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铭彝

    田汉是我的老师，我作为他的后辈、他的学生，同时又在他领导下从事过戏剧工作，和他有过较多的接触，对他的为人、生活和工作，不能说没有相当的了解。由于各种原因，前一个时期我还没有考虑过研究他的思想和艺术，说也奇怪，人越是熟悉，这些方面反倒不大注意。又由于对他的亲近和信任，往往对他的缺点也加以原谅，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用不着去加以分析。说实在的，如果要我写写田汉评传，或他的作品研究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很难写出来。但是对活在我心中的老师和战友，有许许多多说不完的话，这里仅就他的为人方面，略提几件事，也许可以供研究田汉的同志们参考。

    田汉不是“和而流”类型、对人圆滑敷衍的人，他不善于应酬交际或上天下地闲扯淡，有时甚至坐在他旁边几个钟头都不说一句话，但他对人却是十分诚恳。表面上他好像是平平常常的人，可是当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只有你听他说。他可以把他对某件事的见闻、印象和想法都向你讲出来。比如1962年，我和几个人去请教他关于话剧史如何写的问题，希望他发表一些意见。可是一见面，正好理发师傅来了，于是我们围坐在他和理发师周围，一直到剃完头，他不断地大讲他刚和阳翰笙一道去刘公岛调查的见闻。他访问了好些老渔民以及甲午海战的幸存者，了解了当时海战的实际情况。他又说到海政文工团的话剧《甲午海战》，他认为该剧只有战争场面，写得过于简单，应该重写等，他越说越起劲，当我们换到他书房后他对甲午战争的看法仍未讲完。我们觉得时间太晚了，只好打断他的话，改谈我们的要求。但他只谈了几点原则性的意见。告辞出来时已经是晚上八点钟，这天晚上我们跑了十几处才找到要关门的饭馆勉强吃了一顿饭。虽然没有完全达到原来的目的，我们却也得到很多的教益。

    南国社1927年改组，是田汉艺术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在这以前，他曾试图以个人为中心搞艺术活动，如他和他夫人易漱瑜合办的《南国半月刊》，后来又一个人办了《南国特刊》，再往后和几个朋友合作搞南国电影剧社，都是以他为中心，别的人只是趁热闹，并没有从事艺术运动的宏愿。到1927年他主持上海艺术大学校务，和一些戏剧界（也包括戏曲界）、美术界的朋友不断地研讨，通过一次著名的“艺术鱼龙会”的演出活动，才逐渐认识到从事艺术一定得集合一批有志之士穷干、苦干，靠“乌合之众是不能成大事”的；同时也从工作中清楚地看到青年（当时他的学生们）的新锐力量。因此他向老朋友们（南国电影剧社的成员）提出改组剧社，采用委员制，发挥大家的力量和长处，首先从训练艺术干部入手。于是决定创办南国艺术学院，招收能“与时代共痛痒的有志青年”，通过学习来干艺术上的革命运动。后来这些青年学生就成为南国社艺术运动的骨干。南国社经历了相当艰苦的磨炼（包括社会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困难等），从戏剧开始，在杭州、上海、南京、无锡、广州搞了几次公演，很快就为我国的话剧运动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推动了戏剧活动，提高了话剧艺术水平（由于戏剧活动比较突出，因此有人把南国社称为南国剧社，实际它还有美术、电影、音乐、出版等计划）。南国社的成立、活动和它的成就，都和田汉的努力分不开。南国社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值得分别加以研究。例如金焰、郑君里在电影方面；吴作人、刘汝醴在美术方面；张恩袭（张曙）、塞克在音乐方面；陈白尘在话剧创作方面；马宁在小说创作方面；还有其他的人等。这些南国艺术学院出来的学生，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吗？至于南国社的老一辈如徐悲鸿、欧阳予倩、洪深、陈子展等，那就更不必说了。

    田汉善于发现青年的长处，并且也能够使他们发挥长处，推动他们在艺术上的成长。他的戏剧创作，在南国社初期，他写的剧本中的人物不少是他周围的青年，甚至是让这些青年演他们自己。例如《苏州夜话》这个戏，显然有唐叔明的影子，《秦淮河之夜》则是以严与今的恋爱悲剧作题材，而直接叙写张慧灵的家庭不幸遭遇的《颤栗》和流浪诗人陈凝秋（塞克）的《南归》，都是让实际存在的人物自己上台表演剧中的角色，这样既加深了角色的感受和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教育了观众。例如《苏州夜话》由卖花女口中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和贫穷的苦难，揭示了人物悲惨遭遇的社会根源。这在当时是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唐叔明、左明、陈凝秋等一些优秀演员，都是没受过戏剧的专门训练，和田汉也毫无个人关系的青年，田汉不仅全部接受了他们，还免收他们食宿等一切费用。田汉是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穷汉，但他却慷慨地帮助这批青年。还有金焰，只凭万籁天一纸介绍信，就在田汉家里食宿。这些，一方面说明田汉有识别人才的“伯乐”本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为艺术革命不惜一切地访求人才的精神，没有这样的精神，南国社的事业是不会成功的。最值得记述的是田汉和冼星海的交往。1928年，田汉想把新音乐运动搞起来，可是当时一方面只有学院派的音专，那是比较保守的，另一方面社会上只流行外国电影歌曲，要搞我们自己的新音乐，缺乏人才和合作者。有一天在马路的电线杆上发现一张“教授音乐”的广告，他对着这张广告凝思。回家后告诉三弟田洪，说南国需要音乐人才，那位贴广告教音乐的人，可能是一个穷困的人。他叫田洪去访问了解，田洪去看了。那个人住在一个小亭子间，看样子的确是一个穷困的青年。自说是广东人，母亲帮佣，他不忍心，想借自己的力量来养母亲。他名叫冼星海，是岭南大学学生。田汉写了一首短歌，请冼星海作谱，第二天就交来了。田汉把这个曲谱叫他唯一的音乐学生张恩袭试唱，他听了很满意，一定要见这个人。冼星海到了南国艺术学院，结识了田汉，也和学院中的陈凝秋等相识了。彼此经常往还。冼星海参加了南国社，在南国社的公演中和张恩袭一起担任了音乐方面的工作，一直到他离开祖国到法国学习为止。1935年冼星海回国，参加了当时在左翼剧联领导下的新音乐团体，创作了许多救亡歌曲，为中国的新音乐增加了巨大的力量，对推动抗日救亡宣传起了极大的作用。

    田汉为人豁达大度，对人诚恳，见义勇为。1928年夏他任南国艺术学院院长的时候，他的两个女学生来求他，要他去法租界巡捕房保一个姓黄的共产党员，他毫不迟疑地办了保人手续。过几天，巡捕房向他要人，他当然不知道姓黄的住哪里，他也不去追问两个女学生，自己被拘押起来，经过交涉要他交一千元现金取保，幸好他认得出版过创造社的书报的泰东书局老板赵南公，才得以释放。从此他得为还债而忙着译著，学院也遭到巡捕房搜查，使他的艺术教育事业不得不陷于停顿。但田汉却毫无怨言，觉得帮助别人（何况是一个共产党）是一件平常的应该的义务。1929年春，田汉率领南国社人员去广东，他想起了以前在日本留学时代易漱瑜的好朋友康景昭大姐，他到处访问找不到，写了一首充满了真挚感情的词《桃源忆故人》，后来终于得知景昭的丈夫被国民党杀害，她仍关在监狱里，田汉利用欧阳予倩设宴招待陈铭枢、李济深的机会，向他们要求释放康景昭，这样，康大姐才得以无条件释放，后来和田汉一道去上海，改名康白珊，参加南国社的艺术运动。田汉当时还没有入党，但他对革命工作者却十分同情，竭力援助，可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受过“五四”运动思潮影响的早期话剧工作的同志，对于旧剧是厌恶、鄙视，把它当作封建的垃圾“遗形物”来看待的，当时只认定话剧才是新的好艺术，才应该提倡，连洪深也是这样主张。只有田汉，他在大力发展话剧的同时，却绝不轻视旧剧的作用。他认定旧剧还要存在，不会灭亡，但他认为旧剧应当改革。因此不歧视旧剧，还和许多旧剧艺人交朋友，其中如周信芳、高百岁等，都是经常到他书房来的客人。1927年他大胆地举行话剧京剧同台演出的著名的“艺术鱼龙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兴趣和注意。此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动员了各种地方戏曲参加抗日宣传，并替他们写了不少有抗战意义的戏曲剧本，不仅提高了戏曲艺人的爱国热情，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著名的桂林西南戏剧展览会，抗日的戏曲团体参加的不少。最使人感动的是他扶持和带领的一个“四维儿童京剧团”，从湖南出发到桂林，后来又到昆明，他和剧团的人员生活在一起，替他们安排生活、演剧。他还创作了好几个好剧本如《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南明双忠记》等戏曲剧本，他和孩子们一起喝稀饭，睡地铺，吃马肉过年。他和“四维儿童京剧团”的孩子们建立了极为亲密的关系，至今凡是参加过“四维”的京剧演员，没有一个不深切怀念他，对他有着特殊的感情。解放后，田汉为戏曲艺人不断地呼吁，写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抢救戏曲宝贵遗产》等文章，创立了老艺人补助金办法等，为此几乎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田汉和陶行知的交往，也是颇有意思的。他们之间可以说彼此都受到教益。1929年春，南国社去南京第一次公演，受到内外两方的压迫，国民党设法包围他，要他就范成为他们利用的团体；南国社内部出了一个坏分子，把所有收入的票款卷逃了，造成经济上的困境。这时陶行知来看戏，他发现南国社的穷干苦干和新锐的精神，和他在教育工作方面有共同之处，于是邀请南国社到燕子矶附近的晓庄师范他的实验基地去演戏，让他的学生和农民看戏。在这个关头（南国社已经打算回上海的时候）南国社去了晓庄。这个原来是在都市产生又为都市服务的戏剧团体，在农村接受了新鲜的空气，初步认识了农村是一块广阔的天地。广大众多的农民，他们的情绪、痛苦、要求和希望，应当作为文学艺术表现的内容，田汉在陶行知的欢迎词后发表了上述的意见。陶行知的热情洋溢的欢迎词，给予南国社的成员莫大的鼓舞，同时也相应地受到了教育。田汉和陶行知的友谊就在这时开始。以后晓庄师范的学生有不少人参加了南国社的戏剧工作，我们不能忘记的被国民党活埋的宗晖烈士，就是晓庄师范的学生，也是南国社的重要演员。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当时第三国际组织了以法国作家巴比塞为团长、英国马莱勋爵为副团长的调查团，来中国调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个团到了上海后，地下党指定了文委的负责同志去接待他们，马莱勋爵等就由田汉陪同去陶行知所主持的上海大场，参观山海工学团所领导的农民运动。马莱勋爵在参观中十分高兴地感受到中国农民抗日爱国的精神，还亲自教农民如何使用枪械，如何打击敌人。这些对于陶行知来说也是一个鼓舞，增加了他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决心。此后田汉和陶行知就更加亲近了。抗战爆发后，在重庆，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设立音乐、戏剧、美术各组，田汉也时常去参加他们的教育工作的讨论。他们两人的战斗友谊，随时间进程而愈加坚牢。这一点对于研究他们两人的为人和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

    198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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