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唐德宗李适即位初本是一位立志进取的皇帝，但是，他手下的那群大臣堪称全球无二的混账，闹得他生不如死。李适的定力显然不如他的几位祖宗，他面对大臣的扯淡，选择了一条自己以为很正确的路。这条路的终点就是死亡。

    为什么要敛财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六月十八日，帝国第八位皇帝代宗李豫死掉，他的长子李适灵前继位，这位帝国第九位皇帝就是把帝国的灭亡又创新高的唐德宗。

    一切事情还是从李适成为皇帝的八年后，也就是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说起吧，这一年，朝官报告李适，帝国的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因此，粮价大跌。

    作为皇帝的李适很高兴，在一次出外打猎时进入了百姓赵光奇的家。赵光奇不知道他就是皇帝，所以说起话来，嘴巴就没有把门的了。

    李适问他，“农民们乐吗？”

    草民赵险些要骂娘，强忍着才说了两个字，“不乐。”

    李适很奇怪，“今年大丰收，你作为农民，如何不乐？”

    草民赵压不住火了，“朝廷说话像放屁，本来说两税之外就不征收其他税了。可又征了许多，甚至超过税额本身。”

    李适有点挂不住了，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朝廷。一个草民说自己在放屁，这极大的侮辱，他实在忍不住。他站起来想走。草民赵嘴巴上坚决不让，又絮叨：“今年丰收，官府向我们议价购粮，其实就是强取，根本不付给我们钱。”

    李适闷声不响，草民赵依旧发牢骚，“这还不算，原来官府说所购之粮食，送到当地粮库，可现今官府突然抽风，让我们百姓送到百里之外的西京，长途奔波，车毁马死，我的好多邻居都破产了。你说，能乐得起来吗？嗯？”

    李适觉得自己若碰到这样的事情，也肯定不乐。当即就把自己身份公布了，并下令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赋役。

    这件事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李适能探访民情并解决农民的困难，是个好皇帝；李适解决的只是一家的困难，对于整个帝国百姓的利益来讲，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

    但这仍旧只是当时帝国的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剖开帝国的身体，就会发现，当时百姓的负担非常沉重。首先是官用、军需数量过大，只有取之于民；二是贪官污吏中饱私囊，暴民敛财。而其祸首，正是帝国的皇帝李适。表面来看，这位皇帝非常爱钱。他做皇帝的中后期把敛财当成了一门事业，不过，帝制时代，天下都是皇帝的，我们实在无法理解李适为什么这么爱钱。

    他经常有意无意地暗示藩镇将帅进贡讨好，并给这种贡物取名为“税外方圆”。这可真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词语，大意是，在正税之外任意摆弄，像揉面团一样，想方就方，想圆就圆。帝国百姓只要有口气的，都要交，如果不交，就问罪。

    但是，李适这个在深宫中的土财主根本不知道帝国养的那群奴才官吏在外面是怎么“方圆”的。官员规定的老百姓交税过程很有意思，首先百姓把粮食牛羊交上来，奴才们把这些东西卖掉变成钱，然后交给商人做生意，赚回来的东西大部分截留私分，只拿出少量的交给皇帝李适，李适拿着这些税外之物就高兴得直跳。

    由于李适喜欢收取贡物，全国地方官员中就掀起了进贡大高潮，百姓们则随着这高潮大喊大叫。发展到后来，李适让宫廷在长安东西二市，称为“宫市”，这个名称与“抢劫”既相同又不同。比如你路过一片树林，猛地跳出几个大汉跟你“说此山是我开，留下买路财“之类的话，你必须要留下财物。于是，大汉们扛着你的财物走了。但你若遇到“宫市”，可就倒霉了。拦住你的人都是皇帝的人，他们可能从各个隐秘的角落里跳出来，见你的东西不错，不喊“此山是我开”这么多字，只喊一句“宫市”。你完蛋了，不但要接受一些宫中仓库里发霉的布帛，还要把你自己的财物亲自扛到宫里去。白居易对这种现象写了一手《卖炭翁》，里面的老头就是这样的倒霉鬼。

    那位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就觉得这个“宫市”太欺负人，在他看来，你用破烂换好货可以，谁让你是皇帝呢，可你换完居然还要我送到门上，这他妈的没天理了。好似上收费卫生间，方便完了不但要给钱还得把方便完的东西带走？就是因为这样，伟大的文学家韩愈被贬到广东阳山做了个县长。

    如我们所知，这很显然就是明火执杖的抢劫，但被抢的人毫无办法，因为强盗就是当今皇帝。这可真是太刺激了，一个人找来许多人去抢自己的银行，并且永无休止。李适并不愚蠢，并且还受到足足15年的太子教育，难道他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一切事情都该有因有果，想要知道李适的良心是否跟狗有关，还应该从赵草民与他那次谈话的八年前，也就是他刚掌控唐帝国开始谈起。

    李适刚即位时正当37岁，所有大臣都能看得出，这个面对老子死掉却没有一丝悲伤的盛年皇帝肯定想为这个帝国做点什么。大臣们猜中了！李适登基不久，就坚定地想把他老子在位17年中一直走下坡路的颓势扭转过来。他在几个月内连发十几道诏旨，要求中央政务中实行节约，并且对朝中大臣子的奢侈浪费严厉打击。同时，他以身作则，吃穿用度一切从俭。

    此时帝国的颓势并非是有雄心就能扭转过来的，李适迫切想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也是他最先想到的就是藩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李适的态度很明朗，坚决要废掉那些节度使。可节度使们不可能让他那么容易就废掉，那么，只好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战争需要军费，显然，李适闭着眼都能想到，帝国没有钱。

    为了有钱，他重用了唐朝历史上较有名气的理财家杨炎，杨炎在帝国实行了那流传千古的“两税法”。

    “两税法”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名，并非是它取代了唐朝以前的租庸调制的人头税以及唐朝前半叶所累积起来的各有专门名目的附加税。而是它废除了用丁作为计税的基础，代之以一种更有效和更公平的以财产和耕地计征的方法。这种方法非常有效，李适做皇帝的第二年，这项制度所收的税就多于前一年的一切财政来源。

    此时，帝国应该可以偷偷笑一下了，但为时过早。“两税法”并没有改变李适时期的唐帝国状况，原因就是，李适后来参与了掠夺，无耻而又无畏的掠夺，使得在执行两税法的同时，百姓无缘无故的又多了许多税。

    李适为什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其实，这只是李适德行的其中之一，他更让人惊讶的德行还在后头。贞元八年（792年），新任宰相陆贽对当时官员的贪污现象欲实施清理，但最大的贪污犯是皇帝，陆贽毫无办法，治人不成，陆贽只好自治。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大小官吏送给自己的礼物，一概不收。李适知道后，摇头叹息。因为这不符合大流。果然，一年后，就有人对陆贽说三道四，好听一点说他是沽名钓誉，难听一点的说他是在装蛋。李适为了让整个朝廷充盈着贪污的和谐气息，就给陆贽下了一道密诏，说，对别人的馈赠一概拒绝，办事恐怕不大方便，重礼可以不收，但像马鞭、鞋靴之类的“薄礼”，最好还是收了。

    皇帝让官员贪污，这可真有点意思。陆贽那晚哭得死去活来，他深知，帝国的命运很可能要毁在这个李适手上了。为此，他连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以“不以恶小而为之”的基点劝告李适，官员之所以贪污，是因为您聚敛财富的结果。李适不为所动，鬼知道这个皇帝当时在想什么。他不但不为所动，还对这个不合事宜的宰相鄙视起来。不到两年，陆贽就离开了宰相之位。

    不得不说，李适真古怪。至于他为什么会古怪到这种程度，我们还是从公元783年六月他所下的一道圣旨中来猜测一下吧。圣旨的内容很简单，皇帝命令在长安城居住的人要交一种税。他把这种税起名为“间架税”，是按房屋的等级和间数计征：上等房子，每年每间两千文；中等房子，每年每间一千文；下等房子，每年每间五百文。

    由此可知道，房子越多，交的税就越高。古代四世同堂的人家可不少，于是，三进院，千间房的人家一次就要缴税上百万。

    天下恐怕只有白痴才喜欢被别人搜刮，所以，很多人就谎报房间数，十间房的称只有三间，目的只有一个：逃税。

    李适在这种事情上简直就是鸡贼，他让四邻举报，查出谁家少报一间，打屁股六十下，具保的人可以得到钱五十贯。这五十贯肯定是被举报人家来出。

    连揍带罚款，李适把长安城许多住户给搞垮了。他为什么要把百姓当成仇人，而不让他们好好活着呢？

    原因只有一个：节度使！

    有藩镇的节度使在搞事，李适没有钱给士兵发工资，他只能这样做。而之后的敛财，也跟节度使有关。总之，李适的敛财跟藩镇节度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藩镇问题也正是他迫切想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当他没有准备充足时，不知道是他先找上的藩镇，还是藩镇先找上的他，皇帝与节度使正面交锋了。

    泾原兵马的愤怒

    德宗其实并不是本性贪婪，一定要把大家的银子都抓到手上才心甘。他想做的是大事，他要“削藩”，可惜的是，有了钱并不等于有了一切。他太乐观了，以至于一不小心激起了泾原兵马的愤怒。

    在实行两税法不久，朝廷财政略有好转，手头有了一点钱，德宗就不安分了：他开始谋划着“削藩”。

    事情刚开始，还收到了一点效果。德宗初登大宝，在蜀地当了多年土皇帝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祝贺。此人老奸巨滑，人在京城，感到受制于人，就想早点溜回老窝，于是密令在蜀地的部将联合南诏、吐蕃人发兵作乱。果然，无奈之下，德宗只好派崔宁返回西川御敌。杨炎为了削弱崔宁的势力，急急进谏德宗，把崔宁留在在长安；然后派范阳节度使朱泚率兵会合李晟指挥的禁军平叛。这样，蜀地平定之后，进攻军队留驻蜀中，蜀地就重归朝廷统辖了。

    朝廷依计而行，西川节度使这块骨头就被啃下来了。

    初次尝到甜头的德宗高兴得不得了，还真以为藩镇都是外强中干的软蛋。不久，泾州诸将共推刘文喜为首，抗拒朝廷任命的李怀光去统领军队。刘文喜是个爱出头的傻瓜，就不接受朝廷的诏书，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吐蕃去做人质，想借兵与朝廷对抗。也活该刘文喜倒霉，那时吐蕃刚跟唐朝关系恢复得不错，也就不发兵援助。在李怀光和朱泚率大军逼近泾州城的时候，刘文喜就被诸位将领们出卖了。先前的战友一拥而上，把刘文喜砍死，将首级送到朝廷表示忠心。首恶已除，从犯不究，各位将领继续安享富贵。中央终于收回了泾原劲旅的兵权，任命这时候还是忠臣的朱泚出任泾原节度使。后来，这位朱老哥因为弟弟朱滔叛乱，被撤职。这是后话。

    经过这两次行动，德宗自作聪明地认为“以藩指藩”的计策无懈可击。他也不仔细盘算一下，一旦朝廷驱使的藩镇军队不听使唤了，反过来攻打中央，他该怎么办？况且，中央财政刚刚好转，一旦叛军引发战争，陷入相持阶段，朝廷如何有充裕的粮草供应？

    这一切就在日后的“奉天之难”得到应验。

    德宗巴不得一口就把这些碍眼的藩镇吃掉，他手下派出的黜陟使（巡查钦差）也是如此昏头昏脑。河北黜陟使洪经纶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见魏博节度使田悦手下有七万兵士，想起皇帝的交待，就大咧咧的要求田悦裁掉四万士兵。田悦一听就火大，一见到老洪那幅摇头晃脑、指手画脚的嚣张模样，就想一刀砍翻了他。不过，田悦和他的叔叔田承嗣一样阴险狡猾，当面不动声色，假装答应了朝廷的要求。

    骗过了洪大人这个呆子，田悦把那些被收缴了兵器铠甲的将士们聚集在一起，趁机煽风点火：“诸位弟兄们，你们一直在军队中为国家卖命，以此来养活父母妻儿，现在国家不要你们了，要你们回家务农，你们可怎么挣钱过活啊？”这番话一下子就说到了大兵们的心坎里——这些兵大爷都是战场上抡刀砍人的好手，没几个是牵牛种田的材料。本来怨气冲天的大兵们听了这话，一些心酸的伙计就大哭起来。田悦这时显出大度，拿出自己的积蓄给将士们装备兵器铠甲，让他们重新归队。这样一来，众多将士对朝廷充满怨气，转而忠心拥戴田悦。

    朝廷政策在地方上这样被大打折扣甚至阳奉阴违，是不在德宗考虑范围之内的。他还陶醉在自己削藩的小小功绩之上，在梦幻中仿佛看到了一个太平盛世的到来。

    德宗不知道，自己苦心安排的利用藩镇互相牵制的格局，根本是纸糊的架子。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倒塌，不可收拾。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因为妄想成仙，大喝道士炼制的“仙液”（这也是中晚唐皇室和高官们的一项乐此不疲的“业余爱好”），中毒而死。其子李惟岳继承父业已是事实，只差朝廷承认的形式而已，就上书请求承袭节度使。他满以为，像不久前的代宗批准田悦继承叔父田承嗣的魏博节度使一样，顺理成章。德宗早就想寻机收拾各路藩镇了，李惟岳的上书自然不被批准。

    先前，田悦上书求袭魏博节度使，李宝臣上表为之求情；如今，为了报答李老伯当年的恩德，田悦也上书声援李惟岳。心意已决的德宗又一次驳回请求。

    这时候，不安分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也起来闹事，三个胆大妄为的家伙凑在一块，热血冲昏了脑袋，就准备反抗朝廷。

    这三位老哥还没发兵，势力最弱、火气却最暴躁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先反了。在梁崇义辖地东边的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觊觎山南东道已久，趁机上书表忠心，要为朝廷讨伐梁崇义。

    德宗还以为李希烈是忠义之士，大大的夸奖了他一番。估计这老家伙在家里都暗暗笑破肚皮了。淮西黜陟使李承进谏，李希烈不是什么好鸟，很可能灭梁崇义来扩大自己地盘和军队。这时候失宠的杨炎也提出相同意见。德宗这时已经非常反感杨炎，更加听不进去。后来李承和杨炎的预料成了事实，德宗才懊悔不已，但他绝不承认自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回头再说三镇勾结起兵的事。李正己不久病死，其子李纳上书请袭父职，也不被允许，于是心一横，牙一咬，加入了反叛队伍。

    五月份，朝廷从各地调军对叛军形成了合围之势。在战事开始的第一年，朝廷方面节节胜利，捷报频传。很快，田悦、李纳两路叛军都被打成了缩头乌龟，躲进城中坚守不出。李惟岳的大将康日知吓得腿肚子发软，于是就献赵州城投降了唐军。李惟岳手下老将王武俊是李宝臣时候的宿将，因为功高位重老是受到猜忌，为了不被李惟岳打退朱滔后弄成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也就消极怠工，打起仗来不肯使劲。

    最后，四面楚歌声中，王武俊冲进李惟岳府中，将他擒住斩首，向唐军投降。李惟岳的党羽也纷纷投降。只有田悦和李纳还在苦苦支撑。

    战事取得了初步胜利。德宗大为得意，认为自己的“以藩指藩”的谋略还真收到“决胜千里之外”的奇效。本来朝廷可以趁机收回平复各地的，得意之余，德宗开始大肆封赏诸位平叛功臣朱滔、李希烈等，连投诚的康日知和王武俊也有份分一杯羹。

    不知不觉之间，事情就起了变化。早就想趁机坐大的朱滔对朝廷的封赏很不满，统兵占据深州，不肯交给康日知；王武俊自以为诛杀李惟岳该居首功，对于自己和康日知官职一样、比平叛功劳甚小的张孝忠官位低很多，还要缴纳军粮和军马给朱滔和马燧，心里非常愤怒。王武俊以为，这是朝廷灭了魏博田悦之后要拿自己开刀的预兆。

    田悦听闻这些消息，大喜过望，就像落水的人看到漂在水面上的木板一样。他连忙派人去朱滔营中游说，陈述利害并以割让贝州做诱饵。朱滔和田悦本是臭味相投之人，当下一拍即合。朱滔大喜之下还派自己的参谋和田悦说客一起去劝王武俊。三个野心家马上不计前嫌，“化敌为友”了。

    有缝的鸡蛋一旦被苍蝇叮上了，就臭得特别快。朝廷集中精力对付田悦李纳，根本无力对付朱滔和王武俊。为了安抚朱滔，德宗给他加封“通义郡王”的爵号，意思是希望他能“通晓大义”。朱滔是个亡命之徒出身的野心家，当然毫不领情地拒绝，让德宗碰了一鼻子灰。从建中三年（782年）二月起，朱、王联军一起出动，先救出了为围困在魏州的田悦，把前来讨伐的李怀光的朔方军打得抱头鼠窜。朱滔又派兵救援李纳。

    这时候，早就疲于奔命的朝廷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从正月开始，财政方面就不很宽裕了，刚开始是削减朝廷百官一个月的俸禄来补充军费，后来连皇室也被迫缩减开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这根本是杯水车薪，不顶用。负责财政的大臣杜佑提交了一份报告，现在国库里的钱只能支持三个月；至少要有五百万贯的军费，才能收拾下来这些叛逆。

    宰相卢杞派自己的党徒户部侍郎赵赞负责筹钱。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就想出了一个馊得发臭的主意：以国家借取的名义从京城富商那里榨油。急昏了脑袋的德宗同意了这个烂点子。急功近利的官吏拼命地拷打商户，结果也只收得八十万贯。六月份，朝廷按照赵赞的主意，加重搜刮力度，征收百姓家财的四分之一。

    由于主持其事的众多官员趁机浑水摸鱼，大发“国难财”，国家收到的钱最后只有两百万贯，连一半都不到。在搜刮过程中，官吏们死命地拷打和勒索百姓，京城里乱成一团，很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一些受不了折磨的商户就只好上吊，老百姓对朝廷真是恨到了骨头里。

    战场上，在相持的过程中，朝廷渐渐捉襟见肘。这年的十二月，田、朱、王、李四家统一意见，有恃无恐地各自称王：魏王田悦、赵王王武俊、齐王李纳推“冀王”朱滔为盟主，约定互相协作，共同进退。

    四王虽然胆大，但在战场上也打得很辛苦。于是最近吞并了山南东道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成了他们的勾结对象。李希烈也是个乱世枭雄，洋洋得意地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自封建兴王。

    建中四年到来了。这一年将成为德宗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耻辱的一年。

    在这种国家大难的时候，奸臣卢杞还有心思公报私仇、借刀杀人，劝德宗把刚直不阿的老臣、太子少师颜真卿（就是创“颜体”的大书法家，死于安禄山之手的大忠臣颜杲卿的堂弟）派去劝说李希烈不要反叛朝廷、僭越称帝。颜真卿铁骨铮铮，结果就被李希烈软禁起来，一直坚贞不屈，一年后被杀掉了。

    战场上的相持也是节节败退。大将军哥舒曜（名将哥舒翰的儿子）率领的关中军和李勉的宣武军，也被李希烈在襄城打得大败。李希烈的兵锋一直威胁到洛阳，老百姓吓得纷纷逃入山谷中避难。

    九月份，德宗下令泾原军开拔，去救襄城之围。八月份接替朱泚出任泾原节度使的姚令言带着五千精兵赶赴前线。没想到，这一来，襄城之围没救成，还差点要了德宗的性命。

    十月初三，姚令言率五千士兵经过长安。当时正是秋雨连绵的季节，士兵们冒着风雨急行而来，一路上饥寒交迫。由于中唐以来征发藩镇将士作战都有优厚奖赏的惯例，很多士兵都带着子弟家属行军，希望得到朝廷的丰厚赏银，由家属带回家去。没想到，到了京城门外，忙昏了脑袋的德宗和朝臣早就忘了打赏的事，士兵们连一个大子儿都没得到。

    窝了一肚子火的士兵们经过浐水时，京兆尹王翃负责犒劳军队。这个王大人也是不会做事的主。士兵们满以为至少可以饱餐一顿酒肉的，结果，王大人却只给了他们一些冷饭剩菜，还严厉督促士兵们赶紧吃完走人。

    这些兵大爷一向都是蛮横不讲理的主，哪里受得了这种闷气？于是，大家抬脚踢翻了饭菜，怒道：“我们为国家卖命，临死前连一顿饱饭都不给！”乱军之中就有一些胆大妄为之徒，提出铤而走险的主意，于是，大群士兵浩浩荡荡地向京城冲去，准备抢夺皇宫的金库来自己享用。

    节度使姚令言正在皇宫中向德宗辞行，听说部下造反，赶紧赶回去制止。迎面撞上的士兵们根本不听劝告，反而用刀胁迫姚令言一起攻向京城。猝不及防的京城守城将士也拦不住这群怒火冲天、利欲熏心的大兵。德宗这下子吓得不轻，连忙下令犒赏泾原士兵每人布帛两匹。愤怒的士兵杀掉了前来传令的宦官，继续前进。德宗第二次派出的太监，刚出通化门就被一箭射死。头皮发麻的皇帝赶紧加重赏金，赏赐金帛二十车。

    此时，己经红眼的士兵已经不可阻挡地进入京城了。他们沿路向百姓大声宣布：“诸位百姓不要害怕！我们不会抢夺你们的财物，不会强行向你们征税！”对前一阵子的朝廷盘剥记忆犹新的老百姓放下心来，加上他们久居京城，看到过这么多盔甲齐全、拿刀舞枪的士兵，也感到惊奇和兴奋。于是，不一会儿，围着看热闹的老百姓就聚集了几万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场面甚是壮观。

    慌乱之中，德宗连忙召集禁军护卫。这时候，几年前皇帝亲自任命的禁军首领白志贞却捅出了大漏子。原来这些年战事很多，禁军的兵源不足，于是白志贞又被指派负责招募士兵。这家伙也是贪钱不怕死的主，禁军东征阵亡之后他也不上报，趁机冒名把饷银塞进自己腰包；他又把那些向他行贿送礼的市井富家子弟列入名单，这些市井小贩平时都在市内做买卖，却每月按时领取薪水，白志贞就和他们分赃。大难临头的时候，这些“禁军”一个鬼影子都找不到。

    德宗急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好听从身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的意见，带上两个贵妃和诸皇子从皇宫北门狼狈出逃，身边只有一百多个宦官随从护驾。火烧眉毛的关头，德宗又发傻，连传国玉玺都没带，还多亏王贵妃（皇太子之母）细心揣在了身上，逃到奉天之后，交给了德宗。

    逃跑之前，大臣姜公辅拦住御马进谏，把曾任泾原节度使、后来因弟弟朱滔叛乱被削职闲居的朱泚带上随行，不然他被乱兵拥戴为首领，事态就会更加恶化；最好杀掉他，免留后患。可是德宗根本不听，一心策马就跑，逃命要紧！

    由于事出突然，群臣都不知皇帝跑到哪里去了。只有卢杞、白志贞、赵赞、陆贽等十几个大臣在傍晚追上已经逃到咸阳的德宗。第二天，被乱兵吓破了胆的德宗，一路逃到了奉天，在那里组织了流亡政府。这次兵乱，史称“泾原之变”，是唐朝建立以来的第二次天子被迫出逃，也是德宗即位以来最彻底的失败。

    这一场失败不仅仅葬送了七十多位皇亲国戚，更重要的把唐帝国中央的尊严丢了个干净。从此之后，德宗无时无刻不在想挽回自己的尊严，但藩镇难惹，中央衰弱的耻辱难平，他只能走向不断的猜忌。

    是谁让你如此多疑

    一个人冷板凳坐久了，总会有些心理不健康，可惜当时没有心理医生，于是大家便只好看着德宗在种种莫名其妙的猜忌中“发飙”，藩镇尝到了他的厉害，朝中的大臣们吃足了苦头。他手下的那些大臣也互相倾轧，把个唐帝国弄得元气大伤。

    在储君的位置上憋屈了16年，37岁的李适终于登上帝位，可以大展拳脚了。他很快地进入了天子的角色，将积蓄了多年的精力和谋略释放出来。一系列崭新的政策出台了：罢除各地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上贡物品如鹰鹞、枇杷、剑南春酒、麝香等；裁撤梨园乐工三百人；放出先皇宫女；发布求贤诏，等等。除了以往新君即位的一套惯例，德宗还行使了不少德政。最后，作为完美的收场，储君之位固定下来——这年的十二月，皇长子宣王李诵也被册立为皇太子。一个完备的皇帝、臣僚、天下百姓同心奋进的局面初步形成。

    在这当儿，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插曲。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听闻新帝即位，颇有政声，生怕皇帝是个威武独断的狠角色，就上表献钱三十万缗，作为投石问路之举，试探德宗的态度。德宗也不是傻冒，自然知道这其中的猫腻：要是接受，可能日后被其利用，并且显得朝廷贪财；如果不接受，又恐地方藩镇窥知朝廷懦弱，趁机生事。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宰相崔祐甫出了一个好主意：“李正己这小子肯定不安好心，这事绝对是诡诈。陛下您不妨给他点颜色看看，同意接受这笔钱，派使臣去淄青慰劳，就地把这笔钱颁赐将士。如果他遵命呢，陛下可以由此普泽圣恩，赢得将士的忠心；如果他后悔了，舍不得出这笔钱呢，那么他属下的将士就知道他贪恋财货，军心就会因此涣散动摇。而且，这样做，也使天下人知道朝廷并不看重钱财。”德宗茅塞顿开，龙颜大悦：“好主意。此举正合朕意！就此照办。”

    这下子，轮到李正己头痛了。他只好大放自己的血，拿出三十万缗为朝廷劳军。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且石头很大，砸得自己的脚很痛。

    经过这件事，各地的藩镇都知道，当今皇上不是先皇那么好惹的主了。四方的百姓早就深受藩镇割据之害，想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做生意，都要重复收税；而且那些藩镇属下的大兵们，抢了老百姓的牛羊和女儿还顺带揍人，也没人管，小民只好忍气吞声。这时，大伙儿全部对皇帝充满了希望。饭馆里的闲人和过往的行人都纷纷称赞德宗是明君出世，似乎一个类似贞观、开元之治的光明未来不久就要到来了。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不久，皇帝就露出了他的各项缺点。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些或许并不重要，但是，对于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德宗性格上的诸多毛病却对朝廷和国事有着致命的危害。

    事情还得从一次谋刺未遂的宫内政变说起。兵部侍郎黎干和宦官刘忠翼早就看不惯当今皇上，他们曾经劝说先帝代宗改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册立贵妃之子韩王李洄为太子。德宗继承大统后，这两个不死心的傻子又开始谋划，准备利用宦官掌握的禁卫军发动政变，干掉德宗，另立韩王为皇帝。

    这次政变还没准备周全就泄漏出去了。德宗轻而易举地抓到这两个还在做富贵梦的傻瓜，把他们长途贬谪，继而赐死于流放途中。德宗怦怦乱跳的胸口安静下来之后，他想：“好险。幸亏这次发现得早，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这会儿他想到了禁卫军统领人选的重要性。

    安史之乱后，中央禁卫军的力量大增，先后成立了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等军，号称“北衙十军”。其中以神策军最为强大，在朝廷政治中举足轻重。他又回忆起肃宗、代宗两朝这支禁军都由宦官统领，而统领宦官恃宠生骄，为害不小的前事：李辅国掌管时，除了欺负幽居兴庆宫的太上皇玄宗，还越权处理政事，凶狠地处决大批不服从自己的官吏；鱼朝恩历经肃、代两朝，也是骄纵嚣张，贪敛财货，诋毁正直的贤臣良将如郭子仪等人，最后甚至逼反了有平叛大功的名将仆固怀恩。这些都是前车之鉴。

    身为天子，必须要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来对付日益坐大的各地藩镇和应付宫廷内的各种突发事变。宦官是不能再信任了。当务之急是必须想出一个好计策，来替换掉现在的神策军统领宦官王驾鹤。

    好主意这次又是崔宰相想出来的，不过略微有失天子风范。在皇帝亲自挑选并赐名的士人白志贞取代王驾鹤那天，崔祐甫早早地把王驾鹤召去。在政事堂中，寒暄客套之后，崔宰相开始收起平时不苟言笑的态度，跟王驾鹤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刚一开始，王驾鹤受宠若惊，小心应付；可是这龙门阵摆了老半天也没个完，王驾鹤心中就开始嘀咕了，但又无可奈何，不敢贸然告辞。

    这边，白志贞带着数名随从，宣读了御旨，取代王驾鹤的神策军知兵马使的职位。王驾鹤从崔宰相那里脱身的时候，变成了皇家园林的闲职总管（东都园苑使）了。然而，德宗这次并没有慧眼识人，从司农卿的闲官骤然升职的白志贞贪赃舞弊，在日后的泾原兵变中弄出乱子来，差一点害得皇帝丢掉了性命。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这件事使得朝中有识之士看出了皇帝有点疑心病。果然，不久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朝廷变故，更加坐实了这一点：皇帝的猜忌刻薄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得多。

    贤明的崔宰相不久劳累致病，很快去世。好在这时他生前荐举的杨炎已经出任宰相，而善于理财的刘晏被任命兼领度支、盐铁、转运诸使，全面负责政府的财政事务。

    新君即位的第二年（780年）元旦改元“建中”，按照惯例，群臣也上了“圣神文武皇帝”的尊号。新年的第一件大事，是施行了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两税法”，改善了中央财政收入状况。虽然这一改革有之前主持财政工作的刘晏等人的诸多功劳，但杨炎作为宰相，功劳甚大，一时间恩宠无比。杨炎此人博学多才，英俊潇洒，尤其是一大把胡子又漂亮又威风，号称“美髯公”，但是他心计深沉，恩仇必报。

    杨炎和刘晏早就有了过节。提拔他们的是先皇时的权臣元载，但是刘晏和他并不亲密，倒是杨炎成为了元氏的死党。元载后来狂妄僭越，试图造反，东窗事发被审理时，刘晏也是参与审讯官员之一。刘晏秉公办事，但也表现出宽大为怀的原则，使得元氏的党徒如王缙、杨炎等人逃过一劫，没被杀头，仅仅被贬。此后，杨炎就一直想为恩师元载和自己报仇，整死这个在他看来“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小人”刘晏。

    杨炎在朝廷坐稳位置、大获皇帝恩宠之后，就开始了他的复仇。他先是公报私仇地上奏罢除了刘晏的财政职务，改由户部管理。结果户部相关部门废止已久，无法有效管事，杨炎又恢复那些职位，举荐韩洄和杜佑（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接替。

    刘晏被架空后，杨炎开始无耻地向德宗进言，诋毁刘晏参与策划此前的黎干、刘忠翼的谋立韩王、妄举兵变之事。皇嗣和政变，这两条谗言真是说到了皇帝的心窝里了。原本多疑的皇帝觉得受了欺骗，立刻大怒，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杨炎接着任命党徒庾准出任刘晏的顶头上司，指使他诬告刘晏谋反，杨炎自己在朝中呼应。此时，德宗的猜忌之心大发，听信片面之辞，急不可耐的下诏诛杀了刘晏。

    这是德宗即位以来第一件大失误，朝臣寒心，藩镇疑忌。原本是安史降将的各地藩镇如李正己、田悦等人纷纷上书责问刘晏何罪。杨炎这个自私鬼为了摆脱来自藩镇的压力，派人去各处秘密慰问，把诛杀刘晏的责任全部推到皇帝身上。

    这件事后来被德宗知道了。他觉得自己又一次受骗，被杨炎玩弄于鼓掌之上。他将怒火忍了好几个月，提拔御史大夫卢杞并列宰相，开始疏远杨炎。就像当初杨炎干掉刘晏一样，卢杞如法炮制，开始排挤杨炎。他在朝中团结裴延龄等一批党徒之后，借机上奏罢除杨炎的宰相职位，接着又利用杨炎的仇人诬告谋反大罪，将杨炎贬为崖州司马（治所在今天的海南岛，那时候是标准的蛮荒之地，流放贬谪的“黄金地区”）。杨炎人离崖州还有一百多里地的时候，被就地赐死。

    两年之间，德宗皇帝诛杀了两位宰相。一个是莫须有的罪名，一个是尚可原宥的小过。治国重臣落得如此下场，从此以后，德宗刻薄猜忌、用法严峻的本来面目就被世人看清了。

    不久，新获重用的文臣张涉和薛邕贪赃受贿事发。这两位是德宗从太子时期就十分信任的官员，却如此“辜负圣恩”。德宗在震怒、困惑之余，多疑的心理更加严重了。他似乎很颓靡，不想管事。宰相卢杞由此开始控制政局。

    德宗的多疑比较特别，与一般帝王的猜忌还有所不同，那就是他经常怀疑的是重臣能将，而对那些众人一致鄙薄痛恨的奸臣小人却用之不疑，而且一头撞到南墙也不回，绝不悔改。他有时也奇怪，为什么人们老是批评他所宠幸重用的人？他想，可能是嫉妒吧，这么一想，他也就不再深究，继续玩弄他那套自以为很高明的借朝臣互相牵制的权术。

    就拿德宗初期一直很宠幸的卢杞来说吧，这位仁兄不仅长相极其猥琐，而且内心阴狠，既无德又无才，正直的朝臣从来就耻于跟他为伍。可是德宗非常喜欢他，因为卢杞非常善于揣摩圣意，让自己的谦虚衬托皇帝的自作聪明，让皇帝自以为是无所不能的天纵奇才。但是，正是这个卢杞，嫉贤妒能，毫不留情的铲除异己，纠结党羽，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不知道德宗为什么偏偏宠幸信任这个家伙？也许是因为前任宰相美男子杨炎的缘故，从此觉得只有卢杞这样的人才是貌丑心善的忠臣？

    泾原之变后，德宗的疑心有增无减。

    德宗逃到奉天后不久，野心家朱泚在长安僭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还像模像样地设立百官，封朱滔为皇太弟。他又听了因为卢杞而对朝廷怨气冲天的源休的谗言，杀害了滞留长安的皇室宗亲七十七人。从安史之乱中玄宗奔逃开始，唐朝的凤子龙孙被各路叛军杀了一拨又一拨。幸好李唐皇族能生会养，人丁兴旺，不然早就绝种了。

    朱泚将要反叛的消息传到奉天，卢杞还跟德宗说，朱泚是大忠臣，就跟我卢杞一样忠心耿耿，我以全家百余口人的性命担保老朱不会反。卢杞也不提用性命担保朱泚不会反的老话了。不过他狗改不了吃屎，得了机会就谗杀了从长安逃到奉天的老臣崔宁，只因为崔宁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

    朱泚亲率大军赶到奉天，准备趁着朝廷援军还不多的空档期，强行攻城，杀掉唐德宗。因为朝廷无力，叛军也就胆大包天到了极点。

    救援的浑瑊及其一干死忠将士猛力阻挡叛军攻势。兴许是德宗命不该绝，叛军的攻城车陷进了唐军连夜挖好的地道中，地道中的火油燃烧起来，城头守军也趁机投掷火把芦苇，风助火势，几千叛军和攻城云梯一起被烧得灰飞烟灭。很快，赶来救援的李怀光带领朔方军，在离奉天不远的醴泉大败朱泚军队。奉天城至此转危为安。

    性情粗率的李怀光这次立下了“再造社稷”的大功，一路上大骂奸臣卢杞。卢杞针锋相对，就在德宗面前进谗言。李怀光千里赶来，连天子一面都没见到，就被下令尽快回师收复长安。

    李怀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索性勒兵不进，以此来要挟德宗给他个说法。德宗无奈，只得下诏贬谪了卢杞、白志贞、赵赞三人。

    战时的漕运被李希烈的叛军隔绝，缺衣少食的流亡政府在奉天过了一个难忘的寒酸新年。新年伊始（784年），德宗改元“兴元”，颁布了由大臣陆贽起草的《罪己诏》。这时候，做皇帝做到最失败境地的德宗，终于无奈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群心振奋，形势正在好转的时候，李怀光这边又开始闹事了。

    剽悍无畏的李怀光知道朝廷软弱无力，更加放肆，吞并了另外两支小股部队，豁出去举起了反叛大旗，和朱泚勾结在一块。他得知奉天城守兵的实力，就在二月份悍然准备发兵偷袭，学一回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事先得到密报的德宗这才幡然醒悟，于是在浑瑊的护卫下，皇室百官再一次仓皇逃窜，从奉天逃到了陕西南部的梁州。逃到这个穷地方，德宗还想一直往南逃去成都，幸亏李晟和其他大臣极力劝止，这才留在梁州观望，由此可见德宗的外强中干。

    在烽烟四起、十面埋伏的时候，幸好诸多将士对大唐还有一些忠心。王武俊和唐将李抱真合力大败朱滔。

    沿途收编了很多精兵的李晟最终收复了长安。朱泚和姚令言成了丧家之犬，急忙带着一万多叛军出城向西逃窜。李晟随后将收复京城的捷报献给德宗。德宗这时候感激涕零，封赏李晟为司徒兼中书令的高官。七月份，天子銮驾回到长安。

    真到贞元二年（786年）四月，叛乱才被彻底平定。最后一个叛将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死，部下诸将投诚。此前对朝廷时叛时降、如同儿戏一般的各路藩镇至少在名义上又重新归顺。

    经过这场动乱，德宗心有余悸，从此对带兵将领一概不再信任。平叛功臣李晟、马燧等人，也受到皇帝的猜忌。幸亏宰相李泌为之直言进谏，两人才得以善终。在奉天流亡的过程中，宦官窦文场一直跟随左右。更有甚者，贞元元年大赦天下时，他竟然还念念不忘那个祸国误事的宰相卢杞，准备把他调回京城。幸亏几位大臣冒死力争，这才迫使皇帝让步。

    此后，德宗重用的仍然是一批天下侧目，而皇帝自己信之不疑的奸佞小人，如裴延龄、李齐运、韦执谊等人。至于那个直言进谏，在奉天时期与德宗患难与共的贤臣陆贽，终于在贞元八年当上宰相，不过估计因为之前的直言进谏使得皇帝看他不爽，他的大量上奏通通不被皇帝采纳了。三年后，他就在裴延龄等人的谗言攻击中被贬职离京，在忠州（刘晏就是赐死在这个地方）别驾的闲职上研究中医，度过了寂寞的下半生。

    卢杞被贬职之后，另一个奸臣裴延龄也因为善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而被德宗重用。后来，这个奸臣也不“辜负”德宗的厚爱，出任镇海节度使，成了唐宪宗时期的一大祸害。

    当年英气勃勃的德宗皇帝，终于未老先衰，和这个暮气横秋的大唐帝国很“般配”了。晚年，他醉心于聚敛财货，独揽朝政，玩弄手腕，在群臣中维持互相平衡互相牵制的局面。

    我们今天再看德宗的多疑，对比先帝代宗的宽厚待人（如屡次赦免有大功却被逼反的仆固怀恩，善待功臣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可能是物极必反吧，先帝的忠厚成了被藩镇屡屡欺负的理由，轮到德宗这里了，就走向了多疑刻薄的极端，也就让那些奸佞之人在其当政期间得到重用，把个唐帝国往衰败的路上猛推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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