。
李嘉诚在美国最有“着数”（合算）的一笔交易，是他与北美地产大王李察明建立友谊。李察明陷入财务危机，急需一位“叠水”（粤语水即钱，意为很富有）的大亨为他解危，并结为长期合作伙伴。为表诚意，李察明将纽约曼哈顿一座大厦的49%股权，以4亿多港元的“缩水”价，拱手让给李嘉诚。
在新加坡方面，万邦航运主席曹文锦，邀请香港巨富李嘉诚、邵逸夫、李兆基、周文轩等赴星洲发展地产，成立新达城市公司，李嘉诚占10%股权。
1992年3月，李嘉诚、郭鹤年两位香港商界巨头，通过香港八佰伴超市集团主席和田一夫，携60亿港元巨资，赴日本扎幌发展地产。李嘉诚的举动，引起亚洲经济巨龙--日本商界的不小震动。李嘉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正像日本商人觉得本国太小，需要为资金寻找新出路一样，香港的商人也有这种感觉。一句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根据投资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感悟：
做大生意的人不会局限在一个地方投资，他的目光应是全局性的。当今社会是一个全面对外开放的社会，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世界之大，企业之多，到处都可以施展才能，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经商就应灵活机动，不拘一格。
5.精心策划每一步战略
李嘉诚语：聪明而谨慎的商人既然知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在经济过热，炒风过劲时，就应该认真研究整个市场趋势，要居安思危，该出货时，要毫不犹豫地出货。
在股市浪潮中，起伏不定，漂东漂西。这就需要精心策划每一步投资战略，以保不败。李嘉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在“股市浪潮中掌舵的老手”。
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香港各界对股票产生“要股票，不要钞票”的强烈投资狂热，掀起了一阵比一阵更高涨的“上市狂潮”。在这股疯狂的“炒风”之中，人们纷纷卖掉金银首饰、工厂、土地房屋，甚至有的地产公司，将楼宇建造所筹集的贷款，也冒险全额投放在股票市场，大“炒”特“炒”股票。
1973年3月，在这股暴涨狂潮中，恒生指数竟升至1170点的高峰。然而好景不长，在随之而来的时间里，变幻无穷的世界经济袒露了它神秘莫测的另一面。在1973年中期，世界石油危机的猛烈冲击下，香港经济受到巨大影响，出口市场萎缩，股票市场大泻，并且跌去市值七成以上。整个香港的经济，特别是其中占有显著地位的房地产、金融业更是一片阴风惨惨、人心惶惶。
这段时期，沉稳持重的李嘉诚，在塑胶花、房地产的经营方面相继显示了他的独创之才后，又在经营股票方面进一步地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高超的理财技能以及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超乎寻常的领悟力。由于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前景看好，1972年10月趁香港股市处于牛市而挂牌上市的长江实业，充分吸纳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并将巨额现金投放于大量物业的低价收购上。这样，就在人们用低价卖出物业并用所得的钱去购买股票时，李嘉诚统率他的长江实业一边发行股票，一边将发行股票所吸纳的资金成批地收购那些低价出卖的物业。
1975年3月27日，长实通过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讨论决定授权董事局发行新股2000万股以每股3.40元价格全部发行配予李嘉诚。该项新股之权益与现行发行之股份相同，但不能享有1975年和1976年所派发之任何股息。李嘉诚则将本人手上持有的长江实业股份中，取出2000万股交与获多利有限公司，以私人配售方式，照每股3.40元的价格全部包销。配售取得资金将用以购买此次发行2年无股息之全部新股，目的在于吸收6800万元现金，为该集团准备了充裕的资金，在即将复苏的香港经济中大显身手，并可使长江实业股票得以更广泛分配与各大公司机构及社会人士持有。
1973年末至1975年，长实曾两次发行新股集资1.8亿元。趁世界经济严重衰退，香港市场大幅度波动，地产处于低潮之际，成功地大批购入楼宇地皮十多个地盘。其主要是：（1）购入鱼涌太古一号地盘，面积约34万平方米，几个月后将所占一半股权出售，获利1450万元，超过上年全部租金收入。（2）与亨隆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发展位于九龙亚皆老街地盘，面积约63600平方米。（3）与新鸿基、永泰新世界联合组成“有得置业公司”，投得位于沙田小沥源之沙田市地段第一号土地一幅。该地段面积为四千亩，计划兴建住宅楼宇约共楼面积570万平方米及商业楼宇约共楼面积36.5万平方米（长江实业占25%权益）。（4）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透过直属联营机构成立“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BRIDGEWATEROD.LTD）斥资8500万元，购入港岛北角半山著名风景区之赛西湖大地皮一幅，占地区达86.4万平方米，平均每平方尺地价不过99元。计划仅用约5.3万平方米地皮面积兴建十幢高级住宅大厦，每幢计四层（每一单位可配购车位-个），全部大厦楼面总面积可达130万平方米，2年内竣工。1978年全部售出，由于大厦占全地盘面积仅为6%，余下约81万平方米即占地盘约94%均为空地，利用赛西湖风景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娱乐、运动和休息场所。
1976年长实进一步发展，大量收购地皮楼宇，其主要有：（1）与新鸿基、亨隆及周大福合资购入高士打道、港岛湾仔海傍的英美烟草公司原址。该地盘占地约6.8万余平方米，计划兴建五幢30层高住宅/商业大厦，其中包括伊利莎白大厦及洛克大厦。（2）与香港另一家地产公司合作购入薄扶林道RBL806-807号地段。该地段占地约逾20万平方米，计划兴建住宅大厦，约有楼面面积100万平方米。（3）购入占地1.03万平方米的英皇道499号和占地4600余平方米的马宝道78号，计划兴建24层高工业大厦一座。（4）购入九龙尖沙咀汉口道2号现在商业大厦全座（即美轮酒店现址）占地约1万平方尺，楼高14层。（5）购入香港坚尼地道凤凰台地盘其余50%权益，占地约5.16、万余平方米，为五座兴建中之高级住宅大厦；每座楼高19层，楼面总面积35万平方米，住宅单位共360个。（6）购入九龙琼林街地段N·K·I·L15722号工业用地一幅，占地约5.4万平方米，计划兴建13层高新型工业大厦，全部楼面总面积约达53.3万平方米。（7）购入葵涌地段K·C·T·L322-325号工业用地一幅，占地约9.2万余平方米，计划兴建12层高新型工业大厦，楼面总面积约达80万平方米（长实占50%权益）。（8）购入九龙金巴利道25号现成商业大厦全座（即中秋月酒店现址），占地约6300余平方尺，楼高7层，计划改建为一座17层高新型商业大厦，楼面总面积可达7万平方米（长实占50%权益）。（9）购入新界屯门农地（属政府蓝图内地农地），占地共约135万平方米（长实占55万平方米），等等。这一年长实集团的资产净值总数达5.36亿元，比1972年公司上市时的法定资本2亿元增加了一倍以上。全年除税后之综合纯利达5887.9万元，另有经常性收入653万元，仅租金纯收入即达2192万元。
在香港，能否利用股票市场，关系到每一个公司企业的成败。一般地说，投资股票必须根据本地“市场走势”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确立熊市或牛市的趋势，然后决定买入或卖出。许多地产公司不谙此道，在股市疯狂时期将上市集资所得悉数购买高价的股票，结果在股市大跌中焦头烂额，一败涂地。但长江实业却能从股市上升中获得大量现金，趁地价低落时期购入大量地盘。经营手法之高低，相去何止千万里。此无他，有李嘉诚这位“股市高手”掌舵之故也。
1977年长江实业突飞猛进。李嘉诚在1976年度业务报告中乐观地展望说：“1977年本港经济及一般工商业有所进展，以本业而言，购买楼宇需求依然殷切，楼价则因地价高涨及建筑成本关系仍然缓步上升。租值方面应可维持稳定。”他看准了地产市场极好即将到来，特地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做出集资决定：将当时法定资本港币2亿元增加至港币3亿元，即增加票面值每股2元之股份共5000万股；发行每股票面值港币2元之新股2000万股，以每股港币5.6元价格并由获多利有限公司拟配售方式全部包销，获得新资金1.1亿元。同时又与国际银行签订4年长期贷款。上述两项新资金共3.1亿元，为长江实业在1977年进行庞大投资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由于李嘉诚出色的财务管理，长实集团在短短几年内获得了飞速发展。
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时，拥有物业为35万平方英尺。其后几年，长实拥有的物业和地盘统计数据如下：
1975年，面积增至510万平方英尺。
1976年，为635万平方英尺。
1977年，跃至1020万平方英尺。
当时，香港除港府之外的首席地主--置地拥有物业和地盘近1300万平方英尺。
上市短短5年多时间，长实在地盘物业面积这点上，开始直逼置地。
长实的盈利状况：
1973年，公司盈利0.47亿港元。
1976年，盈利增至0.59亿港元。
1978年，递增到1.33亿港元，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79年，为2.54亿港元，增幅近2倍。
1980年，迅速增长到7.01亿港元。
1981年，跃至13.85亿港元，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6年间，长实盈利增长近30倍，全港瞩目，委实不凡。
198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攀高峰，与汇丰银行联手合作，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
感悟：
股市是一块大蛋糕，充满诱人的色味；股市又是一个大陷阱，隐藏着惊人的恐惧。投资股市不可盲目跟进，而要有的放矢，精心策划，不可人云亦云。
6.张扬经营个性
李嘉诚语：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我很审慎，会跟一切有关的人士商量，但到我决定一个方针之后，就不会变更。
未攻一定要先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make sure，有超百分之一百的能力。
1991年11月6日，新上任的香港财政司（主管财政的最高行政长官）麦高乐，宣布增加楼宇转让印花税和限制内部认购比例，以刹楼市炒风，平息民怨。
据说李嘉诚虽知悉此事，因筹备多时，耗费相当财力精力，改期不利。于是，天水围嘉湖山庄第一期仍按期开盘。
是日，炒家买家十分踊跃，排队的长龙浩浩荡荡，3天内竟有3万人登记，相当于发售的1752个单位的20多倍。
据传媒报道：“麦高乐对此大表不满，觉得李嘉诚明知他在当天宣布打击炒楼措施，却偏偏不避风头在同日推出大楼盘，与政府‘对着干’。麦高乐于是使出厉害的招数，11月13日由银行监理处致函各银行，将新旧住宅楼宇按揭贷款，由原来的八九成，降至七成。”
李嘉诚一贯谨慎从事，最忌树大招风，这次却不慎撞到枪口上。
地产同仁，都为李嘉诚捏一把汗，原以为咄咄逼人的麦高乐会枪打出头鸟，却不料麦高乐一竹篙打一船人--地产商均挨五十大板。
银行按揭的比例，直接关系到买家与炒家首期现金的承担，进而影响到楼市的兴衰，楼价下滑，地产商与代理商要双双栽进去。
李嘉诚毫不示弱。11月21日，李嘉诚在其“家店”--希尔顿酒店，设宴招待来访的加拿大卑诗省总督。
李兆基、郑裕彤、郭炳湘、郭鹤年、罗嘉瑞等地产巨头应邀作陪。
有人认为，这是向港府“示威”，如果逼人太甚，他们将把投资重点移向加拿大等美欧澳国家。
记者询问他们对政府降低按揭成数的反应。
一贯在公众场合甚少开腔的李兆基率先表态，声称会透过自己旗下的财务公司，提供较高的按揭成数，防止楼市下跌。
其他地产巨头异口同声附和，口气异常坚决。
李嘉诚在记者的穷追之下，最后也表态说，希望能与政府协调好关系，如果地产同仁都这样，他也会跟随潮流。
麦高乐等一批官员，对地产商的“对台戏”异常恼火。
第二天，麦高乐与汇丰银行大班浦伟士、恒生银行主席利国伟紧急磋商，由两位金融寡头出面还击。
香港银行公会主席浦伟士措辞极为激烈，严厉警告地产商，如果一意孤行，日后其他发展计划将得不到银行的支持。
香港首席财主汇丰大班发了话，地产商马上妥协，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接受七成按揭规定，并无意与银行对立。
但日后的事实证明，李嘉诚等地产巨头，只是做策略上的退让。
按照李嘉诚的一贯性格，是不会自己撞在枪口上的。但是，他撞上了。
李嘉诚敢于与港府“对着干”，显示了华资尤其是地产华商日益强大的实力。此外，李嘉诚也不是故意作对，日期凑巧相同，而改期不利。因为有不怕的心理，李嘉诚便我行我素。对付港府的打击措施，众地产群豪团结一致，联合作战，在共同利益下，结成统一阵线。
然而，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与政府作对，终究是要吃亏的。在麦高乐请出汇丰大班强硬相对时，众群豪亦适时识趣地做战略撤退，因为众群豪与港府针锋相对，分庭抗礼，已经达到了显示实力警告港府的目的。
感悟：
每个人都是一个多面体。李嘉诚也是如此，看准的事就坚持下去，是他的原则；不得已与港府对着干，则突显了李嘉诚的个性。事有先后缓急，一定要先清楚，李嘉诚筹备多时，推出楼盘在先，港府的措施在后；而且改期可能损失过大，所以，李嘉诚宁可得罪港府亦不收兵。一则实力使然，二则利益驱动。且不论结果如何我们已能知李嘉诚也是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性情中人。
经营有个性，不囿于一个模式，才更易于他人接受。
7.用准精锐人才
李嘉诚语：对于我来说，人才是相当重要的，甚至比金钱还要看得重要。在我心目中，不论你是什么肤色，不论你是什么国籍，只要你对公司有贡献，忠诚肯做事，有归属感，有长期的打算，我就会帮你慢慢地经过一个时期而成为核心分子，这是我公司一向的政策。
制度比血缘更可信，人才比亲人更可贵。
马世民等于是李嘉诚连公司一道买下的人才。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
除和黄，马世民还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董事主席。马世民是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李嘉诚表示：“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家做那么多间公司的主席。”另外，青洲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达数十人之多。
马世民把李嘉诚左右手称为“内阁”。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70年代末一80年代中期，李嘉诚大举进军香港英资企业。
1977年，李嘉诚购得美资永高公司后，迅速把矛头指向称雄香港的英资。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怡和系的九龙仓，以退为进的李嘉诚放弃九龙仓收购，把经营不善的和黄洋行作为收购对象。
他在部署收购和黄的同时，在市场悄悄吸纳英资青洲英泥（注：水泥）公司的股票。1978年，李嘉诚持有的青洲英泥股票达25%，他人局出任董事。1979年，他所持的股份增购至40%，顺理成章坐上青洲英泥董事局主席之位。
李嘉诚完成收购和黄洋行先后达3年，1981年伊始，他正式出任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
港刊称，“以鬼治鬼”是李超人完成收购英资企业后的治理大计。青洲英泥的行政总裁选留布鲁嘉，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是李察信。
1982年秋，英首相撒切尔夫人赴京就香港的政治前途与中方谈判，香港英人惶恐不安，信心危机席卷香江。李察信竭力主张和黄集团将重心转向海外发展，李嘉诚却看好香港前途。
两人在发展方向上分歧严重，导致了李察信的辞职。接替行政总裁一职的是另一位英籍人士--马世民。马世民上任不久就参与收购英资港灯集团，并出任港灯主席。
马世民一上任，便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港灯集团。是为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
马世民辞去和黄董事总经理一职，与李嘉诚跨地区投资重点移向中国内地不无关系。
1984年，马世民接替英籍前任李察信，坐上和黄首席行政长官交椅。李察信的辞职，是主张放弃香港，大举投资海外。这与老板李嘉诚立足香港的信念背道而驰，李嘉诚便启用看好香港前途的马世民。
马世民上任，把和黄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1986年，马世民提出立足香港、跨国投资的策略，得到李嘉诚的支持。于是，就有了和黄、长实及李嘉诚私人大笔投资海外的惊人之举，引起世界经济界的瞩目。
谁知，种子撒出去，却不见摘回丰硕的果实--投资回报不理想。
李嘉诚无疑是海外投资金额最大的一位香港华人富豪。与此同期，香港不少财团已在中国内地轰轰烈烈干起来，取得骄人业绩。李嘉诚先输一轮，不甘再落后，从1992年起，把港外投资轴心放到内地市场。
正是这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经济特区，掀起改革开放的巨浪。中国内地，被世界经济界看成全球最具潜力的投资市场。据传，亲英亦亲华的马世民，固执地要李嘉诚三思而行。李嘉诚往往行动迟人一步，但决策已定，就不易随便更改。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
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马氏就用8.9港元/股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按每股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净赚2500多万港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为利来。
李嘉诚体恤下属，让下属分享利益，可使集团拥有更强的凝聚力。
其实，如果要计算的话，李嘉诚给予下属额外的利益，比他们因勤奋工作而创造的效益，相差不知凡几。
就以马世民来说，低进高出长实股票，净赚2500多万。但是，马世民为和黄与李氏家族创造的盈利则以十亿百亿计。
以小换大。最大的赚家还是李嘉诚。
李嘉诚过去对收购来的英资公司，不但保留英人，还继续招聘英人，实行“以夷制夷”，港人惯称之“鬼打鬼”。
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和黄行政总裁的职务，该职由长实董事副总经理与和黄执行董事霍建宁接替。
马世民成为和黄最后一位洋大班。
也就是说，从霍建宁开始，以后不太可能启用洋大班。
李嘉诚向高层表示，和黄以后请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通晓普通话是必要条件--这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投资大计是放眼内地。
李嘉诚“以夷制夷”的策略方针，对于稳定军心、控制局势起到了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收购英资公司之后，如果实行排外，势必会使公司出现混乱，陷于停滞和瘫痪。这样，经济上势必遭受惨重的损失。
相反，保持稳定，以夷制夷，可使公司正常运转。
以马世民为例，他任和黄总裁达9年之久，为和黄创下了辉煌的业绩。
一些投资的失利，只是白璧微瑕。
马世民的政见，曾招来不少非议。但他的人品，却几近完美--他的口碑，甚至可与李嘉诚相提并论。
马世民辞职后，其下属无不对“波土”（老板）交口称赞，有的还掉下眼泪。
由此可见李嘉诚“以夷制夷”战略的成功。
然而，李嘉诚的投资重心转向内地时，就顺应现实需要，以当地华人为重，并且要通晓普通话，这是李嘉诚适时应变的体现。
《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还分析道：
“反观一些事业上没有像李嘉诚般飞黄腾达的富豪，倘若说他们有什么缺失的话，那往往就是不晓得任用人才，以至窒碍了企业的发展。环顾香港的上市公司，虽然很多公司资产值不少，但至今始终摆脱不了家族式管理。”
李嘉诚的长实系，是一家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他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集团内部，却看不到家长制作风的影迹，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管理。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却又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者探索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形成极富特色的儒教商业文化。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潜移默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是个善于吸收新事物的人，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了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而采取将中西方的优点和长处糅合在一起的管理机制。李嘉诚常说：“唯亲是用，必损事业。”
唯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
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到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遭到他婉拒。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而获得任何照顾。
得到他重用和擢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道：“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在人才使用和管理上，李嘉诚确实高人一筹。家族式管理，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样的管理，也许凭创业者的杰出才华可以一世显赫，但很难维持第二代的辉煌，更不用说像怡和等一些具有先进管理制度的家族事业的百年兴盛。
当然，西方管理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不像华人经商那样富有人情味；研究和计划十分周密，但决策周期过长，不像华商握一握手，便达成协议。
李嘉诚中西合璧，各采其长。比如一个项目，李嘉诚会周密调查，仔细研究--这是西方的方式。一旦确定，就打一个电话或握一握手，就完成决策--这是华商风格。
杜辉廉是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70年代，唯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杜辉廉任驻港代表，与李嘉诚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万国宝通银行收购唯高达，杜辉廉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李嘉诚得到证券专家杜辉廉的帮助，在股市更是如虎添翼，风生水起，甚至对股市具有强大的左右力。
李嘉诚最辉煌的战绩在股市，最能显示其超人智慧的载体也是股市。而被称为“李嘉诚股票经纪”的杜辉廉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功不可没。
李嘉诚投桃报李，以恩报恩，又使杜辉廉更专致不二地回报李嘉诚，充当李嘉诚的“客卿”。
李嘉诚从一个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由一间破旧不甚的山寨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还得益于他的“用人之道”。
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辅佐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亦不相同。
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主最希望有忠心耿耿、踏实苦干的人才。在塑胶厂草创初期，别说他的下属，就是李嘉诚本人，也须凭自己的双手安装机器、生产制品、设计图纸；靠自己的双腿，走街串巷，采购和推销。
李嘉诚的人才观是开放的，做到了中西合璧，各采其长。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长江的地产发展有周年茂，财务策划有霍建宁，楼宇销售则有女将洪小莲。在长江增至长江实业的初期，这些工作由李嘉诚“一脚踢”（一手包揽）。李嘉诚的领导角色，由管事型变为管人型。如商场战场流行的一句话：“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指挥一人，就是抓某一部门的主要责任人。当然，对集团的重大决策与事务，李嘉诚仍得亲力为之。
霍建宁、周年茂、洪小莲，被称为长实系新型三驾马车。洪小莲年龄也不算大，她全面负责楼宇销售时，还不到40岁。洪小莲在60年代末期，长江未上市时，就跟随李嘉诚任其秘书，后来又任长实董事。洪小莲是长实出名的“靓女”，人长得靓，风度好，待人热情，在地产界，在中环各公司，提起洪小莲，无人不晓。
长江总部，虽不到2000人，却是个超级商业帝国。每年为长江系工作与服务的人，数以万计；资产市值高峰期达2000多亿港元；业务往来跨越大半个地球。大小事务，千头万绪，往往都要到洪小莲这里汇总。洪小莲是个彻底的务实派，面试一名信差、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她都要一竿子插到底。
跟洪小莲交往过的记者说她：“洪姑娘是个‘叻女’，是个完全‘话得事’的人。”
80年代中期，长实管理层，基本实现了新老交替。各部门负责进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周年茂说：“长实内部新一代与上一代管理人的目标无矛盾，而且上一代的一套并无不妥，有辉煌的战绩可凭。”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聘用了不少“洋大人”。
在90年代的今天，香港华人见了洋人（特指有欧罗巴血统的白种人），不再会有见“洋大人”的感觉。港人自信香港是东方之明珠，是全球经济最发达地区，港人的收人及生活水平不比西方国家差。华人公司雇佣“鬼佬”（外国人）职员，理所当然。
在80年代初可不同，由于百多年来洋人歧视华人的惯性，经济上开始崛起的香港人，仍存在抹不去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那时候，雇佣趾高气扬的洋人做下属，是一件颇荣耀的事。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会不会带有炫耀之意？
听亲戚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某公小时候在洋行做徒仔，扫地、抹灰、煲茶、跑腿。有时为几个小费，为“鬼佬”职员擦皮鞋。此公当时并不觉耻辱，那时在洋行和洋人家做事的人，不管清洁工、园丁、佣人、车夫，都会觉得比操同等职业为华人服务者高人二等。此公发达后，高薪雇了个英国小伙子做他的保镖，为他开车；他坐酒楼吃饭，要英国小伙子站他旁边侍候；他上洗手间，要英国小伙子为他站岗。此公风头大出，一泄心头之恨。这小伙子不觉得有失尊严，因为他酬薪丰厚。可惜好景不长，此公股海翻船，“鬼佬”保镖也请不成。不过此公道：“我再有发达时，还要雇个‘鬼妹’秘书，靓得像‘荷里活’（好莱坞）的艳星，人见人爱，我要让她在我面前乖得像猫，显显我们中国人的‘威水’（威风）！”
用这种方式表现民族意识的觉醒，振兴民族精神，当然并不可取。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并没有炫耀之意。
李嘉诚曾说：“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70年代初，长江工业的321-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处，员工2000余人，管理人员约200位。
李嘉诚为了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地产业，聘请美国人Er-winLeissner任总经理，李嘉诚只参与重大事情决策。
其后，长江工业再聘请美国人PanlLyons为副总经理。
这两位美国人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技术的专家，李嘉诚付给他们的薪金，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并赋予他们实权。
到7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控有几家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有相当部分外籍员工。李嘉诚并不是没有能力直接领导他们，而是集团超常拓展，他的主要职责在为旗舰领航。
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洋人管洋人，这样更有利于相互间的沟通。
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广泛的业务关系。长江集团日后必然要走跨国化道路，启用洋人做“大使”，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与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具有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Ceorge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
麦理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认识。
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与香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
李嘉诚器重他，不仅看重他的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看重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韦理卸职后，李嘉诚提升李察信（JohnRichardson）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
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不咬弦”，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又雇佣另一位英国人--初时名不见经传，后来声名显赫的马世民（SimonMurray）。马世民等于是李嘉诚连公司一道买下的人才。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
除和黄，马世民还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董事主席。
马世民是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表示：“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间公司的主席。”
另外，青洲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更达数十人之多。
由此可见，早在70年代初，李嘉诚就已深请用人之道，以洋专家治理长江塑胶。一来洋专家更了解国际塑胶业的形势及其走向，二来使李嘉诚专注于他慧眼看好的地产业，首先解放了自身的生产力。
李嘉诚“以夷制夷”的策略，事实证明大获成功，硕果累累。
李嘉诚的“内阁”可说是最科学的组合，无可挑剔，堪为楷模。
李嘉诚曾郑重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300员虎将，除李嘉诚的“近臣”外，便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
“客卿”之中，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影响最大。
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李业广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是个“两栖”专业人土，在业界声誉甚隆。
人们称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李嘉诚大概说的是实话。
李业广身兼香港20多家上市公司董事，这些公司市值总和相当于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1/4强。
马世民曾是李嘉诚的得力助手，马世民的辞职对李嘉诚来说是一个损失。马世民辞职，究竟为何呢？
马世民1966年到香港工作；长期以来，马氏被人们称为“鸡蛋”，即皮是白色的，心是黄色的--他已相当中国化。他与香港的华人相处很融洽，他儿子在香港证券界工作，他媳妇还是个华人。
但人们最终发现，他骨子里仍是个英国人。
1991年，马世民公开支持民主会的麦理觉人立法局，而麦理觉的对手，是包玉刚大女婿苏海文（奥地利人）支持的华人代表郑明训。
这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席位，是由香港总商会选举产生的。麦氏与郑氏在商会的拥趸势均力敌。突然间，有一批亲英的公司加入总商会，令麦氏的选票急增。事后被揭发这些公司与和黄关系甚密，故怀疑是马世民“作大”票数。
这事令李嘉诚十分尴尬。李氏奉劝马氏，不要直接介入政治，这对生意没有好处。
不料，“马仔”又一次令老板尴尬不已。彭定康到港没多久，就抛出政改方案，掀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痛斥彭氏政改方案，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连篇累牍抨击彭定康的险恶用心。香港的大部分商家，尽可能保持沉默，既要考虑1997年后，又要面对英人治港的现实。即使要表态，也都是说一些希望平稳过渡，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不含锋芒的话。此时，李嘉诚正在内地大举投资，开始尽量地与彭定康保持距离，不急于率先表态。偏偏马氏不识时务，接受英国《卫报》采访，公然声称站在彭督一边。
马世民被某些香港传媒称为最敢表白自己政见的商人。他说许多华商甚至英商，明明心里是这样想的，为了能继续留在香港和内地做生意，说出来的话却是那样的，有的人就干脆做哑巴。马世民敢称彭督是他心中的英雄，可望被彭督提携进行政局做议员大人。
马世民在9月离职后，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他否认他投机政治，渴望从政；但他承认他与李嘉诚在政治上分歧的事实。
“李（先）生会想我（在政治上）收声。做生意的，若对当地政治发展感到兴趣，会错失很多资讯，做生意的态度也受影响；话虽如此，我却无意在政治上多花时间。”
“这是我们私人间的事。”马世民解释道。但舆论普遍认为。以马氏大集团行政总裁的身份，又未得到老板的肯许，匆匆发表可能闹得满城风雨的政见。实在是不妥，至少令李嘉诚心中不快。
李嘉诚曾说过，香港信心危机再次泛滥以后，似乎不走，留于香港就是坐守待毙。长实集团，九成以上的董事都主张迁册，就李氏一人坚决不同意。结果，全系各公司没有一家迁册海外。
马世民承认他是主迁派，但他不承认他阻挡老板在中国内地大举投资。“我确实不赞成在内地搞货柜码头。因为1997年后，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区，我们在香港货柜码头坐大，深圳又搞一个，等于抢香港的生意，自己打自己。我是从商业上考虑的，绝不像凯瑟克家族那样害怕共产党。”
就算马氏说的是真话，李嘉诚会派拥护彭定康的铁杆分子赴内地与中共各级官员打交道吗？显然不现实。
李嘉诚签署上海货柜码头投资计划，“斟掂”深圳盐田港计划，都是把马世民晾在一边，带领华人助手进行的。李嘉诚过去对收购来的英资公司，不但保留英人，还继续招聘英人，实行“以鬼对鬼”。现在，李嘉诚向高层表示，和黄以后请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通晓普通话是必要条件--这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投资大计是放眼中国内地。
马世民的失宠，是意想中的事；他即使“不识相”呆着不走，也至少完成了大半历史使命。
据市场保守人士估计，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花红有1咖、万，这相当于港督彭定康年俸的4倍多。至于马氏的非正常性收入，则很难计算。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马氏就得以用8.19港元/股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当日就按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净赚2500多万港元。
各公司都对高层年薪保密。从1994年起。联交所及证监会要求各上市公司公布前五名高层人员的年薪。1995年，和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的年薪为2100万港元。如扣除这两年多工薪的涨幅，那么马世民在任时的年薪会超过1000万。
政治观点的分歧，是原则的分歧，尤其是这种分歧影响到整个商业运作，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因此，“挥泪斩马稷”现代剧的上演就在所难免。从李嘉诚对马世民的厚待可以看出，李嘉诚是极为倚重马世民的。马世民为和黄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李嘉诚对他的回报也是以德报德。因此，两人的分手，两人都会难过，两人都是损失；但事业为重，利益为重，两人又不能不分手。
“钱靠大家来赚”是李嘉诚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他为人做事的行为准则。
武林至尊，杀敌于无形；商海至圣，不战而屈人。二者异曲同工。李嘉诚的经商之道，仔细探究，不难从中发现其高超的商谋韬略，回顾其收购港灯的案例，就可得到“王者李嘉诚”的印证。
从1986年开始，李嘉诚就不遗余力地帮助中资，为他处理好与内地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李嘉诚首先帮助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借壳上市，令中信泰富迅速扩张。
尔后，李嘉诚又帮助荣智健收购恒昌行，这是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中资自此令香港股市刮目相看。
恒昌行的正身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46年，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业务范围广，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创办人之一是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何善衡年事已高，后代又无意涉足商界，故萌生出售之意。
若无此传言，市场无人敢觊觎恒昌。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三大股东拥有绝对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琚2596，何添15%，共计65%），外强无任何可乘之机。
1991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已故主席林炳炎、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以254港元/股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据市场披露的消息，备贻的三大股东已事先做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代理日本本田、日产、五十铃及美国通用汽车经销权），徐展堂则取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
此时的荣智健、李嘉诚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收购，暂且按兵不动，秘而不宣。
备贻想获成功，非得恒昌大股东支持不可。然而大股东首先就不满买方的“拆骨”企图，不待进入价格谈判，就关闭幕后洽商的后门。
以中泰为核心的新财团，立即加入收购角逐。新财团Great-Style公司共有9名股东组成，前6大股东是：荣智健任主席的中泰占25%，李嘉诚占19%，周大福占18%（郑裕彤倒戈加盟），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公司占7%，荣智健个人占6%。
1991年8月初，Great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336港元/股（高出备贻82港元），涉及资金69.4亿港元。经过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2日，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中泰控得这间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市值至1992年初膨胀到87亿港元。香港股市一直视中资股为无物，此番却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所谓“十年惨淡经营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甩以收购未持有的恒昌6496股权。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市场议论纷纷，有人说荣过桥抽板，有人说事先与李嘉诚等通过气。
李嘉诚极为爽快地接受了荣智健的收购条件，将手中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恒昌一股，李嘉诚名利双收，既赢得帮衬荣公子的好名声，又获得实--售股盈利2.3亿港元。荣智健完成全面收购后，中泰不仅成为红筹股（中资股与国企股的统称，还于1993年上半年进入蓝筹股（恒生指数成份股，由33种上市公司股标编算恒指，均为各类上市公司的代表股票）。
李嘉诚与荣智健联手合作，成为股市佳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既让朋友挣了钱，自己也有的赚，这样的事，李嘉诚最乐意做，也经常做。这一方面衬映出其仁和之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李嘉诚通晓大义、长袖善舞、料机运谋、长久发达的深谋远虑。
在这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收购战中，李嘉诚审时度势，伺机出击，再次显示出超人风范。沉得住气，是李嘉诚的强烈鲜明的个性；有人评说，李嘉诚的“耐”功炉火纯青，已成为他以静制动、百战不殆的致胜法宝。
李、荣筹划收购恒昌行时，已让备贻占得先机。
然而李嘉诚对香港商界圈子内的人和事十分熟稔。他立即冷静地分析备贻与恒昌的态度及形势。
当他得知备贻的“拆骨”计划时，立刻喜上眉梢。因为他太了解何善衡、梁球琚和何添这3位商界老行尊老前辈的心理了。
这几位老人都曾经是商场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只是年事已高，第二代又无意继承商业，才做出售的意向。
恒昌行是老人一生智慧和勤劳的结晶。老人出售恒昌行，是希望它能够完整保留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在此前提下，哪怕价格低些，都好商量。老人不缺钱用，也无意再搏击商海。
因此备贻意欲“拆骨”三分天下，恰好犯了老人的大忌。老人情愿不卖，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创下的江山分崩离析，心血付诸流水，从此化为乌有。
李嘉诚私下坦言断定，备贻肯定会头撞南墙无功而返。而且备贻绝无恶意收购的胆略及实力，纵是有此恶意，以老人的倔脾气，殊死抵抗，备贻的胜算实在太小。
备贻败退之时，就是中泰出击的最佳时机。因此，当时他按兵不动。李嘉诚的确料事如神，备贻被他不幸言中，未能进入价格谈判，就被恒昌行拒之千里。而李嘉诚则以其进行善意收购的良好声誉及其尊重老人的谦谦君子之风，深深博得老人的好感，以致收购顺利完成。
这里，又一次显示了李嘉诚人品人格及声誉在商业活动中的巨大作用。有道是天酬苦心人，恒昌一役回报李嘉诚的是名利双收。
随着一系列成功的扩张收购，“长江”不断容纳百川，吸人新鲜血液，经营内容不断向多元化发展。除了房地产外，还经营航运服务、通讯服务、电力供应、货柜码头以及零售贸易。
多元化经营，相互裨益，取长补短，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使长江实业集团这条大船，在波涛汹涌的香港商界，得以顺利渡过一个个险滩暗礁。如今的长江实业集团，已成为香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型综全性财团。每年向港府缴纳的所得税项，大致占港府全部公司所得税项的5%，成为港府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对香港的整个经济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起，李嘉诚立足香港基地，开始向海外投资。
80年代起，他逐步有目的地加大海外投资的比重，开始了全球性的吞并战，在加拿大、美国、英国、新加坡都有他的物业和公司。进入新千年后，李嘉诚正率领他的李氏财团，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上全面出击，纵横驰骋，进行着一场令人鼓舞的全球性大战。
感悟：
得人才者，得商业大势。随着竞争的全球化，人才的重要性日益显得重要。
如何与人打交道，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因不明其道而痛失朋友和人才。与人打交道头脑清醒，轻重有别，分寸感把握得好，只有这样才能人尽其能，物尽其用。
用人惟以贤为标准，是古今不变的用人之策。如果违背了这一点，不管什么人都是个人私心在作怪，相反，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来。
8.洞察对方薄弱之处
李嘉诚语：做生意一要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要自信，二要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与对手较量，不能攻其优，应当击其弱，这样才能加大取胜的概率。李嘉诚善于洞察对手的薄弱之处，从而取胜对手。我们可以重温一下1977年李嘉诚参与地铁中环站和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竞投的一幕。
1977年是李嘉诚日后成为地王，成为香港首富的分水岭。1977年之前，李嘉诚只是不太出名的普通的成功商人；而1977年之后，李嘉诚就成了一个大名人，拍卖场上，李嘉诚举手应价，被誉为：“擎天一指”，在地产界举足轻重。
这一切的转变缘由是因为李嘉诚参与地铁中环站（亦称遮打站）和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的竞投，一举击败置地巨人而中标，吹响了华资全面进攻的号角。李嘉诚也因此而被誉为“民族英雄”。
地铁工程，是当时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公共工程。中环站和金钟站，是地铁最重要、客流量最大的车站，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中环、金钟两站，就像鸡的两只腿，其上盖可建成地铁全线盈利最丰厚的物业。全港地产商无不垂涎欲滴，志在必得。
在李嘉诚眼中，投标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上盖发展本身盈利，更在于一旦中标，可使长实声誉直线上升，脱颖而出，跻身第一流的地产商之列。在此前，在人们眼里，长实只是一间在偏僻的市区边缘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尺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竟无半砖片瓦，无立锥之地！
李嘉诚涉足地产20春秋，拥有地盘物业面积已直逼置地，已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李嘉诚觉得改变形象的时机已经成熟。
李嘉诚立志攻坚，挺进中区，与置地展开正面交锋，“最后夺取城市”。在这决战的历史关头，李嘉诚的心情既兴奋又沉重。假如一战而捷，占领了中区，那么长实就可“一飞冲天”，但假如失败了呢？那长实将屈居人后，卧薪尝胆。
同时李嘉诚也深深地明白：一个公司的形象将直接关系到信誉，关系到利润的大小。所以，地铁上盖投标，机不可失！
这个李嘉诚，终非池中之物，时机一到，便蛟龙入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实力未够时，要忍辱负重，踏实积累。而当积蓄够了实力时，一遇到机遇就要奋力勃起，以达到一鸣惊人，给公司树立一个新的形象。因为良好的形象就意味着财富。
现在回味起那次竞投地铁上盖发展权，仍然有点心里发怵，那是一场香港地产界的大战。
在竞投之前，李嘉诚就做了估计，他预料参加竞投者将会有置地、太古、金门等英资大地产商、建筑商。稍逊于英资的华资各地产建筑公司也极有可能全力一搏了。
很自然的，置地的夺标呼声最高了。看来李嘉诚要真想虎口拔牙，从本质讲就是要与此庞然大物对撼了。然而，整个香港地产界谁又不知道这样一句俗语呢：“撼山易，撼置地难！”
港岛中区，是置地的“老巢”。当年，置地创始人保罗·遮打参与中区填海，获得港府成片优惠地皮。置地在中区拥有10多幢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又名怡和大厦），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中环车站又恰好落在遮打道上。遮打道的南侧，则是遮打花园广场。就凭这些街道的名称及物业的主人，就可知罩地在中区的地位。
还有更厉害的是，当时的公众和传媒，依据那老而得来的惯例，居然把中环站叫作了遮打站。而金钟站则离这座遮打花园广场仅100米，简直就处于置地的眼皮子底下。要攫取中环、金钟车站的兴建权，就等于是打人中区的心脏，等于是要到置地这只坐山虎的食槽里夺食。卧榻之旁，又岂能容他人酣睡呢？看来这场恶斗是在所难免了。要扳倒置地这个巨人，非同儿戏，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弄得倾家荡产全盘皆无了。因为不管怎么说，长实的实力的确是逊色于置地。
因此，面对着长实与置地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李嘉诚制订了不动声色，避其锋芒的战略。因为李嘉诚深知，长实如果与置地锣对锣、鼓对鼓，列阵而战，那长实将必死无疑了。所以，李嘉诚一直在考虑，看看“志在必得”的置地，是否也会有“大意失荆州”呢？
李嘉诚冷静地分析对手。置地的另一个创始人是凯瑟克家族的杰姆·凯瑟克。凯瑟克家族由于对中共政权怀有太重的戒心，所以，一直力主把发展重点放到海外。这样，现任置地大班及其后台老板怡和系大班纽璧坚坐镇香港抉择的精力势必被分散。
这是置地的不易洞察的薄弱之处，人们往往会被置地的“貌似强大”蒙住双眼。
其次，置地一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过于自负的置地，未必就会冷静地研究合作方，并“屈尊”去迎合合作方。
这也是置地的另一个致命弱点。
所以李嘉诚认为，只要周密而谨慎地行事，战胜置地还是很有希望的。与此同时，李嘉诚也在想地铁公司这次招标的真正意向是什么？李嘉诚不惜余力四处打探，获悉港府将以估价的原价批予地铁公司。
地铁公司与港府多次商榷，意欲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合6亿港元。但港府坚持全部要用现金支付。
就这样，李嘉诚首先掌握了一点：竞投车站上盖发展权，必须以现金支付为条件。除此之外，透过地铁公司与港府在购地支付问题的分歧，李嘉诚还看出了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来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取更大的利润。
根据获知的信息，李嘉诚知己知彼地制订出克敌制胜的方案，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一、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二、两个地盘均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占51%，长实占49%。
在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宣布接受招标竞投正式开始，一共有30家财团、公司递交了保密的投标书。
1977年4月5日，香港各报章大力报道了投标结果：“长实击败置地！”“长实投标成功！”着实让许多人吃惊不小。
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招标竞投竞争空前激烈，所有建议均经详细研究，结果终为长江中选，因其建议对本公司最具吸引力。”
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相反，据传凯瑟克家族对纽璧坚痛失中区地王（平均地价为每平方英尺约1万港元）大为不满，并以此胁逼纽璧坚下台。
以后，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和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两幢发展物业，为长实获得7亿多毛利，纯利近0.7亿港元。
仅看这个盈利水平，要比当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低许多，但是李嘉诚却由此获得了无法以金钱盈利来估计的利益，这是个无形利益，即是形象和信誉。这也正是李嘉诚参加这次投标的目的。
李嘉诚一计之下的成功，向全香港说明了长实不再是一间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通过投标的胜利，为长实树立了一流地产商的形象，为取得银行的信任和股市的声誉，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感悟：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凡在关键决战之前，行家是很低调（尤其是较弱者），因为此时他们正在研究对方，洞察对方的薄弱之处，同时使己方处于隐蔽之处不为对方所详知，而从不在意一时的得逞，只好到战役结束时，才能知道谁是真正的胜者。
9.以退为进，扩张要避免正面交锋
李嘉诚语：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精选收购对象，适时出手，是收购者必须注意的。
生意场上讲一个“和”字，流行“以和为贵”的原则。李嘉诚是开明之人，处处以和为贵，寻找共同点，这一点非一般人所及也。
港灯是香港十大英资上市公司之一，百年历史中，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
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港灯）于1889年1月24日注册成立，于1890年12月1日向港岛供电。发起人是保罗·遮打爵士，股东是各英资洋行。
港灯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另一间是为英籍犹太家族嘉道理控制的中华电力集团，供电范围是九龙新界。二战之前，港灯坐大；二战后，九龙新界人口激增，工厂林立，中电后来者居上，赚得盘满钵满，还筹划向广东供电。港灯收入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出台“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涨，盈利自会递增。用电就像人要吃饭一样，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港灯是一块大肥肉，惹人垂涎。怡和、长江、佳宁等集团都有觊觎之意。
这一时期，在海外投资回报不佳的怡和系置地，卷土重来--在港大肆扩张，大掷银弹购入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公众股份，并以破香港开埠以来最高地价的47.5亿港元，投得中环地王，用以开发“交易广场”的浩大工程。
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是李嘉诚一贯的扩张战术。李嘉诚按兵不动，静观形势。
1982年4月，置地公司拟收购港灯的消息，已在市面悄然传开。原以为长实、佳宁会参与竞购，港灯、置地、长实、佳宁等4只股票都被炒高。4月26日周一开市，代表置地做经纪商的怡富公司，以比上周收市的5.13港元高出1港元多的价格（6.3-6.35港元一股的时价），收购了港灯股份2.22亿股。为避免触发全面收购，增购的股份控制在35%以下（按收购及合并委员会规定，超过35%的临界点，就必须全面收购，持股量要过50%才算收购成功），并到市场以9.40港元的价位买入1200万股港灯认股证，占认股证总发行量的20%。
置地以高出市价31%的条件，顺利完成对港灯的收购。长实与佳宁欲竞购的传闻子虚乌有。佳宁正面临危机，长实是放其一码。
置地在香港的急速扩张，耗尽其现金资源，还向银行大笔贷款，负债额高达160亿港元。
李嘉诚确实精明。首先，他认为面对置地似乎是失去理智的收购，如果迎其锋与之碰硬，一来未必能胜，因为置地必是竭全力而战；二来即使能胜，也会元气大伤，还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做的是蚀本生意。李嘉诚说过：“收购不像买古董，不是非买不可。”足见李嘉诚十分冷静而理智。
其次，李嘉诚认为置地不惜重金，四处出击，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或者碰到外界一些因素影响，置地就可能不攻自乱。到那时，再从置地手中夺过港灯，易如反掌，或者正是置地求之不得，变成帮助置地的好事善事。
基于上面的分析，李嘉诚只是密切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李嘉诚信心百倍，静待其变。
对于置地公司负债购买的疯狂行为（港灯易手时移势转）一文指出：
“本来大举负债不是问题，只要地产市场尚佳，经济前景‘争气’，资本雄厚，坐拥中区地王的怡置系不愁没钱赚，可惜戴卓尔（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摔一跤，摔掉了港人的信心。”
香港出现移民潮，移民连资金一道卷走，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港币套取外币。
雪上加霜，欧美日本经济衰退，香港工商界蒙上一层凄云寒雾。地产市场滑落，兴建的楼宇由俏转滞，地产大鳖置地如罩进铁网之中，楼宇奇货可居变成有价无市，欠银行的贷款不仅无法偿还，光利息一年就等于赔掉一座楼宇。
1983年地产全面崩溃，置地联合会陷人空前危机。1983年财政年度，置地出现13亿港元的亏损。作为怡和旗舰的置地把母公司怡和拖下泥淖，怡和在同期财政年度盈利额暴跌80%。
怡和大股东凯瑟克家族的纽璧坚黯然下台--1983年9月29日晚，纽璧坚在董事局宣布辞去这两家公司主席职务。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职务，离开他服务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
“我只是一名打工者。”身任香港最显赫、最具权势的洋行大班的纽璧坚，用无比伤感的口气说。
纽璧坚对在港的英国路透社记者说：“整个形势都变了，英国准备抛弃香港，华商在70年代起就愈来愈强大。这就像当年美国扶植日本，突然一天发现，原来抱在怀里的婴儿是一只老虎。人们总是揪住九龙仓不放，而不睁眼看看对手是婴儿还是老虎。如果一个人的胳膊被老虎咬往，不管这只手是在颤抖，还是在挣扎，都会被咬断或咬伤。聪明的人，是不必再计较已经失掉的手，而是考虑如何保全另一只手。”
“我热爱香港，我永远热爱香港。”纽璧坚站在怡和广场大厦顶楼，面对维多利亚港，深有感情地喃喃说道。
传媒对纽璧坚的话进行揣测，认为他对凯瑟克家族心怀不满。九龙仓和置地被称为怡和的双翼，在纽璧坚主政时失去一翼。现在，另一翼能否保全呢？现在西门·凯瑟克接任怡和置地大班，他是否又比纽璧坚高明？
纽璧坚无疑是大股东与管理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纽璧坚在离港之前，反复强调他“热爱香港”。有人估计，纽璧坚说的是实话，怡和系大举进军海外，是凯瑟克家族一贯的主张，作为薪金主政者的纽璧坚，只是秉其旨意执行罢了。怡和集团在港实力锐减，是海外投资不顺的结果。
纽璧坚下台，舆论的焦点渐聚在西门·凯瑟克身上。
李嘉诚反复研读有关怡和及凯瑟克家族的报道。他已经向怡和表示过欲购港灯的意向，现在他不再做出任何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事情的发展。
1984年，马世民加盟长实系，李嘉诚委以他和黄董事行政总裁的重任，和黄的业务获得长足发展，成为长实系的盈利大户。
1984年，西门·凯瑟克出台“自救及偿还贷款”一揽子计划，即出售海外部分资产以及在港的非核心业务。
统揽怡和地产业务的置地自然是核心业务，置地的旗舰地位无论如何要保住，而置地又是怡和全系的欠债大户。汇丰银行逼债穷追不舍，债台高筑的置地大班西门，不得不断其一指--出售港灯减债。
首先的买家，自然是李嘉诚。财大气粗的李嘉诚出得起理想的售价，他曾向前任大班纽璧坚表示过接手之意。西门当时也在场，他很佩服李嘉诚的君子作风。
令西门不解的是，这一年来，李嘉诚不再有任何表示。难道他真不想要港灯？港灯可是拥有专利权的企业，不可能会有第二家在港岛与其竞争，盈利确保稳定。
李嘉诚欲擒故纵，使西门如坠五里雾中。
西门终于按捺不住了，主动向李嘉诚抛去绣球。第95期《信报月刊》描绘道：
“1985年1月21日（星期一）傍晚7时，中环很多办公室已人去楼空，街上人潮及车龙亦早已散去；不过，置地公司的主脑仍为高筑的债台伤透脑筋，派员前往长江实业兼和记黄埔公司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商议转让港灯股权问题。大约16小时之后，和黄决定以29亿港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的34.6%港灯股权，这是中英会谈结束后，香港股市首宗大规模收购事件。”
这其间，李嘉诚把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请来，具体与置地商议收购事宜。消息传出，全港又一次轰动。
“我们不像买古董，没有非买不可的心理。”李嘉诚对新闻界说。
“假如我不是很久以前存着这个意念和没有透彻研究港灯整间公司，试问又怎能在两次会议内达成一项总值达29亿港元的现金交易呢？”
当年置地以比市价高31%以上的溢价购入港灯；现在和黄以6.4港元的折让价（收购前一天市价为7.4港元）捡了置地的“便宜”而购入34.6%的港灯股权。以市值计，李嘉诚为和黄省下4亿港元，显然要高对方一筹。
未过35%的线，故不必全面收购。因是“和平交易”，不会出现反收购。和黄实际上已完全控制港灯。
收购过程中，有关股票未做全日停牌。只是午时左右，买家和记黄埔、卖家置地公司和“货色”港灯公司主动要求四家交易所停牌。
四家停牌时间不一，造成部分炒手利用时间差炒这三只股票。大部分投资者做壁上观，三只股票均未像以往的收购战一样被抢高--都知李嘉诚“买货”，不会出现竞购与反收购的好戏。
整个现金交易额29亿港元，按协议须在2月23日前交清。和黄2月1日就提前付款。置地提出扣还利息。依计算，2月1日至23日间，利息达1200万港元，和黄只收了400万港元，另800万港元送回置地。
这等于和黄蚀本800万港元。李嘉诚觉得这笔交易“抵数”。他看好的不仅是港灯的常年盈利，还看好港灯电厂旧址发展地产的价值。
李嘉诚斥巨资收购港灯，对恢复港人对香港的信心，起了较好的作用。
90年代，马世民谈起港灯的收购，仍对李嘉诚称道不已。
“一共花了16个小时，而其中8个小时是花在研究建议方面。
李嘉诚综合了中式和欧美经商方面的优点。一如欧美商人，李嘉诚全面分析了收购目标。然后握一握手就落实了交易，这是东方式的经商方式，干脆利落。”
感悟：
在资产的扩张中，李嘉诚的管理术真是高明之至。他看好港灯的潜质意欲收购，没想到老对手置地也看好港灯，跑出来与他作对。置地势力强大，手脚又快，此时，李嘉诚冷静分析两家情况，采取了避开置地，避免两败俱伤的策略，保存了实力。然后，他以超凡的耐性静观其变，等待良机。由于准确预测了形势，没有多久机会果然来了，置地不堪重负，只有出售港灯，他们主动找到李嘉诚，这对李嘉诚来说真是个大好机会，于是爽快成交，盈利丰厚。
公司购并不是一种慈善事业，不是通过优势企业去帮带亏损企业，相反，它是一种投资行为，要讲求经济效益，只有当并购活动能够增加公司价值，为公司带来净收益时，这种收购才是成功的。李嘉诚收购港灯，以折让价捡了置地的便宜，为和黄省下4.5亿港元，不能不说是很出色的财务管理。
10.发挥广告的潜效应
李嘉诚语：做生意要注意捕捉尽可能多的信息和机会，有时不妨利用一下广告的作用。
广告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李嘉诚的间接广告策略术值得思考，因为他让广告的“潜效应”得到了充分发挥。
李嘉诚在商业生涯中，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哪怕是最小的生意。他一掷亿金，慷慨大方地做善事又另当别论。
李嘉诚拥有好几部轿车，名车大众车皆有。
李嘉诚有一部劳斯莱斯，买下已近30年。李嘉诚说，他自己决不会坐，只有陪客才劳驾它代步。
李嘉诚的意思是，坐太名贵豪华的车，恐会使自己贪念奢侈，忘记勤俭。
现在，李嘉诚多数是坐日产总统型房车。
李嘉诚开始拥有它时，这种房车名气并不大--香港人仍偏执地青睐欧美名车，而认为日本只配生产皇冠、丰田、本田等价廉省油的大众车。
李嘉诚具有名人广告效应，他拥有日产总统型座车，令此车身价大增，香港富豪纷纷增购此车，作为欧美名车的调剂。
该车的配额，原少人问津，现在趋之若鹜。
李嘉诚的偏宠，救活了一种车的销路。
记者惊奇地发现，原来日产总统型房车为李嘉诚参股的中泰合诚汽车公司代理经销--推销术如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敬若神明。
李嘉诚未为总统型房车做一句话的宣传，但他的选择比任何广告更具威力。
李嘉诚对隐形广告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
精明的商家可以将商业意识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去，甚至是一举手一投足。充满商业细胞的商人，赚钱可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长江集团的盈利大头一直来自楼市。
由于楼利滚滚，楼市的竞争异常激烈，楼市广告争奇斗妍。
传统的屋村现场广告，均是大幅宣传画和霓虹灯等。
李嘉诚别出心裁，在天水围的嘉湖山庄放激光广告。.两个大型激光发射器，安装在楼顶，入夜便发射出多组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激光，甚为壮观。
据传，这是风水先生看过风水给李嘉诚出的主意。
但不管怎样，李嘉诚在广告宣传上善于花样翻新的做法还是值得借鉴。
李嘉诚本身就是一个广告大家。
1996年新春间，长实集团发展的嘉湖山庄举行丰富多采的贺岁活动。
除了舞龙舞狮这些传统项目，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是一副挂在大厦外墙的对联，十分瞩目。
该对联宽25英尺、长175英尺，约18层楼高，颜色以红、金为主，象征鸿运当头、财源滚滚。
对联上面写着“嘉湖千家贺新岁，山庄万户庆春风”14个大字，气势磅礴地俯瞰整个天水围区，令整个地区平添不少新春气息，为区内及于春节期间前往天水围区的市民带来好运。
这副对联因其奇大而成为春节期间人人争谈的话题。
此外，大年初七，香港公益会与长实举行全港首次新界西北区公益会百万行。李嘉诚、李泽钜、洪小莲、李业广等出席。
年初七是“人日”，李嘉诚特地向采访百万行活动的记者大派红包，每封200港币，出手阔绰。
香港《信报》以《慨将全年袍金做利是》为题形象比喻报道此事说：
“李超人每年只象征式收长实董事袍金5000元，但昨天收到‘超人’利是（红包）的记者保守估计也有四五十人，‘超人’支出肯定不止5000元，然则今年‘超人’的董事袍金已一次过耗尽！”
春节是中国人的第一大节，此时最容易沟通感情。李嘉诚深谙人们心理，抓住这大好时机，利用贺岁活动拉近人们的距离，推介嘉湖山庄。
别出心裁的巨幅对联出奇制胜，是一个“超人”的广告。
给记者派利是，显得自然大方。平时给钱，有贿赂之嫌，过年派利是，天经地义。取悦记者，实际上也是在制作广告。
过一个春节，喜庆之中，李嘉诚还赋予了并不显得刻意但却实实在在的商业意识。不愧是商界超人。
感悟：
在商言商，商人皆为利来。虽然有些人的追求不同，但我们可以从根本上将一切目的都归为“利益”二字。如何获得利益，各人的做法不同，但无不是从点滴的瞬间开始，抓住一个个机会，来为吾所用。
11.塑造高尚的公众形象
李嘉诚语：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
塑造公众形象是李嘉诚经商非常注重的人格理念，因为他懂得形象与财富的互补关系。
1999年初李嘉诚在一个集团高层齐集的内部活动上，形容香港是“家乡根基所在”，将继续以香港为“重要投资基地，谨慎选择优质项目积极拓展”。
据了解，长实集团举行周年晚宴，李嘉诚向出席的2000多名员工致词，讲述集团的“长期方针”。整篇演讲辞，绝大部分都是谈香港。
李嘉诚说，香港始终是长实的家乡及根基所在。去年集团在员工同心合力之下，在逆境中仍开展了多面投资项目，在稳健中不忘进取。
他向员工说，“如果大家想出一些对本集团、对香港都有利的业务，我会非常重视，并乐意详细研究。”
他又形容过去一年，是“多年来未见如此困难的一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大家受到不同程度之影响，相信香港仍要面对一段经济低迷及困难时间。
李嘉诚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香港人素来以灵活和适应能力强见称，但环顾世界各国，在过去10多年竞争能力不断加强。以美国为例，早以价廉物美为竞争目标，大部分国民的工作表现和从前相比，无论勤奋程度、认真和研究精神，都不可同日而语，同时更以高新科技加强各项生产的增值能力。
他又说，香港虽然也在不断进步，但高昂的生产成本，影响本身的竞争能力。以建筑成本为例，香港是亚美两洲中最高的，甚至比日本还高出两成。此外如货柜码头业务，经营成本也较其他亚洲国家为高。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东南亚国家由于货币贬值，竞争能力显著比香港增强，今后必须在产品增值方面加倍努力，才有突破的发展。
由此可见，李嘉诚发表搁置百亿港元投资的言论，不惜一石激起千层浪地引起政界与媒界的剧烈反应，目的还是在于改善香港的投资环境，增强香港的竞争能力。
香港《南华早报》1999年1月6日报道，随着香港富商李嘉诚批评香港不能再吸引投资者之后，中国政府已呼吁采取行动来加强香港的竞争力。
《南华早报》引述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的话说，中国总理已下令其智囊团成员就恢复香港竞争力的课题，拟出一项全面性的计划。朱总理要求香港恢复作为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地位。
此外，中央政治局也委托香港新华分社建议应采取什么办法来复苏香港的经济。香港新华分社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将得到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协助。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香港政府将获得北京全力支持。
他对记者说：“我不愿对猜测性的报道做出置评，但我首先要表明的是，中央政府总是竭尽所能协助我们复苏经济。”
他接着说，中国去年取得7.8%的经济增长率，给了香港很大协助。今年中国经济肯定将取得另一次稳健增长，这也将给予香港一定的帮助。
1999年5月18日上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诚先生。
江主席对李嘉诚先生多年来积极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和热心捐助内地教育、慈善事业表示赞赏，并称赞他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希望他继续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多做贡献。
在江主席会见后，李嘉诚立即表示，虽然香港经济第一季度表现不佳，但相信未来会有改善。预期香港经济下半年将有良好表现。
李嘉诚以自己的行动实践对香港经济的良好预测。他于1999年5月23日对传媒表示，近期港人在内地子女居港权的问题不会影响他对香港的投资信心。他说，只要有合理回报，香港永远是他投资的首选之地。
感悟：
任何可以投资做生意都会有一个重点，有一个区域区分。就像李泽矩说自己是一名加拿大公民一样，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加国认同。名人如李嘉诚者，申明自己的香港立场，可以坚定港人信心，引起港府注意，改善投资环境。这样对李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任何想要做生意者，皆可向李前辈学习，树立自己的公众形象，这样才能把事业做大做强。
12.打造自身的金字招牌
李嘉诚语：在人生的旅程中，我总要留下一点什么吧！
我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尽量做些能做到的事，尽量在人间播下种子，这才是值得的。
每个商人都应当有自己的金字招牌，这样才能有大效益。李嘉诚善于打出自己的金宇招牌，并在招牌寻找人生财富。
在广州，据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透露，从1992年秋起，他们就在与李嘉诚的长实、新鸿基地产、香港多间中资港资银行，商谈合作兴建一幢73层高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大厦占地5.5万平方米，楼面积30万平方米，以当年物价计需投资3.5亿美元。
现在，这幢全广州市最高的摩天大厦，已在天河拔地而起，成为广州天河新城区的招牌建筑。
李嘉诚可称为广告大师，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广告意识。
正如说到白天鹅宾馆，人们就联想到霍英东一样，李嘉诚希望创出自己的招牌。
现在终于如愿，提到广州最高的摩天大楼，人们就会想到李嘉诚。
不管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层次，只要拔得头筹，都令人注目，就会变成无形资源。
1992年11月下旬，李嘉诚与胡应湘达成协议，合作发展广深珠高速公路第二期广州至珠海段。
总投资为96亿港元，长实与合和共持控股权。
其余股份由新鸿基地产及数间日资公司拥有。
投资回报靠征收费用，是一项投资大、风险大、见效慢的长线基础投资。
李嘉诚看准这段公路的前景非常广阔，虽然回报缓慢，但长期而稳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速公路还会升值，使用频率还会更高。
此外，铺路多少兼有行善积德的意蕴，而李嘉诚一向很注重好名声。
事实上，好名声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在上海，李嘉诚的一项大手笔是海港工程。
这是他1992年9月间在上海考察码头设施的结果。
11月23日，和黄集团及上海港务局，就合作经营项目--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达成原则协议。
和黄投资60亿人民币，建设金山标准集装箱码头、国际深水港码头等项目。
据预测，到90年代末，上海的货柜吞吐量，将会达到世界第一货柜港香港的1/3。
下世纪的前景，更是不可估量。
李嘉诚不仅在香港拥有货柜码头的半壁山河，还将在内地的货柜码头业坐大，成为亚洲首席私营货柜码头大王。
在亚洲称王，使李嘉诚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内地与香港在货柜码头方面可以互为掎角，遥相呼应，兼顾统筹。
在海南，1992年9月初，长江实业、香港熊谷组、中信旗下的荣高贸易、台资大中华及海南省3间银行，合组海南洋浦土地开发有限公司，计划投资180亿港元发展洋浦自由港，长实占一成股权，投资约18亿港元。
感悟：
经商有法，但无定法。“打造自我”不是懒而不做，而是一种巧妙打造自我，推销自我的方法。每个商人都应有自己的金字招牌，这样才能有大效益。靠这种金字招牌，就能赢得顾客，获得回报。
13.经商信守奋斗精神
李嘉诚语：在剧烈的竞争中多付出一点，便可多赢一点。就像参加奥运会一样，你看一、二、三名，跑在第一的胜出，这比第二及第三就是快了那么一点点。若是跑短程的可能是不够一秒之差，只赢一点；所以快一点，就是赢！
奋斗可以赢得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大成功不是等来的，必须靠奋斗来获得。1990年，在加拿大做了4年打工族的李泽楷在父亲的指令下回到香港。尽管李泽楷雄心勃勃，但李嘉诚并不以为小儿子的实习期已结束，只安排他到和记黄埔做个普通职员，跟随行政总裁马世民学艺。
最初的日子，李泽楷向父亲抱怨薪水太低，还不及他在加拿大时的1/10，是集团内薪水最低的，甚至抵不上清洁工。李嘉诚说：“你不是，我才是全集团最低的！”李嘉诚每月从集团支取的袍金才5000港元。李泽楷终于明白：成功不能继承，只能靠自己奋斗；财富不可接班，只能靠自己创造。
李泽楷安心留在和记通讯公司倒不是以父为榜样，而是他看好卫星电视，认为卫星电视大有作为。
20世纪80年代末，卫星电视已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普及，成为新兴高科技产业的一大支柱；由于卫视的覆盖面广，传递信息快捷，为争夺广告客户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因而投资者众。李泽楷当然不会放弃这一机会。
世界最大的、最知名的自由贸易港--香港，历来藏龙卧虎，不乏商界奇才，超级富豪不胜枚举。同时，香港因地域狭小，市场有限，资源不足，竞争异乎寻常的激烈，风险之大超乎想象。能在今日香港商界崭露头角一鸣惊人必属“超人”之列。今天的香港年轻一代企业家中，李泽楷就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个。
在卫星电视出现之前，香港已有两家电视台：“无线电”和“亚视台”。这两冢电视台历史悠久，相互间竞争激烈。其间曾冒出个“佳视台”，但开播后第3年，就被两强逐出竞技场。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似乎只能容纳两家免费的无线电视台（亚洲电视台实际上也是无线台，它们的收入来源于广告）。
鉴于西方有线电视的发展，以及香港电讯的垄断地位，港府计划设立第二电讯网络，并于1988年正式批准。第二电讯网络将提供有线电视和其他非专利电讯服务（如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
已经拥有非专利电讯业务的和黄集团捷足先登，迅速与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中信公司等集团组成新财团，力夺第二电讯网经营权。李嘉诚看好的是有线电视的广阔前景。有线电视实行向用户收费制，与免费的无线台冲突不大。
1988年2月24日，和黄、中信、大东合组的亚洲卫星公司成立，宣布投资发射、操作经营第一枚专为亚洲提供电讯服务的人造卫星，计划利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送入东南亚上空同步轨道。
李嘉诚双管齐下，一手欲夺第二电讯网，一手放卫星覆盖亚洲。1989年初，港府初步选定有实绩的和黄为第二电讯网的经营者。另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是包玉刚的九龙仓与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合组的新财团。
由于香港再度爆发信心危机，1989年后，港府要求投资商承担最低线是55亿港元，方可取得有线电视经营牌照。和黄集团的首脑在是否在港重点投资上举棋不定。结果，港府转手把牌照给了九龙仓有线传播公司。.包玉刚的女婿、九龙仓有线董事局主席吴光正，躇踌满志地向新闻界表示，香港市民将可在1991年1月享受有线电视共20个台的节目服务。到1995年，可提供32个频道。公司最高可提供59个频道。
然而，李嘉诚并未退出角逐。
按照亚洲卫星公司与中国航天部的原有协议，“亚洲卫星一号”人造卫星，于1990年4月7日成功发射上天。英国大东电报局亚洲区执行董事祁敖透露，连同购买卫星、送入轨道以及保险费在内，成本共计1.2亿美元（约折9.3亿港元），三家公司各占1/3股权。
“亚洲卫星一号”的原设计用途是以电话服务为主，由和记通讯负责经营。该卫星共有24个转发器，全部出租，年租金约2500万美元，而当时的使用率很小。李嘉诚“移花接木”，把未尽其用的卫星和刚刚起步的电视计划接上轨。
李嘉诚对卫星电视的角逐，给了李泽楷一个表现的机会。其实，李泽楷对卫星电视的兴趣可追溯到他在斯坦福求学的时期。
那时，李泽楷已修读完吉姆·克拉克教授的课程。听说丹佛市政府将一颗坏了的人造卫星送给丹佛大学，李泽楷便跑到丹佛大学去参观，并参与现场教学研究。李泽楷回忆这件事时承认，他正是在那里学到有关卫星的知识，这有助于他日后创办卫星电视。
正由于李泽楷是众人公认的卫星电视的行内人士，马世民任命他为卫视的董事兼行政负责人之一。
1990年8月，在李嘉诚的说服下，港府放宽了有关条例。新条例规定，若使用碟型天线收看卫星电视讯号，只要不涉及商业用途（指向用户收费等）或再行转播（指向无线台、有线台有偿提供服务），便无须申请批准及领取牌照。条例又规定，只接播一部电视机的独立卫星碟型天线可不受限制领牌；若一座大厦共有卫星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则需持牌公司安装及操作。据统计，全港至少有15万座大厦符合安装卫星天线标准。这对九龙仓的有线电视是个莫大的威胁。
一时间，香港的卫星电视大战烽烟四起，很难确认谁最先挑起战火。李泽楷不准许九龙仓打进长实系兴建和管理的大型屋村、大厦楼宇安装有线电视；吴光正则禁止安装卫星天线的持牌公司进入该家族所控制的大厦安装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
显然，两位商界才俊都有靠山。吴光正的靠山是岳丈包玉刚。可这段时期，包玉刚几乎隐居起来。包玉刚逝世后，人们才知他早几年已身患绝症。李泽楷的靠山自然是李嘉诚，很多事李嘉诚不出面，但抉择权在他手中。
曾有记者就电视纷争问李嘉诚，他与吴光正的关系如何。说话一贯滴水不漏的李嘉诚道：“我与包先生是老朋友。”--避开吴光正不谈。
1990年12月，卫星电视正式获得营业牌照，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
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是无线、亚视、有线等三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三家的大股东皆有来头，无线有利氏家族、影视大王邵逸夫；亚视有李嘉诚的同乡林伯欣家族、好友郑裕彤家族；有线则是包玉刚与郭炳湘。在商言商，他们在重大利益上都不肯做谦谦君子。“亚洲卫星一号”覆盖面从地中海至西太平洋，可为30多个亚欧国家和地区提供电视电讯服务。但卫视的主要市场在香港，香港人不仅不愿看国语节目，绝大部分人连听都听不懂。不许播粤语节目，等于丧失了香港市场。
李嘉诚父子频频出入港府，要求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李氏父子还轮番上阵，借助传媒，指责港府规定的荒谬性：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电视台，却不准许播放本地话的节目，此乃无稽之谈…….
李嘉诚一直以和为贵，他如此大动干戈，绝非一时冲动。他旨在争取民心。他委托一间独立的公关公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接近百分之百的卫视用户都赞成播放粤语节目（外籍用户则希望再增加英语节目）。李泽楷将测验结果呈交港府的文康广播事务管理局，作为修改条例的参考。
和黄、九龙仓的斗法，到1991年中达到白炽化。双方的比拼，基本上和黄处于攻势，九龙仓处于守势--吴光正竭力敦促港府，维持有利于自己的条例。而李氏父子则攻其“死门”，既要港府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还要求准许向用户收取费用。
九龙仓向传媒坦言道：“根据我们多年的调查，香港这弹丸之地，只能容纳一个收费电视，两个只会造成恶性竞争，两败俱伤。”
对九龙仓的“善意警告”，李泽楷充耳不闻，欲置敌手于“死地”。九龙仓董事吴天海感叹道：
“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收费，九龙仓肯定放弃（有线电视计划）无疑。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播放广东话节目，观众的节目选择将大增，对有线电视影响甚巨。除非政府在其他方面给予补偿，如免专利权税等，否则九龙仓打退堂鼓机会亦大于一切。”
九龙仓采取哀兵之术，以争取公众舆论和港府有关官员的同情。而李泽楷仍不动恻隐之心，穷追不舍。据港府的态度，有可能放宽粤语节目的限制，但只维持一家收费电视。1991年9月6日版的某周刊指出：“九龙仓计划竞投的有线电视及第二网络，预计投资额达55亿港元，而和黄的卫星电视计划，投资亦达30亿港元以上。两大财团数十亿元投资的竞争，为了自保及克敌，哪有不出尽法宝力争之理！”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着力厮杀，李泽楷力撼吴光正，预期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一位评论家说：“李泽楷采取的是进尺得寸的战术，欲借五百，则开口一千。”
李泽楷淘的“第一桶金”便是在香港卫星电视的经营上。这一次淘金，十足地显示了他日后成为“小超人”的商战大师风采。
感悟：
从李泽楷对陈吴光正争夺卫星电视的战争。可看做是李家父子经商之道的两辈运用。
14.棋逢对手，磨炼胆量和智慧
李嘉诚语：在我看来，做生意不是一种艺术，也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高深莫测令人入迷的兴趣。
商海的较量，可以讲处处都有对手，甚至有“杀手”。只有那些棋对手者，才能磨炼出胆量和智慧。
1987年1月1日，李嘉诚与合和主席胡应湘赫然推出“西部海港--大屿山战略发展计划”，立即轰动全港，亦引起港府的高度重视--此乃香港开埠以来与地铁相当的浩大工程。
该计划提出由长实、合和为核心的私人财团，投资250亿港元，在香港岛西部海湾的大屿山东角，移山填海兴建双跑道国际机场及西部海港，并开发工业区、住宅区，兴建多条跨海大桥及海底隧道，使机场新区与港岛、九龙连接。另追加投资兴建联系香港、广州、澳门的广深珠高速公路。
李嘉诚再一次显示出超人气魄与立足香港的信心。
这个计划虽然被否定，但促进了新机场方案早日出台。这年下半年，港府成立“新机场发展研究小组”，对纷至沓来的方案进行对比研究。
1989年10月11日，港督卫奕信宣布确立在大屿山北端小岛兴建新国际机场的方案。
以是年价格计，完成整个工程需动用1270亿港元，以香港历史上最庞大的工程，由政府和私人财团共同开发。
土木工程不是长实的强项，长实的强项在楼宇工程。
至1995年11月，李嘉诚先后投得机场铁路车站上盖001号、013号的发展权，权益由长实、和黄、中泰三家分享。
据1995年10月11日《信报》，机铁青衣站上盖总面积5.4公顷，总楼面积为29.2万平方米。发展项目包括3500个住宅单位和一座商业中心。
两幅地皮发展，估计投资在百亿以上。
兴建新机场的计划被称作“玫瑰园计划”。
这个计划早在70年代末，就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在到北京做例行访问时，向中国政府提出过。后来，两国政府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后，此事就悄悄地被搁置了下来。
李嘉诚十分看好新机场的建设计划，因此汇合胡应湘，意欲以私人财团发展。
事实是，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港府是不可能单让私人财团承担的。后来的现实是，“玫瑰园计划尸还引起了中英两国政府长达9个月的反复讨论、磋商、谈判，并达成《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由此可见，李嘉诚的商业眼光是何等锐利！
李嘉诚与同业的竞争，莫过于与地产大亨李兆基的对撼。
李嘉诚的长实与李兆基的恒基，在新界马鞍山均有大型商居楼盘。
长实的叫海柏花园，恒基的叫新港城。两个楼盘群，仅隔一条马路。
1994年底，李嘉诚先声夺人，减价推出海柏花园，短时间内就卖出800余个单位，致使李兆基的新港城看客锐减。
李兆基急忙还招，也来个减价售楼。
1995年7月13日，李兆基再挑战火。恒基宣布以先到先得方式开售248个单位，售价4100港元坪方英尺，比二手价还便宜。
恒基还推出9成按揭，住户只要交1成的楼价就可以入住。
更新鲜的是恒基搞幸运抽奖，1/10的中奖率，中奖者可得十足黄金。
装修示范单位，是效仿长实的一贯做法，但恒基另有创新。
李兆基聘请著名设计师萧鸿生推出8款装修，可供买家任意选择，最便宜的一款仅4万多港元一套单位。8款各具特色，极易为买家接受。
14日，恒基开始安排看楼。公司安排免费巴士不停往返沙田广场至新港城之间。私车看客，可获3小时免费泊车。看客免费享用早餐晚餐。这又是吸引看客的系列条件之一。
聪明的李嘉诚，岂会错失马鞍山看客如云的良机？
13日晚，李嘉诚从媒介获悉恒基的楼价后，马上将海柏花园定价电传给各传媒，每平方英尺售4040港元，较新港城的平均楼价要低60港元。
双方从董事到职员都开始互相攻讦对方。
恒基造声势到16日星期天步入高潮，与新港城相连的八佰伴商场开张，看客如潮。
周一起，就有买家提前排队，等周二正式发售。
长实见势不妙，又出新招。
周一晚11时左右，就在排队等候新港城发售的人龙前（已有180余人夜排队），挂出一条醒目的长幅：
“海柏花园每尺仅售$3275元起！”
这大概是同业竞争最可怕的情景--顶烂市。
一时间，新港城排队的人龙缩一截，跑掉近20人。
据香港某周刊《二李决战马鞍山》一文报道，恒基首天只卖出七八成单位，较预期逊色。
李兆基总算沉住气，表示不会再减价与海柏对撼，不再与超人顶烂市。
在美丽华收购战中，李嘉诚则大吃了李兆基的亏。
这次马鞍山比拼，长实虽未令恒基铩羽，也总算杀了一杀李兆基处处与超人争锋比肩的气焰。
在这场争战中，双方招数迭出，甚至出现互相诋毁和顶烂市的情况，实在不像两位商界大亨的所为。
李嘉诚还有失一贯的君子作风。
李嘉诚也一反其不抱买古董心理的经商常态，在这一役，不惜一切代价，志在必胜。
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李嘉诚在对美丽华的收购中，李兆基半路杀出，令李嘉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
超人无往不胜的风头受挫，对其形象及信誉度都有影响。
如果马鞍山战役再落败，就难免令人对超人产生“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疑问。其负面影响会立即显示在股市上，并波及其所有事业。
股市的号召力来自于股东及股民的信心。小股东及股民的信心又来自于大股东的形象、信誉及实绩。
所以，李嘉诚誓要挫败李兆基，从商业角度考虑，属精明之举。
感悟：
武侠小说中高手过乎，往往是人出招只凭气势便可分出输赢，这就是智慧和胆量的双重较量。狭路相逢智者胜。智如李嘉诚、李兆基者相争之间必然会生出惺惺相惜之感，毕竟，在战争上除了殊死拼杀外，还须考验一个人的智谋。李嘉诚获胜、兆基让步都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15.经商不是靠弯刀，而是靠智力
李嘉诚语：最重要的是要有远见，杀鸡取卵的方式是短视的作风。
经商不是靠弯刀，而是靠智力。李嘉诚主张以智取天下，所以在纷纭复杂的商海大战中能够挺立不败。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制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黄埔船坞则可追溯到1843年。100多年的发展壮大，和记黄埔变成资产庞大的商业巨人。
但是，和记黄埔在1973年受到股市大灾和世界性石油危机以及连带香港地产大滑坡的严重影响，加上和黄主人祈德尊家族经营不善，陷进了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
因此，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
汇丰于是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和记成了一间非家族性集团公司。
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
当时，汇丰表示，在和黄经济好转后，会选择适当机会，出让其大部分股份。
其实，李嘉诚在觊觎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着和记黄埔。他放弃九龙仓，必然要全力并吞和黄。
李嘉诚一直密切关注和黄的发展。与九龙仓一样，他通过充分的研究，认定这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只是目前经营不善的集团公司。
另外，李嘉诚洞悉到汇丰不会长期持有和黄股，因为汇丰银行身为香港金融至尊，不会长期背上“银行操纵企业”的黑锅。也就是说，汇丰出售和黄股权势在必然。
事实上，李嘉诚知道汇丰一直在等待适当机会和合适人选出售和黄股权。
于是，在1978年的九龙仓大战中，当汇丰大班沈弼出面规劝李嘉诚时，李嘉诚果断地放弃九龙仓控制权的争夺，借以与汇丰增进友谊，为下一步收购和黄埋下伏笔。
之后，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二人交情日深。李嘉诚又进一步知道汇丰急需扩大实力，增强储备资金。就是说，汇丰有可能急于抛出和黄股。
最后就不能不说是缘份和运气了。沈弼十分赞赏李嘉诚精明强干、诚实从商的作风及其如日中天的业绩，对李嘉诚情有独钟。
此外，沈弼慧眼识珠，认定李嘉诚堪托大任，可以重振和黄。
原来，汇丰出售和黄股权，不是单纯地卖出股票套利，而是希望和黄得遇明主，重振昔日雄风。
因此，汇丰银行于1979年9月以每股7.1港元的价格，将其手中持有占22.4%的9000万和黄普通股售予长江实业。
当时，对汇丰的和黄股垂涎者甚众，但沈弼及汇丰根本没有、考虑让别人角逐和竞争。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对李嘉诚真是优惠之极。
接下来，李嘉诚集中火力乘胜追击，继续在股市上大量吸纳和黄股票。
经过一年的集中吸纳，到1980年11月，李嘉诚成功地拥有39.6%的和记黄埔股权，控股权已十分牢固。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当时，长江实业实际资产是6.93亿港元，而和记黄埔的市价总值是62亿港元。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胜强，成功控制巨型集团和黄，难怪被称为“蛇吞大象”。
匪夷所思，难以置信，然而这又是不争的现实。因此，李嘉诚被冠以“超人”之誉。
这与包玉刚夺得九龙仓的作风截然相反。包玉刚以其海派的气势，雷霆万钧重锤出击，怡和系殊死抵抗，因此两虎相斗，彼此都受重创。
而李嘉诚收购和黄则是和风细雨，兵不血刃，其间并没有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陈美华的《香港超人--李嘉诚传》（广州出版社出版）中，对李嘉诚此役中超人的战略战术作了透彻的分析。
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
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香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自然是一番血战恶斗。
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强反击。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记黄埔，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只要能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市值高达62亿港元。
其三，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轨，必须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能长期控有该企业。
李嘉诚在吸纳九龙仓股时，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黄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
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四，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多万股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5900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20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感悟：
历来兵法主张用活兵法，不主张只靠己力求胜，而是要靠人力求胜。只求己力者，反为力胜。善求人力者，可大胜。
有很多商人不明的借人之力的奥妙，总以为只靠自己的能耐，就能闯出天下，实则小巫之见。真正的商人总会使用巧劲的，他们在经营过程中，都善于借他人之力打开局面。
16.做生意要随机应变，不要得意忘形
李嘉诚语：做生意随机应变很重要。不要得意忘形，过度的自信会招致失败。
商场如同战场，需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能教条机械的搬用老一套。进入地产业以来，李嘉诚人弃我取，胆识过人，短短几年便拓展出了一片庞大的基业。
1979年，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拥有的地盘物业面积急速增加到1450万平方英尺。而同期香港第一大地主置地拥有的地基物业，总计只有1300万平方英尺。
自1972年长实上市，李嘉诚提出赶超置地的远大目标以来，仅仅用了七年时间，就已在面积上超过了置地。此时可以说，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
长实职工不禁为之欢呼雀跃，李嘉诚也由衷地感到欣慰。当初对李嘉诚所制定的目标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从心底里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魄。
但李嘉诚并未被这一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他知道置地是中区地产大王，地盘物业都座落在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而长实的势力范围多在乡村偏僻处，在黄金地段的物业依然寥寥无几。
因此，虽然在面积上看来，长实超过了置地，但在物值上依然相差甚远，要完全战胜置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李嘉诚依然不急于在中区发展，他更看好中区戴九龙尖沙咀以外地界的发展前景。于是他决定独辟蹊径，迂回出击，推出大型屋村计划。
1978年，港府采取半官方的房委会与私营房地产商建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建成的房分为公共住宅楼宇与商业住宅楼宇两种，前者为公建，廉价出租或售给低收入者；后者为私建，以出售中高收人的家庭为主。
李嘉诚的大型屋村计划，就是针对这一形势，为大众家庭推出的，决定建立卫星市镇。
大型屋村之所以适合大众家庭，就在于这种住宅区不仅价廉，而且综合能力强，集居住、购物、餐饮、消遣、医疗、保健、教育、交通为一体，便于集中管理，统一规划，越来越受大众的好评。
一个大型屋村，往往由政府与多个地产商共同开发，屋村周围，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工业大厦及社区服务业。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嘉诚先后完成或进行开发的屋村有：黄埔花园、海怡半岛、丽港城、嘉湖山庄。虽然单个建筑的利润不及兴建商业楼宇，但总体盈利极为丰厚，再一次显示了他独到的眼光。
在香港，由于只有李嘉诚大建屋村，屋村逐渐与李嘉诚之间划上了等号，备受全港瞩目。
李嘉诚也由此赢得了“屋村大王”的称号，成为独树一帜的地产新贵。在兴建大型屋村的同时，李嘉诚采用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在兴建商业建筑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投资：
1979年3月，李嘉诚与会德丰洋行联手发展会德丰大厦。
4月，与“地主”广生行联手发展告士打道、杜老志道、谢斐道的三面单边物业，建成一座3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大厦。
6月，再次与地德丰洋行合作组建美地有限公司，集资购入港岛、九龙、新界楼宇物业近20座。
7月，与中资侨光置业公司组建了宜宾地产有限公司，以3.8亿港元投得沙田广九铁路维修站上盖平台发展权，计划兴建30层的高级住宅大厦和商业大厦。
同年，长实与美资凯沙及中资侨光，三方共同投资中国（香港）水泥厂（长实、凯沙各40%股权，侨光占20%），投资额创香港开埠以来重工业投资最高纪录。
1980年8月，李嘉诚与联邦地产的张玉良家族联手合作，斥资10亿港元购入国际大厦和联邦大厦。5个月后，又以22.3亿港元出售，赚取利润达100%以上。
与刚投入地产业时不同的是，现在长实兴建和收购的楼宇，大部分用来出售，而很少用来出租。这似乎与李嘉诚当初制定的稳健发展、只租不售的发展方针相违背。
李嘉诚为什么改弦易辙呢？因为当初李嘉诚进入地产业时，实力太小。为了在地产界站稳脚跟，并谋求发展，就只能走稳健保守之路，而今日的长江实业已具备了一定实力，有了一定的声誉，要谋求更大的发展，就要采取不同已往的、多样化的发展策略。
李嘉诚说：“这并不违背我们增加经常性收入的原则，因为要决定将楼宇出售或收租，须看时势及环境而定，现在的楼宇价格急升，售楼所能获得的利润远比租屋要多，在为股东争取最大利润的前提下，是将建成楼宇出售为合算。”
所以，做生意要灵活机动，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确定相应的策略。李嘉诚在租楼还是售楼问题上的作法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即：若手头资金较为宽裕或楼市不景气，楼价偏低时，宜采取稳健策略，只租不售；若急需资金回流，加快建房速度，或楼市景气，楼价被炒高，售楼利润能得到保证时，以售楼为主。
感悟：
由此可见，做事无一定之规，关键是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宜。随机应变，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若是一味墨守成规，自然会被时代淘汰。
17.股市有危险，策略一定要得当
李嘉诚语：倘若下一秒钟有什么变化的话，我想我是能勇于应付的，因为我时刻都做好迎接下一秒钟风暴来临的准备。
李嘉诚的真正发迹，是靠地产股市。而他在股市的表现，更令人折服。他的事业壮大，无疑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李嘉诚在股市的作风，一如他在地产业中一样，表现出独特的智慧，那就是：人弃我取，低进高出的策略。
1972年，股市大旺，股民疯狂，成交活跃，恒指急速高攀。李嘉诚借此大好时机，令长实骑牛上市。长实股票以每股溢价1港元公开发售，上市不到24小时，股票就升值1倍多。李嘉诚第一步迈进股市就是典型的“高出”。
接着，1973年大股灾突然爆发，恒生指数于1974年12月10日跌至最低点。1975年3月，股市形势好转，开始缓慢回升，深受股灾之害的投资者仍“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
这时，眼光独到的李嘉诚，看到了股市的升值潜力。因此，在当时低迷不起的市价基础上，亲自安排长实发行2000万新股，以每股3.4港元的价格售予他本人。
同时，李嘉诚还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这既讨得了股东的欢心，又为自己赢得了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香港信心危机爆发前。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后来赢得的实利远远超过了当年牺牲的股息，这就是“低进”。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是李嘉诚搏击股市的基本定则，他在这方面的实战案例不胜枚举。
1985年1月，李嘉诚收购港灯时，就是抓住卖家置地公司急于脱手减债的心理，以比前一天收盘价低1元的折让价，即每股6.4港元，收购了港灯34%的股权。仅此一项，就节省了近4.5亿港元。6个月后，港灯市价已涨到8.2港元一股，李嘉诚又出售港灯一成股权套现，结果净赚2.8亿港元。这就是低进高出，两头赚钱。
而著名的天水围之役，也是一次典型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战术运用实例。当时，由于港府的“惩罚性”决议，使天水围开发计划濒临流产，众股东纷纷萌发了退出之意。
早就看好天水围发展前景的李嘉诚，从其他股东手中折价购入股权。于是，便催生了嘉湖山庄大型屋村的宏伟规划，长实成了两大股东中最大的赢家。
1989年“六四”风波后，香港股市一度低迷。1991年9月，李嘉诚斥资近13亿港元，购入一个有中资背景时团的19%股权。稍后，此财团收购了香港历史悠久的欠商行“恒昌”。4个月后，这个财团的大股东“中信泰旨”向财团的其他股东发起全面收购，李嘉诚见出价尚可，便把手中的股权售出，总价值15亿多港元，李嘉诚净赚2.3亿港元。
低进高出，关键在于眼光准，出手时机适宜。李嘉诚每一次大进大出，几乎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
这似乎很神奇，其实不然。大凡股市的兴旺与衰微，大都与政治经济大环境有直接关系，大致有一定的规律性。古人云：“功夫在诗外”，要研究这一规律，就要时刻关注整个国际国内大环境的时势变化。一般股民坐井观天，眼睛只盯着股价变化表，而不探究大势的变化。这样，就可能被表象、假象迷惑，时有被套住之虞，即使偶有斩获，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股市持续兴旺，恒生指数一路攀升。到1987年10月1日，一举飚升至创历史最高纪录的3950点，真可谓牛气冲天。这正是售股集资的大好时机。
1987年9月14日，李嘉诚宣布长实旗下四家公司--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合计集资103亿港元，这是香港证券史上最大的一次集资行动。至于这笔巨资的用途，李嘉诚并没有明言，只是表示将在3个月内公布。
同时，长实公司决定，长实系发行的新股，将由五家证券经纪公司包销，向公众发售。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股市的变幻莫测，是谁也无法准确预计的。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狂跌508点，引起香港股市恒指暴跌420多点。
如果在9时之前，包销商尚可引用“不可抗拒”条款退出包销供股计划。然而长实的售股集资计划在10时开市前得以顺利通过。开市后股市狂泻，包销商已无法退出了。
香港股市这次受到了沉重打击，而李嘉诚靠他的机灵，更靠他的运气，又侥幸躲过了这场浩劫。长实系上市公司只是市值下跌，实际资产并没有任何损失。而包销商这次真是欲哭无泪，因为他们将承担包销的风险。
10月20日早上，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4天；10月26日重新开市当日，香港恒指又暴挫1121点，全面崩溃。
长实指定的五家包销商所拟定的供股价都较市价高30%以上。在这种形势下，长实系的大股东或控股公司承担其责任的一半（51.5亿港元），其余价值50多亿港元新股由原有5家包销商及上二百家分销商承担。
如此一来，长实系四公司的集资计划大功告成。
大盘崩溃之后，约占香港总市值15%的长实系上市股票均下跌三成。依常规，这正是向公众股东廉价收购小系股票的大好时机。10月23日，李嘉诚向香港证监会提出一个“稳定股市”的方案，即拟动用15--20亿港元，吸纳长实系四公司的市面散股，以便“协助本港股市的稳定”。
李嘉诚强调“此举目的是希望看到本港股市和经济不要有太大波动，希望能稳定下来”，“绝非为个人利益，完全是为本港大局着想”。
这就是被有关传媒所广为传颂的“百亿救市”行动。李嘉诚在股灾中，虽然让包销商大受其害，但却因之而挽救了香港的整个股市。李嘉诚这次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
在这次股市大行动当中，尽管李嘉诚早已声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作法，但仍然有人认为他“有为私之嫌”。舆论纷纭，各种说法一时甚嚣尘上。
当时，李氏家族控有长实的35%以上的股权，控有和黄的股权也近35%。按照收购及合并条例，已超过35%股权的股东如要再增购股权，就必须提出全面收购，李嘉诚没有能力全面收购，只好要求当局放宽限制。
证监会碍于条例不予批准，李嘉诚多次去港府力争，希望从“救市大局”出发。
结果港府决定接纳李嘉诚的“救市建议”，同意暂时取消有关人士购入属下公司股份超过35%就必须全面收购的条例。然而却规定所购入最高限额之股份，必须在一年内以配售方式出售，同时必须每日公布购入股份的详情。
李嘉诚虽然对放宽限制表示欢迎，但认为既然放宽了收购点限制，又限期售出，这是自相矛盾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就表示对所附带条件感到非常失望。这意味着，如一年限期内，股价继续下跌，那么他收购的股票则必亏无疑。
当时许多业内人士和各媒体都认为李嘉诚这次是在劫难逃，只能是自酿的苦酒，自己喝了。因为依以往香港及海外的股市经验，大股灾之后，仍有2到3年的低谷期。李嘉诚这次自然是亏定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股市竟恢复得如此之快，到年底股市就开始回扬上涨（欧美的股市也是如此）。到了1988年的4月14日，恒指收市报2684点，已接近1987年初的水平。李嘉诚在一年的期限内，以配股方式将增购的股票出售，不但没有亏蚀，反而还有几千万港元的盈利到手。
幸运之神再一次光顾了李嘉诚。
令人瞩目的是，李嘉诚这次百亿集资行动（9月14日）与香港股市暴跌（10月19日）的时间相差只有35天，这是否意味着李嘉诚已预感到香港股市将会出现大灾难？
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迷。
大凡决策，是在掌握相关信息基础上进行的。李嘉诚之所以能预知股市的这次大动荡，也许是掌握了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信息。有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在多数情况下不符合事实。例如，我们“旁观者”没有深入了解事物内部，很难明白李嘉诚这位“当局者”为什么会如此神机妙算。
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马世民在会见《财富》记者时说：“李嘉诚是一位最纯粹的投资家，是一位买进东西最终是要把它卖出去的投资家。”
马世民的话，揭示了李嘉诚在股市的角色优势--这种优势，或许很多人都明白，但在急功近利心理的驱使下，许多人都不愿做这种角色，而宁可做投机家。
在股市中，投资家与投机家的区别在于：投资家看好有潜质的股票，进行长线投资，既可趁高抛出，又可坐享常年红利，股息虽不会高，但它持久稳定；投机家热衷短线投资，借暴涨暴跌之势，炒股牟取暴利，自然会有人一夜暴富，更有人一朝破产。在香港有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商贾大亨，就是在股海翻船，将多年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李嘉诚认为，人算不如天算。再聪明的人，都会有失算之时。
所以，李嘉诚凡事都会深思熟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后才去做。他说：“一向以来，我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果5分钟后宣布十号台风警报，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就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因为自感市场风向难料，李嘉诚始终信奉“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一投资哲学，以分散风险。因此，除股票外，李嘉诚还投资债券。
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极保守的投资，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较高的利息，而不能参与分享公司红利。
李嘉诚所购买的债券，大部分都是可转换债券。
这种债券有1至3年的期限，若持有人认定该公司业务能稳定增长，可以用债券换成该公司股票，从而获取更大收益。即使不成，也可将债券保留至期满，最终收回本金及利息，所以这种债券既和普通债券一样，具有风险小的优势，又比较灵活，能转换为股票。可以说是将债券和股票的优势合二为一，是一种较为稳健的投资方式。
1990年，李嘉诚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另又购买了爱美高、DS谷组，加怡等13家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共计25亿港元。
在此后的发展中，胡应湘的合和表现最为出色，先后拿下广东虎门沙角电厂C厂、广深珠高速公路、广州市环城高速公路及泰国架空铁路等大型工程兴建合同，一时名声大噪，众豪争扯他的衫尾。
见此情势，李嘉诚马上把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这样一来，当初价值5亿的股票，到3年后升值为近9亿，账面溢利达3亿多港元。同样，李嘉诚购入的其他可转换债券，也大都有不俗的表现。
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李嘉诚每投资一家公司，就要将其控制并做它的主席。从80年代末起，他已没有多少大规模的收购计划了，而较偏重于股票投资。他的集团实在太庞大了，他的精力智力都不足以同时管理多家大型公司。他只有通过债券，股票投资，利用富有进取心的商家为他赚钱生利。这样，虽不如自己投资自己经营获利大，却比较省事。
李嘉诚投资债券，符合他一贯的“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的发展方针。同时，也符合分散风险的投资原理。这样两条腿走路，游刃余地更大。
感悟：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具有相当实力时，容易做到心平气和，在做事时也容易保持冷静乐观；而实力相当有限的人，心情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这虽是自然之理，但是，如果一个人想从小做大，就有必要修炼自己的心性，戒除急功近利心理，如此才能冷静决策，以成其大。
18.稳健中求发展才能做大做强
李嘉诚语：这是因为，商场如战场，单枪匹马的勇士，总不如一支军队强大。事业有了，但不能停滞不前，而要勇于向前看，积极地令其发展。
李嘉诚终于通过创出自己的新产品而很快占领了市场，企业得到很快的发展。李嘉诚敢于开风气之先，使塑胶花从塑胶制品家族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长江塑胶厂在李嘉诚的领导下，大发而特发。
追风跟潮，是香港产业界的看家本领。很快，香港产业界就冒出了许多专门生产塑胶花的专业厂家。塑胶花很快就席卷了整个香港市场。
引领了消费新潮的李嘉诚，并没有陶醉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中，他开始居安思危，想着进一步发展的路子，他的初步成果使他坚定了做一番大事业的决心。
李嘉诚知道，长江厂只是先行一步，等待它的，将是与同行业残酷而无情的竞争。大家都在抢占市场，而以长江厂现有的规模和实力，很难保证在同行业的领先地位。
所以，李嘉诚又做出了另一项重大决定：扩大工厂的规模，增添设备，改进原有的生产条件。
但要扩大规模，增添设备，需要大量资金。这对李嘉诚来说，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这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个体业主式企业的实力是怎样的弱小。李嘉诚又开始苦苦思索，寻找新的突破。
他赴意大利考察塑胶花时，深深体会到了西方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更对欧洲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觉得股份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企业组织方式不仅不用承担无限责任，而且能较快地筹集到大批资金。对于想扩大规模，而又缺少资金的企业更为有利。
于是，李嘉诚决定将长江塑胶厂改为股份制企业。他的头脑依然很冷静，仔细分析了自身优劣，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组建合伙性的有限公司；第二步，发展到相当规模时，再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
此时的李嘉诚已初步具备了现代管理意识和资本运营意识，这为他后来在股市的搏击打下了基础。
李嘉诚牢牢地将一句话铭记心中，那就是他在失败之中得来的深刻教训：“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他首先到亲友中间集资招股，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租赁厂房，添置设备。李嘉诚的确有理由自信，因为他现在不仅能用自己的资本办事，还能调动别人的钱来经营事业。
商界有这样一种略失偏颇却又不无道理的说法；衡量一位商人的能耐有多大，不仅仅要看他拥有多少资本和钞票，更重要的是要看他能否调动他人的钱，来办自己的事情。你有多大实力，有多大的号召力，要看你能调动的资本量有多大。
在1957年末，长江塑胶厂正式改名为长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总部由新莆岗迁到北角，由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嘉诚开始着手引进西方的管理经验。他认为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企业内部保持高水平管理，都是很重要的。
李嘉诚将厂房分为两处，一处仍旧生产塑胶玩具，而另一处则生产塑胶花。李嘉诚把塑胶花作为公司生产的重点来抓。
如今的李嘉诚，经过数年的艰苦磨炼，积累了许多经验，眼界更开阔。他越来越觉得做生意是十分有趣味的事情，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继续把事业进一步做大。而且，他现在已经越来越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商海中拓展出更大的基业。
成功的企业家总是在别人看不见希望的地方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们的投资总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1966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机，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渐渐恢复了元气，已有足够的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们又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大干一场，一扫前段日子的晦气。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内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并很快波及香港。1967年底，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
“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从而引起了二战后香港第一次较大的移民潮。
这使得刚刚出现一线曙光的香港地产业，再次转入愁雾笼罩之中。
这次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商、建筑商们无不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也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时刻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李嘉诚从香港传媒上得到的全是“不祥”的消息。但他明白，香港“五月风暴”与内地“文革”有直接关系。李嘉诚也通过一些渠道看到了内地群众组织散发的小报，他从中获悉，8月份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据此看来，香港“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而且，李嘉诚从宏观上坚信，世事纷争，乱极则治，否极泰来。那么，究竟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呢？李嘉诚认定，中国政府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
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中国政府若要收复香港，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当年中国政府保留香港，是希望保留一条对外贸易的通道，这样对中国政府较为有利。现在的国际形势和香港的特殊地位并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可能性不大。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李嘉诚毅然做出了“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历史性战略决策，并且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拓展良机。
于是，李嘉诚在整个大势中逆流而行，在整个地产行市都在抛售的时候，他却不动声色地大量吃进。
此时，许多移居海外的业主，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于是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信息。
李嘉诚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时期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李嘉诚的行为确实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气魄。不少朋友为他的“冒险”捏着一把汗；同业的地产商，也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但李嘉诚依然不改初衷，继续逆潮流而行。
这场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李嘉诚的判断是正确的。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场转旺。这时，李嘉诚已经聚积了大量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可获得的租金收入即达390万港元。
李嘉诚成为这场地产大灾难的大赢家。他利用过人的胆识，把别人臆想的灾难变成了自己的机遇，这也为他后来成为地产巨头奠定了基石。
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或许只有李嘉诚自己心里清楚，他的惊人之举，含有多少赌博成分。
应该说，在这场夹杂着政治背景和人为因素的房地产大灾难中，无论是谁，都难以对前景做出准确的预测。因而，说李嘉诚的决策有十足的把握是不现实的。
客观地说，李嘉诚的行为是带着冒险性的，说是赌博也未尝不可。
但是，李嘉诚的赌博是建立在对形势的密切关注和精确的分析之上的，绝非盲目冒险。
那么，他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李嘉诚认为，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它自己的高潮与低谷。在低谷的时候，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都会选择放弃，有的是由于目光短浅而放弃，还有的是由于资金不足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时候就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行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是不是还会有高潮来临的那一天。
如果这个行业仍处在向前发展的阶段，只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才暂时处于低潮，就应选择在这个“别人放弃的时候出手”了。这个时候出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从而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
感悟：
俗话说：无风险不成大事。因此，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十拿十稳，多少会有一点冒险成分。风险有多大？利益有多大？这就需要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分析。一些胆子大的人，只要有五成胜算就敢冒险胆子小的，非有八成以上胜算便不敢采取行动。一般来说，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前者敢于冒险，很容易倒大霉，也很容易暴发；后者比较稳妥，却难求快速成长。
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当别人算到不足五成胜算，而自己却算到有六七成甚至更高把握时，便意味着发大财这种机会快速发展的。当然，这取决于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
19.经商赚钱要讲原则
李嘉诚语：钱要赚，但原则也要讲。
商人不应该自私地只顾自己盈利，而不照顾业务对手，要知道信誉最要紧。
做生意常常就是要考虑利益，但是，目光远大的李嘉诚常常出于善意，来收购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是为了长远的发展，这样有时候宁可吃亏，也不怕失败。被李嘉诚视为赶超目标，号称为世界最大地产商的置地公司，一直为老牌英资洋行怡和集团所控制，它拥有香港中环的绝大部分物业。
中环在香港岛的繁华地带，是香港最重要的商业金融中心地区。这里鳞次栉比地屹立着一幢幢高耸入云的摩大大厦，而且一幢比一幢显得神秘莫测，又令人肃然起敬。这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左右香港的经济气候，而且这里又是最容易受经济气候影响且波及面最大的“敏感地带”。
其中，有一幢高耸入云的大楼，它的圆形窗户面临风情万种的维多利亚海湾，它耸立在香港经济的金字塔尖，显得更为神秘而又高深莫测。
这就是香港著名的怡和大厦。大楼各层中有许许多多的世界各国著名中心，以及驻香港办事处。大厦的顶层，就是香港经济的支柱，也是香港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旧称怡和洋行的怡和财团总部。
怡和洋行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1841年将总办事处迁入香港。怡和公司最初靠贩卖鸦片起家，以后逐渐将业务扩大，成为一家经营范围广大、实力雄厚的多元化国际集团。
1961年6月26日，怡和以有限公司名义在香港上市。从此成为香港十大上市公司之一，并获得“怡和王国”的称号。
怡和系包括怡和、置地、牛奶国际、文华东方等一批大型公司，拥有中区黄金地段的大厦物业，包括国际一流酒店、一百余家超级市场及精品连锁店等。全系论控股地位，以怡和最显；若论资产，以置地最大，故而怡和系又称怡置系，怡和集团主席理所当然地成为置地公司的主席。
新中国的建立，使怡和的在华资产损失高达1000万英镑以上，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数目。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国内地十年动乱的影响，怡和高层一直对共产党政权持有戒心，于是奉行“获利在香港，发展在海外”的方针。
尤其是70年代，怡和对香港的前途更是信心渺茫，因而大举进军海外，其中包括收购英国的怡仁置业、夏威夷及菲律宾的戴维斯制糖厂、中东的石油及南非的雷尼斯综合企业。不幸的是这些投资并不成功，其后多被出售。而华资财团则趁怡和在港控制力日衰之机，以低价吸人大量地皮，积极发展物业。
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香港地产大幅度增值，伴随而来是华人资本的迅速膨胀，资产成倍、甚至是几十倍地增长。怡和这位商界巨人越来越显得暮气沉沉，渐渐不敌这批虎气生生的华人财团。
九龙仓、和记黄埔、会德丰、港灯集团等大型英资企业，先后落入华人财团之后，香港业界便盛传，华人财团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置地。因为这些华人财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地产建筑商，谁不垂涎置地在中区的豪楼名厦？
如果控制了置地公司，才可称得上是香港地产界的“王中之王”。这对于志向远大的李嘉诚来说，其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
早在包玉刚收购怡和系的九龙仓时，怡和高层已对华资财团的野心有了防备。纽璧坚为防意外，重新调整全系控股结构，其核心是怡和与置地互控，即怡和控股，用怡和证券控制置地的四成股权，置地反过来控制怡和控股的四成股权。证券分析家将此结构称为“连环船结构”。怡和置地互控，大大强化了抵御外敌的能力。
不过，“连环船结构”也有很大的弊病。敌手若控得一“船”，另一只“船”也难以幸免，可谓唇亡齿寒，一损俱损。
1984年间，怡和置地双双陷入低谷，债务累累，使投资者大大丧失信心，股价迅速滑落。其中怡和最惨，市值仅剩下30亿港元左右，置地情况稍好些，尚有100亿港元。柿子先拣软的捏，此时市场又一改原有的传闻，说华资财团下一个目标将是怡和、进而控得置地。
有一些股评家认为，这种连环互控的股权结构，就像两只大闸蟹，各用一只钳子把对方控制住，然后又各腾出另一只钳子来抵御外敌。两者虽然同系，同一位大班，但两者的股东利益并不一致，因而彼此各伸出的一只钳子难以协调作战。
也有人认为，并非纽璧坚设计的这种互控结构不好，而是怡和大势已去。若在10多年前，即便怡和这头雄狮酣睡不醒，亦无人敢扰其美梦，更不要说斗胆拽其一根毛了。
西门·凯瑟克上台后不久，便发现了连锁互控结构的弱点，于是他又从美国请来投资银行家包伟士，重组怡置系结构。
包伟士到来后，设计了怡置脱钩的计划。1986年10月，置地宣布将其全资附属公司牛奶国际分拆上市，尔后又宣布将另一家全资附属公司文华东方分拆上市。1987年2月，怡和控股宣布成立怡和策略（怡策）。改组后的怡和系控股结构为：
怡和控股与怡和策略互控，怡控占有怡策19%的股权，怡策握有26%的怡控股权。怡控、怡策分别控有置地11%和15%的股权，分别控有牛奶国际9%和27%的股权。怡策控有文华东方35%的股权。凯瑟克家族控有怡和控股的股权，据传在10%一15%之间。
这样，凯瑟克家族的大本营怡和便如铜墙铁壁一般，同时又击碎了觊觎者欲借收购怡和而达到控制置地的美梦。
但也有人说这种结构是凯瑟克家族“保帅舍车”之举。凯瑟克家族通过这种结构削弱了对置地的控制，这就使得外敌入侵置地的可能性相应增大。分析家认为，已将怡和迁册海外、行将大举走资的凯瑟克家族是有意将置地这块大肥肉，置于唾涎已久的华南虎面前，以便待价而沽，卷资远走高飞。
李嘉诚一直对置地拥有中区豪楼名厦而企羡不已。现在，置地被置于怡和核心结构的外围，如此大好时机，岂可错过？
市场上传言甚广，说是李超人与华资财团欲再次联手合作，吞并垂暮狮子置地。1987年股灾前几个月，各种收购的传闻，更是纷纷扰扰。
众多财大气粗的华商大豪，均被认为可能染指置地：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环球集团的包玉刚，新世界发展的郑裕彤，新鸿基地产的郭得胜，恒基兆业的李兆基，信和置业的黄廷芳，香格里拉的郭鹤年等等，皆在此列。另外，股市狙击手刘銮雄，亦可能趁虚而入，狙击置地这个庞然大物。
据说刘銮雄曾登门拜访怡置大班，捉出要以每股16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控25%的置地股权。西门·凯瑟克愤然拒绝，一来嫌刘氏太过贪心，出价如此之低；二则刘氏在股市名声欠佳，怡和不愿意把多年苦心经营的置地交付于此等人手中。
头脑甚为精明的刘氏只得悻悻告退。其后又有好多位大老板纷纷前往拜访西门。西门既不彻底断绝众猎手的念头，又高悬香饵，惹得众人欲罢难休，欲得不能。不过，这些都是传闻，是真是假，难以他辨。其中流传最广的要数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了。据说，李嘉诚也曾拜访西门·凯瑟克，表示愿意以每股17港元的价格收购25%置地股权，这比置地10港元多的市价，溢价6港元多。但西门·凯瑟克对这个出价仍不满意，但他也未把门彻底堵死。他说：“谈判的大门永远向诚心收购者敞开--关键要有双方都可接受的价格。”
于是李嘉诚等人与凯瑟克继续谈判，双方一直很难达成一致。
李嘉诚在谈判中不想表现得太积极，同收购港灯时一样，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此时，香港股市一派兴旺，很快便攀上历史最高峰，并非低价吸纳的最好时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扶摇直上的香港恒指，受华尔街大股灾的影响，突然狂泻。1987年10月19日，恒指暴跌420多点，被迫停市后于26日重新开市，再泻1120多点。股市愁云笼罩，令投资者捶胸顿足，痛苦不堪。
香港商界惊恐万状，大家自身尚且难保，再也没有余勇卷入收购大战了。此时自救乃当务之急。置地股票跌幅约四成，令凯瑟克寝食难安。
前文已述，李嘉诚的“百亿救市”，成为当时黑色熊市的一块亮色。证券界揣测，其资金用途，将首先用作置地收购战的银弹。
正如一场暴风雨一样，这次股灾来得猛，去得也快。等到1988年3月底，沉入谷底的恒指开始回攀。银行调低贷款利率，地产市况渐旺，股市也逐渐开始转旺。
农历大年刚过，收购置地的传言再次盛行，华南虎再度出山。
事后，报章披露，1988年2、3月间，李嘉诚等华商大亨，曾多次会晤西门·凯瑟克及其高参包伟士。一直善于等待时机、捕捉机会的李嘉诚，这次为什么没有借大股灾中怡置系扑火自救、焦头烂额之际趁火打劫呢？股灾中，置地股价跌到6.65港元的最低点，即使以双倍的价格收购，也不过13港元多，仍远低于李嘉诚在股灾前提出的17港元的开价。
原来，收购及合并条例中有规定，收购方重提收购价时，不能低于收购方在6个月内购入被收购方公司股票的价值。10月份的股灾前，华资大户所吸纳的置地股票，部分是超过10港元的。这就是说，假设以往的平均收购价是10港元，现在重提的收购价，就不得低于10港元的水平，而6个月后，将不再受这一限制。
4月中旬，股灾发生后已过了整整6个月。此时，置地股从6.65港元的最低点回升后，仍在8港元的水平上徘徊，仍低于股灾前的水平，依然对收购方有利。
在4月初，李嘉诚曾以广生行董事的身份出席该公司股东会。他首次向舆论透露了长实持有置地股份，是作长期投资，并无意出任置地董事参与管理。
“天机泄露”，华南虎吞并垂暮狮子的传言愈发甚嚣尘上。
4月底，华资财团持有的合持股权，已直逼置地的控股公司怡和。于是，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新财团致函置地，要求在6月6日的置地股东年会上，增加一项委任新世界主席郑裕彤、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为董事的议案。
此事被炒得沸沸扬扬，使置地股价如同被阳光直射的温度计一般，急窜到8.9港元。这是股灾之后，置地股升幅最大的一天。
凯瑟克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与包伟士匆忙商议对策，开始布置反收购行动。
在4月28日，怡策与其所控的文华东方发布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10%新股予怡策，使怡策所持文华东方股权，由略低于35%增至41%。
对华商众豪来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精明的李嘉诚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饴策与文华东方的股权变化，虽与置地没有直接关系，却是怡和抛出的反扑信号，其后，怡和将会随机抛出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5月1日初，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等华商，频频晤面，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为防止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趁其另一反收购举措未出笼前，向怡和摊牌。
这一切似乎早在凯瑟克的预料之中，他很沉得住气，结果使得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
5月4日傍晚，股市收市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西门·凯瑟克、包伟士谈判。虽然是短兵相接，双方依然是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了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
凯瑟克也毫不客气地表明了否定意见：
“不成，必须每股17港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失半点，为何就从17港元降到12港元呢？”李嘉诚平静地说：“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这17港元并不是双方敲定的成交价，我们都表示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明白‘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这一商场规则吧。现在置地的市价才8港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4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说话都绵里藏针，气氛中包含着浓烈的火药味。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针锋相对，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咱们不怕摊薄手中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手中的置地！”
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
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偃旗息鼓。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滑铁卢”。
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甫一交兵就这样草草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认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和下怀。
这种做法既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超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数的绝对控股量。
如果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港元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约为223亿港元，以8.5港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须耗资100亿港元以上。
事实上，怡和并不完全是在坐以待毙，在收购和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地提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华资财团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期限内，不一定能筹到这么多现金。
而且，怡和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怡和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和系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所以，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而并非一个民族斗士，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
不过，华资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应该说，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以成为换取“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其原因何在，至今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附加条款，华资财团也不大可能再动置地的脑筋。首先，经过这次交锋，怡和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留下的可趁之机已很少了。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了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其股票不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这样一来，就为外强收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也许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才决定彻底放弃收购，顺便卖一个人情给置地。
李嘉诚确实是个商战高手，他凡事并不一定非要争胜不可，而是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事实上，华资财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收购不成功，但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也在1亿港元左右，仍然有小赚。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恶意收购可能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更何况胜负难定。倘若经过一番拼杀后，华资财团不幸落败，则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显然不符合李嘉诚的作风和性格。
商场同战场一样，没有常胜将军，关键在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知己知彼，能战则战，不敌则退，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如前文所述，李嘉诚主持和参与了四次大规模的收购，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利，但仅就收购方式而言，李嘉诚有着他独有的特色和风格。
综合看来，香港股市有3种典型收购方式，它们分别以包玉刚、刘銮雄、李嘉诚为代表。
包玉刚的收购，是典型的海派作风，一掷亿金，速战速决，以实力与对手较量，以绝对优势压倒对方。
有人说，包船王勇猛有余，而韬略不足。其实这并不是说包氏不善用计，而是他的性格使然，加上形势所迫，他经常要速战速决，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与对手周旋。因此，包氏的收购，代价极昂，一般都要经过一番血战之后“惨胜”，或“负创取胜”。九龙仓之战就是最典型的战例。
刘銮雄曾留学海外，受西方影响较多。他最先向香港引进华尔街式的商法，那可以说是一种海盗商法。
他在收购中，先瞄准一家控股不牢、或经营不善、或内部不和的公司，暗吸其股份，等达到一定数目时，再突然发动袭击，若成功，则控得该公司；若不成功，就逼对手以高价赎回他控有的股票。
因而，刘氏即使收购不成功，也会获利丰厚，是股市人人畏惧的狙击手。公司若控在他手上，他必进行眼花缭乱的集资、分拆、股权重整等活动，搞得小股东们怨声载道，不知所措。
刘銮雄靠一个小小的电扇厂起家，几年内资产便扩张到100多亿港元，很快便跻升于富豪之列。他在股市留下的形象实在很恶劣，是一种“恶意收购”的典型。
其实，从客观上而言，刘氏是对香港证券史起过历史性作用的人物。他最先引进的新鲜战法，使香港股市的投资投机活动赶上了华尔街水平。继刘銮雄后，香港股市狙击手辈出，人们逐渐习以为常，谴责刘氏收购术的舆论自然也就少多了。刘銮雄一拳击醒众多沉睡的狮子，许多大亨们惊奇地发现，不必辛辛苦苦办实业，只需带上一笔大亨们根本就看不上眼的本金进股市，就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亿元、百亿元大亨了。
与刘銮雄的“恶意收购”正好相反，李嘉诚的收购是一种善意收购。
他收购对方的企业时，一定会与对方进行协商，并尽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谈判解决。若对方坚决反对，他也不会强人所难。
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最典型的战例莫过于前文所述的收购港灯之战。他从萌发念头到控其到手，先后历经几年，倒是西门·凯瑟克最终沉不住气，主动“入套”，以相当优惠的折让价出售港灯股权。
李嘉诚收购和黄时，其心术之精，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他借汇丰之力，兵不血刃，收服了资产比其大10多倍的庞然大物。李嘉诚的收购，从不情绪化，没有非买不可的心理。因为他知道，若持这种心理，往往会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收购遇到阻力时，他在冷静权衡利弊后，会含笑放弃，如收购九龙仓，置地，他都持这种态度。
李嘉诚的收购，无论成与不成，通常都能使对方心服口服。如果收购成功，他不会像许多新进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和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总会尽可能地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照顾小股东利益；对于股权等重大事项，一定要征得股东会议通过。
如果收购未遂，他也不会以所持股权作为“要挟”，逼迫对方以高价赎购，以作为退出收购的条件。
如在合战置地时，以李嘉诚为首的财团退出收购，将所持的置地股权售予怡和，售价只有8.95港元，仅比当日收盘价高出5分。新财团出售股票的税后利润，估计约在1亿港元。这是四家大财团先后耗费一年多精力之所得，算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李嘉诚的形象有口皆碑，在股市从来不用担心李嘉诚会恶意收购，甚至有人曾允称，在收购战中，对方只要说一声“我不愿意”，李嘉诚就会立即放弃收购行动。
李嘉诚保住了不做狙击手的信誉。对他来说，良好的信誉，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
感悟：
有一个词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意思是说，此时失利，彼时得到补偿。做生意就应像李嘉诚这样，不看重表面的输赢。如果在某件事上未能达成心愿，并不等于输了。若是因此维护了信誉，维持了人际关系，等于种下了善因，将来必结善果。反之，如果勉力而为，不顾一切地达成心愿，使名誉受损，或招致怨恨，等于种下恶果，日后难免遭报应。所以说，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美。
20.依法经商，顾全大局
李嘉诚语：人不是神，不能不考察自己的事，但是只顾自己是不行的，别人也要考虑到。
人生自有其沉浮，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忍受生活中有时会遇到的悲伤，只有这样，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
很多人做生意一旦有了一定的资本，就会自我膨胀，认为自己了不起，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样就会吃大亏。李嘉诚向大陆投资时，已经是成功人士，富可敌国。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一切，自己做的事情都正确。相反，他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不可撒钱赌气，有错就改，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对大陆北京的一次投资活动中。
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向外界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香港各大财团闻风而动，都想分得一杯羹。
众所周知，王府井是首都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是难上加难，现在居然有希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众多地产大亨们自然是喜出望外，谁也不想放过这一绝好机会。如果能拥有王府井的一块土地，就等于拥有了一座聚宝盆。
6月25日，李嘉诚、郭鹤年在上海闸北联手搞定一块土地后，又共同飞往北京。26日即与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意向书。签约双方：一方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另一方是北京东城区房地产公司。
郭鹤年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主席，他在香港的名气虽说不如李嘉诚，却是大马首富。他投资内地在李嘉诚之先，与中国高层关系之密切丝毫不亚于李嘉诚。李郭两人能如此神速搞定这么大的项目，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另外在香港，他们亦曾竭力鼎助中资（中信、首钢、光大）打天下。
所以，如此迅速地签下这一意向书，并非李嘉诚有多么神，而是也长期深谋远虑、有意铺垫的必然结果。而其余香港顶尖级富豪，却在天子脚下悻悻然败退。这只能怪他们平时没烧好香，临时抱佛脚自然不行。
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的这块地皮面积共5.11公倾，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计划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
中港双方签署的意向书中并未涉及该项目的地价、投资金额、工期、物业规划等内容，可见合作意向是在匆忙中敲定的，细节有待以后再谈判。消息传来，香港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逐渐把李嘉诚看神了，似乎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意向书签定后，北京王府井商业中心，似乎已成了李家大院的池中之物了。
然而，形势却在时刻变化着。1993年，因经济发展过热，中央政府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意味着要与北京方面谈妥这一项目，将会异常艰难。面临此境，不大善于谈判的郭鹤年知难而退，留下李嘉诚孤身应对，发展王府井地盘物业的控股权便顺势完全落入长实手中。
李嘉诚的信心依然十足，再一次运用他非凡的智慧与谈判技巧，有关立项、规划等异常繁杂的手续，在1993年间就全部获得市政府的批准。该建筑被正式定名为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建筑高度计划为70多米，地盘面积10.1万平方米，这比当初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要少许多，然而毕竟这一年的形势和去年大不相同，能达成这一协议，已很不容易。
该大型物业投资预算逾12亿港元，长实负责起楼价，合作伙伴东城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地价。香港是地贵楼贱，内地则相反。据说李嘉诚用了不到2亿港元就获得了这块50年期限的地皮，在“天子脚下”，京城中心，李嘉诚也能捡到便宜，确实不凡。
最大的难题应属当地居民与商家的搬迁了。李嘉诚把这道难题交给北京市政府去做，即由他负担地价和搬迁费，请市府出面做好原住户和业主的搬迁工作。
北京的地价和香港比起来，其实是很便宜的。李嘉诚并没花多少钱，就把问题解决了。只要有钱，搬迁对北京市政府来说就不算什么大的难题了。结果搬迁出人意料的顺利，很快便完成了。
这些拆迁户从此将丧失在王府井居住的权利，而要迁到离市中心相当远的新住宅区。而那些商家，如果想继续留在王府井商业区，就要向王府井重新申请地皮，但能否获准就很难说了。
据说，李嘉诚曾暗自去王府井探看拆迁状况，看到当地住户纷纷迁走时，他不禁双眼潮润，感叹道：“北京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这在香港，简直是不可想像。”
然而，搬迁过程并非完全没有一点波折。全球最著名的快餐集团麦当劳竟成了此次搬迁的“钉子户”。王府井麦当劳是该集团最大的一家分店，两层楼面共2.8万平方英尺，700余个座位，每天平均有1万多人光顾，在开业之初，顾客排队竟有几里之长，盈利丰厚，自不待言。
麦当劳当然不愿意把这棵摇钱树从聚宝盆里连根拔出。但是，北京市政府早就有了最新文件，责令麦当劳限期搬迁。
于是，麦当劳抛出了它的杀手锏，即当年麦当劳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签署的长达20年的经营合同，营业地区为王府井现址，租期要到2010年才满，现在才经营两年多。
麦当劳以此契约为要挟，扬言要与北京市政府对簿公堂。此时，王府井这幅地盘已快夷为平地，只剩下麦当劳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废墟上。某外国通讯社记者拍下了这一景象，于是世界传媒上大都出现了这张既滑稽、又可怜的“麦当劳孤立无援”的照片，因而国际舆论变得对麦当劳十分有利。香港民间也有传言，说李嘉诚为了当北京地王，不惜把契约在手的麦当劳撵跑，只许自己发大财，不准他人赚小钱。
其实搬迁只是北京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事，李嘉诚并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但李嘉诚一直奉行以和为贵，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于是出面与北京市政府协商，表示只要麦当劳答应迁出王府井，日后东方广场将留一个比现在面积更大的铺位给麦当劳。
北京市政府只好与美国麦当劳公司重新进行谈判，除了李嘉诚提出的条件外，又列出了一系列更优厚的条件。例如，批准麦当劳在北京多开若干家分店等等。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麦当劳当然同意搬迁了，美国佬的“官司癖”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李嘉诚一出手，立刻化干戈为玉帛。一场全球性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为东方广场的兴建扫清了障碍。
终于，已经空旷无物的王府井地盘该起楼了。按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将高达70米，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稍远处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
在香港，已建惯了高楼，不上100米就算不上摩天大厦；这70米，对于香港地主李嘉诚来说，只能算是小菜一碟。然而，这是首都北京，是中国的心脏。要建这么高的建筑，非同小可，逐渐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早在王府井旧城改造计划出台之初，北京的市民们就已经讨论得沸沸扬扬了。他们担心如此庞大的建筑会破坏北京的人文景观。
对此问题，曾有记者问李嘉诚：“北京是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有人担心外商投资北京房地产，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会破坏这一文化名城的传统风貌，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李嘉诚说；“建筑现代化和保护古都风貌两者并不矛盾，是完全可以统一的。北京市现在正在推行‘康居工程’计划，这是一件造福于民的工作，我能作为第一个海外的投资者加入进来，非常高兴。”
看来，李嘉诚确实是没有慎重考虑周全，忽视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以长实为主的发展商，最后拿出的东方广场规划方案确实是70多米高。
方案公布后，北京各界人土一片哗然，这可是致命的70米！
其实人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国家规划委员会规定，北京市的规划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点向外望365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见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只能望到城墙和天空。离故宫的距离越远，建筑物方可逐步升高。
国务院批复的1991--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街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高，显然不符合要求。规定高度只有40米。
除此以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也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所以这幢大厦不仅是过高了，而且过大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必然会夺去附近的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著名建筑的风头，会影响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位。
为此，专家们大声疾呼，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发展商不怕专家，怕只怕国家。
1994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对基本建设规模也作出了要求，即缩小以盈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国家规定，无正式手续的项目一律要停。
东方广场投资额超过了12亿港元（还未计地价），按国家规定，逾1亿美元的合资项目，须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国家计委申请立项，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动工前须办理报批手续。然而原北京市政府尚未提出立项，就已开始动工兴建了，更不用说提交什么可行性报告与申请建筑施工手续这些文件了。再加上中央认定专家的建议有效，东方广场方案被认为严重超过了国家对城市规划的有关规定。于是，1995年新年刚过，东方广场就被强令停工了。
东方广场停工的消息一传到香港，全港各界立即一片哗然。
香港《新报》在1995年2月13日，刊出整版专题报道，导语称：“李嘉诚在港成功逾30年，富甲一方，乃香港首富，大众冠以‘李超人’称号，喻其创造财富本领超群，能人所不能。李氏在港叱咤风云，几达呼风唤雨、点石成金之境界。”
“但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无论财富有多大，亦不过有如大海中的一条船，哪管你是航空母舰，抑或巨大油轮，始终，富不与官争。”
李嘉诚也知道“富不与官争”的道理，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不久，长实集团便发布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
“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划发展，该地段之内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实认为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李嘉诚的积极主动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做事果敢，知错就改的行事作风，同时也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成熟。
东方广场地盘停工后不久，新华社主办的中央级刊物《了望》周刊于1995年第3期载文，对东方广场发展规划提出批评：
“北京的东方广场大厦连同宽120米、高80余米的北京饭店东楼，将形成一个东西600余米、高七八十米的庞大的混凝土屏障。不但势压故宫，而且还会对仅1.2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的景观造成影响，将从根本上损坏北京内城的古都风貌。据了解，人民大会堂的一般建筑高度为31米，最高处才40米，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天安门城楼的高度为35米，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度为38.9米。而东方广场大厦，面积为人民大会堂的4倍多，必将对上述直接体现全国政治中心的历史性建筑造成压迫感，使其相对尺寸变小，导致城市重心偏移，打乱以天安门为中心的首都格局。
……外商投资若遵守北京城市规划就赚不了钱吗？答案正相反。有关专家结合目前北京市的地价、拆迁费等对此进行了测算，得出结论：外商如按照北京城市规划的要求开发房地产，其回报率已超过100%，所获利润已属惊人。据了解，香港的房地产回报率为10%一12%，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业大多还低于这一回报率，如悉尼为6%，新加坡为5%，日本则只有2%。
……在少数外商的种种不合理要求面前，北京的规划法规屡受冲击。高层建筑在旧城中心地区大有蔓延之势。针对这一状况，许多城市建设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烈呼吁，必须严肃法纪。如东方广场项目按现在这一方案建造，法制的严肃性何在？如果纷起效尤，北京的总体规划岂不成为一纸空文，还谈何古都风貌？
……在涉外房地产业务中，城市规模能否得到外商的尊重，事关主权尊严，是丝毫不容含糊的。”
这篇文章措词严厉，从文章标题“城市建筑如何走上法制轨道--北京东方广场的工程引发的思考”来看，文章只是就事论事，并未直接批评香港长实集团。
可实际上正是由于长实设计欠周全，才招来了这满城风雨。
李嘉诚也明白，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做出半点让步的。但他又知道，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又不是不可变通的。于是，长实主动与北京有关部门协商修改方案，使项目不致胎死腹中。尽管这样会使东方广场计划遭受一点损失，但绝对不会亏本，只不过是少赚一点罢了。
这时香港某些媒体，依然在散布舆论说李嘉诚与北京市政府关系破裂了，地盘也被市政府给叫停了。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东方广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出奇”。3月12日的《联合报》做了如下报道：
“有报道指出长实公司因工程延期及地积比率减小而有些损失，李嘉诚对此的回应是：‘鬼才有损失呢！’他说，面积多少完全无关系，内地地价与香港地价是天与地比。香港地价贵，香港最高时地价与起楼价为十比一，内地则全倒过来。
……李嘉诚又说，他现时‘无甚烦恼’，球照打、会照开。”
李嘉诚既然“开心”，长实的股东们也就放心了，长实股价并没有多少波动。
1995年4月27日，新华社发布电讯通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受到处分，王宝森在分管城市建设中贪污受贿，且生活腐败……本来这些与长实、与东方广场工程没有丝毫的关联，但是香港却因此事而流言四起，其中有些流言，牵强附会地把东方广场与王宝森等牵扯在了一起。
东方广场现址已夷为平地，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该项目不可能永远停顿下去。不久，中港双方即决定重新合作。合作方仍是长江实业，新方案这次自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拟定、申报与审批，一切都慎之又慎。
直到1996年6月，形势终于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由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得到批准。东方广场一波三折，几起几伏，但总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告全部竣工。
感悟：
一件事情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在此过程中，有可能遇上这样那样的困难，这就要求主事人要有灵活的头脑，有遇到问题能及时变更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主事人要有大智大勇。而这是在其一贯的为人积淀中点滴而成的，一方面，要主事人要多沟通、多铺路；另一方面，要做好及时的准备，不做事到抱怨，一定要对方做出改变的幻想。
李嘉诚在东方广场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其过人之处。李一向对祖国大陆多做善事，支援祖国建设，一切以祖国大陆的原则为基准，使自己的行为在大陆法律的许可范围之内，所以，最终促成了方案的落成。“做利国和利民的事，乃人生第一大乐事。”李嘉诚此语，可与吾等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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