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士谷诺干:蒙古族英雄史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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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的《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是一套规模宏大的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丛书,也是新世纪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壮举。它对于弘扬我国各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加强各民族的和谐和团结,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一概斥为“封资修黑货”,使人们长期对国学有所忌讳和忽视。改革开放以后,自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继承我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性。尽管对于“国学”的内涵和外延,学术界不无歧见。狭义的“国学”,前人多指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传统“汉学”。而“中华大国学”概念的提出,则始于新世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国学,是56个民族创造的”。这就为“中华大国学”概念奠定了明确的理论内涵和外延。

    由当今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华大地上,自古便繁衍着众多的民族和氏族部落,如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所论述,既有源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种,也有从中亚东移的雅利安人种,还有从南亚北上的南太平洋人种。很自然,各个民族和氏族部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而在五千多年汇聚和交融的过程中,各民族和氏族的文化既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吸取、相互借鉴,又各自发出独特的光辉。今天,占全国人口92%的汉族本身就是由历史上的华夏族与周边的许多民族和氏族融合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汉族文化自然也融会有历代许多民族和氏族的文化创造。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对于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汲取,使我国文化和学术产生了划时代的走向现代化的深刻剧变。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不但不能割断历史传统,相反,必须从历史传统中汲取优秀的养分。文化的现代化总是在前人肩膀上前进的,只有充分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努力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够超越传统文化。认识文化发展的承前启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历史趋势和规律,人们就不难理解和认识《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的编辑和出版,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中华民族文化精深博大,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典籍不可胜数。这自然给文库的编选带来很大的难度。这套丛书除“汉学”文献外,还收辑有少数民族典籍42种,不但包含传统汉学的“经”、“史”、“子”、“集”,以及历代名家的诗文、小说的精选,还选辑有少数民族的富于代表性的著作,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藏族史籍《红史》、《萨迦世系史》等;蒙古族史籍《元朝秘史》、《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满族历史著作《满族源流考》;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还有彝族、土家族、苗族、瑶族、毛南族、壮族、仫佬族等民族文化典籍,如《查姆》、《梅葛》、《阿诗玛》、《召树屯》、《布洛陀经诗》、《莫一大王》、《过山榜选编》、《盘王歌》,等等。其中既有历史学术名著,也有民间长期流传的民歌和英雄史诗。尽管难免会有疏漏,但其篇幅之浩大,可谓涵盖了我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学术的灿烂光辉!

    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便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我们必将迎来文化建设的高潮。今天,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接近实现,我们正迎来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的编辑出版,无疑正当其时。近年介绍国学成果的著作虽然出版不少,像《永乐大典》等的重新出版,工程之浩繁可以想见。但从“中华大国学”的视野,涵盖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学术来选编,这套丛书确实做了前人还没有做过的工作,为人们了解中华大国学提供了一套难能可贵的选本。我相信它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热忱欢迎,也深信这一套丛书,一定会以它的精致而丰富的内容,以它宏阔的学术眼光和高度的编辑质量,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华新文化,并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作出自己出色的贡献!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张炯

    2016年1月20日于北京

    蒙古族史诗主要是由操马头琴的民间艺人演唱的古老民间艺术,产生和繁荣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初级阶段。由于历史上蒙古各部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域的差别,各类史诗又带着各不相同的时代印记和地方特色。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宝库中,蒙古族史诗充实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内容,给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艺遗产增添了奇珍瑰宝,因此特别值得重视。

    蒙古族史诗雄浑壮丽,富于天马行空般的幻想,它和神话传说共同开辟了本民族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先河。把氏族公社解体前后的经济形态、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和人情风俗等,做了形象的记录,真实的写照。

    古老的单篇史诗所描绘的社会图画,基本上是狩猎和畜牧经济并存、以牧为主的氏族公有制。农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以制革、制乳、酿酒、打造兵器和修造木器为内容的手工业刚刚萌芽。产品的交换主要是以物易物。作品《勇士谷诺干》中反映的是氏族公社高级阶段生产发展的动人景象,部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以牧业经济为主要来源。社会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人们夸耀的部落生活是“上无君主,下无奴仆”,公社成员之间仍然保持着族长风和简朴风,大家共同狩猎放牧,彼此平等相处。勇士为收复草原故乡、拯救子民百姓或夺回爱妻名马而进行的战争,也是原始部落之间频繁发生的掠夺和反掠夺战争的缩影。这种战争的结果还不是像后来的奴隶主那样把对方的部众变为奴仆,把战利品据为己有,而是不留孑遗地杀死俘虏,将战利品分赠给大众。原始生产力低下,生产者没有剩余产品可供他人利用,俘虏会成为胜利者的负担。所以朴素的氏族公有制不容许统治和奴役的存在。谷诺干这个早期史诗中的勇士实际上是被理想化的原始部落酋长或军事首领。他同部落民彼此平等相待。是集体生产、氏族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日常生活的普通劳动者。

    中篇史诗《智勇的王子希热图》所体现的社会景象就与此大不相同了。作品中出现的是阶级分化到初级奴隶制的社会景象,阶级对立逐渐加深,贫富差别非常明显。在激烈频仍的部落战争中,原先的氏族部落经历着大动荡、大分化的局面,一些弱小的血缘氏族纷纷被兼并,或者被消灭,强大的部落联盟到处出现。主人公身上带着鲜明的阶级色彩,兼有部落酋长和草原贵族的双重身份,这类艺术形象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大奴隶主鲸吞兼并的奴隶制初级阶段,奴隶、自由民以至许多小奴隶主都成了大奴隶主的鱼肉对象,因此他们有暂时的共同利益。另外,就整体而言,新兴的奴隶主阶级有一定的进步性,在组织部落生产特别是在领导抵御外来侵犯的战争中,他们还继续发挥着往昔部落酋长的作用。因此史诗中的可汗和勇士的形象既有现实生活的根据,又体现了古代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仁钦·梅尔庚》则体现着这两个历史阶段过渡期阶级斗争的激化性。仁钦·梅尔庚是个为全体部落民的利益而战的古代英雄形象,原本与世无争地生活在一个富饶的地方。邻人凶恶的哈斯·哈日可汗则是个贪婪的暴君,被仁钦·梅尔庚掌握的财富刺激起了贪欲,以为爱女招驸马为饵向他挑动起无数次战争,千方百计要将其置于死地,最后力竭计穷,不得不“禅让”退位。在这类人物身上,古代部落酋长能征善战、公而忘私的古朴遗风已经淡薄下去,而奴隶主贵族的剥削阶级本质却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成为史诗作者们批判、嘲讽、揶揄的对象。

    史诗这个综合性的古代艺术,它和音乐紧密结合,集纳熔铸了神话、传说、歌谣、祝赞、谚语、格言等多种文艺形式而浑然成篇。史诗的主要艺术形象英雄和骏马,表现出特别鲜明的民族风格。着意描绘渲染的是英雄同恶魔之间悲壮激烈的战斗。如《阿果扎和巴特尔》、《勇士谷诺干》《仁钦·梅尔庚》的主人公就被塑造成当外敌侵袭时,他们肩负起保卫部落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在反抗掠夺屠戮的战斗中赴汤蹈火、建功立业的战神。人格化的骏马在史诗中居于重要地位,它们体态高大雄健、通达人情,能够预卜祸福,为主人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在和平时节,它们是主人亲密的伙伴,得心应手的工具;在激烈的战斗中,它们又是主人进击的羽翼,厮杀的利剑,生死不渝的忠实战友。骏马集中表现了蒙古族牧民爱马尚武的民族性格,马赞在史诗中占据着一席特殊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位卑下的氏族成员,奴隶社会的穷人,也经常在史诗中出现。通常不占重要地位,多数作为英雄主角的陪衬偶然出现。但是他们的淳朴善良,勇敢机智,却像闪电一样突然迸发出炫目的光辉,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保卫部落和故乡做出重要的贡献。如《智勇的王子希热图》中猜谜胜过汗主大臣、赛马又夺魁元的黑孩子,《乌赫勒贵灭魔记》中大智大勇的孤儿。蒙古族史诗通过这类人物的塑造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史诗的语言艺术融汇了诗歌凝练、响亮的音乐美和散文质朴自然的特色,大量采用了比喻、夸张、比拟、反复等表现手法,散发着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

    史诗赞美的那种不分尊卑上下、“百姓一律享有平等幸福”的原始公社制度尽管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是伟大的。它蕴含的朴素民主思想必然会引起后代人们的缅怀和向往,并激发我们要在“社会更高形式的阶梯上”以崭新的面貌把人类“真实”的本质“再现”出来,这就是史诗至今仍然具有的“永久魅力”,这也是我们此次以“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再版这几部蒙古族史诗的意义所在。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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